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然而对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与完整性。尤其是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所花费的费用由谁来补偿，补偿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则没有规定。文章拟从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角度入手，提出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几点建议和构想，以期使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更为完善和健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1：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异象与规制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理论上应该可以改变过去侦查人员极少出庭的狀况。但实践中，侦查人员仍经常通过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来补充证据链条，以规避其本应承担的出庭作证义务。《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也较为零散和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支撑。因此，需立足我国国情及司法实践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进行合理规制与构建。

关键词：情况说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始终是一大难题，而作为特殊群体的侦查人员，在实践中要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审查更是难上加难。我国长期以来也未能建立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侦查人员是否应出庭作证也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发布，可以说是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新《刑事诉讼法》亦对侦查人员出庭进行作证作了相关说明。至此，有关侦查人员是否应当出庭进行作证的争论似乎可以尘埃落定。然而，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经常通过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来替代其出庭义务①。大多数的“情况说明”又不属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证据种类之一，却在司法实践中几乎达到畅通无阻的境界。新《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人员出庭的规定仍缺乏具体的操作性，甚至将《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中阐述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修改成了“出庭说明情况”。司法实践中，不仅各地司法机关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一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要面对对其工作的不认可和“吹毛求疵”，心理上往往也难以接受，侦查人员要出庭作证极其困难。所以，探索与国内情况相一致、具备实际操作性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这对于司法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概述

（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特点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指在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侦查人员就其侦办案件中所实施的有关侦查行为和感知的案件事实，接受法庭的审查和控辩双方的质询，以查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侦查人员因其职业性，在对事实的感知方式、时间、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人，其出庭作证也表现出与普通证人出庭作证不同的特点：

1.所感知的事实往往具有事后性。侦查人员对大多数案件事实的感知并不是像普通的证人一样，是以在现场所看到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的，而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参与搜查、扣押、勘验等侦查活动才逐渐了解案件情况。

2.作证具有经验性和公务性。一般情况下，普通证人因较少甚至从未接触过案件，其在目击犯罪事实时，该犯罪事实容易在普通证人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侦查人员由于工作原因一方面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其对案件缺乏新鲜感，对某些事情产生“免疫力”，其在感知、记忆、表述案件事实时，容易受到职业经验的影响。同时，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在案件中担任过侦查任务，其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是其职责所致，是一种必然的、公务性的介入②。

3.进行作证的目的，具备倾向性质。作为侦查人员，之所以出庭作证，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案件的事实得以彻查清楚，但预防、追诉、控制犯罪是侦查人员的使命，其特定的工作环境使其难以做到不具有追诉、打击犯罪的倾向。尤其是伴随案件的侦查逐步汇集到特定的犯罪嫌疑人身上，作为警察，会偏向于对构成犯罪的证据加以强化和证实，而未充分注重可证明无罪的相关证据③，其在庭上作证陈述时容易产生不可避免的偏向性。

4.作证的内容具备较强的侧重性质。普通的证人只会就本身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法庭来作证，几乎是针对案件的实体性事实。而侦查人员更多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参加搜查、扣押等侦查活动才逐渐了解案件情况。他们出庭作证更多的也是侧重证实行为的合法性，以便法庭进行审查。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价值

1.有利于保障辩方的诉讼权利。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侦控分离、控审分离的诉讼程序制度，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但不行使控诉职能，检察机关则承担追诉犯罪的举证责任而不参与案件的侦查。由于公诉方并未参与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控诉职能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查实与说明。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庭审中出现争议时，侦查人员又不出庭作证而是采取出具某些工作说明、情况说明、证明等书面材料的形式，可能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造成指控不力，影响犯罪的追诉；另一种则是促使法官定案依赖侦查人员出具的这些书面材料，损害辩方的程序性权利。所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可接受控诉方和辩诉方的交叉询问，确保辩方的辩论权以及质证权，特别是查明部分案件事实，比方说控诉方和辩诉方在侦查程序上是否合法上的争议、搜集证据的过程、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立功或自首情况等，侦查人员极有可能是不可缺少的证人④。

2.有利于规制侦查行为，提高侦查水平。刑事侦查往往具有隐秘性，在我国当前的庭审模式下又很难发现侦查行为中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违法侦查行为屡屡发生。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辩方提出在侦查讯问时受到刑讯逼供，当庭翻供，此时，侦查人员若不出庭作证说明，辩方就难以同侦查人员进行当庭质证，而审判人员和控诉方囿于辩方无明确相反证据，对于侦查人员以“情况说明”来避开作证的情况通常是持放纵态度，最终导致侦查人员的不法取证行为得不到追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侥幸心理⑤。反之，假设侦查人员可进行作证，将侦查行为置于法庭审查之下，让整个侦查程序在庭审过程之中体现出来，使侦查人员能够亲身体验刑事审判对案件证据的要求，了解公诉人向法庭举证的规律以及辩方对证据的异议，不仅会促使侦查人员时刻注意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也有利于侦查人员在侦查工作中明确取证方向，不断提高侦查效率和水平。

3.有利于促进庭审方式的改革。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在不断吸收当事人主义的某些积极因素，欲使庭审方式更具有对抗性。但从司法实践来看，一个案件的全面、实质调查仍然是在侦查阶段。“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仅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也是侦查机关对一个案件侦查终结的标准，造成“审查起诉不过是对侦查结果的检验而已，而法庭审判亦不过是对审查起诉的结论加以检验、对侦查的结果加以第二次检验而已”的局面⑥。在法庭上，控方举证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搜查、扣押、现场勘验检查情况等，几乎是通过宣读书面笔录的形式进行，鲜有侦查人员为此进行出庭作证，各方围绕证据进行的激烈对抗场面并未能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上演，使得法庭调查往往流于书面化、形式化。因此，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使其与辩方当面对质，并接受法庭的审查，才能使庭审方式逐渐真正具有对抗性。

二、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异象

可以说，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其他人员无可替代的作用，新《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我国的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理论上应该可以改变过去侦查人员极少出庭的状况。但是在具体实践之中，侦查人员依旧习惯凭借出具“情况说明”的形式来对证据链条加以补充，以规避其本应承担的出庭作证义务。

（一）“情况说明”替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广泛存在

刑事案卷中的“情况说明”指的是在刑事诉讼之中，侦查部门以单位的名义，或者是单位、侦查人员的双重名义，对于侦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的书面形式的说明文本⑦。为直观说明“情况说明”不仅几乎存在每个刑事案件中，而且大量被作为证据援用，作者随机抽取、统计了所在基层法院“情况说明”被采用的情况，并借鉴其他研究者、学者的统计数据。

1.作者所在基层法院“情况说明”被采用情况。作者随机抽取所在法院2014年至2016年审理的180件刑事案件卷宗。经统计，共有“情况说明”378份，平均每件就约有2.1份，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每个刑事案件都有“情况说明”。对这些“情况说明”，除了个别未予列明，基本得到了采信，但在采信的裁判文书中却难有具体分析阐述，只是简单予以列明。在抽取的180件案件中，辩方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有7件，但仅有2件侦查人员有出庭作证，据了解，这2件侦查人员能够出庭还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相关领导沟通协调后的结果，其余5件均以“情况说明”替代其出庭义务。

2.其他研究者、学者的统计数据。黄维智曾针对“情况说明”作了实证调研，其从某市检察机关两级公诉部门办理的近3000件案件中随机抽取了98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每件案件都有“情况说明”，共计170份“情况说明”，平均每件案件约有1.8份。这些“情况说明”主要是关于抓获经过、自首、立功、查找未果、不能鉴定、辨认、比对原因等的说明，其中关于抓获经过及自首、立功的“情况说明”就占到了57.06%，关于抓获经过几乎是以“情况说明”的形式出现。黄维智同时指出，实践中针对辩方提出的被刑讯逼供的辩解使用“情况说明”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情况说明”取代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证据的形式⑧。

（二）“情况说明”替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弊端

中国式的“情况说明”最大的特点就是侦查人员不需要出庭进行作证，仅需要向法院提交书面的文本材料，然后在庭审时由控辩双方对这些书面的“情况说明”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即使辩方提出程序违法、刑讯逼供的意见，也容易因无相反证据而不被法庭采信，法庭仍会采信侦查人员所提出的“情况说明”来做出判决，其是否要出庭来作证，基本不影响审判活动。这种以“情况说明”来替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做法，存在诸多弊端：

1.变相剥夺辩方的质证权和辩论权。侦查人员不出庭，辩方在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抗辩时，又无法有效地与侦查人员进行对质，不能通过法庭质证、辩论来攻击侦查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影响对“情况说明”内容真实性的评价，辩方的质证权和辩论权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2.无法有效规制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能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的询问，从而亲身感受自身的侦查行为在法庭上可能遭受的各种诘难，进而促使侦查人员反思其侦查行为。而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代之以简便的“情况说明”，不仅容易产生惰性，也使得侦查行为游离于法庭审判之外，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规制⑨。

3.影响追诉犯罪目标的实现。目前，大多数出庭公诉的检察官都受过系统的法律知识的教育，专业素质水平较好，但在被告人翻供或辩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抗辩时，面对具有良好法律素养和丰富诉讼经验的律师，单枪匹马“作战”的检察官尤其是年轻检察官，难免会措手不及。侦查人员若不出庭作证而仅是出具“情况说明”，必然会影响到公诉质量，最终可能影响到追诉犯罪目标的实现。

4.容易滋生滥权与腐败风险，损害司法机关形象。在实践中，“情況说明”即使受到辩方的强烈质疑和挑战，法官也会因辩方无明确相反证据而选择采信侦查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法官对“情况说明”的这种天然信任感，也使得侦查人员乐于以出具“情况说明”来替代出庭作证，这不仅容易导致在侦查行为中随意使用“情况说明”以补充证据链条，甚至会出现权力寻租，如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立功等情节，取决于“情况说明”如何写。一旦侦查人员经不起诱惑，就会捏造虚假的自首、立功等情节，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同时，出具“情况说明”的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就难以对其进行质证、审查，往往经宣读后被法庭采纳，使得法官的权力如脱缰野马，因证据表面上的“互相印证”而草率裁决案件，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

三、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主要障碍

如前文所述，侦查人员出庭进行作证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之中，国内的侦查人员能够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审查却是寥寥无几，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立法上的障碍

2010年，“两高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尤其是《排除非法证据规定》规定了公诉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作证，明确表述为——出庭作证，给国内侦查人员作证提供了体制空间和法律依据，但该规定也未能合理、科学的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性质，缺乏操作性。新《刑事诉讼法》以及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适用刑诉法的解释》）也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的情况，但只是表述为“出庭说明情况”。即便是新《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侦查人员不出庭进行作证所需担负的后果做出规定，从而导致侦查机关未对其加以尊重。在具体实践之中，侦查人员通常不会出庭来接受控诉方、辩诉方的交叉询问，即便是偶尔有控辩双方就物证、书证等材料的证据能力产生争论，公诉方和被告方申请其出庭，或者是法官告知其出庭，侦查机关通常也是用盖有单位章印的一纸“情况说明”来替代自身出庭。具体的司法实践显示，如果缺乏救济的方式和渠道，行为后果不明确，那么，在实践之中，原则性的规定就失去了意义所在。

（二）诉讼结构的障碍

首先，从我国横向诉讼构造来看，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结构系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诉讼并非以裁判为中心，侦查权反而更为突显，法庭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具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检察官与法官对侦查活动的审查往往极为弱化，“情况说明”畅通无阻，侦查人员自然不愿出庭作证。其次，从我国庭审方式来看，法官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认定并非通过庭审环节来完成，而主要是通过案卷材料的阅读及审查。在这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模式下，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主要就是依据案卷材料，法官只要能够看到全部案卷材料，庭审基本上只是个形式，公诉人对证言笔录都是通过宣读方式，甚至不开庭也照样能裁判，是否作证，并不会对法官的书面断案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既然可不出庭进行作证，也能顺利履行职责，那侦查人员当然更乐于选择以“情况说明”来替代出庭。再次，从证据制度看，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据制度有了较大修改，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如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但同时又规定了“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形，却未说明以何种方式进行补正或解释。实践中，若要求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侦查人员往往以出具“情况说明”方式来补正或作出解释。

（三）司法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的刑事诉讼一直难以从侦查中心模式向审判中心模式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的设置是分不开的。自从200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提出，有条件的地区，逐渐推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者是政府的副职兼任省级、市级、县级公关机构的主要领导后，很多地方都是直接由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负责人，使得公安一把手在事实上成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领导，法院的审判权和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被置于行政权之下，法官难以强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虽然目前很多地方这种由地方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系统一把手的惯例已被打破，但受到这种体制长期的影响，法院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以此来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进行作证。侦查人员经常以“领导同意”为托词，而公安负责人又往往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让侦查人员出庭进行作证，就连法官本身，对待其出庭进行作证的态度，也是比较消极的，认为除非侦查人员在取证时存在重大问题，否则侦查人员出庭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⑩，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分段式的侦诉侦审关系，根本无法约束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四）思想观念和心理上的障碍

我国自古就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在这种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侦查人员认为其当然地不能与受刑事追诉的被告人平起平坐，在其思想理念之中，自身都是进行询（讯）问的发起者和主角，假设在公共场合成为被质（询）问的对象，显然会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沦为审判权之下的证人，这不仅是降低身份“有损形象，也不利于以后侦查工作的开展”○11，所以，在本能上，侦查人员对于出庭进行作证存在反感心态。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之中，一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对侦查人员来说往往意味着该案诉讼活动的结束。若侦查人员出庭进行作证，那么，在刑事诉讼之中的活动范围上，侦查人员就需由法院在开庭审判之前的侦查继续延展到法院庭审的最终结束，为此，侦查人员就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到出庭进行作证中来，这就致使本来就较为缺失的侦查力量变得更加地短缺。所以，作为侦查人员，在面对对其工作有疑问或不认可时，心理上往往也难以接受，往往被侦查人员说成是在“吹毛求疵”，实践中是否出庭作证常以侦查人员意愿为前提，以侦查部门许可为基础。

四、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合理规制

一项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往往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偵查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出庭作证制度将面临更多的阻碍，因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以规制和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有效实施。

（一）建立限制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的机制

应当严格限制书面证言在法庭上的使用。对于大多数不属于证据范畴的“情况说明”应限制使用，如证据无法提取、查找未果、不能辨认等的“情况说明”，表面上看使得案件的细节问题得到说明，似乎使案件的证据链更为完整，但它并没有证明案件的任何真实情况，对此类“情况说明”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尤其不宜在法院的判决书中作为证据采信。对于少数有其存在合理原因的“情况说明”，应在严格规范后使用，如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到案情况、犯罪嫌疑人有无提供线索或协助公安机关人员抓捕同案犯、采取秘密侦查手段等的“情况说明”，是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无自首、立功以及侦查过程与方法，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法庭或辩方有疑问时，应由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经过法庭的查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二）明确对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制裁

没有一定的惩戒措施，法律会如同一纸空文。如果没有规定侦查人员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该制度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英国、香港等地区在规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同时也建立了强制到庭制度。如在英国，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可被认定为蔑视法庭罪，判处监禁刑或罚金；在美国，拒不出庭的可能构成妨害司法罪，在庭上未如实陈述的，又可能构成伪证罪；在香港，假设警察以工作繁忙为理由，不出庭进行作证，法官只需要一纸告状呈递到警务处长处，该警察就会立刻被撤销警员身份

○12。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出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审判人员对此往往又无可奈何。遗憾的是，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侦查人员具有出庭的义务，但是，并未对其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做出相关说明。作者认为可从两方面进行规制。一是对于侦查人员来说，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和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商讨研究一些侦查人员非因客观原因拒不出庭的惩戒措施，如可由法院、检察院建议侦查机关对相关侦查人员给予一定的行政处分，考虑对侦查人员适用罚款、拘传、拘留等惩戒性措施；侦查人员在庭上作虚假陈述的，视影响案件处理程度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对相关证据的效力而言，则应区别对待：对有关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证据，若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而证据的真实性又无法通过其他证据得到印证的，则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有关程序方面的证据，若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则应参照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直接予以排除。

（三）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培训作为长效机制

随着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开始，在缺乏具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侦查人员素质不适应出庭作证要求的问题也日将显现出来，证据中存在的瑕疵也必然会在庭审质证中暴露。加之每个侦查人员对法律言辞和应变水平存在差别，当缺乏诉讼经验的侦查人员未有任何准备地出现在法庭之上，面对一个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之时，容易诱导侦查人员出现技巧性错误，诉讼难免陷于尴尬，律师便可能钻了空子，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判○13。因此，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为他们业务培训的基本项目，并形成长效机制，以满足新老警力的更替。作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组织庭审观摩，让侦查人员现场观摩庭审活动，感受法庭现场氛围，了解并不断熟悉庭审运作规律，增强感知认识；二是加强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表达能力、应变能力、抗辩能力的培训，并可组织模拟法庭，进行实战演练，使侦查人员对出庭作证有一种亲身体验感，逐渐习惯于面对质证被发问的情景；三是在具体个案中，侦查人员在出庭作证前可和公诉人就需要陈述的事实和说明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沟通，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四）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保护制度

侦查人员由于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和工作性质，其出庭作证不仅会影响以后的职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还更可能容易遭到威胁和伤害，甚至危及其家人。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侦查人员担负着出庭进行作证的义务，又当怎样给其提供应有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保护制度，确保侦查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一是对特重大案件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作证后给其改变身份，调换工作岗位或到其他地方开展全新生活；二是严厉惩治对侦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将此种行为作为重罪予以追究；三是对侦查人员有关的身份信息加以保密，运用变通形式进行作证，比方说运用技术措施转变侦查人员的录像图像或声音，或者不在法庭上直接露面，而在其他地方同时作证并接受同步质询；四是适当扩大保护范围，将保护范围延展至侦查人员的近亲属。如我国香港《证人保护条例》以及台湾《证人保护法》都有规定：证人的保护对象包含和其有着紧密利害关联的人○14。

（五）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例外

有原则即有例外，很多国家也规定了可拒绝作证的情形。如在美国，国家或者是州的公务员认为证词足够对公务上的利益产生损害时，可以拒绝加以陈述，但是，获得机构主管同意的，不在这一限制之内。在德国，被指控人订婚人、现在或曾经是被指控人的配偶、直系亲属、直系姻亲，有权拒绝作证○15。就我国而言，在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同时也应适度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侦查人员自身的利益，以下情形可作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豁免：（1）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侦查人员可将相关情况写成书面材料，经法庭同意可拒绝向辩方展示，直接予以认定；（2）涉及秘密侦查手段，出庭作证会泄露具体秘密侦破方案的；（3）涉及侦查工作秘密，出庭作证会影响未侦破案件查处的；（4）涉及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涉黑、涉毒、涉恐、走私等案件，可能危及侦查人员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可以通过庭外质询或采取必要的变通方式进行作证，并对其身份及住址等信息予以保密。

[注释]

①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案卷中有“情况说明”、“工作说明”、“说明”、“证明”、“到案经过”、“抓获经过”等称谓的书面说明，本文将此类文本统称为“情况说明”.

②王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③[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④王德玲.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N].人民法院报，2006-9-19.

⑤邓瑞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探索[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9/03/id/349022.shtml，2017-4-12.

⑥谢定飞，廖美春.试论我国“审判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之建构[EB/O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5/08/id/175854.shtml，2017-4-12.

⑦黄维智.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J].法学，2007（7）.

⑧黄维智.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J].法学，2007（7）.

⑨牟绿叶.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三种模式[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1（6）.

⑩何家弘，梁坤.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实证研究[J].人民检察，2010（11）.

○11宫毅.关于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3（6）.

○12刘仁文.警察要不要作证[EB/OL].http：//revie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18861，2017-4-12.

○13董兆玲.如何做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第八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审判程序的修改对公诉工作的挑战[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14高一飞，房国宾.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J].犯罪研究，2004（2）.

○15高一飞，房国宾.比较法视野下侦查人員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J].犯罪研究，2004（2）.

作者：郭丽清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我国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探讨

[摘 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然而对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与完整性。尤其是对于证人因出庭作证所花费的费用由谁来补偿，补偿范围的界定等问题则没有规定。文章拟从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角度入手，提出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几点建议和构想，以期使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更为完善和健全。

[关键词]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支付主体；合理费用

一、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有观点认为，证人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应该是无偿的，然而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长期以来，我们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权衡上，偏重于对集体利益的保护，而忽视或淡化了个体利益。在证人作证问题上的反映，则是在立法上缺少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使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但是，如果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对法治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要牺牲自身利益，这显然是背离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为使诉讼顺利进行，并尽可能得到接近客观事实的公正结果，保护证人就成为一个前沿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一）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提升证人出庭率

在诉讼中，证人出庭对于整个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证人证言在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美国“没有证人就没有诉讼”。美国法院的诉讼过程几乎就是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证人证言进行的。[1]保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是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手段。然而，证人出庭难一直困扰着司法界，在我国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

证人在出庭作证的过程中，势必会耗费一定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必然会产生差旅费等一些必要的开支和由于误工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从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虽然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是也没有理由让证人自己承担因出庭作证所造成的工作和生活上的损失。倘若作为证人只能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不能得到任何补偿和收益，绝大多数人都会怠于履行这一义务，极大地影响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在经济方面为证人提供保障，有效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负担，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从而促使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走出证人出庭难的困境。因此，国家应尽快立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费用项目和标准及误工损失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并确保经济补偿及时到位。

（二）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实现公平原则

现行法律只是过多的强调了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忽略了证人的权利。履行作证义务对证人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付出或一种经济利益的丧失。从公平原则出发，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确有必要。它既是对证人作证行为的一种激励，更是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有力保障。[2]如果因为履行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而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这不仅不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所要求的，而且也违反了公平的原则，这不是现代法治所推崇的理念。明确规定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达到权利义务统一，实现公平原则的重要手段。

总之，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将有利于走出证人出庭难的困境，实现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进而促进了诉讼制度的发展。

二、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具体内容

结合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关于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我国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刑事证人经济补偿的支付主体

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支付主体的确定，即到底是应该由人民法院承担或是由控辩双方各自承担已方证人的合理费用。在刑事诉讼中，支付主体应当为国家，实践中可由法院代表国家支付。原因在于，就刑事诉讼的性质而言，刑事诉讼并不是纯粹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利益纷争，而是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追诉活动，刑事诉讼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刑事证人作证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协助国家司法机关探寻事实真相，所以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应由国家支付，实务操作中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为宜。

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费用应由法院向证人支付，而不应由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如果当事人直接向证人支付出庭补偿费用，则有买通证人之嫌。[3]即如果证人的相关费用由辩护方承担，一方面由于证人证言的作用对当事人而言是十分重大的，如果允许证人直接向当事人行使请求补偿权，当事人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利益的诱惑来使证人作出对其有利的证言，给当事人提供贿买证人的机会，即可能会出现变相收买证人，这也是程序公正所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又可能会由于当事人没有能力补偿证人而导致证人不出庭，从而危及司法公正。

司法实践中对刑事证人的经济补偿由法院统一支付既能保证对证人的补偿及时到位，也不会产生补偿费用无法落实的尴尬局面。

（二）对证人作证经济补偿的范围和标准

有观点认为证人的经济补偿应分为两部分即必要的费用和激励费用。所谓必要费用即证人作证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所谓激励费用是指对在重大案件中出庭作证的证人，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诚然，这种激励费用有利于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作证毕竟是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是公民应尽的责任，不应该与物质利益直接挂钩，更不应用物质来衡量作证的作用大小。因此，补偿范围应限定在因作证而支出的费用和减少的收入这一范围。试想如果提供证人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的数额远远大于实际中证人所需的费用，比如当事人一方为某一出庭证人一天支付一万元人民币的补偿，那么，这个证人作证的真实性不能不令人怀疑，似有贿买证人之嫌。[4]

由此可见，对证人出庭合理费用进行界定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没有明确的范围和标准的界定，这不免给司法实践带来麻烦。结合我国国情，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并借鉴其他国家立法范例，应明确“合理费用”的范围，至少应该包括证人出庭作证时的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伙食补贴以及误工损失等内容，并且以证人出庭作证所要花费的直接合理费用及减少的实际收益为限，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裁量。具体裁量时应当由法院确定一个以普通公民的住、行、食为基础的差旅费标准，根据证人的住所远近、交通状况、生活水平决定，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同时，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允许变通。另外，“合理费用”还应包括工资奖金损失、作证期间因生病所需的医疗费以及其他劳动收益。只有将合理费用的具体项目尽可能细化，再加上概括的规定才是适应现代中国国情与法官素质，防止枉法的上策。

综上所述，证人的经济补偿权是证人权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证人出庭作证给予经济补偿是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且司法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作为正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应顺世界立法潮流，通过立法赋予出庭作证的证人经济补偿的权利。问题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如何有效地实现这种补偿而又不至于造成对国家的重大损害或制度设置上的缺漏。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证人经济补偿的主体范围等问题进行细化，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365.

[2]姚莉，吴丹红.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研究[A].陈光中.诉讼理论与实践——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上)[ 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534.

[3]刘敏.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法学，2000，(7).

[4]宋跃晋,白唯鸣.完善我国证人制度的几点意见.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作者简介]王玉平，男，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诉讼法学专业研究生；于志芳，女，山东安丘人，潍坊市峡山区太堡庄街道办事处。

作者：王玉平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管理论文 篇3：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国内外证人制度

前言

引起全国关注的“山东招远全能神教惨案”，竟然因为证人害怕全能神教残余势力打击报复，而在开庭时没有一个证人敢出庭作证。然而这种状况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程中早已存在。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证人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相比以往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尤是规定了重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及补偿制度以及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等，这些规定，对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有相当的积极作用，必将推动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一、修改背景

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是现代诉讼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作证的规定，比较简单，主要涉及四个法律条文，这些条文规定相对于过去我国关于证人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的规定空白来讲，是重要的进步，但是在司法实践上，仍反映出诸多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证人出庭作证率太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深远，自古以来人民就将“礼之用，和为贵”“耻颂”的观念深植入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致力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是国人的法律意识仍比较淡薄，加上中国人人情观念浓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传统思想作祟，自然会有很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同时，对于未到庭的证人，其证言可以被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这样的法律规定也为证人不出庭作证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缺乏有效的经济补偿机制。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对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证人作证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作出了规定，但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系列花费，并没有做出补偿的相关规定。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由谁承担怎样承担等，最后都加在证人身上，致使证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严重损害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最后，对于证人的保护，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此有所规定，我国刑法中也有“打击报复证人罪”，但是只是侧重于事后保护，忽视了事前预防和事后对证人的补偿性保护。并且主要保护的是证人的人身安全，忽略了证人的财产安全，即使是人身安全的保护，法律条文也过于概括、笼统，可操作性较差。

二、新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的修改内容

（1）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首先，对于证人证言的审查。新《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证人证言必须经过法庭质证并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采信规则，这是十分严谨和必要的。但是法庭质证过程中，证人不再需要被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因为在法律上被“讯问”的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证人。证人只能被“询问”或“质证”，对待证人不能像对待罪犯那样，对其进行法律震慑，而是要以鼓励和奖励为主，否则证人心理压力过大，更加不愿意出庭作证。

其次，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列明了证人出庭作证费用主要包括“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另一方面，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助的财政来源。同时，专门就“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出庭作证做出了制度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要进行费用补助，其所在单位也不得因为证人出庭作证而直接或者变相减少其工资、奖金、补助、津贴等一切福利待遇，也不得以此为借口开除员工。

最后，对于证人出庭作证。按照新《刑事诉讼法》要求，当证人符合“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这三个条件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样的证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关键证人”。

如果关键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强制的手段主要有“拘传”、“予以训诫”、“拘留”，这三种手段的法律后果严重性是逐步递增的，“拘传”是法院用传票传唤拒不出庭的证人。“予以训诫”是指对拒不出庭的证人进行教育、批评，以使其能够足够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拒不出庭情节严重的，则要进行拘留。如果证人对拘留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是复议期间，应当被拘留的证人，仍要被拘留，不停止执行。但是为了不连及无辜，防止在现实中一些侦查人员急功近利，为了快速破案，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也采取一些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威胁其向被告人施压以得出供述的情况，新的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的，不得强制其到庭，即使是关键证人，也不得如此。

（2）证人保护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的安全普遍都受到一定的威胁。证人出庭作证面对的是实施犯罪行为，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证人出庭作证，特别是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的证人，往往会受到来自自身的恐惧或者来自被告人及被告人周围亲友的威胁，这就会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保护制度上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增改，完善了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能够有效的保障证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保障诉讼活动的良性运转：

首先，明确列举了三类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责任的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案件”。只要在这个范围内的犯罪案件，证人需要出庭作证的，司法机关都应当主动担负起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责任。

其次，明确了保护证人的具体措施。这些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不公开证人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籍贯、年龄等能够使他人能够查找到证人的信息；不暴露证人的面貌、身高、胖瘦等能让人认出的外貌，采取特定软件改变证人的声音等；禁止可能对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人员接近证人及其近亲属；对证人进行贴身保护，对其住宅进行全天候监控或者设专人进行站岗或者巡逻等措施；并且还可以对证人及其近亲属采取除了上述措施以外的其他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以彻底打消证人的顾虑，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开庭的那一天到法庭作证。

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证人申请保护的权利。除了司法机关主动保护的关键证人外，其他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为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只要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申请保护，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就必须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可以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配合。

三、国外证人制度

（1）美国证人制度

美国将证人分为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关于普通证人，美国法律规定每个对待证事项具有亲身体验的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但是美国法律又同时规定了三种不能作为证人的情况：对待证事实没有亲身体验的人不能当证人；主持审判的法官不能在自己审判的案件中充当证人；参加审判的陪审团成员不能在自己陪审的案件中当证人。美国对普通证人的出庭资格的基本要求主要有：“首先，证人必须具有明示自己意思并使法官和陪审团理解的能力，既具有表达能力；其次，证人必须理解其有说真话的义务，即具有理解其如实作证责任的能力；最后，证人必须就其亲自了解的事实作证。”而对于专家证人，《美国法律词典》将其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是具有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一定知识或专长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除了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美国法律还对未成年人、同案被告人和被害人等作证做出了一些详细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美国法律要求其有足够的观察、回忆和叙述能力以及说出真相的义务感就可以成为证人。对于同案犯，被告人可以做出对同案中其他被告人有利的证词，但是不利于其他被告人的证词则不被采用，对于和其他同案犯分离审理的情形，被告人具有完全证人资格。

美国证人保护的主要内容有：保证证人免受胁迫恐吓、骚扰；提供有关医疗机构、社会扶助、政府补偿的信息及提供咨询、治疗等必要的援助的计划；通知被害人及证人有关犯罪的调查及起诉的情形；交通及住宿的安排；在法庭待审时提供安全的场所；作为证据的财产物的归还；对雇主或债权人的调解通知书；儿童照护援助；对于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提供受害检验费用及其他权利、服务注意事项的通知。

（2）英国的证人制度

英国的证人资格分为一般证人和特殊证人。一般证人是指能够明确表达自己意思，理解说真话的责任，并且能够合法地提供证据的自然人。而特殊证人，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精神、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同案被告人，被告人配偶，侦查人员和被害人。对于同案被告人作证，《1989年刑事证据法》规定：“在诉讼的每个阶段，只要被告人提出要求，不管是单独或者与他人共同被诉控诉，被告人都有资格作为一个为己辩护的证人。”对于被告人配偶作证，法律规定，配偶有证人资格，除了该配偶与被告人一并被追诉，并被一同审判的情况除外。

英国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也是采取传唤令状的形式，与美国大体相同。但是英国签发传唤令状只有以下三种情况，除此之外都不需要法院签发令状：在开庭审理前7日内签发证人传唤令状的；签发证人传唤令状，要求证人在开庭审理确定期日之外的其他任何期日出庭作证或者出示书证的；或者签发证人传唤令状，要求证人在非开庭审理之审理程序中出庭作证或者出示书证的。

英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发展也比较完善。证人保护的对象，包括证人及其亲属，通常证人保护的请求由负责侦查的侦查人员提出，由证人保护计划的官员进行评估，再由高层管理会进行批准。英国的证人保护机构也比较发达，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和部门间的证人保护组织。其中民间组织对证人保护的服务制度是最完善的，1985年成立的“被害人援助组织”经过数年的发展，到1996年，英国本土的每个法院都开始运行此组织设立的“刑事法院服务”项目。该组织的蓬勃发展刺激了其他类似证人保护组织的发展，并且英国当局为了适应证人保护现状的需求，还发展了官民合作保护证人的模式，为证人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3）德国的证人制度

德国法律对证人资格并未做特定的限制，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可以作证，包括精神病患者，儿童，被告人的亲属、朋友或与其有经济上依赖关系的人，或被判刑的人等。但是，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律不允许同案被告人作为证人。

德国法律中，对证人出庭作证分为两种，即对一般证人的传唤和对特殊证人的传唤。对一般证人，传票由书记员根据证据裁定作出，并依职权送达。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如果不需要，则可由证人作出书面证言。对于特殊证人，即对联邦国会、议院成员等人员，由于其身份特殊性，法律也有特殊规定。对联邦总统不得传唤其出庭作证，对其询问也只能在总统住所进行。对联邦国会、联邦议院、州议会或者州议会下院成员，则应当根据他们的时间和所处地点安排询问，不必传唤他们出庭作证。

对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证人，可以拘传其到庭作证，而且德国法律规定其应承担不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同时可以对其处罚最高1000马克的违警罚款。如果证人不缴纳罚款，那么这一处罚将会被转换为最长6个星期的违警拘留。

四、完善我国证人制度的建议

首先，建立独立的证人保护机构。要转变传统的只重视证人事后保护的观念，加强对证人的事前保护，并且将证人保护贯穿到整个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因此，有必要在侦查机关下面设置独立的证人保护机构，负责对证人的全面保护。同时，要明确该机构的职权，各部门的职责、具体的工作程序、可以采取的保护措施等，同时需立法保障经费的来源，以保障该机构顺利的运转。

同时，对证人的保护，不仅是针对人身的保护，还要针对证人的财产进行保护。在实践中，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对证人合法财产予以侵占或者毁坏，来阻止证人作证或者对已经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打击报复。传统的证人保护并没有对证人的财产保护进行详细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对此进行修改和补充，证人的财产保护仍然是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对侵害证人财产的行为应视其主观恶性及客观财产损失数额来确定对加害人的惩处措施。

而且在我国证人保护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的证人免证制度和拒证制度，建立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免证权和拒证权。如果证人与案件有特定利益关系而其主观又不愿作证，即使强迫其出庭，也难以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因此，“与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强迫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提供达不到证明要求的证据，反而不如设置证人拒证权制度允许其保密以兼顾整体社会关系的和谐”。

最后，在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应当完善对证人强制出庭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制度。在制裁措施上，可以效仿英美德的罚款这一制裁方法，同时，根据不同情况，逐级加重对拒不配合的证人的处罚。（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吕艳珍：《证人资格的比较研究》，载《人大建设》2001年第3期。

[2]陈建军：《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的比较研究》，载《求索》199年第2期。

[3]聂昭伟，魏云燕：《论同案被告证人资格及证言证明力》，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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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平，张少会：《论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载《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3期。

[7]李大槐：《精神病被害人证人资格及其陈述的证明力探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作者：代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