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上使用重典的思考

2022-09-11

元末明初, 社会不宁, 犯罪现象严重, 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古训, 提出:“吾治乱世, 非猛不可”的思想。于是“乱世当用重典”的思想便应运而生。重典, 顾名思义, 是指较重的刑罚。而在此之前,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虽不处于乱世, 但对于重典仍是有记载的, 所以今天我们对重典的使用也需要有一些探讨。

早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司寇》中载:“一曰, 邢新国用轻典;二曰, 刑平国用中典;三曰, 刑乱国用重典。”可见, 重典在历史早期就已经使用了。虽然周王朝对于刑罚本着世轻世重的原则, 但我们看到西周刑罚的主体是墨, 劓, 髌, 宫, 大辟五大刑罚, 也称旧五刑。这五种刑罚, 手段均是十分残酷的, 前四种肉刑的目的是给人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 使人残疾, 而最后的大辟又称生命刑, 其严酷程度不言而喻。所以, 在西周, 在非乱世的阶段, 重典是存在的, 并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刑罚使用。

在上古时期, 法制制度并不完善, 重典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 严明的刑罚可以降低犯罪的发生。但是, 重典是否应该贯穿整个王朝的发展,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看到, 不仅是在西周。在汉初时, 由于连年的战争, 国家已经是破败荒凉不堪, 百姓民不聊生, 社会经济凋敝。汉初统治集团在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同时, 意识到秦律过分的严苛和繁密。于是, 刘邦初入关就与咸阳民众“约法三章”, 废除了秦朝繁苛律令。之后, 汉惠帝, 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一系列重典, 进行形制改革。与秦朝相比, 汉朝的法制明显呈一个轻刑慎罚的态度。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 惟齐非齐, 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 对于刑罚的适用,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 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 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 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 正确的执行刑罚, 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 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 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 制令各顺其宜”, “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 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 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 度于本, 不从其欲, 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 非所以恶民, 爱之本也。”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 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 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 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 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 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 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 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 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 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 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 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 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 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 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 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 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 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 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 商之法至周而更之, 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 然其所以法, 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 “得其人而行之, 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 则为大害。”意思就是, 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 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 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 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 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 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 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 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 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

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 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 海瑞在起复任用, 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 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 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 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 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 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 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 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 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 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 从《武德律》到《贞观律》, 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 旧律用刑太重, 所以唐太宗即位后, 便令大臣修律, 《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 主要大量减死, 流刑, 《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 变重为轻者, 不可胜纪。”

所以, 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 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 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 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 在这个过程中, 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 不是靠武力镇压, 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 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

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 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 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

摘要：“重典治国”在各朝不同时期备受统治者青睐, 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惯用且重要的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往往难以完成统治者的决策预期, 收效了了, 最终难以逃脱成为历史陈迹的命运。应当按照现实的客观需要, 制定出适宜的刑罚, 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重典,法制,适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