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

2022-09-11

一、实行过限行为的定义

对于实行过限的定义, 总结如下, (1) 一般认为发生在共同犯罪中。 (2) 过限的内容, 有的认为是超出共同故意的范围, 也有认为是指超出一个事前或临时的协议范围, 如赵秉志认为是“实行犯实施了超过事先预谋或临时协议范围的犯罪行为”。[1] (3) 过限的性质, 一般不要求探讨是否一个犯罪, 但也有认为原实行犯罪行为应当同过限行为分属不同的犯罪性质。[2] (4) 对实行犯的主体, 大多将其限定在实行犯, 其从“共犯从属性”出发, 认为共犯之成立及其可罚性应当以有实行行为为前提, 只有实行犯才可能触发刑法规制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 非实行犯即使意图超出了共同犯罪的意志, 因无实际的行为不可能对现实造成危害因此不具有可罚性。

综上, 笔者认为:

(1) 实行过限行为的内容应当是超出事先的预谋或是临时的协议, 并因此将犯罪分成了两个阶段, 如果超出事先预谋或临时协议的行为产生的是一个新的不同性质的犯罪, 一般应当予以认定。但若后行为虽超出了事先的预谋或临时的协议, 却要看这种行为是否可由先前行为产生或是否可被共犯人所容忍, 若满足这两个条件, 则不应认定。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 共同犯罪人共谋的范围是将受害人的肢体砍掉, 实行犯结束了这一行为, 但受害人由于失血过多而死亡, 那么就不能认为受害人的死亡是实行犯单独的过限行为。同样若共谋的某一犯罪需要另一个犯罪行为才能够达成, 那这种先前或事后的为满足共谋行为的犯罪行为同样不当被认定为实行过限, 但这种行为需看是否是达成犯罪所必要的行为。比如抢劫者取得武器事先盗窃枪支, 那么盗窃枪支行为就应认为是实行过限。

(2) 实行过限行为的性质:并非需要形成另一种犯罪。如共谋共同伤害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 共同行为可能导致受害人死亡的, 共同犯罪人应当可预见, 故不应作为实行过限来讨论。但如果实行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因为实行人实行的偏差导致则应当认为是实行过限。

(3) 实行过限行为的时空性:行为发生的阶段应当是整个犯罪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包括犯罪预备阶段、实行、和完成阶段。而且应当包括犯罪终了后的一定阶段。比如行为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为实施犯罪而创造、准备条件时, 也可能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3]

(4) 实行过限行为的主体:笔者也倾向于不单限于实行犯, 而应当包括其他帮助犯或教唆犯等。因为在实施帮助教唆行为时也可能超出共谋的范围。同时, 过限行为是单独的犯罪形态, 是否构成犯罪并不以是否共同犯罪为前提, 仅是因为发生于共同犯罪之中的一种超出共同犯罪的行为。因此不应以“共犯从属性”来否定非实行犯成为实行过限主体的可能性。

二、实行过限行为在有特殊主体参与中的认定

一般来讲, 直接的实行犯在实行过限时比较容易认定, 但是一些在共同犯罪中的特殊主体, 比如存在教唆犯或是在单位、集团、犯罪组织中的组织犯的犯罪中的过限行为却需要探讨。

(一) 存在教唆犯的认定:

需要考虑的是教唆犯的教唆是一种明确的或是概括的教唆。明确的教唆是对犯罪的目标、方法、所要达到的程度都有明确的指示, 如果实行犯的行为超出了明确指示那就当认定为实行过限。

(二) 存在单位、集团等有组织的犯罪组织的组织犯参与时的认定:

组织犯应当在其组织的犯罪故意前提下对其成员所为的行为承担责任。如犯罪集团中, 犯罪集团的领导人可能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实行行为, 但是却在背后组织、策划、指挥犯罪行为, 那么在为达成这个犯罪中其组织领导的其他人所实行的行为, 组织者都应承担责任, 而不需探讨是否属于实行过限行为。但如果实行具体行为的人超出了犯罪组织的事先预谋而实施了一个预谋以外的行为。

实际生活中, 一些人认为刑法的打击面越大越好, 似乎打击面越大越能体现刑法的威慑力, 因此极端一些的人甚至认为对共同犯罪中的一切行为都应当无差别的认定。但是刑法一方面保护的是守法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是全体人民与国家签订的一份最严肃的契约, 即使是犯罪者的利益也需要刑法去维护, 实行过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一些共同犯罪中危害较轻的行为人的一种保护。刑法应当是处罚那些危害大的使其无法再危害社会, 同时对那些危害较小进行教育、引导使他们能够安于守法, 因此, 实行过限应当是一个需要努力研究的问题。

摘要：实行过限我国刑法并没有对其行为及其刑事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在学理上, 对实行过限还存在着一定争论。

关键词：实行过限,共同犯罪,特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