社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

第一篇：社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作者：陆天宇

南京林业大学 110408114

[摘要]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人类有着直接利用、间接和潜在的价值，对保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要的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近些年来，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生物多样性在持续的锐减，走可持续发展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前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保护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充满辩证关系，是矛盾统一体。人类是生物圈中的一员，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人类又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生物多样性，人类的发展为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条件。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所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它决定其他两个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也即遗传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基础。

物种多样性是指一定区域内物种的多样化及其变化，包括一定区域内生物系的状况、形成、演化、分布格局及其维持机制等。

生物系统多样性是指群落的组成、结构和动态方面的变化。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由于在地球上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太阳辐射、降水、氧分压、蒸发强度等因素存在差异，导致会发育出不同的生态系统：如冻原、北方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高山草原和荒漠等。

分析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目前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砍伐树木、物种的入侵、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过度开垦、环境污染、偷猎走私、过度捕捞、城市化发展以及旅游的影响。

我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措施：

1、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是开展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产地保护最为有效的途径。自然保护区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少旱涝灾害、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演化等重要功能，在维护和优化生态环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完善法规。完善法规是做好自然保护区工作的基础。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 1

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与自然保护区相关的法律。“十二五”乃至较长的时间内，我国还要制定《自然保护区法》、《生物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继国务院1994 年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以来，各有关部门相继制定各类自然保护区的政策、规划。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的衣、食、住、行及物质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密切相关。首先， 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其次，生物多样性还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生物多样性在大气层成分、地球表面温度、地表沉积层权化还原电位以及PH值等方面的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有益于珍稀濒危物种的保存。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物种一旦灭绝， 便永远不可能再生。今天仍生存在我们地球上的物种， 尤其是那些处于灭绝边缘的濒危物种， 一旦消失了，那么人类将永远丧失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而保护生物多样性， 特别是保护濒危物种， 对于人类后代和科学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基础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之间不断作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发展的。19世纪以来，地球上的生物物种急剧减少，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巨大的危机，生物的再生能力受到了限制和破坏，人类频频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后代生存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寻求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的、生态和经济可协调的长期发展模式，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个概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等从各自的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意义与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生物工作者赞同将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一种特别从环境和自然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的观点。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繁衍，生物资源是保证。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主要物质基础。它的根本保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早在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就指出：维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保护基因多样性和可持续的利用物种和资源就是可持续性需要。概括说来就是“和谐的生态就是良好的经济”。

为可持续发展，人类应树立适度发展的思想，建立适当妥协的行为模式，培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公众意识。人类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以地球主宰者的身份，肆意地改造自然、无度地消耗自然资源。追求极度的物质文明。为了保证当代人的发展不致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应树立适度发展的思想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适度发展的思想就是要人类克服过分膨胀的物欲，满足自身需求的并最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的状态。在适度发展思想的前提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才可能进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才可以实现。

所以只有人民齐动员，共同奋斗，才能保护好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生物多样性，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条件。人类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参考文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论坛论文

齐百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李渭华浅析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园林系甘肃· 天水

裴军立谈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河南省登封市直二初中

王丰年论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第二篇：封丘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封劳社[2011]56号签发人：许东岭

封丘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乡市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会议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我局决定从今年10月开始12月底结束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认真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着力打造支撑科学发展的环境优势，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二、 目标任务

通过专项整治活动，强化“发展、责任、创新、求实、求效”的意识，达到五个提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

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便民高效的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三、方法步骤

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从2011年10月10日开始，到2011年12月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学习动员阶段(10月10日——10月12日) 我局认真传达贯彻县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会议精神，结合实际进行深入动员;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讲话，学习本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

(二)查摆问题阶段(10月13日——10月18日)

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分析研究在优化发展环境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认真查找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看是否存在小进则满、不思进取、作风疲沓、推诿扯皮等情况;要全面梳理行政审批、行政服务项目，看是否越权越位，是否全部进入窗口办理;是否做到行政管理事项进驻中心办理“应进必进”、统一平台网上办理审批“应进必进”。全面梳理各项优惠政策，看政策是否“棚架”、做出的承诺是否兑现;在对企业的行政执法、活动中，查是否有重复检查，是否干扰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是否公平、公开、公正;对照新乡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出台的12项工作制度，看企业安静日、赴企业检查审批备案、首席服务官等制度是否严格坚持，责任追究是否到位，整体服务意识是否增强等，做到边查边改边整。

3、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要对近五年来做出的具体行为认真回顾总结，看自身是否存在滥用许可证、备案权、处

罚权、载量权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三)整改提高阶段(10月19日——12月20日)

1、局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到联系的企业帮助解决问题。

2、要在分析查摆的基础上，要找准抓住影响发展环境、影响自身形象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对问题，要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科室和具体人员，列出整改解决问题的时间表，认真加以解决，并告知服务对象进行监督，对梳理出来的新的优惠政策，通过办事窗口等形式集中向企业和社会进行公示。

3、局活动办对企业、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逐项分解下达局属各单位认真整改解决。

(四)规范总结阶段(12月12日——12月底)

1、对存在问题要举一反三。认真从机制制度上加以解决，标本兼治，防止问题重复反弹。

2、对查摆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的效果、典型的人和事等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3、召开总结大会，对专项整治活动进行总结，表彰先进，通报典型案件。

四、组织领导

(一)建立领导责任制。成立局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局长许东岭任组长，局班子成员任副组长，二级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对活动实施进行安排部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局属各单位要明确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保证优化发展环境专项整治活动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二)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和监督氛围。要开设专栏，对活动中的涌现出的号经验、好做法和好典型进行宣传报道，对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公开、追踪报道、促其整改提高。积极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优化环境监督员等参与专题督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

(三)建立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局优化办及相关责任单位要在提高执行力上狠下功夫。统筹安排监督检查工作，加强对每项任务完成的日常考核，局属各单位要制定监督检查工作计划，通过监督检查，注重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监督检查工作要制度化、常态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封丘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主题词：劳动保障优化环境方案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2011年10月12日印发

第三篇：能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学号：20101020214x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发展迅猛，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然而与此同时，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成为中国实现社会整体稳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高度重视和尽快解决的瓶颈问题。论文对能源-经济、能源-环境、能源-经济-环境关系、以及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字

能源与环境；能源与社会；节能减排

正文

前言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是经济、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实现人类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美好自然保障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工业经济迅猛发展，能源问题日益凸显。能源匮乏，使用率低下，技术滞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如何突破能源瓶颈，实现传统能源的合理利用与新能源开发并举，使得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共进，不断推进技术研发成为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面对新世纪，如何保持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1.我国能源概况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名列世界前列，其中谁能和煤炭较为丰富，蕴藏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三位，但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很低。中国能源资源的地区分布，总体说来是北多南少、西富东贫。能源品种的地区分布是：煤大多在北方地区，油气在西部地区，水能多集中在西南地区；而中国经济发达、能源需求量大的地区却多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我国的能源构成可总结为以下五句话：我国是以煤炭为主的产能大国；人均能源耗能不多；能源分布不均匀；能源利用率低；能源资源地区分布远离经济发达地区。 2.能源与环境

能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与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密不可分，每一次对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近200年来，建立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基础上的能源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能源开发利用工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随着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而日益严峻。同样，能源开发仍然是未来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减少能耗成为未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将能源从初级形式转换成可以消费的高级形式，这种转变对环境产生了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多数环境污染问题与能源问题直接相关，如空气污染、水体和土壤污染、热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固体污染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的SO

2、NOx、CO、碳氢化合物和烟尘等直接污染大气，污染物在大气中经过物理过程和光化学反应形成酸雨和光化学烟雾影响涉及更广的范围。能源工业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也污染大气、水和土壤。放射性污染主要来自核电站，核武器试验也是污染源。此外，与火力发电相比，核电站排放废热更严重，他将全部热能的2/3排向环境。

我国是典型的能源消费性污染，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源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煤烟型污染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也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我国CO2的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因而引起国际的关注。据统计，1997年，全国SO2排放量为2370万t，烟尘排放量为1840万t，能源消费在上述两项的排放中的贡献分别为85%和70%；1995年，酸雨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165亿元，占当年GDP的1.9%；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成为死亡的祸首，列城市的

二、三位。

能源与环境关系十分密切。能源开发利用影响环境质量，环境保护要求能源结构升级。能源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环境是影响能源决策的关键因素。经验表明，环境约束对可持续能源战略和能源供求的技术进步有决定性作用。受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的制约，环境保护将成为中国能源长期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先进的环保技术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仍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

3能源与社会发展 3.1能源利用与人类文明

人类进化发展的程序是一步不断向自然界索取能源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和能源的使用息息相关。回顾人类历史，可看成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能源时期，即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

（1）薪柴时代

薪柴是人类第一代主体能源。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是对火的利用。原始人从天然火中保存火种，以草木取暖，吃熟食，抵御猛兽侵害。利用可燃物燃烧释放出的化学能，人类加快了进化步伐，使原始人寿命更长、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更强。后来，人类掌握了取火的方法，使得人类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人类还靠人力、畜力以及来自太阳、风和水的动力从事生产活动，逐步发展了农业文明。当然，这一阶段能源的利用形式也是低级的。

（2）矿物能源时代

对矿物能源的利用，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在中国汉朝时期，就有用煤炼铁的记载。人们用这种先进的能源开发了炼铁技术，使人类在制造工具方面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结合纺织造纸等技术的兴起，极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矿物能源的第二次大规模利用，有三个重要事件。一是蒸气机的发明与使用。蒸气机大量使用煤炭，推动各种机械做功，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为人类跨入工业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是石油的发现和内燃机的发明与使用，使工业生产规模极大地扩大。三是电力的出现。以大量煤炭和石油为燃料的电厂，向各个生活和生产领域提供电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业生产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科技进步。19世纪末期，水利发电技术也得到应用。电能的大规模使用，促进了第二次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

（3）新能源时代 20世纪，随着矿物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更加重视通过不同途径寻求能源。首先是各国纷纷加大水利发电的开发力度，其次是核能的利用。利用核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核能的军事利用，使人类面临着毁灭的潜在危险。核能的和平利用，使人类找到了一种潜力巨大的能源。这一时期人类开发利用的新能源还有太阳能、风力发电、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氢能等。其中对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的利用已经大大超越了古时候效率低下的利用形式。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能源利用和管理的效率，促进了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3.2能源与经济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它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任何社会生产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能源生产要素，没有能源就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现代化生产中，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是与能源密不可分的。工业中各种产品的制造都需要以能源为基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也是和能源消费联系在一起的，交通运输、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与能源分不开的。

能源是推动技术进步主要因素。翻开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与能源的推动作用息息相关的。煤炭的使用和蒸汽动力的发明开拓了人类工业化的里程碑，同样，农业、交通和国防技术的进步都是依赖于能源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不但促进了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极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因此，能源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能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能源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能源不仅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燃料和动力，而且能源本身的生产也促进了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化肥、纤维、橡胶、塑料的制造以及煤炭工业和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不只是促进了能源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也为其他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与能源息息相关。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能源需求总量、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三个方面。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能源品种的需求方面。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但是煤炭消费比重将会有降低的趋势，而石油、天然气则会相应提高，同时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力度也会不断加大，整个社会正在迈进清洁型、环境友好型的能源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经济和能源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一方面，经济发展是以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能源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要依靠经济的有力支持。

3.3能源与生活

能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 ，生产离不开能源，生活同样离不开能源，而且生活水平越高，对能源的依赖性就越大。火的利用首先也是从生活利用开始的。从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与能源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在于能源促进生产发展为生活提高创造了日益增多的物质产品，而且依赖于民用能源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民用能源既包括炊事、取暖、卫生等家庭用能，也包括交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公共事业用能。所以，民用能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制约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

4 节能减排与能效管理

节能减排、能效管理，应是企业一以贯之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目标。而要实现目标，途径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归为三大途径。

一是结构性节能减排。指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节能减排目的。这也是从根本上实现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目标的途径。从企业角度看，结构性节能减排可重点从3个方面下功夫:第一，关注政策变化，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以及地方政府的部署，限时关闭和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和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技术，投资开发低能耗、低污染的项目；第二，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力度，产学研相结合实现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治理工业污染，全面推进清洁生产；第三，因地制宜开发和应用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消耗，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

二是工程性节能减排。指通过建设具有节能减排作用的工程项目，或引进清洁生产的工程项目，或精心组织的综合性节能减排工程项目，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项目建设坚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把好选址关，以实现企业节能减排，也可纳入工程性节能减排的范畴。近年来，地方政府实施的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电机改造、锅炉的“煤改气”等重点工程，就属于工程性节能减排。重庆能源集团规划建设的15项重点项目，如永荣建新公司的热电联产工程，南桐矿业公司的特种水泥，燃气集团的联供，松藻的瓦斯液化项目、风排瓦斯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必产生节能减排效应，也属于工程性节能减排。

三是管理性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是一个管理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节能减排手段都可归为管理性节能减排。但狭义而言，管理性节能减排特指通过加强管理，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管理性节能减排，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层次:第一，结合企业特点，选取国际和国内的先进标杆企业，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主要指标对标活动，找出差距，完善管理；第二，加强能源计量，不断完善企业节能减排的组织体系、监测体系、统计分析和规章制度，开展工序能耗或产品能耗限额考核和奖惩，推行能源审计，确保节能减排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卢平.能源与环境概论.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2]杨志荣.节能与能效管理.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3]田瑞，闫素英.能源与动力工程概论.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第四篇：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摘要：当今，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标志。用环保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如何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文明是坚持实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关键。

关键词：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污染

引言

进入21世纪，环保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息息相关，保护人类的有限资源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我国，环境保护已列为改革和发展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要切实加强领导，把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摆到议事日程上。我国的立法机关也相关地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使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环境保护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要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全国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全面规划与综合治理具体措施，使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我国要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

1 保护环境能够促进和优化经济增长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紧密相连。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环境问题究其产生根源，是发展不足或发展不当造成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也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保护好环境，能优化经济增长，促进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通过认真执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制度，严格环境准入制度，严格执行产业经济政策，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有利于合理引导投资方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科学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二是通过削减排污总量，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既减轻了环境污染负荷，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容量。实践证明，新建并运行好一座污水处理厂相当于给一片工业项目营造了水环境容量，拆除一批燃煤锅炉、“倒”掉一批分散的烟囱，相当于腾出了新建一座小型电厂的环境容量，还优化了产业结构。通过“治老补新、以新带老”盘活环境资产，让出环境空间给新兴企业加快发展，就能够从环保角度对经济发展以最直接的支持和促进。三是加强环境保护能推进技术进步和更新改造，提高资本运营质量，有利于带动环保和相关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四是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可以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苏州、杭州、宁波等沿海发达城市近年来大力改善环境质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入驻，实现了“招商引资”向“择商选资”的转变。

2 保护环境是以人为本的直接体现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加强环境保护，可以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证生产安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保障人的健康生存。而受到污染的空气和水、土壤直接导致呼吸疾病、皮肤疾病和癌症的高发，受到污染的水产品和农产

品威胁到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最大侵犯。历史上出现的伦敦烟雾、日本水俣病、洛杉矶化学烟雾等一系列公害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温饱水平的解决，人民期待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生活质量，延长人均寿命，成为环境保护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要解决以饮用水安全和重点流域为重点的水污染问题、以水、气污染为重点的城市环境问题、以二氧化硫和化工恶臭废气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问题、以固废拆解污染土壤为重点的农村环境问题、生态破坏问题和核与辐射问题等六大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今后三到五年，我们要依靠科技创新、装备提升、末端治理、强化管理来解决外沙、岩头医化废气恶臭污染问题，切实帮助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环境质量问题，解决影响制约科学发展的治理技术问题，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稳定。

3 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为代价的，是在生态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的增长。多年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危及人民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调整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实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不同发展道路;在环境容量有限、自然资源供给不足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实行优化开发的同时，坚持环境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排污总量控制，积极开展污染综合治理，开发和推广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修复，有效减少污染，缓解生态危机，节约资源能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

4 保护环境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环境权益公平问题，环境不公会加剧社会不公。环境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不公、二是区域不公和阶层不公上。加强环境保护，要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环境保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平等无例外提供的优良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是政府应该强化的社会职能。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须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就该项目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作重点分析;必须根据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严格执行环保部5号令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杜绝违法审批、违规审批、越权审批等行政乱作为现象，服务群众，秉公执法，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当代人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区域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保证人对优良环境的价值需求的公平满足与实现，就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促进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第五篇：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

面临的问题

林 卡

2012-11-8 15:57:09 来源：《社会科学》(沪)2009年4期

【英文标题】On Social Contexts of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作者简介】林卡，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开拓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并为此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这一分析可以沿着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学科发展和职业体系的培育四个方面展开。这些讨论要能够回答社会工作这一职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进这一发展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所面临的独特环境。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来探索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

根据昆耶塔的说法，各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会随着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①。因此要研究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我们必须考察这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环境因素，从而为我们的对策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展开这一分析：一是有关制度背景的讨论;二是讨论社工体系发展的组织环境，即在现有的体制中，社会工作者居于什么地位、应该起怎样的作用，及其发展的组织支持来自哪些方面;三是学科发展的相关因素;四是职业体系的建立问题，即从社会行政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由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在中国起步不久，还缺乏经验，我们有必要首先借鉴国际经验来理解这一职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一、国际经验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种慈善和社会救助团体的活动以及社会工作会议，都为以后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早期阶段，社会工作往往与个案工作和心理咨询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诊疗社会工作。自50年代以来，社会行政学的发展和福利国家体系的成长使社会工作的职业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置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在70年代形成以三大专业方法为核心的学科体系。为了对于这一学科演化及其历史条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我们在以下部分将回顾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以便为随后的讨论提供概念框架和理论背景。

制度背景因素

首先，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设这一任务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要求。Butrym强调，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的工作，但也是一项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工作②。社会工作关注这些实践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由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例如，Wilensky就指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招致了人们对发展社会服务的需要③;而Jordan更进一步说到，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是直接地(或者从逻辑上说)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④。这就是为什么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乡村社会或不发达国家中，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很低的原因。

其次，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也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相关。在现代社会，养老成为社会事务而不仅仅是家庭事务，特别是由于子辈为父辈所能提供的福利服务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流行，也进一步弱化了传统的家庭功能。这些情况要求我们采用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儿童照顾和老人服务等方面的需要。根据这种需要，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就成为现代社会服务的一种基本方式。

第三，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在当今许多国家，社会工作者这一队伍已经成为进行社会服务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队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矫正的手段来降低社会离异现象、调和社会矛盾、缓和一些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在此意义上说，社会工作者是进行社会改造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生力军。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包括广泛的社会“问题群体”，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对于解决诸如贫困、失业、吸毒、青少年犯罪、家庭暴力和儿童遗弃等问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社会工作实践所具有的高度制度化和职业化特征，能够有效地保证社会服务投递的目标性、持续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使社会服务成为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社会工作事业的意义。它要求我们跳出在技术层面上思考如何提供社会服务等问题，转而去思考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追求社会工作发展的远大图景。它关系到我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将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是在一定的组织环境中进行的。在社会工作这一服务体系建立之前，家族、宗族和地方社区是构成社会安全网络的基本部分;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游离于基本安全网之外的私人慈善和福利组织所进行的“公益”活动已逐渐流行，并形成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早期渊源⑤。例如，Heinonen在谈到加拿大的经验时就说，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由两个运动来推进的：一是慈善组织所进行的社会救助活动;二是汤因比会馆运动⑥。在此进程中，慈善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并由此对福利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相关的要求。

在20世纪20-30年代，许多欧美国家形成了社会工作者队伍。例如在加拿大，这一队伍包括医务个案工作者、公共福利工作者、心理个案工作者、矫治工作者和儿童福利工作者等等⑦。在北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从事社会工作的既有福利行政工作者，也有个案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这些工作者致力于贫困家庭的救助和青少年失范的防范，也涉及儿童福利和老人服务等福利服务活动。但是在那时，这些从事社会工作活动的人群对于他们各自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界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工作者队伍的扩展受到了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积极地介入到福利服务的提供中，使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成为这一职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主要雇佣者和支持，并直接介入对于服务机构的管理。这些福利服务活动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因此，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进程表明，它与公共福利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公共机构常常把社会工作者作为公共福利的投递者和组织者，并赋予他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相应权利。这使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与社会行政这门学科的发展密切联系⑧。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与各种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福利团体联系密切。在这些团体中，社会工作者常进行福利事务的管理、组织和运作工作。通过与各类福利主体的互动，他们强化了其独特的职业地位。

学科发展

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还有赖于社会工作这一学科规范的形成、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学科教育及培训事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学科的早期发展与心理学和社会医疗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科与社会工作技巧密切地结合，形成了诊疗社会工作的传统。7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向更为宽泛的社会工作领域扩展，形成了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的区分。在此，微观社会工作涉及个案工作、家庭咨询、团队活动，而宏观社会工作则涉及社区组织、政策制定、社会计划，及使用团队工作的方法去影响团体之外的成员的战略⑨。经过这一过程，社会工作逐渐成为一个涉及各类社会问题的广泛的工作领域。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已有五所社会工作学院⑩。加拿大在60年代开始设立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学位，并在70年代大学里出现了社工专业(11)。在英国，学校从50年代开始开设个案工作的课程，到了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个人社会服务”(personal social service)的专业和系科。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教学与三方面课程密切相关：一是支持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的心理学课程训练;二是护理知识和公共卫生保健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安排儿童照顾、老年人护理、残疾人照顾等方面的事务都是必不可少的);三是社会工作伦理、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政策理论的学习(这些知识的学习可以使社会工作者加深对于社会服务的特点及其意义的认识)。

作为这一讨论的延伸，我们有必要提及社会政策学科。在欧洲许多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学科常常被放在同一系科中。以英国为例，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普里毛斯大学、伯明翰大学等都设立了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即使一些大学没有设立社会工作系，我们也很可能在其社会政策系中找到社会工作专业。从历史渊源看，这两个学科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是从社会行政发展而来，都以社会福利思想、社会行政、公共政策和/或公共管理以及福利社会学作为其学科基础，因而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关注点，而且两者的关系也是互补的：当社会工作倾向于关注与案主互动的微观问题时，社会政策学科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

此外，社会工作学科还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它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对于个人、家庭和工作团队所处的环境进行评估，并且制订行动方案来影响环境。正如昆耶塔所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着眼于改善工作对象系统(诸如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社会功能的职业(12)。这就要求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能力。由此，在各国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中，社会实习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同时，为了强化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法律课程的开设也十分重要。对法律的熟悉与运用使社会工作者能够有效地为案主提供咨询和维权方面的帮助。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化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在讨论职业体系的设立时，人们常常援引Greenwood有关界定“职业”的五个条件：一是理论体系;二是专业权威;三是获得专业社团的认可;四是形成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或信条;五是专业文化的形成(13)。Compton也提出衡量职业化程度的六个标准：一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二是协会的约束力;三是导向协会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价值指向;四是形成技术训练体系;五是职业文化;六是酬金和荣誉的回报系统(14)。

从制度建设方面来回顾国际经验，我们可以从学会的建立、专业标准的设定和岗位授权体系的设立这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学会的建立和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成立反映了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因为这些协会不仅为人们研讨相关问题提供了平台，也成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体系的主要机构。在职业标准的设定方面，大学、专业协会和政府机构一起构成制定专业标准的三个基本主体。例如在英国，政府部门和职业机构所颁布的社会照顾工作者工作准则，就起到了规范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以及确定社会工作伦理基础的作用。在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等机构都为社工团体提供服务，并承担一定的管理协调职能(15)。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与其岗位授权体制相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许多欧洲国家就设置了社会工作的授权体系。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欧，社会工作者就在福利行政部门具有了关键地位。他们在评估福利申请、福利需求和提供福利服务方面有决定权。由于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在起源上与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密切的联系，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在非政府部门中也很广泛。例如在香港，注册社工中的61.6%都在民间机构服务(16)，而这类民间社会工作机构数量很多，占总的社会工作机构总数的3/4以上(17)。因此，社会工作的岗位设置可以向社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多方位延伸。

二、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

制度背景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这一要求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提出的。这一转型使传统的集体福利体制弱化，从而要求发展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作为替代。在经历了企业福利责任的“社会化”的改革，社会福利逐渐由企业和集体转向了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同时，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塑和社会政策模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重塑社会服务体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进程的推动下，家庭规模的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随之减弱，人口流动增加，民工跨区域流动频繁。这些社会变化都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提供社会服务。这就使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工作职业成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功能需求。

另外，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减少吸毒人群、如何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如何缓解由社会压力所造成的挫折感、如何缓和不断增长的离婚率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如何减低犯罪率、自杀率，等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所要面对的。在此，传统的社区照顾、民政管理、司法监管等方法都显得不够了，它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服务手段(例如心理疏导和生活照料)来解决这些广泛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起步很晚，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些国家相比较，中国也具有那些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与西方不同，这些因素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要考虑如何去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并解决其产生的问题。由于这些制度性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关，我们只有结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来进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组织环境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慈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在西方国家，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组织在推进社会公益活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公益组织和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慈善团体大多规模很小，而且其福利活动常常局限在狭窄的地域范围。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发展在近半个世纪中进展缓慢。例如直到2005年，在上海市一级登记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仅为250家(18)。这种情况显示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组织环境。

在进行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行政工作中，我们也要考虑到职业的和非职业的社会工作者两者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发展之前，各级福利管理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已经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管理方面的工作，他们是社会服务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于是，如何促使福利行政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互补，就成为社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织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王思斌提出通过身份转换型与专业支持型的方式来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而孙莹则提出通过专业职业化和职业专业化两条道路来实现职业化(19)。前者表现为对于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后者表现为对于社会工作的学生进行职业化的训练。

另外，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组织因素也涉及到政府机构本身。在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进程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需要而大力推进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与政府管理部门密切联系，而其前景取决于其与社会行政和民政管理部门的有效合作。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那种由政府的强力推动而带来的副作用。这种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固然能够加速社会工作职业发展进程，但同时它也会导致降低职业标准的风险。

学科发展

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职业的建设是由非专业化的慈善努力向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活动转化的，而这一转化是由心理咨询和公共卫生等知识和技术的导入所诱发的。因此，在西方国家，基于个案工作的诊断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Shulman关于儿童福利的个案研究，就把社会工作者、父母、儿童对于儿童问题的看法进行比较，从而建构起介入社会工作过程各个主体之间的联系(20)，而Boehm早在1958年就给社会工作者的特征和功能下了定义：社会工作追求强化个人作为个体和群体成员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注重个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致力于修复被损伤的社会关系，阻止社会失序(21)。这种专业导向促进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与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不同。由于社会工作的教学大多是土法上马的，它在专业训练方面还十分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社工教学中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等方面的教学力量十分薄弱，而且与此相配套的辅助课程十分缺乏。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制定的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其编写的教材对于强化学科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目前社会工作教学内容基本上还处在学科内容的传播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强化科研工作，通过科研来更新教学内容。

再者，在对社会工作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我们也要根据中国国情，按照政府和社会的需要来培养。在长期的福利服务实践中，民政工作者已经积累起许多宝贵的经验。这类民政工作经验偏重于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并结合社会管理的一些手段来进行。尽管这些工作对于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程度较低，但我们有必要把这类知识汲取到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中。它有助于丰富学生对于中国国情和案主需求的理解，并寻找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结合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民政工作经验，或者把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平降低到以往的群众工作的水平上去，而是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模式来分析实际问题，提高服务质量。

职业体系的培育

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还取决于职业制度的设立。按照Siporin的说法，“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社会服务的职业以及是一种技术化的、科学化的实践艺术”(22)。作为社会制度，社会工作这一体系目前在中国尚未建立。然而，在一些医院和福利机构，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设置;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也在众多的福利机构中工作。这些进展都为社会工作职业在中国的发展培育了制度要素。近年来，国家有关部委颁布有关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定和资格考试的条例和规章，也为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体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当然，要建成这一体系，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台湾的经验。其早在1997年就通过了“社会工作师法”，但根据一些人的评估，这一法律并未对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的处境具有太大的影响(23)。

根据前文谈及的国际经验，对于社会工作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即专业协会/委员会的设立;专业评估标准的形成;岗位设置体系的建立。在专业协会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成立，对于推进社会工作的研究和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两大机构都是松散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两大机构存在着相互隔离的状况。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主要涉及专家学者和高校学生，而社会工作协会则主要包括从事社会管理实务工作的民政机构、组织和人员。因此，如何使这两股社会工作力量有机地协同起来，共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在专业评估方面，中国已经设立社会工作者的职称考试制度;各地对于福利机构和组织的运作也设立了一些评估标准;政府部门和福利机构也要求对服务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工岗位设置体系。这些状况一方面表明人们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化这一总体趋势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应的评估标准和职业规范正处在形成阶段。可以设想，如果不能建立相应的配套体系，包括社工资格认证、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义工制度等，这一体系很难真正运作起来并充分发挥其作用(24)。

在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中，岗位设置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这是因为在许多欧美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逐渐在非政府或政府组织中找到他们相应的就业岗位，并建立起专业权威。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同。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培育一支强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发展主要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人为推进的。其职业岗位的设置并不是根据专业化的权威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岗位设置给社会工作者带来制度化的权威。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建构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达成的，岗位设置就成了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有效手段。

三、各因素的综合分析和总结

要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着种种问题，工作千头万绪。要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我们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自然从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学科发展、职业体系这四个方面来展开我们的政策讨论。

制度背景

从制度背景方面看，目前发展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社会环境条件十分有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发展使中国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很快。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在中国急剧地加速。例如，200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25);而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为10055万人，占总人口的7.7%(26)。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从而要求福利服务由依靠家庭的传统模式向依靠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化。

对于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需求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带动了其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譬如，在政府的财政投入的支持下，我国近年来在发展城镇居民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进展很快。这些发展使人们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提升到一个有关社会安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高度来理解。它也表明政府能够在公共事务和民生问题方面采取切实地措施，来履行其所负有的公共责任。

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关，人们也要求通过发展公共服务去改变传统的福利服务方式。例如近年来政府鼓励发展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其“坚持爱心服务、真情回报社会”的价值理念，大力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些进展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有鉴于此，我们在发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努力，形成众多的福利组织和机构，编织一个具有广泛覆盖性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这一专业服务网络能够大大促进社会对于培育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要，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组织环境

但是，在考察社会工作发展的组织环境时我们也看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第三部门已成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瓶颈”问题。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尽管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存在着的社会安全网在近年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培育)快速扩展，但这一网络功能的发挥还很不充分。作为这一网络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福利机构的发展程度仍然很低。大型养老院十分有限，床位供不应求，而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方面的服务规范化程度不高。而且，各福利机构大多只关注他们有限的服务目标，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和协作。这就抑制了他们对于职业化服务的需求。

与此同时，有鉴于社会福利部门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政府在扶持民间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投入。然而事实上，目前政府在福利服务方面的投入十分有限，与各种福利组织的互动也很缺乏，尚未把他们对于社会服务必要性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这种状况与香港的经验相比较形成鲜明反差。在香港，福利组织运作经费的70%以上来自于政府的支持，这一支持也为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所能达成的，它要求社会各部门和各类社会团体进行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要强化政府部门、福利机构和社会工作教育部门的合作关系。

就社会工作体系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如前所述，如何处理职业社工与现有的从事民政工作和福利事务管理工作者的相互关系是回答此问题的关键。目前，在全国民政部门中有45万人在从事与社会工作相应的工作(27)。这些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要为1000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提高这支队伍的专业化水准，使他们把传统的民政工作模式和职业的社会工作模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探讨如何通过培训和职业训练来开发社会工作的人才资源。

学科发展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速度很快。全国各高校每年培养约8000名社工专业的学生，从而为发展社会工作职业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由于这一快速发展缺乏相应的学科积累为前提，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学生数量的扩张与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以及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问题。许多高校开设的社会工作课程停留在对于通用教材的学习上，这对于强化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作为专业要求，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要培养福利资源的经营提供者、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联系沟通者以及福利资源的经营者。他们要能够担当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咨询者和建议者、社会组织间的中介、个案管理者、教育者和组织者(28)。他们要能够评估案主需要的数量和质量，防范和预防社会隔离现象并为福利需要群体提供服务，并能担当教育和培训的任务(29)。而目前我们的社工教育很难满足这些要求。由于专业背景的缺乏，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强调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艺术，从而在培养学生专业兴趣方面产生一些副作用。在此方面，强化社会工作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

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还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学科认同和社会认同。隋玉杰曾谈到，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使这一职业获得社会各方的认可，包括政府对这一专业的认可、学术界的认可、从业人员的认可、公众的认可和服务对象的认可(30)。目前，社会工作这一学科领域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宣传，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了解也越来越广泛，这些条件有效的助长了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传统的民政工作者和非职业化社会工作者与职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的”，而民政工作者是“非专业的”。如何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推进速度。

职业体系

在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在一系列制度建设还没有跟上社会工作教育培训方面的发展。制度建设问题不仅要考虑岗位设置，社会工作者在福利行政方面的授权，以及专业标准的评估，专业委员会的职能确定等方面，更要考虑到在未来的体制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为此，我们要在政府引导下，由专家学者构成专业委员会来讨论相关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新设立的职业体系既要能照顾到参与者各方的利益诉求，也要顾及社会工作的专业特性，以及我们对其发展前景的展望。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制度建设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定位和利益联系起来，形成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工资给付、薪酬水平和职业待遇方面制订相应的标准，使这一职业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也为人们所追求(在最低限度上，它要使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愿意在这一领域就业)。通过岗位设立，发展配套措施，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条件和专业权威，并进而提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也难以快速推进。

在职业体系的设计问题上，我们还要充分考虑专业化体制和政府的授权体制两者间的矛盾，并使两者有效地协调起来。政府可以通过立法、资金投入和组织控制来介入和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而职业社会工作者又可以使用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来帮助福利行政部门的官员制订发展计划，进行区域规划，反映人们的福利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社会工作者就成为政府投递社会服务的有效助手。

小结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是针对社会实践的需要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它反映了社会体制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造就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更长远的目光看，加强职业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进社会团结、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为走向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开辟新的道路。

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工作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就的，因而它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达成。这就要求政府与高校和福利组织进行紧密的联系，来共同推进这一事业。近年来中央所提出的要在五年内培养千名高级社会工作者、万名中级社会工作者和十万名初级社会工作者这一宏伟计划，对于推进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教育和学科建设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要落实这些目标，还需要形成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由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和经营现有的社会资源，形成一个社会职业体系以及支持系统，是我们在发展社工体系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②T. Zofia Butrym,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Basingstoke: Macmilan, 1986.

③H. Wilensky, and C.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④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 p.5.

⑤Bill Jordan, Invitation to Social 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1984.

⑥Tuula Heinonen and Len Spearman, Social Work Practice: Problem Solving and Beyond, Toronto: Irwin, 2001, p.13.

⑦E. Arthur Fink, H. Jane Pfouts, and W. Andrew Dobelste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1985, p.23.

⑧Eileen Younghusband, Social Work in Britain: 1950-1975,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8.

⑨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 p.10.

⑩Alfred Kadushin, Supervise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2.

(11)Alfred Kadushin, Consultation in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6.

(12)[菲]罗密欧·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会工作课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3)E. Greenwood, "Attributes of A Profssion", Social Work, Vol. 2, 1957, pp.5-55.

(14)Beulah Roberts Compton and Burt Galaway, Social Work Processes, Homewood, Illinos: The Dorsey Press, 1979.

(15)(17)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6)甄炳亮：《在香港做社工就是做善事》，《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1月27日。

(18)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案例研究中心：《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市委书记市长关注什么》，《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8期。

(19)王思斌：《体制转变中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45页;孙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分析》，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55页。

(20)Shulman, Lawr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Illions: P. E. Peacock, 1991.

(21)Boehm, W. W.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1958, Social Work. 12(1):10-18.

(22)Max Sipori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75, p.3.

(23)黄玉浓、张友琴：《专业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从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社会工作教育中获得的启示》，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53页。

(24)付锋林：《壮大社工队伍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报道》2007年第3期。

(25)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http:///was40/gjtjj_detail_data.jsp? channelid=52984&record=5。

(2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gb/ndtjgb/qgndtjgb/t20070228_402387821.htm，2006-02-28。

(27)刘鹏程：《社工培训好风凭借力风正好帆悬》，《社会福利》2007年第1期。

(28)Mary Ann Suppes, Carolyn Cressy Wells, The Social Work Exper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Boston: McGraw Hill, 2002, pp.11-13.

(29)C. Paul Brearley, Social Work, Ageing and Society, Condon: Roatledge & Kegan Paul, 1975.

(30)隋玉杰：《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谁认可?认可什么?》，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