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启示

2022-09-10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确定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省院敬大力检察长针对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新要求, 构建完善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工作格局, 提出确立“两主一重”的诉讼监督工作思路。“两主”即强化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和发挥检察机关庭审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前者强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审核把关的制度化、常态化, 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转变模式、转型发展, 确保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和运用符合法律要求、经得起庭审检验。后者强调检察机关作为庭审活动的重要主体, 要当好诉讼参与者的“主角”, 既遵循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又加强证据审查、举证示证、庭审应变工作, 确保指控有据、辩论有力, 避免法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提升庭审的质量和效果。“一重”即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以庭审为重心。在坚持多元化监督格局的基础上, 把庭审活动作为主阵地, 逐步将诉讼监督的重心转移到审判活动上来, 强化对其他司法机关和自身司法活动的监督, 着力发现、核实和纠正各诉讼主体的违法行为。我们检察机关在深刻领会和理解“两主一重”思路的同时, 也应当站在现实状况、改革目标和宪法、刑诉法的规定之间, 探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于检察工作的影响和启示。

一、“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以法院为中心, 更不等于以法官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确立了审判在侦、诉、审中的中心地位, 改革以“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目标, 也可以推导出庭审在控、辩、审中的中心地位。但这项改革只是对诉讼结构的调整, 体现的是对程序价值的追求, 并不涉及各诉讼主体法律地位高低的问题, 不能以此得出法院就是公、检、法中心的结论, 更不能认为法官的地位高于警察和检察官。

从宪法规定来看,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二者之间属于平权关系, 同属国家司法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高谁低的问题。从规范的表述来看, 改革的对象明确为“诉讼制度”而非“司法体制”, 即表明中央将改革限定在诉讼制度范围内。也就是说, 脱离了诉讼活动, 公、检、法之间没有中心。同理, 法官位居庭审的中心位置, 是事实证据调查、定罪量刑辩论、判决结果形成的核心所在。在法庭之上, 任何诉讼参与人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服从他的安排。但这种指挥和安排只限于庭审活动。在刑事案件的审前程序, 法官不应以中心自居, 参与侦查或者干预起诉, 甚至私下“交换看法”。越过审判权的行使边界, 过多地事先接触案情, 即有损“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构造, 不利于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司法职权只在司法活动中享有, 在司法审判之外, 法官的个人地位与警察、检察官更是平等的, 前者不应凌驾于后者。

上述观点启示我们, 检察机关应当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 正确处理侦查、起诉与审判之间的关系, 自觉维护审判权威。以审判为中心, 不是以法院为中心, 也不是以法官为中心, 而是以审判程序为中心。1在审判程序之外, 检察机关应当撇除中心观念,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 检察机关应当全面贯彻证据规则, 按照审判要求的统一尺度和宽严标准指控犯罪, 但不应在庭下接受任何非规范的引导, 更不应主动邀请对案件进行“提前会商”, 以此阻断法官预判的可能性。在庭审过程中, 检察官应当服从法官的组织指挥, 但检察官不应以此自轻于法官, 搞唯唯诺诺、惟命是从, 而应秉持客观公正、文明理性的良好职业形象。

二、“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不受制约和监督

有观点认为,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对阶段论的颠覆, 否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权的制约。对此种观点, 我们需要予以警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希望排除干预, 通过庭审的决定权, 实现司法公正, 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不受干预不等于不受制约,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审判实践来看, 脱离了侦、诉的制约, 单纯依靠法官的个人素质, 审判能否完全保持中立值得怀疑。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必须坚持。那种混淆了制约与干预的观点, 是带有偏见, 或存有误解的。当然, 制约是相互的, 侦查、起诉活动也必须受到审判的引导式制约。总而言之, 不是做 (端) 什么饭就吃什么饭, 也不是想吃什么饭就做 (端) 什么饭。

也有观点认为,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对检察监督原则的否定, 检察机关应当专门行使公诉权。这种观点将审判中心主义异化为“审判特权主义”, 必须予以批判。检察机关是宪法明确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对审判权的制约, 也主要体现为监督。《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同时要求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这种改革导向也就表明“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否定对审判的监督。相反, 检察机关应当将监督的重心向中心偏移, 以保证审判行为的合法公正。“以审判为中心”的经不能念歪了, 不是法官想怎么审就怎么审, 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对审的过程, 和判的结果, 都必须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

通过对错误观点的辨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公正司法必须在制约和监督中才能实现。为此, 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参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优化检察职权, 健全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正确处理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 不能借口法律监督无视审判、干预审判, 也不能以独立审判而放弃法律监督。要强化审判监督, 防止极少数法官因对“以审判为中心”存在不正确理解而自以为是、主观擅断, 从而监督法官谨慎用权、依法公正裁判。2检察监督的重心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向审判的核心过程靠拢, 将定案机制和法律文书的签发过程纳入监督范畴, 着力纠正上级审、领导审等“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 以排除不当干预, 保证审判的中心地位。

三、“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侦查、起诉的作用降低

审判固然是中心, 但不能因此认为审前、审后阶段就是边缘, 可有可无。侦查和起诉是审判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应当服务、服从于审判。而审判是对侦控质量、内容的检验和判断, 必须建立在侦查、起诉活动的基础之上。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是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认识阶段, 在这些阶段上分别有不同的主体在主导着认识活动, 其中后一阶段的主体在前一阶段主体的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和深化着认识活动, 无论是侦查、起诉还是审判, 都是认识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3三个阶段之间是一种认识上的先、后关系, 要求后一阶段以前两阶段为基础, 前两阶段以后一阶段为中心, 但三者之间绝不是主次关系。脱离了侦查、起诉等审前阶段, 审判就成了空中楼阁。4从这个意义上说, 侦查和起诉的重要性非但没有降低, 反而在增强。改革过程中的具体制度设计不能顾此失彼, 不能以削弱侦查、起诉职能来突出审判的中心地位, 而应当对当前的司法职权进行优化配置, 形成公正裁判的合力。

对检察机关有两点启示:一是侦查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工序, 也是审判的基础, 必须打牢。就检察机关而言, 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必须进一步规范, 彻底根除非规范化“顽症”, 以客观公正地查明案情。要求全部侦查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进行, 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做到于法有据, 且以必要性为原则, 以保障侦查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严格依法收集、固定证据, 杜绝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 防止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同时, 要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 彻底消除“以侦查为中心”的陈旧观念。二是公诉是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 也是关键环节, 公诉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判的质量。检察机关要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注重提高公诉人的公诉能力, 特别是审查证据的能力。公诉人应当把好案件质量关, 对“上游工序”所获取的证据不作机械式的确认, 要以审判关于事实认定的标准进行证据审查, 不仅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 更要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全面、细致、严格的审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非法证据, 尽最大可能阻断其进入审判环节,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 保证提交法庭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无可挑剔。同时, 有效发挥对侦查的引导和监督功能, 从应对法庭质疑和辩护人挑战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引导侦查人员收集、补充证据, 注重证据链条的完整性。5

四、“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一概排斥庭前证据

“以审判为中心”必然要求以庭审为中心, 也就是要突出直接言辞, 对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严格限制, 以此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有部分观点认为, 不得将庭前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 法官只能依据开庭审理时的口头陈述进行事实认定。笔者认为, 这种理解带有联想的性质, 是对《决定》内容的错误解读。《决定》要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 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 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就是希望通过提高证人、鉴定人的出庭率, 降低法官对卷宗的依赖, 避免庭审的虚化, 但并不是说庭前证据毫无意义。何况, 如果庭前证据对审判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又何必要求“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证据”。对庭前证据与庭上证据的关系, 应当辩证看待:庭审应当尽量采用直接言辞的方式进行, 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 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 并以庭上证据来验证庭前证据的客观性;当庭上证据与庭前证据不一致时, 需要综合全案进行分析判断, 不能一律采用庭上证据;当庭上证据不完整、举证不全面时, 需要以庭前证据作为辅助, 以帮助法官进行准确判断, 但裁判结论不受其左右;无论是庭上证据还是庭前证据, 都必须经过质证、辩论后, 才能决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不带任何主观臆断。

这启示我们, 案卷固然重要, 但并不是唯一的审判依据, 不会当然作为定案根据。审判活动正向实质化转变, 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也应当顺应时势、以变应变。变室内审讯为主为室外取证为主, 以客观证据为核心展开侦查, 以弱化口供对案件侦查的决定作用。充分并规范运用技术侦查手段, 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 以摆脱对口供的过度依赖。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和证人证言中有关无罪、罪轻的内容, 必须进行调查核实,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同时要做好证人、鉴定人的思想工作, 打消其顾虑, 鼓励其事实求是反映真实情况。审查起诉不能做“二传手”, 必须尊重、遵循司法规律和证据裁判原则, 把证据审查的范围扩到所有的“在案证据”, 尽量采用直接言辞的方式进行, 以降低对卷宗的依赖, 并适当增强审查起诉环节的对抗性, 以发现和排除案卷材料中的非法证据。需要注意的是, 全面落实直接言辞原则, 诉讼证据出示、案件事实查明、诉辩意见发表都在法庭, 庭审活动将更加激烈、富有对抗性, 裁判结果将变得不可预测。公诉人需要提高出庭公诉的能力, 适应控辩平等的庭审博弈环境, 在证据的帮助下于法庭之上充分表达观点, 避免因为论辩被动和不足, 导致法官的错误判断。

摘要：审判是刑事诉讼的中心, 但中心地位必须限定在诉讼中, 诉讼之外不存在中心。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阶段论, 必须坚持, 不能在审判中心主义与检察机关审判监督上搞对立。

关键词：诉讼制度改革,影响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