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论文

2022-04-30

摘要：在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随之提上议程。增值税“扩围”涉及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享、国地税征管权限、税收征管能力、地方税体系、通货膨胀等诸多难题，能否破解这些难题对于稳步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意义重大。破解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难题需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协调中央财政和地方收入的关系；变革税收征管机制；高度重视通货膨胀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论文篇1：

调整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

摘要：本文认为居民收入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占比过少、收入差距过大、再分配不够完善等是影响收入分配方式的重要因素，从而导致居民消费总量不足、不同社会收入群体的消费质量不高，制约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应对措施，以调整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

关键词：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差距；再分配；消费结构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分配是有效消费的血液。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方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只有在保证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才能切实促进消费结构优化，拓宽消费领域。

一、收入分配方式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

收入分配方式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影响居民收入总量、不同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方式。调整收入分配方式，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总量、提高消费倾向、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改善消费预期。

第一，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状况；但收入也以消费为依托，消费为新一期收入获得提供基础条件。

收入的增加，不仅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也会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消费意愿。国内生产总值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占部分主要用于投资，而居民收入的大部分都会直接用于生活消费，形成对商品的最终需求。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6.9%、农村居民纯收入的74.5%直接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因此，改变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比例，增加居民收入比重，会直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升级。

第二，有利于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加快消费结构转换升级速度。

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以2013年数据为例，按七级分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平均消费倾向依次为0.933、0.826、0.777、0.734、0.712、0.679、0.619。从我国当前情况看来，高收入家庭消费倾向增长余地不大，低收入户家庭由于还处于入不敷出阶段，消费倾向不会有太大下降，而中等收入户消费倾向上升空间很大。

另外，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大致呈倒“U”型关系。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改变收入分配方式，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有效提高我国居民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1。

第三，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数量。

各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生活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品占比68%，发展型消费占比17.4%；耐用消费品以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等生存型商品为主。最高收入户中，生存型消费品占比只有47.5%，发展型消费品占比为34.2%；耐用消费品中，家用电脑、照相机、空调器等成为消费支出的主体。

因此，通过各种合理手段，改变收入分配方式，对于优化消费结构、拓宽消费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四，有利于改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心理，促进低收入阶层增加精神性产品消费量。

改变收入分配方式，能改善中低收入居民收支预期。增加转移支付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不仅能直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教育、技能培训型社会保障支付还有助于低收入阶层获得收入能力的提高，因而有利于收入预期的改善；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型社会保障能为居民未来的突发性事故提供支出保障，有利于减少预期支出。因而，增加转移支付比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升级欲望，拓宽消费领域。

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收入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到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955.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5.9元。同时，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近几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增长很快，但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大幅下降，政府收入占比快速攀升。从1999年到2008年，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1%，比1978年的48.9%有较大程度下降，也远低于国际惯例50%以上的水平。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16%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约30%。

收入增加，居民消费结构会随之变化，恩格尔系数会不断下降。居民收入占比下降，造成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文化性需求、服务性消费增长缓慢，对发展型消费品的需求受到抑制，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换升级。

第二、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过少，中低、低收入者收入不足，高档耐用品、休闲、旅游消费欲望受到抑制。近些年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9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5%以上。

目前，劳动报酬收入还是我国中低、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来源。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看，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劳动报酬收入（工薪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比为73.8%。中低收入者中，劳动报酬收入占比约在80%左右。收入更低的农村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占比高达89%。劳动报酬占比过少，工薪收入较低，造成我国低收入人群数量大，中低、低收入人群收入层次较低，收入量不足，收入预期不高，消费能力下降，对高档耐用品、旅游消费的消费欲望和实际消费行动都受到抑制，限制了消费领域的拓展。

第三、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减少了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消费结构转换空间受到限制。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在向着极端的贫富悬殊发展，不同收入等级居民收入差距，正呈加速扩大之势。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据已公开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再从《中国统计年鉴（2013）》看，2012年，城镇居民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3824.15元，是5%贫困户的9.8倍。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2010年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此外，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部分企业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等都有持续扩大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较低，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24-0.36之间。

收入差距扩大，不仅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降低了居民总需求，而且由于减少了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减少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而影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四、再分配手段不完善，对低收入人群、农村居民转移支付不足，低收入人群消费结构优化受限制。

我国再分配手段还存在很多不足，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国家财政对农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支持力度不足。2002～2006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徘徊在5.41%～5.60%之间，相比处于相同人均GDP水平时的美国、德国、法国的10.3%、20.5%、13.4%，还有不小差距。1990年到2003年，我国城市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3%的水平上，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年都保持在0.1%左右6。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6368.12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8.5%，而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686.7元，只占人均纯收入的8.7%，城乡差距明显。

转移支付方式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低，制度实施不完善，不仅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也增加了他们的不确定性心理，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阻碍了低收入人群消费结构升级。

三、改变收入分配方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确定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很低。

减少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切实发挥企业工会为企业员工争取工资福利的作用，增强企业员工的博弈能力等。

减少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纳税额；建立个税起征点与人均收入增长联动机制，减少税收的收入功能，增加其调节收入差距功能；提高劳务税起征点，减少个体劳动者、短期工从事者、集中时间段劳动者的纳税额；减少社会保障税个人缴纳比例，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

第二，推动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增长，改变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减少资金报酬收入。

（1）改善劳动供给结构、引导劳动供给和产业发展形成匹配关系，增加产业结构链条中劳动对资本的话语权。（2）增加对农产品市场的财政扶持、政策引导、技术支持；（3）征收超额得利税、暴利税，提高对资本累进征税税率，增加对资本超额得利的税收征缴。（4）加强对资本创新的监管，防止虚拟资本收益过高，金融机构对其追捧过热；尽力避免虚拟资本过度膨胀。

第三，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综合利用财政、税收、行政、法律、市场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1）提高劳务税的起征点，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开征遗产税、奢侈税、房地产增值税、财产赠与税等税种，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2）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支付。（3）加强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行政监管，减少垄断收入；合理量化国企高管薪酬。（4）健全法律制度，增强对灰色收入的法律调控，严厉打击黑色收入，强化法律的震慑作用。（5）加强对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的职业培训，构建更有力的就业信息平台。

第四、建立现代慈善机构，大力倡导慈善捐赠，建立第三次分配制度，引导高收入群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1）要加大对慈善事业的宣传力度，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行为，建立现代化的慈善机构。（2）要加快慈善事业建设的法制化道路。（3）要加强慈善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强化对慈善组织、慈善基金的监督管理。（4）要加强慈善文化建设，鼓励个人和团体以慈善服务、慈善捐赠等多种形式参与慈善事业，并对慈善捐赠者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政策支持。

第五，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支持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但在目前城乡二元现状下，要想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达到完全融合还比较困难。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支持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中共邵阳市委党校）

基金项目：湖南省情决策与咨询课题：湖南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机制研究（2014BZZ272）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40.

[2] 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2）；

[3] 刘灵芝等.收入分配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分析与比较.统计与决策，2014（2）；

[4] 宋士云，李成玲.1992～2006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3）：38-46.

作者：尹刚

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论文篇2：

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难题与对策研究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扩围；税收改革

“十二五”规划对于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提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即增值税“扩围”改革，具体是指将目前一些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征增值税，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这些行业的税负水平。2012年1月1日上海市正式启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扩围”改革由此被提上了日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增值税“扩围”可能会遇到哪些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否则这项改革很难进行。

一、增值税“扩围”研究动态

1954年法国率先实行增值税，目前已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开征了增值税，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体税种。纵览增值税的国际实践，其征收范围已经有较大变化，从起初仅限于货物的生产、批发环节，到目前既涉及货物生产、流通又涉及服务等各个行业领域。在增值税具体征税范围的选择上，各国有较大差异。对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研究成果，国外文献更多侧重于公共部门服务、住房服务、金融部门服务以及农业产品的征免税等问题，往往面临理论和现实两难抉择的矛盾，至今尚未定论。Bird和Gendron(2007)指出，增值税既不是已经完美无缺，也不可能臻至完美无缺。但是，只要一个国家的财税体系之中对“消费”课税所占比重较大，那么增值税就一定是最好的税制形式，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的。虽然美国由于政治等因素没有推行增值税，但是美国学者对增值税的研究和模拟测算也从没有停止过。

国内文献对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研究并不多，从已有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对于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趋势，纷纷表示认同，也有持保留意见的观点。汪德华和杨之刚(2009)提出，中国增值税未能覆盖到服务业所造成的市场扭曲，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这种扭曲在增值税转型之后将更大，为此需要加速增值税“扩围”的改革。蔡昌(2010)探讨了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行业选择、行业禁区及前提，同时提出了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增值税“实质课税”的建议。孙钢(2011)认为增值税实行“扩围”改革，必然引发收入分配体制的调整需要。

由此可见，增值税的扩围改革要不要搞，能不能推进以及如何推进都亟待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加以研究和探讨。

二、增值税“扩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在

目前，中国货物劳务税体系中两个税种并存。制造业实行增值税，对于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和进口环节以及加工、修配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服务业则实行营业税，对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等环节征收营业税。因此，最终形成了增值税、营业税并行的货物劳务税体系。制造业实行增值税，促进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协作，刺激了出口退税，为国家发展成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奠定了基础。现有的税制结构，特别是增值税范围覆盖偏窄已成为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在增值税的税基不够广泛的情况下，由于未被增值税覆盖到的行业中上一个环节的税款得不到抵扣，重复征税问题始终存在。首先，随着服务业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化，流转环节增加，税收负担随着流转环节增加而增加，营业税重复征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抑制了服务企业之间的分包、转包和外包，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如金融、保险、物流等行业，中间流转环节较多，每一道环节都征收营业税，专业化分工越细，企业税负就越重。其次，制造业和服务业实行不同税种，中断了抵扣链条，不利于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同时也限制了生产企业外购服务性的生产需求。此外，实行增值税是出口退税的前提，我国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从而服务贸易出口就无法退税，不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度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估算我国“中间环节缴纳而在下一环节无法抵扣的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规模为15118亿元。2007年税收收入总额为49449亿元，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总额为22193亿元，可见增值税链条断裂导致的货物劳务税重复课税规模占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总额的68.1％。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商品和服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增值税能够增加可观的收入，并且可控。正确设计增值税可以帮助国家处理财政问题，能够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把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至全部的商品和服务，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符合国际惯例，是未来我国增值税改革的目标取向。

增值税实现转型后，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在销项税额中扣除企业购进机器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固定资产中占主要构成的厂房车间等不动产并不在扣除之列，这使得消费型增值税名不副实，增值税纳税人难以平衡购进不动产和购进其他固定资产的税负。2009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设备部分仅占22.6％，而其余的是建筑安装工程(61.8％)和其他费用。如果从税收中性的角度看，增值税转型不应该扭曲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简易征收率下降到3％，相比之下，营业税纳税人的税率相对较高。当增值税通过转型改革实现了税负水平的削减之后，原本同其保持大致均衡状态的营业税的税负水平，便陷入了相对偏重境地。增值税税负的相对减轻和营业税税负的相对加重，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强化税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公平竞争等方面的调控作用，上海作为试点，2010年就颁布了《营业税差额征税管理办法》，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文化体育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等八大类按差额方式计征营业税，如运输企业将部分业务分给其他企业的，取得的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企业的运输费后再计税。2011年底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细则出台，正式启动改革试点。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其能覆盖所有的货物销售及劳务提供，从而回归营业税和增值税之间税负水平的大致均衡状态。增值税扩围，是增值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应相机启动扩围进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大范围的增值税就很有必要。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进而对所有货物和劳务全部征收增值税，是中国增值税发展必然前景。

三、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的难题

增值税“扩围”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增值税的“扩围”改革不仅给现行增值税税制带来巨大的挑战，而且涉及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也就给现有的财政分配体制提出了新的问题。增值税的“扩围”不可避免地面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通货膨胀、税收征管权限、征管技术难题等多方面的约束。

第一，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目前，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对于营业税而言，尽管铁道系统、各银行总行和各保险总公司等一部分营业税收人归中央，但从收入总额来看，还是可以基本上把营业税归属于地方税。2009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18481.22亿元，其中中央级收入为13915.96亿元，地方级收入为4565.26亿元；营业税实现收入9013.98亿元，其中中央级收入为167.10亿元，地方级收入为8846.88亿元，地方营业税收入占营业税总额的98.15％，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为33.8％。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主体税种。如果保持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共享比例而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的幅度过大，营业税收入势必大幅度减少，这将会导致货物劳务税制的调整，进而引起整个税制结构发生变化。2010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1091.95亿元，其中中央级收入为15818.96亿元，地方级收入为5272.99亿元；国内营业税完成11157.64亿元，同比增长23.8％；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后，若适用增值税分成比例，地方的财政收入将减少8368.23亿元。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势必动摇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对地方税体系造成很大冲击，使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矛盾更加突出，对本已困难的地方财政无疑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伴随增值税扩围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对财税体制进行调整。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前提条件首先是为地方政府寻找并设计好新的主体税种。在当前的财税体制下，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之后，如何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从而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二，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一个地区的营业税改成了增值税，把另外一个地方的增值税给抵扣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将会发生变化，产生地区间横向影响。增值税地方利益纷争，主要体现在进项税额上。增值税的应纳税额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后的差额，倘若不是来源于本地，那么意味着在外面征税而由本地抵扣，当地政府有吃亏的感觉，就会有意无意地要求本地企业尽可能采购本地原材料，以使得“肥水不流外人田”，从而造成市场的人为割裂与地区封锁，并破坏市场的统一性。现行税制结构属于货物劳务税的增值税比重很大，这就使政府格外看重增值税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从而特别关注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会区分项目是缴纳增值税还是营业税，将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作为重点考虑因素。2010年房地产和建筑安装营业税分别完成3165.63亿元和2507.0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4％和30.7％，占营业税总增收额的63.5％，占营业税总额的50.84％。这还未考虑房地产经济所贡献的其他税收，如城建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还有大额的土地出让金。因此，地方政府在房价调控过程中，无不希望“宁高勿低”。在增值税的收入分享体制下，提高增值税25％的分享部分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就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增加大项目、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导致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方式长期难以转变。例如，东部沿海有的省份近年来一直在谋求经济转型发展，而提出“由轻变重”，改变了原本重工业增速落后于轻工业的格局。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协调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也是增值税扩围改革中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第三，税收征管体制的调整。税基广泛的增值税，税收管理成本较低，纳税人也更愿意遵从。现行增值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征收管理，法律级次较低，导致增值税征管的法律基础比较薄弱。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还涉及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征收管理权，国税和地税部门的职责划分也将成为一个难题。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之间的征管范围是否应当调整?具体如何调整?如果“扩围”后的增值税依然由国税部门征管，地税部门就可能被边缘化了。增值税全部由地税机关负责征管恐怕又不可能。同时，增值税的征管还将涉及企业所得税的征管，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作为营业税纳税对象的服务产业，大多数行业具有投入少、规模小、企业分散、从业人员众多的特点，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有极大的差距，因此增值税征管体系与营业税纳税人现阶段情况之间的矛盾也制约着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需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系，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值税改革初期本身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程度视国家而定。例如，新西兰在1986年推行货物和劳务税(GST)后，第一季度8％的通胀率中6.6％是由GST造成的；加拿大在1991年起实施GST，第一季度2.9％的通胀率中1.3％是由GST造成的。增值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居各税之首，增值税扩围后，财政过度依赖增值税，将会存在一定风险。从税制角度讲，增值税“一税独大”，严重制约其他税种作用的施展，税收杠杆的整体功能会有所弱化。不同于生产制造业、加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其他服务行业本身性质导致了其经营中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比较少，然而现行增值税税率普遍高于营业税税率，进行简单扩围后反而会增加这些行业的税负。从经济的总体运行讲，由于增值税始终要成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增值税收入比重太大，形成对价格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给物价稳定造成威胁。增值税作为间接税，是价外税，税负易转嫁，附加于货物或劳务的价格之中，其税负转嫁的难易程度又与征税范围有关，取决于货物供求弹性的对比关系。课税范围越大，税负转嫁越容易，因为对全部货物或同一类货物都征税，购买者选择的余地较小。通货膨胀因素在增值税改革中具有重要地位，一般意义上，增值税是一种通货膨胀型的税收，除非供给完全无弹性，在经济体中引进增值税之后往往会伴随着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但是，并没有理论或实证的理由认为，增值税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在一份推行增值税的35个的国家调查中发现，63％的国家没有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20％的国家有价格一次性上涨，其余17％的国家引进增值税正值消费物价的不断加速上涨，但不太可能是增值税引起的加速度。研究发现，增值税和价格持续上涨之间的关系较弱。实行增值税之后尽管相对价格可能发生变化，但总体价格水平也有可能不会上升，因为经济周期、收入分配和货币政策都可以影响增值

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机制。

四、破解增值税“扩围”改革难题的对策和建议

增值税的扩围行动，要牵动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因素，牵动各行业以及全社会的神经。因此，立足于现实的税情和国情土壤，通过全面评估并确立渐进的税收改革整体方案，依次破解诸方面的难题，稳步推进扩围改革，从而在审慎和务实中求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可能是我们当前的适当选择。

首先，增值税扩围改革要循序渐进，采取多步骤分步推进战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我国增值税转型后进一步改革的必然选择，但要符合国情。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保持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的局面，必须谨慎、循序渐进，采用渐进式改革的策略，结合我国税收管理体制以及税务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税收征收管理现状、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水平、纳税意识、税率选择、行业性质等各方面因素，逐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缩小营业税征收范围。可先将与第二产业紧密联系的生产性服务业纳入到增值税抵扣链条里来，再逐步将其他服务行业并入增值税纳税体系。应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增值税改革试点总的指导原则，积极开展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试点工作，并根据立法与改革同步的原则，制定出台增值税法，建立产品和服务全覆盖、抵扣链条完整、具有现代特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增值税制度。

其次，协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营业税最终有可能被取消。根据2009年的税收收入估算，如果将营业税全部纳入增值税，那么中央与地方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要调整为51.2％和48.8％，才能保证原有营业税收入全部留在地方财政。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后，要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受影响，可以在改革后适当提高增值税中地方的分享比例，从而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确保增值税扩围改革取得成功。增值税改革，还是应该放在财税体制的大框架下进行，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平衡，寻找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均衡机制与合作模式，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以对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部分收入的测算为依据，科学调整增值税收入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分享比例，并规范转移支付体制，辅之横向转移支付的配套改革。目前营业税是地方的主体税种，如果增值税取代了营业税，地方税将陷入群龙无主的处境，为此需重构地方税体系，重新确定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根据国际经验，可担此重任的当属在不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房地产税，还有在我国西部欠发达而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税。2010年全国房产税和资源税总额为1311.64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69％。与此相应配套的是加快房产税改革和资源税改革，确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以弥补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缩水，合理构建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稳定，保证地方政府拥有与地方公共服务能力相适应的税收收入能力。

再次，变革税收征管机制。“十二五”时期我们将面临最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诸多难题都在调挑战现行税收征管机制。需要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加强征管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深化征管改革创新，建立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与税收改革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为了充分发挥增值税的经济效率，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无碍流通，增值税的税权理应归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征收管理，并按照行业和税基流动性对增值税进行分类。增值税的税权虽然由中央政府统一支配，但其仍可以由中央与地方共享。在扩围之后，形式上仍可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办法，在综合考虑各地的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诸多因素后确定。

最后，高度重视通货膨胀问题。增值税的价外税和消费税的价内税两者并存，往往使人们误认为增值税是由消费者负担，消费税是由企业负担的，从而不利于引导消费需求。虽然增值税可能会导致价格一次性上涨，但不能凭经验认为增值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在政府收入中性约束下的单一税率改革普遍使得经济陷入“滞涨”局面，而单纯的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又分别具有“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效应。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当前物价上涨是流动性过剩、成本推动及输入型通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通胀压力尚未得到明显控制的情况下，增值税扩围改革要重视通货膨胀问题，增强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控制通胀压力和管理好通胀预期。应借鉴国际经验，在改征增值税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问题，密切关注物价变动风向，实行“宽税基、低税率”式的改革。在实行增值税后，要运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影响增值税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促使价格水平下降，抑制价格压力。在通货膨胀压力下，权衡增值税转型和增值税扩围改革，抑制物价上涨，稳步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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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王岩云

作者：张景华

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论文篇3：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财税政策建议

【摘要】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于之民。“取之于民”主要是借助征税来完成，国家征税多少直接影响企业、居民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税收必须做到取之有度；“用之于民”则要求公共财政用之得当，即合理安排财政支出，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文章从财税视角分析并提出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财税政策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财政政策；教育支出；社会保障

一、引言

构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是“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宏观经济政策多项目标的“交集点”，其中财税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力杠杆。近年来，我国在限制高收入者的过高收入和调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而对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方面的财税政策则相对较少。因此，今后在继续实施“限高、调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应更多完善“扩中”的财税政策。

二、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推进，教育投入越来越成为社会底层人员提升为中等收入者的资本和途径。最近几年，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教育支出已升至第一大支出，2011年教育支出16 497.33亿元，比2010年增长31.5%，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15.1%，这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迫切需要改善。因此政府在保持教育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时，应不断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1.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的三级层级结构

依据教育法有关学校教育制度规定，财政教育支出相应分为初等教育支出、中等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优化初等教育支出、中等教育支出和高等教育支出的三级层级结构，就是财政进一步向初、中等教育倾斜，加大对初、中等教育投入的力度，并提高其质量。严格确保九年义务教育这一公共产品所需财政资金，使学龄段人口都能获得学习机会，学到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为成为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者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涵盖的职业，既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各类企业的管理人员、各级公务员，也包括技术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农业经营大户。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也需要大量的中等教育型人才，提高初、中等教育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利国利民。

2.改善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

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主要是指事业费与公用经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公用经费是保障学校正常运转的基本经费，公用经费支出所占比例是衡量教育支出的内部使用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国际上一般公认二者较为合理的比例，初等教育为70%■30%，中等教育为60%■40%，高等教育为54%■46%。与之相比，我国初、中等教育差距较大，2009年我国小学阶段为84%■16%，本世纪我国普通中学为82%■18%，且各级教育间的公用经费所占比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为此，要进一步调整教育支出结构，逐步提高公用经费所占的比重，使更多的教育支出能够直接用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二）健全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既可以直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还可以减轻其支出负担。建立健全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政府为国民提供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减少国民部分支出。

1.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标准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继续深入，基本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在社会保障覆盖面日益扩大的前提下，近期应着眼于社会保险缴费标准的改革，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标准。一方面降低最低缴费基数，将现行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由上年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60%（《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降至当地最低工资，使得中低收入群体既“保得了将来”，又“保得了现在”；另一方面调低社会保险费的费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就业。自2000年以来，许多国家纷纷下调社会保险税，2004年俄罗斯率先将社会保险税由35.6%降至26%，2010年美国由6.2%降至4.2%。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费的费率高达41%，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议下调至30%左右。

2.扩大大病医疗救助范围

现在一场大病往往就会让一个中产之家陷入贫困，而大病救助恰恰是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弱点，各级财政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险投入，扩大大病医疗救助范围，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

3.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中等收入者作为社会主流，在住房问题上却位于社会边缘，政府应给予更多帮助，建立一种能够满足中等收入者住房需求的公共住房制度。推广限价房是解决中等收入者住房困难的重要方式。限价房的价格介于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大部分中等收入者有能力接受，且准入的门槛相对低些。

（三）完善鼓励大学生创业的财政政策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一要稳定既有的中等收入群体，二要培育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高校毕业生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有生力量。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复杂，国家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为此我国出台许多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财政优惠政策，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9〕3号），2012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号）。同时，各省市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鼓励大学生创业，如2012年10月南京市公布了《青年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实施细则》，成立了专门服务大学生创业的服务机构——青年大学生创业工作办公室，南京大学生创业有专门“身份证”，凭证可享受创业培训、小额贷款、优先申请公租房等一系列优待。地方级的做法各具特色，建议中央政府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加大政策性创业投资基金投入力度，降低门槛，在大学生创业者起步难的阶段“雪中送炭”，帮助解决资金上的瓶颈，扶持他们成为“小老板”，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有生力量。

三、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税收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支出可直接或间接增加受益人的收入，如结构性减税即直接减少纳税人支出，间接增加纳税人的收入。构成中等收入群体综合税费负担的主要是间接税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直接税费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放在财政政策中）。间接税与消费密切相关，在流转环节被直接嵌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由消费者最终负担。由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相对而言，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中负担的间接税税负比例较大，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累进性。

（一）完善增值税

1.继续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

2012年我国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浙江和湖北9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2013年8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缴纳增值税，以便进一步促进服务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当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所处行业主要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并放开公共服务业，能为中等收入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利国利民。

2.降低增值税税率

第一，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税率。由于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较小，且中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导致中低收入者承受的税负相对高收入者更重。对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货物劳务税税负分析得知：随着收入提高，居民所负担的税负水平逐步降低，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负担的增值税低税率商品的税负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分别是4.27%、3.57%、2.96%、2.51%、2.10%、1.72%、1.17%，最低收入户是最高收入户的近4倍。建议将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燃料等实行6%的低税率甚至予以免税，降低其销售价格，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第二，降低农产品深加工单位的税率。农业生产者自产自销初级农产品免缴增值税，深加工后的农产品销售无税收优惠，使得销售价格大幅提高，加重了终端消费者的负担。

（二）合理调整消费税税目和税率

规范的消费税旨在通过对特殊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税来调节个人收入水平。总的来说，自1994年开征消费税以来，消费税对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随着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消费税税目、税率需适时调整。

1.调整消费税税目

对已经具有大众消费水平特征的一般消费品，如啤酒、黄酒、普通化妆品、摩托车等排除在外；将更多的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及消费活动纳入征税范围，如高档保健品、贵重食品、私人飞机、豪宅、高档家具、高级娱乐项目等。

2.调整消费税税率

我国消费税的税率应借鉴他国经验，进一步细分应税消费品的档次，不同档次课以不同税率。目前调整消费税税率重点是提高奢侈品的税率，降低中低档消费品的税率。如化妆品，自开征至今，只有2006年4月进行过一次税目调整，取消护肤护发品税目，将原属于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列入化妆品税目，且税率保持30%不变，这已不符合民情，必须予以调整。按售价分为高档化妆品、中档化妆品、普通化妆品，高档化妆品适用30%的高税率，中档化妆品适用10%的低税率，普通化妆品不征税，这样既保护消费需求，又有助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

（三）改革“财产性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

《中国统计年鉴》将财产性收入定义为：“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不是社会经济中的原始收入，而是通过再分配形成的一类收入形式。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之后，十八大再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之一。个人所得税一直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有利杠杆。1994年我国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之后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但至今我国个人所得税仍未摆脱分类所得税类型，改革的内容集中在工资薪金，而对“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所得，如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课税涉及较少。在短期无法实行综合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情况下，采取区别对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所得，改按差别税率。2012年11月16日颁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对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股息红利所得按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税负越低，以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炒作，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对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征税也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如对房屋租赁所得，可细化房屋出租人的资料，按出租套数区别对待，出租套数越多，税率越高，增加财产性收入税的累进性。对个人出租第一套住房取得的所得减按5%（或免税）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套减按10%的税率征税（《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从第三套起按法定20%的税率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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