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以刑诉法修改为视角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普遍原则和基本要求, 对法官查清案件事实进而作出公正裁判意义重大, 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并未发挥应有作用, 法庭以宣读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拒证的处理及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笔者以新规定的具体适用为重心,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和对相关立法的理解, 提出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构想。

一、当前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 一) 出庭作证比率低

我国刑事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并非没有规定, 1996年刑诉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第四十七条还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 应当依法处理。然而由于缺乏细化可行的制度设计及现实条件的种种局限, 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刑事诉讼证人出庭比率低的情况, 大部分地区证人出庭率不足5% , 控方证人出庭率更低。

( 二) 出庭作证效果欠佳

在为数不多的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刑事案件中, 证人出席法庭进行陈述, 接受质证, 本应对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和保障程序公正有积极意义,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证人素质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出庭作证效果。有些证人文化水平较低, 逻辑思维不够清晰, 无法将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案件事实有条理的表述出来, 导致无法很好的还原事实的原貌; 有些证人心理素质较差, 在法庭上面对众多的诉讼参与者和严肃紧张的气氛, 变得词不达意甚至根本无法表达, 有的甚至因为直接面对被告人突然产生了恐惧或怜悯情绪, 而临时改变证词或拒绝作证, 不仅影响作证效果, 而且浪费了大量时间和司法资源。

( 三) 个别证人存在作伪证嫌疑

现实庭审实践中, 存在着个别案件—以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居多—证人出庭作伪证的情况。同一名证人在侦查机关所做笔录指向被告人存在犯罪事实, 且证言稳定, 一旦辩护人申请其出庭作证, 其在法庭上则做出与之前截然相反的陈述, 旨在证实被告人无罪或罪轻。如笔者曾办理的一职务侵占案中, 证人对被告人职务侵占事实对侦查机关作了客观如实陈述, 当法庭上辩护人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时, 则完全推翻了之前的陈述, 通过交叉质证, 显然该证人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当庭作了伪证。

二、对现状的原因分析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且深层次的, 深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一) 立法存在缺陷

修订前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首先, 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程序没有操作规定, 导致司法实务人员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其次, 证人的保护、补偿、证人拒证的惩罚等关键问题也存在法律空白, 导致证人权利与义务失衡、义务与责任脱节。再次, 当证人在之前的询问笔录中所做的陈述与其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不一致时, 应该如何做出取舍, 立法也没有回应, 直接导致一些案件在处理上的尴尬。

( 二) 传统思想的影响

大多数中国人受传统中庸思想的影响, 习惯于遇事处于中立态度, 不断是非, 不管闲事, 这种自保的观念在诉讼领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传袭, 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牵涉到他人的纠纷中去, 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可能受损的后果。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但大多数人都保持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态度, 更不愿意面对面进行质证, 这是我国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甚至拒证的根本原因。

( 三) 诚信的缺失

舆论的逐步开放和自由使一些负面信息得以爆出, 其中不乏与司法机关有关的信息, 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人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体现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 主要是证人不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像法律规定或承诺那样保障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因作证而受到侵害, 出于保护自己正常生活不被影响的考虑, 他们通常不愿意暴露身份出庭作证。此外, 少部分证人由于信仰的缺失, 在受到金钱或其他利益的诱惑时, 会抛弃诚信的准则而在法庭上作伪证。

( 四) 观念尚未转变及客观条件的限制

新刑诉法实施前,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实务中, 直接和言词的审判方式远未得到确立, 间接和书面的审判方式得以盛行。与其他证据相比, 言词证据容易受到干扰和变化, 为稳妥起见, 公诉人和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均存在消极情绪, 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反证的复杂局面。同时, 一些地方刑事案件总数太多, 人均办案压力过大, 办案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有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

三、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及意义

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细化和完善, 具体包括:

在出庭范围方面, 第一百八十七条: 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 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在证人保护和补偿方面, 第六十二条: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 一) 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 二) 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 三) 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 四) 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 五) 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第六十三条: 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在拒证处理方面,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以上规定较之修订前的法律可说是巨大的进步, 其意义在于初步建立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框架, 也为日后相关立法的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提供了蓝本。在新刑诉法实施后, 如何以相关立法为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 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完善出庭作证制度的构想

( 一) 转变陈陋观念

立法一直明确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义务, 但大多数国人却从未确立此种义务观念。要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真正有所突破, 除给予证人权利保障和责任规制之外, 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如何转变观念, 笔者提供三个路径选择:

1. 司法机关率先转变观念, 加强证人出庭作证的实践, 真正使证人出庭作证发挥应有的证明作用, 通过逐步增多的、真实的个案来逐渐增强公众的信心, 从拒绝参与到被动参与最终到主动参与, 从而加快观念的转变。

2. 加大法治宣传和法制教育力度, 让公众了解证人出庭作证在惩治犯罪者、保护无辜者以及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重要作用, 让公众了解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证人的保护和补偿等方面的规定, 消除公众的认知空白和内心疑虑。

3.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可以定期派员到学校进行讲座、定期向学校发送宣传手册以及组织学生观摩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审, 让他们从小就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树立正确的观念。

( 二) 准确把握证人出庭范围

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 一是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 二是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三是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立法做出这样的规定, 一方面是出于必要性的考虑, 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 毕竟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 要实现全部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是不可能的。理解证人出庭作证范围, 笔者认为要把握以下几点:

1. 控辩双方的任何一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的, 都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人民法院应对申请予以进一步审查, 确认申请的必要性; 异议的存在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 如果双方对书面证言均予以认可, 则无出庭必要; 异议可以是对书面证言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异议, 也可以是对该书面证言取得程序的异议。

2.“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中的“重大影响”应当如何把握, 笔者认为, 当存在异议的书面证言或者影响定罪, 或者影响罪名的确定, 或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量刑, 只要存在以上任意一种情形, 均可能促使人民法院安排证人出庭作证。

3.“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 笔者认为这一条应当慎用, 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官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具体来讲, 就是当前两项条件 ( 异议和影响) 均已经满足的情况下, 除非控方或辩方所提出的异议申请明显不合理, 法官一般都应当安排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因为证人出庭作证本就应当是庭审和质证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应当是例外, 故要求不宜过高, 否则违背了立法本意。适当放宽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个案中案件事实的查清有很大帮助, 也能促使人民法院做出让控辩双方心服口服的判决, 以更好的维护司法公信力。

( 三) 拒证与伪证的处理和预防

新刑诉法确立了强制出庭制度及拒证的后果, 同时确立了特殊人群的免证制度, 即不能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规定免证制度是为了维护亲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和信任感, 是刑诉法在人文关怀方面的进步。

强制出庭的具体方式, 笔者认为可使用传唤的方式, 并在相关文书上载明拒证的法律后果。对经法院两次传唤, 无正当理由, 拒不出庭作证的, 可参考德国、日本做法, 由人民法院以拘传形式强制到庭;仍拒绝作证的, 应以妨碍诉讼为由对其进行训诫、罚款或司法拘留, 情节严重的, 以妨碍司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证人当庭作伪证的处理, 当前仍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是作伪证的行为在认定上存在一定难度, 一方面是我国法律对伪证罪的定罪标准规定过高, 导致作伪证行为难以进行追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对证人作伪证的惩罚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认定的问题, 我们应不断提高法官和公诉人的业务素质, 通过交叉询问, 以严密的语言逻辑, 暴露证人证言的矛盾和不实之处, 从而对作伪证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惩罚的问题, 则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刑事立法来解决。

至于如何预防作伪证行为的发生, 除对已有伪证行为进行惩罚以外, 应建立并落实证人宣誓制度。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纳了证人宣誓制度, 宣誓的具体方式或许国情而存在差别, 但目的都是通过庄严的宣誓唤醒证人的良知, 强化其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既包括道德责任感, 也包括法律责任感。我们永远不能忽略仪式的重要性, 不能忽略仪式对人们内心的影响。至于宣誓的形式, 笔者认为签署保证书并不足取, 最好能够在法官的指引下让证人当庭起立宣誓, 以强化证人如实作证的意识。

( 四) 严格落实证人补偿和保护工作

证人的补偿, 笔者认为应遵循“谁申请, 谁补偿”的原则, 即在控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由检察机关的司法经费对证人予以补偿; 在辩方、被告方或被害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由申请方自行对证人予以补偿。

关于证人的保护, 新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给予了明确规定, 但该条仅对特定犯罪, 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给出了较为具体的证人保护措施, 对其他类型刑事案件的规定则笼而统之。笔者认为,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 而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保护则是证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应当因案件类型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只要证人提出保护需求, 就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证人予以保护。具体方法可参考新刑诉法第六十二条第 ( 一) 至 ( 五) 项之规定, 也可以考虑采取远程视频或音频的方式进行。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的本质要求, 但我国司法实践证人出庭率极低,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本文针对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分析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并尝试提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构想。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