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尊重史实（共8篇）
篇1：正视历史尊重史实
《青铜葵花》读后感：正视苦难，尊重
苦难
如果人生是破茧成蝶的过程，那苦难就是毛毛虫蜕变时的茧子。
——题记
城市里的“青铜葵花”在太阳下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仿佛在讲述着一个美丽而又残忍的故事，那便是《青铜葵花》的故事。
那一年，葵花六岁。一条大河波浪宽，那湍急的河流，淹没了葵花爸爸年轻的生命。于是，葵花便被青铜一家收养了，从此与青铜以兄妹相称。青铜是哑巴，而且家境贫困，但是面对苦难，青铜从没有放弃过，他靠着一双灵巧的双手，用一颗赤诚、淳朴、火热的心积极面对每一个苦难。即使在贫瘠的干校，在蝗虫吞吃过的大麦地，在一望无际的葵花田里，青铜和葵花，还有嘎鱼，依旧孕育出了友谊、美德、爱的种子，像一朵永盛不衰的花朵，在大麦地的每一个角落蔓延生长。
在那风雨飘摇的小木屋里，为了葵花妹妹能写作业，青铜抓来了许多萤火虫，做了十一盏南瓜灯，那光芒里闪烁着人性的温暖；为了供葵花妹妹上学，青铜编织了一双又一双芦花鞋，床底下那个小木盒里的纸票，每一张都在告诉人们青铜卖芦花鞋的艰难；为了让葵花能在舞台上更加光彩照人，青铜花了半天时间用一个个细冰棱穿成了一条美丽的冰项链，那是一条爱的项链„„青铜对葵花的爱无处不在。青铜，难忘你在暴雨中寻找葵花时匆匆的背影；难忘你为了能让全家人开荤，辛辛苦苦在大河边守上几个小时；难忘你在海边弯腰割草时的气喘吁吁；难忘你为了葵花看马戏让葵花坐在自己的肩上„„青铜，你对葵花的爱体现在一举一动之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它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每一个年代都会有每一个年代的苦难、忧愁、动荡。少年时，对待苦难就有一种风度，长大了才会成为真正的强者。青铜正是因为正视苦难，尊重苦难，才会如此勇敢，如此坚强，才会在苦难面前波澜不惊，用成人都难以做到的镇定对待苦难„„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但偶尔也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小困难出现在我们面前，譬如竞争激烈，学习压力有些大，或是体育不小心扭伤了脚„„这些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困难，常常会阻止我们的上进心，使我们退缩或是绕道而行。现在想想这些困难与青铜、葵花遭受的饥荒、蝗灾等等苦难相比，真是微不足道，退缩或是绕道是多么羞耻！
正视苦难，尊重苦难。毛毛虫在痛苦中拼命挣扎，终于破茧成蝶。如果人生是破茧成蝶的过程，那苦难就是毛毛虫蜕变时的茧子。人只有在苦难中历经磨练，才能不断成长。不要让一块小小的绊脚石把你绊得一蹶不振，亦不要让一个微不足道的苦难阻挡了你前进的步伐。苦难苦难，虽苦但不难，只要你用一颗坚定战胜苦难的心去对待苦难，看似无懈可击的苦难也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篇2：正视历史尊重史实
伯益人物简介
伯益，名益，偃姓，伯为爵称，亦名伯翳、柏翳、柏益、伯鹥，大费。皋陶之子，东夷族首领少昊之后，女祖为黄帝族颛顼之孙，系赵、嬴姓诸国的受姓始祖，虞夏之际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传说，他能领悟飞禽语言，被尊称为“百虫将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早期先民学会了建筑房屋，凿挖水井。西周穆王(公元前900年左右)时，伯益的后裔造父因为替周穆王驾车有功，被赐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北)，造父因此改嬴姓为赵姓，伯益因此被尊称为今天赵姓族人的血缘祖先。
伯益历史记载
伯益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我国先民已经完成了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母系氏族社会已经被父系氏族社会所代替，原始先民的散居正逐步结束，民族开始真正走向融合。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炎帝和黄帝部落与生活在今山东、江苏北部地区的东夷九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伯益就是民族融合的见证。他的父亲皋陶一直生活在黄族的聚居地——大约位于今天的鲁西南地区，而他的母亲则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联盟。
皋陶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传说生于公元前21世纪，青脸鸟嘴，铁面无私。他有一只独角羊，能知道谁是有罪的人，他在审理案件时如遇到疑难，就牵来神羊，神羊便会触碰有罪的人。因此，皋陶被称为是中国司法的鼻祖，和尧、舜、禹三位齐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唐玄宗李隆基也以皋陶是李氏始祖为荣，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皋陶为“德明皇帝”。
伯益主要成就
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可见于《史记》之《夏本纪》《秦本纪》等。伯益不仅治水卓有成就，而且在治水过程中还立下了其他功劳。其一，伯益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当禹在平定洪水后，帝舜赏赐伯益以皂游(一种黑色旗帜)，还将自己家族的女子许配给伯益。此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担任虞官(《尚书·尧典》)，掌管山泽，繁育鸟兽。而伯益的后人，包括费昌、仲衍、造父、处父辈以长于训鸟兽成立于世。其二，传说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经典释文》卷二井卦因《世本》云：“化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这大概与其佐禹治水不无关系，毕竟在长期与水土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易于发现地下水的秘密的。当代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水井的出现恰当与尧舜时期相差不远的龙山时代，可知传说有其根据。凿井技术的发明有重大的意义，在此技术发明之前人们不得不靠近河流定居，忍受河水泛滥的威胁。凿井技术发明后，中国古代北方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各氏族充斥，得以开发。其三，伯益参加平治洪水，也促进了本氏族的发展。据考证，夏商时期的“其氏”便是伯益之族，且其氏的源起，便是与治水密切相关的。
篇3：正视历史尊重史实
7月29日, 铁岭市档案局召开全市编研工作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铁岭“文革”时期历史资料汇编》的编写基本内容、分工和具体要求, 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作任务。铁岭市档案局局长朱英丽、副局长王洪庆、侯尚贵, 档案编研科科长周慧萱, 各县 (市) 、区档案局 (馆) 长参加了会议。
侯尚贵副局长主持了会议, 并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并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更新观念, 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这项工作不仅是我市档案编研工作的有益探索, 更是档案部门为大局服务、为社会服务的重要举措。二要加强领导, 真抓实干, 确保编写工作顺利进行。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挂帅, 做到保证专人、保证时间、保证质量。三要加大力度, 不断推动机制、体制创新。要牢固树立大编研的科学理念, 建设科学的机制体制, 把汇编做成精品, 推动我市档案编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篇4：尊重史实尊重事物本来面目
面对当前不断涌现的所谓“传记文学”作品，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是否敢于和能够直面现实，尊重历史，是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唯心还是唯物的重要分界；是否敢于和能够排除一切干扰，突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类的传统观念，秉笔直书，是对治史者和传记文学作者的重大考验。
我一直认为，传记文学理应是传记的纪实性、可信性和文学的形象性、可读性的统一，而纪实则是它的生命。传记文学不能等同于小说。传记必须纪实，最忌真中掺假；小说则不妨虚构，贵在假中见真。
对已成为历史的人物，的确仍会出现棺已盖而论未定的情况。人们见仁见智，观点看法不同，评价也就不同。但有关的史料本身却是不容增删、修改、伪造的。因此，收集、整理、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可靠的原始资料，是接近真实，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先决条件。据说本书作者为走近和研究二萧，除和萧军保持了九年之久的忘年亲密友谊外，曾研读了二萧的全部创作、书信和所写的各类有关文章，研读了鲁迅的有关书信、日记和对二萧的评论，查阅了二萧友人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并阅读比较了五百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以及左翼文学史料，还对仍健在的熟悉二萧的亲朋好友和知情人进行了多次采访、咨询。这是一项费时、费事、费心、费力的大工程，却给撰写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看出，作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大量资料进行整理、核实、分析、比较，才对二萧的生活和创作历程，包括其中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之点，做出了相对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合理解释。
但评价历史人物，欲求公允，并非易事，我以为必须做到一要唯物，尊重事实，二要辩证，实事求是。鲁迅在这方面的看法和实践，值得重视和借鉴。鲁迅当年在和一些人作笔战时，狭路相逢，短兵相接，难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当人已盖棺，事可论定，鲁迅对之作回顾的审视和评价时，却特别强调要观大体且观整体，看发展并看变化。这就是知人论世的唯物辩证法。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一文中，引用明代顾宪成的一段话说：“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总归于小人。……”看来鲁迅对此议是首肯的，因为他接着说的是：“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这是说论人要首重大体。
鲁迅又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一文中说：“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和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一文中论及陶渊明其人其文的时候又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是说论人固然要首重大体，但也要顾及整体。
那么二萧的大体是什么呢?秋石在本书中重点介绍和评价了二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功绩，在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中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就是二萧的大体。把这作为重点，就明显地和一些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以渲染二萧婚恋、婚变为能事的劣作，如台湾李家的什么《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之类，从根本上区分了真假高下优劣。
不过本书并没有刻意回避二萧的感情生活，相反，对二萧的婚恋以及婚变，都给予了足够的篇幅，而且以确凿的事实阐明了二人间感情的真挚，也真实地分析了由于二人性格上的差异和弱点而造成了二萧分手的悲剧。这不仅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二萧的为人，了解了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他们的影响，同时也反驳了“红颜薄命”和“爱情的杠杆”偏向哪边之类的烂调和不实之词。
人是社会的存在，生活在人际网络之中。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影响主观，人生本身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人的评价是必须注意及此的。鲁迅坚信“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他的不少杂文如《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等，都说明了他评价人物时的发展、变化观。特别是他回忆旧友刘半农的《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和纪念恩师章太炎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二文均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可说是鲁迅评论历史人物，观大体且观整体，看发展并看变化理论的最佳实践。我以为秋石绍介评价二萧，是继承了鲁迅的这一优秀传统的。
二萧于1934年离开哈尔滨经青岛到达上海时，虽然二人的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基本上却都是涉世未深、率真单纯甚至有些幼稚的青年，那时萧军二十七岁，萧红二十三岁。只是在他们结识了鲁迅之后，得到了鲁迅格外的关怀、帮助、指引，以至加意的督促和善意的批评，他们才逐渐真正成长、成熟起来，确定了人生航向，发掘出自身的文学潜力并锻炼了自己的写作能力，终于成为30年代左翼文学坚实的新生力量。
作者深知，在所有与鲁迅交往较为密切的人中，二萧受鲁迅关怀、扶持最多。因此他在本书中详尽描述了鲁迅和二萧、二萧和鲁迅家人般的频繁交往，从1934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年多的时间，几乎占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鲁迅写给二萧的五十三封信，本书中全部刊载录引，由此也可见作者对此事的重视。
从书中可以看出，也正是由于鲁迅的重视和支持，亲为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并编入“奴隶丛书”，使两书于1935年继叶紫的《丰收》之后出版；因真实反映了我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鲁迅筹划译介到国外，又立即引起世界反法西斯进步文坛的瞩目。
萧军最早发现了萧红的才华，并引她走上了文学之路。他自己又是在萧红的督促、安慰和鼓励下，修改完成了《八月的乡村》。本书对二萧以《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为代表的创作历程和成就，并对此前此后二萧的创作，做了相当详尽的绍介，同时也论证了胡风的评价：萧红是凭借自己的才华亦即个人的天才和感觉进行创作，而萧军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萧红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而萧军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
抗日战争爆发，二萧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二人合少离多，又因缺少了鲁迅严师慈父般的耳提面命，二人间的同隐异显，日益浮现。以至先后说出了“我们分手吧!”这样的话，终于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导致了二萧的婚变。
关于二萧的婚变，是众多作者论者热衷的话题，对个中因果各有揣测。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其主要原因则是二人性格上的差异。依据作者在本书中引用的材料和所做的解释，可以看到如下的反差极大的对比。对比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多愁善感，一个坦荡豪爽；一个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一个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一个是性格孤傲、固执而又懦弱，一个是心胸开阔，乐观无畏，斗志坚强；一个写作出手颇慢，一个是“有窝就下蛋”，坐下来就能写出文章。再对比萧军和萧红：一个是血性汉子，一个是“长不大”的女郎；一个是务实，一个是太浪漫又太空想；一个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一个是不善于调节自我心态和周边环境，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主张。而当日寇入侵大敌当前的时候，一个是性格文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一个是作风粗鲁，一心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描绘了二萧各自的鲜明个性。特别是对萧红的复杂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使我想到鲁迅说的女性只有女儿性和母性，妻性是逼出来的(大意)。看来萧红的确是富有女儿性和母性，而少有妻性的。
性格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和弱点，扰乱着二萧整个的婚恋过程。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看来不管有没有第三者的出现，二萧的婚变终归难以避免。我以为作者的这一描述是有说服力的。
然而作者却又认为二萧之间的爱情是真诚而真挚的，甚至可说是至死不渝的。他引用材料说明，萧红于1941年冬卧病香港和弥留时，一再念叨的只是萧军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军于次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发言说：“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鲁迅、萧红)都离我而去了。”我以为这一看法也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写三四十年代的萧红和萧军，从二萧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不过关于战前上海特别是当年的左翼文学运动，较之后来的抗战和抗战文学活动，有着更加详尽的记述。对萧红逝世前一二年的记述则略显匆促。有些引文未说明出处，也是令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但这本书是有它的学术价值的。我想以几句话概括我读本书后的感想和看法，那就是：
材料充分，唯物辩证。尊重历史，求实求真。既传二萧，亦传鲁迅。
篇5：正视历史尊重史实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 具有真实、具体、生动、感人的特点, 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在德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而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卓有成效地进行德育呢?笔者就此作粗浅探讨。
一、利用祖国悠久、灿烂 的文明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硕果累累,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利用相关史实去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如讲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时,可以引用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培根的评价:四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况;没有一颗星星能比它们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了。又如,讲到万里长城时,为了突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可以加入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由人力完成,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十分艰难。它融汇了古人的智慧、意志、毅力以及承受力。让学生从中受到感染, 产生共鸣。
二、利用历史杰出人物事 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革 命传统教育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所有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哺育青年的沃土。如古代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保卫黑龙江流域等,这些都可成为教育学生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极好素材。又如,陈玉成面对敌人的刺刀,高呼“大丈夫死则死耳, 何饶舌也!”,表现了他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再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为了变法的成功而率先垂范,笑对死亡。还有黄继光胸挡枪口,牺牲生命;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为国捐躯等。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都会使学生为之动情,利用好这些生动、感人的素材,必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激励广大中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
三、利用历史上的反面人 物、史实对学生进行价值观 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既颂扬英雄人物,又贬斥丑陋角色。在讲到反面教材时,我们不妨用对比教育法,使丑的更丑,美的更美,也让学生在对比中分清美丑,明辨是非,从而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讲到岳飞抗金时,引导学生把岳飞和秦桧这对正反人物活动进行对比,岳飞的精忠、英勇和秦桧的卖国、可耻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学生从对比中受到岳飞精神的感染,从而抛弃秦桧那种千夫所指的价值取向。又如,讲到《南京条约》中清政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时,联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现实,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从而使学生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利用历史中“法”的 演变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历史教材中多处明显提到法制,我们要善于捕捉,让学生对法的沿革及其实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从而受到法制教育。在历史教材中,中国史部分最早提到“法”的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此后,有更严酷的秦法。汉朝的刘邦更是主动守法,与民“约法三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并领导了后来的护法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法”更加重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为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而奋斗。世界历史教材中, 也不乏“法”的例子,如《汉谟拉比法典》,成为奴隶社会法制的典范。通过学习,让学生懂得法的作用、法的本质, 帮助学生形成法制观念,并最终自觉守法,这对于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是大有裨益的。
篇6：研究抗战史必须尊重史实
美械国军远不及美军
平可夫“能赢”的论据是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击溃日军第十八、五十六两师团，重创第二、三十三两师团；3月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作者)在湘西会战中歼日寇2万，收复湘西全境，日军从此转入消极防御。文中他承认，上述胜利是在美国空军大力支持下取得的，这又怎么能算独力赢得抗战?
平可夫认为，如果老蒋在1945年5月，集中五大主力共30万人的美械师团，在美国海空军强力支援下挺进东北，定能击败70万关东军。他以为国军美械师的火力机动力与美军相同，远超过日本关东军。由此可见平可夫对这段军事史的无知。
事实上，号称国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整编七十四师和十一师，各3万余兵力，只有12门一O五毫米榴弹炮，36门七十五毫米山炮及一二百门迫击炮，机动车300辆。反观美军，一个师则有72门一五五毫米榴弹炮，120门山炮、野炮，更有150辆坦克，3800辆卡车、吉普，完全摩托化，弹药配备比国军强10倍以上。就是这样一支美军同日军在太平洋逐岛争夺时还伤亡惨重。
平可夫设想美军护送国军航渡几千公里从中国西南海运到东北登陆，并没有考虑到途中的台湾、大陆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都还被日军占领，这样做等于要美军从关岛直接运兵登陆东京，而全不顾及后勤补给和防空反潜的艰巨性，有如“愤青”写网上科幻小说那样轻松。
平可夫也懂得东亚大战的主角是美国，目标是东京，中国东北根本不在华府的太平洋战略考虑之列，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早把中国东北划入苏军战域。他如此假设实在太离谱。
苏军未敢小视关东军
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是因为当年中国政府和军民忍受极大的痛苦和民族牺牲，奋力抗击日寇，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平可夫离开历史事实，过分夸大中国军队在反日战争中的作用，甚至以为国军可以担任主力打败在大陆的日军。如此妄自尊大，不但歪曲历史，徒增笑柄，还会误导国人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盲目自大，幻想超乎国力的许可，挑战力不能胜的假想敌，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
平可夫以为关东军只是“三流的封建军队”，仅有的68万兵力中还包含平民，所以断定中国能独力收复东北。其实，1945年8月初，关东军还拥有24个师团，9个旅团，另加2个坦克旅团，1个航空军，共75万正规军。再有伪满、伪蒙军17万，驻朝鲜日军20多万也归关东军指挥，对抗苏军的兵力近120万!虽因1000多辆坦克及飞机已大半南调，新兵充斥，关东军战力减至全盛时期的1／3，远不及苏军，但仍比国军要强。
苏军为了迅速攻占满洲，秘密调集88个师，总兵力达到158万人，火炮26000门，坦克及自行火炮5500辆，战机3400架，对关东军形成绝对优势。平可夫认为以国军30万美械师为主力就足以独占东北，殊不知苏军使用相当于国军两倍多的精兵，10倍火力，仍然遭到日军顽抗，损失惨重。
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中心据点，日军一个加强营依靠坚固工事，顶住数千吨炸弹和大口径炮的狂轰滥炸，血战到天皇宣布投降后的第11天，苏军杀光一千八百日本守军才占领虎头据点；在强攻牡丹江的战役中，苏军阵亡10000多人。须知困兽犹斗，此时的关东军仍不可小觑。
美军不敢径取东北
60年前的8月6日，美国第一枚原子弹把广岛夷为平地。原定于8月11日攻击东北日军的苏军，奉命提前于8日深夜12时行动。美国此时已经知道，即使苏军不进击，天皇也得投降，但为何美军全无进攻东北的计划呢?此中有政治原因，也有军事原因。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血战数年，双方损失惨重，估计在登陆日本的决战中，300万日军会顽抗到底，起码会杀伤100万美军，而且日本还有若本土战败即迁都满洲继续作战的方案。为避免伤亡，美国在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力请苏军在欧战结束后回师攻占中国东北。
苏军攻打东北有极好的地利条件：可从东、北、西三个方位作向心攻击，100多万精兵、几千辆坦克、上万门火炮，都能从铁路迅速调往前线。日本关东军的核心重镇沈阳和长春三面受敌，不能分兵把守，只好重东轻西，企图靠大兴安岭的天险阻碍苏军机械化大兵团突击。不料苏军工兵仅用三天就成功地开路搭桥，把第六坦克集团军送过大兴安岭，直扑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一夜急驰180公里，逼近长春城下，把南北满日军分割包围。
如果由美军打东北，几十万精兵只能从辽东半岛登陆，沿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逐个城市展开强攻。这样一来，日军就能集中兵力正面阻击，并可从朝鲜及关内增援，处处袭扰，缺乏穿插迂回余地的美军就像在太平洋逐岛进攻一样，步步都要打硬仗，战斗难免旷日持久，每天消耗几千吨油料、粮食，弹药要靠海运，几千里运输线处处受日本海空军威胁。这种违反基本军事原则的计划，当然不会被久经战阵的美军将帅所接受。
优胜的战略进攻，应是用最低成本，收到最大战果。美苏东西夹击，使日本首尾不能相顾，是最佳选择。由美军单独分兵打东北，则是隔靴搔痒。平可夫关于派中国兵收复东北的假设，真是匪夷所思。
充分估计“困兽”的战斗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的热潮渐退，可歌可泣的专著、气壮山河的文章车载斗量，却很少见到反思的文字。为何小小一个日本，人口只有中国的1／7，国土仅是苏联的1／56，国民产值不过美国的1／5，竟敢四面树敌，先后独力挑战中、美、苏三大国?
这从1945年松山之战可以找到答案。松山在云南省西部龙陵县怒江西岸，日寇的松山炮群完全控制西岸滇缅公路几十公里路段。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是全美械师，配备山炮、火箭筒、冲锋枪、战防炮和火焰喷射器的一个营集团冲锋，几十分钟就被日寇凭借坚固工事中的交叉火力击溃，伤亡达八九成!血战半个月，二十八师损失3000多人，逃亡数千人。换上精锐的第八军，动用30架B-29“超级空中堡垒”投下重磅炸弹，松山表面阵地被炸翻了几遍，但是，几十天的集团冲锋还是进展缓慢，尸体堆满山头。
原来，日寇早有挨炸的准备，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征集泰国、缅甸民工，在工兵团指挥下把松山挖通，连大口径榴弹炮也拖进地下工事，每个步兵都有散兵坑和战壕，不怕炮轰。河边总司令曾用500磅炸弹试炸永久工事，地下兵员和炮火一样能生存战斗，电话通信无阻，弹、粮、水源可支持半年。
美军的空中优势，国军的重炮火力，远征军的拚死冲锋，都攻不破日寇的“地下马奇诺防线”，最后是第八军副军长李弥运用妙计，挖地道直通松山山顶指挥部，用10吨烈性炸药掀起了山头，乘日寇被震得七荤八素时发起总攻，才全歼守敌1300多人。松山血战，国军殉难者六千余名。这个“惨胜”正是中国抗战的缩影。日寇让我们懂得：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不够的，掌握制空权和10倍炮火也未必能打赢敌人。
篇7：正视历史尊重史实
一、“素纱禅补衣”与“素纱单衣”
人民版必修2第12页 (2009年版, 下同) 和人教版必修2第9页 (2007年版, 下同) 选用了同一件著名的纺织品文物的图片 (见图1) , 但文字说明却分别标注为“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补禅衣”和“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那么, “补禅”和“单”是否通用?谁对谁错?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笔者发现, 这件文物出土造册时就命名为“素纱补禅衣”, 而不是“素纱单衣”。
1972年, 在长沙市东郊浏阳河旁, 考古队员发现了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墓中安卧着一位形体完整、全身润泽、皮肤仍有弹性、沉睡了2000年的女子。她就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辛追。
“素纱补禅衣”是辛追的随葬品, 当这件衣服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 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惊呆了。用马王堆汉墓的主要发掘者、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的话来说, 素纱补禅衣“薄得让人难以置信”, 它衣长128厘米, 通袖长190厘米, 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 交领、右衽、直裾, 边缘为几何纹绒圈锦, 素纱丝缕极细, 共用料约2.6平方米, 重仅49克, 还不到一两, 是世界上最轻、最早的印花织物。
这件文物出土造册时之所以命名为“素纱补禅衣”, 是从材料品类和形制特点两个方面着眼的。“素纱”是说制作衣裳的材料是没有染色的白纱。“补禅衣”是指无衬里的单层衣, 这在古代文献中是有据可循的。《释名·释衣服》中记载:“补禅衣, 言无里也。”《说文解字》说:“补禅, 衣不重也。”《礼记·玉藻》:“补禅为絅红”, 东汉郑玄注曰:“絅红, 有衣裳而无里。”
从表意的角度说, “补禅衣”与“单衣”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宋代的《集韵》就直接把“补禅”通作“单”。应当说, 人教版的化繁为简更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识读 (“补禅”是个生僻字, 以致于许多人误以为是“禅衣”) 。但从历史学科的严谨性说,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还是用其本名更为规范。事实上, 这件文物一出土就被命名为“素纱补禅衣”, 在湖南省博物馆该展品旁的介绍文字和涉及该文物的绝大部分专业资料中也使用这一名称, 比如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栏目, 朱绍侯编著的《中国古代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说, “素纱补禅衣”比起“素纱单衣”一名更能展现“薄如蝉翼, 轻若烟雾, 举之若无”的国宝级文物的厚重历史感。
二、“花机”与“花楼机”
与上例相似, 人民版必修2第13页与人教版必修2第10页均选取了同一幅图片 (见图2) , 对图中织机却分别标注为“花机图”和“花楼机”。那么, 图中织机应该称为“花机”还是“花楼机”呢?
图2反映的是中国古代的手工提花织机, 简称花机, 因机上有花楼, 也有称之为花楼机, 两个名字是通用的。据《西京杂记》记载:“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 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 霍显召入其第, 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 六十日成一匹, 匹值万钱。”[1]这是关于中国手工提花织机的最早记载。经汉唐时期的发展, 至宋元时期, 手工提花织机已经定型。明代提花织机的结构更为完善,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其结构作了详细说明, 并附有图片。今天, 织造蜀锦、云锦依然还在使用这种人工提花机, 它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版本教材中的“花机图”选自《天工开物》, 在该书中, 图的题头就叫“花机图”, 文字部分说:“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 隆起花楼, 中托衢盘, 下垂衢脚 (水磨竹棍为之, 计一千八百根) 。对花楼下掘坑二尺许, 以藏衢脚 (地气湿者, 架棚二尺代之) 。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机末以的杠卷丝, 中用叠助木两枝, 直穿二木, 约四尺长, 其尖插于筘两头。”[2]笔者以为, 人教版用“花楼机”的名字并不能算错, 但既然这幅图有明确的出处, 还是用原图的名字“花机”比较好。
三、五大名窑何所指
人民版必修二第15页说:“唐宋以来, 各地瓷窑所产瓷器各具风格。河北定窑、河南钧窑、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陕西耀州窑等名窑以其产品的质量名闻天下。”这种叙述造成了学生的困惑, 有学生专门找笔者询问———这五座窑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大名窑吗?
人教版必修二第9页说:“宋朝有五大名窑, 即定窑、汝窑、哥窑、官窑和钧窑。定窑在河北曲阳……汝窑在河南宝丰……哥窑相传在浙江龙泉……官窑在河南开封……钧窑在河南禹州……”显然, 人教版提到的是五大名窑的规范说法。人民版只是介绍了一些著名的瓷窑, 并没有称其为五大名窑, 但因数目恰恰是五个, 造成了学生的误会。
据学者考证, 宋代几大名窑的说法, 可能始于明代宣德年间, 当时为宫廷编制藏器目录的《宣德鼎彝谱》中关于宫廷用器的记载中说:“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3]柴窑据传是周世宗柴荣的御窑, 但至今没有发现其窑址和实物, 存在与否无法确定。另五座窑在明清时期被人们冠之以五大名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 前后不足20年, 因烧制时间短促, 传世品稀少, 弥足珍贵, 宋代就有“汝窑为魁”的说法, 明清品评五大名窑时将之排名第一。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 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 人们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 面积约25万平方米。汝窑以青瓷为主, 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 胎体较薄, 釉层较厚, 有玉石般的质感。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 是一个暂时没有发现窑址的瓷窑。大观年间,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 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 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居多。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 十分珍稀、名贵。
钧窑之名未见于宋代文献记载。关于钧窑早期的历史也还不清楚。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 (时称钧州, 故名钧窑) 。钧瓷分两次烧成, 第一次素烧, 出窑后施以釉彩, 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 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 称为“窑变”。烧成后, 钧瓷颜色千变万化, 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 灿若云霞, 所谓“入窑一色, 出窑万千”。
哥窑也不见于宋人记载, 确切窑址至今也没有发现, 是我国陶瓷史上的又一大悬案。有专家认为, 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由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也有人认为哥窑在浙江龙泉。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 俗称“开片”或“文武片”。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 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 故有“金丝铁线”之说。
定窑为民窑, 主窑址在河北曲阳。定窑以烧白瓷为主, 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 瓷质细腻, 质薄有光, 釉色润泽如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曾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 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可能是五大名窑的历史还有很多疑问不能解答, 人民版教材就没有专门提及五大名窑, 而给出了目前能够确定的河北定窑、河南钧窑、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陕西耀州窑等著名的瓷窑, 这些窑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在烧制民用瓷器的同时, 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
四、启示
1. 开放的视野和质疑的精神是历史教师的必备素质
从学科性质上看, 历史学科既有求真求是的客观性, 也有主观解读的人文性。对同一个历史事件, 观念、立场的不同会形成截然相反的结论, 以“一家之言”实施教学只会使历史认识变成教条, 致使学生无法培养的辩证思维, 更遑论从中汲取历史智慧了。历史教师只有具备了开放的视野, 充分借鉴不同版本教材的不同说法, 深入了解史学研究新成果, 具有对教材的疏漏和分歧敢于质疑的精神, 才能真正做到“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也只有跳出教材, 以一种更加理性、开放的眼光审视教材, 才能更好地借助其他资源弥补教材的不足, 使教学活动更加灵动, 富有生命力。
2. 教材的疑点和分歧是学习探究的绝佳素材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尊重历史, 追求真实”“培养探究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基本理念。教师发现教材的疑点和分歧后, 可以利用它们组织学生学习探究, 寻找答案。在学生心目中, 教材一直是权威的代名词, 对之发起挑战, 会产生良性的信息刺激, 让学生精神一振, 很好地调动学习积极性, 并养成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的求真精神和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晋]葛洪辑, 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译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明]宋应星著, 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57) .
篇8：论历史教学中如何教学历史史实
一、对历史史实教学时,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把学生“带”进历史时空,把他们的思维拉回到历史事件,回到历史场景中,回到历史人物身边,与其同呼吸共命运,使学生如身临其境,身置其中,仿佛亲身经历了历史事件,仿佛亲眼目睹了历史人物,不经意间也成了那个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这就是要善于“带学生走进去”。试想,如果我们能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真能把学生“带”进历史的时空,那将会使枯燥的历史知识生动起来,使死气沉沉的历史事件鲜活起来,使离我们遥远的模糊的历史人物走近我们,清晰起来,甚至能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笑貌,这样的历史教学不单调,不乏味,学生一定不会厌烦,头疼,不感兴趣。所以在教学中,要针对初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尝试运用多种方式方法,使用多种手段把学生“带”进历史时空。
其一,运用生动的语言,逐渐把学生的思维拉进历史。这要求教师一定要精心组织语言,事先精心策划,运用心理学知识,能真正用话语打动学生,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维能跟着你语言描述的历史画面前进。
其二,运用历史图片或有针对性的历史图画,在教学中,借以渲染气氛,使学生如身临其境,感受到真实的历史。
其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电视,录像,多媒体等播放历史影片,历史人物的活动,电视剧片段,这是“带”学生进历史时空最为有效也最直接的手段。需要教师注意的就是在使用历史影片和电视剧的时候,一定要结合教材,有针对性的选取材料,不能因此而把历史课上成“看电影或电视”课,那样“喧宾夺主”有违使用此手段的本意。使用历史影片和电视,是为了渲染课堂气氛,起到“带”学生的思维进历史时空的目的即可,针对教材该拓展的就大胆拓展,该简略的就勇敢简略,要特别注意材料的取舍,自己要把握好分寸,进行有针对性的剪辑,然后再把它带到课堂。
其四,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的角色。历史是人的活动史,历史是人物活动的结果。历史就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让学生扮演历史人物,演历史剧,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从而深刻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利用这一方式“带”学生进历史时空时,教师要注意结合学生的个性差异,结合课堂环节的安排,适时把握和驾驭课堂,既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注意适当的调控,真正使课堂成为一个动态生成的师生生命共同发展的过程。
二、在把学生“带”进历史时空,充分了解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下一步关键的就是要善于把学生从历史时空“领”出来,从今天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便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读史以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说到底,任何教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尤其是历史,让学生从历史事件中和历史人物身上,学到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的东西,能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正确评价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让学生学会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从中得出对我们有价值的知识,比学会历史史实的相关知识更重要。所以,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思维走向,运用适当的方式适时地把学生从历史时空“领”出来,然后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这是历史教学更为重要的任务。
如何把学生成功地从历史时空“领”出来,让他们的思维回归到阳光灿烂的现实?可尝试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顺其自然法。就是历史事件的叙述,当叙述完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时,然后自然而然地询问学生:你如何看待这件事?你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你从这件历史事件中学到了什么?你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学到了哪些?这样学生自会非常积极地进行思考和讨论,然后教师再加以适当的提示和指点,引导学生的思维,即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戛然而止法。当教师带领学生在历史时空游历到一定程度,到了某个历史事件的发展或某个历史人物命运的紧要关头,学生的情感已完全被调动起来,十分投入的时候,猛然停止,让课堂出现一个短暂的“静寂”,使学生的思维一下子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仿佛电视画面的猛然停顿,激起学生的巨大的感情冲击波,“此时无声胜有声”,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第三,时空置换法。教师有意识地运用语言或文字把学生的思维进行置换,从古代置换到现在,仿佛拉动特定的镜头一样,适当的时候把它拉近,适当的时候再把它拉远,在远和近的比较中让学生品评历史,感悟历史。
第四,心理暗示法。无论怎样运用多种手段把学生的思维拉进历史时空,但学生的潜意识实际一直还给他一个暗示:那就是他们是在阳光明媚的现实中。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呀善于观察学生心理的变化,当学生对某一个历史事件了解到一定程度,要运用适时的心理暗示,对学生进行启发,要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教师的启发下,让学生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评价。
第五,运用评价法。对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古往今来有许多人对它们进行过评价,在教学中,在适当的时机,列出这些评价,由此引发学生对它们的科学看法,激发学生的探讨评价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