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下

视角下（精选6篇）

篇1：视角下

1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泊秦淮》的几种译本Functionalist Approach to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3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谈新闻英语的翻译

4从功能主义角度研究戏剧翻译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Drama Translation 5从目的论视角看菜单翻译—基于《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分析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n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6功能对等理论下的电影剧本的英汉翻译

篇2：视角下

幽默带给人们欢笑,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翻译幽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得以分享幽默.好的幽默翻译,不仅应当译文地道,而且能够准确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的.内涵.本文首先探讨了幽默翻译的目标,即语用等值,以及关联理论对幽默翻译的启示.并将幽默分成普遍幽默,文化幽默和语言幽默三种情况.通过分析英汉互译的幽默实例,着重论述了注释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这两种策略在幽默翻译中是可行和值得提倡的.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内涵是幽默翻译成功的关键.

作 者：刘励 刘珊 作者单位：刘励(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430063)

刘珊(武汉科技学院外语系,430073)

篇3：原型视角下的《雷雨》

一、关于原型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流派之一, 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根据荣格的解释, 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 是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 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

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而无意识的部分有两个层次: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资源是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 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组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原型是一种具有把精神确定化的功能, , 但他并不只是集体无意识本身的显现, 而指出了“精神的”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把握原型, 可以使我们在纷繁的文化现象中提取一脉相承的元素, 从而更好的理解作品。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 原型有时是指一种故事母题的反复, 如“难题求婚”、神的复归等, 有时是指意象的反复, 如月亮、流水等意象的不断出现, 有时是指象征和创作模式的置换变形等。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原型批评”对原型的理解, 着重指它作为一种有共同性、相通性的深层模式在文学作品中的规律性反复。而原型美学则将原型现象视为人类一种包括艺术文化现象而又超出其范围的普遍精神现象, 是人类在合规律、合目的地实践中未达到某种自有境界, 即美的境界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和精神成果。这里, 我将从原型批评角度来分析《雷雨》及曹禺创作的深层原因。

二、关于《雷雨》

当周朴园还是一个“大少爷”的时候, 曾经与侍女梅侍萍相爱并有了两个孩子, 后来因为地位悬殊最终抛弃了梅侍萍, 梅侍萍后来嫁给鲁贵, 生了四凤。后来周朴园又娶了繁漪, 繁漪不堪忍受他像“阎王”似的压迫和“监狱”似的家庭生活, 和他的长子周萍发生恋爱。但是周萍像他父亲一样, 不久就厌弃了她, 又去引诱侍女鲁四凤, 同时, 繁漪的儿子周冲也爱着四凤。周朴园继续压迫繁漪, 繁漪只能抓住周萍不放, 但周萍却竭力逃避。繁漪叫侍萍来带走四凤, 以此向周萍报复。最终当周萍和四凤的关系暴露在人前的时候, 这个貌似有秩序的家庭终于土崩瓦解了。

除去很多表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觉到痴情女负心汉这一原型意象的再现。这一意象在《雷雨》中, 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蘩漪和周萍这条线索, 而鲁侍萍和周朴园的线索中也隐含这一点。蘩漪爱周萍, 为了他什么都不顾了, 但周萍却只想努力摆脱她;鲁侍萍爱周朴园, 但却因周朴园要娶大家小姐而被赶出家门。这种痴情女负心汉的原型意象在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它的继承和出现并非是偶然的, 而是人类的某种特殊心理认知的不断积累、代代相传与沉淀。

《雷雨》发表时曹禺才二十三岁, 《雷雨》经巴金推荐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之后, 立即声震剧坛, 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在那个充满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年代, 曹禺大概根本没有心情去写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 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 人类关于这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原型实际上已经积淀在他的深层无意识中, 于是曹禺便在不知不觉中创作了这类已被无数人演绎过了的故事。事实上, 这个原型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全人类对于男女关系的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 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

众所周知,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男权社会, 男女地位并不平等, 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 男性的这些权威使得他们在家中也处于主导, 女性被剥夺了在社会中的地位, 只能依附于男性。长久以来, 女性的地位越来越低, 在社会中无足轻重, 往往成为男性的玩物, 加上“夫有多妻之义, 女无二嫁之文”的一夫多妻制, 于是男性负心弃妻时有发生, 时至今日, 男女地位仍不平等。由此可见, 痴情女子负心汉原型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在其中的, 它已经成为我们对男女关系的一个基本认知模式了。很显然, 曹禺也没有跳出这个原型, 他在《雷雨》中塑造了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原型, 但事实上作品里凝聚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体验, 而且是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内涵。

纵观古今中外, 世界文学史上这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不胜枚举。早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相关的故事, 其中《卫风·氓》和《邺风·谷风》便是弃妇诗的代表作。《卫风·氓》讲述的是一个弃妇在婚前, 对氓怀着炽热的深情, 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 毅然和氓同居。但婚后, 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 甚至被打被弃。《邺风·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 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 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 家境好起来, 人也衰老了, 于是丈夫另有所欢, 把自己赶出门去, 诗中所描写的, 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国外的许多文学作品也一再表现了这一原型, 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为了帮助伊阿宋得到金羊毛获取王位不惜杀死自己的亲弟弟, 而最终却遭到伊阿宋的抛弃。《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爱上了破产落魄的堂哥, 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并不少见, 可是《雷雨》为什么会成为一部杰作呢?《雷雨》中的许多原型固然是跟人类的深层文化积淀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它对这一原型的置换变化决定了其不同于其他作品。事实上, 《雷雨》并没有拘泥于原型, 它不仅仅是对痴情女子负心汉原型的简单复制, 也通过各种置换超越了原型, 代表了那个时代, 更具震撼力。

痴情女子负心汉双方间的关系及他们与其他人物间的关系是《雷雨》产生新的魅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痴情女子负心汉原型中, 男女双方间及他们与其他相关人物建的关系往往很简单, 并没有多少隐含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和冲突, 涉及人物数量较少, 作品主题很清晰鲜明。但是《雷雨》不同, 《雷雨》中这个原型涉及的人物数量大大增加, 且人物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蘩漪与周朴园是夫妻关系, 周萍与蘩漪是母子关系但他们同时又是情人关系。四凤与周萍本是兄妹, 但他们又有了情人关系。鲁大海作为周家的工人, 与周家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而实际上他和周朴园有事父子关系……纷繁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张网, 产生更多的矛盾冲突, 使作品更有震撼力和影响力。

对于女主人公在男子负心后的表现, 《雷雨》也有突破性的意义。在早先的原型中, 一旦男性负心弃妇, 女性的反应是无力的, 或是凄凄惨惨的一个人黯然落泪神伤, 或是郁郁终日别无他图。可是《雷雨》中, 女主人公蘩漪的举动颠覆了传统女子的行为模式。蘩漪是《雷雨》中最具有“雷雨”性格的一个人物, 她敢爱敢恨, 当她面对比她大20岁的周朴园专横控制, 她不屈服于命运, 敢于大胆追求;当周萍负心弃她而去时, 她所做的并非哀叹或者以死相拼, 而是把想法付诸行动力图挽回自己的爱情。蘩漪是《雷雨》中个性最为鲜明的一个人物, 她代表着“五四”以来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的最强者, 在她身上折射出不畏强权、争取自由的光彩。她像秋天傍晚的树叶轻轻落在你的身旁”, 唤起我们悲悯和尊敬的感情。她性格中有美和“力”的一面, 也有丑陋的一面, 也许这就是她性格魅力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通过以上研究, 不难看出《雷雨》痴情女子负心汉原型意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次的再现和置换。《雷雨》表层叙述的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斗争, 深层上却包含了痴情女负心汉这一原型意象。理解这一作品, 既需要把握其时代主题, 又要了解它的深层结构, 才能认识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真正内涵。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程金城.西方原型美学问题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3].寇鹏程.原型视角中的蘩漪及其置换[J]:延边大学学报, 1997, (2) .

篇4：窥视视角下的《占有》

【关键词】窥视欲;文本;投射;读者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A·S·拜厄特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诗人和布克奖得主，力图在文学创作中实施自己的文学创意，表现自己的哲理思想，因而她的小说常被称为理念小说。在众多作品中，《占有》1990年一经问世，就获得当年英国布克奖。该小说通过平行叙述的手法主要讲述了当代的文学研究者罗兰和莫德追寻维多利亚时期诗人艾许和拉摩特的隐秘的爱情故事而展开的寻找过程，同时罗兰和莫德的感情亦得到了发展。基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我们认为拜厄特在形式上通过书信、日记、诗歌和全知全能视角等多种方式让读者窥视，获得阅读的满足感，同时读者也被小说凝视，宣泄抑制的情感，展现人性的黑暗面。

一、多样的窥视形式

在弗洛伊德看来，“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窥视能给窥视者带来一种看而不被发现的兴奋。我们这里讲的“窥视欲”是就一种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从广泛意义上而言，读者在阅读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窥视他人世界。

在本小说中，拜厄特选择以揭露书信和日记诗歌内容的方式将这种私密的感情公之于众，读者就犹如受到拜厄特的邀请，和她一起隐秘地参与到了一场当事人不知道的秘密的揭示中，窥探他人隐私而不会有任何损失，让读者尽情享受其间发现秘密的乐趣，也正如又一中文译名《隐之书》所揭示的那样——隐晦的暗藏的书写。其次，书信、日记、诗歌和在场的全知全能视角让读者窥视的远近程度上的差别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感受的差别。

首先就书信而言，正如拜厄特借罗兰之思表达出的：“信，写到最后，不只排斥了读者作为共同的书写者，预言家，和猜测人，同时信也拒绝把读者作为一个读者。信，如果是真正的信的话，只为一个人而写。”强调了信的对象性和私密性。小说中最重要的信是爱什和兰蒙特的往来书信。当读者在窥视两人犹如一封封炽热情书的窃窃私语时，将自己代入小说主角的情景，可以感受到真切的愉悦感。

诗歌作为一种精简的艺术形式，其情感表达是凝练和强烈的。正如兰蒙特对爱什说的话，“诗歌的力量，语言的生命”。小说一开头就引用爱什的一首《冥后普罗赛比娜的花园》，在一片伊甸园的静谧之中海克力士的到来攫取了这里的金果，这也暗示着爱什闯入兰蒙特原本平静的生活。诗中的词句更是作为线索指引着莫德和罗兰的寻找过程，也让读者一起参与其中，一起玩起文字游戏。

第三，小说中的日记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线索信息。日记作为记录个人情感的载体，情感也是私人化的记录。在拜厄特的安排中，主要是作为布兰奇，艾伦，和莎宾的日记。首先是布兰奇在日记里则较为激烈地表达了情绪上的不满，“信、信、信！全都不是为我而写。”拜厄特对于隐私的充分洞见让她把每条线索就如拼图一般展示给读者，在让读者窥视爱什和兰蒙特的炽烈的情书的同时，也安排了艾伦在日记中的充分隐瞒。让作为个人的表达载体日记有所保留。在她平静的叙述之下，隐约的模糊表述依稀可见。

二、读者的“被凝视”

在弗洛伊德的窥视欲的基础上，拉康则将其发展为“凝视”（gaze）。应用到小说阅读中，我们认为《占有》中也存在着读者与文本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具体到这部小说，当读者在阅读他们隐秘爱情的时候，小说也会给读者以反作用力。

首先是爱什与兰蒙特的情感经历给读者的反作用力。兰蒙特作为一个自由的女诗人，她不是一个受外界影响而束缚自己内心的人，这其实与当代很多人的受到社会道德规则的约束而抑制自己情感的现实成为一种强烈的对比。而她和爱什的感情是在爱什尚有娇美爱妻艾伦，兰蒙特尚有布兰奇陪护左右的隐秘的状态下开始发生发展：从最初的书信传情，到幽会到兰蒙特的隐瞒到最后的爱什的“死不瞑目”，他们的感情在外界社会的目光中一直是作为一种隐秘的存在，不为人所知。

而其实罗兰和莫得的感情路程也是在寻找爱什和兰蒙特的推动下得以发展的。在他们一起寻找资料，重走爱什和兰蒙特走过的地方的过程中，莫德和罗兰最终挣脱了自我捆绑，最终得以让情感发生。正如对过去的理想化的重建给现在提供一个重新思考社会身份的机会。也正如拜厄特所言，“如果我们不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现在。”并且相比较爱什和兰蒙特的激烈的跌宕的一生情感故事，他们的情感发展从最初的距离感到最后的亲密，过程温和舒缓，给了读者双重的情感体验。

三、总结

拜厄特通过描写十八世纪的浪漫爱情小说，是与现实中禁锢的，封闭的人们情感状态的一种公开的文本表露。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时既是在享受着主动偷窥的乐趣，同时也被凝视，倾泻着自己的压抑的情感的宣泄，也显示了人的黑暗面。艺术不为政治而存在，也不为教导——它最主要是为了快乐而存在，而非其他。拜厄特从窥视视角下，通过出彩的文笔和精心的构思给我们展现了自由而热烈的爱情故事，动人心弦，令读者久久沉醉在其间，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孙名之译.弗洛伊德·释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A·S·拜厄特，于冬梅.占有[M].宋瑛堂，译.海南：海南出版公司，2012.

篇5：哲学视角下的中国梦

五千年民族魂，生生不息；一代代炎黄种，风雨前行；挥汗水洒热血，为国强盛；一人梦民族梦，中国崛起。梦，是一个人头脑中的虚幻；中国，是我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中国梦”，则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给梦以现实的依存，又赋予中国美好的畅想——不过，每个人在中国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每个人的立足点、着眼点也不同，所以，“中国梦”也因人而异。

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党带领人民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地描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梦，也是每个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下面就结合我所学的哲学原理来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梦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层不变的，一切物体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指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丧失历史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东西。

人类社会一直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

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随后，人们意识到了封建制度已不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它已经是腐旧了的事物，更认识到了以前的夜郎自大、“天朝上国”的想法不可取，应该有一种新的体制来代替旧的封建制度。于是不少仁人志士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图存之路，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这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有了如今的“中国梦”。

哲学原理指出：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先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一方面，质变体现并巩固着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质变又可以转化为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体现着事物的永恒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即实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这就要求人们要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

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世所罕见。这证明了一个铁律：落后就会挨打，生存必须自强。中华民族犹如一头沉睡的雄狮。在唤醒中华民族萌发出中国梦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屡踣屡起，不懈探索奋斗。真正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从蹒跚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从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到井冈山的星火燎原，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经过万里长征后在抗日烽火中再起，从奋起反击国民党军的全面内战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1840年起，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整整走过了109年，才迈出了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步。在这一百余年的前80年间，中国人民始终在黑暗中探索。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奋斗，才把中国从黑暗引向了光明。在整个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中国梦”牺牲了数百万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英烈们的鲜血染红了五星红旗。这都表明了在实现中国梦途中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同时也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

从哲学上来说，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在矛盾群中又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首先，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主要矛盾解决得好，次要矛盾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次要矛盾解决得如何，反过来又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其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即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例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严峻，阶级斗争普遍且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党的工作重心一直以阶级斗争为主，导致了对经济发展的忽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衰退；但是后来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那动荡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前进，甚至反而倒退了，而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这十年中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跟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此时，在中国阶级斗争不再

是主要矛盾，燃眉之急是要发展经济。于是，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使得中国梦得以往下发展的可能。从哲学原理的角度上讲，中国梦不仅是一种奋斗方向，也是一种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这种理论的形成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顶层设计上的指导思想，形成我们在复兴中华民族大业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终极意义的探索和解释，是一种思想价值在精神、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各种层面上的理论原理的确立。中国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表述，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顶层设计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孕育。

篇6：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

朱剑虹 吴世文

摘要：“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要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就应当建立长效机制。本研究认为，构建“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使“走转改”活动制度化，从三个方面健全相应制度：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关键词：“走转改”活动 长效机制

当下正蓬勃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尽管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但将它确立为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已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走转改”活动目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走转改”活动的持续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走转改”活动有深入的认识。

一、“走转改”活动的新闻传播学解读

要求记者走基层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问题，而是个老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问题又被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探究。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我们可对“走转改”活动作出如下解读。

(一)媒体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当代中国的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凸显，各种社会利益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长期被压制的矛盾冲突以特定的形式暴露出来，出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期内的“井喷”现象。这导致人们的参与愿望不断提升，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利益表达和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理解中国新闻的社会背景，今天中国新闻业是制度化新闻与民间新闻（公民新闻）共舞狂欢的景象，这是今天中国新闻界考量中国新闻的媒介生态。这样的社会背景与媒介生态，共同建构着中国新闻的宏观图景，也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的历史眼光、时代特色、世界境界和未来走向。“走转改”活动正是对时代关切的回应，“走转改”的实践证明：只有做到、做好和坚持“走转改”，我们才能在当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真正搞好新闻宣传工作。越是国力不断增强，就越是需要我们坚持“走转改”，并将“走转改”常态化，纳入到社会管理的大系统之中。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和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高科技手段在新闻领域被广泛应用，世界的新闻传播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各种新兴媒体，从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到今天盛行的微博，从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一句话，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手段，都对传统媒体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特别是网络新闻的时效性、丰富性、公开性、交互性和畅通性，使传统媒体难以望其项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许多思想和认识，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我国五亿网民及其巨量信息，怎样从中发现新闻、怎样把信息裁剪成新闻、怎样避免将失实信息变成虚假新闻等等，成为新闻工作者今天时时刻刻面对的新问题和新纠结。现在，网民和网络媒体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要解决上述问题，除了“走转改”，别无他途。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在互联网上寻求新闻，而应该在借助便利的信息技术的同时，深入基层，了解真实的民意，发现真正的问题，才能发挥媒体应有的责任。因此可以说，今天特别强调“走转改”，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兴媒体挑战的必然选择。

(二)新闻信息娱乐化的冲击

新闻信息娱乐化是60 年代电视新闻在以娱乐为本质的电视媒体开播后，具有争议性也从未间断过的一个新闻现象。它可以视为平面媒体的新闻结合电子媒体的娱乐后，产生的一种新闻文化质变。“标志着美国—一也许是全球——新闻价值观的式微以及娱乐式信息和‘小报’式文化的勃兴，它表明了电视新闻正在逐渐向信息/娱乐结合体转变。”

“硬新闻软着陆”是新闻信息娱乐化的表现之一，即从政治经济新闻中挖掘出娱乐元素，更多地对新闻进行娱乐化处理。其首要特征在于它很少注意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而将大多数的关注集中在娱乐性主题上，例如运动、丑闻和大众娱乐。因而，它减少了严肃新闻的比例，致力于关注个人及私人的生活，包括名人和一般人。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强调故事性、情节性，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通过描述新闻中有趣的故事、情节、细节，使各种新闻内容增添趣味性，增加戏剧化、故事化、文学化的色彩。从90 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民生新闻、法制新闻、社会新闻的轮番亮相，语言嬉笑、镜头夸张、节奏说唱、煽情配乐，以往娱乐秀里的手段通通被电视新闻所吸纳。新闻文本的制作过程也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按照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一篇新闻由标题、导语、正文、结尾、背景等部分组成，导语作为引导受众做出阅读决策的“窗口”，要把新闻事件中最精粹最重要的事实言简意赅地呈现出来，正文部分则全面展开新闻事件。而目前的电视新闻多采用说新闻的方式，主持人在讲述新闻主体事件之前，对新闻事件有一个“解题”或“破题”的过程，一般不直接切入正题，而是从相关的人、事、物上谈开，东拉西扯漫谈一阵，然后再不紧不慢地转入“正话”。

在这种新闻信息娱乐化风潮的影响下，主流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争相采用娱乐新闻与丑闻报道，过去令专业记者引以为傲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式微，娱乐与信息的界限逐渐模糊，主流媒介与小报的区别也日益模糊。这种操作方式建构了媒介的社会权力，在弱化媒介解释、告知功能的同时，逐渐消解了媒介的社会合法性，使媒体变成了狗仔队横行的马戏团。

“走转改”正是对近年来媒体特别是电视的低俗化、过度娱乐化、贵族化的一次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走转改”对于中国新闻界特别是对电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普通劳动者的屏幕形象永远是中国电视的优质资源，中国电视的屏幕上应当有更多的普通劳动者的良好形象。反观当下的电视屏幕，我们越发感到电视贵族化和低俗化的威胁与危害。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如果你没有底层感和平民情结，没有对那些有血有肉的黎民百姓的理解、支持、关爱、尊敬、鼓励，没有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没有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表述出来并担当起来，那么你的工作就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化的重复，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带着情感，带着关怀，带着责任，带着信心走基层，关键是发现和表现普通百姓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光明和力量。

(三)舆论引导的变化

现在，大众媒介成为了各阶层、各集团倾泻舆论的工具，他们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意见劝服和指引公众，意见一旦被公众接受，并和公众内心的舆论产生纵向或横向交错，社会舆论便会产生结构性的传播：首先是上下层舆论的对流与互动，其次是公众舆论的并存和反差。传统的消息情报流向公众的单向传播和接受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从而建构了一种基于传媒平台的上层舆论和下层舆论之间平等互动的舆论传播机制，通过把公众吸引进来参加决定公众事务的工作，建立比较民主的关系。所以，舆论已经不再只是意见，而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公众事务的了解和对社会实践的经验。由此可见，将社会化网络时代舆论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掩盖矛盾，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实际上，将舆情管理的根本目的立足于合理引导，解决矛盾，不仅是符合规律的，也是可行的。社会变迁时期，讯息性本文的需要量将急剧增大，受众需要能有效解除困惑的信息，若要引导舆论，媒介首先要满足他们认识环境、确立观念、自我寻因的要求。由于新闻叙事不同于文学作品的叙事，它讲求真实、客观、公正，目的在于向受众传递一种权威性的、不容质疑的信息，最大限度地建立起自己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与求知欲。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是新闻作品引导力的前提，新闻作品的引导力是新闻传媒获得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的手段，这是需要充分理解和很好把握的辩证关系。

“走转改”实际上回答了在当今时代如何提升传媒的舆论引导力：一是内容真实可信；二是形式亲和接近；三是语言生动有味。这就需要真实地、真诚地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它突出而有力地坚持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新闻传播理念，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不同的典型形象，可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走转改”的许多报道不仅揪住了观众的心——一起担忧，一道思考，而且还为报道和反映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之途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新闻架起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梁，用报道促进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专业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职业，新闻界整改，应该强调新闻职业意识、新闻敏感、准确及时抓问题的能力等。新闻界确实需要改变工作方式，其基本要求应该是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说的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二、“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 目前的“走转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即各级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力量、配置资源，用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运动式治理往往追求的是一时之功效，更多地依靠权力或权宜性的措施，工作进行的时候轰轰烈烈，过后就往往被弃置一边，而不能形成制度化的积累。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运动式治理往往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走转改”活动长效机制的建构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放弃运动式的方式，而是把走转改活动进行制度化，以制度来保证其常态化。具体的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建设舆情采集制度，确保走基层的常态化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一般是指公众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随着网络技术向基层覆盖和普及的速度加快，过去很少被关注的基层矛盾与问题开始被逐渐曝光，市、县已经成为各类公共事件的高发区，而地方政府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地舆情事关地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走转改”是新闻媒体深刻体察地方民情、真诚服务群众的有效途径，也是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过程，重在联系实际，贵在取得实效。1.完善体察民情的制度

记者到一线不是领导干部体验生活，而是要能够抓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且新闻有强烈的时效性特征。这些是不能通过简单地要求“走基层”就能做到的，而是要给记者提供一个长期深入搜集民情民意的平台。目前，很多媒体都开始尝试在基层建立长期的体察民情制度。最常见的有建立基层联系点和挂职。建立基层联系点后，采编人员不会像蜻蜓点水一样浮在水面，可以更好地掌握联系点的实际情况，报道内容既能反映民意民情，也能反映中心工作；报道对象既能选择个体，也可选择群体；既可纵向对比，也能与近邻横比，分析会更透彻。而在基层单位挂职后，采编人员能介入实际工作，能参加决策层讨论决定，并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分析研究、解决棘手问题，同时新闻工作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可以更好地与辖区居民、单位职工等更好地沟通，也更易得到信任。2.拓展了解民意的制度

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就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求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了张力，这导致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不断提升，学术界将当代这种高级的公民参与形式命名为“共同生产”(Co一Production)。共同生产，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产出公共服务的模式，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具体的途径。在公私合作生产的这种模式中，民众由单纯的消费者转而成为服务的生产者，促使民众通过合作的机制，而获得对公共事务的控制与影响，以实现公民的参与权。通过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互助与合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提高政府的效率，节省政府的开支。

因此，要进一步了解民意，政府应借助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等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政府与公民、民间组织之间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广泛的对话、沟通网络，这种对话、沟通网络可以打破时间、空间、行政部门的层级以及社会成员的等级之间的限制，提高政府内外的沟通效率，即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反映公民的要求和呼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3.创建集中民智的制度

在政府承担、完成社会公共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除了原有手段与方法，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采用这些新的方法与技术，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提高管理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民意集中制度，把原来由政府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由后者承担越来越多的以往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破传统的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过程中，模糊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与责任，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民智集中机制，让作为管理对象的普通民众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参与和表达，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主的、拥有一定权威的网络。这种机制应该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是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管理责任。从而建立起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改革媒体管理制度，确保改作风的常态化

要形成改变作风的长效机制，媒体应该建立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这主要是解决媒体的发展定位，以及靠什么来维持媒体生存发展的问题，决不能靠低俗来迎合少数读者心态求得广告投入，要用自己的多元化的健康发展，壮大媒体自身的经验实力，从而支撑媒体唱响时代主旋律，扎扎实实沉下去，反映民生、反映大众、反映真实的时代。笔者认为，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格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1.新闻采访用稿机制的改变

媒体用稿、编稿、刊发的标准是指引新闻从业人员的行动指南和方向标，直接关系到“走转改”活动能否持久开展下去。一篇稿件它蕴含着记者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经济成本和脑力成本，而媒体对稿件的采用与否、采用后强弱处理、发表的评价等等，直接引导记者采写新闻的方式方法和工作努力的方向，直接影响和促进“走转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形成。

我国新闻生产主要有两种采编制度：采编分离与采编合一。采编分离即将记者队伍与编辑队伍分开，记者分战线“跑口”写稿，编辑则依据各自负责的不同内容划分相应部室分类编排。采编合一，即在编委会下设相应部室，每个部室既有编辑也有记者，除重大采访外，各部门独立完成采编。在“走转改”活动中，要灵活把握现行机制，适时根据工作内容及重要性调整采编机制，实现机制为人所用、为事服务，同时要完善新闻选题策划机制，拓宽思路、扩大范围，改变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以更好地发挥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

2.记者的薪酬评价机制的改变强化实绩考评

作为媒体对新闻记者和编辑的管理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对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行业进行采访报道的考核激励机制，应建立和完善编辑多编、精编、快编来自基层、来自一线、能激发社会大众激情和兴趣的报道，并在版面和时段上得到强化处理，从而从媒体内部政策层面上保障“走转改”活动持久开展下去。媒体的薪酬体系应偏向并侧重于记者的深入基层的采访活动，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见报数量。全新的薪酬体系既要有对采访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的薪酬体现，又要有对投入大量时间采访而得到相应的成果体现。把采编人员“走转改”常态化情况列入采编业务考核、考核和年终评优评先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职称晋升的前置条件。对走基层采访符合清新朴实文风要求的稿件，优先采用并较同类型一般稿件高两倍以上的分值计分；每月视情况评出作风漂浮、文风老套的适量差稿，取消其月度计分；每季度安排一次专题业务研讨，剖析好稿之优、差稿之劣；评奖增设深入基层奖，对表现优异者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对联系点采写任务完成较好或较差的人员（或部门），视情况给予“总编辑特别奖”或警告性质的“书面提醒”。

3.建立有效监督机制

监督媒体是近几年新兴的术语，起因于目前的传媒生态并不健康，不少媒体还存在追求轰动效应、放弃媒体操守和职业原则的做法，因此对媒体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监督媒体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媒体要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践行对社会的承诺，必然需要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但是，过于自由会导致权利滥用，引发监督甚至控制的要求。在“走转改”活动中，我们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以改变媒体的不良作法、改善媒体形象、更好地发挥媒体价值。对媒体的监督首先要发挥管理部门的职能，加强宣传部门、政府部门对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监管，其次要通过权力机构建立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有学者称可建立新闻评议会制度，把媒体义务监督员设计成为仲裁机制的一个部分，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

（三）改变新闻评价制度，确保改文风的常态化 1.按照新闻价值的原则来选择新闻

新闻价值着眼的不仅是新闻事实，更主要是指受众从新闻中获益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新闻价值是以受众为评价主体的，构成满足受众需要的一种关系范畴。正如马克思对价值作出的定义那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新闻价值含有接受者所追求的“获益性”，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新闻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由于受众需要及需要的取向不同，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别。新闻价值当然是指受众健康的、合理的，而不是恶的和丑的需要，这就不能单一地以受众需要来确定，还必须从整个社会需要，即以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需要来考虑。这三种需要表现为社会的积极效用，同受众的需要相统一，才能体现出新闻的真正价值。可见，新闻价值决不是报道者的主观价值，而是接受者的客观价值，表现为满足受众和社会需要的双重效用。多数接受者对新闻广泛作出的评价，是新闻价值的真实体现，所以，对新闻价值只有在其传播后才能作出判断。评选好新闻既要重视其价值，更要重视它的社会效果，这是“好新闻”与“大新闻”的基本素质。

2.秉持客观性原则来制作新闻

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以宣传为主要任务，这对新闻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力丹教授曾直言，“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证明的艺术，在狭窄的政治功利范围内掂量它。”“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而带来的结果。长此以往，我们不少记者虽然有多年的新闻工龄，实际上除了证实中心工作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新闻工作中，往往是先有观点，然后再找事实以证实该观点，当前正在中国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实质就是一个走向和深入“事实世界”的活动，走向和深入“中国事实”的活动，走向和深入“新闻本源”的活动。事实在先，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先；事实第一，首先要以中国事实为第一，这是中国新闻界、中国新闻人应该有的基本观念。对于中国新闻来说，应该确立的基本观念是：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其中，发展新闻主义是基础，专业新闻主义是追求。创制优秀新闻，需要用新闻观念写新闻，用新闻结构写新闻，用新闻语言写新闻。职业新闻人只有首先把新闻当作新闻，首先以新闻为本位，才有可能真诚地尊重新闻特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当然，我们所要提倡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新闻思想，也不是跨国媒体集团所期待的所谓“从党派主义到专业主义”的“美国式”转型，而是形成有自身特点的专业主义。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记者试图把自己与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剥离开来，做到与社会现实的“疏离”，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定性则始终强调参与性，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涵盖这些方面的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法；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也就是说，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是有着党派主义特色的专业主义，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媒体承担政治教化功能的正当性，只不过让这种功能的实现变得更为隐晦。专业主义在我国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没有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所以，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我国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遵循的专业主义，是一种在保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前提下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进行行业操作的从业原则和信念。

3.适度量化好新闻的评价标准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传媒的主要功能是灌输主导意识形态，执行政治指令；新闻从业者不仅是文人和信息流通的“把关人”，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这种现象有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生机制，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时所揭示的那样，在电视话语“意义”生产时，媒介总是以一种预设的“代码”来将制作者的观念、概念、利益及需要输入到“制码”过程中，并形成对大众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和行为需要的控制力量。这种“代码”在解读符号话语之前已预设，并存在于媒介加工者的头脑中，因而人们常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好新闻的评选过程中，这种特定的“代码”也在发挥着作用。我们评选好新闻，习惯运用定性的方法，请来若干专家或名记者分析新闻的内容，多数赞成的新闻就评为一等或二、三等。评选者既缺乏可靠的材料，又忽视必要的量化数据，往往以自己的观点论是非。评选者有时依据一两个“典型反响”作为投票的理由，却忽略了价值低的新闻也可能拥有产生“反响”的少量受众，把一般新闻误认为好新闻。

报道者可以对新闻价值事先作出估量，越是优秀、成熟的记者对新闻预期价值的判断也越准确，越贴近它的实际效果，并以最好的表现形式提高其传播效果。而评选好新闻与大新闻则是在新闻报道之后，由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提供判断的依据，广大受众最有作出判断的资格。因此，笔者认为，评选好新闻的标准应该有新的尝试。确定好新闻的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给受众提供值得知悉的东西。许多人知道的消息，似曾相识事件的报道，都远离好新闻的品质，好新闻应该包含全新的内容，是公众未知的个性化事件。引起受众的沉思是好新闻的第二个标准，表现为新闻的启迪性、激励性价值。政策报道、经济报道、民生新闻、经验报道都可能使全民或多数受众的生活发生变化，获得实际好处。这种实益价值引起受众对许多新闻的期待。当公众在广播电视联播前等待有关政府重大政策的报道，最能说明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往往来自新闻的获益价值，这是判断好新闻的第三个标准。

三、个案分析与理论思考：《齐鲁晚报》走基层

很多媒体在推行“走转改”活动时，也注重探讨长效机制，形成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齐鲁晚报》就是一个典型。在《齐鲁晚报》的“走转改”活动中，围绕该报社的老典型“胡同记者”张刚，开展了一系列报道和活动，真正做到了深入社区，服务读者，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

（一）内容创新

齐鲁晚报是市民报，开展“走转改”活动抓住了这个特点，突出民生新闻，打造特色栏目，让读者参与到新闻报道和选题策划中，让基层和群众成为新闻的主体。齐鲁晚报相继开设了《凡人歌》、《我新闻》、《夜新闻》等系列栏目。每个栏目定位不同，但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体，反映他们生活中的苦与乐，讴歌平凡人的不平凡。《凡人歌》开篇以“向您传递那些平凡人带来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一起谱写、倾听凡人歌”为主题，并推出第一篇报道《两环卫工捡到3.7万还失主》，之后陆续报道基层很多平凡人物的不平凡事迹，关注他们的闪光点，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道德引领作用。《我新闻》以“你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为开篇语，该栏目稿件全部出自读者之手，编辑每期由一名读者与报社的编辑共同担任。另外，齐鲁晚报还开设《剪子巷》、《尉伟道来》、《帮办》等栏目。《剪子巷》就某一话题把市民百姓的话摘录到报纸上，直接反映群众声音。《尉伟道来》则以记者过硬的现场作风和平易近人的报道文风，受到群众的喜欢。

（二）团队建设

让年轻记者深入基层，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张刚是齐鲁新闻界的老典型，从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坚持社区新闻报道，在2003年就当选为济南市人大代表，2007年被评为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在 2001年，齐鲁晚报就开通了山东省首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专栏“张刚在您身边”，2004年年初，《齐鲁晚报》成立“张刚工作室”，从一个张刚发展到一群“张刚”。2010年3月，《齐鲁晚报》正式启动新闻服务社区项目——“张刚大篷车”，张刚服务社区的平台再次升级。“张刚大篷车”在一年半时间里，走街串巷，深入基层、融入百姓，成功走过了100站。

在“走转改”活动中，齐鲁晚报特别注重发挥张刚的典型带动作用，以张刚工作室和“张刚大篷车”为抓手，让记者全面深入工矿企业、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基层百姓，要通过走基层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实实在在地为百姓解决困难。国庆期间，齐鲁晚报启动“听民声，探民情，本报记者走基层之假日行动”和“蹲点观潮”活动，记者分赴学校、医院、廉租房社区、养老院、工厂等基层，推出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鲜活新闻。既有人物报道，也有事件报道，既有现象调查，也有动态新闻。现在的张刚工作室团队，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从选题的先期调研、策划组织，再到具体实施、后期写稿，全由社区记者这个团队来承担，一些大的活动报社编委会都要靠前指挥。

走基层是齐鲁晚报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从新记者的入职培训到记者的业务锻炼，从中层干部的挂职交流到编委会领导考核，走基层必不可少。每年，齐鲁晚报入职的新记者分配到各记者站驻站工作，时间为 3 个月。今年 9 月份，齐鲁晚报组织 2011 届 17名新记者深入济南、青岛、临沂、泰安等地，对长途汽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日照港等一线基层深入采访，撰写了一批反映基层一线工人工作状态的稿件，同时也提高了新记者的业务素质，有利于培养他们扎实的工作作风。齐鲁晚报总部记者定期分批到各记者站锻炼。每月，总部都有记者下站工作，时间都在 3 个月以上，有的长达一年。目前，齐鲁晚报时政新闻中心、经济新闻中心、机动新闻中心、济南新闻中心等部门共有 55 名记者下站锻炼。

（三）社区服务

齐鲁晚报的编委会认为，新闻工作者仅有深入是不够的，我们办报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深入到融入，达到报纸和百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里居民的需求每天都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及时了解这些变化。齐鲁晚报作为一张晚报都市类报纸，要做可读有用的新闻，要在服务上做文章，“张刚大篷车”就是为居民服务的一个良好载体。“张刚大篷车”百期活动，凝结着齐鲁晚报人对社区百姓的深情厚谊，也凝结着齐鲁晚报人的理想和追求。“张刚大篷车”每期活动，都结合当时百姓最关注的新闻展开，也结合百姓的呼声需求去展开，把热点新闻和为民服务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除此之外，报社还创建了大篷车社区网络，在每一个小区设置联络点，方便居民反映问题和困难，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又在济南市各区县设立“张刚大篷车记者流动站”，在100个社区成立“张刚大篷车社区共建联系点”。在未来一年时间里，张刚大篷车团队要联合职能部门，无一遗漏地走进济南市458个社区居委会；建立完善百个社区共建联系点，推行记者进社区轮岗值班制度，社区记者每周至少要有一天时间在社区值班倾听民情民意。同时，还要将“张刚大篷车”这种新闻服务经验，向全省十七个地市推广。

（四）考评制度

齐鲁晚报还在新闻考核评价体系上向调查周期长、采访比较艰苦的报道倾斜。每个部门主任可以就记者在“走转改”活动所写的较好的新闻稿件，报分管领导，经总编辑认定给予较高奖励。为鼓励记者多去基层采访，多写现场稿件，多写反映基层群众工作生活的稿件，齐鲁晚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新闻大赛，鼓励记者转作风、改文风。齐鲁晚报“每月短消息大赛”要求的标准，就是“导语鲜活，叙事直截了当，文字简洁明快，体裁新颖有特色，800字以内”，评奖标准中对基层采访和记者作风、文风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大大鼓舞了记者去基层采访、去现场采访的热情，在一线中发掘了不少好新闻。

当前，“走转改”活动正在向纵深推进，它给中国新闻界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使其成为新闻工作的一种理念、一种机制，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让基层意识和群众观点始终成为新闻报道的不竭源泉和思想动力。为使这项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各新闻单位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继续精心组织实施，同时要结合媒体自身特点，建立完善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机制，推动“走转改”活动成为新闻战线的自觉行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成为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作者朱剑虹系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吴世文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2003年版，第8页。谢静.《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26页。陈力丹.《深度报道的钥匙——记者的新思维》[A].见《陈力丹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0、182页。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2002，(71)：20。Liu，Alan P.L.(1971).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