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作文：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

人口作文：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通用10篇）

篇1：人口作文：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

First of all, two-child policy is the gift for some only child. For some families, maybe the parents are only child and they also can have only child. Put aside the loneliness of their child, when their child grows up and they grow older, their child marry with an only child girl accidentally, the burden on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is

unimaginable heavy. Their child and his wife have to take care of two old couples. Usually, a young couple looking after an old couple is a little difficult; if the pressure increasing twice, how can they stand it. But if their parents have two children, they can share the burden of taking care of their parent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篇2：人口作文：中国人口问题的真相

The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with 1.3 billion. It’s about one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 large population causes many difficulties, not only for every family, but also for the whole nation. It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In many less developed areas, some parents prefer boys to girls. As a result, many girls can’t go to school.

I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One answer is known as the one-child policy. It has worked well in controlling China’s population.

篇3：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辩证思考

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0%, 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对比这一标准, 中国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老龄化国家。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会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1], 它所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将对我国未来经济、文化建设产生较大影响。

一、引言

2010年春节刚过, 我国用工荒卷土重来。与前几年不同, 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 长三角, 甚至内地一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据统计, 与2000年相比, 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到了2011年, 沿海地区用工难的问题更是空前紧张, 相对于2010年, 2011年工人工资大幅上张, 据不完全统计, 人工工资上涨幅度达30%~40%,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物价控制, 推高了CPI。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近几年用工难, 我们又可以从这些问题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这里面既有我国长期劳动力价值低廉需要提高的原因, 也与最近国际形势不稳, 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有关。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日益老龄化趋势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的20年,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人口老化速度更快。世界历史预期寿命从40岁到70岁, 发达国家用了约100年, 中国只用了不到50年。我国生育率下降也只用了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一时间。比如从一对夫妇生5个孩子到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历史上发达国家用了75年, 中国只用了不到25年。生育率下降,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 所以我国致富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老年化速度[2]。

如何在我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的未来维持一个健康、幸福、安全的社会, 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辩证思考和研究。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 被称作“人口红利”。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然而, 中国人口红利近乎竭尽也逐渐成为人口学界的共识。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崛起。人口老化会对国家支出、劳动力供给、储蓄资本、家庭一系列的事情起到“拉后腿”的作用[4]。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经济、社会的状况, 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1. 人口老龄化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危机, 影响未来经济增长

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乏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前几年, 广东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 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 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洋黑工的出现, 当然可以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但是, 值得警醒的是, 这也折射了中国隐藏的巨大劳力危机。民工荒的原因, 除产业升级外, 更重要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急剧减少。

沿海近几年出现的用工难、“民工荒”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民营企业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G D P贡献较大, 如果民营企业生存出了问题, 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而且用工难、“民工荒”也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不断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 将降低人们家庭消费需求支出、增加储蓄养老愿望, 对我国提出的以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建设政策造成负面影响, 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也将产生直接冲击。

2. 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现有的教育、医疗保障制度形成冲击

人口老龄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住房、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体系造成较大影响。18-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将减少, 很多中国大学将有破产的危险。据教育部统计, 自2007年以来, 高校学生在连续增长13年后, 开始下降。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约为933万。和2008年相比, 三年时间, 中国的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117万。与此同时, 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子女外出工作求学增多等原因, 身边无子女的纯老年人家庭户还在日益增加, 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增加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从目前维护老年人权益工作的情况来看, 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和创新, 但还存在着配套法规、规章尚不完备, 社会养老医疗和保险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老龄工作机制不规范等诸多问题, 其中社会化养老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需要则成为影响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人口老年化将影响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

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但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不能完全适应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较大, 比如, 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比较健全, 但城镇其他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还没有做到全覆盖, 机关事业单位仍执行退休养老制, 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探索之中;二是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不高, 目前, 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实行省级统筹, 一些地方仍然市县统筹, 影响了养老保险基金统筹效果的发挥;三是单位缴费费率偏高, 目前, 中国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一般为单位工资总额的20%, 国际上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一般为单位工资总额10%左右;四是养老保险待遇转移接续办法不健全, 城乡居民之间、城镇不同人群之间养老保险关系不能正常转移接续;五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监督还不够规范。

4. 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我国现有的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 女干部年满55周岁, 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 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目前我国退休制度还存在一些弊端:一是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寿命延长的矛盾;二是女职工按不同身份执行两种退休年龄;三是提前退休问题比较突出。据一项调查显示, 我国企业职工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3岁, 女职工50岁退休, 而且本来女性寿命普遍比男性长, 而且50岁正值创业的高峰, 年龄过低, 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当前我国社保体系中, 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还较多。一是农民、农民工和城乡无收入老年居民无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二是覆盖面窄, 当前我国1.53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 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仅4400万人, 不足三分之一, 原因是养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三是公共财政缺位, 未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 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辩证思考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和对待, 既要看到它所引发的负面社会问题, 又要适当看到这个问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通过客观分析, 积极调整应对, 正确引导, 我们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它。

1. 正确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 应当辩证地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它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但也不应把它当成洪水猛兽, 过分夸大负面作用和危害性。

如果能够正确看待我国出现的老龄化现象, 成功调整现有的相关法规、制度, 应对这一问题,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我们应如何科学、合理地调整现有法规、制度, 适应我国不断发展的老年化趋势, 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对我国现有法规、制度的调整也要讲究辩证法, 对现有的法规、制度既不能僵化保守, 也不能全盘否定, 搞冒进。改革法规、制度要循序渐进, 逐步有序进行。

2. 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

“积极老龄化”是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其三个优先发展方向“参与社会发展、促进健康和福祉、建立支持性环境”被写入该次大会的《政治宣言》, 并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采用。“积极老龄化”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包括老年人自身改变观念, 树立老年人是财富、是资源的老年观;另一方面, 政府及社会要为老年人健康积极地生活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虽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十多年时间, 但从长期发展阶段来看, 目前尚处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初期阶段是个非常好的机遇期, 种种矛盾还没有非常尖锐, 问题也还没有那么严重, 是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期, 通过实施系统化的老年战略, 形成有效机制, 以应对将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3. 老龄化也是一种发展动力

与国外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的老年产业发展还基本上是处在起步阶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老龄产业方兴未艾,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将对我国内需有很大拉动作用。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可以为内需型经济发展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来调整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 发达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 放弃低端的以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技术密集型发展, 而这恰恰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的全面跟进, 相信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必将和医改一样成为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

四、结束语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 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 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 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今天, 我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发展, G D P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 建设成果举世瞩目。但是, 我们必须清醒看到, 进入本世纪以来, 我国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 在整个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构成了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性问题, 我们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 审时度势, 总揽全局, 积极应对, 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应对之策。首先,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 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其次, 是正确地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 并提出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具体措施,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因势利导, 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 化解困难, 又好又快地继续推进我经济社会建设健康、安全发展。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 分析了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辩证地分析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问题,辩证

参考文献

[1]陈大亚.家庭养老问题探讨.研究与探讨, 1998 (9)

[2]田玉荣.社会福利制度中的“政府购买服务”.社区, 2005年第7期

[3]林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我国的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2年1月

[4]沈瑞英, 胡晓林.浅析中国城镇养老模式一居家养老.前沿, 2009年第1期

[5]方秀云.社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对策研究——社区居家养老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第5期

[6]陈晓倩.我国城市新型居家养老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人口与经济, 2009年增刊

篇4：中国人口问题英语作文

In the past ten years,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ur hometown. In the past, there used to be old houses. The river was very dirty. The roads were narrow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hard. People went to work on foot or by bike. But now, there are many tall buildings in my hometown. The river is clean and the water is clear. There are many ring roads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comfortable. People usually go to work by bus or by car.

I am glad to see these great changes in my hometown. But I think it’s still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e past. It tells that we should cherish the present life.

篇5：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案例：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目前，我国城乡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自1999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

规划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养老机构已达4万个，养老床位达314.9万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一步改善，社区日间照料服务逐步拓展，已建成含日间照料功能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1.2万个，留宿照料床位1.2万张，日间照料床位4.7万张。以保障三无、五保、高龄、独居、空巢、失能和低收入老人为重点，借助专业化养老服务组织，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但是，规划指出，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新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统筹规划，体系建设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社区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床位严重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设施简陋、功能单一，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布局不合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政府投入不足，民间投资规模有限；服务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行业发展缺乏后劲；国家出台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服务规范、行业自律和市场监管有待加强等。

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中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越来越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广泛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多，公共财政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以及人民群众自我保障能力的提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问题：（1）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成因是什么？

（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

（3）为什么我国的社会保障不能应对突如其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篇6：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q uot;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

quot;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生命“和社会属性�;�：”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篇7：宋代以来中国人口问题形成探析

研究表明, 由于北宋时期社会总体承平和经济迅速发展, 为人口繁衍与增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而使北宋一代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2]46, 至宋徽宗大观四年 (1110) , 全国总户数增至20882258, 若每户以5口计, 则当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04411290, 即超过一亿大关。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这一结论, 现已广为学术界所认可。大量事实表明, 正是在宋代中国人口就已经出现了富余迹象, 所谓的人口问题也正是肇始于宋代的。首先, 人口超出了当时耕地的承载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显现, 在诸如江浙、福建、四川一带则表现得尤其尖锐, 以致出现了“地狭人众, 一寸之土垦辟无遗”, “土狭人稠, 田无不耕”, “土地迫狭, 生籍繁夥, 虽硗确之地, 耕耨殆尽, ”[3]2210“地狭而腴, 民勤耕作, 无寸土之旷”[3]2230的土地奇缺的现象。其次, 生态环境恶化。大量人口为生存计, 不得不开辟新的耕地资源, 出现了与山水争地的现象, 如福建“地狭瘠, 而水源浅远……垦山陇为田, 层起如阶级, ”[4]15江浙一带则大肆围湖造田, 如绍兴“镜湖三百里, 为人侵耕几尽”[5]23。如此所为,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如湖州武康县因垦山为田, 导致植被破坏, “每遇霖潦, 则洗涤沙石, 下注溪港”。围湖造田, 致使湖泊蓄洪、防涝、灌溉及调节气候的功能也大为弱化, 所谓“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6]57再次, 溺婴之风盛行。贫苦农民迫于生存压力, 不敢多育子女, 如“岳鄂间田野小人, 例只养二男一女, 过此辄杀之。”[7]1416人口密集的福建杀子之风尤为严重, “闽人生子多者, 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 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 往往临蓐以器贮水, 才产即溺之, 谓之洗儿, 建、剑尤甚。”[8]19

发轫于宋代的人口问题, 至清朝前期因人口众多引发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深度、广度、复杂性, 还是解决的难度之大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清朝前期由于出现了难得的持续百余年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 致使人口以罕见的规模和速度增殖。中国古代第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为5959.6万人, 至北宋徽宗大观四年 (1100) 实现翻番, 超过1亿, 历经1100年。而清朝前期人口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乾隆六年 (1741) 全国人口为1.43亿,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增至2.08亿,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增至3.01亿, 至道光十四年 (1834) 超过4亿, 道光廿八年 (1848) 增至4.267亿, 一百年间人口几乎翻了三番, 年均增长率为18.8‰[9]344, 几乎每隔30年人口净增加1亿。人口增加速度之快, “实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 用“人口爆炸”来比喻丝毫不为过分, 并最终奠定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比重。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 引起了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之极大不安。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圣祖不无忧虑地说:“本朝……生育日以繁庶, 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 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 其谋生焉能给足!”[10]134世宗、高宗更是时刻将人口问题萦系于怀:“国家承平日久, 生齿殷繁, 地土所出仅可瞻给……将来户口日增, 何以为业?”[10]134“现今海宇户口繁滋, 难以数计……地无遗利, 安得复有未辟之旷土?”[10]134忧虑之殷溢于言表。事实上, 由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实际严峻程度, 可能要远远超过清初诸帝的想象和忧虑。

第一, 人多地少矛盾进一步加剧。清代前期始终奉行鼓励垦荒的政策, 一方面是为了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经济, 另一方面也是适应人口激增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从而促使耕地面积大幅增加, 但是相比之下, 耕地面积的增幅大大低于此间人口增幅。人多地少矛盾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 而且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 下表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11]420。

※该表出自樊树志著《国史概要》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第420页, 笔者引用时添加了名称并在内容上作了一定的调整与变动。

该表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200年间耕地增幅与人口增幅的悬殊, 即前者明显低于后者;二是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200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一半, 不足三亩。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 不言而喻, 清代前期不足三亩的人均耕地面积现状正隐藏着可怕的社会动乱[11]420。

第二, 物价持续上涨, “民变”四起。由于人口剧增, 超过了社会供养能力, 导致物价持续上涨。从雍正到乾隆末的50年间, 粮价1升由6至7文增至30至40文, 上涨6至7倍;布价1丈由30至40文增至100至200文, 上涨4至5倍;田价1亩由康熙时的4至5两增至嘉庆时的50余两, 上涨10倍[12]656。地价、粮价、布价暴涨, 必然使大量民众无地可耕, 少衣乏食, 一遇自然灾害, 便出现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 进而引发抗粮、抗租与抢米风潮等各种“民变”事件[13]113。

第三, 流民、游民剧增。清代前期, 由于人口激增, 内地以耕地为主的自然资源无法承受日益过剩的人口, 于是便出现了向人烟稀少的边远或未经开发的深山老林地区的“长时间, 大规模”[14]354的流动现象。其中, 山东、河北、河南、山西诸省人口主要流向东北、内蒙, 迁入两地的人口分别达到150万和100万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诸省人口主要流向四川、陕西、湖北毗邻的山区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迁入云南、广西两地的人口达到200～300万;福建、广东两省人口主要流向台湾、海外, 迁入台湾的人口达到150万;陕西等地人口主要流向新疆, 达到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 由内地诸省迁往边远省份人口总计约有700～800万[14]352。同时, 由于人多地少矛盾的日益尖锐, 游民队伍也在与日俱增, 不断扩大, 所谓“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嘉庆八年 (1803) , 滞留北京街头的“无业贫民”就有8万人之众。四川省“游民极多”, 仅成都“每日清晨城门启后, 四门进城者不下两万人”。苏北一带每到秋冬之际, “游民百十为群”乞食四方。流民、游民的大量存在, 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13]111。

第四, 植被破坏,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清代前期, 由于人口激增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迁, 出于为解决生计, 人们纷纷开拓新的耕地, 从而出现了诸如围湖造田、侵占江河河道、滥垦滥伐山林等极端行为, 造成湖泊蓄洪能力下降、江河行洪不畅、山林砍伐殆尽、水土流失加剧、河床淤积抬高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的出现, 引发旱涝灾害频生、土地肥力衰减等严重问题。例如清代前期,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诸省人口纷纷涌向四川、陕西、湖北毗邻的山区及云南、贵州等长江中上游地区, 由于移民“到处伐林砍木, 种植杂粮, 一遇暴雨, 土石随流而下”, 泄入长江, 导致长江泥沙量剧增, 进入湖北后, 因河道弯曲, 流速减慢, 泥沙淤积, 河床抬高, 遂致荆江渐成悬河, 水患屡发[15]56。

篇8：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论文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 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

篇9：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论文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倍受学者的关注。早在几百年前，中国著名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汪士铎等人便根据当时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状，从不同角度上探讨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代表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控制人口的现实必要性，这是建国以后学术界最早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遗憾地是，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术研究便就此中断了20余年。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篇10：中国人口的作文

1、人口基数大，人口总数仍然偏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就有了第一次婴儿潮。第二次出现在三年自然灾害后， 1962-1973年，这是人口出生最多的时期。第三次在1985年后，人口增长率明显回升。这三次婴儿潮让中国人口总数急剧增加。现在已经是13亿多人口，更有专家预测，205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由于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数量相对越来越少，我国耕地、森林、草场等资源的绝对数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的数量很少。如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9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3.9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江河径流量人均仅有245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23.5%。由于人口数量增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日趋严重。

2、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 年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 岁以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达到11. 04 %。另一方面还有人口的身体素质不高，据 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 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 9 % 。

3、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 -107 之间。但自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 5 ,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达到116. 9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 6 ,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线。这和我国的传统思想有一定的关系。老一辈的人都讲究传宗接代，差不多都重男轻女。这一思想让男女出生人数严重不等，导致性别比偏高。

4、人口分布不平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 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 54 % ,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 13 %;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 46 % , 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 87 %。东部地区多是平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达。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地理条件的优越，国家的大力支持发展，让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起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导致人口越来越多。而西部地区地势高低起伏大，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让许多人都不愿到西部地区去。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5,、人口严重老龄化，社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是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历史欠账较多、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特点。据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0.5%。由于扶养老年人与扶养少年人所需社会资源不同，负担也大不相同。各国研究结果都得到相类似的结论：抚养一位老人的平均费用与儿童的费用大体上为2∶1—3∶1。尽管中国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抵消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扶养人口总比例增加不多，但社会费用的支出仍将稳定地增长。医疗费用及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 我国老年人医疗费用负担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加重。

6、就业压力大。大量的人口让就业压力增大，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由于没文化，他们干的大多都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而且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低，大多只能扶生活，还存在工资拖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民工问题还是没解决。目前就我们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每年都有许多大学生面临失业。找工作难成了社会一大问题，这和人口总数多，人口素质偏低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