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税收负担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本文从名义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税基税收负担和部门税收负担等角度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篇：税收负担论文范文

批发零售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

摘要：作为我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在我国政府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比例，但是，在国家内部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过程当中负税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发展，同时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政府在获取财政收入的同时，就会给企业以及个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税收负担，这样的话也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主要针对批发零售业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影响因素也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批发零售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

在我国的行业发展中，批发零售业属于一种较为传统的行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与批发零售行业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居民消费能力和潜力也在显著提高，这也就导致了我国批发零售业的发展越来越快，具有较大的潜力。随着我国批发零售行业的不断发展，目前该行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刺激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推动力。

我国批发零售业发展特点

(一)批发零售业规模不断扩大

经过市场调查结果分析表明，在2014年我国整体消费品零售的总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元左右，在改革开放之后，近些年来每年的平均增速为15.4%。与GDP的增长速度相比要远高于GDP增速。另外，商品零售消费对于GDP的增长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消费品零售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市场上，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大型零售商，其中主要包括大润发，苏宁等。根据相关报告表明，以苏宁企业为例，我国已经有近10家零售集团进入了世界零售商的250强。在2014年我国批发零售企业法人约有181612个，经统计，商品销售的总额为541319.80亿元。2005年的批发零售企业法人个数为47698个，在这9年内增长了有2.8倍，而且2005年的商品销售总额为93151.30亿元，9年内增长了4.8倍[1]。

新型业态和流通方式不断涌现

目前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现如今我国的连锁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完善突破，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以及网购规模方面，相关企业的工作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以2005年为例，我国的连锁销售企业的店数约为1416个，直到2014年就增长到了2663个，而且我国的连锁经营模式也在不断改革创新，相关专业度与高效性也得到了人们的推广和称赞，目前已经成为了批发零售业的主要经营业态[2]。

城乡与区域市场协调发展，市场体系日益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市场之间也加强了协调发展，因此也开展了多项惠民工程，进一步推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断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也直接带动了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而且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批发零售业发展也逐渐提高，进一步推动了中西部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

(四)批发零售业监测与统计制度不断完善

现如今我国对批发零售业的监督与统计工作也逐渐加强，因此也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对批发零售业市场的统计分析，能够帮助政府进一步的掌握当前批发零售业市场的动态，也能够及时的了解到当前批发零售业市场的电话和信息，有利于进行政策的调整。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广

目前我国信息化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正在逐渐发展，因此网络购物也得到了人们的推广，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网络平台数量快速增加，而且进行网络购物的年龄段也越来越宽，进一步刺激了批发销售业的发展。

二、批发零售业解决税收负担的注意点

(一)中小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采用更低的增值税税率

目前我国针对中小型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企业已经出台了许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这样也进一步促进了相应企业的发展。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我国提出了增值税降负政策，这样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了批发零售行业的发展。在2019年3月5日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就下达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的工作任务。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销售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设业等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一些发达国家中，对于中小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已经给予了相应的优惠财政税收政策，而且有部分国家不仅仅从福利以及立法等方面进行支持，还对一些困难的公司提供了相应的税收优惠。对于批发零售企业来说，该企业规模不同，数量庞大，而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这种类型的企业在风险发生的时候，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预防，特别是与其他大型零售企业相比较而言，在推广，物流，销售，进货以及议价的方面占据中明显的劣势[4]。因此也直接导致了中小型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风险发生率，导致中小型企业经营风险大大提高，不利于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而且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法律风险，垄断竞争以及团队风险等问题，这种情况对于中小型企业发展来说都具有着严重的阻碍。我国必须要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特点制定出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保证更多的中小型企业都能够受力，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批发销售行业的发展。

(二)购进的不动产的增值税进项税可在购进当期一次性抵扣

通过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不仅能够提高定额减免的时候优惠程度，还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小型批发零售企业的发展。我国规定从2019年4月1日后购进的不动产，纳税人可在购进当期一次性予以抵扣。在2019年4月1日前购进的不动产还没抵扣的进项税额的40%部分，从2019年4月所属期开始允许全部从销项税额中抵扣。這对批发零售业无疑又是一个减负。

(三)旅客运输服务费的抵扣

批发零售行业的销售费用中营销人员的差旅费所占的比例也不少，其中的旅客运输服务费在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暂可按以下规定确定进项税额[相关的票面金额÷(1+9%)*9%](公路和水路等客票是3%)。这对差旅费只作费用报销的小企业来说是又一个税收减负。

(四)新增退税规定

退税新政还有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退税制度。企业同时符合相关条件并连续6 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此退税制度对批发零售企业来说可以增加资金回收，缩短营运资金的时间周期。

结语：总而言之，批发零售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不断提高该类企业的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同时企业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应当充分利用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批发零售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其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和优化，为企业税务成本减负，为企业的发展扬风起航!从而能够有利于增加我国国民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张则锋，张敏.推进批发零售业发展的税收思考——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J].特区经济，2015(2)：25-26.

[2]冯柯.我国批发零售业税收负担的实证研究[D].四川：西南财经大学，2013.

[3]席卫群.扩大消费的税收障碍及政策探讨——基于批发零售业税负分析[J].涉外税务，2011(2)：31-36.

[4]林巍巍.基于批发零售业上市公司税负比较的税收遵从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8.

作者：叶碧珍

第二篇：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

摘 要：本文从名义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税基税收负担和部门税收负担等角度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大主体税种的税率处于适中水平，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农民税收负担偏重;宏观税收负担处于明显上升趋势，但未来税收负担上升趋缓;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断，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多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关键词：税收负担;国民收入分配;税收负担转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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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税收负担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国一直被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布斯》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全称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它是将一国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税、商品税以及财产税等六大税种的最高一档名义税率加总后得出的。其局限性在于：一是由于各税一般都带有减税和税前抵免等措施，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二是就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看，它只适用于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们，并不适用于普通民众。因此，仅通过“税收痛苦指数”不足以反映中国税收负担实际[1]。

从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变动上看，自1997—2008年，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88%，而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22%，税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GDP，由此导致宏观税收负担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税收负担是高还是低?

国内学者对税收负担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对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上。安体富比较早地注意到统计口径和国情因素的可比性问题，并通过数据调整计算出中国3个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2]。但是即使是用同一个指标，不同研究者得到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彭高旺和李里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收负担没有偏重，在世界范围仍处于偏低水平[3]。朱青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且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负担高低并不直接关联，因此不能用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来推论中国是高税收负担国[1]。而李波的判断正相反，认为评判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根本标准取决于是否提升人民福利，既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较高[4]。

除了对宏观税收负担进行判断外，一些学者还利用其他指标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判断。如荆霞等[5]、孙琳琳和任若恩[6]测算了资本的边际有效税收负担，刘溶沧和马拴友[7]、刘初旺[8]测算了以资本、劳动和消费为税基的平均税收负担，孙玉栋[9]测算了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杨之刚等[10]测算了微观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负担，王韬和萧艳汾[11]测算了行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即使是这些多角度研究，也没有明确地判断出中国税收负担高低与否。

为什么仅是一个数据指标的税收负担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判断税收负担不能脱离对财政资金用途及支出效率的分析。这是因为同样一笔资金，如果在公共部门手中比在私人部门手中更能实现如促进经济增长、公平分配、保障民生等目标，那么即使是税收占GDP的比率较高，也不能轻易断言税收负担过重。如发达国家税收比率一般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比较发达，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国际比较，得出发达国家宏观税收负担重的结论。但是，如果通过分析财政资金用途及支出效率来判断税收负担高低，那么各种研究的争议会更大。其他的难以判断税收负担高低的原因还有：衡量税收负担的指标有多种，不同研究者分析的角度不同;一些税种的税收负担可以转嫁，名义税收负担与实际税收负担可以不一致;税收负担高低与否是通过比较得来的，但是不同经济体的比较基础往往差异较大。由于这些原因，尽管中国税收连续多年以高于GDP增幅的速度增长，但对中国税收负担的高低仍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税收负担合理与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政府满足公共需要的财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政治稳定等诸多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多角度分析，从以下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拓展：一是根据OECD国家测算税收负担的经验[12]，运用多个指标对税收负担进行综合判断，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判断税收负担的新方法;二是探讨每个指标的隐含比较基础，指出以往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易忽视的问题;三是研究税收负担上升趋势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提出的引起税收负担争议的原因，本文也不给出中国税收负担高低与否的判断，只是通过多方面测算，使人们能够从多角度观察中国税收负担问题。

二、名义税收负担分析

最常用的税收负担测量方法是观察名义税率或“法定税率”，它是研究不同税制结构之间差别的起点。在中国各税种中，依照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排列的顺序分别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四者加起来占总税收收入的80%以上。在这四大税种中，世界各国开征营业税的国家非常少，缺乏比较基础，因此我们对其它三种税的名义税率进行比较。

中国实行的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2009年之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2009年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行，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把中国生产型增值税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则税率超过23%[9]。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基本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的税率采用3档以下，且采用多档税率的国家普遍有减少税率档次的趋势。欧盟各国现在的税率有两档：一档是适用于具有社会、文化性质的产品和服务的低税率(如食品、药品、水电气的供应和交通等);另一档是适用于其他一般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税率。在OECD国家中，增值税最高为25%(瑞典、丹麦)，最低为15%(卢森堡)，平均在20%以下(如表1所示)。因此，比较来看，中国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税率处于偏高水平，转型为消费税后，实际税率已大幅降低。

但是，中国增值税纳税人中，小规模纳税人的户数占增值税纳税人户数的比重达80%—90%。分税制改革以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税率几经调整，由6%调至4%(1998年下半年)，再调至3%(2009年)。即使是这样，经换算，当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3%时，只有在商品批零差价达到214%时，才与一般纳税人税收负担持平。设商品增值率为x，则若是一般纳税人，应缴税款为x×17%;若是小规模纳税人，应缴税款为(1+x)×3%;若是两者纳税相同，则有x=214%。小规模纳税人主要是个体工商业户，主要销售的是那些充斥市场的低端商品，批零差价较低，可以说已进入“微利时代”。并且，小规模纳税人除交纳增值税外，还需交纳其他租金和税费，这进一步压缩其利润空间。从国际比较看，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做法，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如日本、泰国和卢森堡对小企业销售额的税率分别为03%、15%和1%;德国、爱尔兰、希腊和意大利规定的免税线为年销售额的12 108美元、48 273美元、7 984美元和14 825美元。因此，比较来看，中国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适用税率较高。

表1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国际比较单位：%

另外，在增值税征收链条中，对农民实行的是不具有“统一补偿”的免税政策，因此农民不能抵扣购进投入品中的进项税额，这样，农民购进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电力、燃料等)中的增值税经层层抵扣后，最终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所有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据估算，如果不包括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农民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包含的进项税款，农民在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中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占农产品销售收入的195%[13]。目前，为解决增值税抵扣制度造成农民税收负担增加问题，欧盟普遍采取的做法是农业生产者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他们的投入品中所含增值税可以在销售农产品时按统一加价比例向农产品购买者收取补偿金。对农产品除了给予加价补偿外，其他可采取的办法有：对农产品给予财政补贴，如丹麦;在税率、申报期等方面给予特别优待，如德国和挪威等;农民可以选择放弃特殊待遇而按一般纳税人方式纳税，如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因此，比较来看，由于增值税制度设计的问题，中国农民的税收负担较重。

中国个人所得税中，虽然设制了11个税目，但以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主，因此我们主要比较工资薪金税目的税率。中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分为9档，最低为5%，最高为45%。表1显示了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档次，从表中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算高。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中国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法定税率为25%。在此之前，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从国际趋势看，近年来各国普遍调低公司所得税税率，如OECD国家平均公司所得税税率已从2003年的3079%下降到2004年的2996%，如德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为21%)，英国、日本和印度为30%，美国实行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15%、18%、25%和33%，平均为2275%。如果考虑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少因素，那么在新税法实行之前，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也偏高。

三、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一)宏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确定

宏观税收负担反映的是税收与国民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一般通过一定时期政府税收收入占同期的GDP(GNP)比重来反映，它最能说明一个经济体的税收负担高低。通常有3个不同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GNP)的比重，称为小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2)财政收入占GDP(GN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3)政府收入占GDP(GNP)的比重，称为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财政预算内收入，也包括财政预算外收入，以及没在政府收入体系中反映的各种制度外收入，即包括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总和。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实际反映的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所取得的份额。

在这3个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中，因为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数据统计比较完整，研究者对中、小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基本没有疑议。从中国的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看，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呈不断上升趋势。小口径宏观税收负担从1995年的99%上升到2008年的180%，中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从1995年的103%上升到2008年的208%(如表2所示)。

表21995—2007年中国小、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单位：%

时 间小口径中口径时 间小口径中口径

(二)政府收入规模和大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口径税收负担比中、小口径的税收负担更能反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就大口径宏观税收负担而言，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名义上以税收为主，但实际上还存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收费、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收入等，大量的资金实际上处于财政控制之外。可以说，政府收入实际规模的难以确定，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宏观税收负担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

为判断中国政府收入规模，我们提出一种学术界长期忽视的从资金流量表判断政府收入规模的方法。资金流量核算是以全社会资金运动为对象的核算，主要反映生产结束后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消费、投资支出和资金融通，它是研究国民总收入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的重要工具。由于资金流量表中实物交易核算以收入分配为主，核算各机构部门及经济总体的资金流向和流量，以及这些部门间资金的流入流出关系，我们认为，通过资金流量表对政府收入规模的判断还是可行的。其公式为：

政府收入规模=生产税+收入税+财产收入+社会保障缴款“收入税”相当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缴款”相当于当年政府社会保障基金收入，“财产收入”是政府取得的利息收入。从“生产税”的定义看，政府取得的除社会保障缴款和企业所得税外，大部分非税收入并入在“生产税”中。

目前《中国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只编制到2005年，为观察近期政府收入规模变化，我们需要推算2006年和2007年政府收入规模，方法是通过假定各口径政府收入规模增长幅度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相同求得。由此我们求得1993—2007年政府收入规模及宏观税收负担(如表3所示)。

表3中国政府收入规模和宏观税收负担

时 间政府收入规模(亿元)宏观税收负担(%)时 间政府收入规模(亿元)宏观税收负担(%)

从表3的测算结果看，中国政府收入在2005年后扩张得非常快，到2007年，政府收入规模占GDP的比重为302%。200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经济形势逐渐出现不利的一面，各主体税种税源减少很大，加之政府为刺激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导致税收增速跌幅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税收负担会有所下降。

四、税基税收负担分析

(一)指标确定

税收的三大税基是资本、劳动和消费，分析这三大税基的平均有效税收负担非常重要，很多经济分析中都要用到。比如在跨期经济分析中，我们需要知道储蓄和消费的税收负担，如果储蓄税收负担重于消费税收负担，那么税制就会鼓励当前消费;相反，如果消费税收负担重于储蓄税收负担，就会鼓励储蓄。Mendoza等[14]提出一个衡量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有效税率的方法，OECD研究人员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其成员国消费、劳动和资本的税收负担情况[14]。目前该方法已经成为衡量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有效税率高低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常用方法。

由于中国税制结构与OECD国家不同，在对中国资本、劳动和消费平均有效税收负担测算时，必须对上述公式进行改造。在中国现行税制中，对资本征税的税种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等，另外还要加上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属于对资本征税的部分。由于2009年前中国采用生产型增值税，购买固定资产的部分增值税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所以增值税必须在资本和消费之间分摊，具体分摊方法为：

增值税中资本分摊额=设备工具投资×17%/(1+17%)

增值税中消费分摊额=增值税-增值税中资本分摊额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税制，属于对资本征税的部分有对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及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征税，属于对劳动征税的部分有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稿酬征税等。在数据资料不完整的情况下，粗略的估计也可以采用Mendoza的方法，即根据各年统计年鉴中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表中工薪收入和资本收益收入各自所占比重分摊。

在中国税制中，属于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农业各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其中个人所得税也需分离出对劳动征收的部分。对中国而言，属于以消费为税基征税的税种主要有消费税和增值税的一部分，对增值税中以消费为税基的分摊部分同和对资本征税的分析是一样的。因此，循着Mendoza等的思路[14]，我们可以建立分析中国税基税收负担的公式：

消费有效税收负担=消费分摊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最终消费-政府人员工资-消费分摊增值税-消费税-关税×100%

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农业各税+个人所得税劳动分摊部分+社会保障缴款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缴款×100%

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对资本征税合计/营业盈余×100%

(二)中国税基税收负担的估计和分析

根据上面提出的公式，我们对2000年后消费、劳动和资本的税收负担进行测算。其中，各税种税收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税务年鉴》，营业盈余和劳动报酬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项目结构的分解。社会保障缴款包括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工伤和生育保险收入总额，数据来自历年《劳动经济统计年鉴》加总得出，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测算结果看，2000—2007年，消费、劳动和资本的平均有效税收负担分别为119%、95%和370%，并且显示，中国的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

表42000—2007年中国消费、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单位：%

时 间消费税收负担劳动税收负担资本税收负担时 间消费税收负担劳动税收负担资本税收负担

分析其中原因，劳动有效税收负担上升的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设计，在城镇居民人均劳动报酬上升的情况下，会导致劳动有效税收负担不断上升。

消费的有效税收负担上升的原因在于2000年后中国投资高涨和居民消费相对萎缩的经济形势。从对消费征税计算公式的分母看，中国10年来实行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三大改革，这些改革大大增加了居民消费预期的不稳定，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降再降，迫使居民为未来消费而进行自我储蓄，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度从2000年的651%下降到2007年的394%。从对消费征税计算公式的分子看，一方面，消费税的对象主要是高收入人群，而中国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84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117，到1998扩大到251，而到了2007年更扩大到333，高收入人群的扩大增加了消费税税源;另一方面，在中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对固定资产折旧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在城市化加快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商住房投资的背景下，消费分摊的增值税年均增长率高达186%。分子的相对扩大和分母的相对缩小，使得消费的有效税收负担呈不断上升趋势。

综合分析，对中国税基的税收负担判断是：中国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以劳动有效税收负担提升最快，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

五、部门税收负担分析

这里所谓的部门是指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我们对其税收负担分别予以分析。

(一)企业部门的总体税收负担分析

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分析，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在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博弈中，企业在税收转嫁问题上是主动方，企业可以将向政府交纳的税款再转嫁给消费者;二是不同研究者对企业税收负担的税基认识不同，研究者根据需要，分别采用企业利润、销售收入、可支配财力等指标。对此，本文用“企业边际税收负担”概念来克服税收负担转嫁和税基不确定的问题。

在税收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税收楔子(marginal tax wedge)思想，即由于对要素或部门的征税，导致最后一单位投入税前和税后的边际回报不一致，从而对生产的激励产生影响。利用边际税收楔子思想，可以对资本或投资的边际有效税收负担测算，资本的边际有效税收负担的表达式为：

METR=Rg-RnRg(1)

其中，Rg代表税前投资边际回报率;Rn代表税后投资边际回报率。对资本征税就像是在税前投资边际回报率和税后投资边际回报率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它等于Rg-Rn。

借鉴边际税收楔子思想，我们对企业部门税收负担变化进行分析。我们知道，按税收负担能否转嫁分类，税收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在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统计部分，间接税基本上列入“生产税”中，并且企业部门交纳的生产税约是居民部门的10倍。扣除企业部门交纳的生产税，再对企业损益进行调整，就得出企业部门的初次可分配收入。由于已扣除掉间接税，税收转嫁因素不会再对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用企业初次可分配收入除以企业的资本存量，就可得出企业部门税前“资本平均收入”这个概念是为了分析需要而设定的。水平，我们记为Rg。

企业部门取得初次可支配收入后，还需交纳“收入税”，它是由企业所得税构成的不能转嫁的直接税。从企业部门初次可支配收入中扣除“收入税”，就得到企业的最终可支配收入，用它除以企业资本存量，得出企业部门税后资本平均收入水平，我们记为Rn。由此可求出企业的边际税收负担。

对企业的边际税收负担这个概念需做两点说明：一是虽然利用了资本平均收入概念，但是在测算中并不需要资本存量数据，因为在公式中分子分母约掉了资本存量，这样克服了分析企业税收负担的税基不确定因素;二是企业边际税收负担仍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引入这个概念的原因是它在企业初次可支配收入和最终可支配收入中打入一个税收“楔子”，它是不能转嫁的，且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产生根本的影响，这样克服了企业税收负担转嫁因素。

根据企业边际税收负担概念，我们利用历年资金流量表，就可以得出历年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边际税收负担变动，之所以关注非金融企业部门，是考虑到中国企业部门整体中，金融部门所占比重较低(2004年在企业初次可支配收入中仅占69%)，并且金融部门边际税收负担起伏较大。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水平如图1所示。



图1 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整理。

图1显示，分税制改革以来，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变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2004年以前，税收负担呈整体下降趋势;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以后，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比较1995年和2007年，我们发现，企业边际税收负担基本保持不变。

(二)居民部门的总体税收负担分析：一个推想

直接衡量居民部门税收负担很难，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由于税收负担转嫁的因素，居民部门交纳的税款难以确定;二是税基不好确定，以居民部门的总所得或总消费都不妥当。但是，我们可以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想：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部分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具体来说，在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中，可以切成政府、企业和居民3个部分，政府分配的一块是从企业和居民部分切出去的，政府切走的比重就称为宏观税收负担。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我国宏观税收负担不断提升，政府从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中切走的越来越多;二是企业边际税收负担整体并没有体现上升趋势。据此我们推想，企业有可能通过税收负担转嫁的作用将税收负担转嫁给居民部门，也就是说，居民部门承担了宏观税收负担的提升部分。

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在表5中列举了1995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格局的变动。从表5中看到，分税制改革以来，不论是初次分配还是最终分配，企业部门所占比重都处于增长状态。就政府部门所参与的分配而言，从1995—2007年，初次分配所占比重上升43个百分点，最终分配上升75个百分点。就居民部门所参与的分配而言，从1995—2007年，初次分配所占比重降低75个百分点，最终分配降低9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宏观税收负担上升过程中，居民部门贡献了大部分份额。

表51995—200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单位：%

初次分配最终分配

之所以税收高速增长导致税收负担由居民部门承担，主要在于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国税收主要由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这些主体税种构成，从税收收入规模看，以间接税为主体，如2007年，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占税收比重仅为269%。在这种税制设计下，表面上看，中国税收大部分由企业交纳。但是企业交纳的税款中，仅127%是不能转嫁的直接税，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这样，虽然企业交纳的税款较多，但是企业部门却可以通过税收负担转嫁的形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居民部门。

综合分析，由于中国税收收入主要由间接税构成，虽然企业部门交纳较多的税收，但是由于税收负担转嫁的因素，实际上税收负担主要由居民部门承担，导致居民部门税收负担不断加重。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部门分配比重不降反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结 论

近年来，在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税收负担是轻还是重的问题引起广泛争论。本文对此进行详细研究，从各个口径的税收负担的测算结果推断：

第一，从名义税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各大主体税种的税率处于适中水平。但是国际上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做法，与之相比，中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税率偏高。与国际上对农产品普遍采用的给予加价补偿办法相比较，中国对农民实行的是不具有“统一补偿”的免税政策，导致农业投入品的增值税最终被农民承担，农民增值税税收负担较高。

第二，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处于迅速上升趋势，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在2007年达到302%。200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税源减少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行，导致税收增速跌幅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税收负担会有所下降。

第三，从税基的税收负担角度衡量，中国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以劳动有效税收负担提升最快，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

第四，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虽有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想，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部分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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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as Tax Burden

Guo QingwangLü Bingyang

(责任编辑：韩淑丽)

作者：郭庆旺 吕冰洋

第三篇：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理论模型评述及创新探讨

【摘 要】 税收负担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比较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很受关注，尤其企业税收负担是研究涉及较多的领域。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现有成果展示了企业税收负担多种测度和计量模型，也探索了企业税收负担与相关因素的关联关系，但结论还存在较多分歧，原因很可能在于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的准确性欠佳。文章从直接税和间接税两个角度理性分析了企业税收负担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特征，揭示了已有度量模型存在的缺陷，基于企业内部管理和研究分析两个方面构建了具有操作性的企业税收负担度量模型。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企业加强成本管理，提升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实证研究提高计量的准确性。

【关键词】 税收负担; 实际税率; 综合税负; 度量模型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财政、税收、经济等领域的传统研究课题，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比较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宏观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相对成熟，由于统计数据的公开性和可得性，研究结论的获得相对容易;但微观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稍显不足，个人、部门税收负担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企业税收负担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同一问题出现相反的结论，尤其是实证研究结论尤为突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企业税收负担的测度方法与计量模型存在偏差或不足。

一、主要文献综述

Siegfried以公司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为度量指标，研究计算了1963年美国采矿和生产行业的年度平均ETR[ 1 ]。此后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采用了ETR指标来研究公司ETR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作了实证检验。王昉采用实际税率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收负担，研究发现处于不同地区及行业的上市公司其税负是存在差异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平均为16.07%，远低于当时的名义税率33%[ 2 ]。此后，王延明[ 3 ]、吴联生[ 4-5 ]、马化祥[ 6 ]、林丽花[ 7 ]等都采取实际税率法研究了企业税收负担与相关因素的关联关系。王韬、萧艳汾则采取增加值税负率度量模型，他们计算的企业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实际税率法的计算结果，并且行业差距巨大，同时结合主营业务利润率分析得出企业税收负担高低和轻重不能划等号[ 8 ]。实际税率和增加值税负率度量企业税收负担都存在一定偏颇。实际税率法仅考虑了所得税的负担问题，而忽略了其他税收的影响，可能低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增加值税负率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模型中分子项与分母项的匹配问题，可能高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另外考虑国内外税制结构的差异，朴姬善采用企业综合税负率测度模型，使用企业年度实际缴纳的各项税款作为分子项，使用年度营业收入为分母项，研究了吉林省上市公司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 9 ]。冯延超也采用相同的测度模型研究了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税收负担的关系[ 10 ]。其实，这些测度企业税收负担的度量模型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将在后文中深入剖析。

实证研究大多从公司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关系入手，但是，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Stickney和Mcgee研究表明，负债程度与平均ETR之间成正向关系，在资本密集型企业和自然资源行业较为明显[ 11 ]。Zimmerman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和ETR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石油行业尤为显著，企业规模使用销售收入指标来代表[ 12 ]。Gupta和Newberry[ 13 ]，Wilkie[ 14 ]也认为实际税率与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Porcano[ 15 ]發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Stickney和Mcgee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王延明研究发现，1998年以后规模大的公司平均ETR水平高于规模小的公司，以总资产为解释变量时最为显著。吴联生的研究也证明公司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规模大的公司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而其实际税率较高。另外，还有诸多学者研究了公司实际税率与财务杠杆、资产结构、投资机会与获利能力、国有股比例等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的多维度分析

全面深入掌握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情况，需从多个维度分析[ 16 ]，同时，还必须掌握企业税收负担的全面性和完整性。

(一)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

宏观税负多用于宏观经济分析，通常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Tax-to-GDP Ratio)为指标度量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现在已经形成了大、中、小三种口径的度量模型，分别用政府收入、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计算。宏观税负不仅包含企业税收收入，还包含了非企业部门的税收收入。鉴于此，很难从宏观税负直接分析企业税收负担[ 17 ]。宏观税负的统计结果主要用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制度总体设计和安排的评价，微观税负主要以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为主，度量方法多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采取微观税负方面的统计数据及信息。

(二)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

名义税负通常以名义税率(Nominal Tax Rate)来反映，又称为法定税率(Statutory Tax Rate，STR)。名义税率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税法中以不同的计税依据征收税额的比例或者额度，反映的是征税的深度。名义税率概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税收负担的大致状况，在跨地区税负的比较、吸引外资、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税务筹划等方面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实际税负通常以实际税率来反映，对于负税人而言，如果税法没有任何优惠政策及特殊规定，从理论上讲，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种税法通常都有优惠条款、减免措施或加重征收，纳税人也可以采取税负转嫁、税务筹划及避税等行为，使得其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实际税率才能体现企业的真实税收负担水平。因此，名义税率只是研究企业税收负担优先使用的参考指标，实际税率才能够真正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个体差异，度量每个企业实际税负水平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直接税负与间接税负

狭义的企业税收成本仅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款(费)之和，广义的企业税收成本则应该包括企业支付的各种税款(费)以及与纳税相关的所有支出[ 18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费)产生的显性税收成本形成直接税收负担，企业因为纳税行为而间接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或支出产生的隐性税收成本则形成间接税收负担。

1.直接税负

直接税收负担简称直接税负即显性税负。直接税负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照国家税收实体法的规定，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各种税款(费)的总额。依据目前的税收实体法体系，企业在所有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缴纳的税款(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船舶吨税及教育费附加等[ 18 ]。

2.间接税负

间接税收负担简称间接税负即隐性税负。间接税负是指企业因为涉税事务而间接发生的所有相关费用或支出，主要包括税收风险成本、税收财务成本及税收服务成本。

姚爱科认为，税收风险成本主要是指企业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遭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所发生的价值耗费，包括税收滞纳金、罚款或者罚金等。税收财务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缴纳各种税款(费)而使资金流出企业发生的利息损失、银行手续费以及缴纳税款(费)资金的机会成本等价值耗费。税收服务成本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完成纳税事宜而发生的办理费用和代理费用。相对于税收风险成本及税收服务成本，税收财务成本无法在账面上清晰地反映和核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经常被企业所忽视。因此，从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企业税收负担应该将间接税收负担纳入整体税收负担之中。

三、企业税收负担度量模型述评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税收负担度量模型主要有三种，即实际税率模型、增加值税负率模型及综合税负率模型。

(一)实际税率(ETR)模型

实际税率模型是目前研究企业税收负担及其影响因素被普遍采用的一种测度模型，可以以企业年度税费除以当年收益的比例为指标[ 19 ]，更严格一点说，就是企业税收负担与税前经济收益的比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分子项并不是企业全部的税收负担，而是以企业负担的所得税作为依据，分母项采用利润表中的税前利润或者息税前利润。基本模型为：

这两种模型属于实际税率测度模型中的基本模型，计算简单，应用便捷，需要的数据容易获得，尤其是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中都包括这些数据。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8号——所得税》可知，利润表中反映的所得税费用并非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已有研究表明，多数企业记录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净额大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净额，因此，以上述两种模型测度结果可能会高估企业实际税率。

对于模型ETR2，分母项使用息税前利润明显欠妥，因为企业的利息费用除税法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的部分外，均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即利息费用并不承担所得税，模型ETR2可能会低估企业实际税率。

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和会计准则在收益及费用确认时间和确认标准上存在差异，按税法规定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与税前会计利润并不一致，如果需要比较准确地计算实际税率，就需要对基本模型进行调整。因此，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多种调整以后的实际税率模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增加值稅负率模型

无论实际税率模型如何调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将所得税负担视作企业整体税收负担，不管采取那种模型进行度量，其结果都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整体的税收负担水平。

为了使企业税收负担的测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王韬、萧艳汾将税收负担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的应纳税额占该企业同期增加值的比率，提出了增加值税负率模型，用公式表示为：

遗憾的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只有计算结果，并没有说明度量模型中的增加值包括哪些内容。尽管增值税与增加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其他流转税一般与销售收入具有相关性，所得税则与所得额(或税前利润)具有相关性，因此，这种度量结果高估了流转税税负而低估了所得税税负。另外，用增值税应纳税额和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增值税税负明显是不科学的，因为企业增值税税额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企业自己承担的，前文已作分析不再赘述。但是，这个测度结果也基本反映了各行业税负的特点，例如烟草加工业76.92%的总体税负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税负达到了52.37%，主要是烟草加工业较高的消费税税率造成的。

(三)综合税负率模型

冯延超认为一些西方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可以以所得税实际税率(ETR)来衡量公司的实际税负。而我国增值税等流转税是主体税种，企业缴纳的流转税、行为税等税款远高于所得税，仅用所得税的公司实际税率并不能充分、有效地反映企业的真实税负。因此，采取公司综合税负率来度量税收负担的高低，测度模型为：

其中：年度实际缴纳税款数据来自年度财务报告中现金流量表内“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去“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来获取，该项指标包括了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所得税、房产税等各项税收。

该模型的优势在于考虑了企业所有的直接税收负担而不是仅考虑所得税，但包含了不影响损益的增值税。另外，模型分母项不是采取税前会计利润而是年度营业收入，对直接税而言，与分子项是不匹配的，其计算结果很可能低估企业的综合税负率。

为了克服上述模型的部分缺陷，又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调整，调整模型为：

调整后的模型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分子项与分母项不相匹配的问题，也没有剔除不影响损益的增值税对计量结果产生的噪音。

四、企业税收负担度量的理论模型——基于税收负担完整性的理论模型

企业直接税收负担的测度是一项难度很大的课题，因为从税务会计实务来看，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和直接税税额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除了增值税税额之外，企业缴纳的绝大多数税款都计入了当期损益(计入资产成本的除外)，并且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时都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从而产生抵税效应，但影响程度确实难以计量。所以，测度企业直接税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使用企业缴纳的所有税款(费)总和数据，明显不合理，可能会高估企业税收负担比率;如果只选择企业所得税的数据，又不完整，可能会低估企业税收负担比率。

鉴于此，从税收负担完整性出发，本文将企业税收负担理论模型从内部管理及研究分析两个角度重新构建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的模型。

(一)基于内部管理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模型

基于内部管理的需要，企业应该全面利用核算数据对整体的税收负担进行准确计量。一般情况下，企业都有比较完备的会计核算体系，与纳税有关的所有数据从核算体系中都能够获得，不存在数据获取的障碍，因此，税收负担计量模型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就是全面衡量企业税收负担高低的关键因素。

为了构建计量模型，笔者借鉴西方税收分类标准，以流转税、资源税为主体将货物和劳务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额归入间接税，这些税额通常情况下以销售额、营业额或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在会计处理中一般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且税额具备转嫁条件;以所得税、财产税为主体的将收益、财产或行为作为课税对象的各种税额归入直接税，这些税额通常情况下以所得额、财产价值等作为计税依据，在会计处理中一般记入“所得税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且税额不容易转嫁。直接税和间接税税额构成企业直接税收负担，其他与纳税活动相关的所有支出构成企业间接税收负担。构建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TTB1)模型如下：

其中：间接税净额是指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间接税总额扣除税费返还后的差额。直接税税额包括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印花税、船舶吨税等。

由于契税和车辆购置税一般情况下直接计入房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车辆的购置成本中，烟叶税也计入收购烟叶的成本，这些税额并不直接影响当期损益，在持有期间后续计量中通过折旧或摊销得到了补偿。另外，在现行增值税法中规定一些购进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允许从当期销项税额抵扣，这些进项税额只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按规定作转出处理，二是计入有关购置项目的成本。如果作转出处理，意味着既不增加增值税税额也不减少增值税税额;如果计入有关购置项目的成本，则通过折旧或摊销得到补偿。除此之外，从法理上讲，其他合法合规的进项税额都可以抵扣，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全部转嫁给了下一环节，并不由企业自行负担，所以，要把增值税税额从间接税税额中剔除。

但是，TTB1模型还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缴纳的间接税中有多少作了转嫁以及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税额对所得税的抵税对该模型的影响。由于企业可以采取前转、后转、混转、税收资本化等手段进行税负转嫁，但具体能够转嫁多少无法准确计量，也可能有些企业的定价政策受制于政府管制以及《反垄断法》的制约等原因，间接税无法转嫁，每个企业情况各异。因此，模型的前一部分存在高估分子项的可能。如前所述，所得税前扣除的各种税额的抵税效应又会使企业减少所得税税额，即低估模型后一部分的分子项，所以，综合两个部分基本能够度量企业整体的综合税收负担比率。

(二)基于研究分析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度量模型

如果是基于研究分析的需要，TTB1模型的应用就要受到很大限制，最大的障碍是无法获取TTB1模型所要求的全部数据。作为外部的信息需求者，只能从企业公开的财务信息中获取自己研究分析所需要的数据，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税收负担方面的数据主要披露在财务会计报告中，相对较为充分，已有研究成果基本上采用的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而研究对象如果是非上市公司，获取相关数据则更加困难。

依据目前的相关规范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税收负担方面的数据分布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中比较分散。另外，企业发生的间接税收负担隐藏在多个项目中，无法获得准确数据，现有研究文献一般都不将其考虑在内。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从披露的年报数据中也无法直接获得，因为企业一个年度内缴纳的所有税款列报在现金流量表中，列示在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内容下的“支付的各种税款”项目中，而当年已缴的增值税税额并不在利润表中披露，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负债内容中的“应交税费”项目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日尚未缴纳的各种税额。基于上述困境，将TTB1模型进行调整，构建用于研究分析的企业综合税收负担率度量模型TTB2：

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即利润表中列报的该项目金额，收到的税费返还即现金流量表中该项目的金额，递延所得税调整项目的金额来自利润表所得税费用项目的附注，营业总收入、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项目直接从利润表中获得。

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基本上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扣除收到的税费返还后，就是企业的间接税税额，同时，剔除了增值税的影响，再除以营业总收入就是模型TTB2第一部分计量的企业间接税负担率。模型TTB2的第二部分分子项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当期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分母项是税前会计利润，该部分计量企业的直接税负担率。不难看出，模型中直接税税额是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企业对其他直接税的核算基本上记录在“管理费用”科目中，在报表附注中对管理费用项目披露的详细程度不一，无法完整地获取相关数据。直接税中除了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直接税金额不会太大，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影响程度很小，因此可以忽略。

使用模型TTB2可以較为全面完整地度量企业的综合税收负担情况，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分析企业税收负担在地区、行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为税收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等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模型TTB2，通过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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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