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中的英国因素

2022-09-12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 中国国民党政权趋于分崩离析。1949年初, 盘踞在南京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各机关南逃之际, 迫令“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开始准备南迁。“两航”的迁移费用以及因撤迁工厂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业务损失, 使“两航”面临“一个如何求得生存的问题”。

虽然“这场搬家犹如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 按理在病后应多加调摄”, 但是两航空公司“竟没有这调摄的福气”。随着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 “两航”通航的城市锐减, 国内航线日蹙, 业务日益衰落[1]。

虽然“中航”“有如一个大病初愈未加调摄的身体”, 但是“中航”搬迁到香港后不久, 又遭到港英当局的驱逐。1949年6月3日, 英国香港总督葛量洪 (A.Grantham) 会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 通知要征用“中航”机库。6月10日, “中航”接到香港民航局的正式通知, 下令要求其在一个月内将飞机和发动机厂从启德机场迁出。7月29日和8月11日, 港英当局先后下令, 征用“中航”位于07号跑道南北两侧的两处厂房, 并规定在8月15日征用令生效时将其移交给港英当局。8月15日, 港英当局通过“紧急法令”, 并于16日以此为依据“颁布新的紧急征用命令, 之后随即接管了‘中航’在启德机场的部分设施”, 并派警察驱逐公司所有雇员[2]。

港英当局征用“中航”设施“这一突然、严厉的决定, 使得公司的58架客机暂时动弹不得”, 最终致“中航”17日起暂停在香港的全部飞航。9月12日, 港英当局再次颁布新令, 征用了“中航”在启德机场跑道南侧的剩余车间, 并要求在9月14日之前移交[3]。

对于港英当局这一举动的动机, 一般认为是由于“中航”与英产航空运输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所致。因为虽然“两航”的业务已不敌全盛时期, 但是“两航”在香港的运输业务约占总量的73%, 尤其是“中航”更是占据40%以上, 在同东南亚各国航空运输企业的竞争中, 仍举足轻重。

但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对于是否坚持英国香港总督作出的将“中航”从启德机场驱逐这一决议, 英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讨论,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 英国政府所考虑的主次因素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更易[4]。

早在1949年2月, 距离1948年底“中航”获准搬迁到香港不到3个月, 英国殖民地部就发函民航部, 对“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出现深表不安。英国殖民地部认为, “在中国本身的形势下, 并且在共产党力量显然获胜的情形下, 如果共产党政府发现大部分中国民航在英国殖民地避难, 那么我们将面临极其令人不快的政治问题”, 这是当时的一般考虑。此外, 英国殖民地部此时更加注重的是“一些直接影响英国民航的非常现实和实际的考虑”。他们认为, 港英当局将机场上最后一块可利用土地分配给“中航”, 以便“中航”在此建造自己的飞机库、车间等, 不单单会使启德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地面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而且还会给空运带来同样的拥堵困扰, 尤其是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

对于英国殖民地部提出的阻塞启德的担忧, 英国香港总督让殖民地部放心, 并承诺说“不会准许启德机场变得拥挤不堪以致干扰民事或军事行动”, 同时还指出, “‘中航’部分机构转移到香港是获得批准的和受到欢迎的, 因为这是依照我们吸引更多运营商前往殖民地的长期政策行事的”。另一方面, 鉴于英国皇家空军即将抵达启德机场, “中航”副总经理口头表示, 公司的检修设备可供英空军使用。英国香港总督称, “在明确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前, 无法制定关于‘中国航空公司’的明确政策”。这对于当时尚未确定采取哪种进一步措施的英国殖民地部而言, 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此, 直到1949年5月, 英国殖民地部都认为, 在不扩大港英当局提供给“中航”的便利范围的条件下, 维持目前的状况是未尝不可的。可见, 1949年2月到5月之间, 考虑到通过与中国政府进行非正式协商而扭转英国航空公司不利地位的可能性以及“中航”开出的惠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条件, 在中国形势尚不完全明朗的情况下, 英国殖民地部并未急于将“中航”驱逐出启德。

但是, 1949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 尤其是5月初占领江浙各重要城市, 完成对上海的合围后, 中国国民党政权败象尽显, 已然走到了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面对日渐明晰的中国国内形势, 英国殖民地部的考虑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这时, 英国殖民地部已经意识到, 无论是搬迁引发机场拥堵的可能性还是据称的中国对英中航空协定的侵犯, 都是可以解决的, 而唯独“中航”维修基地搬迁到启德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是难以处理的。考虑到这一政治问题“不仅牵涉到香港的内部安排, 还可能会涉及到对英国与中国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关系的影响”, 英国殖民地部遂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 (Ernest Bevin) , 交由英国外交部对此政治考虑进行商讨。可见, 这时政治顾虑已经上升为英国殖民地部思考的首要因素。

英国香港总督经过与香港当地防卫委员会和空军咨询委员会的商议后, 决议下令要求“中航”搬出启德。在6月27日的电报中, 英国香港总督指出, 他这一决议的作出主要基于四方面原因, 最首要的是“‘中航’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司, 同时出于显然的安全目的, 让雇佣数百人的中国共产党公司存在于启德内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其次是向香港派遣的“英国皇家空军援军可能需要额外的空间”, 这也是英国香港总督给“中航”的理由。虽然这是事实, 但这不过是当时情形下的一种托辞而已。可以说, 英国香港总督的这一决议正中英国殖民地部下怀, 因为对英国方面而言, 在当前的关键阶段, 应该尽可能规避一切政治风险。所以“中航”总经理刘敬宜6月18日对英国香港总督决议的申诉注定是失败的。

总之, 在是否坚持英国香港总督作出的将“中航”从启德机场驱逐这一决议的问题上, 英国政府各相关部门经过月余讨论, 一致认为应该坚持前议。

是故香港民航局在7月23日致函“中航”总经理刘敬宜, 告知其申诉被拒绝, 并婉拒公司将维修设备提供给英空军使用的提议, 仍要求“中航”迁离启德。

最终, 在港英当局的驱逐下, 内外交困的“两航”于1949年11月9日北飞起义。

可以说, 港英当局驱逐是推动“两航”起义的重要因素。

其中, 港英当局关于这一问题的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国内的形势是影响港英当局作决策的重要依据。这其中的变与不变, 无一例外都促成了“两航”最终的起义。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北飞起义。对于“两航”起义背后的动因, 国内学者的关注点多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策动上, 其实, “两航”起义有着更深层次的因素。“两航”起义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策反工作的又一次胜利, 事实上, 港英当局的驱逐是导致“两航”起义最为直接、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两航”起义,港英当局,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