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道德建构哲学根基分析

2022-09-12

改革开放, 是中国现代文明集中发展的开始, 中国的城镇化也从此走向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城镇化在取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同时, 也出现了诸多道德问题, 主要表现为国家意识淡漠, 个人主义盛行, 社会公德意识不强, 诚信缺失, 面对种种道德困境, 需要重新建构道德体系, 那么建构适合城镇化发展的道德体系, 其依据的哲学根基是其能否建构成功的关键。

一、唯物史观

古往今来, 无论是国内的伦理学说或者道德哲学研究, 还是国外的伦理学家们的研究, 总是抽象的静止的思考人应该去做什么, 从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中抽象出非具体的抽象的原则与道理, 由此获得道德体系或理论。在获得道德原则和道理后, 并要求人们按照获得的标准、道理去做。陈嘉映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跳水救人时想什么了?”在这篇文章中, 陈先生反思了这种做法, 他问了一个问题:“你做出一个道德行为, 例如, 孺子落水, 你跳下河塘去救他, 是否由于你认为这样做合乎道德标准?”并且陈老师认为, 这不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有德性的人在面对上述情况时, 根本没时间、没机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陈嘉映在后面的分析中, 点出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错误在于这种思考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根本不符合现实, 他说:“我们这样思考问题, 难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道德维度从生活的其他维度如利益、情感等抽离开来, 把他们都放置到我们的对面来比较, 仿佛我们是在考虑投股, 把种种选择摆到自己对面一一加以权衡。”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陈嘉映先生认为道德思维不是单一发生作用的, 道德是什么样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到:“碰到生活中的困境, 我们并不是把生活按照道德、利益、能力、情感等等格式划分开来, 而是每一次依照具体情况来把整个情境分成不同的部分;我们也无法把道德标准完全放到我们对面加以考虑, 而总是连同我们自己是什么人一道考虑。”

那么如何建构需要的道德,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道德建构不陷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尴尬境地, 是城镇化进程中道德建构应该重视的问题。日常道德思维的实践性和独特性, 应该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马克思认为道德现象本身并没有自身的根基或依据, 而是在其他事物发生或需要的基础上展开。马克思要弄明白, 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断上演着的不同的道德情感、持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背后的根据在哪里。对于此问题的揭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观作为思考的起点, 来获得对一切意识形态进行本质性思考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 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句话表明, 马恩认为, 社会存在是先在的, 人们的意识只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不论各种意识、各种思维、各种政治目标、道德理想多么动人心魄, 这些统统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些反映可能有各种创造, 但这些创造都摆脱不了现实的制约单独存在。

小说家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写道“君子国”, 君子国里每个人都以自己吃亏让他人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小说“君子国”篇章中描写了国内的一名隶卒 (隶卒就是在衙门里当差的小兵。作者有意谈到隶卒的事例, 是因为隶卒在我们看来, 是有点特权的人, 往往以欺压百姓为能。) 买卖场景如下:

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 却讨这般低价, 教小弟买去, 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 方好遵教。若再过谦, 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 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 已觉厚颜, 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 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货并非‘言而无价’, 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 反要加增, 如此克己, 只好请到别家交易, 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 反说小弟克己, 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 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 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 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 照数讨价, 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 卖货人哪里肯依, 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 作好作歹, 从公评定, 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 这才交易而去。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 君子国的交易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易场景大不相同。君子国的交易以道德为根基, 以利他为前提, 这样的交易显得那么美好和真诚。但是, 我们又很清楚, 在现实交易中, 这样的场景几乎不会发生, 商人经商的前提是获利, 在获利基础上满足他人的需要, 获利很关键, 是商人生存的依凭。所以君子国也只能出现在“唐敖”寻奇的路上, 而不是大面积发生, 只能是“奇”。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也可以明白, 纯粹的、高尚的道德固然是好东西, 但是面对现实的土壤, 我们得实事求是, 不能任意拔高大众的道德水平和修养, 不能妄想在现实生活中造一个“君子国”出来。

这时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能动的反映社会存在, 更能体会到这一观点的客观性和真理性。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反映是以善恶作为评价机制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 社会上的个人或是集体, 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及比重, 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还有他们能得到的分配份额等等都势必会影响其道德观念。我们对道德的认知应该立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生产过程劳动贡献以及分配份额等这些社会存在, 在这些存在基础之上, 再对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作判断, 而不是就道德论道德。以往我们一般会认为, 一个人的道德观只是反映其个人的道德能力、情怀或修养, 往往认为道德只与个人的主观精神修养相关, 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对个人的决定和影响。这虽然是一种比较容易谈道德的方法, 但就道德而谈道德, 就会出现“君子国”式的道德认知, 虽美, 但谁也不当真。

所以我们谈现实的道德问题, 首先要看人所占有生产资料情况, 人在生产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人的物质分配份额是多少, 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这个基础上, 再看个人努力情况, 两者结合, 才能真实地反映人所具有的道德水平情况。《论语》中的颜回是君子和圣人的代称, 是君子的标准, “一箪食一瓢饮, 回也不改其乐也。”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 但毕竟为少数, 即便颜回作为君子, 但他也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大谈特谈“男女平等”的道德理念, 与他而言, 男女平等一定是有为道德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生产资料所有大前提下, 在物质生产水平的大前提下, 在分配份额配比的大前提下, 我们社会其实决定着这个社会整体的道德情况, 而个体人主观能动性可能影响个体在这个制度下的道德水平高低, 而个人水平高的也是受个人的物质基础情况影响的。

换言之, 人们意识水平再高, 能力再大, 也不能脱离实际生产能力而生活, 人只有在客观实践中生存。在社会实践基础上, 人们才会形成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文学等意识形态。道德是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意识形态最终反映的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道德本质上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只不过有时候道德不太好意思和利益相关联。

马克思揭示了道德的真相, 因此, 道德对于我们而言, 不再是那么神圣、高渺、纯粹。因此, 人的道德也不能通过想象自己和人类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而获得, 君子国也只能是镜中景而不能成为现实, 人的道德标准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实践中形成并得以遵守。如果人的道德观念变化了, 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发生了变化。因此, 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道德困境, 是物质生活关系的反映。

在这样的认知下, 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道德观念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 在社会生存条件上,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 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实际上, 我们行动的真实出发点是现实中的物质利益, 这种利益诉求以一种意识的、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形成了道德观念。因此, 马克思是反对道德说教的, 与马克思而言, 要想真正改变道德风貌, 建构道德, 一定要清醒地认知生产关系, 认知社会现实。

那么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 道德存在的问题, 不应就道德而谈道德, 要立足社会发展以及所表现出的利益关系, 真实有效的进行道德建设。

我们国家还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 生产资料公有制不能完全实现, 人民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还比较落后, 在这种情况下, 简单批评人民人心不古, 要求普通大众大公无私, 显然是不符合现实和不科学的。在社会生活中, 由于分工决定着个人的真实地位, 决定着社会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因此有些人更偏向利己主义者, 有些人更向自我牺牲的人。而这些人持不同的道德观点是自然的。如果不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 就只是从形而上的概念中和情感上赞同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 那么这些道德观念就是虚伪的道德口号, 人们一旦面对, 就会反感。

但是道德的能动作用, 也提醒我们, 一味将道德和现实完全对应起来, 也是不妥的, 那样只会保障人民的最低底线, 而不能使人的精神有所升华, 所以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建构道德体系, 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实事求是, 科学合理的进行建构, 并且也要合理掌握道德的能动作用, 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

二、“生生”观

天地生物生生不息, 永不停止。生命作为最基本的价值, 保存生命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强调“生生”之道。从哲学存在论角度看, 宇宙万物都处于生生状态。《易传·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万物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生化不息。或者说, 物是以运动为存在方式的。

物为什么能够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呢?《易传·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意思是天地能够不断无私衍生出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又能不断衍生出其他事物来, 生生不断, 前赴后继, 永不凋零和中断, 绵延于天地之间, 历经千古而不间断, 这就是《易传》中谈到的“天地之大德”。天地绵绵不断地化生万物, 造就出世界的盎然生机, 体现了生生地品性。

二程在《遗书》卷二上中谈到:“‘生生之谓易’, 是天地之大道也。天地只是以生为道, 继此生理者, 即是善也。善便是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 万物皆有春意, 便是‘继之者善也’。”

中国哲学非常强调“生之德”, 从存在论上讲, 中国人非常重视“物之存在”, 存在为什么存在, 这也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内容, 中国哲学非常提倡“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宇宙观, 在此基础上, 就像二程谈到的一样, 他们认为善之始或善之端, 在于令万物生生下去, 一方面说明物当下存在的重要, 另一方面说明物繁衍下去不灭的重要, 这是一切道德的源泉。“生存”和“使生存”是道德的核心和关键。

宇宙万物生生不息, 这既是宇宙法则, 又是自然现象。天地非指具体的天地, 乃是自然宇宙包括人在内的天下万物。如此广大的系统, 其奥秘在于生生。生生为不易之准则, 非为外力所强迫, 是天下万物生存的自然之道。

就天下万物而言, “生生”是善本身, 因此有“天地之德曰生”的思想, 此生之德被儒家称为“仁”。人与万物因此均有“仁”性, 人与万物性乃一也, “生也。”

天地将生生之德内化于万物, 则万物流行, 对于人而言, 人应该有“生生”之本性, 这是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天地以生物为心”, 是说天地万物在自然创生中蕴含着一个“生”之自然目的, 天地之心实质上就是天地万物自发使万物生生不息之内在, 而不是有一个超然物外的“主宰”掌管万物生命并做许多事情。相反, 天地之心的实现是通过天地万物自生自成的。

天地之心是自然所蕴含的生物之内在, 这种内在作为生物的目的, 是内涵于万事万物的, 并且通过万事万物的自我运动所实现。这种内在非人为加诸于万物之中的, 亦非万物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者, 乃万物自然所具有。因此, 天地生物之心是一种客观事实, 是一种具有绝对统治力量的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万事万物均要遵守和实现这一法则, 才是正当的。并且, 无论万物主动还是被动遵循这一法则, 天地之心都不改变其生物的内在。“天地别无勾当, 只是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心, 别无可做, ‘大德曰生’, 只是生物而已。”“生物便是天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何以察之, 在万物往复不已的从出生到成长, 到成熟的过程中。

生生在人事, 儒家有丰富的论述。如孔子重“仁”, 讲“爱人”。孟子讲“王道”, 不许君王为私利而发动战争, 让人民休养生息, 让民众有自己的财产, 人们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生生可以看作是第一道德价值准则, 是其它道德规范存在的前提, 是人类存在的不二法则。

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 构建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应遵循中国传统的“生生观”, 秉持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

摘要：改革开放后, 中国进入了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 伴随着城镇化的高速进行, 中国社会道德出现了诸多问题, 尤其是道德冷漠症流行, 那么解决这一问题, 需重新审视现有道德体系, 建构新的道德体系。文章认为建构新道德体系, 应坚持唯物史观和中国哲学“生生”观。

关键词：城镇化,道德架构,哲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