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人生抗争精神

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人生抗争精神（精选4篇）

篇1：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人生抗争精神

浅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

———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中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

1作为作家本人，或慢慢产生疲惫感。○主观上总是想往前走，总是想2然而余华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从1985变化。○年发表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无论是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还是九十年代转型之后的三部长篇，“苦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在余华的八十年代先锋小说里，“苦难”主要以形式上的暴力和宿命来呈现的，死亡、血腥、杀戮充斥其中，每个人如小说篇名一样“难逃劫数”，宿命所归。而九十年代的作品正如余华自己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着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眼光看待世界。3在三部长篇中，余华不仅叙述手法有了改变，对于“苦难”余华多○了一层悲悯的情怀，不再以冷漠的叙事手法剖析现实（指其以前的先锋小说）。其实，对于“苦难”，写作时间相隔很短的《活着》（1992年）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所蕴含的意义个人觉得也不尽相同。本人想在此尝试做些简单分析。

一 忍耐苦难

《活着》是一部十分感人的小说，主人公福贵从富家子弟到一贫如洗，随后又经历各种动荡，面对着亲人的一个个离去，直至只剩下自己一人。面对如此惨烈的苦难余华为福贵（或说是主人公自己）找到了面对苦难的办法—忍耐。正如余华自己说的，《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

4文中最后，福贵就是这样，如陪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伴他的老牛一样忍耐一切苦难，为活着而活着。在这里，余华面对世间的苦难是同情的，没有愤怒，没有敌视（跟先锋时期的很不同），所以福贵面对家珍的病，有庆的死，凤霞的不幸，有根的撑死，女婿的压死，他没有挣扎，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唯有忍受，此外默默流下眼泪（余华觉得《活着》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这种忍耐在某种程度上是感人的，包含了余华的同情，包含了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和“超脱”.二 挣扎苦难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方式相较于余华以前小说格外不同，无论是其对话模式还是带有音乐上重复的节奏和江浙腔调，都带给小说一个特点—幽默，如果加上文中主人公那一次次面对的苦难的话，就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阅读过程中消解了读者感受到的苦难，也成为许三观面对苦难的一种手段。其实，许三观最打动我的是他的挣扎苦难—卖血。在很多人眼里，卖血是许三观苦难的表现之一，但我更愿意把它归于面对苦难的手段。在这里，许三观通过十一次的卖血一次又一次的度过了难关。面对苦难，许三观已不像福贵一样去忍耐了，而是有了挣扎！他通过卖血来消解苦难，而且，在最后，他都成功了。福贵是孑然一身，许三观却有一家子人帮他在馆子吃猪肝。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众多苦难，不是许三观对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牺牲，不是一家人苦难中的温情，而是许三观面对苦难那微不足道的惨烈的抗争手段。

三 总结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比《活着》更高尚的作品，虽然余华在《活着》前言里说，我感觉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但我个人觉得放在《许三观卖血记》上面更为合适。在《活着》中，福贵忍受苦难，对于苦难有着一种普通农民难有的宽广的包容，甚至对苦难有怜悯，福贵在最后可以说是带上了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性，充满了道家的无为和超脱。在这里，人面对苦难后似乎成为了圣人，心甘理得的回归大地的怀抱。对于苦难，余华在《活着》中归纳为包容和忍耐（个人观点），这固然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也让人有一种震撼，但基于文中一个老农民一生的苦难内容，我更感到的是麻木，对于各种苦难的麻木，鲁迅笔下的麻木，而不是作者想述说的一种“中国生存哲学”。而且作者对于这种情况（我归为麻木，余华似乎认为是高尚的活着）洋洋自得。其实，文中最后福贵把那头老牛“智慧”的唤作福贵时，自己就失去了“人性”，麻木成神了。所以，我对于《活着》的苦难意识，感到“别扭”。

而《许三观卖血记》个人觉得其中苦难意识又有新的内涵。许三观的幽默可以说是与福贵的忍耐相对（我也觉得更为深刻），但他还有挣扎—卖血。就算许三观卖血是被动的，残忍的，这依旧是一种挣扎方式，这是一个卑微的工人可以做到的最大挣扎了，而且他每次都达到了目的，这种挣扎让我感到欣喜，它消解了麻木。可我依旧感到“别扭”，许三观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依旧只能称为挣扎，对于苦难，他依旧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只能靠运气。而且到了最后，许三观不用卖血了，不能卖血了，他却为此感到悲伤！不管这最后的情节有多少其他的寓意，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麻木。用卖血来挣扎，消解了福贵身上有的麻木，最后许三观却因为一次次的卖血而对血麻木了。我不知道余华是否是特意安排，还是我理解失误。在余华的作品中，我希望能读出人类面对苦难时更加深刻的东西，而不是又回到鲁迅所写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还是以“高尚”的名义。但是从之后的两部作品《兄弟》和《第七天》来看，是不大可能了。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所以才有些不满足。某位作家说过，作家不需要是思想家。但我想，要想写下高尚的作品，光凭叙述的力量是不够的。

1○2《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三期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4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

篇2：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人生抗争精神

一、“人性之丑恶”是余华在前期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八十年代的余华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先锋派作家, 这时期他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丑恶的世界, 人性的丑恶充斥于他的小说中, 这些丑恶主要表现为暴力、血腥、欺骗、杀戮、阴谋等。因此, 暴力、杀戮、血腥等这些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为“苦难”, 也可以说是一种灾难。

这时期余华小说一个让人感受最深的元素就是暴力, 通过暴力展示人性之丑恶。这个时候, 他钟情于描绘各种关系的人们之间的阴谋与搏杀, 他们也许是关系很好的兄弟, 也许是恋人, 也许是……以此通过这些来否定爱情、亲情、友情, 证明人与人之间自古以来的冷酷、敌视与仇恨, “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滑落, 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皮皮把堂弟摔死纯属失误, 那么他用手掐堂弟的脖子, 扇堂弟的耳光并从中感受到无比快感的心态已隐隐述说了人性之丑恶的主题, 是余华对“人性之丑恶”的独特诠释。在此, 余华用一种绝对客观与居高临下的叙事角度冷冷地向我们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及自我残虐, 这让我们感觉似乎在进行一场解剖实验, 非常清晰, 也很具体生动, 这使得每一位有着常人情感的读者在目击这些文字时, 有锋利的匕首刺过我们的神经, 穿过我们的十指的感觉, 从这极度恐惧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邪恶、恐怖、陌生, 人性是如此丑陋、可恨、可惧、恶心。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绝录求生》, 这里面的场景一一得以再现, 苦难对于人们来说也等同于灾难。

二、余华在后期小说致力于对苦难中“人性之善美”的挖掘

进入九十年代后, 余华一反八十年代的叙事主题, 开始关注人温情、善美的一面, 开始关注人物命运, 追求价值, 倾注人文关怀。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余华是反叛的, 那么九十年代的余华开始了回归, 回归当代、回归真情、回归理性。余华此时继续以叙述苦难为母题, 反复渲染, 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 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 他并没有对“苦难”产生丝毫疲惫, 继续迷恋且乐此不疲的加以表现。余华九十年代对苦难的继承并不是简单的、低级的重复, 而是在内容上产生了新的意义:这时期“苦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必须面对的生存困境和在困境中求生存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美, 这给他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元素, 令人耳目一新。在此, 人性开始复苏。

在《活着》中尽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苦难和生命残忍的终结, 但支撑人们行动的信念是那么积极乐观与朴实。余华将福贵一家的命运放置在中国当代社会不停变动的背景上来写, 但并没有对外部发生的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进行极端的诅咒, 而是写了磨难中的友情和亲情, 展现了人性的美善, 如家珍是那样宽容丈夫, 正如《活着》中的叙述:“家珍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心里对我不满, 脸上不让我看出来, 弄些拐弯抹角的点子来敲打我, 我偏偏软硬不吃, 我爹的布鞋和家珍的菜都管不住我的腿, 我就爱往妓院里钻。有一次我在妓院里赌得正起劲, 家珍挺着个大肚子来妓院找我, 硬拉我回家, 我对她拳打脚踢, 叫人把她拖了出去。”[2]即使是这样, 家珍也没有动摇她的信念, 她依然贤惠如旧, 这就是家珍。二喜对凤霞的挚爱足以感动每一个人, 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年代, 当凤霞难产时, 医生问二喜要大要小, 二喜想也没想就说要大的。小说中的所有亲人, 从爸爸、妈妈、家珍自己甚至到年幼的苦根都非常的善良, 处处为别人着想, 懂得亲情是那样的伟大, 他们所有的人都支持了福贵对苦难的抗争;即使是县长春生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也是如亲人一般相互宽慰, 家珍在春生危难时还想用“你还欠我们一条命, 你就拿自己的命来换吧”[3]来拯救春生的生命。这在最平凡与最普通的人性之中展示了对人性善美的验证, 如果说富贵讲述自己一生时讲述的是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历程与最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思想意识, 那么作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一个到乡下的作家, 一定将这个故事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 连接现在与未来, 来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与人性美善的肯定作进一步的体现。

余华八十年代致力于展示人性之丑恶, 而九十年代后开始了对人性之美善的挖掘, 这种转型是由于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 余华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加深, 他对小说和现实的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一九八九年余华在《上海文论》上发表了《虚伪的作品》, 在这篇展现典型的先锋文学特征的论文中, 他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展现了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常规的经验与现实的反叛, 还原小说的“真实的本质”, 表现了对现实的激烈反叛。到了九十年代, 他则说:“我过去的现实更倾向于想象中的, 现在的现实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并提出:“写得越来越实在, 应该是作为一名作家所必须具有的本领, 因为你不能总是向你的读者们提供似是而非的东西, 最起码的一点, 你首先应该把自己明白的东西送给别人。”[4]

三、余华小说转型中所展示出来的亮点

1.“人”与“生活”的重现与复活

在《虚伪的作品》中, 余华和所有先锋作家一样, 在描述与展示这个世界时表现了一种狂妄, 一种自大, 而在《活着》的前言中, 他却以“高尚的写作”替换了“虚伪的作品”, “对一切事物好像看得很透, 站在一个圣者的角度, 对善与美的崇尚, 用一种慈悲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他新的人生写作信念。世界变得美好与色彩缤纷, 余华认识到对当今世界是欣赏而不是去改造才是“高尚”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 作者对世界的欣赏主要表现在“人”与“生活”上, 正如此, “符号化”的人才成为血肉丰满的人。混沌的世界才具有了“生活”气息。余华塑造的许三观这个形象是他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成就。在小说中, 余华让许三观平凡的人生、朴实的话语“自动”地在小说时空中呈现, 但在这种呈现中, 许三观的形象清晰可见。

2.“民间”的发现与重塑。

八十年代, 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 先锋作家余华也开始注重对“民间”的表现。但那时“民间”比较模糊, 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官方”主流相对的文化立场, 甚至是一些比较过激的表现, 比如悍匪、黑社会等一些被社会极度边缘化的元素也一度被视作“民间性”。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有诸多事物被极端化, 因此“民间”也被极端化了, 导致了民间百姓日常性的屏蔽及民间的“非民间化”意识形态的重现。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 余华对民间的发现与表现, 对当时所有的先锋派作家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 《许三观卖血记》重建了一个日常的“民间”空间。小说中的情节线索与矛盾都比较温和, 以日常生活为主题, 对民间的温情、民间人性的美善有很到位的展现, 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场景里, 我们读到的是民间的善良与宽容大度;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 我们目睹的是民间人性与人情的纯美;在许三观去上海的途中卖血的经历里, 我们感受的是民间的温暖与善良。而在许三观应对苦难的人生历程中, 我们更感动于他的乐观豁达与至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作家在其中文版《自序》中所说的:“这本书其实时一首很长的民歌, 它的节奏是回忆速度, 旋律温和地跳跃着, 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家在这里虚构的是两个人的历史, 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回忆。”[5]

综上所述,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的母题, 而对于苦难, 作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八十年代展示人性的丑恶, 到进入九十年代后挖掘人性的善美这一转型中, 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对社会、对世界的不断理解, 对人生的不断感悟, 对理想的不断追求, 有理由相信, 他以后的作品将会呈现出更多美好、阳光的元素。

参考文献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讲话[J].作家, 1996, (3) .

[2][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136, 194.

[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后评) [J].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1999.

篇3：论余华小说的苦难主题

关键词:余华苦难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进入90年代以后,余华先后创作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三篇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形成了其新的小说创作风格。其小说主题仍沿继了80年代的苦难,余华笔下的人生,是充满苦楚、灾难和悲悯的生活本相;余华笔下的人物,叙写着血泪、艰辛与死亡的厄运之书。苦难一直是余华迷恋的主题,追溯苦难产生的渊源,执着于对苦难的表述,以及如何面对存在意义上的苦难,是余华作品的价值所在。

一苦难产生之渊源

在作家以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初涉文坛之时,就以其独特的视野、迥异于传统的艺术天地而备受关注,其后的较早作品更是表达了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真实。“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这种真实在余华笔下呈现了一个欺诈、暴力、杀戮、荒诞的罪恶世界,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恶被发掘无遗,世人皆处于苦难之中难以自拔,苦难是人生的宿命。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生活、社会环境的变化,余华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改观,改变了那种“伤痕即景、暴力奇观”的苦难叙写,转而将叙述视角更多的投向广阔的民间,关注平凡的伟大,“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普通的民间的人们,只有他们才真正的体验了苦难生活的真谛,并通过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物真景实况地生活原生态描写,透析出民间世界永恒的苦难主题。

苦难在余华的笔下,具有双重涵义:它即在人物的现实境遇层面呈示为生存(命运)之难;同时又在人物的生命体验层面表现为存在(灵魂)之苦。进入90年代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更多的是对生存(命运)之难的延伸,体现为一种人生终极的生命悲剧和直面的生存困境,前者以《活着》为代表,后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得到具体体现。

二《活着》——终极生命悲剧的苦难呈现

《活着》其实就是关于死亡的极端叙述,是一首死亡进行曲,他以福贵身边的亲人死亡来构架全文。通过一桩接一桩的亲人死亡和生命的丧失来彰显命运的残酷,借以表现苦难下民间世界永恒的心酸与悲伤。

福贵是徐家的地主阔少,一夕之间,家产、田产悉输于他人,自此厄运便如影随形不离其左右。先是父亲被活活气死,紧接着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撒手西去。沦为佃农的他承受了命运的捉弄,负担起家庭的重担,但变故却接二连三的袭来:女儿因病致残,儿子献血丧命,妻子得软骨病卧床不起,更有后来的亲人一个个相继死去。死亡,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悲剧,带给福贵的只有最深重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这个终极意义上的消散带走了福贵所有的希望和最低程度上可期待的幸福。死亡原本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终极悲剧。死亡结束了生命,也终止了一切的意义和价值,留给生者的不是恐惧,而是活受这生的凄凉、悲哀。

作为幸存者,福贵承受了巨大的不幸:长而无妻,老而无子,人生的三大悲其已有二,除了必须承受死亡带来的悲痛之外,还得忍受苟活于世的悲凉、无尽的苦难以及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孤独。

福贵,一个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平凡生灵,一个早就该死却不得死的老怪物,能做的只有“活着”罢了。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忍受一词,就是福贵的生存哲学,由于他面对的是不可捉摸的死亡,是人生终极意义上的悲剧,所以即使他反抗、挣扎也是枉然,因为他们是无形的主宰,是行而上的生命哲学。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忍受,忍受苦难,让生命在苦难中延续;去活着,活着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好活自然要活,赖活也得活,活着,活下去,不怨天,不尤人。

其实,福贵的“活着”便是对苦难命运的反抗,试想一个遭遇如此不幸的老人,在亲人一个个的离去之后,自己孤单一人勇敢的活着,这本身便是不屈服于命运的表现。死亡容易,活着却很难,只要活着,不放弃生活就是生存的永不绝望。福贵正是始终保有自我,生命才没有在苦难的伤痛里停滞。

三《许三观卖血记》——生存困境的苦难叙写

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必须直面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这是为人的根本,尤其在小人物身上体现地更加鲜明和具体,也更加淋漓尽致。

《许三观卖血记》就反应了小人物的生存之艰,作为一个城里丝厂的普通送茧工,许三观的命运可谓坎坷跌宕、一波三折。为了结婚,为了付方铁匠的医药费,为了渡过饥荒之年,为了改善儿子在乡下的苦境,为了筹集一乐的医药费,为了正常的生活,这个一无所长的人只能靠卖血来拯救困境。“血”成了滋养人伦、延续生命的维系;“血”成了许三观生活上的摇钱树,克服苦难的法宝。

“血”是凡人生命的具体表现形式,“卖血”这一象征透支生命的行为在被作者上升到拯救困难的仪式时,字里行间便透露出一种人生苦难无穷的意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卖血,但是人只要活着,就需要解决生存意义上的吃、穿、住、行、用,这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事实上,人生的苦难更多的还是来自生活的压力,生活的艰辛以及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人都需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要担负压力而生存,这是无法逃避的。

由于不同于福贵所面对的命运无常,三观遭受的只是生存境遇上的艰辛,对于这个具有形而下的生活哲学韵味的苦难交响曲,许三观通过不断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料,以此在苦难的汪洋中挣扎。可贵的是,三观对待苦难采取的不是消极的忍受,不是被动的遗忘,而是以幽默、戏虐来面对,来消解。

每当生存处于困境时,三观想到的只有卖血。对于卖血本身,三观也有其自己的逻辑,卖血是身子好的作证。这样以来,卖血这个人间最大的苦难本身变成了自己健康的利好,以至于不去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也许他的资本并不厚,因为他倾满腔碧血所凝成的功绩仅仅是为一家子糊口,“活着”而已。诚然如此,但三观为成家、保家、养家、救子屡次卖血本身就足以证明其为人父为人夫的成功,因为他尽到了责任,他有自慰的理由。

三观虽然可以聊以自慰地通过卖血来消解苦难,但他最大的苦难不是来自于物质匮乏或亲情的维系,而是来自于信仰的崩溃,选择的无奈。他确信自己有血可卖,用他的话说他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但当他目睹同伴暴毙的时候,当他去上海的路上,因卖血过频而晕倒时,他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存观发生怀疑。但这一切仿佛无关紧要,因为在变化无常的社会中,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但是除了卖血他又能用什么方式来抗争苦难。这种无奈本身比任何的苦难都让人感到生活的悲哀,同鲁迅先生所言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悲哀如出一辙,卖血是其自我救助的唯一方式,也是其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

四苦难的存在学意义

余华90年代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造成一切暴力、血腥和杀戮的根源,也就是说人性恶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因素。同时苦难又将人性之恶凸显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依旧是深重的令人窒息,但导致苦难产生的根源不再是人性的劣根性,而更多的是來自于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死亡,命运的捉弄与不幸以及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

人活着注定要受苦,这是余华的人生价值观。由于人需要与周围的环境、他人进行交流,而人总是被共在和他人挟持,这是悲剧苦难命运的根源。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人终究逃脱不了苦难,这是人生的宿命。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题材均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瑜瑕互见的世界;同时民间对生命的坚韧与温厚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根基。“民间以它宽广的胸怀孕育着世间的美德,以其沉稳静穆去承受、缓释政治功利的飘浮与激烈,抵制和消融意识形态的狂热与虚构”,毋庸置疑,现实的民间也是辛酸惨烈的。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人如何生存?如何去承受不可预料的灾难?如何去保有尊严?哲人曾将人生归结为生命、爱与欢笑。

也许福贵、许三观们不知道有什么过去、将来,但他们知道要好好珍惜眼前,珍爱现在。英雄们追求的是一番壮烈的大完成,而凡人们遭遇的却是苍凉与伤残所带来的无尽小启示。他们知道,生者将死者埋葬之后,死者将永远躺在那里,而生者将继续走动。这是真实而简单的道理。时间可以抚平创伤,太多的悲伤与辛酸终要过去,人心的宁静与安详才是终极。对于苦难,他们隐忍求存,以死求生,以生拒死,从不抱怨。对于命运,他们没有感激,也不仇恨,而是以一颗达观、超然的平和心去对待。世间在他们心中呈现出一种理想的温和,这也是面对苦难现实他们反而温情对待的原因。因此,余华90年代小说苦难主题的哲学体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存在”的回答。“存在”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此在的存在,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就是用文学的文本对这个行而上的哲学问题进行的回答。纵观这两篇小说,作品中大量的生活、生存环境的描写,无不是对生活的领悟,对生存的体验,对存在的理解。这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性和哲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是世俗的,而是超越的;不是针对某一个體的,而是面向全人类的。

余华正是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存在”这个世界性的话题,体现了他对“存在”的本真性和终极性的关怀。他描述的是世俗的民间故事,但目的是为了超越世俗,指向人“存在”这一终极,追求一种永恒。人的整体生存境遇而不是个体的生存成为作家思考的中心,而思考的结果就是对“存在”的回答:他认为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因为人生所谓追求、所谓幻想的终极却不过是死亡前的微笑,渗透着一种人生苦难无极的意识。人的奋斗、挣扎,却改变不了终极意义上的悲剧——死亡。这样,余华90年代的小说就蒙上了行而上的哲学色彩。

第二点就是作品蕴涵的悲剧精神。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打交道,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麻烦”和“烦恼”。同其他的人相处,必将产生无限的烦恼,他或者与其他人合谋,或者赞成他人,或者反对他人,这应该就是人生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余华作品几乎都是悲剧,这固然是与作者的生活体验有关,同时也是作者的哲学观念,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悲剧具有拯救意义上的能动选择之后,悲剧精神才在作品中真正地显现出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之所以是伟大的,并不是由于他们讲述了苦难,描写了人生存的困境、艰辛,而是对苦难的反抗,对生存的挣扎,这在本质上是属于真正的悲剧精神的。悲剧精神意味着人在面对无法摆脱困境的时候,并不是软弱无力的妥协,被动的承受,而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挣扎,走向一个较好的所在。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是超越存在以获得自由。

余华借助命运的无常、生存的困境成功地将人生之苦、人世之恶表现出来,但他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营造一个残忍、暴力和死亡弥漫的阴森、绝望、悲惨的世界,他是想通过撕裂这个罪恶世界的外衣,让人认清这个非理性世界的荒诞一面,警惕人性的沉沦,从而寻找温情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余华小说苦难主题的最终价值体现。

参考文献:

[1]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 王安忆:《王安忆评〈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1996年。

[3]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

[4]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

[5] 陈琳:《民间理想的温情营构——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篇4：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

关键词：先锋小说 苦难 存在主义

余华在80年代中期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崛起于文坛。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余华前期小说的“苦难”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罪恶，本质上的宿命。余华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恶的世界，这些罪恶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等。因此，暴力、血腥、杀戮这些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了“苦难”。发表于1987年的《一九八六年》是暴力叙述最为残酷的一篇。《河边的错误》代表着余华的风格成熟阶段。余华在1991年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已明显减弱了其前期小说中形式实验的痕迹。这部小说一改余华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

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悄然从先锋小说中退出，并逐渐流露出一种悲悯的情怀，标志着他的思考和探索已步入成熟。《活着》则是余华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篇力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叙述目的不再是冷酷劫杀，而是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生命的灵光，它给人带来的是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虽然余华始终没有放弃苦难这个主题，但这些变化却使余华90年代转型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象和意义。苦难在他的转型小说中开始沿着两个方向扩展，一是直指终极的生命悲剧，一是指向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甚至在他的转型小说中得到了日常化的体现。前者以《活着》为典型范本，后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余华前期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造成一切暴力、血腥的根源，换言之，人性恶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因素。同时苦难也将人性恶突现得淋漓尽致。余华前期作品在贯彻苦难这个主题话语上，也大都可以互为阐释，共同叙述着苦难的重要根源——人性恶。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人们对我的欺诈和暴行开始，人性恶已露端倪。人生处处充满了不祥和危机，《四月三日事件》就是对这种情绪的集中揭示，主人公只能在无法排遣的焦虑中带着巨大的惊恐等待四月三日的到来。在这里，人性恶暴露无遗，亲生骨肉形同陌路，比别人更阴险的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边缘。正是人性恶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使世界如此可怕，使人们的生活灾难深重。

进入90年代，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依旧是深重的，并且更具有了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然而与苦难之中暴力、血腥等等的隐退相对应，人性恶不再是一切苦难，一切罪恶的归结之所。作家的理想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事实上，《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都遵循了这种原理。首先，作品中的苦难的症结所在不再是人性恶，加入了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其次，作者也确实站在了超越道德判断的立场上，对善与恶保留了最后的判断，而用同情的目光注视一切。他包容了一切的善与恶，从不站出来大声指斥：看，那是罪恶。善与恶在他的目光下消融在一起。

余华前期小说中苦难的呈现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宿命意味的：人活着就注定要受苦。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都闪现出宿命的光环。它笼罩在整个文本的上空，仿佛作者讲述的故事都可以归纳为一句简单的话：你们劫数难逃。每个人在命运面前，命苦游丝，毫无反抗之力，极力狂奔却又只能落入网中。这一切不是因果轮回的报应，而是人性的堕落。自我消弥于本我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人们在罪恶的本性的驱使下，相互杀戮、伤害、欺诈，生活在彼此制造的苦难之中而无法逃脱。在“苦难”这面“魔镜”的映照下，人性和生命在苦难中堕落和沉沦，看不到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而只是与接近死亡的最为黑暗的心理体验——绝望紧密相连。在80年代的余华笔下生存只是一个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到了90年代，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主题中的宿命意义并没有缺席，“人活着就要受苦”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宿命已不再是绝望的温床，绝望也不再是人面对苦难宿命一无所为之后的唯一的必然的选择，黑暗的天空被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透进了一丝亮光，即使这一丝亮光也给人和世界带来了被拯救的希望。

存在主义引发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们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感悟是深刻的，其意义是深远的，但存在主义所极力推崇的虚无主义精神和悲观厌世思想也是为读者所难以接受的，也许这正是先锋小说曲高和寡的主要原因。

人类不断寻求摆脱苦难，而苦难又如影随形般纠缠着人类，这就构筑了某种荒诞：这个世界看似有意义，看似按照正义、秩序和理性组织起来，可实际上，人在这个由人赋予意义的世界里并不可能与这个世界和谐一致，而是有可能处在苦难之中，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人无法与这困境正面对峙，又无法对这世界的秩序发出金刚怒目的质疑，而且，还要活出某种乐趣来，所以余华这种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变成了绝好的精神药方和生活常态。

参考文献：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3）.

[2]郜元宝.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J].文学评论，1994，（3）.

[3]王德成.伤痕即景·暴力奇观[J].读书，1998，（5）.

[4]余华.活着·前言[M].南海出版公司，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