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对检察院的影响

第一篇：监察法对检察院的影响

对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现状的思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绩。近年来，从中央纪委到各级党委纪委都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工作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各级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和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在上级检察院党组和纪检组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坚持从严治检，加强制度建设，深化源头治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为促进检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综合基层检察院近年来的纪检监察工作，笔者认为尚存在诸

一、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队伍状况、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不明确，工作难以定位。多年来，尽管基层检察院的纪检监察工作在上级各级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有不少人，特别是部分基层院领导干部简单的认为纪检监察工作和检察院日常管理的方法、程序大同小异，只是所运用的法规和规定不同罢了。因此，就出现了要么把纪检监察工作当作基层检察院政工工作的附属，要么安排办公室与日常工作管理兼容，指定某个部门负责兼职填报各类报表和材料。大多数基层检察院做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都是“新手”，他们普遍来自检察院某个业务部门，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和角色转换培训就“上岗了”，他们不仅要完成日常的管理工作，还要按要求完成纪检监察工作需要的报表和部分材料。正是由于这种大谬不然的认识和做法致使纪检监察工作在基层检察院的整体工作中难以定位，正常的防范教育和监督管理也只能是“空对空”纸上谈兵而已。

(二)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地必要条件。在检察机关派驻或设立纪检监察组织是检查机关落实从严治检，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检察院监察条例》、高检发纪字[2004]2号文件都对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的设置及工作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为检察机关设立纪检监察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从目前基层检察院的机构设置来看，由于体制机制和人员编制限制等原因，大多数基层检

察院(特别是县级检察院)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从人员配备看，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兼职人员，为此，目前基层检察院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就处在兼顾、被动状态之下，只能忙于应付，没有条件保证其工作质量。

(三)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岗位职责不清。近年来，随着多元化经济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为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检察业务也不断拓展到更多新的领域，工作量也在不断加大。然而，受基层检察院人员编制限制，大多数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没有专职人员任职，而是将纪检监察工作当作是检察院政工人事部门的附属工作。也有部分基层检察院由一名副检察长或一名检察干警兼职负责纪检监察工作。以一个编制人数为20人左右的基层院为例，按照法律规定将正常业务科室人员配备后(业务科室也有穿插兼职现象)，办公室、政工、技术、法警、纪检监察、宣传、检委会办公室、检务保障等所有工作只能有2至3人兼顾去做，同时还要完成当地县委、县纪委、宣传部、县直党工委安排的一系列党务工作、开展各项教育活动的信息、经验总结等众多材料，由于多头兼职、职责不清，工作缺乏规范性，没有长远打算，加之一个人也确实忙不了那么多事，所能开展的活动也只有机械照文选学有关条规文件，东拼西凑地应付，各项工作都受到影响。对业务部门的人和事监督很难到位。对财务、政工人事、后勤等部门靠自我监督，对八小时之外的走访了解、主动进行案件同步回访监督更是极少。这样兼职的结果往往是工作中顾此失彼，对检察干警的监督管理难以落实到位。

(四)作用难以发挥，工作流于形式。由于机构不健全，人员难确定，加之岗位职责不清，大多数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其工作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式或应付式，做得较多的恐怕就是应付式的传达上级的安排和按时上报工作总结，至于工作的具体实施和创造性的开展工作，那就可想而知了。近年来，有的基层检察院在上级纪检、检察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下，也查处了一些轻微的违法违纪案件，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兼职人员业务能力有限，查处工作还缺乏力度。有的顾及单位影响，有的顾及领导和个人的情面，还有的甚至听命于某些领导个人的倾向性意见，致使对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没有及时依纪依规严肃认真的进行处理。这就使纪检监察工作本应该相对独立、严格执纪执法的监督力度削弱，不能够全面履行职责，失去了对检查干警队伍应有的监督，致使纪检监察工作流于形式。

二、加强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对策及设想

(一)提高认识、准确定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根本职责在于通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仅强化对外部和他人的监督，却疏于自身队伍的内部建设和管理监督，无疑有悖于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法律监督的庄严使命。面对反腐倡廉的严峻形势，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忠实践行科学发展观，要明确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要明确检察业务与纪检监察工作的内在关系和不同特性。我们知道检察业务理论与纪检监察理论看似两个不同的执法执纪主体，两者从设立到工作的依据也是不相同的，但实际工作的落脚点和目的却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只有不断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加强自身的反腐败工作，努力锻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干警队伍，才能维护国家法律的统

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正所谓“身正方能正他人”。为此，就当前而言，应将工作重心移至队伍建设上来，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工作在检察队伍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尽快把检察业务与纪检监察业务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充分体现纪检监察工作在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建立健全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当前，在各级人民检察院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地市级人民检察院设立了较完备的纪检监察机构，而县级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仍不健全。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2004年3月19日就下发了“关于健全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设置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设立纪检监察机构的理由和范围。近年来，省检察院每次召开全省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健全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加强对执法办案的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败工作。这看似是各级组织对基层检察院设立纪检监察机构和开展基层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度重视，为基层检察院设立纪检监察机构进一步提供了依据，但基层检察院落实起来难度很大。笔者认为，在基层检察院抓住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检察机关和地方党委纪委支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高层领导要在全党认真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大好形势下，加大高层协调力度，为基层院开展工作提供支持。为此，结合基层检察机关实际情况，目前应积极落实纪检监察机构建制，应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协商设立纪检监察机构;成立监察室，配备专职的纪检监察人员，落实政治、工作待遇，为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创

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同时，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再不能将纪检监察工作由政工人事部门“代办”，更不能当作政工部门的附属工作。责任人也不应由院领导和其他干警兼任，以防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再次发生。

(三)择优配备干部，提升工作能力。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干部的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检察队伍自身建设乃至党的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大小。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干警素质普遍都较高，作为检察院的纪检监察干部，肩负着监督办案人员能否认真履行职责、有无违反党纪政纪等工作，如果没有比其他干警更加坚实的政治信念和坚定政治立场做基础，是难以胜任的。因此，一是要选调具备以下几项基本素质的干部在基层检察院任纪检监察干部：

1、政治过硬。党性、政策性和纪律性强，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2、业务能力强。首先要具有执法执纪的法律知识和党纪政纪知识;其次要有争取支持、协调各方、沟通左右、联系上下的协调能力;再次要有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

3、心里素质好。要有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健康的心态。

4、职业道德高尚。具体地说，要忠诚无私、品质高尚，敢于同一切不良行为作斗争;要勤奋工作，甘于奉献;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要谦虚朴实、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只有这样，才能够胜任，才能够完成上级检察机关、地方党委纪委和本院党组交办的各项工作。二是要切实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和培训力度。作为检察机关的纪检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理念，正确处理检察业务和纪检监察工作的关系，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钻研纪检监察业务，广泛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着力提高服务、保障和促进检察事业科学发展的能力。要加大纪检监察干部轮岗、挂职、提训、交流力度，逐步形成上下互动、机制促动、责任驱动、培训拉动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

(四)明确任务、大胆实践、狠抓落实。面对新形势下在检察机关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新要求，首先，我们要更新思想观念，不能一味的注重纪检监察的位置，而是要通过自身积极地工作，争取各级组织和广大干警的支持和信赖。要按照注重教育、严格要求、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思路大胆开展工作。其次，要针对基层检察院的情况，贴近工作实际抓苗头、抓源头、抓重点、抓要害，从而使得从领导到干警都能正确地认识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纪检监察工作是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保障。三是要转变就事论事搞纪检的观念。基层检察院的纪检监察工作成效不仅仅是体现在查处了多少违法违纪案件，而是在于预防和

制约了多少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从司法改革尤其是检察机关改革方向来看，检察官独立办案权会越来越大，检察工作的主体将会逐步转移到检察官身上，检察院的各项管理工作也会随着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纪检监察工作既是监督保障，也是检察院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层检察院的纪检监察工作要以建立健全制度为基础，以监察检察权的行使为主线，通过对检察官行为规范的监察，从而实现对执法办案全过程监督，对全院工作的整体监察，进而达到促使和保障检察权正确运行，为全面开创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新局面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篇：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作者:刘英杰 | 来源:中国检察网 | 更新时间：2012-8-27 22:51:18【字体：小大简繁】 210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举证责任、鉴定制度、技术侦查措施、讯问活动等。检察技术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此次修改主要从四个方面赋予了检察技术部门更广泛的职能,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怎样把握好、履行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技术部门的职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问题,对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意义重大,即解决了长期困扰检察技术工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简要归纳,新刑诉法直接涉及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以电子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数据不同于传统证据种类，其具有一体两面性，在采集、固定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具有变造性。新形势下，新刑诉法第48条对于证据种类的分类上作出了调整，明确增加了电子证据这个概念。高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被合法化，无疑为我们打击犯罪，固定证据链有非常大的帮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对新时期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执法理念中走出来，科学执法，专业执法。电子证据的确立，自侦中技侦的合法化要求我们技术人员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若是对电子证据我们还不会操作，那势必会影响办案的效率甚至质量。因此，在人、财、物的保障方面，就需要加大对技术人员基本的电子证据的取证方法、数据恢复检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增加专业的、专门的技术人员，配备先进的电子证据取证的常用设备和软件工具，电子证据的获取是电子证据进入证据行列面临的新问题。

(二)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新刑诉法第121条、第157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在证据的分类中，鉴定意见是言词证据。鉴定人必须出庭就鉴定意见的内容接受控辩双方的口头询问和反询问。鉴定结果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对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这就要求鉴定人员坚持以严格依法、客观公正、以人为本接受监督为原则的“阳光鉴定”，增强工作透明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三)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侦查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时间、范围、程序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使技术侦查合法化, 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辅助侦查,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固定证据方面的优势将显现,同时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将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技术侦查措施必将成为检察机关严惩职务犯罪的一大利器，这必将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技术的运用，特别是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检察业务将会如虎添翼。

(四)首次增加了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121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两录”工作从部门规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其重要性、严肃性和规范性有明显增强。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检察技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8条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之列;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在第二章第八节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共五个条文。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明年重大犯罪案件也会纳入“两录”工作范围，录像次数、录像时长、工作强度比以往会有明显增加，技术部门原有一名兼职技术人员的配备不能满足工作需求。这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工作一旦开展，必将会导致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大幅上升,对检察技术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检察技术人员将明显短缺

新刑法增加的检察技术工作方面的内容，使得检察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检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的步伐。不少基层院法医、司法会计、文检等传统门类人员空缺，电子证据、心理测谎、技术侦查新兴门类更是空白。没有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对于同步录音录象高检院规定要全程录音录象录音录象且实行审录分离，而录制工作一般由检察技术人员负责。这使得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不是检察机关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难的问题更加突出。逢到案件全面铺开，没有专职人员，兼职录制人员人手少、调配难、业务能力不高严重影响了讯问的顺利进行。基层院根本无法调配出满足工作需要的录制人员。即使解决了人员数量问题，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案件办理密集期外，又会造成录制人员的闲置。由于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基本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导致技术岗位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疲惫，工作积极性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增加技术人员配备迫在眉睫。

(三)对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权、同步录音录像、电子证据等方面的规定,这些事项对技术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检察技术人员不仅要精通传统的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电子证据取证等方面的知识。

三、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对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技术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检察技术作为检察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在配合业务部门案件侦查、证据固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执法的规范化，科技强检、信息化工作的展开，以服务其它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以先进科学的方法推进整个检察业务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一要务。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必须对新的形势给予充分、清醒的认识，重新认真分析技术工作的特性，加强检察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应用，在新的检察形势要求下对检察技术工作进行创新。如何发展、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检察技术工作的作用，工作如何实现超前式定位、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目前的重要课题。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守执法规范。各基层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一方面要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加快对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性规范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各院检察技术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来细化和规范相关程序,。对整个检察技术从受理范围、委托受理程序及期限、工作方式、工作结果、工作管理、工作培训等进行统一规定，做到有章可循，有文可依。对信息化建设、技术协助及工作总结、培训等进行专门规定，使检察技术工作走向正规化、系统化，使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操作性。

(二)适当调整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为应对新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对当前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各院应从实际出发,结合本院检察技术工作的特点,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人员配备，创造技术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对新进院的检察技术人才在工作上多鼓励、生活上多关心、教育培训上给机会、事业开拓上给平台，使他们感觉到被重视、被重用，在情感上滋生感恩之心，这样他们才会用心工作，工作起来会倍加努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在检察技术方面有特色、亮点的，要总结，要肯定;对检察技术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让检察技术人才真正感觉到在检察机关有奔头、有想头、有盼头，从而激发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影响和带动一批检察技术人才的产生。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检察技术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迫切需要。

(三)加大资金投入，更新基础设施。各级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及时采购先进的检察技术设备，对有问题的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对不符合新规定的设备进行升级和更新，以满足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需要。比如，配备必要的电子证据取证设备、心理测谎仪、便携式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等。

(四)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各级检察机关要重视检察干警对新法的日常学习, 通过集中网络视频培训、视频录像自学、各部门研讨、座谈等多种形式,全面透彻学习新刑诉法修改的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另外还应邀请一些资深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对技术干警进行集中性强化培训。加强对办案人员和检察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同时开展模拟演练，让办案人员互相交流办案体会、方法和技巧，进一步提高技术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五)完善和加强现有的检察技术，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多年来，传统的检察技术门类为检察业务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应当不断完善和强化。随着各个业务部门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精化，在准确和快捷的要求下，对技术的要求和依赖会日益严格和增强。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要求，检察技术工作重点在电脑网络信息化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运用上，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使办案更加准确和快捷成为一条必然的途径。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入手,更大范围内加大信息库建设,提高侦查人员运用高科技侦查技术,为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提供强大保障。将科学技术充分融入检察业务发展中、充分应用于案件侦查和证据核实过程，真正具体地将技术和办案捆绑起来，提高侦查水平、办案质量和效率是当今检察技术工作新形势的最显着特点和强烈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是目前被高度强调的检察技术工作，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此项任务。心理测谎、电子证据取证技术是新兴的门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工作力度，使其在办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技术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阳光鉴定”的作用,使检验鉴定过程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鉴定人员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以保障当事人有权参与到检验鉴定工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及时获得全面、客观、真实的情况，为人民群众了解、监督检察机关检验鉴定工作开辟更加广泛直接的渠道，切实把整个检验鉴定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严肃的执法过程变成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把规范的法言法语变成通俗易懂的表述，以便于民众直接监督，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刑诉法关于侦查措施规定中的两个问题

作者:朱孝清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更新时间：2012-9-4 23:05:43【字体：小大简繁】208

【学科分类】刑事诉讼法

【出处】法制网

【关键词】刑诉法;侦查措施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修改后刑诉法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新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种监视居住方式;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新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特殊侦查措施。有观点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且执行中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故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如直接逮捕，而没有必要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有观点认为，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法律规定其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人民检察院，因而这两种侦查措施只能由公安机关使用，而不能由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笔者试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无使用必要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住处监视居住，一种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住处监视居住能一定程度地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难以有效防止其串供、毁证，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居一室，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如裸官、异地交流的单身干部，在住处监视居住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适用于两类犯罪：一类是无固定住处的，这主要是少数异地指定管辖的案件，少数异地的行贿嫌疑人等;另一类是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从法律规定看，能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是数量少;二是要求高，要“符合逮捕条件”;三是审批严，要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四是存在办案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虽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具有逮捕所不能代替的独立价值：第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制措施。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如果获取了足以证明犯罪的证据，即可转为逮捕;如果万一犯罪不能构成，则可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往后退”比逮捕后“往后退”对犯罪嫌疑人和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要小得多。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除符合免赔情形外，都要刑事赔偿，而对监视居住后撤销案件、不起诉的，目前尚无刑事赔偿的明确规定。第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比逮捕更利于促使贿赂等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侦查经验表明，对贿赂等犯罪的嫌疑人适于使用逐渐加温式的强制措施，而如果采取一步到位、直接逮捕的措施，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就往往“封口”，不再继续交代犯罪事实。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在争取从宽处理的希望上要大于逮捕，因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挤清油水”，还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清退赃款，挽回国家损失。第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长于逮捕，对特别重大、复杂案件特别是某些窝案、串案，有利于缓解侦查羁押期限的紧张。此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不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情况下降低对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措施的依赖。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依法该用就用、善于使用。

当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身安全风险明显大于逮捕，它容易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等事故，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论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还是检察机关配合执行，都要高度重视并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为此，要慎重选择监视居住的指定居所，使其能够保证办案安全;要为指定居所装备必要的安全设备、监控设备和录音录像设备，消除居所内部和周边一切不安全隐患;要培养、训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人员，规范其监督管理流程，实现监督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对因疏于监督管理甚至玩忽职守造成安全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可以配合公安机关执行。既然指定居所监所居住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独特的价值，检察机关就应积极协同同级公安机关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建造符合侦查职务犯罪需要、由检察机关专用或保证检察机关使用的监视居住指定居所，并配备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设备，以保证依法使用该强制措施的需要。

二、关于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能否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即第151条规定的：“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刑诉法把这两种侦查措施规定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但它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

隐匿身份侦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泛指侦查人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所有侦查(调查)活动，它以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为目的，但在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上，它既可以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也可以不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指侦查机关出于侦查的必要性，经机关负责人决定，选派侦查人员或选定其他公民隐匿身份，采取接近侦查对象、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提供犯罪条件等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或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它与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区别在于，它仅直接针对侦查对象实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隐匿身份侦查，指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它一般包括三种方式：一是贴靠侦查，即采取接近侦查对象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二是诱惑侦查，即对已有犯意的人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从而在其实施犯罪时将其抓获;三是卧底侦查，即采取深入犯罪组织内部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该三种方式在深入犯罪的程度上，卧底侦查最深，诱惑侦查次之，贴靠侦查最浅;在行为方式上，贴靠侦查和卧底侦查都是通过直接与侦查对象打交道而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而诱惑侦查则是通过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从而将其抓获。

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发现非法或可疑的交易物品后，在对物品进行秘密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物品继续流转，从而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

笔者认为，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这两种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但它可以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其理由是：首先，它有法律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的“本章规定”，指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关于侦查的规定，具体包括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在内的各种侦查措施。其次，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侦查措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法律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活动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及窃听通讯。”这里的“秘密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该公约第50条还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由于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为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而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因而没有理由把它们排斥在腐败犯罪侦查之外。再次，许多国家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腐败犯罪侦查。例如在美国，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除了采取查阅有关人员的财产情况外，还经常利用耳目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工人员进行化装侦查等。在英国，根据有关判例法，在犯罪侦查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时，可以使用化装侦查、布设耳目等特殊侦查措施。在德国，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严重犯罪包括公职人员严重犯罪，在采取常规侦查措施或技术侦查措施难以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侦查员卧底侦查、线人侦查等措施。在澳大利亚，对于某些隐秘型犯罪包括职务犯罪，除了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外，还可以使用线人或卧底侦查措施等。第四，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在以往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屡有使用。隐匿身份侦查适于用来侦查内幕性和隐秘性强的犯罪，而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其犯罪行为有职务作掩护，行受贿双方通过权钱交易都得到了好处，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加上物证、书证少，外人很难了解并揭开其内幕，因而隐匿身份侦查就常用来侦查贿赂犯罪。如侦查人员通过隐匿身份，深入商品购销、工程发包、资源分配等活动之中，探知其送收回扣、手续费、好处费的“潜规则”、“行情”和具体证据;通过在有关领域物色“线人”、“信息员”等提供职务犯罪线索;通过物色特定人员靠近行贿人，探知其行贿的真情;通过公安机关物色人员在看守所对侦查对象搞“狱侦”等。控制下交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也有使用，如检察机关通过被索贿方获悉某公职人员向其索贿的信息，就让被索贿人应约去交付财物，检察机关就在他们预定的地点落实秘密监控措施，并在他们交付财物时获取犯罪证据或者人赃俱获。

综上所述，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既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不应人为地划出“禁区”，设置障碍。

当然，检察机关使用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一般不像公安机关那样，采取打入犯罪集团内部、诱惑侦查等方式，而是采取短期介入的方法;在介入的程度上，一般也不会太深，因而不大可能采用“可能危害公安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实施“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但尽管如此，还是要严格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必须为了查明案情，二是必须基于侦查上的必要性，三是必须经检察长批准，四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作者简介】

朱孝清，单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

第三篇：新民诉法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与对策探析

新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施行。民诉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检察监督的重要依据。此次民诉法修改涉及内容广泛，尤其对于对民行检察工作来讲影响重大。

一、新法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权力，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力度

(一)新法将民事执行活动列为检察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新法将其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了法律监督范畴，拓宽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近年来，民事执行工作普遍存在执行难、执行乱的现象，伤害了执行权威和司法权威。为此，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制。检察机关近年受到大量有关执行的申诉，但由于没有明确法律支持，办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可依。此次修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法律监督，有助于整顿执行秩序，遏制执行乱，缓解执行难。

(二)新法将检察建议规定为检察机关监督手段之一，增加了检察监督方式。按照现行民诉法的规定，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唯一法定方式。新法则将检察建议列为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另一法定方式。第二百零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第一百八十七条也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近年来涉及民事审判的申诉、上访数量明显增多，需要监督的对象复杂多样，单靠抗诉一种手段根本不可能监督纠正所有的错误裁判和违法行为。为了解决监督实践的需要，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创造性地探索了许多监督方式，如检察建议、检察和解、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尤其是检察建议，成为民事检察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手段和固定的工作内容。但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常常不被法院所认可，新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了法律依据，检察建议的作用将充分得以发挥。

(三)新法将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调解书若是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检察机关也应抗诉或提出检察建议。实践中，强迫调解、诱导调解、虚假调解等并不罕见。原来民诉法将调解排除在了民事检察范围之外。新法第二百零八条修

改为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新法将调解书列入监督范围，有利于监督对象体系的完善。

(四)新法强化了监督手段，赋予民行检察人员调查核实权。办案实践中，许多抗诉案件需要查证，没有调查权，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不配合，这就给查清事实造成很大的阻碍，有些案件就只能作不抗诉处理。新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规定调查核实权给办案工作加大了助力。

(五)新法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对民行工作在公益诉讼方面的创新提供了依据。新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近年来，各地检察院在公益诉讼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规定公益诉讼制度，给民行工作开拓新领域提供了依据。

二、新法关于申诉途径和办案期限的规定使检察机关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抗诉案件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申诉案件数量减少导致抗诉案件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的，可以向法院申诉，也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近几年，随着民行检察宣传力度的加强，民行检察的职能逐步深入人心。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后，大部分倾向于向检察机关申诉。民行部门的办案案源得到了保障。修正后的民诉法对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的申诉路径进行了限制。修正后的民诉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必须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人民法院未对申诉进行恰当处理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因此，绝大部分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经过法院环节的筛查，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直接导致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案件减少，从而影响到民行部门抗诉案件办理数量。

(二)修正后的民诉法将民行部门办案期限缩短至三个月，加快办案效率的同时又给基层院增加不少压力。根据现有规定，民行部门办案期限从调阅卷宗之日起算三个月。实践中，检察机关调阅卷宗的时间受制于人民法院。卷宗能否调阅取决于卷宗是否已经及时归档。办案实践中，卷宗调阅最长的时间达到半年甚至更久。这无疑导致民事法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增加了当时人的讼累，也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修正后的民诉法充分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将民行部门办案期限统一为三个月，三个月内检察机关必须给当事人回复，或是是否抗诉，或是是

否提出检察建议。这一规定符合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的基本精神，有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三个月的办案期限对于检察机关来讲压力较大。尤其对于基层院，如果办理的是二审案件，除去省院审查的一个月和市院审查的一个月，实际上的办案期限通常只有一个月。在一个月内能否调阅到卷宗，能否吃透案件争议点，对民行部门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民行部门应当深入领会新民诉法的精神实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民行发展新格局

(一)准确理解新《民事诉讼法》有关民事检察工作的新规定。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工作意义重大，既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一些问题，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民行干警应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进行反复集中学习。将新旧法条进行对比，争取对民诉法的新变化有个比较系统的理解和掌握，积极应对修订后民诉法实施对民行检察工作的新挑战。可以举行专题讲座，为贯彻民诉法，扩大宣传范围，切实做好民行检察工作打下好的基础。

(二)树立与法院监督与配合并重的意识，加强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密切关注新民诉法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和执行工作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对民事诉讼活动中特别是执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的监督，促进案件在审理环节、执行环节的快速办理，使当事人纠纷及时得到妥善处理。为了保障检察院、法院在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进行有效沟通，确保执行监督的实际效果，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案件进行监督时，应当听取人民法院的意见。此外，为了使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执行监督职责，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对于执行监督的方式，检察机关发现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或当事人、案外人认为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人民法院暂缓执行。对于执行过程中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而枉法执行的，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进行法律监督;对于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故意不执行、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权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其及时改正;对于执行裁定及执行行为本身不具违法性，但执行行为导致不当结果的，检察机关可发出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予以解决。

(三)积极运用检察建议这一新型监督手段，强化检察监督力度。检察建议分为再审检察建议和普通检察建议两种。再审检察建议是与抗诉效果相当的一种方法，这种“短平快”的工作方法，不仅绕开了复杂的程序，极大地缩短了办案周期，而且又减少了案件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实践中，应当加强再审检察建议的应用，努力做到快速息诉，达到案结事了。针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个人发出检察建议。检察

建议的应用范围很广。例如，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现象，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调解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督促程序等非诉程序中审判人员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纠正。要将检察建议的应用落实于所有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中，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功能，确保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依法进行。

(四)准确把握新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权的规定，规范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官对几类证据有疑问的，可以主动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一方面，为了发现案件真相，维护公平正义，达到诉讼监督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检察官调查似乎又与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程序公正的要求相抵触，因此，规范的运用检察调查权显得尤为重要。运用检察调查权应当坚持有限性原则。调查目的主要是要了解与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有关的特定信息，不应超出为了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需要了解情况的具体范围。同时，检察机关应把调查作为阅卷的补充手段，不得代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不能破坏法定的举证责任规则。对于败诉的当事人基于举证时限内未申请法院调取或未提供证据线索等自身原因造成在案件审查中未能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在申请检察机关再审抗诉过程中要求检察机关调取新证据的要求不能支持。

(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益诉讼模式。

新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权利，但是没有明确如何进行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该不等不靠，充分利用自身职能，发挥所积累的民事公益诉讼经验，积极当好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是自行提起公益诉讼。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或调解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应依职权主动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诉的约束。二是督促起诉，对于负有监管职责的机关发现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后，不积极、不主动地履行监管职责，检察机关可以基于法律监督者的职责督促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新民诉法的实施对检察机关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加强探索和创新，不断总结民行监督的有益经验，规范监督程序，完善监督机制，推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进程，谋求民行检察监督工作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四篇：新刑诉法实施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时间：2012-06-18作者：刘新义 蔡雁飞

来源：正义网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本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特征。控申部门作为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业务部门之一,此次修改主要从四个方面赋予了控申部门更广泛的监督职权,同时也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怎样把握好、履行好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赋予控申部门的监督职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问题,对我国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新规定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意义重大,即解决了长期困扰刑事申诉工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简要归纳,新法直接涉及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法定权利被办案机关不当限制或剥夺的情形比较普遍,律师法也没有规定律师权利救济程序,一旦律师权利受到侵犯将面临救济无门,投诉无路的困境,这是立法上的一个明显不足。新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将会有力的解决律师经常面临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新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将程序违法纳入再审程序,细化、补充了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

1996年刑诉法第204条规定的四种申请再审理由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对于第(一)、(二)项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对于什么是“新的证据”,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定、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

1之间存在矛盾如何理解等都没有规范,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执行混乱。此外,这四种情形都仅仅将实体错误作为重新审理的范围,而将程序错误排除在外。为此,新法第242条细化、补充了第(一)、(二)项规定,明确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达到“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这些修改规定既与新法第53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量刑证明标准的条件相协调,又与第54条至第58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有利于司法实践理解和把握。同时,新法第242条还专门增加一项将程序违法作为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条件,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将有力的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程序公正的实现。

(四)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对象是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许多被告人刑满释放成了自由公民,他们可能在再审过程中实施各种行为,妨碍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1996年刑诉法并没有对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程序和决定主体作出任何规定,使得再审程序的进行往往面临许多障碍。为此,新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7条、第115条规定的情形很多是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日常的信访量中占有很大比例,尤其是查封扣押冻结等涉财问题,是信访中的老大难问题。新法实施后,这些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受理的控告、举报、申诉转由控申部门受理,将会导致信访量大幅上升,对信访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化解息诉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效、及时地处理对律师权利被侵害和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控告和申诉,不能再按照普通的控告申诉案件办理时限来办理。但遗憾的是这一救济程序规定的比较粗糙,目前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期限以及“矫正通知”的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内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对承办部门的办理次数、办理期限、反馈标准、督办效力等没有具体规定。在实际操作性中,由于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控申部门移交相关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经常出现该复查未复查、该纠正未纠正、该查处未查出,或办理不及时、不能按时办结等问题,致使控申部门不能及时答复信访人或者答复缺乏力度,导致信访人不满,化解息诉工作难度增加。

2、对外监督效力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监督程序,缺少制约被监督机关改正的机制,实践中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由于检察机关对这些问题的监督是事后监督,主要监督手段是检察建议或纠正通知,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不予纠正的法律责任问题缺乏硬性规定,是否纠正、纠正幅度仍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将导致监督效果大打折扣,使控申部门难以答复信访人,处在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对办案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这些事项对控申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控申检察干警不仅要精通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等方面的知识。重新审判条件的细化和抗诉权的转移要求控申部门应当配备具有公诉经历、出庭经验的办案人员,并且新法赋予了控申部门可以在再审程序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些都对控申检察干警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案件实体的审查能力,对程序的驾驭能力、出庭抗诉能力和量刑建议能力等。

三、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对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对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控告申诉检查部门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窗口,是贯彻新形势诉讼法的前沿哨所,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部新的法律是否能很好的实施,严格细致的执法规范很关键。因此,各基层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一方面要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加快对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性规范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各院控申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来细化和规范审查、办理程序,使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操作性。比如:对于程序中案件的控告、申诉建立快速通道优先解决、采取领导包案等措施,充分发挥控申部门监督制约职能,保证此类控告和申诉高效、及时地解决,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二)为应对新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对当前控申检察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各院应从办案实际出发,结合本院控申工作的特点,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办案人员。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控申检察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加强刑事法律监督的迫切需要。

(三)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各级检察机关除了要重视检察干警对新法的日常学习外,还应邀请一些资深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对控申干警进行集中性强化培训。同时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通过疑难案件研讨、办案能手示范、精品案件展示、法律文书平展和理论研讨评比等形式,进一步提高控申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四)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控申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信访通道的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让控申部门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诉说冤屈的途经、场所、和对象,成为控告人或申诉人释放怨气、表达诉愿、逐步化解矛盾的通道,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热情文明的接待群众,给上访群众依靠感和温馨感,成为他们的“贴心人”和“主心骨”,最大限度的运用“法”、“理”、“情”去教育、感化他们,最终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健康良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省叶县检察院

第五篇：试析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梁全 王晟明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探讨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结合目前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运行现状，分析刑诉法修改后检察技术工作存在的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 刑诉法 基层检察技术工作 证据

一、刑诉法的修改对技术工作的影响

(一)电子数据成为证据种类

由于电子技术被人们广泛运用于信息交换，因此电子证据被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纳入法定证据种类。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证据。有专家指出，电子数据必将成为未来的“证据之王”，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办案中对电子证据的依赖将日益得到体现。这要求检察技术工作迅速适应这一趋势，有意识地培养能够提取、审查电子数据的技术人员，制定规范、合法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为侦查办案提供服务。

(二)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根据目前的实践，检察机关负责办理技术侦查的具体工作的是侦查部门，但根据技术侦查对公民权利具有侵入性的特点，技术侦查的启动部门与后续跟踪、执行的部门应当互不相同，体现工作部门之间的制约性。借鉴高检院对职务犯罪的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的规定，在侦查部门启动技术侦查措施后，后续跟踪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以执行“严格的批准手续”，防止权力的滥用。另外，技术侦查的相关措施大部分与信息技术有关，技术侦查的结果(如获得的电子数据)最终还要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与鉴定，因此技术侦查的执行与跟踪由技术部门负责是恰当的。在高检院具体的规定还未明确之前，检察技术部门应当充分谋划，争取成为技术侦查执行环节的负责部门，并组织技术部门的信息骨干学习技术侦查的相关知识，为开展技术侦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完善技术鉴定制度

新刑诉法第186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的义务被写进新刑诉法，否则鉴定意见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今后技术性鉴定的出庭作证将是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技术鉴定人员熟悉出庭作证的技巧。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意见提出意见。”实际上要求鉴定人员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问题进行辩论，因此鉴定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较好的专业知识，否则就会在法庭辩论中陷于被动。

(四)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在讯问中的使用

2006年，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新刑诉法在吸收这一尝试、探索的基础上，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根据高检院的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讯问已经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但这一规定目前只在侦查阶段得到执行。根据高检院的相关规定和新刑诉法的精神，当案件流转到公诉阶段，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在讯问时都应当执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且在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要达到“全面、全程、全部”的要求。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

二、检察技术工作在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方面存在的困难

(一)机构设置与人才培养存在问题

技术工作是侦查办案的基础性工作。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54条规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加以排除，凸现了技术性证据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技术工作的基础性，它只能对业务办案起到支持性作用，在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中具有间接性的特点。而诸如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公诉和侦查监督等办案业务部门，能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因此技术工作与办案业务部门相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践中，有的基层院没有设立技术部门，将技术人员归于其它部门，技术业务只是兼顾的工作;部分技术部门干警并没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有的技术门类缺乏相应的技术人员。另外，检察技术工作的定位存在偏差，技术人员被大量的非技术性工作束缚了手脚，且技术办案的技能培训明显不足，导致技术办案能力低下，不能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二)技术办案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检察技术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办案工作和不直接参与技术办案的办公保障工作。技术办案工作如检验鉴定、文证审查、电子数据的提取和检验、心理测试和同步录音录像等等，为侦查办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其重要性在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在基层一线，技术办案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甚至有的基层院将检察技术狭隘地定义为办公保障的后勤部门，忽视其侦查办案功能的存在，不利于检察技术工作的长远发展。笔者2012年参加广东省检察机关法医培训班时，与会的全省法医工作者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技术工作现状进行充分交流，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的技术办案业务开展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领导对技术办案工作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办案业务部门对科学技术参与业务办案的重要性不足，以致技术办案的案源不足;业务办案与技术办案的衔接性差，技术人员与办案人员缺乏有效沟通，限制了技术办案的效果;技术力量不足影响技术办案的开展。其症结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办案的重视程度不足。

(三)技术力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

由于编制所限，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的各种技术门类一般只配备一名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门类甚至连相应的技术人员也没有。由于司法鉴定至少应当由二名鉴定人完成，因此各地基层院技术部门一般并不具有鉴定能力，也没有鉴定资格。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由于缺乏开发创新团队，信息化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外包给社会的技术公司，造成基层院信息技术人员技术开发的实践不足，工作能力退化，不能完成基层院一般的信息化创新需要，以致基层院技术部门经常出现平时无事做，有事做不了的尴尬境地。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将各地

基层院技术力量有效整合起来的工作制度，不能形成技术合力。

(四)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相互配合存在问题

办案工作是检察技术的最重要职能。检察技术主要肩负着刑事技术监督和侦查技术协助工作。在基层院实践中，技术工作如何实现与业务部门工作的有效配合是一个难点所在。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刑检部门在司法鉴定文书的审查方面与技术部门的配合欠佳。由于刑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对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的意识不强，认为文证审查可有可无，有的甚至放弃对司法鉴定文证审查的监督，由办案人员代行专业技术监督之职，这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以专业鉴定为定罪依据的案件，如果鉴定错误，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冤假错案。事实上，全国检察机关文证审查存在一定的纠错率，而由于检察技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错误的鉴定一般只能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发现，因此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诉讼监督的一部分。

二是侦查部门与检察部门之间的配合欠佳。近年来侦查设备与侦查技术已得到迅猛发展，而基层院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此适应不足，知识更新跟不上办案需要，其原因在于基层检察院技术人员的创新性和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技术培训不能体现现代侦查技术的最近进展。例如，电子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显现并以新的证据种类纳入新的刑诉法，而电子数据的采集方法、采集设备近年已有较大进步，但由于技术人员的知识老化，对此项技术掌握不足，不能为侦查办案提供有效支持。另外，侦查部门对科学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度依赖言词证据的，不善于发现科学证据，也不主动请求技术部门协助，影响了案件的办理质量。只有经过信息技术人员的充分挖掘，才能形成完整的电子数据证据，不致遗漏关键信息。另外，通过司法会计等传统技术业务，可以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新问题，找出新案源。

三、技术工作全面适应新刑诉法的若干思考

(一)准确定位职能，重视技术办案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检察机关在设立技术部门时对技术部门的定位就是利用技术专业知识直接参与办案工作，为侦查办案审查或提供科学证据。随后在九十年代，由于办公自动化的需要，又赋予技术部门的信息化保障的功能。新刑诉法完善了鉴定制度、确立了电子数据的地位、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和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范围，因此新刑诉法更加突出技术办案工作的重要性，基层检察院的技术办案工作将更加重要、更为繁重，这要求检察技术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技术办案的轨道上来，因此技术办案力量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应当保证基层院有相应的法医、司法会计、信息技术、影像技术等专业的技术人员，以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对技术工作的要求。

(二)重视制度建设，确保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衔接顺畅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技术办案的规定多为概括性的，缺乏相应的具体执行措施，造成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配合脱节。实践中，业务办案部门多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决定是否要求技术力量的介入，没有统一的规范，业务办案人员贪图方便经常绕开检察技术环节。特别由于自侦案件过度依靠言词证据，当言词证据出现反复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致使案件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应当重视技术办案相关制度的建设，制定启动技术办案工作的检察业务标准和程序，在涉及刑诉法规定的技术证据时，均要检察技术人员审查把关或提取鉴定，确保案件质量。

(三)开展继续教育，开展技术创新

检察技术部门的工作对象就是诉讼中的技术性证据。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各种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互联网、计算机、各种存储设备的数据信息已逐渐成为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来源，

这就是新刑诉法所规定的新证据种类“电子数据”。另外，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因此，如何适应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电子数据证据进行提取、固定和检验鉴定，确保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如何学习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以专业知识协助侦查部门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技术手段，是新刑诉法对技术部门提出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只有通过开展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练兵活动，创新技术性证据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方法，使技术人员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才能提高技术人员的法律监督能力，在违法犯罪的斗争中始终不辱使命。

(四)整合技术力量，提高区域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如前所述，在新刑诉法实行后，基层院技术力量已不能适应办案需要。应当以地市级检察机关为单位，以建立司法鉴定中心为契机，整合辖区基层检察机关的技术力量，形成技术合力完成区域内的司法鉴定、疑难案件的文证审查、重大案件的电子数据提取、信息技术的开发等技术工作，既能解决依靠单一的基层院技术力量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同时以地市级为单位，又可以保证技术办案的充足案源，使技术人员在经常性的技术办案中得到锻炼，保持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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