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保险研究生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基石，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尤其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在保险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保险利益原则的不断发展，学界也不乏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
第一篇：保险研究生论文范文
海上保险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研究
海上保险是现代保险业的鼻祖，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司法实践表明，在海上保险中有关告知义务极易发生纠纷，告知义务的违反即不利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发生后获得的保险赔偿，也不利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的风险评估，可以说告知义务的不履行会造成一种“双输”的局面。在我国，海上保险的告知义务主要体现在我国海商法，所以有必要厘清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主体、期间、范围以及其他制度设计与我国保险法规定的异同，剖析其理论基础和实践特点，从而更好地理解适用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制度，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利益。
一、海商法上的告知义务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被保险人就相关事实向保险人进行告知的义务。一般认为，告知义务的立法例，起源于Carter V. Boehm（1766）一案，该案中关于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阐述被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所采纳，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吸收借鉴。
在Carter V. Boehm（1766）案中，曼斯菲尔德勋爵提出了保险告知义务存在的原因，即“保险是射幸合同，评价风险的特定情况大都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信赖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没有保留所知道的任何情况，从而导致保险人确信某一情况不存在，并以此为背景做出错误的风险评估。”[1]可以看出，告知义务之所以存在，源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双方信息量的差异，导致保险人在合同签订前难以正确评估风险，为了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故要求被保险人在合同订立前将已知的重要事实予以告知。
我国海上保险告知义务，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222条、223条、《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海上保险司法解释》）的第4条等，分别规定了告知义务的期间、主体与内容，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的结果，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时的处理。
（一）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主体
在我国海上保险中，告知义务的主体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一词，在一般保险里，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2]。但在《海商法》中，被保险人的含义还需要做一定的扩张解释。从《海商法》第216条、第237条、第221条、第234条中可以看出，海上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仅是“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的受偿方，还是“提出保险要求”“支付保险费用”的人。换言之，《海商法》上的被保险人应当理解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费，并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即包含了一般保险里“投保人”与狭义“被保险人”的混合含义。
（二）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期间
在我国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的期间是在“合同订立前”，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合同订立之后被保险人便不必再继续承担这项义务。实务上，由于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一般发生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之时”，部分人会误认为仅需在此时履行告知义务，但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在江苏外企公司诉上海丰泰保险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3]中，保险事故发生在原告发出投保书后，保险公司制作保单前，并有证据表明原告在此期间收到了报告货损传真。双方对原告是否在合同订立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产生了争议。法院认为，“投保人一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期限，应当自提出投保请求时开始，在双方协商过程中持续，直到保险合同成立时为止。在双方协商期间，投保人才了解到的重要情况，以及从不重要变为重要的情况，投保人一方都有义务告知保险人”。 虽然在该案中，按照当事人的约定适用的是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但我国《海商法》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在告知义务期间上的规定一致，因此这一理解也应适用于我国《海商法》上的告知义务期间。即这里的“合同订立前”，应理解为合同成立之前的整個磋商缔约阶段，即在“保险人做出保险承诺之前”，被保险人对于新发生的需告知事项仍需告知保险人。
除此之外，在实践中还会有人对海上保险合同展期时是否需要再次履行告知义务提出疑问。所谓海上保险合同的展期，系双方当事人对原保险合同履行期限的修改，并未影响合同的实质内容，是对合同内容的变更，并非是双方当事人在消灭原合同关系后形成新的保险合同关系，因此对合同的展期并不意味着展期时被保险人需要再一次履行告知义务。但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并不因展期而免除。
（三）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范围
我国《海商法》第222条的两款，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划定了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范围。其中第一款规定了应该如实告知的情况是被保险人“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具体而言，被保险人应告知的内容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这一情况不仅包括被保险人已经知道的，还包括被保险人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这也是“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从理论上来说，即使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确有证据证明自己“不知”，但如果该情况是被保险人通常业务中应知的，其未告知也应负有一定的义务。
在实务上，如果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保险人对某项情况“明知”或者“应知”，则一般不认为其对该情况负有告知义务。如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泽天瑞盈投资合伙企业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4]一案中，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并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在上诉时称，“被保险人多次带买家上船看船，应对船舶机舱漏水、船体多处破损的事实明知;其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中亦表明其‘完全知悉并接受标的债权的所有风险、瑕疵’”，从而期望证明被保险人“明知”。但二审法院认为被保险人一审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关于其“完全知悉并接受标的债权的所有风险、瑕疵”的约定，仅表明其知悉并接受受让债权的情况，并不能证明其对担保该债权实现的抵押物状况的知晓，即使有买家上船查看亦不必然表示被保险人知晓标的船只机舱进水。法院同时认为，涉案四轮是否应予以司法扣押、何时予以司法扣押，系人民法院裁定事项，被保险人无法确定扣押船舶的准确时间，不存在知晓船舶扣押时间而不予告知的情形。由于被保险人对“机舱进水”这一情况并非“明知”，对于“是否应予以司法扣押、何时予以司法扣押”并非“应知”，因此法院认为被保险人并不违反告知义务。
第二，该情况是重要的，会影响到保险人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一般认为，所谓的“重要情况”是指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在知道了未被告知的有关情况之后，将会完全拒绝承保或者将会收取更高的保险费[5]。这意味着被保险人对不影响保险费率或是否承保的情况，不需要告知。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广东兆鑫海湾工程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6]中，二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标的船只增设一台防台锚这一事实足以影响其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保险人主张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不予支持。
我国《海商法》第222条的第二款则从反面划定了被保险人无需告知的情况。即在保险人没有询问时，“ 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被保险人无需告知。一般认为，“ 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是指保险人被推定知道的公共信息和常识，以及在其一般业务过程中应当了解的事项。但在具体案件中也可能结合地域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桂林分公司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多式联运货物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7]中就结合了当地的具体情况，认为“桂林漓江航道处于枯水期，一般不能逆水载货”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从而认为被保险人未告知这一情况不违反告知义务。
二、正确区分我国海商法与保险法告知义务的异同
前面提到，被保险人告知义务在海商法领域，主要规定在《海商法》第222条、223条及《海上保险司法解释》中，而在保险法领域，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则主要体现在《保险法》的第16条。
（一）我国海商法与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的区别
比较而言，两部法律虽然同样规定了告知义务，但在形式、范围、违反后果、行使解除权限制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区别：
1.告知的形式不同
《保险法》中投保人只需对保险人的提问如实回答，采用的是被动告知（询问告知）的立法模式。保险人未询问的问题，即使客观上重要，投保人也无需披露。而《海商法》中则采取了主动告知模式，无论投保人是否提出相关问题，只要属于被保险人知或应知的影响保费或承保的重要事项，均应主动告知。
2.告知的范围不同
《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告知义务范围为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不论该事实是否重要，只要是跟保险标的或是被保险人有关，即在告知内容之列。而《海商法》第222条第一款的规定，告知义务范围为被保险人“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都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同时依据第二款“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的规定，可以推出对于保险人询问的部分，被保险人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换言之，《海商法》中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范围为：保险法规定的范围+被保险人知或应知并影响保费或者是否承保的情况。
3.未履行告知义务的结果不同
在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故意不告知应告知的事项时，无论在《海商法》还是在《保险法》的规定中，保险人均有权（1）解除合同;（2）不退还保费;（3）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而在非故意的情形下，《保险法》规定只有在投保人有重大过失，且未告知的事实对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可以（1）解除合同;（2）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需要退还保险费。而在《海商法》的规定中，非故意的情况并不要求被保险人有重大过失，只要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或增加保费。同时《海商法》仅要求要“影响”而非《保险法》规定的“严重影响”。
4.对解除权的限制不同
在《海商法》中，并沒有对解除权的限制作出规定。但在保险法中，保险人合同的解除则要受到除斥期间和事前已知的限制。《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行使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该条的第6款又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二）我国海商法与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不同的原因分析
两部法律之所以对“告知义务”有以上不同的规定，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海上保险的被保险人多为商业主体，其对保险标的和相关领域商业规定的了解，是高于一般自然人甚至高于保险人的。一般认为，告知义务的产生基础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信息不对称。相比起一般保险，海上保险的标的信息更难掌控，在证据收集和保存方面，相对比陆地上发生的事故更难认定。相对于保险人而言，被保险人对船舶、货物等保险标的的专业性信息更为了解。因此，在保险合同的缔约阶段，由被保险人将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是合理的。在这一阶段，保险人也可以出于规避风险考虑，向被保险人就其告知事项的疑点进行提问，或就后续需要知晓的事项进行进一步的约定。
其次，海上保险中需要告知的情况千差万别。一般保险数量远远大于海上保险，使得其可以划分为更为细致有针对性的险种，从而使风险更为分散;并且投保人需要告知的因素也可以在众多的样本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更容易归纳提取询问事项的要点，从而更为准确的从被保险人处获得需要的信息，并通过反馈不断更新合同版本，形成正向的循环。在海上保险这一专业领域，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依然具有个案性这一特征，不同案件中被保险人需要告知的事项也有较大差别。无论保险人在自身领域如何专业，要求其掌握各个特定行业的专业内容未免强人所难，而如果事无巨细的进行海上保险询问调查，会让被保险人就一些其并不了解但又与保险风险关联不大的情况不断核实，并不利于海上保险交易的便捷，反而增加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的调查成本。
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讯网络等技术的不断革新，保险人对海上保险标的的掌握也今非昔比，有些观点认为海上保险中的告知义务可与保险法上告知义务相统一，但笔者认为只要以上两点因素仍旧存在，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特殊性继续存在也具有合理性。
三、海商法告知义务在实践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告知义务的事前履行与保险公司的事后抗辩
前文中提及，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是一项先合同义务，其履行期间是在海上保险合同签订前。虽然在合同签订前，保险人通常会对被保险人是否如实履行了告知义务做一定的审查（如核对其提交的资料、对被保险人做进一步的询问等），但事后保险人仍然可依据告知义务的法律规定行使抗辩权。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返还保险金）一案，是平安保险在理赔之后才发现中交航务存在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所提起的诉讼。基本案情：平安保险与作为货主的中交航务签订了海上保险合同，在货损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向中交航务支付了保险金，随后对承运人提起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保险代位求偿之诉。诉讼中，承运人提交了其与中交航运签订的重大件运输合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承运人免责的条款。依据该免责条款，法院判定承运人免除赔偿责任，平安保险败诉。平安保险认为，中交航务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放弃了对责任方索赔的权利，且在投保和理赔阶段对原告隐瞒了此节事实，导致平安保险错误理赔，应当返还赔偿金，便提起了本诉。该案件一审判决中交航运未履行告知义务，应当返回赔偿金，二审在法院的组织下得以调解。可以看出，虽然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应在海上保险合同签订前履行，但被保险人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其结果影响到海上保险合同的整个期间，甚至在保险公司赔付以后才发现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仍可以行使抗辩权在诉讼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司法实践中对上述案例还存在一定争议。
（二）厘清告知义务与通知义务的区别
在海上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除了如实告知义务以外，还有特定事项进行通知的义务。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通知义务，除了《海商法》第235条规定的被保险人违反保证的通知义务、第236条出险时的通知义务以外，往往还包括《保险法》第52条中，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所谓违反保证的通知义务是指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时，应当立即书面通知保险人;出险时的通知义务是指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则是指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告知义务与通知义务虽然都是被保险人需要履行的义务，但两者在履行义务时间、履行义务范围以及义务是否可以约定方面都有较大不同。
从履行义务的时间看，被保险人告知义务是一项先合同义务，被保险人告知义务在合同订立后即告终止;而通知义务的履行则要贯穿海上保险合同的整个存续期间。从履行范围看，在告知义务中，被保险人应告知的范围是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而通知义务的义务范围则以当事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为限。从义务是否可约定来看，告知义务出现在合同订立前，是一项法定义务，当事人无法对告知义务的内容进行约定;而通知义务虽同样为法定义务，但其通知的范围、方式等均可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约定。
（三）厘清告知义务与说明义务的区别
说明义务主要规定在《保险法》第17条，该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 9 条第一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从正面作出解释即“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海商法中没有对说明义务的规定，但《保险法》第182条规定海商法未规定的内容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说明义务与告知义务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具有法定性、先合同性和主动性三个特点;两项制度的设立原因都源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信息不对称;两者的法律依据均是最大诚信原则。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主体和内容上，如告知义务的主体是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说明义务的主体是保险人;告知义务的主要内容为“影响承保或保费的重要情况”，说明义务的主要内容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在广东富虹油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8]中，由于保险人未能证明就保险单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向被保险人明确说明，故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
四、结 语
海上保险领域中的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是一项重要的制度，海商法领域本身的一些特点决定了海上保险被保险人告知义务与其他保险合同的有所不同。同时，由于《海商法》作为特别法对有关海上保险合同的规定立法在保险法之前，导致其与《保险法》在衔接上不甚流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海上保险在经营和司法实践中，对被保险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争议颇多。笔者从海上保险领域告知义务的内涵出发，横向比较了海商法上被保险人告知义务与保险法上投保人告知义务，纵向比较了告知义务事前履行与事后抗辩权的行使，延伸比较了被保险人告知义务与通知义务、说明义务，希望帮助大家进一步厘清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内涵与外延，更好地在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这项制度规定。
作者：谢振衔 刘俊逸
第二篇：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问题研究
[摘 要]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重要基石，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争议，尤其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在保险法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随着保险利益原则的不断发展，学界也不乏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诚然，英美法系不少国家从形式上或实质上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支持，但是这一做法是否也适用于我国保险法，或者说是否适用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体制，仍然值得商榷。故从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存废之争的讨论中探究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发展中的命运，并以保险利益原则作为切入点，审视与保险利益原则相关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和受益人指定、变更权法律制度。自保险利益原则引入我国以来，尽管我们不能说其起到了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上的作用。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存废;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受益人指定、变更权
保险利益原则在其产生之初因其能有效地防范赌博行为，预防道德危险的功能颇受嘉奖，也因此被各国保险法确认进而成为保险法一大核心制度。然而，在20世纪末期，澳大利亚在意识到保险利益原则所产生的限制保险市场发展的弊端后改革，便逐渐展开了逐步否定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存在必要的改革①。随后，作為保险利益原则发源地的英国也产生了废除该原则的呼声，美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美国保险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与英、澳相似，从而主张美国也应该学习英、澳等国的做法，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近年来，保险利益的存废之争在我国保险理论界也引发了不少思考。
一、保留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
就保险利益存废之争而言，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得出各学说之间孰优孰劣的结论为目的，采纳任何一种观点的前提，都在于充分考量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背景，从而选择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学术观点。就此，本文先在下文中讨论两大法系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态度。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适用上的观点多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主张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主要是人寿保险）中适用的学者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利益中的继续适用业已出现弊大于利的现象。总结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由于保险利益原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保险利益原则实际上在预防道德风险的同时也创造了逆向风险，且这种不确定性给保险人创造了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来剥削保单持有人的机会，阻碍了保险市场公平目标的实现[1]。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曾指出：“为满足保单持有人将保单作为其财产的一种形式的需要，以及为避免如若在保险实务中保单持有人对被保险人生命具有某种利益而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两点就足以说明不应限制保险的自由性。”AUSTL. LAW REFORM COMM’N INSURANCE CONTRACTS 87（1982）. 其二，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在阻碍了保险市场的活性。例如，澳大利亚的viaticum settlement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life settlements，stranger-orentated life insurance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人身保险，澳大利亚法规审查机构（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在澳大利亚1995年法案颁布后做了一项数据统计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Statistics：Half Yearly Life Insurance Bulletin（Jan.5，2011）.，这些数据清楚地展现了没有保险利益原则介入的保险市场也可以是健全的，并有利可图的。其三，并非所有的缺乏保险利益的保险单都创造了一个不能忍受的道德风险，也并非具有保险利益的保单就一定能够阻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设立的初衷并未发挥其预想的功能。而且投保人或保险人可以简单地通过创造“伪装”，从而避开保险利益原则而使保险公司当然地认为其具有保险利益[2]。大陆法系多数学者主张同意主义，同意主义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为准绳，衡量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以此来实现区分保险与赌博并防止道德危险发生的目的，但现实中，反映在书面上的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不一定能够代表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而可能是胁迫、欺骗、收买的结果，而此时保险也可再次沦为赌博工具[3]。
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所指出的保险利益原则适用弊端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从澳大利亚的法律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出澳大利亚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16条：“保险利益不是必须的，普通保险合同不因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而无效。”第17条：“损失发生时法律上或衡平上的利益并非具备……”对其保险市场的发展来说的确有不错的成果。然而，我们不能一味地只看见废除保险利益原则而使得保险市场繁荣的结果而忽视了废除该原则的制度前提，以澳大利亚为例，Atmeh学者曾在其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似乎在完全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上作了一个平衡举措。一方面，法律上已经准备好接纳以他人生命为赌博的风险将增大的现象;另一方面，为换取废除保险利益这一结果，澳大利亚创造了一个全面的法规体系，以简化市场消除保险利益存在时对市场的效率的阻碍” It was traced by the Fourth Circuit fairly recently in Life partners， inc .v. Morrison ：A viaticum settlrment，by which a dying person is able to acquire provisions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s journey by selling his life insurance policy， is thus thought to provide a viaticum. In the language of the industry， the insured is the viator， who sells his policy at a discount to a provider of the viaticum. 。这一改革不仅要考虑到1909年《海上保险法》并且要考虑改革的任何部分是否会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否限制了竞争，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和区域发展、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的竞争力以及解决方案[4]。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并在保险合同中适用，前提就在于其同时也考虑到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前提。
是故，是否应当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关键不仅在于废除与否本身，而且在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下是否适合废除，是否有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法律制度基石。切莫本末倒置，一味追求、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而导致不仅保险利益原则所本应有的功能不能实现，且废除后应有的效果也因条件不成熟而难以发挥。因此，保险利益原则的存废问题，不能一概而语，主张废除的学者最应提出的不是该原则目前存在之弊端，以及废除该原则后对保险市场、对保险消费者以及保险人的利处所在，而是提出当前我国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基础是否具备。换句话说，废除保险利益原则以避免前述保险利益原则的弊端应当具备哪些法律上及社会上的基础条件，如若不具备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以使我国的社会条件、法律制度条件适于接受废除保险利益之举措。
正如前文所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提出废除保险利益原则的改革措施，不仅在于其认识到保险利益原则继续存在的弊端，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在主张废除的同时也在不断构建其制度前提以寻求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因为法律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要想彻底废除一项原则或制度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动。反观我国保险法甚至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采取小修改会比激进地废除更为可取，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尽管不少学者高谈废除保险利益原则有诸多益处，也不能将其任意适用于我国，否则不免发生排异效果，反倒得不偿失。更进一步说，保险利益原则自其被引入我国以来，也的确发挥了防止赌博、避免道德危险的作用，盡管我们不能说其能够起到杜绝道德危机的发生，但也不能否认其在稳定我国保险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因噎废食，况且，至少在目前，人身保险合同项下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应当比保险市场的繁荣来得更重要。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之归属主体
世界各国对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的学说很多，主要的有“投保人说”“被保险人说”[5]“投保人和受益人说”以及“受益人说”四种学说，其中又以“投保人说”和“受益人说”之争最为激烈。由我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以及第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2条第1款：“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1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可知，我国现行立法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这一观点，要求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然而，除规定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外，为了辅助保险利益实现防止赌博、避免道德风险的目的，我国《保险法》还规定了受益人指定、变更权实际上由被保险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9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则丧失受益权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此来防范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之嫌。由此可知，我国立法在人身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不仅考虑到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防范，更多的还考虑到对受益人道德风险的规避。其一，被保险人于实务中通常指定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主体作为受益人，即使受益人实际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但由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行为，可以视为推定同意，进而视其为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其二，《保险法》第43条“受益人一旦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的规定，也从侧面体现了人身保险合同中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的主体是受益人。
由此，本文认为尽管我国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相关立法在形式上采取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但其实际上更倾向于“投保人和受益人说”的主张。实则，不管形式上的“投保人说”还是实质上既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又辅之以其他法律规定以避免受益人道德危险的做法均不合理，理由具体如下：
一是我国保险法形式上为“投保人说”，但实质上倾向于“投保人与受益人说”的做法，尽管勉强能够实现保险利益原则设立初衷，防范对被保险人道德风险，但其造成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的混乱，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薄弱也不利于我国保险法的发展。
二是形式上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做法，极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将使各种类型的“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合法基础[3]。无保险利益即无损害，无损害则当然无保险金。我们不妨做以下假设，如若不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的话，在被保险人遭遇保险事故后，受益人则取得保险金请求权而得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然事实上，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该保险事故中根本未遭受任何损害，既无财产上的损失也无精神上的损害，那么将得出不具保险利益的受益人在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下获得保险人给予的经济上的补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滑稽的。因而，受益人应当是对被保险人人身或生命具有保险利益之人，否则将得出无损害而获救济的结论，势必是不符合保险的宗旨及其功能的。
三是需要强调的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可能会提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经被保险人同意而指定的受益人取得最终的保险金请求权是被保险人行使对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经济上的补偿的处分权，是其意志自由的体现。换句话说，不论其指定谁为受益人，也不论该指定的受益人是否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均是被保险人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对此本文并不赞同。因为，这一主张没有考虑到人身保险合同中真正遭受损害的人的利益。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若被保险人不幸遭遇保险事故残疾或死亡，真正遭受损害的是其配偶、父母、子女等与其有血缘上或经济上利益的人，这些人或因和被保险人的亲密关系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因丧葬事宜、子女抚养、夫妻扶养、父母赡养等而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所以，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才是真正应当受到保险金补偿的主体。虽然囿于人身保险的非损害补偿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给付并非严格遵循遭受多少损失就有多少补偿，但是在保险法律体制中至少应当确保的是，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因被保险人身体或生命受损遭受精神上损害或财产上损失的人，可以获得保险的保障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金（即这里的保险金），而非任何一个经被保险人指定的并不一定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应当获得这笔保险金。更进一步讲，即使承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该处分权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况且强调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也符合保险设立的初衷与其基本功能。是故，本文主张无保险利益者不能成为受益人，即使经被保险人指定也不行。笔者在此并非否认被保险人对保险金的处分权，而是强调保险制度设置应当尊重并遵守保险的宗旨和目的。“无损害则无保险”，倘若被保险人的确有强烈的欲望将因自己身体或生命受损而获得的保险金给予对其无保险利益的人，那么，其完全可以于保险法之外赠予其任何形式的与保险金价值相当的财产，而不是罔顾保险的初衷，将保险金作为民法上单纯的财产随意处分。
另外，查阅相关司法判例，将截止到2017年3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与“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收集起来做出粗略统计，结果显示涉及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仅20余例，而涉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高达500余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上应采纳“受益人说”而非“投保人说”，且被保险人的同意也不应成为推定受益人具有保险利益的理由。有学者可能会说如此限制受益人的资格条件更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发展。实则不然，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受益人只是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之一，对受益人资格的限制只会更有助于发挥保险保障真正在保险事故受损者的利益的功能，而且放宽对投保人的限制也有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
三、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的变更对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影响
受益人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其产生途径为经由他人依法指定。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应该由谁来指定受益人更为合理的问题，也即受益人指定、变更权的归属之争。理论上对此主要有“投保人说”和“被保险人说”两种观点。
主张“投保人说”的学者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当属投保人所有，被保险人仅享有同意权。理由总结如下：一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违背合同法原理;二是由被保险人享有指定权的做法不合于通例。综观国内外保险立法，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皆将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赋予投保人，例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59条第1款则确认投保人拥有指定受益人的权利，日本2008年6月6日颁布的《保险法》第43条亦体现了该内容[6];三是被保险人的同意权的设置足以防控道德危险[7]。
主張被保险人说的学者则认为，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主体应当属被保险人所有。理由归纳如下：一是被保险人是保险金的当然享有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指定受益人无异于是将其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自愿转让给其指定的受益人[6];二是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被保险人自行决定由谁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可以有效防范道德危险。
我国《保险法》第39条规定了受益人的指定权归属问题，从第1款规定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似乎得出指定权的主体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但该条第2款又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由此看来，实际上是被保险人真正拥有受益人的指定权，而不是投保人享有完全的指定权[8]。由此可知，我国保险立法目前仍采取的是“被保险人说”的观点。
本文认为在维持现行保险法立法不变的状态下，为了弥补保险法理论不足之缺陷，并尽可能使保险制度在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采纳被保险人说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文所述，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及第31条的规定可知，我国保险法目前在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上采纳的是“投保人说”的观点，要求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问及。在如此立法背景下，人身保险合同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是受益人，易受保险金诱惑而引发杀害被保险人以获取保险金之道德风险的人也是受益人，那么本应受保险利益原则控制的也应为受益人才对，然我国保险法并未以保险利益原则对受益人的资格予以限制，那么，被保险人的人身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如何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何让被保险人的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除规定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即丧失受益权外，也应在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上有所限定。是故，在默认现行的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投保人的前提下，赋予被保险人享有对受益人的指定权，以指定、变更权的行使来控制对自身最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受益人的人选，以此平衡被保险人人身不受自身控制的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时，由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益人发生道德危机的可能性。既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也最大程度尊重被保险人的人格。
试想如若在现行立法背景下，仍赋予投保人享有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势必引发更多的人身保险合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投保人并非人身保险合同中人身受到保障的主体，那由其指定谁可以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享有保险金受领权的受益人，必然没有被保险人斟酌得认真仔细，况且保险法也不要求受益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是故，由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将更易发生道德风险，不利于保险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故在现行立法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尊重被保险人人格，平衡受益人不受任何资格条件约束的不确定状态，本文认为主张“被保险人说”或许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和权衡之举。我国现行立法采纳的也正是如此。
然抛开现行立法不谈，承接上文所述在承认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为受益人之后，本文认为：“投保人说”更经得起推敲。理由如下：一是从合同法的原理考虑，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仅为保险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投保人负有支付保险费的义务，理应享有对保险金归谁所有的指定权，符合合同法权利义务平等之法理。二是与前述要求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主张相衔接，如若法律已经规定保险合同中指定的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后，那受益人的道德危险基本受到保险利益原则的约束，由被保险人把关指定受益人以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业已实现，是故也就没有由被保险人来制定受益人来降低道德风险的必要了。三是赋予被保险人具有对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建议权[9]，而非指定权也可以实现对被保险人人格的尊重;而且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保险交易效率，符合商法追求效率的目标。四是，基于隐蔽性授权。从合同目的上看，保险金的请求权和处分权本应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据此，可以肯定的是，指定、变更受益人的原权利由被保险人享有。当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不一致时，出于缔约便利的考量，应解释为被保险人实现授权了投保人于合同缔约过程中享有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如此，方能说明是投保人并非被保险人出面与保险人缔结合同并依约支付保险费了[7]。本文认为在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后，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如此不仅符合保险法原理，可以使我国保险法理论不断趋于完善，也更加方便了保险实务，可谓一举多得。
综上所述，于理论基础而言，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市场规范的重要性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我国保险法理论尚不完善的今天，废除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应用的做法尚不可取;于制度建设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归属主体应由投保人转为受益人;受益人之指定、变更权的主体也应由被保险人转为投保人。
[参 考 文 献]
[1] 温世扬.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J].中国法学，2010，（2）：81-90.
[2] Atmeh， Sharo Michael.Regulation Not Prohibition： The Comparative Case against the Insurable Interest Doctrine[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1，32（1）：93-140.
[3] 任以顺.保险利益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82-85.
[4] 徐梦琪.国际保险法律改革背景下保险利益之存废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4：10.
[5] 高宇.保险合同权利结构与保险利益归附之主体——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12条、33条、53条之规定[J].当代法学，2006，（4）：69-77.
[6] 贾林青，贾辰歌.论保险受益人的指定与适用范围——兼谈我国《保险法》关于受益人规则的完善[J].保险研究，2015，（5）：78-83.
[7] 温世扬.保险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99-200.
[8] 徐卫东.保险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70.
[9] 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起草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64.
〔责任编辑：徐雪野 田丹婷〕
作者：宋美慧子
第三篇：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研究
摘 要：受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影响，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事业获得极大发展，其中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尤其是保险利益原则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在阐明保险利益具体含义的基础上，指明保险利益原则对于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重要意义，立足当前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实际应用，对其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相应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利益;道德风险;贸易术语
研究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有助于人们对保险利益原则形成正确认知，深刻把握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基本内容与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理论参考，并为保险利益原则更好地应用在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指明实践路径。
一、保险利益的具体含义
早在上世纪初期，英国在其制定的《海上保险法》中，便指明保险利益即为所有同海上冒险活动存在利害关系的人，或是和陷于危险中的财产存在法律关系的人，均应当有保险利益。而经过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保险利益研究当中，并围绕保险利益含义提出了不同见地，这也使得国际上对保险利益具体含义众说纷纭。本文在参考国内外众多相关研究资料后，提出所谓的保险利益应当指的是对于保险标，已经得到法律承认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投保的经济利益。一般情况下，投保人与被投保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当保险标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二者均可因此获得相应经济利益。
二、保险利益原则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的重要作用
1.避免出现投机获利
在国际货运保险原则当中，保险利益原则是其一大关键内容，将其应用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首先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投机行为和赌博行为的出现。对于保险标，若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则表明该合同属于保险合同，反之即为赌博合同。在保险利益原则下，即便双方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时，并未涉及保险利益，但他人也无法在无保险利益下通过投保他人的生命或财产以此获利。事实上，在保险这一概念刚刚出现时，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保险原则，在缺乏可保利益原则的约束与限制下，有部分投机取巧之人会通过对和自己根本无任何利益关系的船舶货物进行投保，此时虽然其需要支付一定保险费用，但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伤害出现损失，投保人便可以因此获得高额赔偿金。事实上，因国际货物运输本身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如天气等与运输人员、货运装备等因素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货物运输的安全性，故而使得保险活动可以被近似于看作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行为，但在保险利益原则中，明确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具有法律承认的保险利益，因此消除了国际货运保险合同成为赌博合同的可能性，防止有“赌徒”从中牟利。
2.有效控制道德风险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往往会存在较大道德风险，所谓道德风险指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保险赔偿金，保险合同的投保双方，或是其他关系人故意促成保险事故发生，或是人为将保险标损失风险扩大，由此获利。在无保险利益原则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导致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部分别有用心之人故意促成保险事故发生，或是在有能力避免发生保险事故时，不作为任由保险事故发生，以此到达获取高额赔偿金的目的。而将保险利益原则积极应用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也可以对该道德风险进行有效防控，即便保险标发生损失，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下投保人仅仅只能获得合同规定的赔偿损失金额，无法获得其它特殊利益。
3.明确保险赔偿限度
在保险利益原则当中，明确规定保险利益范围不允许超出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所拥有的实际利益。如果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投保人投保范围明显超出所规定的利害关系，则超出部分并不具有法律承认的保险利益，一旦超出部分保险标出现损失，投保人依然无法从中获得相应的保险利益即保险赔偿金。因此对于国际货物运输保险而言，保险利益原则不仅明确规定了保险赔偿限度、获赔资格条件，同时有效防止保险合同向赌博合同转变，极大地制约了可能存在的道德危险，使得保险的应有效用得以在国际货物运输中得到充分发挥。
三、國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实际应用
1.应用于国际货物海运
当国际货物运输采用海上运输方式时，其涉及的保险利益原则中的贸易术语，以CFR和CIF以及FAS和FOB为主。首先，前两者分别指的是成本加运费与成本加保险费与运费属于，二者对于转移可保利益的规定完全相同。此时买方和保险人在签订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时，有可能尚不具备保险利益，而一旦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便会立即产生保险利益。此时如果有保险事故发生造成货物受损，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规定提供相应赔偿服务。虽然CFR与CIF在应用过程中，均是在卖方在装运港完成规定交货任务时，将可保利益转移至买方，但处于CFR条件的卖方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只限于货物成本及运输费用，在CIF条件中，卖方不仅需要承担货物成本与运输费用，同时也需要承担货物保险费用。
FAS与FOB则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交货方式，分别表示船边交货与船上交货。即在国际货物海上运输保险中，根据既定合同要求，卖方需要将货物运至指定装运港口，且需要将货物交至买方所指派船只旁边，才真正完成交货人物。而卖方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也将可保利益一并转移至买方。在FOB条件下，在装运港口中，卖方将货物交至买方指派船只上时，可保利益便已经转移给买方。由此可见，根据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实际使用的贸易术语，各国货物风险转移实践以及保险利益转移时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因此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切实结合自身实际与国际货物运输需要，在严格按照保险利益原则指导下，在保险合同中合理选用相应的贸易术语。
2.应用于货物空运陆运
当国际货物运输选择采用非水运以外的运输方式，如空运、陆运时，所涉及的贸易术语通常有CPT与CIP、FCA与DAT和DDP等。其中，CPT指的是运费付至贸易术语，运用该贸易术语的国际货运保险合同中，将卖方向其指定承运人，包括第一承运人交付货物设定为风险界限，当承运人从卖方处获得货物起，买方便已经获得可保利益。CIP指的是运费与保险费付至，在这一贸易术语的应用中，可保利益同样是在卖方将货物交至承运人时转移至买方。FCA即货交承运人术语，虽然与CPT、CIP贸易术语中规定的转移可保利益时间基本一致，但不同于CPT中的风险划分，FCA将卖方交付货物至买方指派承运人，风险转移与可保利益转移至买方的转移时间完全相同，作为风险划分界限。DAT与DAP两个贸易术语，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分别指的是运输终端与目的地交货，二者的划分风险接线均为买方于交货地点控制货物，按照合同规定要求，在指定交货地点卖方将货物移交至买方的同时，可保利益也一并转移至买方。DDP指的是完税后交货，即在进口国交货地点中，买方从卖方处获得货物移交权的同时，风险与可保利益均一并转移给买方。另外，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所涉及的另一大常用贸易术语即EXY，表示工厂交货，其指的是按照合同规定内容，在指定交货地点由买方负责对货物进行控制，即为风险转移界限。按合同规定卖方在将货物移交给买方供其处置时，可保利益也同样被转移至买方处。
四、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发展现状及相关建议
1.发展现状
(1)缺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在“一带一路”等开放倡议战略的指导下，正在稳步发展国际货物运输及其保险业，并通过积极运用保险利益原则保障国际货物运输安全，维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由于我国目前制定并出台的《海商法》与《保险法》中并未对保险利益原则进行详细、明确、统一的规定，使得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领域中，对保险利益原则相关的争论及问题频繁出现。例如从理论上保险利益始终贯穿整个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业务，无论在投保还是理赔时均具有保险利益，但实践情况往往具有较高的复杂性，若两个时间点之间物权发生变动，譬如迈入货物或将其售出，则极有可能出现只有投保时有保险利益，理赔时无保险利益的情况。同样，对于采用海上运输方式的国际货运保险业务，我国现有的法律也仅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需要具有保险利益，而在投保阶段则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与否缺乏相应的强制规定。因此使得国际货运保险业务在开展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保险利益归属时间的争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相关专业人才数量有限
除此之外，我国虽然在发展保险法以及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正在不同培育和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但整体来看，我国在该领域中现有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数量仍然极为有限，且许多当前从事与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相关工作的人员，其工作理念与工作方式较为传统且固定单一。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企业，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其他现实条件的影响，往往未能有效组织一项工作人员参与相关培训教育，令其可以长期接受正规、系统的培训学习，以有效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水平，建设出规模庞大、专业性较高的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团队。人才的匮乏也成为制约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以及保险利益原则有效应用的一大重要原因。
2.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及规定
为此，本文建议我国在未來继续发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尤其是保险利益原则时，首先需要尽快立足本国国情与国际货物运输保险需求，通过主动学习和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该方面的先进经验、优秀法律，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实现国际货物运输的长效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在对《海商法》进行补充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将双方在签订国际货物海上运输保险合同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此时保险合同应为有效合同。使得在国际货物海上运输中，买方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规范订立相关合同，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我国还可以在法律规定中明确规定，投保双方为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利益享有者的，若保险标受损时其现有保险利益，才可依法享有保险标受损时获得经济赔偿的权利。
(2)重视高素质专业人才培育
我国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也需要高度重视对相关专业人才的培育力度。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步走战略，即一方面国家需要尽快敦促相关企业及培训机构，定期组织现有从业人员参加与保险利益原则、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等相关的专业培训教育，使其能够不断接触学习更多先进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手段，为推动我国国际货物运输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另一方面，我国也需要积极从社会上大力引进在相关方面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扎实专业基础知识技能的优秀人才，从而不断扩充国际货物运输专业团队规模。
五、结束语
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对于控制道德风险、规避赌博行为等均发挥了关键作用。针对我国目前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领域应用保险利益原则所存在的，缺乏相关完善法律法规与大量专业人才的问题，日后国家还需要不断建立健全相应法律，补充完善各项法律规定同时重点加强该领域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育与引进，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国际货物运输业实现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敬萱.浅析可保利益原则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的运用[J].现代营销(经营版)，2019(05)：202-203.
[2]梁媛媛.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保险利益[J].中国水运(下半月)，2018，18(09)：41-43.
[3]顾美玲.浅析国际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相关问题[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8，40(03)：122-123.
作者：林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