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若干问题浅析——兼评贪腐犯罪中的死刑适用

2022-09-10

刑罚的最大价值是预防, 如果一种刑罚被废除了, 那么它的预防性自然也就消失了。死刑是刑罚之王, 它跟所有刑罚一样, 只是一种工具, 这种工具本身并不是有害的, 关键是哪些人去运用以及怎么去运用它!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有人用刀杀人而去禁止生产刀具。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论证死刑的价值。

一、死刑的正当性

“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这促使我去研究。”这是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的一篇名为《关于死刑》的开场白。很明显, 作者是带着“滥施极刑”的印象去研究死刑的存在是否必要的, 或许我们可以也应该推测一下他后面所做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调上的, 引而广之, 笔者认为大多数主张废除死刑的思想也都有可能是建立在这个“滥施极刑”的悲惨幻想上, 所以笔者不得不怀疑带着这种感情色彩作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带着纯中正的感情去思考呢?因为死刑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人们怎么去运用它。下面笔者将对死刑的正当性提出一种新的想法, 或许会显得很幼稚, 但作为一种学术探讨, 笔者有权一抒己见。

太多人包括贝卡利亚都认为这很荒谬———“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 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 而自己却在做着这种事情, 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 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而笔者认为这并非一种荒谬的现象, 相反, 这是一种对法律的亵渎。如同每个国家总统都有保镖, 且都佩带手枪一样。他们随时都准备杀人, 但我们不能叫他杀人犯, 并且他们的存在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然而有人会在思索一番之后猛然醒悟地说:他们只是为了将来的正当防卫而已。笔者很乐意看到大家还能够容忍在正当防卫中杀人。前面说的“法律安排的杀人犯”指的就是死刑, 然而, 死刑不也是为了将来或已经发生的必要的正当防卫吗?很多人会茫然地首先质疑死刑的实施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时机———正在侵害。其实, 因为刑罚保护的是法律规定的秩序, 譬如法律规定某人有权健康地生活, 但是却被罪犯剥夺了他的健康, 于是法律规定秩序就被打破, 只要这种秩序没有恢复, 那就是正当防卫的时机。至于何时才算恢复, 其实法律中有诉讼时效的规定, 而诉讼时效正是防卫时机, 因此, 刑罚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规定的秩序而由法律安排实施的正当防卫。既是如此, 那么刑罚的种类即是防卫的各种手段或限度, 死刑正是防卫的最大限度, 因为在应对某些犯罪的正当防卫中杀害犯罪行为人是被允许的, 那么死刑的存在也理所当然的应该被允许, 因为它也只是在某些正当防卫中去杀害犯罪行为人。或许还有很多人依然会坚持认为死刑的实施只是一种事后报复行为, 然而我想指出, 如果推定死刑是一种事后报复行为, 但是死刑只是各种刑罚中的一种, 如此说来, 其他刑罚种类也都是事后报复行为, 按照这种逻辑推理, 整个刑罚体系就会变的毫无意义。

笔者认为, 刑罚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五要素:防卫起因即犯罪行为对法定秩序的破坏, 防卫动机即为了维护法定秩序, 防卫时机即为诉讼时效, 防卫对象为犯罪行为人, 防卫限度即为各种刑罚, 其最大限度为死刑。于是死刑的存在便是非常合理且必要的, 因为在某些正当防卫中是允许杀害犯罪行为人的, 所以我们需要死刑, 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被杀人犯用刀或枪猛捅或扫射时, 放着身上佩带的枪不用而去找一根木棍去防卫, 笔者认为这才是一个荒谬的现象。

再一次借用前面总统与其保镖的例子作一个比喻, 总统就如法律, 保镖就如刑罚, 只要这个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 代表真正的民意, 能够真正地保护人民, 那么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去在乎他的保镖佩带何种武器来保护他, 并且会希望这个保镖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必要的手段, 哪怕会杀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防卫。刑罚是法律的保镖, 而死刑就是保镖所佩带的枪, 其实枪本身并没有罪, 重要的是怎么去运用这把枪, 哪一天如果总统的保镖不允许配枪或者其他更厉害的武器, 那么就是废除死刑的时候了, 当然, 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二、死刑的预防性

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指出死刑的存在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并举证当今社会有死刑, 但暴力犯罪案件在某些区域仍不断上升, 由此可知死刑不能预防犯罪。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 暴力犯罪案件在不断上升, 但这并不能得出死刑不能预防犯罪的结论。如果没有死刑, 暴力犯罪是否会更多, 是否会上升得更快?很显然,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即使死刑没有遏制住暴力犯罪的上升势头, 但如果死刑减缓了这种上升势头, 那也是有效果的。

当然, 也许有人会说笔者上面所讲的都是可能性, 没有摆出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而现在暴力犯罪案件上升却是事实。笔者认为, 这很显然是由于反驳者没有从全局角度把握问题的缘故, 他们只看到了历史进程中的某一阶段。事实上, 在中国几千年法制史上, 许多王朝建立时, 由于犯罪频发, 统治者都用重典治国, 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效果, 从而使局势趋于缓和。可见, 重典的威慑力是完全存在的, 死刑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或许还有人会反驳, 历史上的王朝用重典最终还是趋向于灭亡, 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法律本身的问题, 还跟法律的适用等许多其他因素有关, 而且笔者在这里也并不是提倡在当今社会所有罪都用重典, 而只是指出死刑是可以预防犯罪的,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

死刑不能预防犯罪这一观点是每一位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的必用招, 但是, 没有一位学者能够论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他们往往采用某一阶段的犯罪率来论证。研究反腐问题的专家王明高先生也是如此, 他还引用朱元璋的话“奈何朝杀而暮犯”来表明死刑不能预防贪腐罪。笔者认为这种推理很明显是不严密的, 难道有了死刑就不会有贪腐罪出现了吗?说不定如果把死刑改为杖刑, 朱元璋就会说“奈何朝杖而午犯”或“奈何朝杖而立犯”, 如此这般, 岂不是更糟。那么相比起杖刑而言, 死刑的威慑力显然大得多, 因为尽管“朝”施死刑, 贪腐罪“暮”时就出现了, 但若是“朝”施杖刑, 说不定贪腐罪“午”时就出现了。死刑对腐败官员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 这说明死刑有一定的的预防作用。

上面是笔者利用对方在引用的语言逻辑上的非严密性推理得出来的结论。但笔者觉得论证一个问题不要老是拘泥于一个陈词滥调的理由而纠缠于死刑是否真有预防性, 而应在观点上有所创新。如果说在死刑对其他犯罪的预防尚存疑问的话, 那么死刑对贪腐罪的预防效果却是不容置疑的。贪腐罪是典型的理性犯罪, 其犯罪群体都是一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 它不比有些激情犯罪中行为人在情绪极度失控而根本不会去考虑后果而去犯罪的情形。贪腐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前是理性的, 他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会因害怕受到严厉惩罚而不敢犯罪。自古以来, 剥夺生命是对一个人最残酷的惩罚。死刑对这类理性犯罪的群体自然会更有预防性, 因此说什么也不能说死刑对贪腐罪没有预防性。笔者认为, 对死刑的预防性研究, 不应只看表面数据, 而是要开辟拓展新的突破口, 譬如从人性的角度, 这一条或许将会作出更好的研究。

三、死刑的人道性

关于死刑的存在是否人道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 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 国家权力是因为公民让出自己的一些权利才形成的, 但公民不可能让出生命权, 而死刑剥夺的是最基本的人权, 所以是有违人道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 它忽略了死刑的目的, 掩盖了实施死刑的这种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一般情况下, 受害人总是比罪犯多, 即死刑犯差不多都是剥夺了更多其他人的基本人权, 既然罪犯可以剥夺他人的基本人权, 为什么国家权力不能呢?须知国家权力不只有罪犯让出的的权利, 甚至更多的是受害人让出的权利。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民主的问题, 死刑的实施就只能满足更多的受害人的权利, 因此这是民主的, 自然也就是人道的, 起码是相对人道的。当然, 还有一种例外, 即如果这些受害人或其亲属愿意放弃他们在国家权力中的部分的权利, 死刑能够得到免除。笔者觉得在实践中这也是可行的。即某被告人依法应被判处死刑, 但是经受害人或其亲属向法院提出申请, 希望能够免除其死刑, 笔者觉得法院就应该考虑,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人道。而案外人所说的人道, 由于其未亲身经历案情, 因自己不是受害者才说人道, 一旦自己成为受害者, 那他们就可能不会说人道了。

笔者还必须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应该去把对罪犯的待遇与我们正常人的待遇去比较, 更不应该把这种差距视为不人道, 而应当把刑罚的实施与犯罪行为去比较, 因为这就像正当防卫的手段与犯罪行为去比较一样, 才具有可比性, 如此对照一下, 何者更为人道, 大家都很明白。在此, 笔者还有必要反驳一下某些人的观点, 即用无期徒刑取代死刑, 且极力主张无期徒刑比死刑更能使罪犯感到痛苦, 但他们还一边说这是为了更人道?我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存在很明显的矛盾———因为他们对待罪犯更人道的方法竟然是使罪犯感到更痛苦!是的, 这的确有点可笑, 而且无期徒刑是否真比死刑更能使人痛苦, 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然而, 从受刑人的行为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答案, 如果说无期徒刑比死刑更能使人痛苦, 那么为何受刑人在被判无期徒刑时不选择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痛苦。

四、死刑问题的国际化

反腐专家王明高先生认为预防腐败的最有效手段是废除贪腐罪的死刑。王明高先生竭力论证他的观点, 指出支持他观点的理由有二:一是死刑对贪腐罪没有预防作用;二是国际法中有“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 而中国有很多外逃贪官, 由于这一原则的限制, 很多贪官根本受不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关于预防性就不赘述了, 下面笔者谈一谈“死刑犯不引渡”这一种说法。其实, 在这一观点刚提出之际, 就已经有知名学者对其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死刑犯不引渡并不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笔者也认为其不是基本原则。当然, 在此笔者不仿照那些学者一样去援引联合国宪章是如何措辞的, 而是单从理论与实践上去分析。

首先我们弄清楚何为国际法基本原则,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实施过程中具有普遍效力的准则, 属于国际强行法, 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废弃。既然是国际强行法, 那么对其违反就必然会受到国际法律制裁。然而在国际实践中, 在南美洲有一些国家之间就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规定可以引渡死刑犯。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社会就应当去制裁他们吗?我觉得从法理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国际法并没有禁止国内法存在死刑, 也就是说, 即使有国家违反了“死刑犯不引渡”的规则, 也没必要对他进行国际制裁。于是, 没有制裁必要的国际法律规则必然不能称其为强行法, 那当然就更不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笔者觉得“死刑犯不引渡”只是某些国家倡导的意欲使之成为国际通行原则从而限制他国司法主权的提议而已, 它就像某些人倡导的商业习惯, 人们可以去遵守, 也可以另立新的交易规则。所以就贪腐罪而言, 我国也可以与他国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解决引渡问题, 根本用不着为了这么一条不具国际强行法性质的规则而废除国内立法, 否则, 如何保障国内立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或许我国学者会指出我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都遵守了这一规则, 在外逃贪官上都不适用死刑, 既是如此, 不如将它废弃。这种想法真是管窥一豹, 只看到了外逃一部分贪官, 殊不知刑罚的最大意义就是预防, 在他们眼中看来存而不用的死刑, 却起着多么重大的预防作用。其实, 用废除死刑来预防贪官外逃是本末倒置。与其老是研究如何把外逃贪官引渡回来, 还不如探究如何阻止贪官外逃更有实际意义。

或许还会有学者说, 把死刑废除了, 贪官就不会外逃了, 他们会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笔者觉得这很荒谬, 法律竟然向罪犯妥协!说不定废除了死刑之后, 国际上又会出现“无期徒刑不引渡”的说法, 难道我们又去把无期徒刑废除, 然后依次类推, 把整个刑罚体系都废除。如果犯其他可以适用死刑的罪犯也外逃, 是不是也把这种死刑废了, 如果不这样, 是否有欠公平?难道贪官犯了罪, 在惩罚上就要特别优待?这真的很荒谬。

综上所述, 死刑的存在既能预防犯罪, 也是相对人道的, 况且未来社会的犯罪形势的发展是不可预见的, 也许会出现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 因为这已经初现端倪了, 如9.11恐怖袭击。布什重金悬赏本拉登的人头, 这实际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死刑的认可。因此, 对于死刑, 我们应该慎用, 可以少用, 但不能废除!

摘要：死刑问题一直是个热点问题, 本文将从死刑的正当性、预防性、人道性、以及死刑问题的日趋国际化这四个方面来阐述死刑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尤其强调用废除死刑来预防贪官外逃是本末倒置, 笔者认为“死刑犯不引渡”只是某些国家倡导的意欲使之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从而限制他国司法主权的提议而已, 绝非国际强行法, 因此也谈不上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其老是研究如何把外逃贪官引渡回来, 还不如探究如何阻止贪官外逃来的更有实际意义, 建议我国应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 预防贪官外逃。

关键词：正当防卫,预防,人道,国际强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