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浪潮”来袭——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思考

2022-09-1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 60岁以上老人达到1.26亿, 占全国人口的10%, 到2005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4亿, 占总人口的11.3%。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 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和比例将逐渐增大。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60岁以上老年人口是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 是亚洲老年人口的1/2;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80年到1999年,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就基本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而英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用了80年, 瑞典用了40年;三是高龄化趋势明显。近年来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年均约4.7%的速度增长, 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目前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 约占老年总人口的9.7%;四是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乡倒置显著:上海的人口年龄结构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 而青海、宁夏等西部省、自治区预计要到2010年左右才进入, 相差约30年;五是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5000至10000美元左右, 而我国目前尚不足1000美元, 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六是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 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目前, 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464万人。2049年将达到峰值, 多出2645万人。21世纪下半叶, 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基本稳定在1700~190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 多出的女性老年人口, 50%~70%都是8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高龄女性人口;七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圆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到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目前人口的总规模高达13亿, 预计到2030年达到最大人口规模14.65亿。过多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并将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不断加重, 整个21世纪, 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 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全国老龄办于2月23日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这是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介绍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压力, 发展趋势和特点, 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 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备受世界关注。从2001年2100年,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 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 到2020年, 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 其中,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 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 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 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 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 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 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 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 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其中,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 占老年人口的21.78%。

第三阶段, 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 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 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 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 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1]

面对“银发浪潮”的冲击, “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不够——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匮乏。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老龄化挑战, 如何抓紧时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随着社会、家庭和观念的变迁, 空巢家庭和核心家庭的数量快速增长。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庞大的老年人群, 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对于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 这无疑对现存的养老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和巨大的压力。因此, 如何在“未富先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问题[2]。

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融于炎黄子孙的骨血, 亲情伦理观念一直是中国人维系家庭的主要支撑, 家庭始终是养老的责任主体, 但是客观上, 现实情况下的家庭养老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现代社会家庭中的年轻人陷入了角色困境, 他们要同时扮演好职场的成功人士、家庭中合格的父母、配偶和孝顺子女的角色, 这往往是勉为其难、分身乏术的。现今的家庭结构是:一对年轻的独生子女夫妻, 供养双方四位家长, 以及四位家长上面的八位老人, 即8-4-2结构, 把孩子算进去, 年轻夫妻的负担相当的重。很多方面即使做子女有心, 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大家族、大家庭的概念淡化了, 而小家庭的概念增强了, 三口之家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3]可以预言的是, 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及其生命周期进入老年期, 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会更高。随着都市家庭养老功能的不断弱化, 政府、社区、市场等提供长期的社会公共养老服务。这将是大势所趋。亘古不变的是, 只要有儿女以及来自他们对父母的亲情关爱, 那么家庭养老的“灵魂”就始终存在, 变动的只是家庭养老的具体方式。

《报告》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2030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 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压力巨大;在建立满足庞大老年人群需求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方面, 加快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增加为老服务设施, 健全为老服务网络的压力巨大;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 解决庞大老年人群和劳动年龄人群利益冲突的压力巨大;在协调城乡和谐发展方面, 解决农村老龄问题, 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和老少边穷地区老龄问题的压力巨大。

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特点, 纯养老院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 一般老人都会认为住养老院的都是没有子女的“寡户”, 因而中国的养老模式要有别于西方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模式。过去, 发达国家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养老院, 后来发现, 集体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国际上开始推行“就地养老”, 把老年人在家居住与社会提供服务结合起来。“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 由社区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员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王虎峰介绍, 这种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世界趋势, 也是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4]2000年, 我国开始居家养老服务试点, 目前, 大部分大中城市已不同程度地开展该项工作。

两会中, 全国政协委员李宝库也提出, 居家养老服务, 为城市高龄老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中国的现实养老模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补充。刘运来委员建议要加快建设现代老年公寓, 社区规划时要有老年公寓的布局设计, 政府要支持房地产商建设老年公寓的大胆探索和实践, 作为老龄化社会居家养老的社区延伸。如专门为老年人建造生活设施齐全、公用设施配套完善的老年人社区, 其服务对象以身心健康的老年人群为特定住户, 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服务介于一般公寓和老年设施之间, 经营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产品和物业上根据老人的生理特点设计。在社区的建设上注重软环境建设定期组织社区活动使老人不会倍感孤独。如建老人大学、老年工厂、同时为丧偶的老人提供婚姻中介。定期对老人进行体检设立呼救系统等。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服务介于一般公寓和老年设施之间, 经营方式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5]

政协委员李广安在《关于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老年公寓的建议》中提出, 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兴办老年公寓是举全民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办法之一。他表示社会化养老事业更多的具有社会福利事业。在起步阶段, 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应扶持社会办福利机构的发展, 并给予资金资助。目前政府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 但存在落实难的问题。例如, 在养老服务机构享受水、电优惠政策问题上, 政策规定非常明确, 但收费部门照收不误, 使得一些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当然, 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来建养老公寓是远远不够的, 李广安表示, 政府应该进一步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服务业。“政府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 使民办养老机构运行成本减少, 促进社会福利市场化的进程。”[6]

另外, 缺乏专业化服务队伍也是一个软肋。目前我国对居家养老服务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 居家养老服务员多被等同于普通的家政服务员, 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较低。不仅难以吸引专业护理人员, 大中城市的本地人也不愿从事该工作, 外来务工人员又存在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大等问题, 服务人员少、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 影响了服务质量。可以在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职业技术学院或者技师学院建立老人护理专业, 尽快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做好配套。

把自己利用空闲时间到社区养老院工作的时间“存”起来, 到自己年老的时候, 可以“取”出来, 享受一定时段的免费养老。政协委员王金成提出这种新颖的“养老储蓄”的方式, 来完善社区养老体系。王金成表示, 社区养老方式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 其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最佳结合点,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除了加大财政投入, 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养老行业外, “养老储蓄”的确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他提议, 中青年人可以利用休假或空闲时间到社区养老院工作, 累计达到一定工作量后, 到退休年龄时只需缴纳个人生活费, 就可享受免费社区养老院养老服务;累计工作时间不足的, 除需缴纳个人生活费外, 按比例每月交纳一定的养老费用。“此举一方面可减轻政府的负担, 另一方面对于有时间, 经济不富裕的人士来说也可减轻其压力。”

老龄化将成为世界潮流, 谁都不可阻挡。它会对经济结构、国家福利保障形成压力。21世纪,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2050年以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就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 特别是2030年至2050年间人口老龄化高峰的严峻挑战。目前,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物质、制度等各种准备严重滞后, 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25年, 要全方位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 时间十分紧迫, 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 树立老龄意识, 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老年人口增加的社会, 变革创新的动力减少.中国政府和社会还必须付出巨大成本来调整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 以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 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未来人类的养老将面临更难以想象的挑战, 到底什么方法最适合中国, 只能按照我们的文化习惯慢慢摸索。

摘要：“21世纪是老人的世纪”, 中国尤是。按照国际惯例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地区总人口7%时, 就标志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如果占到14%, 则意味着开始高度老龄化。1978年, 中国政府正式将计划生育政策列入我国基本国策范畴,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缓解了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窘境, 但在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四十余年后的今天, 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显现。由于生育率大幅降低而引发的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等一些列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关键词：银发浪潮,中国人口,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