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

2022-05-11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是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分析了提高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途径，对于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篇：对外文化传播论文

文化创新与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摘要] 本文分析了以创新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对于提升文化产业和推进文化贸易的重要性，并通过对文化贸易的国际和国内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思考。

[关键词] 创新; 文化; 文化产业; 文化贸易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提升其“软实力”，进一步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战略抉择。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须在先进文化引领下，在文化创新进程中大力推进对外文化贸易，这样才能将一个发展的中国、开放的中国、文明的中国的全新形象展示给世界。

一、创新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体系的构建

先进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追求文化创新和实现文化创新的过程，而且这种创新是高层次、大幅度和全方位的，是最具有时代精神、历史价值和本质意义的。

(一)文化、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

学者们一直就没有给“文化”一个权威的定义，而是透过自我的阐释展现文化的不同侧面和广阔维度。从总体上看，文化产业可区分为作为哲学政治观念的“理论—意识形态文化产业”和作为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操作性、应用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这里探讨的文化产业主要是指后者。

全球化导致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区域转向世界市场，原本地方化的文化象征迅速成为全球化的文化商品和服务，从而产生了国际文化贸易。令人担忧的是，以美国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强势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的再现者正在成为某种显性或隐性标准文化的缔造者和推动者。这些行为的动力和终点都是对商业利益的无止境追求，但它们会对输出国(地区)的现存文化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其进行重建。所以，国际文化贸易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的。于是，如何通过文化创新把本民族的文化用产品和服务的形式输出到国外并形成强势，以进代守，便成为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创新文化与文化创新体系的构建。

创新文化的建设有三个层面的内涵：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与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相应的，表现为一种物化的、外在的形式与载体。以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为核心的精神层面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以法律、法规形式出现的制度文化是遵循这一内涵的创新文化的评价体系，而以文化为内核，表现文化的产品、服务则是创新文化的物化载体。(田丰：“文化创新的基本内涵”，《学术研究》2004年第2期)

对于作为智慧凝聚和精神凝结的文化来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赋予文化以旺盛的活力与强大的魅力，才能使文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高度的市场认可，并因此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产生更为卓著的效益。所以，文化创新是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对外文化贸易的灵魂。文化创新就是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在文化交往与文化选择、文化批判与文化兼容、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中创新文化。

二、对外文化贸易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利器

2005年12月23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从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高度指出，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已成为我国发展文化事业、增强文化实力、提高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新的战略突破口和历史性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WTO组织成员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中，文化的引进和输出(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组成部分，因此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许多国家对外贸易的战略研究视野。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翻了数倍。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代以来，人类对于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巨大。国际文化市场已成为企业和政府共同关注的战略高地。如世界电影市场年销售总额约为200亿美元，美国电影就占75%的份额;日本的动漫画及衍生产品的销售总额，从1960年代开始逐步高涨，到2000年已超过1万亿日元。

然而，中国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方面，远远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的总体增幅，并且存在巨大的逆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01年我国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为11.9：1;而2003年，我国音像制品的进出口金额之比进一步扩大到9：1。

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1.观念定位差异。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文化软件看做是重要的出口商品，缺乏对国际文化市场的认真研究，缺少对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和市场化开发，几乎没有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文化商品和服务名牌。2.主体缺乏。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主体是优秀的企业以及它们打造的产品，尤其是名牌产品，我国目前的文化名牌几乎为零。3.政策缺位。一个文化贸易的出口大国需要有一整套经常调整的、重在推动和促进本国文化贸易国际化的法律和政策，包括文化贸易的外汇管理、项目审批、商品结构、区位重点、税收优惠政策等，我国目前急需研究制定这样的文化贸易法律和政策框架。

三、在文化创新中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思考与对策

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对于我们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全面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在先进文化引领下，在文化创新进程中推进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呢?

(一)大力加强文化创新。

中国悠久的历史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本，它使中国具备了发展文化生产的基本条件，但这不是促进文化生产大发展的根本条件。在现代条件下，文化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牵引力和内驱力，同时又处于全球的激烈竞争之中。多样性并存的全球文化生态，其本质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任何一种文化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真正从创新中实现文化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变革与升华。

(二)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

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尤为重要。这主要包括针对于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配套政策制定、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建设、对外文化贸易与政府文化交流工作的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对外文化贸易的政府服务机构的建立等。

(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走出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重点扶持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的对外文化贸易，赋予有条件的各类文化企业外贸自营权，鼓励其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强做大对外贸易的文化品牌，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改革和重组现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培育大型文化中介机构，形成一批经营文化产品的跨国公司。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使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

(四)重视发挥产业链的关联作用。

我们在制定文化产业振兴战略的同时，就应该着手打造出既适合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又有益于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链条，并充分发挥产业链的关联作用，实现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流通。另外，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的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由于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所以，必须以国际目标市场需求为导向，抓住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普适价值和共通共融点，才能促进文化贸易的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责任编辑柳波

作者：王雪野

第二篇：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研究

摘要：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是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提升中原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分析了提高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途径，对于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文化；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彰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传播是“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于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1]文化传播能力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中原文化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关中原文化外传方面的研究却非常稀少，甚至在中原文化传播的现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的改善不仅可以在文化层面上提升河南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一、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指中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融合和交流中积淀而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内核，这种基本内涵包含了中原文化的质的规定性，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文化基因。

第一，地域性。黄河中下游地区多为肥沃的平原、低矮的丘陵，比较适合发展农业。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中，中原人民将农业生产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这使中原地区形成了重视土地、家庭和家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重农抑商、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的小农意识。此外，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一向是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匮乏，为了维持生计，中原先民们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使中原地区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同时，依赖农耕的中原先民们常受到自然灾害、政治动荡、战争暴乱等影响，这使他们很早就形成了顺应自然、崇尚秩序、维护稳定的思想观念。

第二，保守性。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吃自己耕种的，穿自家纺织的，住自己搭建的，在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的生产方式下，人们不用思索、创造，只要重复原有的生产经验即可，从而形成了一种排斥创新、重视经验、依赖土地、重视血缘、眷恋家庭、崇拜祖先的文化心态。

第三，包容性。中原地区的土地肥沃、地域广袤，长期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或民族的征讨、结盟、交往、融合使中原文化呈现出包容发展的态势，大大提升了中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比如，隋唐时期的契丹族、女真族等民族与中原地区都发生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鲜卑、蒙古、契丹、满族等少数民族都曾经在中原建立政权。虽然中原文化多次与外来文化发生交流、输入、移植等，但是中原文化并没有发生大的外部冲击和内部裂变，始终保持了文化基因的一致性和文化精神的延续，其他文化或被中原文化同化或发展为中原文化的支流文化，或成为中原文化的新特质。

第四，正统性。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许多文化经典都产生于中原地区，如《周易》《墨子》《庄子》《韩非子》《老子》《吕氏春秋》等，这些文化经典构成了中原文化的基本根系，并不断辐射和哺育着中华文化。还有，从远古到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代统治者也均将中原文化看成华夏文化的代表，这无疑巩固了中原文化的正统地位。

毋庸置疑，随着河南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断增多的跨文化交流己经成为河南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推进，也使河南与世界的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伴随着来河南旅游、投资的外国人以及河南对外经贸合作的不断增加，“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扩大文化对外贸易”己成为河南文化发展、经济繁荣的重要战略策略。在跨文化传播成为时尚的今天，中原文化也应该探索出走向世界的路子，为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二、中原文化外传的主要方式

从历史上来看，中原文化外传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原文化主动外传；另一种就是被动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交替出现，并且延续至今。

第一，中原文化的主动外传。中原文化主动外传的方式有很多，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例如，张骞出使外国就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西方，也让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第一次展现在西方人的面前，这可以算的上是中原文化的一次重大外传活动；玄奘西游也为中原文化外传做出了很大贡献，玄奘不仅将佛教的有关教义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原文化带到了国外，这又是中原文化外传的一个有效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原文化外传的力度不大，且往往伴有政治目的，因此，中原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国外进行了传播，但是它在国外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原文化仍然趋向保守态势，这对中原、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提升程度不大。

第二，中原文化的被动外传。中原文化除了有主动外传的一个方面之外，还有被动外传的另一种情形。中原文化的被动外传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外国人在中原境内生活，然后又返回国内，同时将中原文化又带回其所属国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原文化的被动外传还包括了中原人在与国外交往的过程中顺带将中原文化传往国外的情形。

从内容上来看，中原文化的被动外传相对主动外传形式更为广泛。被动外传往往能够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羁绊，因而它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中原文化的被动外传涉及到了中原文化的诸多方面，具体包括：文学、艺术、建筑、哲学、政治等，其涵盖范围几乎涉及中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既有外国人传播之功劳，又有中原人在国际交往中的贡献，正如李喜所[7]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在国外同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将中国文化较为完整地传到了国外。刘炎生也认为，中国人在西方生活、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外传的一个过程，他以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为例，着重强调了中华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

三、中原文化外传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原文化目前仍然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是内倾型文化。目前，它在对外传播方面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外传困境的观念因素

中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做成文化产业的可利用资源更是丰富，中原文化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如濮阳的神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尧舜禹的政治文化，他们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甚至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思想文化方面，据传老子的《道德经》是在河南所作；可以代表河南的圣贤文化的有老子、墨子、韩非子、张衡、范蠡、张仲景等等历史名流。除了这些之外，中原在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姓氏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饮食文化等各方面也都各有特色。

然而，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原文化发展的观念与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突出表现有：在文化发展方面与经济的关联性不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严重，没有竞争观念和经营意识、不注重文化投入与文化产出关系之间的分析，文化产出较低、缺乏文化市场运作机制，文化资源闲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观念的落后是阻碍中原文化外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文化外传困境的环境因素

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也有外在环境的制约，比如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缺少政策支持等各方面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相对落后，文化总产量少，尽管在一定情况下，中原人不乏发展中原文化、积极传播中原文化的热情，但是因为受制于经济因素，导致了中原文化总体的开发水平不高，对外宣传的力度也更不够。

中原文化是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一种文化形态，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农业和工业的博弈中，农业无法占有优势地位，这种经济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中原人才的匮乏，特别是缺乏既通中原文化又懂文化运作的复合型人才。文化高端人才和领军人物的缺乏是制约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文化发展、传播的政策方面，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在这些措施中原创性政策少，借鉴性政策多，从而导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指导带有严重的盲目性，实践过程中也很被动，发展效果也不理想。

四、文化外传现实困境的解决方式

尽管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境因素诸多，既有主观的诸如观念落后、缺乏外传意识等等，也有外在的客观因素诸如资金问题、政策问题、人才问题等等。但是，在目前存在的诸多原因中，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大环境下，制约中原文化“走出去”的最主要因素还是观念的问题，这是当前中原文化发展以及外传的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

（一）解放思想，不断探索

只有从观念上理清中原文化的内涵，才能找到对外传播中原文化的路子。在制约中原文化传播的诸如经济、文化形态、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中，只有观念因素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目前，在国务院出台《中原经济区建设指导意见》的支持下，河南省也根据国务院的规划在中原文化发展问题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支持，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制约因素已经从外在客观因素转换为人的因素，更确切说是人的思想因素，只有开放思想、不断探索才能让中原文化“走出去”，进而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二）与时俱进，变被动为主动

到目前为止，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文化的被动传播，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外传虽然也是有发生，但是无论是在对外传播的规模上还是对外传播的效果上都不理想，这种文化传播方式传统给我们目前的文化发展制造了很大困境，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现实困难。政府和地方各界在文化发展、传播的政策方面应该出台更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措施，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大力主动的将中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提高翻译质量，加强跨文化合作与交流

2011年10月，国务院出台《中原经济区建设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原大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它不仅包括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发掘、保护问题，也包含了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让中原文化“走出去”的要求[3]。一方面，文化“走出去”可以在文化层面上提升河南的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文化“走出去”的做法可以让中国文化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使之在更高层面上提升和完善自己，进而形成我们的文化品牌。

在文化“走出去”问题上，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在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已经不是最最重要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的翻译问题，这是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所在。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语言置换，这种语言的转换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所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思想情感等因素；同时，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翻译工作是增强文化理解的桥梁，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中西文化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寻求文化共性，通过语言翻译实现文化传播目的，是目前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方式之一。

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中原文化跨文化传播之求同策略的准备与实施工作首先，在文化理论层面，应整和中原文化与外国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与力量，着手进行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研究与分析工作，进行中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跨文化阐释同时，加强与国外汉学研究者与文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拓展视野，寻求对于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跨文化阐释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层面，对于一线的对外文化翻译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应该通过一定形式和渠道，进行相关中原文化跨文化传播与阐释的理论学习，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能力学习与培训。

目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原文化外传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寻找文化发展的切入点，将文化发展规范化、产业化。英语作为一种国际上通用的交流媒介，它不仅仅是英美等英语国家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也是其他国家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4]。在文化全球化发展中，中原文化发展应利用好这一载体与世界文化发展接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在文化全球化视角下发展中原文化，是中原文化发展的可选道路，也是中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罗选民.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J].中国外语，2008（4）：91-94.

〔2〕刘炎生.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评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6）.

〔3〕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

〔4〕谭效敏.基于文化全球化视角的中原文化发展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08（3）.

（责任编辑徐阳）

作者：李瑛

第三篇：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路径研究

摘要：在经济和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伴随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承接外来文化挑战的互动格局下，“湖湘文化”要发挥自身“趋时应变”的能动意识，在对外传播中首先要明确“湖湘文化”的传播目的，转换对外传播的理念；其次要基于当代国际传播环境，从“内涵的层次化”、“表象的多样化”和“受众多元化”三个方面探究新的对外传播策略；进而开掘出官方与民间协同共振、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以及事业与产业形态联动的 “湖湘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

关键词：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策略；路径

作者简介：王战，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湖南长沙 410081）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闿运为岳麓书院撰写的名联，虽早已为世人熟知，但其中张扬的狂放与自傲之心性，仍不由得使人惊叹。生长于大湖之南、潇湘大地的湖湘文化原本发端于勇猛彪悍的“苗蛮文化”和狂野浪漫的“南楚文化”，经由汉韵唐风的“精致调和”与宋明儒学的“义理精淬”，最终在明清之际“综合百家”且“坐集千古之智”而成“南国洙泗”和“南道正脉”，并在清中期和中国近现代史上，以“道器并重”、“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学术理念，以勇为人先、坚忍不拔、卓励敢死的湖湘精神，向世人呈现了一大批改变中国和震撼世界的湖湘志士和人才——人们不禁感叹：“其可以强天下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1}当历史进入21世纪，有着独特区域文化特质的湖湘文化，在历经三千余年的陶冶化育之后，如何在经济和文化营销传播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伴随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承接外来文化挑战的互动格局下，发挥自身“趋时应变”的能动意识，实现湖湘文化的价值重塑，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重要命题。

一、当代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理念反思

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始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飞地”已经不复存在，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对外传播将是传承、延续，乃至振兴与发展湖湘文化的一条必由之路。而落实到本课题的研究领域，笔者认为在当代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中，首先应该从观念层面上自觉反思三个重要议题：

1. 创新“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理念

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培育了一批以“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外传播机构和传播媒体。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的“外交”、“外事”、“外宣”活动历来被看成是“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由党和政府来主管。然而目前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所谓“对外宣传”容易招致国外受众的“误解”和“排斥”。

首先，“对外宣传”（Propaganda）与“对外传播”（Communication）的区别在于“传播主体”不同。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受众的角度来看，“宣传”活动发起的传播活动的主体必定是“官方”或官方的代理机构（组织）；而“传播”则不同，可以是任何个人、群体、组织和机构，所涵盖的主体范畴要远远大于前者。其次，二者的 “传播立场”与“传播内容”不同。从西方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宣传”代表了官方立场或国家意志，它的传播内容具有明确目的指向性和价值观倾向性——涉及的传播内容往往是官方态度的“代言物”，并隐含着党派的目的、利益和偏见，所以它往往被赋予一种说教性的、负面的含义；反之，由于“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并不为某种观念所控管，所以它的“传播立场”是“客观”、“中立”和“自由”的，是基于客观理性和中立立场以及“专业主义”的传播态度对事物做相对真实的记录和传播。再次，二者的区别在于“传播方式”不同。“对外宣传”在传播方式上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以“传播者”为本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播工具，以单向度的传播为特征，对不加区分的所有受众做内容重复的传播；在这方面，“对外传播”则显得灵活而丰富：它体现为以信息的“接受者”为本位，以不同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为传播载具选择的标准，并在双向互动传播的过程中对细分化的受众做有针对性的传播。从传播方式所导致的传播效果来考量，“对外传播”比“对外宣传”更具传播的实效性。

显然，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间绝不仅仅是概念的不同，也不单纯是指“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着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理念。因此，立足于当下的国际传媒环境，改变旧有的“对外传播”理念——变“对外宣传”为“对外传播”，是更为急迫的首要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公共外交”、“公众公关”和“大众传播”的时代，只有与时俱进地创新观念，才能全方位地把握对外传播的“话语权”。

2. 明晰“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两大圈层

从本质上来审视，“对外传播”一词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类除了“喃喃自语”的“自我传播”之外，任何“传播”都是“对外的”。因此笔者认为广义的“对外传播”，其定义也就等同于“传播”，泛指“人类利用各种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是人类“社会化”属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发生于个人、群体和组织之间，也发生于社群、民族、种族、区域和国家之间。而狭义的“对外传播”在学术界则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阐释：一种观点认为“对外传播”就是“国际传播”，{2}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持这一观点。第二种观点则在承认“对外传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国界、跨语言的“国际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跨文化传播”的现象，它既是不同国家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沟通交流活动。著名学者关世杰就认为：“从传播学理论上讲，对外传播基本上是跨文化的传播。与同文化内的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是：编码是在甲文化中依据甲文化的码本进行，而解码是在乙文化中依据乙文化的码本进行。”{3}比较这两种观点，笔者较为认同后者。因为人类的传播（编码）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传递活动，也即感官的“认知”活动，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信息的接受（解码）活动，是一种理性的“认同”过程，是对信息内容是否“认可”的价值判断。因此，“对外传播”不应该仅仅看成是对传播活动物理空间的界定，而应该是特指发生在不同“文化类型”或“文化圈”之间的传播活动。

正是基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湖湘文化”对外传播存在着“两大圈层”：在中华文化圈内，以同一文化渊源为基础，以不同的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为代表的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岭南文化、海派文化等）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文化交流活动，这一圈层可以看成是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圈层”。而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外圈层”指的是：依托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使颇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向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地区推介和传播。

3. 明确“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目的

回溯湖湘文化生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代之前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存在着三个“先定的”历史前提：一是古代湖湘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加之交通方式与通讯技术的制约，文化传播、沟通和融合的周期漫长（除去战争这种极端的方式之外），因此湖湘地域文化的特质保存得相对稳定；二是这种“对外传播”一般限定在对湖南现今地域（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之外的中华文化圈内的传播；三是“湖湘文化”历史上并未遭遇真正意义上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然而近代以来，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种族、民族和区域为特征的多样态的文化复兴，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却是：依托现代传媒技术，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国家的、种族的、民族的、地域的）在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冷战”结束之后，在“网络化”、“信息化”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强势文化”的汪洋恣肆和“弱势文化”的“落花流水”。

因此，笔者认为当代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目的之一，首先在于扩大湖湘文化影响力。无论是基于中华文化建构的历史贡献，还是基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来考察，湖湘文化的确有着它“发声”的“话语权利”。目的之二在于拓展湖湘文化的生命力。所谓“对外传播”其实也是文化的“互动传播”。只有在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湖湘文化才能完成其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并实现生命力的绵延。目的之三在于提升湖南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软实力”。确立一种全新的与国际潮流相吻合的、与“全球化”趋势相融合的对外传播理念，不仅是实现本土文化跨区域、跨国家传播的需要，也是应对外来文化冲击，强化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当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的时候，才具备了所谓的“软实力”。这也是当代“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二、当代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探究

湖湘文化在南宋之前主要是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在此之后直至近现代，才是湖湘文化成长、成熟、传播和泛化的过程。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传播格局下，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在创新传播理念的同时，应该把握何种传播策略呢？

1. 内涵的层次化

任何一种有效的“对外传播”活动首先必须明确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关于“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问题，我们将在下文探讨。之所以要将“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放在“策略研究”的首位，是因为“湖湘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杂糅的综合体。而“对外传播”策略的一个首要原则便是“内外有别”——“说国外受众想听的和听得懂的内容”。

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除了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在这方面，众多从事湖湘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复杂而深邃的湖湘文化可以剥离出不同部分、领域和层次。学者皮学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湖湘文化”做了系统的梳理，他认为“‘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亚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湖湘文化’就相当于‘湖南文化’，即湖南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许多人将之称为‘广义’的‘湖湘文化’。但作为一种学术传统或理论，‘湖湘文化’还只有千年（宋代周敦颐开始到胡安国、胡宏再到张栻等）历史，这可以理解为‘湖湘学派’。而真正成为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则主要是近400年来（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开始，到近现代的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湖南人在‘理学’学理或入世践履（即‘经世致用’）上的表现，这可以理解为‘湖湘精神’（即‘湖南人的精神’）。为国人称道的‘湖湘文化’则是后者，即坚忍不拔、卓励敢死和勇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以及受此精神熏染的‘湖湘人才’。”{4}

而在“湖湘文化”的形成和传播的研究中，学者朱汉民指出：“我们一直认为，湖湘文化的结构可以包括精神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在传播过程中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湖湘民俗文化体现为民间礼俗、民间宗教、民间文艺、社会风习、性格特质等等，其文化源头来之于本土……但是，湖湘精英文化却主要体现为湖湘地区的观念形态、学术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其文化源头大多不在本土，而只能通过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才能得以说明。所以，要完成对湖湘精英文化的探源，则必须承认南下的中原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主要文化源头。”{5}正是因为“湖湘文化”自身构成的这种“多源”、“多样”和“多层”性，我们可以据此把“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分为不同的层级，本着“先风物后人物”、“先民俗后高雅”、“先技艺后学理”、“先现实后历史”、“先表象后精神”的传播策略，分层次、分对象地传播“湖湘文化”。以此可以避免在对外传播中那种不分彼此、内外混淆、不考虑文化的差异性和受众可接受度的“说教式”传播。

2. 表象的多样化

一种文化能够在另一个文化圈中传播、接受并被认同，是因为这种文化在本质上具有为人们所公认的“普世价值”。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6}“湖湘文化”中所蕴涵的“道器并重”、“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学术理念，以及勇为人先、坚忍不拔、卓励敢死的开拓求变的湖湘精神，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发生并将持续发生着强大的激励作用，是为人类社会所共享的精神和价值信念。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在湖湘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信念，如何有特色和有吸引力地进行传播”？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对外传播中，译介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抽象的文字传播只能满足国外的外事人员和文化精英对“湖湘文化”认知和研究的需求，对于面向大众的“对外传播”来说，因其过于抽象，吸引力并不大。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传播技术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得以迅猛发展，在传播的手段与内容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对文本的阅读方式——人类进入了“读图时代”。当代传播活动中，图形图像充当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首先，它可以超越文字和语言的障碍，免除大量的译介环节；其次，它可以大幅度提升阅读速率，且信息量大；其三，借助于图形图像，可以对复杂抽象的文字内容进行感性还原，增强内容对大众的吸引力；其四，由于图形图像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可以改变受众的阅读习惯，变主动阅读为被动接受。正因如此，图形图像的元素应该在“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具体的对外传播策略上，我们要善于用图形图像去演绎“湖湘文化”的历史表象和捕捉“湖湘文化”的现实影像。“湖湘文化”颇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历史遗存、民族特色、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构成了湖湘地区所特有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图景；而湖湘儿女（湘籍及在湘的非湘籍人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所创造出来的现实成就、涌现出来的非凡人物、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以及呈现出来的精彩生活，都是一个个可以用图像来解读的传奇故事。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对外媒体的传播策略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日本在2009年2月正式推出24小时英语国际频道NHK World TV。该频道从开播之初就致力于推介日本文化，国际新闻资讯不是频道的主要内容，其新闻类节目只有两个：整点播出的《新闻快报》（Newsline）和周播的《亚洲七日》（Asia 7 Days）；文化类栏目却有14个，涉及语言类、风土人情类、传统文化类、文物类等不同的主题。”{7}所以，在对外传播中，“理性的思考”必须借助“感性的表达”来完成。

3. 受众的多元化

“从当今的时代环境来看，谁最大限度地争夺了受众谁就取得了胜利，因此，当今的传播理念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强化传播的信息服务功能。对外传播，在现行的国际传播语境中，已从简单的对外意识形态的宣传演变为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8}由此可以看出当代对外传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必须明确目标受众（受众的多元化），并有针对性地展开信息传播活动，变信息灌输为信息服务；二是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文化的多元化），避免因误导、误判而出现的“信息避拒”。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最大差异在于受众分别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基于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对于同一事物的解读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而每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每个文化群体都习惯太高估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用它来评判其他文化，以期取得对他文化的支配权，这常常导致个体间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排斥而不能实现有意义的信息交流。”{9}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要正视这种文化的差异，以对象国的受众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文化。正如学者欧阳云玲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以后，国际传播体系变得多元化了……全球化语境下，从‘传者中心’转向‘受众中心’，尊重受众的主体性地位，成为国际传播的大势所趋。”{10}否则，即使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未必会有好的传播效果。如察哈尔学会与香港浸会大学孔庆勤博士的研究表明：纽约时报广场“在《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播出后，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者上升了10个百分点，超过半数达到51%。”{11}

其次，对于一种“异质文化”，国外受众的关注点也未必是同一的。“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2008年进行的《蓝海调查：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回答‘希望了解中国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高居首位，达49%。而在‘政治、经济实力’这个大概念下，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中国问题，可大致分成三类：一是中国与美国有重大分歧和激烈争论的问题，如民权、自由，人口控制，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负面问题，如环境污染、劳工、产品质量等问题；三是客观现状，如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债务等。”{12}对于“湖湘文化”，国外受众兴趣不同也必定导致了差异化的选择。以韩国为例，韩国传媒界人士普遍关注湖南电视产业与动漫产业的发展，交流频繁；基于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韩国学术界则非常注重对“湖湘学派”的研究，与湖南各高校的学术交往日益增多；而对于普通的韩国民众而言，似乎张家界的自然风光对于他们的吸引力更大，仅2014年上半年，来张家界旅游的韩国游客就达近40万人；即便是饮食，他们也找到了喜食辣椒的共同爱好。

“事实上，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和信息接受习惯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受众也有很大差别。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政治倾向、社会阶层、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人种、宗教信仰等差别，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趣味和价值观。”{13}受众兴趣的差异化，必然导致受众群体的多元化；而面对多元化的受众，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则必须将“湖湘文化”的传播内容多样化和层次化，并以“图形图像”为中介，感性直观、生动鲜活地传播“湖湘文化”。这才是基于当今时代语境下对外传播“湖湘文化”的策略之本。

三、当代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开掘

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有所谓的“高地效应”，先进的文化如同高山流水，奔涌四溢。绵延了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在清中期之前，以其开放、包容的生命张力融合、发展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同时又保留了自身地域文化的特质。近代“湖湘文化”在“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理念的激励下，在吸收西方“科学精神”和“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传播”。当下，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的“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全媒体传播”时代的来临，“湖湘文化”如何开掘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对外传播路径，从而在文化的传播与互动中实现自身发展的“现代转型”。

1. 主体：官方与民间协同共振

早在“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通知，‘宣传’一词在英译中由‘Propaganda’改为‘Publicity’，即对外传播。”{14}“Publicity”一词在保留了政治学意义的“宣传”词义外，更多地具有了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即“Communication”）的含义。名称好改，观念和行为的转换却非易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改变传播主体的构成，变由官方和政府所主导的对外传播为“官方与民间的协同共振”，形成对外传播与公关的“大格局”。

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明确指出：“当代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一个国家可能因为拥有吸引其他国家自愿追随的价值观而拥有一种合法的政治权力。因而，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高度来讲，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要向外输出其意欲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并为外国受众所理解和认同。”{15}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强弱，决定了它的“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大小。这也决定了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输出由政府和官方主导的属性是不会变的。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以“都市桃花源”为主题的湖南活动周，通过80台演出和巡游、展览等活动，全面展示了湖湘文化的多彩风情和独特魅力，并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好评如潮。可以说，没有官方的统一组织和策划，是无法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的。

但在这个“公共外交”、“公众公关”和“大众传播”的时代，单一的传播主体显然不能适应复杂多元的传播环境，也不能满足国外受众对信息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必然成为传播主体的重要构成部分。学者侯斌认为：“文化走出去需要多元渠道，应该把大众媒介渠道、组织传播渠道（经济传播渠道、教育交流渠道等）、人际传播渠道（学术交流渠道、智库传播渠道、华人华侨传播、旅游传播）相结合，通过发挥不同渠道的优势，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持续力。”{16}“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也要发挥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通过整合不同的对外传播通道和路径，全方位地传播“湖湘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效力的显现：作为学术机构的岳麓书院与凤凰卫视联合打造的学术活动——“千年论坛”，让众多海内外学者看到了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国学振兴的希望；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紧要关头，三一重工捐赠的62米泵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此，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派了两位工程师专程来长沙表示感谢，此举无疑体现了湖湘企业界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而凭借歌曲《小背篓》一举成名的歌唱家宋祖英，早已成为当代“湘女”的代言人和对外交往的“艺术名片”。

因此，“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只有形成个人、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各种机构（营利性的企业、非营利性的机构、NGO等）和政府协同联动，才能全方位展现“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和时代气质，才具有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攻心力”。

2. 载具：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

尽管湖南卫视以其强大的“电视湘军”实力，于2009年5月开通了湖南卫视国际频道，为“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打开了通向国际的大门，然而就在同一年中国3G网络和技术开始大规模投入商业运营。在以3G移动网络、移动智能终端、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为支撑的传播环境之下，文化的互动传播日趋“白热化”：“2010年5月21日8时36分，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在新浪微博开通。从开通时间来看，在微博传播和互联网外交方面，美国外交机构比中国的外交机构更为积极、活跃、灵活。2011年5月24日10时33分，联合国官方微博正式入驻新浪微博。为了应对这种新的挑战，中国外交部也积极投入微博传播领域。2011年4月13日10时45分，中国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开通并发布了第一条信息。”{17}而湖南省政府的许多涉外部门也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如湖南省外事办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对外传播在新媒体格局下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化。

首先，这种新变化表现为以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主动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融合，以实现所谓“全媒体平台”的传播。由于互联网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所以“对内”与“对外”传播有融合的趋势。如湖南卫视全力打造的“芒果TV”视频网站就实现了其所有资源的在线传播。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电视湘军”将在“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次，以“微博”、“微信”、“微电影”等“微内容”为特征的“微时代”的到来，表明了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方式越来越彰显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在这个时代，每个人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既是信息消费者，也是信息生产者。“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由此也就进入了一个“重心下移，多元表达”的时代。因此，我们要关注民间人士，尤其是文化“精英阶层”在对外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依靠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国际资源”，拓展“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路径。

3. 业态：事业与产业形态联动

在以往的“湖湘文化”对外传播中，我们较为偏向“湖湘文化”的精神层面，也就是“湖湘文化”中“湖湘学派”、“湖湘人物”和“湖湘精神”的推介。这种做法虽然对“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特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奥晦涩的理学思想，无疑给国外受众的理解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近年来，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主导的“对外公共传播事业”开始转变传播理念和思路，以形象化的感性呈现代替了程式化的理性说教，取得了诸多实效性的进展。

然而，着眼于当代国际传播形态，在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中，以官方与民间互动为基础，形成了既“走出去”又“卖出去”——公共性的“事业”与营利性的“产业”两翼齐飞的态势。有资料表明：“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18}在对外传播中，以文化产品形态传播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商业价值的“双赢”路径。包霄林和戚鸣认为：“文化对外传播存在着三个紧密相关的层次：精神层面、技艺层面和器物层面。精神内容包含中国的哲学学说，基本理念和价值体系。技艺层面包括各种艺术形式、工艺技术、功夫技巧等，它可以体现在无数的文化载体上，体现在人们的语言行为中。器物则是承载精神和技艺的特定的各种文化产品。其中，精神层面是核心的部分，它影响和体现在另外两个层面之中。”{19}因此，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文化的体验是核心，内容的消费是本质。

正如前文所言，湖湘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遗产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的遗存，它们已经成为“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经典形象。近年来，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展现了深厚的“湖湘文化”特色：如《虹猫蓝兔七侠传》中张家界秀丽的风景；《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如同湘女般“泼辣”的性情；《天门狐仙》与《烟雨凤凰》中浓郁的湘西文化；《黑茶印象》里的“茶马古道”风情；以及“电视湘军”、“动漫湘军”与“出版湘军”所彰显出来的“湖南味道”等，它们在深受海外受众欢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因此，由“对外传播事业”向“对外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将是加快“湖湘文化”对外传播的一条全新的路径，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页。

{2}如段连成教授早在1988年出版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中，就将“对外传播学”界定为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分支。”

{3}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4}皮学军：《论文化自觉与近20年来的“湖湘文化”研究》，《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朱汉民：《湖湘文化探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万季飞：《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0月29日。

{7}{12}李宇、关世杰：《提高对外传播影响力的文化路径：以文化吸引力增强议程设置力》，《电视研究》2010年第10期。

{8}杨铮：《解读当今国际传播的特点与趋势》，《传媒观察》2009年第1期。

{9}朱永海、张舒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视觉表征与创新发展》，《中国电化教育》2013年第7期。

{10}欧阳云玲：《从对话意识谈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跨文化策略》，《新闻窗》2008年第2期。

{11}葛传红：《效果惹争议——“急功近利不要指望好效果”》，搜狐网，http：//business.sohu.com/20111124/n3267247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