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论文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论文 篇1：

论完善刑事诉讼出庭证人如实作证的法律保障

真实的证言，有助于法庭迅速查明案件事实，做出及时公正的裁决，虚假的证言可能导致冤假错案，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保障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导致一些刑事案件特别是部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作出及时、公正、有效的判决。本文在梳理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义务的理论基础上，就影响如实作证问题展开探讨，希望对完善法律保障制度有所助益。

一、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义务的理论基础

（一）诚信原则的法律要求

诚信原则实际上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我国《民法》将其规定为基本原则，实质上是将合理的道德要求上升为贯穿法律的精神。在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这一概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客观方面，诉讼参与人应当在实施相关的诉讼行为时，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不进行侵害和有意欺骗，行使诉讼中的权利时注意实事求是；二是在主观方面，当诉讼参与人确信其行为符合法律，且从主体产生这一确信过程看，他是诚实和无过错的，主体基于这一确信作出相应的诉讼行为时，法官可赋予该主体相应的程序性利益。[1]证人如实作证是证人作证的应有之义，证人不论是在庭上还是在庭前所作的证言都应当体现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诉讼制度的一种潜规则，遵守它不一定会给行为人带来多大的利益，但违反它却要承受法律上的责任。在证人制度的语境下，要求证人客观、如实地陈述其所知晓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不猜测、不妄断、不作积极的评论。违背诚信原则作证是不道德的，并将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公正与效率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

真实的证言有助于迅速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可以使侦查机关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节省大量迂回外围的调查，并为法官的最终判断提供有力的根据，对法官作出公正的裁判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虚假的证言有导致冤假错案的可能，同时也会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对于诉讼的进行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证人如实作证，能够使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避免受到不当因素的影响，使诉讼程序顺利有序地进行下去，有利于及时准确的惩治犯罪。

（三）出庭证人如实作证义务具有内在关联

首先，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如实作证的必要条件。证人出庭作证是人的一个外部行为，实践中完全可以通过强制出庭、采取惩戒等措施以保证证人按时到庭。证人出席法庭使之就所作证言接受质询成为可能，为法庭判断真伪创造条件，但证人出庭作证并不表明其一定会如实作证。其次，证人如实作证为证人出庭作证指明良性方向。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法庭上比较容易得到检验。俗话说“一句谎言可能要用十句谎言来自圆其说”，面对当庭质问，如实作证就会成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正确或者是最佳选择。再次，证人如实作证是出庭作证的根本目的。如前所述，我国刑事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更多采用书面证言的形式，优势在于节约司法资源，使办案人员能够快速对案件作出处理。其劣势也显而易见，使审判人员无法有效对书面证言判断真伪，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流于形式。因此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种诉讼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合理的庭审程序，最大限度保障证人能够如实作证。

二、出庭证人如实作证的认定

如实，顾名思义是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反映情况的意思。如实与虚假相对立，以事物是否与客观真实情况相一致、相符合为参照，符合即为如实，不符合则为虚假。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但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证人如实作证的立法精神。《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第123条则规定了证人作伪证应当负法律责任。笔者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了如实作证的法律属性，以承担法律责任为如实作证义务的履行提供保障。由此，证人是否如实作证最终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参照结果，即证人对案件事实所提供的证言经过法庭调查确认，是否符合案件所查证的事实。如果符合查证的事实，则证人证言应当属于如实作证的情形，如果不符合查证的事实，则还应当进一步考察证人的主观心态。

证人如实作证反映出证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和心理活动，这种主观态度应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进行考察。前者是指，证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是在客观的反映对案件事实的所见所闻，不是有意歪曲、隐瞒、虚构事实。后者是指，证人希望所作的证言能够反映客观事实，有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证人的心理活动不能离开证人的注意而存在，因为证人作证必然是对某一事实的聚焦。根据心理学的概念，注意可以分为指向性和集中性，证人注意案情时的心理活动强度越大，紧张度越高，则其精神越集中，其注意的指向物越少，其他与指向物无关的情况则有可能被其忽略[2]。正因为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证人出庭作证是其对过去事件恢复记忆的过程。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是有规律的。一方面，人的记忆有遗忘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对事物形象的记忆并不会是“一次成型、永不磨损的”，随着时间推移，有的情节会更加模糊，而个别的细节问题有可能更清晰。证人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进行感觉活动，感觉存在各种限制，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而产生各种错觉，这就大大影响了证言的可靠性。正是由于证人的主观心态、心理活动往往与客观事实存在诸多偏差，在辨别证人是否有意歪曲、隐瞒、虚构事实方面需要作出慎重的判断，切不可客观归罪，忽略证人的主观心态。

三、出庭证人如实作证的影响因素

（一）传统道德、伦理因素的影响

自古以来，“厌讼、非讼”的观念深入人心，俗话说“衙门难见，官脸难看，有理没礼莫进来”。古代证人的诉讼地位非常低下，常常只有作证的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甚至成为了刑讯的对象。

证人作证本是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也在履行社会责任。由于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人们对出庭作证“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社会也没有形成鼓励、支持、包容证人如实作证的氛围。在社会普遍存在抵触出庭作证的心理预期之下，证人即使被强制出庭，其证言的可采性和真实性也会大打折扣。

（二）情感因素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证人与当事人双方具有亲属、朋友或者邻里关系，证人在庭上可能会碍于情面而作出虚假证言。如笔者曾办理一起发生在农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害人与被告人就使用有争议的宅基地盖房一事多次发生争执。一天上午被告人正在盖房的时候，被害人出面阻拦，被告人拔出刀子捅死了被害人。案发时是白天，且被告人召集了很多村民帮其盖房，但在场的十余名证人竟无一人出庭作证证明被告人持刀捅刺被害人。

另外，证人也具有人类的一般朴素情感，出于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可能会对被害人的遭遇产生恻隐之心、同情之意，对犯罪行为产生愤恨的心态，就可能会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夸大其词甚至是作出虚假的陈述。此外，如果证人曾经受到国家机关的处理或者因种种原因具有反社会心理，对司法怀有抵触的心理，也可能会故意提供虚假的证言。

（三）公安、司法机关对证人保护不力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公检法机关对证人提供保护的相关制度，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定过于原则。对证人的保护应当形成严密的网络，然而法律对各机关保护程序的启动、执行和责任等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第二，保护证人的案件类型单一。法律列举了应当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四类案件，这不利于普遍意义上的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因为任何刑事案件中证人都可能面临危险。第三，缺乏事前预防措施。相关人员为使证人不在法庭上作出对己不利的证言，往往在证人出庭作证之前，对证人进行威胁、引诱。[3]现行立法则主要关注事中保护和事后惩罚，对事前预防措施规定不足。第四，保护手段不完善。随着证人出庭制度的不断发展，现有的保护手段已不能满足需求，需发展高科技的保护方式。

（四）对出庭证人的询问规则不完备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的程序没有修改，仍未规定证人出庭后如何作证或者如何对其进行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询问的方式、内容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询问主体不明确。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可以询问没有规定，仅以审判长的指令为程序引导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导向性。第二，交叉询问的规则没有完全建立，缺乏询问的具体规则，如反询问、再询问的制度设计以及询问的范围，对是否可以诱导性询问规定过于绝对等。第三，法庭控制过多。我国庭审制度虽然带有部分职权主义的色彩，然而对抗制必然是庭审改革的主要方向。按照交叉询问的精神，一方询问完毕后，另一方当然享有询问的权利，而不必经由法庭许可。此外对一些中断询问的规定不细致，增加了法官对交叉询问的干涉，使得交叉询问缺乏连贯性。

四、完善出庭证人如实作证的法律保障

（一）建立证人法庭宣誓制度

证人宣誓来源于古代带有宗教色彩的宣誓仪式。这种仪式最初完全是以宗教信仰为依托。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证人宣誓制度逐渐褪去了宗教信仰的外衣，通过宗教信仰与人的道德良心之间的联系发挥着制约作用。我国目前是通过法官向证人说明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令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字来完成类似证人宣誓这一程序，这并非严格意义的证人宣誓制度。相比于口头宣誓而言，证人向法庭签保证书实际上还是一种书面形式，庄严的法庭权威对其所产生的无形力量就十分有限。

因此，应当建立出庭证人于法庭之上宣誓的程序。第一，由法律或司法解释事先拟定宣誓的内容，该内容简明扼要，突出法律义务和责任；第二，出庭证人应面向法庭或国徽，一手捧《宪法》，另一手举手向法庭口头宣誓誓言的内容；第三，修改《刑法》对伪证罪的规定，将法庭宣誓作为证人构成伪证罪的先决条件。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制度

丹宁勋爵曾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4]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制定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建立了完善的证人保护程序。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的规定相对笼统，实际可操作性差，证人保护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客观上造成了出庭证人不敢、不愿如实作证的局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可以是证人保护机关。实践中三机关责任划分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就难免发生。证人保护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检察院、法院本身职能所限，加之资源有限，并不能很好的履行保护职责。相反，公安机关担负着治安管理、刑事侦查等职能，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广泛，在公安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更为适宜。

2.适当扩大保护证人的对象和范围。《刑事诉讼法》将证人保护的范围限定在证人及其近亲属，显得过于狭窄。对于证人的概念，我国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认识并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的证人概念比较宽泛，既可以包括当事人，也可以包括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之一，是最为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能够为查明犯罪事实提供重要的信息，经常会成为罪犯加害的对象，很有必要纳入保护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应适当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可以限定为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决定保护的对象则由证人保护机构来确定，而不应将该范围限定的过于严格。

3.完善证人保护的措施，规范证人保护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证人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的保护措施和其他必要的保护，然而这种概括性的规定还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的措施。例如，可以对受严重威胁的证人进行贴身保护，对重大案件可以采取整容、移居等特殊办法，对易受伤害的证人提供诉讼关照，对证人人身财产提供保险等，[5]使证人保护迈入规范化、精细化的轨道。证人保护是一项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应当严格制定证人保护的规则，以细致规范的形式明确证人保护过程中的具体程序，如证人保护的条件、保护的启动和结束条件、被保护对象不同意有关决定提出异议的程序、有关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在证人保护工作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等。

4.完善屏蔽作证制度。《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案件，公、检、法机关应当对证人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列举了不暴露真实外貌、真实声音的出庭保障措施。该项立法可谓在刑事诉讼中初步确立了屏蔽作证制度，但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明确启动程序。控辩审三方都可以成为启动屏蔽程序的主体，法院可以依职权直接决定启动程序，而控辩双方则可以向法庭提出屏蔽作证的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启动该程序。第二，明确适用范围。屏蔽作证毕竟成本较高，且对诉讼公正产生一定不良影响，因此应当明确界定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强奸案件的被害人、不宜公开真实面貌的未成年被害人或者证人、涉及黑、恶势力犯罪和团伙暴力犯罪的案件的证人和从事打黑、缉毒等侦查工作的侦查人员应纳入屏蔽作证的范围。第三，规范作证程序。为真正发挥屏蔽作证的功效，从证人宣誓到作证完毕，都应当不暴露其真实身份信息，法庭可以对其身份进行庭外核对。除此之外，法庭仍然可以采用一般的庭审询问质证程序展开法庭调查。

（三）建立规范的证人出庭质证程序

如实作证的关键是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然而我国法律在庭审询问程序上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保障对证言真实性的调查和当事人、证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关于该程序的合理内核，建立由法官主持下的交叉询问程序。法官不具有质证权，但整个庭审过程必须在法官主持下有秩序进行。[6]首先由提供证人一方进行询问，再由对方进行询问，询问可以交叉重复进行。其次，询问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第一轮询问完毕后，由法官决定是否进行第二轮询问，在询问过程中对于双方提出的无关发问、诱导性发问、有损尊严及人格的发问均应及时制止。再次，必要时证人之间可以进行对质，但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最后，当控辩双方询问完毕后，法官可以再进行补充询问，最后由书记员将法庭笔录交证人核对签字后退出法庭。

（四）制定完备的伪证处罚规定

法律对伪证行为的处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区分伪证行为的危害程度、责任主体做出不同的处罚。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来看，伪证罪是一个行为犯，一旦实施了伪证的行为，就可能立即构成该罪。但必须指出的是，《刑法》分则的规定应受到总则的约束，即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不当作犯罪处理。因此，对于一些轻微的伪证行为，我们应坚持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不轻易将其归入犯罪，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此外，伪证罪仅对司法机关承担责任，势必造成对另一些受侵犯的权利主体利益的忽视。让证人为伪证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增强伪证罪威慑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2.对伪证罪的“虚假证明”作进一步解释。理论上对虚假证明的认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之争，主观说认为证人陈述不符合其内心记忆的事实即为虚假证明，而客观说认为证人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虚假证明，笔者认为主观说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证明，客观说有“客观归罪”之嫌。法庭让证人出庭作证目的就是为了查明案件的真相，用法律的手段追求客观真实，即实际达到的是法律真实。就某一证人的当庭陈述而言，要认真判断其与最终认定事实的符合程度、影响程度以及证人主体的心智、认知水平等，综合各方面因素得出是否有虚假证明的结论。

3.伪证罪的构成应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产生实质影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已属不易，如果将伪证罪规定的过于宽泛，势必造成民众对出庭的恐惧。并且，不能排除证人记忆的模糊、细枝末节的忽略、认知水平的高低对其陈述真实性的影响。事实上即使不违背内心，不同证人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都有可能作出各不相同的陈述，因此在主观故意本身难以证明的情况下，应当把对案件处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检验的一个标尺，同时也可能防止轻易入罪。

注释：

[1]李蓉：《论诚信机制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确立》，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

[2]王伟：《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理论探讨》，苏州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载于中国知网。

[3]王永杰：《从讯问到询问：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5]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6]付鸣剑：《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作者：束斌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论文 篇2：

简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及出路

摘 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细则，应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立法建议

一、背景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这是对我国历经十六年的《刑事诉讼法》所做的一次重大修改，而其中关于证人制度的修改和补充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如规定了重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及补偿制度以及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等。这些规定，对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证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新刑诉法关于证人出庭制度的一些规定过于笼统、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如若不及时加以细化，可能会使刑诉法修改的初衷得不到实现，导致证人出庭难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目前，深圳市中院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在2%—5%之间徘徊，烟台中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于1%。北京市中院统计在该院辖区2005年度审理的案件共5 500件，证人出庭的只有29件，只占案件总数的1%[1]。同时，2009年备受媒体和法律人关注的李庄涉嫌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一审中，8个证人无一出庭作证。上述数据表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率普遍偏低，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涉及地区广，无论是内地还是沿海地区，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证人不出庭现象[2]。从案件的性质上看，不论是重大刑事案件还是普通刑事案件，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证人出庭率极低，仅凭公诉人宣读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询问证人，也无法就有关案件争议事实与证人进行质询，导致部分案件出现冤假错案，公众质疑声音愈来愈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证人制度进行反思，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为构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二、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证人出庭率极低除了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证人综合素质、法制观念以及司法办案人员的态度等多方面因素，这些都制约着我国推进对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改革。

（一）立法缺陷

尽管我国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立法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仍然不完善且存在滞后性。一方面，现行法律为不传唤证人出庭提供法律依据。新刑诉法没有对应当出庭而未出庭的证人庭审前的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做出规定[3]。而新刑诉法第190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该当庭宣读，1996年刑诉法司法解释第58条规定的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法院对于普通案件的证人出庭重视程度不够，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权掌握在检法部门，被告人和辩护方没有选择权；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对证人的保护机制略显粗糙，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涉及证人保护的法律规定都属于事后救济措施，事前预防，保护机构和保护主体仍然没有进一步细化。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司法机关相互推诿，保护工作仍然无法完全落实。

（二）司法障碍

一方面，我国司法资源匮乏，经费严重不足，证人出庭的相关补助申领手续烦琐。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办案经费、办案人手严重不足，有时连正常的办案经费都无法及时到位，那么证人出庭作证需要差旅费、误工费、食宿费等费用财政无法做到专项经费下拨。证人及其近亲属因证人作证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也需要给予经济补偿，如果没有充足的专项经费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检控机构在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仍持抵触情绪。在办案过程中，言词证据相对于实物证据具有可变性、不稳定的特点，证人在法庭上容易翻供。为此，检控机构为了保证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完成公诉任务，尽可能选择宣读证词更为稳妥，可以说，公诉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是仍持消极的态度。

（三）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

中国人的传统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司法观念仍然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推行，即使是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立法规定，但是大多数证人仍然不愿出庭作证。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害怕本人或近亲属可能遭受人身伤害。证人出庭作证，意味着自己在被告人和受害人面前暴露，在中国人情社会中，大多数证人害怕露面，担心自身情况被别人知晓而遭遇不必要的麻烦。第二，新刑诉法虽然对证人保护做出规定，但是较为原则性，实施起来缺乏具体的措施，没能给证人足够的安全感，无法真正消除证人思想上的顾虑。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法律机制

证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切实保护，直接关系到证人作证的态度，关系到特殊类型案件的追诉，更是事关我国刑事訴讼任务的实现和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证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面临人身危险性，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鼓励更多的证人站出来维护社会正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证人保护法律机制：第一，确立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模式。鉴于我国目前证人出庭的现状，我们应当采用综合性的立法模式。由于证人保护问题是一项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系统复杂、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仅在单行法律当中规定保护措施，仍显不足。建议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非诉讼等容易发生针对证人侵权的领域进行综合性立法，相互协调，构建起证人保护的大网。第二，对证人的权利义务，保护机构及其职责，保护的对象、程序、手段，启动条件，案件范围，经费保障，费用承担以及责任制度等予以进一步细化。第三，建立多元化的污点证人保护模式。比如采用特殊措施不让暴力型案件中的证人暴露在众人面前；事前对证人的身份实行保密；事中为证人设置单独的等候区、及时告知证人的安全信息；事后要对不法侵害证人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加重不法者的法律责任[4]。上海市一中院推出国内首套证人保护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率将大大提高，有助于进一步体现司法公正。为保护证人安全，缉毒警官被安置在与法庭隔离的证人室，经过处理的警官图像实时传输到法庭。控辩双方以及审判人员，通过视频和音频系统对证人交叉提问。仅用10分钟，法官清楚地掌握了案发的情况。英国在借鉴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上，还设立了充满人性化的证人服务制度，即有专人帮助证人调节在法庭上的心理与情绪，避免证人受到刺激和伤害。

（二）健全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为案件花费了时间、精力、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而且有可能面临一定的危害风险。为了解除证人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应当健全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机制。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专项资金。这笔资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统一划拨，由法院负责掌管发放。考虑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难度和所面临的危险性，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应当适当提高。第二，对证人出庭作证后其本人及家属遭遇到伤害所造成的损失，也应纳入经济补偿的范围。第三，明确具体补偿程序，简化补偿手续。证人出庭作证后，应当可以在10日内领取到法院的经济补偿费用。证人及家属遭遇到伤害所造成损失的，可以向法院申请评估，法院及时委托评估机构做出损失报告后，证人可以在10日内领取到法院的经济补偿。总之，法院应当尽可能简化申领手续，为申请人提供便利。

（三）完善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证人作证是一种利他行为，有益社会的行为，其本身也是一种伸张正义行为，证人出庭作证也是国家法律确立的一项法律义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的证人，都实行了强制作证制度，都专门出庭解释或者制定证人保护法明确赋予证人的经济补偿的主体、程序等。虽然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即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一方面这一规定太过原则，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如何，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强制证人到庭的条件和法定事由，新刑诉法规定并不全面。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细化证人不出庭的法定事由，并参照国外方法建立如下规范：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接到法院出庭传票后，无法定事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传唤其到庭，被传唤到庭的证人仍拒不作证，致命案件无法审理的，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高额罚款或一定时间内拘留。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因证人无法定事由不出庭的致命案件无法审理或法庭不彻底查清事实就轻易判决现象的滋生，这也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走向完善的标志。

（四）培养公民出庭作证的法制意識

证人证言是证人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的说明、陈述，有助于法官了解案情，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法制观念、传统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与其他法治先进的国家相比较，我国证人制度仍然不够成熟，以致形成证人出庭率低的状况和证人拒绝作证的现象[5]。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一种伸张正义行为，而且更是公民的一项法律义务，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解决证人出庭难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在推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过程中，应当加强公民法制宣传和教育，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树立良好的作证观念，增强公民的作证意识，这才是解决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困境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祝丹华.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2]李富成.论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现实原因及对策[D].湘潭：湘潭大学，2003.

[3]赵珊珊.制度建构的进步与立法技术的缺憾——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人制度”评述[J].证据科学，2011（12）：52.

[4]尹相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讨[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12）：15.

[5]黄永波.对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思考[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8（12）：29.

作者：黄树标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法律论文 篇3：

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摘要]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道难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心理、经济、社会以及现行立法上的原因，文章在分析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带来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明确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完善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设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等等。

[关键词] 证人出庭作证完善拒绝作证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大部分地方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于５％。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损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与辩护权，更使案件的事实难以查明，损害法律的威严，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造成了证人出庭作证率低？针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去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期对证据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分析

造成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

（一）心理因素的影响

证人对出庭作证应该说是顾虑重重。首先担心的是自己或者亲人有可能遭受到的打击报复，因为对于证人证言来说，通常是对诉讼的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对其不利的那一方可能会心有怨言，甚至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对证人造成伤害；其次还可能担心出庭作证会丧失既得利益，破坏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伤害感情，等等。因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员流动相对封闭，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将是一个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因素使得证人不愿意作证或者或者即使作证也是宁肯出具一个书面证言。

（二）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因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承几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优秀的，但也有许多和现代的诉讼理念格格不入。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温、良、恭、俭、让”的民族，封建意识、中庸之道、隐忍退让等因素造成了“厌讼”、“耻讼”的国民心态；“和合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伦理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祈求相安无事，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这些都对现代诉讼理念的重塑形成巨大的阻力。

其次是当前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社会转型期，人的道德观念最容易混乱，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i社会转型破坏了人们传统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导致目前的社会处在一个精神信仰较为混乱的价值失范阶段。社会风气不是特别好，缺乏正义感。这也造成证人不敢和不愿意站出来作证。

（三）经济因素的影响

人在行为之初，通常会有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对于证人出庭作证来说，如果出庭，将有可能因为自己作证使得坏人被绳之以法、正义得到伸张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者因说出了自己感知到事情真相而获得一种内心的平和，但也可能因此而失去业已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而付出机会成本，伤害个人感情，同时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将受到威胁，经济上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现有立法对证人的经济补偿规定还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得失，大多数证人都会拒绝出庭作证。

（四）现行立法的影响

抛开上述因素，现行诉讼立法上的缺陷也是造成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原因。立法上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几点：

1、现行法律对证人出庭的义务责任规定不平衡。我国三大诉讼法均将出庭作证规定为证人的一项义务，但均未规定不履行义务时应负的法律责任，没有责任的义务只能是一纸空文。

2、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保障不够。目前立法对证人的保护仅仅体现为一种事后措施，而缺乏事前和事中的保护；而且事后措施也往往因人员不够、机制不健全、措施单一等原因难以到位。

3、对证人的经济补偿不够。目前仅仅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确立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而且规定比较粗疏，另外在刑事诉讼上尚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其实很多的时候，由于刑事犯罪分子流动性大，可能导致的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更高。

4、立法关于证人证言的形式的规定有矛盾。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证言才可能作为定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另外又规定书面的证人证言在法庭上经过宣读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这就造成在实践中，公诉机关也不愿意证人出庭，因为证人出庭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没有书面证言来的稳妥。

上述的种种因素，造成了今天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现状。这种状况给司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首先，证人不出庭影响了程序公正；证人不出庭，当事人双方或者控辩双方就无法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辩明真伪，这使得当事人或者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实现。其次，证人不出庭也会影响到实体公正；书面证言的作出往往省略了责任告知等程序，而且缺乏监督，也无法使对抗双方进行交叉询问，同时也不能够使法官通过观察证人作证时的神态、语气等来判断证言的真伪，这些使得证言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并最终影响到案件实体的公正。最后，证人不出庭作证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目前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弱化庭审过程中的职权主义倾向，增强诉讼双方的对抗，而证人不出庭作证显然不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有鉴于此，必须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完善，以促进证人作证出庭率的提高。

完善措施的确定要从分析影响证人出庭的因素着手，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心理、社会、经济和现行立法四个方面的原因。对于心理因素来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也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证人有此种种顾虑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通过修改立法，完善证人人身保护和经济补偿措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对于经济因素，同样需要采取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而对于社会因素的消除则比较困难，因为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会的转型也需时日，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矫正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通过社会的进步、法律意识的增强等手段来解决。所以我们目前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是完善现有的诉讼立法。

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措施

（一）明确规定证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负的法律责任

在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等，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将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罪，法官有权力对其判处罚金或监禁。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法庭对拒不出庭作证或拒不提供证言的证人可以采取拘传、罚款等强制措施。ii应当明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对于经合法传唤仍拒绝出庭的证人，法庭可以采取传唤、拘传等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另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拘留；对于拒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证人，法院可以判处其扰乱法庭秩序罪，依照刑法规定对其进行处罚，以使得义务真正落到实处，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二）完善对证人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权利的保障措施

我国虽然也建立了相关的证人人身安全保障制度，但是仅仅限于事后救济方式。对于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事后的救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着手，其中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

在庭审以前，应当由公安机关加强对证人及其亲属的身份的保护，做到未雨绸缪，打消证人作证的顾虑，防止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发生，如必要的时候采取24小时的贴身保护，为证人提供隐蔽住房等等。在作证过程中，对于可能使证人遭受严重威胁的案件的作证，可是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在审判区设立证人室，并对证人的声音进行技术加工，让证人在不暴露的情况下出庭作证。在事后保障措施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如果涉及重大犯罪，对证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则可以应证人的要求改换姓名、身份，允许迁移等等。在实践中，就曾经有证人因为举报遭到报复希望能够隐姓埋名的生活。

对证人的保护，除了要对证人进行人身安全保护外，对于证人的劳动权、名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法律也应当运用刑事、行政和民事等多种手段加以保护，确保证人作证后，不被无故开除或者降低薪水和改变待遇，如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吹口哨人保护法》就规定，政府在雇用一个雇员时要在劳动合同上写明，不能因为这个人揭露了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如腐败、渎职等而被解雇或变相解雇。

（三）完善对证人的经济补偿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会支出费用。许多国家都规定，证人在出庭作证后有权请求经济补偿。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１条规定，法官得应证人的请求，批准证人受领其可以主张的补偿金。v证人出庭作证费用一般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误工费等等，应以证人出庭作证所要花费的合理费用及因此而减少的收益为限，遵循填平原则。

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证人作证的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原则上证人作证的费用应该由败诉方承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为了避免当事人滥用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情形的发生，有必要规定胜诉方承担费用的情形，如胜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没有被法官采信或者部分被采信时，以及胜诉方恶意申请不必要的人出庭作证时，等等。

另外，在目前经济补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一些现代的通讯技术手段来远程作证，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支出。

（四）确立拒绝作证制度

证人拒绝作证规则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制度，在英美法系则称为特权规则，是指知情人基于其特定身份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这种规则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vi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冲突规范，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对证人的人文关怀，在英、美、法、德、意、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确立。而我国在古代也有“亲亲得相首匿”制度。考虑到证人作证面临的特殊情况，应当给予起更多的人文关怀，我国也有必要在诉讼立法上确立拒绝作证制度。拒绝作证制度大致可包括下列内容：1、基于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享有的拒绝作证权；2、基于特定的职业享有的拒绝作证权，如神职人员、律师、医生以及新闻从业人员等等；3、基于亲属关系享有的拒绝作证权；4、基于公共利益享有的拒绝作证权，主要包括一些公务人员等。

综上所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证人出庭作证率非常低，针对这些原因，我们能够采取的完善措施至少应该包括上述四个方面。换言之，我们亟需完善我国的诉讼立法，亟需制定与我们的国情、财力等现状相契合得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该制度的核心应该是证人保护制度。只有对证人实行全方位的保护，给以证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权利关怀，减少证人出庭作证的社会成本，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才可能根本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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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鹿庆梅（1975—），女，山东菏泽人，硕士，助教，济南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诉讼法律制度。

作者：鹿庆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