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论文范文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fdi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章利用2002-2008年中国29个省份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地方的契约实施效率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契约实施效率的提高能显著促进FDI的增长，且随着FDI的增加，其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另外，在FDI较高时(0.9分位处)，工资水平的反向作用变得非常显著;最后，GDP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FDI的增加而减弱。

第一篇：fdi论文范文

浅析新疆FDI投资环境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已经从引资规模向引资质量转变，但新疆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投资环境的落后。本文从新疆外商直接投资现状、新疆投资环境优劣势进行分析并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疆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一、新疆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一）新疆投资总量不断增加，但规模小

从上图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1年新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具有波动性。1990到1992年投资数量微乎其微。1993到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速较快且数额较大，但从1997年开始急剧下降。在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直至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直到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也没有恢复到1996年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从2006年开始，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并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新疆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对促进新疆经济发展远远不够。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新疆投资领域不断扩大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已覆盖了新疆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业、房地产业、公共事业、居民服务业等各个行业[1]，并且在2012年，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排在新疆直接利用外资的前四位，实际利用金额分别为 488亿美元、241亿美元、95亿美元和82亿美元，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行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增加，亚洲国家投资为主

新疆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局限于港澳台投资逐步发展到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欧洲以及东南亚对新疆的投资明显增加，当前各主要投资国逐年加大投资力度，其中大部分投资来源于亚洲国家，2012年来自亚洲国家投资867亿美元，占当年新疆FDI总额的77.6%。

（四）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转变，独资企业增加

外资投资带来的技术经验引进对新疆来说也是一笔不容忽视的财富。当前新疆经济发展不发达，引进技术管理经验对新疆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

当前新疆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为主，以合作经营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很小。这不利于新疆本地企业引进先进的国外管理经验技术，导致当前新疆利用外资仍然停留在单纯的外资引进，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对于消化性投资，自主开发性投资的重视程度不够。

二、新疆投资环境分析

新疆落后的投资环境并非是制约新疆FDI引进的唯一因素，同时新疆的投资环境对引进FDI有劣势亦有优势，接下来将从优劣势两方面来分析新疆投资环境。

（一）优势

1.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振兴新疆经济、促进新疆与东部发达城市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这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是一次机遇，同时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好机会。

近年来，新疆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建立紧密的发展互助关系，这些沿海发达城市本身具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发达城市在与新疆的联合开发中能够帮助新疆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是新疆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一条有力路径。

2.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潜力对FDI具有吸引力。新疆是中国邻国最多的省份，同时拥有大量的矿产、旅游和能源资源[2]，但是由于交通不发达的问题，使得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因此，新疆蕴含着众多商机。

当前新疆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随着国家在新疆的投资力度加大，很大一部分投资需求会转化为消费需求，新疆的市场容量将会不断扩大，因此，新疆的市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良好的区位优势。新疆毗邻8个国家，与其有着相似的文化地理环境，同时与新疆接壤的这几个国家中，他们的国民经济尽管有些发展比较好，但总体来看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使得新疆更加具有发展边境贸易的区位优势，有利于盘活新疆的经济发展。

（二）劣势

1.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尽管国家对新疆的经济发展一直都采取积极的扶持战略，但是由于民族问题，新疆的政治环境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总体是不利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是收益，新疆局势不稳定，外商在新疆投资往往会考虑是否会因社会问题而受到损失，所以尽管国家采取种种扶持战略政策，仍不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2.地域广阔，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发达。新疆地域广阔，但由于其温带大陆性气候，并且深居内陆，造成大面积的沙漠戈壁地形。另外由于受到水源影响，城市的建设多为点状分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欠发达，在新疆进行投资往往受到风沙等气候的影响，并且受制于交通的因素，成本往往会比较高，减少利润，不利于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办事效率不高，管理不健全。尽管新疆积极引进外资，但是在机构设置方面仍然存在着机构重叠、审批程序复杂、手续繁琐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政府通过一系列层层把关有助于减少风险，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办事效率，这令以取得既定收益为目标的外商不得不再三考虑，从而减少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

4.外资投向受产业发展程度影响大。新疆作为农业大省，但在农业方面投资较少，外商投资尤为如此，2012年农林牧渔业以及水利建设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9亿美元，占当年新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6%。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差甚大。同时当前新疆FDI大多流入公有制企业，流入民营企业的外资少之又少。[3]

三、对策建议

第一，新疆在西部各省区的投资环境状况仅仅好于青海、宁夏、西藏这几个省，其中综合经济环境对新疆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最大，所以，新疆应该积极发展经济，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自身发展潜力，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二，在引进外资策略方面，可以效仿新疆发展经济的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点轴式发展战略。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首府，其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都是吸引外资最有效的金钥匙，同时连接乌苏和克拉玛依的天山以北综合经济带，集中发展这条经济带的经济科技力量，在北部引进外资策略成熟后，逐渐引导外资向南疆发展，实现由投资的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

第三，新疆要在增加本地的常住人口数量，利用对新疆发展的支持政策战略吸引投资，提高在全国经济发展地位，吸引劳动力流入。新疆具备不少高校，这有利于培养人才，同时必须减少人才的流失的问题。

第四，调节外商直接投资方向结构失衡的问题。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实现三个产业外资利用均衡发展。

新疆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在战略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亚欧大陆桥的建立，无不与新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想改变新疆经济发展现状，必须改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姚林华、方卉、赵军.新疆利用FDI现状及外商投资环境评估[J].经济纵横，2008[7]：20.

[2]卢连平.新疆的投资环境及对内地企业的吸引力[J].企业家论坛，2003[2]：34.

[3]段鸿斌.影响新疆引进FDI因素的实证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2013[4]：4.

作者简介：杨彪彪（1989-），男，汉族，浙江温岭人，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区域金融）。

作者：杨彪彪

第二篇：契约实施效率与FDI

摘要：文章利用2002-2008年中国29个省份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地方的契约实施效率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契约实施效率的提高能显著促进FDI的增长，且随着FDI的增加，其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另外，在FDI较高时(0.9分位处)，工资水平的反向作用变得非常显著;最后，GDP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FDI的增加而减弱。

关键词：契约实施效率;FDI;分位数回归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日益强烈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进入我国。大量研究和经济现实表明，FDI有效地弥补了我国在资本形成、出口竞争力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不足，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2011年FDI流入量增长8%，达到1 24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2 269亿美元);贸发组织2012年进行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中国排名第一，显示中国仍然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

另一方面，在吸引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着FDI的区域分布不平衡现象，较之东部地区，中西部的FDI流入量有着明显的差距。根据金相郁和朴英姬(2006)，1980年～2000年间我国引进的FDI中有87.8%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又占了66.8%。尽管2000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出台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中西部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得部分FDI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FDI依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04年东部的FDI仍然占85.9%的比重，中西部地区的18个省区市只占到不到15%。

合理地吸引FDI流入我国资金、技术缺乏的中西部地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何原因导致我国FDI分布的东西差异?影响FDI流入的因素有哪些?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影响FDI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如Veugelers(1991)、Tallman(1988)、Grosse和 Trevino(1996)、Hatzius(2000)、Shapiro(2001)、Raslmi(2003)和Kimino 等(2007)等认为，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有着显著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制度因素对FDI的作用。Agodo(1978)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情况，发现稳定的政治和有利于投资的政策环境能促进FDI的流入。Globerman和Shapiro(2002)用1995年～1997年9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正高效的法律体系、可信的公共机构以及开明放任的政府政策同样能够促进FDI的流入。国内的鲁明泓(1999)则将影响FDI的制度因素分为四类，从制度的各个层面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制度对FDI的作用。这四类制度分别是：①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东道国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参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及其对外资的态度等);②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经济自由程度、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外汇制度等);③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法律完善程度和私有财产保护程度);④企业运行的便利性(主要包括企业运行障碍、税收制度和政府清廉度等)。

本文的分析与以上文献有三处重要不同。首先，本文着重强调契约实施制度对FDI的影响;其次本文研究了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契约实施效率差异导致FDI在区域间分布不平衡的现象。事实上，我国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地方文化、法规以及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导致我国各省份之间的契约实施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跨国公司往往选择最适合其战略目标地区进行投资，所以研究FDI在一国内部的区域差异比起国家层次上的研究可能更有意义。最后，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对FDI进行不同层次的、细致地实证考察，分析其影响因素。较之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分位数回归放宽了对被解释变量分布的假设，使用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最小化的方法估计参数，其条件更为宽松，信息更为丰富。具体来讲存在以下优势：①分位数回归对随机误差项的分布没有要求，当误差项呈现非正态分布时，其参数估计量比OLS更有效;②分位数回归法测度了变量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参数估计值，能更为全面地刻画变量的分布特征;③分位数回归通过使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最小来计算参数估计量，因而对于异常值的敏感程度也远远小于OLS，得到的估计量也更加稳健;④在回归系数的解释上，OLS回归反映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影响，而分位数回归反映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在某个特定分位点处的边际影响。分位数回归能够提供不同分位数水平上的估计结果，因而可以对因变量的整体情况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测度和数据来源说明;第三部分汇报了实证结果;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取反映地方契约实施制度好坏的契约实施效率、反映地方经济规模的GDP、各地的工资水平和基础设施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lnFDIit=β0+β1contractit+β2lngdpit+β3lnwageit+β4lnfrait+uit

式中lnFDIit是被解释变量FDI的对数值，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β0是常数项;β1～β4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其中β1是我们主要关心的系数;contractit是契约实施效率;lngdpit是各地区GDP的对数值;lnwageit表示工资水平的对数值;lnfrait是地区基础设施密度(用各地区公路和铁路里程之和，除以当地面积);uit是残差项。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2002年～2008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取2002年～2008年的数据是因为，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对于我国承接加工贸易影响重大;而2007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之后逐步显现出来。所以2002年～2008年的数据能比较稳定地反应我们所关心的变化和变量作用。之所以选取29个省份的数据是因为，西藏和青海的某些关键数据缺失，另外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制度与大陆有根本性差别，不属于本文所关心的因素。

(1)契约实施效率。关于测度我国地区间契约实施效率的指标，目前较流行的有世界银行发行的《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盛丹、王永进，2010，茹玉骢、金祥荣、张利风，2010)，但目前该报告只发布了一年，由于本文关心契约实施效率随时间不断进步对FDI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数据不适用本文。此外，李德震(2013)使用了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契约实施效率。该指数对中国各省市场化的相对进程作出了较为客观和详尽的分析，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和计算，得出中国各地区的总体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是由五个方面23项基础指标组成的。它们各自反映不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基础指标评分是以2001年为基期，在0～10之间取值(基期单项基础指标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在该项的基期得分为10分，最低的省份基期得分为0分;但根据年度变化，某些省份可能超过10或小于0)。市场化指数的五个方面包括：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③产品市场的发育;④要素市场的发育;⑤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其中第5个方面能较好地代表契约实施效率，我们下面将对此进行简要说明。构成这一方面的指标分为四个项目：(a)中介市场发育度;(b)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c)知识产权保护;(d)消费者权益保护。其中前个三项目与契约实施效率有较强相关性。a项“中介市场发育度”由两个指标构成：律师数/总人口和会计师人数/总人口。这两个指标能较好地体现地区间“证实成本”的差异。一旦签约双方在交易时产生争议，拥有更多律师和会计师的地区能够更加方便地对双方签订的契约进行审查并经由法庭证实和执行。b项“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采用企业对各地区司法环境评价的调查数据，能较为真实地体现各地契约和制度环境的质量。c项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由于企业承接外包过程中存在与发包企业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的情况，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双方就相关问题签订和执行契约。此外，对d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制度质量。综合以上分析，“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能很好地反应契约实施效率，因此我们将选取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这一指标。

(2)其它变量。

FDI：采用2002年～2008年各地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单位，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工资水平：对于工资水平的衡量，本文采用各省份2002年～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基础设施：本文采用各省份单位面积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里程(公里/平方公里)对此进行测算。地区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各省份2002年～2008年名义GDP。平均工资、基础设施和GDP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三、 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我们首先对FDI的总体进行了混合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见(1)式;然后对被解释变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0.1、0.25、0.5、0.75和0.9分位点，分别进行分位数回归，结果分别为(2)～(6)式。表2列出了所有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解释：

1. 总体上看，各变量的系数很好地符合我们的预期。对FDI作总体的混合最小二乘法的结果为(1)式所示，主要解释变量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为正并且有1%的显著性水平，总体上，契约实施效率的评分提高1分，使FDI提升约0.143%;衡量经济规模的GDP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经济规模显著的促进FDI流入，GDP每提高1%，大约促进FDI增加1.135%;工资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低工资是吸引FDI流入的重要因素，工资水平增加1%，使得FDI减少0.513%;基础设施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显著促进FDI增加，基础设施密集度提升1单位，能促进FDI增加约0.9%。上述结论与已有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2. 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来看：①契约实施效率和GDP的系数在各分位点处保持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均对FDI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但具体来看，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随着FDI水平的增加而增大，说明其对FDI的促进作用是逐渐增强的，在FDI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契约实施效率的改善对FDI的促进作用越大。相反，GDP的系数虽然保持显著为正，但其值表现出逐步减小的趋势，说明GDP对FDI的促进作用随着FDI的增加而减弱。随着地区FDI不断增加，地区经济规模对于FDI流入的促进作用变弱。也就是说，对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国外投资者不再过于看重当地的经济规模，而会更加重视像契约实施效率这种地方的“软实力”。②工资水平的系数在FDI的0.9分位处非常显著，且其绝对值显著提高。说明在FDI水平相当高的地区，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也更大，工资水平的高低成为国外投资者的重要决策因素。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沿海各省的“用工荒”现象：在FDI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廉价劳动力成了稀缺资源，而投资者对此较为看重，他们更倾向于去沿海地区中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投资。③基础设施的系数持续为正，但表现出随FDI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趋势，且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在FDI水平较低的时候，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显著地促进FDI流入，但随着FDI的增加，投资者不再如此看重基础设施水平，因此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减弱。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启发是，随着FDI的增加，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靠基础设施投资来吸引外资。结合对GDP和契约实施效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地区FDI水平已经较高时，像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这种“硬实力”的提升对FDI的促进作用变弱，而投资者将更加看重像契约实施效率这种“软实力”。

四、 全文总结

本文利用2002年～2008年中国29个省份和直辖市的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地方的契约实施效率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契约实施效率的提高能显著促进FDI的增长，且随着FDI的增加，其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另外，在FDI较高时(0.9分位处)，工资水平的反向作用变得非常显著;最后，GDP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FDI的增加而减弱。基于此，本文对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有以下政策建议：

1. 无论目前FDI水平较低的中西部还是FDI已经较多的东部地区，都应努力改善法院执法效率，促进契约实施效率的提升。特别是东部地区，其契约实施效率的提升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2. 对于FDI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仍有较大空间，其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显著地促进FDI流入，若想通过FDI促进当地经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而对于FDI水平已经较高的东部地区，应当把重点放在诸如契约实施效率这种软实力的提升上。

3. 在FDI水平已经相当高的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对FDI的负向作用非常显著，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这些地区应足够重视这一现象，着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各方面的问题，以吸引各地的劳动力，增加当地劳动力供给，缓解“用工荒”问题。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

2. 鲁明泓.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7).

3. 盛丹，王永进.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经济学(季刊)，2010，(7).

4. 茹玉骢，金祥荣，张利风.合约实施效率、外资产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管理世界，2010，(8).

5. Satomi Kimino， David S. Saal and Nigel DriffieldMacro.Determinants of FDI Inflows to Japan： An Analysis of Source Country Charact- eristics. The World Economy，2007，(10)：1467-9701.

6. 李德震.契约实施效率与加工贸易.现代管理科学，2013，(3).

作者简介：李德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2-17。

作者：李德震

第三篇：税率影响各国政府吸引FDI

摘 要：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各个国家政府纷纷采取税收激励措施以促进国外资本的流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使用亚洲1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05-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各国FDI流入量与名义公司所得税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名义税率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FDI的影响，为政府制定公共财政政策提供建议。

关键词：公司所得税 FDI 税率

税收激励是一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政策工具，在世界上应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税收激励相当于政府对资本的再分配，对一些特别的经济活动给予优惠的税收待遇，以此来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税收激励通常采用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免税期，税收减免，投资补贴等形式，是各国政策制定者普遍流行采用的方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进入，我国针对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制定了单独的企业所得税法，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仅在1997年，外资投资总额已经占到了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0，占亚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①，2009年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0年外资总额突破千亿元，连续19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的第一名。

1 文献综述

税收激励影响投资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新古典投资理论，由Jorgenson(1963)提出，基本思想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公司就可以积累资本。如果税收减少降低了资本使用者的成本，那么投资就会上升。关于FDI最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是Dunning(1981)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跨国公司的建立是基于所有权关系，选址和国际化三方面的，而税收恰恰是同时影响这三个条件的因素。关于税收与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一般都证实了当控制了其他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时，税收对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Hasset and Hubbard(2002)，Hines(1999))。研究税收与FDI关系的文献开始于Hartman(1984)，他认为留存利润对于美国的公司税更加敏感，税率与留存利润之间的弹性显著，而与资金划拨之间的弹性不显著。而Slemrod(1990)得出了与Hartman完全相反的结论。Billington(1999)使用OECD国家从1986年到1993年总量FDI流入的面板数据，对对数FDI与名义税率的平方进行回归，得到显著结果，但是影响较小。上述文献中FDI与公司税率基本都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使并不是所有的系数都显著，但是Swenson(1994)使用美国1979年到1991年的总量FDI数据，细分到18个不同产业，用对数的FDI对平均税率做回归，结果显示出正弹性。

绝大多数的文献都集中于研究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情况，但是很少有实证研究关于税收激励对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影响。现存的关于税收与投资在发达国家关系的研究结果不能简单地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中去，Mutti and Grubert(2004)、Azemar and Delios(2008)、Blonigen and Wang(2004)的研究都表明FDI与它的决定因素(包括公司税)之间的弹性，是随着东道国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的。

Van Parys and James(2010)研究了非洲法郎区税收激励的作用，Bolnick(2009)研究了莫桑比克的情况，Nguyen et al.(2004)对越南吸引外资进行研究，Samuel Tung and Stella Cho(2001)利用中国数据研究，这种类似于案例分析的方法能得出受欢迎的结果，但是很难将其发现推广到一般化，只是个别国家的效果。Alexander and Van Parys(2011)使用47个拉美，加勒比和非洲发展中国家1985-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税收激励对于吸引外资的效果提供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税率增长10%会降低FDI占GDP的比例0.31个百分点(组内估计法)和0.32个百分点(系统GMM估计法)，但是对于非洲地区此关系并不显著。

国内学者对流入中国的FDI研究颇多，从各种影响FDI的因素进行考虑，主要认为中国广阔的市场潜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区域间的集聚效应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杨晓明、田澎和高园(2005)刘荣添、林峰(2005)卜伟、丁士龙(2007)平新乔(2007))。而对于税收激励是否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有不同意见。马栓友(2001)使用税式支出作为度量我国税收优惠的方式，对税收优惠与投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除了经济增长和汇率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诱因，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呈正相关。李宗卉、鲁明泓(2004)选取43个实行税收优惠和25个没有税收优惠涉及的城市作为样本，将企业所得税的各种减免分为等级用虚拟变量表示，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是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主要因素。钟炜(2007)把FDl按来源国分为港台外资和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国家的外资两大类，他发现来自港台的FDI对税收优惠较为敏感，而来自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FDI对税收优惠不敏感。

2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Alexander and Van Parys(2011)提到，现在关于发展中国家税收激励措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很少，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拉美加勒比和非洲地区，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很容易形成竞争关系。东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各种优惠的税收措施以吸引FDI，比如越南政府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在鼓励投资的行业或者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其公司所得税可以享受10%、15%和20%的优惠税率，优惠期为开始经营年度起10年之内或在整个项目存续期间。

2.1 模型

本文对亚洲17个发展中国家(地区)②2005-2010年的FDI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在Alexander and Van Parys(2011)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其中，因变量FDI代表流入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tax是该国的名义税率，我们知道名义税率并不能代表一国对外商投资的真实税率，但是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我们采用名义税率代替，而且我们认为名义税率的变化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税收政策的变化。X是其他控制变量， 代表时间效应， 代表个体效应

2.2 数据

文中控制变量包括了GDP的绝对量，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即CPI)，其中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而人均GDP则代表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也是生产力和工资水平的一个反映。通货膨胀率可以看出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Hasset and Hubbsrd(2002)发现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了资本成本，从而促进投资。我们都选用这些变量的滞后一期，因为外国投资者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通常都是考虑上一年的经济情况。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名义税率，应该选用当年的数据，因为名义税率是东道国政府决定的，而且变动时会提前公告说明，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名义税率的数据来自于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3 实证结果

*** p<0.01，** p<0.05，* p<0.1，所有标准差为聚类稳健标准差。

作为一个参照系，首先进行了混合回归(pooled OLS)，GDP的系数显著，说明一个国家GDP水平是影响一国FDI的重要因素，这也与绝大多数学者得到的结论一致。但是税率的系数不仅不显著，反而符号为负，这与我们之前预期认为税率下降会吸引FDI刚好相反。接下来我们采用了固定效用模型，对于固定效应中F检验，原假设为混合回归可以接受，P值为0.0000，因此拒绝原假设，即固定面板效应明显优于混合回归。在面板效应中，GDP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认为一国的GDP水平与该国吸引的FDI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发现这时名义税率的系数为负，即名义税率下降，能够增加FDI的流入。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但是系数并不显著。CPI的系数为负，说明宏观经济环境的较大波动会影响对FDI的吸引力，而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资本贬值加速，不利于吸引FDI。人均GDP系数为负，说明FDI并不总是流入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的人均GDP都高于中国，但是FDI远远低于中国。我们又进行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利用稳健的Hausman检验，得到P值为0.0012，可以拒绝原假设，即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固定效应模型是比较合适的估计模型，名义税率尽管对FDI有反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我们认为对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来说，名义税率并不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因为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我们研究的时间期数较短，以及无法使用各个国家(地区)的有效税率，我们不能否认其他税收激励措施在吸引FDI方面的有效性。

3 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与FD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颁布了500余部涉外经济法规，其中关于外商投资的有100多部。对FDI的税收激励体现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等方面，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我国积极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从1992年开始，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最重要的形式。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吸引FDI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之前外资规模很小，没有明显的数量增长，这个时期的投资只是谨慎性的试探投资。中国十几年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坚持，尤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面的对外开放和政策倾斜使得FDI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注意到2009年FDI持续上涨十年后首次下降，笔者认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占主要因素，并不是2008年开始的“两税合并”造成的。

“两税并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两税并存”的外资优惠政策对我国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负面作用日趋明显，从2008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等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取消生产性外资企业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以及产品主要出口的外资企业减半征税优惠政策等。并对于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

对于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可以通过其实际有效税率来表示，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2005年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4.53%，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4.89%，就税收负担而言，内资企业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据有关资料分析，外资企业所得税至今只占税收收入的4%左右，内资企业所得税从2003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2006年达到17.3%④。截止到2010年，FDI在我国按行业投资的前五位分别是制造业，占FDI总额的58.3%，房地产业占15.41%，租赁商务服务业占4.96%，批发零售业占3.83%，金融业占2.74%。⑤笔者简单计算了我国工业行业(主要包括了制造业)的实际平均企业所得税率，远远低于外企企业的名义税率。

由之前的实证结果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中名义税率并不显著影响该国FDI总量，因此对于2008年两税合并中将内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为25%，可以预期认为不会造成对FDI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 樊丽明.对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评价与完善[J].税务研究，2001(10).

② 本文所包含的17个国家(地区)为巴林，孟加拉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韩国，澳门，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越南.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④ 刘兆萍，易镜明.两税合并谁将受益[J].首席财务官，2006(11).

⑤ 数据来源于2010年商务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 Van Parys，S.，&James，S.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incentives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the CFA franc zone.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10，17(4)：400-429.

[2] Alexander and Van Parys.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tax incentives，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11.

[3] 李宗卉，鲁明泓.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世界经济，2004(10).

[4] 钟炜.税收优惠与FDI的时空分析——基于税收优惠信号理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8).

[5] 杨晓明，田澎，高园.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11).

[6] 刘荣添，林峰.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差异因素的Panel Data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7).

作者：刘帅　张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