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婚姻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家庭婚姻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中国在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有机协作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婚姻家庭观念亦由传统保守趋向自由开放，如婚姻伦理自由化、婚姻形态复杂化、家庭结构多元化以及家中心理念淡化等。由此导致的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及非婚生子女数量剧增等给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抚养、探视等带来严峻挑战。基于婚姻家庭变迁背景下来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之需要。

第一篇：家庭婚姻论文范文

婚姻文化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摘 要 当代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社会，人们的行为理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强烈，于是我国婚姻文化呈现出多种变迁：婚姻观念多元化、婚姻行为多样化、婚姻角色平权化以及婚姻与性相分离等。这些现象大致是由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异质化和高速流动、传统之性禁锢和现代的性解放之间的张力、社会生活及文化领域的高度商业化、计划生育政策等造成的。然而这也导致了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的核心——家庭的许多正向功能被严重弱化。

关键词 婚姻文化 家庭功能 现代性 弱化 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在三十多年来的快速转型，婚姻文化也无可避免在此洪流之中被席卷，也发生了极大的变迁，大致包括：婚姻观念多元化、婚姻行为多样化、婚姻角色平权化以及婚姻与性相分离。

一、婚姻文化变迁的原因浅析

当代中国婚姻文化深层次的变迁既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全面变革等外部动因，也有源于婚姻文化自身发展的内部因素。

经济的发展为婚姻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财富的积累迅速提升生活质量。社会上各种消费和服务行业也应运而生，引导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观念。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全面提高，经济的发展业已实质性地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促使婚姻观念从传统的重视繁衍、经济等基本需求转向注重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从重视家族、家庭转向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个性自由及其张扬。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男女在经济活动中的差距缩小，女性在某些行业反而拥有优先发展机会。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改变了女性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被动角色，男女平权化成为婚姻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其次，社会的异质化和高速流动使社会舆论对婚姻行为的监督功能虚化，婚姻文化在较为宽容的社会环境里加快了变迁速度。现代社会使个人的生活空间被相对放大，因而道德与舆论对个人行为的监督要比传统的同质型熟人社会显得格外宽松，道德对人的行为干预形式由他律主导型转向了自律主导型，只要不触法律底线，现代人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种人际交往环境加速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已习惯于见怪不怪;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更加一体化，但如从个体生活的角度观之，则日益趋于碎片化了。社会在微观结构上的这种空前的变化，给处于婚姻中的人们以更加自由的行动空间，舆论监督的功能因而虚化，人们在生物本能的驱使下更易于追求个性化的婚姻生活方式，甚至不用为婚姻的越轨行为而担心承受道德和舆论的谴责。

再次，我国传统的性禁锢和西方现代的性解放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合力，促使性道德的错乱，加剧了婚姻文化朝向片面追求性快乐的消极方向变迁。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对性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压抑人的本能需求，造成全民族的“性紧张”。这种性禁锢一旦在相应的制度规范中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后，长期遭压抑的性张力很容易迫使人们走向另一种极端。以张扬人的生物性为其本质特征的所谓“人本主义”因而得以在都市人群的婚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性文化的不恰当张扬并未给中国人的婚姻质量带来多少正向的价值，反倒增加了当代婚姻文化变迁中的不和谐之音。事实证明，内涵已与原意发生了本质性差异的性解放只会成为婚姻的最大威胁因素。

最后，日常生活以及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的高度商业化。 一方面，社会的泛市场化使经济资本成为衡量一切的“硬标准”，人格业已资本化，婚姻观更加“务实”，择偶上“重物轻人”。另一方面，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中国的大众传媒和文化领域一定程度上为情色文化所主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婚姻观念和性道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诱导婚姻越轨行为的发生，尤其是演艺界公众人物屡屡失范的婚姻行为更是在社会上起着消极的示范效应。而且核心家庭结构简单，相对传统大家庭而言，核心家庭成员不用在家庭人际关系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因此，夫妇双方更有条件追求婚姻生活的质量。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必然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角色、婚姻行为等，从而加速了婚姻文化变迁。

二、婚姻文化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就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所承担的功能而言，婚姻文化的变迁对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造成一些功能的消亡，也增强或催生了某些新功能。总体而言，在当代中国，家庭许多具有正向价值的功能因婚姻文化的迅速裂变而被严重弱化，对社会的和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家庭开始显现出符号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所谓后现代特征。

第一，家庭的生育功能被边缘化，性功能在表面上受到重视的同时实质上被弱化。在奉行“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种唯生为上价值观的中国传统社会，结婚成家、让家庭担当起人口再生产的功能、延续祖宗香火，是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因此，生育功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的传统社会甚至超越了家庭养老送终的功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在以都市家庭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核心家庭里，生育功能不仅退居次要的位置，而且随着丁克家庭和不婚群体的快速增加，生育功能在人们的观念和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呈现进一步的边缘化趋势，现代人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爱情与婚姻质量的追求。

其次，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 中国现代家庭的结构与人际关系的简化，固然改变了传统大家庭对其成员的权利和主体性施以压抑的可能性，使平等、自由、独立等合乎人性的新型家庭人际关系得以确立，但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则使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凸显，降低了家庭抗风险能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导致农业文明社会下传统的家庭经济功能在现代社会基本消失;婚前财产公证和家庭AA制的出现并在都市白领阶层中的流行，也使现代家庭对其成员的经济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离婚率迅速增高，家庭作为人生的港湾这一满足亲密关系和相依关系的情感功能日益弱化，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增加;婚姻当事人追求自我感觉的不恰当夸大导致婚姻关系的稳定性降低，使家庭对下一代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弱化，当然也使家庭的养老功能令人担忧，促使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家庭文化中的地位严重降低。诸如此类的种种因婚姻文化变迁而带来的消极后果，造成家庭的安全与保障功能呈现整体性的弱化趋势。

其三，家庭的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弱化。在人类所有的文明社会里，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对下一代施以合乎社会理性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均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家庭的这一功能对社会尤为重要，它保证了民族文化和社会惯习得以顺利地代际传承，是社会这一特殊的存在赖以实现自我复制的最为根本的机制之基础。中国当前婚姻文化变迁所引发的严峻的家庭问题，使家庭所承担的积极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受到严重冲击。家庭责任感的模糊和缺失或者夫妻关系失衡使许多家庭事实上成为儿童人格失常的首要原因。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成长环境以及所受到的教养方式会对其终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卡迪纳的名言“儿童是成人之父”，实际上强调的正是特定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未成年人的行为越轨业已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虽然社会和学校对此现象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家庭对未成年人社会化和教育功能的弱化与失当，毫无疑问是青少年成长危机的主因。

其四，家庭对社会的稳定功能弱化。我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曾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万事兴”。可见，家庭对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稳定功能，它满足了社会对秩序的需求。家庭使社会成员自出生之日起就被安置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这种社会关系，个体获得了最初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并在成长过程中借助家庭的文化濡化和教育功能而逐渐认同这种源自家庭的社会角色，即是说，家庭在总体上保证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各就其位。实际上，家庭的生育功能、安全与保障功能、文化濡化与教育功能皆是家庭对社会稳定与有序运行的功能体现。这些功能的弱化，必然带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所承担的社会稳定功能的消解。此外，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看，婚姻把性活动规范于家庭中，确保了性伴侣在死亡或离去时，家庭能够提供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替换功能，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当代中国婚姻文化的变迁业已使家庭的这一功能被严重弱化。毋庸讳言，性活动的社会失范不仅造成疾病的泛滥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更是当代中国许多家庭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社会在其最基本的结构层面，正面临着人的生物本能非理性宣泄而产生的可怕的稳定危机。

其五，家庭的政治功能急剧弱化乃至消亡。从政治角度看，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国同构式传统社会里，家庭在社会的底层满足了国家对政治的需求，家庭生活实际上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补充和延伸，齐家与治国相提并论。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依然把家庭作为模塑社会成员政治人格的主要场域。国家利用其超强的社会、文化的干预能力，以行政、社会管理、宣传、教育等方式，将社会生活政治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结果家庭肩负起了政治教化的责任以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本主义发展趋势。但是，如果家庭的政治功能在家庭的功能结构体系里完全消失，而社会又未形成有效的替代机制的话，势必对家庭成员的民族认同感、国家意识、政治责任感产生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目前，这种影响业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显现，它应当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

(作者：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发展)

注释：

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第136页.

语出《周易·条辞传》.

语出《孟子·离娄上》.

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第15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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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允康著：《家庭社会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3]邓伟志， 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4]杨善华编著：《家庭社会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刘达临著：《家庭社会学漫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6]缪勒利尔著 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婚姻与家庭》， 北京：婚姻与家庭杂志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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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萧瀚编：《婚姻二十讲》，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0]林昆辉主编：《家庭心理学：婚姻与家庭》，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11]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编：《婚姻家庭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12]刘英， 薜素珍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13]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4]刘达临等著：《社会学家的观点：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作者：任小春

第二篇：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

[摘要]中国在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有机协作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婚姻家庭观念亦由传统保守趋向自由开放，如婚姻伦理自由化、婚姻形态复杂化、家庭结构多元化以及家中心理念淡化等。由此导致的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及非婚生子女数量剧增等给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抚养、探视等带来严峻挑战。基于婚姻家庭变迁背景下来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之需要。创新发展婚姻家庭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转型期来成年子女权益保障面临的问题适时作出理性制度回应，是当代法律制度维护未成年子女权益法律价值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社会转型　儿童权益　制度保障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iler)曾预测：在第三次浪潮到来时，形式单一的家庭结构将被打破，核心家庭将不再是社会仿效的理想家庭形式，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包括独居、不育、离异、单亲、多父母、同居等多样化家庭形式的社会中。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现状证明，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托夫勒所预言的时代，如婚姻伦理自由化、婚姻形态多样化、家庭结构多元化、家庭功能社会化等。上述变迁导致的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非婚生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以及家庭保障功能外移等使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环境发生巨变，权益保障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由此呼唤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创新。

一、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特征与动因

婚姻观念与家庭形态同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自然经济主导的乡土亲密型农耕社会里，婚姻是规范性秩序、繁衍人口以及扩张家庭网络，壮大家庭势力，构建家庭保障体系的手段。婚姻与生育关乎家庭利益、家族利益和国家或社会利益，受伦理、道德、习俗与法律的多重制约，由不得当事人自治。因此，结构稳固，强调义务责任，维护家长权威之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是转型前中国家庭的典型形态，聚生育、保障、精神寄托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治理功能于一身。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城镇松散型商品经济社会，人口流动加剧，婚姻家庭稳定性降低，夫妻人身关系弱化，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的规范作用减弱，婚姻伦理由保守趋向自由，婚姻形态由简单趋向复杂，家庭结构由单一趋向多元，家庭功能由内聚趋向外移。

1、性伦理由保守趋向开放。传统性伦理主张人类性行为应当遵循性禁忌原则、自愿原则、隐私原则、无伤害原则和性爱原则，提倡性的对等性、专一性、排他性和持久性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伦理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性活动本身虽是一种生物和肉体的行为，但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和法律所认可的诸种态度和价值的缩影，受到自然律与社会律的约束而非完全的个人“私事”。婚前、婚外及同性性行为会造成人类性伦理的滑坡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性行为的失控，损及家庭、未成年人及社会利益和数千年传承的婚姻制度，因此是不道德或道德上有缺陷的，应当予以禁止。

中国社会转型以来，意识形态分化，权利意识增强，分层与分化加剧，文化与价值观多元，社会包容性增强，性伦理不断由传统保守趋向自由开放。自由主义性伦理的自愿、隐私和私密场所三原则在愈益广泛的群体中被认同，并对性行为和婚姻关系产生了下列影响：第一，婚姻对性关系的约束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性行为不再借助于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婚姻约束，如婚前、婚外、同性性行为等。第二，婚姻形态由简单趋向复杂，亚婚、同性婚、网络婚、婚外婚等非典型传统婚姻形态不断出现。第三。婚娴与生育由统一趋向分离。结婚不育、非婚生子女、领养及技术辅助生育等愈益普遍。第四，婚姻的人身关系弱化。夫妻别体、性自主、性隐私等婚姻观念及协议离婚和财产约定等被广为接纳。第五，个人意识增强，离婚率上升。离婚对数从1985年的45.8万对、2005年的178.5万对上升至2009年的246.8万对，呈逐年递增态势。

2、家庭结构由单一趋向多元。传统的多代家庭在转型期家庭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多样化的趋势明显。《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平均家庭户人均规模由1973年的4.81人、1990年的3.97人、2002年的3.39人减少至今天的3.17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婚外家庭等显著上升。2000年，中国家庭结构中核心家庭占总家庭户数的63.83%，三代直系家庭占16.63%，单身家庭占8.57%，而主要以单亲家庭构成的2人2代户占家庭总数的4.32%，四种家庭类型相加，合计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93.35%。

转型期中国家庭结构的多元发展是婚姻观念与婚姻功能变迁、城镇化及计划生育政策连续实施等共振的结果。传统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结婚目的已不为部分人所认同，在合意的基础上建立相互承诺的个人亲密关系，实现个人价值，对越来越多的婚姻当事人而言，是结婚与否的首要乃至唯一考量，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丁克家庭和单身家庭。婚姻伦理自由化及“感情破裂”离婚原则致使婚前、婚外性行为增加，离婚率上升。市场经济发展催生的农民工现象，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使中国社会由乡土亲密型至城镇松散型演变，空巢家庭、隔代家庭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象。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使中国的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4.09、80年代的2.50、90年代的1.85降至今天的1.2左右，这是中国家庭结构小型化的核心原因。

3、家庭功能由内聚渐趋向外移。转型前中国，家庭不仅是家庭成员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亦是家庭成员生、老、病、死和失业救济保障的提供者，既是家庭成员精神的家，也是物质的家，更是其栖身之所，肩负着子女抚养与教育和老人赡养与照护的几乎全部责任。“养儿防老”是传统中国养老保障的根本途径，“亲族协力”是传统中国对抗疾病死亡的主要方法，“相邻互济”是传统中国抵御自然灾害的通行模式。家庭保障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稳定的保障机制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从未动摇，更未曾被任何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所替代。

但转型期家庭观念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由内聚趋向外移，由复杂趋向简单。家中心理念的淡化逐步改变着“养儿防老”的养老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使社会在愈益广泛的区域承接原家庭所承担的老人赡养和照护的部分功能，家庭在老人的照护、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不断减弱。婚姻形态的多元化、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及多样化等衍生的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及婚外家庭等不仅使未成年子女丧失了双系抚养的优势，削弱了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监护，其满足未成年子女物质与情感需要的能力亦大大降低。近年，《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1992年)、《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及《义务教育法》(2006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以及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

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照护中的地位。

二、婚姻家庭变迁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表明，无论是婚姻伦理的自由化、婚姻形态的多元化，抑或是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及家庭功能的外移，几乎无一不在重复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婚姻家庭变迁史。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和家文化正面临个人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的挑战。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正受到家庭小型化、家庭模式多元化及人口流动加剧的冲击。非婚同居、离异、分居、婚外情、婚外家庭、单亲家庭、隔代家庭、同性结合等正在蚕食着日渐式微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家庭保障体系，给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带来严峻挑战。

1、类婚姻形态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不同婚姻形态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受到法律规制的程度有别，相应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状况或成长环境也会存在差异。专一、排他、持久、稳定及富有承诺与责任的合法夫妻关系能为子女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相反，对于非婚同居、婚外情和婚外家庭产生的非婚生子女，其父母的类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不被社会认同，由此造成的社会歧视和排斥会影响未成年子女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健全，成年后失业的可能性更大，犯罪的比重更高。美国人口普查局2005年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纽瓦克市非婚生子女的辍学率是正常家庭子女的3倍;70%的长期在押犯中，非婚生子女所犯罪行往往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由于法律地位缺失，权利义务关系约束乏力，类婚姻关系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监护、探视等通常不能达成协议或合意，由此引发的纠纷亦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极端情形还会引起弃婴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生命权等问题。

2、单亲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研究表明，亲生父母共同抚养子女能够增强子女的认知、交际能力，提升子女的学业成绩、参与意识，增进子女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子女更好地规避高危险或犯罪行为。相反，单亲家庭中的子女因缺乏双亲抚养的优势，其交际能力、学业成绩及参与意识等会受到影响，且婴幼儿的死亡率、犯罪率及危险行为等的比重更高。第一，单亲家庭满足子女物质需要之能力降低。家庭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子女的物质需要。部分单亲父亲或母亲由于照顾子女的压力(扮演父母双重角色)，不得不寻找低收入的临时性工作，缺失工作福利与保障，收入减少，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英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表明，过去30年，英国单亲家庭数量从1977年的3%上升至2007年的6%，1/4单亲家庭的儿童生活在最贫困的5%的家庭之中。第二，单亲家庭满足子女情感需要之能力下降。单身父母承受着工作、情感、生活及照护子女的多重压力，成为时间上的“贫困者”，与子女交流的时间减少，质量降低。

3、隔代家庭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由于城镇化、农民工、城市双薪家庭、单亲家庭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隔代家庭不断上升。祖父母取代父母成为孙子女的照护者，其可能对孙子女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第一，教育影响。整体而言，祖辈受教育程度低，观念传统，其教育孩子的观念、内容和方式陈旧，如对孙子女溺爱有加而鼓励孩子主动或创造性发挥不够等，会削弱家庭教育的效果。第二，心理影响。祖辈与孙辈代际差异的异质性或特定情形下孙子女自身的抵触以及祖父母照护孙子女的非自愿性等会使被照护人感到失落、孤独甚至恐惧，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第三，健康照护影响。祖父母的年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等均会影响其满足被照护人物质和情感需要的能力，对于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被照护人及农村留守儿童尤其如此。

三、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的变迁给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带来诸多挑战，其中面临的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制度体系，强化婚姻家庭法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确保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通过法律制度规范约束婚外性行为，减少未婚同居、婚外情及婚外家庭等对未成年子女的损害是首要考量。完善监护权制度、探望权制度，健全对处于困境中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制度，是降低离婚率上升背景下单亲家庭及隔代家庭对未成年子女损害的重要地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城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及成年后的就业保障，是社会公平与公正及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考量。

1、强化对婚外性行为的制度规范。婚外性行为是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背和对配偶他方婚姻利益的损害，其造成的分居或离异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导致未成年子女生存环境的恶化。婚外性行为所生之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与教育较之分居或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情形更加复杂，非婚生子女面临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乃至成年后的发展。因此，完善对婚外性行为的法律规制，强化夫妻忠实义务，有助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为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创造适宜的家庭环境。

一是健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夫妻一方以他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请求离婚，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第4、32、46条)上述规定将夫妻忠实义务限定于重婚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两种情形，且对其法律责任承担施加了请求权方须无过错，须过错方之不忠行为导致离婚结果以及须是与婚外异性同居等限制性条件，不利于维护受害方的权利及惩戒致害人和威慑潜在侵权人，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相背离，应完善为：凡婚外情导致离婚的，致害人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照损益同销和过错相抵原则，区分过错性质与程度，不以请求权方无过错为前提;剔除同居的性别限制，将同性性行为纳入规范。

二是有条件承认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人类的婚姻制度史是一部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史。夫妻忠诚协议是婚姻自治扩张的体现和夫妻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之一，但由于我国《婚姻法》对此无明确规定，《合同法》将其排除在合同调整范围之外，司法实践分歧严重。鉴于夫妻忠诚协议具有预防和惩戒婚外性行为及填补配偶权制度不足之功能，法律应当有条件确认其效力，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情形;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及公序良俗;约束手段只限于财产，涉及人身的部分以及涉及未成年子女之监护、抚养与探视等有损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无效。

三是明确恶意第三者侵犯配偶权之法律责任。配偶权对外是绝对权，他人不得侵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介入他人婚姻并与其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者，为恶意第三人，应追究其侵犯配偶权之法律责任，以发挥配偶权救济制度之补偿功能、惩戒功能和威慑功能，保护受害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第三者侵犯配偶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相同，即致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故意。损害赔偿包括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其中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侦查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实之费用;非婚生子之扶养费;离婚诉讼费等。精神损害视第三者过错性质和过错情节，受害人受损

害程度以及过错方逃避责任可能性之大小等予以确定，如导致受害人离异的，受害人的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发展潜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再婚的可能性等。

2、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性质为权利义务的统一，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其健康顺利成长。转型期离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及隔代家庭的增加，有关未成年人监护权之确定，监护形式与内容等纠纷剧增，对未成年人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我国《民法通则》及《婚姻法》虽规定了监护制度，但规定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宜从下述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明确监护权内容。监护权的内容包括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人身照护权和财产照护权。其中，人身照护权包括保护教养权，即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的监督、教育和惩戒的权利和义务;扶养义务。监护人应当为被监护人提供扶养费，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等;住所指定权。未成年人不得随意离开监护人指定的住所;交还请求权。未成年人被人劫掠、诱骗、拐卖、隐藏时，监护人享有请求交还被监护人的权利;身份行为代理权和同意权。未成年人行使身份行为和决定身上事项(视其年龄与智力状况)，须经监护人同意。对未成年人的财产照护权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之未成年人财产的管理、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和义务，但需遵循增进未成年子女财产利益之原则。

二是丰富监护形式。父母离异后行使监护职责的主体发生了分离，由此形成了相异的监护形态。我国《婚姻法》第29条只规定了共同监护，未能全面反映父母离异后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母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应基于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视具体情形确定共同监护、单独监护或轮流监护。共同监护由离异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协商解决子女的教育、生活及医疗等重大决策，有助于发挥双系抚养之优势，但易于引发纠纷。单独监护是指离异父母一方单独行使监护职责，另一方享有探望权并负经济上的扶养义务。单独监护可减少离异父母为孩子问题的争执，但往往会疏离未成年子女与非监护父母一方的情感。轮流监护是指离异父母以一定的时间为限，交替监护未成年子女。该监护形式能够增进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双方的交流，但会影响其安定生活。

三是明晰监护权确定原则。在确定离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时，应以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为首要考量。第一，充分考虑未成年子女的自主选择。对达到一定年龄，能够作出合理判断的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定应当尊重其个人自主选择。第二，当未成年子女利益与监护权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利益。第三，当监护权主体的变更会给未成年子女利益带来不同影响时，应坚持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第四，综合考虑影响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各种因素，如父母子女关系，父母的意愿、品行、能力、职业、经济状况，环境改变可能给子女造成的影响以及子女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

3、完善未成年人探望制度。探望权是基于亲权的一种派生权利，也是离异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享有的法定权利。我国《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上述有关探望权之确定、内容、行使方式及救济措施等不够具体、明确，可操作性不强。鉴于探望权纠纷的长发性，探望权行使的长期性、反复性和对未成年子女的深远影响，宜尽快完善该制度。

一是将祖父母纳入探望权人范围。我国《婚姻法》将探望权的主体限定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享有探望权。基于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考量，应将探望权的主体扩张至与未成年子女有良好关系或实质性关系或共同生活关系的祖父母。根据域外经验，祖父母取得探望权的主要法定情形包括：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或失踪;父母离异或分居;父母虐待、遗弃子女或丧失行为能力：子女被继父母、祖父母一方或其他人收养;非婚生子女;祖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达一定期间之事实等。祖父母探望权能够增强祖父母对子女生活状况的了解，增进其对子女的爱心与责任，有助于弥补不完整家庭满足子女情感需要之欠缺，并使祖父母在自愿的前提下主动分担子女的部分物质需要，最终达成增进子女利益之目的。

二是强化探望权行使的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探望权实质上是一种义务性权利，其行使应当增进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行使探望权有损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应依法中止行使。(《婚姻法》第38条)第一，探望安排避免给未成年子女带来不利影响。父母离异时应协商探望问题，对探望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具体、细致安排，以避免探望权行使影响子女学习和生活。第二，探望权的行使应尊重子女意愿。对达到一定年龄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探望权的行使应征得其同意。第三，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应以子女利益为准则。探望权的行使与子女利益相悖时，应予以中止或施加限制。

三是健全探望权救济措施。对离异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强行抢(接)走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对离异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正当行使探望权，或错误引导和教育子女使其对父母另一方感情上产生排斥心理，致使子女拒绝探视的，法律应规定明确的制裁措施，如规定协助实现探望权一方的法律责任，探望权争议裁判的原则(协商优先原则、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便于司法执行原则)，幼儿园、学校、妇联及青少年保护部门等第三方协助执行探望制度。

4、完善未成年人救助与保障制度。对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人，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保护制度，可资借鉴。如英国《儿童法》(1989年)系统、全面、具体规定了对处于困境中儿童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该法第三章规定了地方当局为有需要的儿童，他们的家庭以及其他相关人提供服务的义务，其中包括经济援助、问照护及儿童照顾服务的审查、为儿童提供食宿、为特定未成年人提供建议和援助、为有需要的儿童指定个人顾问和制定通道计划等。(《儿童法》第23E、23A)该法第四章规定了法院签发照护令和监督令、临时命令及为儿童指定诉讼监护人等权力。该法第五章规定了儿童紧急保护令、紧急情况下警察转移儿童或为其提供食宿，地方当局的调查义务及对处于危险中儿童的庇护等。

一是借鉴域外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救助体系。第一，赋予地方自治组织救助功能。地方自治组织以其近民、便民、及时和高效等优势在化解家事纠纷，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组织与治理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通过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人力重组，奠定地方自治组织救助处于困境中未成年人的基础地位。第二，强化幼儿园、学校、妇联及青少年保护部门为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人提供建议、引导和保护的责任及为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指定个人顾问和制定通道计划的义务。第三，明确

地方政府专门机构调查、了解未成年人生存状况和家庭环境的责任，执法部门的介入责任和转移、安置处于困境中之未成年人的责任，以及司法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签发命令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等。第四，推进志愿组织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在未成年人救助中的作用。通过制度设置鼓励未成年人救助志愿组织的成立，规范其管理和运作。第五，成立统一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监管机构，专事研究未成年人生存状况，预防与救助机制，统筹规划、协调监督和引导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与救助工作。

二是突破户籍壁垒，发展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留守儿童及城镇农民工子女社会保障与救助问题凸显的今天，基于立法的公平、公正和无歧视原则，打破城乡户籍堡垒，剔除社会保障的身份标准，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缓解农村及城镇农民工子女就学、医疗及住房困难。改善其生存条件和环境，减少辍学童工、流浪儿童及未成年人犯罪等。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角度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应着力解决下列问题：第一，建立实质平等的城乡一体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防止农村或农民工子女因贫失学、流浪及成为童工。第二，完善城乡一体化教育保障制度，通过刚性制度保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使未成年人不分身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建立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减除农民因病致贫乃至因病致死对未成年子女的不利影响。第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机制，缓解农民养老压力，改善未成年人生存条件。第五，推进生活、医疗、教育、住房等保障与未成年人救助制度的衔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以低保制度为基础、临时救济为补充、保障与救助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

四、结语

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的变迁总体而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其中某些变迁对未成年人已经或正在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衍生的性自由导致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剧增，使未成年人的监护、抚养与探望问题层出不穷;城镇化与农民工现象造成的隔代家庭使得农村留守儿童丧失了双系抚养的优势;非婚同居、婚外家庭所生之非婚生子女面临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以身份为标准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剥夺了农村及城镇农民工子女平等发展的机会。在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的规范作用不断式微的背景下，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婚姻家庭变迁的具体情形和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的现实需要，借鉴域外经验，创新发展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健全未成年人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推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进程，不仅是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需要，亦是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顺应社会变迁，引导观念革新，传承婚姻家庭价值，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理性选择。因此，有必要深化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婚姻家庭观、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调查不同婚姻家庭形态下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与保障需求，探析婚姻家庭与社会保障制度回应婚姻家庭变迁的合理路径，通过制度创新引导观念变迁，强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法律价值。

责任编辑：杨向艳

作者：熊金才

第三篇：汉代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地位探析

摘要：以法律的视角解读文学，透过文学作品探寻法律制度并得出结论是法学研究独辟蹊径的方法。本文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法律解读，发现封建社会早期的汉代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不同于我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妇女法律地位，颇具自身特点，表现在：家庭关系中享有部分平等权利；婚姻关系中有较大的自主权；社会对妇女再婚保有较多的宽容。

关键词：汉代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地位；《孔雀东南飞》

研究古代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在今天这个倡导女性解放的时代显得十分重要。汉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但由于现在发掘的汉代法律文献极其有限，而且在这些有限的文献中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材料更是微乎其微，关于汉代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地位的研究在我国相当薄弱。《孔雀东南飞》是一首著名的汉乐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首长篇叙事诗，在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建安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成文于东汉末年，最早收录于南北朝时南朝徐陵的《玉台新咏》，该诗较为真实地再现了东汉年间人们的生活现实，较能够反映历史的真相和原貌。以法律的视角解读《孔雀东南飞》，透过文学作品探寻法律制度，对研究汉代特别是后汉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具有针对性和真实性。

《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有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母、刘兄、小姑、县令、太守、媒人等；诗中体现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法律地位的主要是刘兰芝，但并非只体现在她身上，焦母、刘母也是表现妇女地位的重要人物；而且颇耐人寻味的是，本应作为刘家和焦家家长的刘父和焦父都没有出现，这就更为妇女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一、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孔雀东南飞》中的主要人物大部分是女性，这就为探讨汉代妇女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材料。就如上文已交代过的那样，本应作为家长的刘父和焦父没有在诗中出现，就使得妇女的地位更加凸现。在整首诗中表现妇女在家庭中法律地位关系的主要有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关系、刘兰芝与焦母的关系、刘兰芝与刘母的关系，刘兰芝与刘兄的关系，焦母与焦仲卿的关系，刘母与刘兄的关系等。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关系具有双重性，既是家庭关系的表现，也是夫妻婚姻关系的表现，笔者把其二人的关系放在下文“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中来分析。

焦母与刘兰芝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历来是家庭关系中最复杂、最难处的，也是家庭中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这在《孔雀东南飞》中表现得很充分。整首诗就是从婆媳矛盾冲突开始的，先是刘兰芝向丈夫诉说婆婆对自己的不满和刁难，接着婆婆向儿子指责儿媳的无礼并强烈要求儿子休妻。当然，整篇文章中除了刘兰芝离开时“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外，并没有出现她们婆媳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冲突，但是通过焦仲卿这个中介，她们的冲突得到了详尽的表现。在这个家庭中，焦母是长辈，她有管束刘兰芝的权力，可以要求其干活，并可以对其行为横加指责；而刘兰芝作为儿媳则处于弱势地位，对焦母的指责她没有辩解和反抗的权利，她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刘母与刘兰芝是母女关系。这可能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了。诗中表现她们关系的有两个地方：第一次是刘兰芝被休回家的时候，母亲大为惊讶和不解，当然这属于自然的反应，表现了母亲对女儿的关心和爱；第二次是县令、太守的媒人来提亲的时候，母亲起初征求女儿的意见，在得知女儿不同意的时候，就去替女儿婉拒媒人，其实这还是母女情深的表现，诗中表现出来的她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

刘兄与刘兰芝是兄妹关系。诗中他们就直接对话了一次：刘兄对刘兰芝拒绝太守的媒人“怅然心中烦”，说了“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既是劝解也是逼迫。刘兰芝的回答是“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哪得任自专”，这充分体现了古代“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的伦理纲常。更何况刘兰芝还是中道被休之后还兄门的，地位之低可想而知，刘兄基本上可以主宰刘兰芝的一切。

刘母与刘兄是母子关系。刘兄对刘兰芝的逼迫，刘母基本上无可奈何，虽然她很爱自己的女儿，也不愿违背女儿的意愿。诗中刘母规劝女儿做嫁衣等待太守家迎娶一段话体现了这一点，这与“三从”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相吻合。

虽然同为母子，焦母与焦仲卿的关系和刘母与刘兄的关系相比却大相径庭。焦母对焦仲卿可以说是严加管束，焦仲卿对焦母也不得不言听计从。这中间出现了一种冲突，为什么刘母拿自己的儿子没办法，而焦母却可以主宰儿子的一切，这看似与“夫死从子”的伦常违背了，当然一方面与焦仲卿软弱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孝”，孝顺父母也是伦理纲常，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在这两种伦常法则冲突的时候，焦仲卿选择了“孝”。

二、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孔雀东南飞》中体现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法律地位的，主要表现在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以及后来县令、太守派媒人来提亲时刘母和刘兄的反应。

诗中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恩爱，二人的关系从内心层面来说在整首诗里都表现得比较平等，但由于一些制度性的原因，这种内心的平等在现实中却被扭曲了。因为焦母对刘兰芝不满，所以焦仲卿就不得不援引“七出”中“不孝(顺)父母”这一条休掉刘兰芝。虽然这并非出于焦仲卿的本意，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地享有这项权力的。而刘兰芝对“不孝(顺)父母”这条休妻理由，是没有救济途径和辩解机会的。除此之外，在内心深处焦仲卿也是有男权思想的，这表现在焦仲卿得知刘兰芝被迫改嫁时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中。既然“同是被逼迫”，你可以休妻，刘兰芝为什么不可以改嫁呢?对这种被迫的对等后果，焦仲卿这段极具讽刺意味的话体现了在他内心深处要求刘兰芝必须依附于他的男权思想。

县令、太守遣媒人来向刘兰芝提亲的时候首先找到的是刘母，刘母告诉女儿“汝可去应之”，这是一个细节，但这一点很重要。在县令、太守家向刘兰芝提亲的过程中，起初刘兰芝因为与焦仲卿有誓在先拒绝了，刘母也遵照刘兰芝的意愿婉拒了县令和太守家，尔后在刘兄的逼迫下，刘兰芝无奈答应了，这说明妇女在自己的婚姻中还是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但这种自主权仍受到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重大影响，不是一个完整的权利。

三、几个需要交代的问题

(一)谁享有休妻权

《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刘兰芝被休回家前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到底谁享有休妻权呢?当然这样问并不严谨，既然休的是妻，那与妻相对的自然是夫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整首诗的人物中，享有休

掉刘兰芝权力的只有其丈夫焦仲卿。从诗的开头来看，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基本上都忍无可忍了，以至于焦仲卿回到家后，刘兰芝和焦母首先向其诉说的就是她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焦母为什么没有直接把刘兰芝赶回家，把她休掉，而一定要等到焦仲卿回家后再处理呢?从焦母的性格来看，这绝不是出于她对儿子的尊重。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焦母没有这个权力，享有休妻权的只有丈夫焦仲卿。

当然，虽然只有丈夫才享有休妻权，但焦母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休妻必须得有理由，而这首诗里的理由无非是“不孝(顺)父母”，因为有了这一点，尽管焦仲卿十分不情愿，但他别无选择。不孝父母是休妻的一个法定理由，这个理由在这里也表现为一种义务，该事由出现后，丈夫必须休妻，否则就是不孝。

(二)妇女的家人有无直接决定妇女婚姻的权力

刘兰芝和焦仲卿是怎样结婚的，强迫的或是自愿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县令和太守派媒人替儿子提亲的描述中，我们发现汉代妇女的家人并没有直接决定妇女婚姻的权力。虽然妇女的家人可以强迫，但是否结婚和跟谁结婚，诗中表现出来的是需要妇女亲自决定。

县令替儿子遣媒人来求婚的时候，刘母并未直接答应，而是征求女儿的意见“汝可去应之”，在刘兰芝拒绝后，刘母对媒人说“幸可广问询，不得便相许”；太守的媒人来了之后，刘母直接对媒人说“女子先有誓，老姆岂敢言”。总之，刘母对女儿的婚事并未直接做主，而是顺应女儿的意思婉拒了。当然这可以解释为刘母爱女心切，不忍心违背女儿的意愿。但是刘兄在听闻妹妹拒婚后的第一反应是“怅然心中烦”，然后“举言谓阿妹”，他虽然对妹妹的行为感到不解和烦躁，可他并没有直接做主去答应媒人，而是还得去“劝”妹妹。虽然这里的“劝”说带有威逼的味道!但不管怎么说，最终嫁不嫁还要刘兰芝亲自说话，这说明汉代妇女还享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

(三)对妇女再婚的态度

刘兰芝被休回家后就成了所谓的“弃妇”，这即使在开明得多的现代社会也是很影响其未来婚姻的，但诗中的情形并非如此。“还家十余日”，县令就“遣媒来”，在刘家拒绝县令后不久，太守便派郡守作为媒人来向刘家提亲。这一切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一个结过婚的“弃妇”，这么多人接二连三地来求婚，而且一次比一次门第高贵，家势显赫，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县令和太守看中刘家的门第，事实上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如果刘家果真家势显赫得足以让县令和太守屈身求婚的话，那么区区太守府小吏的焦家岂敢休掉刘兰芝，而不是去攀附权势；另一方面，在诗中刘兰芝被休拜别焦母时，也交代自己“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所以这种解释站不住脚。这里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县令和太守家看重了刘兰芝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才干和气质，而并不在乎刘兰芝是否已经结过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汉代对和离过婚的妇女结婚并不忌讳，社会对妇女再婚的态度也是比较宽容的，这和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是不谋而合的。

(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代结婚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传统在《孔雀东南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焦仲卿休妻是因为焦母的逼迫，而焦母在劝焦仲卿另娶的时候一直用的是“阿母为汝求”，这体现了向女方提亲是需要父母代儿子去做的；县令、太守遣媒提亲也证明了这一点，都是父亲以自己的名义代儿子请媒人提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父母之命”也可以理解为“父母之名”。县令、太守家向刘兰芝提亲都是派媒人来的，足见汉代媒人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婚姻必须有“媒妁之言”。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封建社会还处于上升时期的汉代，法律儒家化处于开端阶段，儒家的伦理纲常并未完全融入法律之中，礼教的禁锢尚不严厉，法律中还较多地保留着人性自然的地方，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枷锁并不像封建社会晚期那样沉重。和封建社会晚期相比，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的弱势地位虽然已经凸现，但还是享有一些平等权利的；在婚姻关系中，妇女虽然没有完全的婚姻自由，但还是享有一定自主权的；社会对妇女再婚也还保有较多的宽容。

作者：马开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