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2024-04-26

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精选8篇）

篇1：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沙河派出所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构建和谐民族连队

近日来，沙河派出所针对本辖区五团民族连队，年终因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引发的干群纠纷、劳资纠纷增多，家庭矛盾突显的实际，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牢固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思想，大力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努力构建和谐连队。

在人民调解方面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连队干部、治安员和“十户长”的作用，及时发现矛盾，迅速妥善化解矛盾，必要时派民警协助调解，提高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和质量；在行政调解方面公安派出所民警担任调解的主持人，必要时请连队干部或群众协助公安民警调解矛盾纠纷；司法调解以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为主进行，必要时公安民警和连队干部及群众协助调解，努力做到法律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提高调解的质量，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调解，都要以构建和谐连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且要依法进行。

11月份以来，沙河派出所协助连队党支部调处矛盾纠纷6起、公安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起、协助师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调解1起，受到辖区党支部和群众及法院同志的好评。

通联：农一师阿克苏垦区公安局沙河派出所作者：杨慈明 *** 099723501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10）农一民终字第 12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男，维吾尔族，1964年5月25日出生，农民，住农一师五团玉尔滚民族分场1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阿扎旦姆〃吐地，女，维吾尔族，1980年5月15日出生，农民，住农一师五团喀拉玉尔滚民族农场4队。翻译沙吉古丽，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上诉人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因离婚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2010）阿克苏垦民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与被上诉人阿扎旦姆〃吐地及翻译沙吉古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阿扎旦姆〃吐地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2005年8月24日在农一师五团民政科登记结婚。2006年8月6日婚生一女，取名阿依孜巴〃艾拜。2009年5月原告阿扎旦姆〃吐地因看病问题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发生争吵，此后搬回到自己父母家居住，经多方劝说，至今仍不肯搬回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共同生活。另查明，双方共同财产摩托车一辆价值约500元。2009年原告阿扎旦姆〃吐地向自己亲属借款3600元用于看病。双方结婚时原告阿扎旦姆〃吐地的陪嫁物品大部分由原告拿回自己母亲处，另有少部分在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处。2010年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贷款10 000元用于生产经营。庭审中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明确表示放弃分割共同财产摩托车价款800元，放弃分割20亩地，放弃让被告支付生活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相关票据予以证实。

原审认为，原告阿扎旦姆〃吐地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于2009年5月发生争吵后，原告阿扎旦姆〃吐地就搬自己父母家居住，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分居至今，致使夫妻感情破裂，据此，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婚生女儿阿依孜巴〃艾拜年龄尚小，由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抚养为宜，原告阿扎旦姆〃吐地要求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每月支付女儿生活费120元的诉讼请求也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的实际收入相符，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搬回自己父母家的陪嫁物品归原告所有，其余在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处的陪嫁物品归被告所有。原告阿扎旦姆〃吐地自愿放弃分割共同财产摩托车价款800元，放弃分割20亩地，放弃让被告支付生活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属原告自愿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本院应予准许。原告阿扎旦姆〃吐地在婚姻存续期间为治病借债3600元，属夫妻共同债务，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应承担50%，即1800元，此款可支付给原告由原告负责偿还。由于原告阿扎旦姆〃吐地2010年未参与20亩地的生产经营，故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2010年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10 000元，可由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自行偿还，经营收入亦应归被告所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

一、准予原告阿扎旦姆〃吐地与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离婚；

二、婚生女儿阿依孜巴〃艾拜由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抚养，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自本判决生效的当月起每月支付女儿生活费120元，至阿依孜巴〃艾拜十八周岁止。

三、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搬回自己父母家的陪嫁物品归原告所有，其余在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处的陪嫁物品归被告所有；

四、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支付给原告阿扎旦姆〃吐地1800元，用于偿还原告阿扎旦姆〃吐地治病所欠债务，此1800元由被告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五、驳回原告阿扎旦姆〃吐地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宣判后，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不服，以“我们感情没有破裂，婚前、婚后感情都很好，原审判决离婚是不正确的”为由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不准离婚。

被上诉人阿扎旦姆〃吐地没有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上诉人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与被上诉人阿扎旦姆〃吐地和好。

二、上诉人艾拜都拉〃艾麦尔拉一次性返还艾麦尔拉与被上诉人阿扎旦姆〃吐地母亲欠款2000元（当庭给付）。三、一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被上诉人阿扎旦姆〃吐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由上诉人艾拜都拉〃艾麦尔拉负担。

本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周莎莉代理审判员苟振强

代理审判员李俊锋

二0一0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张婕

篇2：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江干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多元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经验

江干区是杭州5个老城区之一，面积105平方公里，辖4个街道、4个镇，108个社区、14个村，户籍人口32.8万。说到江干，在社会管理上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市场多，现在还有各类专业市场57家，每天的人流量和物流量都很庞大。二是流动人口多，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就有34万，超过常住人口。三是征地拆迁多。杭州正在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跨越发展，钱江新城、城东新城、地铁一号线、东站枢纽、丁桥新城等一大批国家、省市重点项目都在我区范围并涉及到我区大量的征地拆迁。近年来，我区在城市化推进中立足于主动预防，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推进社会稳定工作从积极应对向有效防范转变、矛盾化解从集中化解向常态化解转变，使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确保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全区的社会稳定。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科学决策，在主动排查预防上下功夫

1、风险评估在前。区委、区政府在重大项目、重大决策实施和出台之前，对征地拆迁、市场提升改造等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以召开座谈会、走访调查、部门会诊等形式进行风险评估，全面分析在实施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较好的预防和减少了各类矛盾纠纷和重大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2、超前介入为先。建立了“三层三方”信息研判机制，在区级层 1

面，建立由区信访联席办、区维稳办、区公安分局和事发地构成的信息研判机制；在街镇层面，建立综治信访、派出所、社区（村）联合研判会商机制；在社区村层面，建立社区村负责人和治保主任、社区民警联动协商机制。通过研判会商，矛盾纠纷的规模和性质得到有效控制。

3、群众利益至上。制定了《社区居务公开制度》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健全村两委联席会议、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保障居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推行集体合同、工资协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严格落实领导接待日和首问责任制，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办好“12345”区长公开电话，“12345进社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坚持整体联动，在构建工作格局上出实招

1、基础平台构筑好。依托街道（镇）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和社区（村）综治工作站，采取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滚动推进的方法，全方位、多层面地“拉网式”排查“热点”、“难点”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久调不决的征地拆迁、市场经营管理、企业欠薪等矛盾纠纷和群体性矛盾纠纷。

2、基层网络健全好。高度重视调解组织网络的建设，积极吸收具有群众基础、法律素养的人才加入调解员队伍。目前全区各级调委会共有197家，人民调解员共999人，其中街镇调委会8家，调解员70人，村居调委会118家，调解员667人，企事业调委会69家，调解员257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调委会2家，调解员5人。

3、防范预警实施好。坚持预警在先、教育在先、控制在先、调解在先的原则，建立了社区（村）每半月一次、街镇每月一次、全区每季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在经常性排查的同时，还根据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围绕重点人、重点事、重点时期开展集中排查，确保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2007年来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5352件，调解成功5350件。

三、坚持创新引路，在多元化解矛盾上创新意

1、警民联调节约资源。长期以来，群众在遇到突发性纠纷后，往往习惯于向110求助。然而，根据有关调解条例，公安机关已经受理的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不得介入。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大量警力投入到民间纠纷的调解中，而人民调解却没有充分地发挥能量，也使得群众解决纠纷的行政成本大为增加。我区在杭州市率先建立了警民联调中心。自警民联调推行以来，共调处警民联调案件1494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诉前联调减少诉累。2009年，区法院按照区委关于建立“大调解”体系的要求，成立“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工作室至今共办结案件2100余件，调撤率达74%。2010年调解工作室积极尝试在辖区四个街道建设覆盖49个社区的调解服务网络。同时，朱学军受聘杭州电视台“和事佬”栏目，深入纠纷一线参与电视调解，被市民评为杭州市首届“十大金牌和事佬”。

3、民间联调发掘民力。根据市、区推进社区（村）“和事佬”协会工作要求，2009年至今，我区共成立“和事佬”协会108家，“和

事佬”人数达 2096人，累计调解纠纷876起。我区在九堡镇成立了“老娘舅之家”，为人民调解员提供学习交流、疑难会诊、学术探讨、课题调研、听证观摩的平台。目前 “老娘舅之家”已帮助基层调解员解决疑难、重大纠纷25起。

4、专业联调破解难题。在开展“律师进社区”工作中，我区根据各社区经济发展状况、人员构成、地理位臵、法律需求等因素，将现有社区分为老小区型、撤村建居型、新建商品房型三类，派驻不同特长的律师进驻，最大限度地发挥律师特长。该项工作开展以来，律师值班1750人次，解答法律咨询达2228次，出具法律意见书12份，化解矛盾纠纷92起，实现了“民有所求，律有所为”的共赢目标。

四、坚持完善制度，在工作机制建设上求长效

1、建立了牵头抓总统揽机制。发挥区委政法委（维稳办）、区信访联席办的牵头抓总、指挥调度的作用，牵头开展了“矛盾纠纷化解月”活动，集中全区力量，区、街镇、村社三个层面的化解率均达到预期目标，彻底化解了因凯旋路征拆进京上访的谢某、范某，因运河综保工程行政强迁进京上访的章某、金某，因东站枢纽工程拆迁进京上访的陈某。

2、建立了综合预警联调机制。在各街道、镇建立150人的维稳信息员队伍、30人的应急处臵队伍、20人的信访维稳劝返队伍，通过开展走村访户、宣传政策法规、排摸不稳定信息、疏导化解矛盾纠纷和预测社情民意动态等活动，加强对不稳定因素的掌握。同时，积极发挥维稳办的预警预告、综合协调作用，加强对基层组织和指挥部执法

组的工作指导和协调，定期召开稳定形势分析会议，研究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处臵工作。

3、建立了应急处臵联动机制。建立了维稳、公安、信访应急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引发的不稳定事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臵。在区维稳、信访、公安三家联动的基础上，街镇一级形成综治委、派出所、信访科联动，村社一级形成治保主任、调解员、巡访队员联动。先后妥善处理了文晖铭苑变电站建设、草庄火灾事故、景华中学建造围墙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4、建立了重点专案经营机制。巩固和发展化解不稳定因素的好经验、好办法，正确运用法律，对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采用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的方法化解，全力破解矛盾纠纷利益群体的串联现象，先后化解应某某、张某某等多起积案，成功处臵近年来影响较

五、收获与体会

我区坚持多元化理念，注重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采用全新思路，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有以下四点体会：

1、在于抓早抓小，靠前化解。我区坚持条块结合，开展全方位、多层面“拉网式”专项排查。充分发挥街道、镇民情联系机制作用，通过分片走访、入户调查、召开座谈会，确保不留排查盲点和死角。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遂一分析研判，按突出程度和问题性质分门别类进行化解。我区还主动邀请国家信访局接访司有关负责人到我区下访调研，联合接待征迁信访群体代表，达到了宣传政策、教育群众、畅通渠道的预期效果。

2、在于各级联动，群策群力。近年来，属地镇街和有关部门对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按照“固定领导、固定班子、固定精力”的要求，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办法，抓好不稳定因素的化解工作。维稳办、信访局、公安分局的“三驾马车”作用有效发挥，协同作战的氛围更加浓厚。

3、在于创新办法，细致工作。坚持把能化解的化解、暂且难以化解的缓解、一时难以缓解的想方设法予以稳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一些久调不解的矛盾纠纷，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会商化解方案。对一些历史积累、负面影响不大的个性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经济补偿、救助的方式实现了息诉罢访。

篇3：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一、行业基本概况

(一) 散装水泥持续增长

截止2015 年8 月, 全省散装水泥供应量为3207.58万吨, 增加129.89 万吨, 同比增长率4.22%, 散装水泥率为64.83%, 已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上半年预拌混凝土实际产量3430.02 万立方米, 增加208.32 立方米, 同比增长6%。实现综合经济效益20.63 亿元。

(二) 砂浆行业初显端倪

近年来, 我省预拌砂浆推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全省砂浆行业有5 家企业正式投入运营, 1 家企业生产设备正在安装调试。福州、厦门、龙岩、三明、南平已建成砂浆企业, 产能由2013 年的155 万吨提高到285 万吨。

(三) 配套能力不断增强

全省散装水泥供应能力5382.1 万吨, 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供应能力17 832 万立方米。拥有散装水泥发放库460 个, 散装水泥中转库202 个, 散装水泥固定接收库817 个, 流动罐1797 个, 散装水泥专用火车260 节, 专用船舶4 艘, 专用汽车1084 辆, 搅拌运输车6424 辆, 泵车1630 辆, 移动筒仓40 个。

二、主要工作

(一) 强化部门联动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 我省沿海地区散装水泥中转站发展迅速, 总量规模不断扩大, 盲目扩张、违规搭建的现象比较突出, 从而导致中转能力过剩、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对散装水泥中转站企业的监督管理, 遏制散装水泥中转站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中转能力盲目扩张, 提高散装水泥质量, 保障建筑工程安全, 促进散装水泥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15 年以来, 我们对项目备案、环保审批、工商登记、供地手续、安全生产、产品质量、中转能力、再次包装等情况逐一进行登记造册。联合省发改委、环保厅等十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清理整顿和规范管理散装水泥中转站的通知》的清理整顿意见, 历时5 个月组织开展了专项联合检查, 对37 家企业分门别类逐一提出了处理意见。其中有5 家企业受到撤销备案处理, 28 家在环保方面存在问题的企业分别受到了停产整顿和行政处罚, 16 家企业追缴散装水泥专项资金。通过这次清理整顿, 进一步规范了中转库经营秩序, 确保了我省散装水泥市场健康发展。

(二) 发挥互联网作用推行网上行政给付

为进一步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工作,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有效防控廉政风险, 省经信委确定将我办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行政给付项目, 作为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的试点项目纳入“经信委惠企政策项目管理系统”。为使网上行政给付更加透明, 操作趋于简便, 明确办理时限, 全程接受监察在线监督, 我们召集设区市管理机构, 反复研究梳理项目流程, 编制并优化项目流程图, 明确公开内容, 规范办理程序。按照系统开发要求, 研究设计有关表格, 提出开发需求。积极改造网络, 推行网上申报, 开展在线审批办理, 有效提高了企业申报和办结效率。

(三) 筹建信息平台推动管理方式网络化

为实现对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水泥中转站等各类型企业、人员、设施设备、生产数据等信息的“数据化”统计管理, 及时掌握企业的动态运行情况,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数据共享, 便于领导科学决策, 去年底, 我办组织设区市散办主任和业务骨干赴浙江考察学习。考察期间, 我们围绕“散装水泥专用车辆GPS动态监管系统”等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政策措施、工作内容、具体做法、监管服务运行情况以及取得成效等, 与浙江省散办和相关重点企业人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学习, 并实地考察了有关企业。2015 年以来, 我们借鉴先进省市散办的做法, 按照“数字福建”建设项目总体要求, 依托数字福建政务外网云平台资源, 积极筹建“福建省散装水泥信息化服务平台”, 这套系统建成后, 可以初步实现省、市、县、企业四级散装水泥主管部门的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目前已完成方案设计。

(四) 规范资金扶持运作服务企业发展

严格执行《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2014 年, 全省累计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1.07 亿元, 比2013 年增加693.97 万元, 增长率为6.96%, 创历史新高。今年1~9 月份全省共征收专项资金4019 万元。为确保扶持项目公正透明, 在广泛征求设区市和企业意见基础上, 制定了详实的申报指南, 突出可操作性和考核指标的合理性。我们针对2015 年首次采取网上给付试点的情况, 确立了网络和纸质同时进行的工作思路, 严格落实初审、实地核查、专家评审、第三方专项审计制度和扶持项目公示等程序,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推广发展散装水泥事业的示范项目上, 发挥了导向的作用。截止目前, 共带动社会资金5.5 亿元投入散装水泥产业, 确保了“十二五”散装水泥重点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五) 树创新理念持续推动科技兴散

近年来, 在推广散装水泥工作中, 我们始终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政策引导, 一手抓技术创新, 推动行业产业化。中建商品混凝土 (福建) 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央企技术优势, 组织20 多名技术骨干, 自主研发“全封闭、零排放、绿色经营”一系列生产营运技术, 得到业内行家的认可, 成为我省“绿色混凝土”生产示范企业。三明市速成砂浆有限公司与三一重工集团联合研发的“A8”湿拌砂浆, 采用喷射施工工艺, 成为我省首家采用机械化施工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通过建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汇集研发人员100 多人, 在熟练掌握水泥和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预拌砂浆及机制砂生产设备制造技术的基础上, 针对目前我国干混砂浆生产关键技术难点和瓶颈, 自主研发成功FBT4500D干混砂浆搅拌设备全套技术, 并首度将湿拌砂浆和混凝土两用搅拌站设备公开面市;先后被列为我省首批创新型试点企业、专利试点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成为我省散装水泥产业首家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 并将引领全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六) 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宣传力度

为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促进散装水泥在建筑施工中的作用, 我们始终把宣传工作作为推广散装水泥的主要工作来抓。一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周活动。2015 年6 月份, 全省统一开展为期一周的“推广应用散装水泥, 全力减少粉尘污染;打造绿色流通产业, 努力保护碧水蓝天”专题宣传活动。采取挂横幅、贴标语、发短信、送刊物、送环保袋和播放宣传片等形式, 广泛进行宣传, 不断提高全民使用散装水泥意识。举办以“发展散装水泥, 减少粉尘污染”为主题的散装水泥宣传笔会活动, 征集论文、散文、诗歌、书法、摄影等作品, 热情讴歌散装水泥工作者的绿色情怀, 激发工作干劲。二是围绕行业发展重点组织专题讲座。在《福建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条例》颁发五周年之际, 我们邀请法律专家为全省散装水泥管理机构行政执法人员就《条例》的地位作用进行了答疑解惑, 提高了行业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三是积极做好对群团组织的政策宣传。结合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 精心组织专题调研, 认真做好解惑释义, 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 提升社会各界人士对推进散装水泥“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在资源节约、节能降耗、环境保护、提高建筑工程质量等方面重要性的认识, 从而营造良好的推散氛围。四是做好史志工作不断传承发展。为详细记载我省建材行业的发展历程, 按照省地方志编纂委和原材料工业处的要求, 上半年, 我们组织专人负责编写了《福建省志·建材工业志》中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情况。收集整理了省散办自1988 年成立以来的主要大事和行业开展的相关活动以及全省散装水泥战线上的工作同志荣获省级以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等情况, 系统地记述了我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发展数据和在经济建设中的贡献, 对促进我省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全省散装水泥发展水平虽然有了较大提升, 但与全国先进省市相比仍有差距, 省内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推广应用水平也有较大差距。二是预拌砂浆发展较慢。尽管我省预拌砂浆发展有所起色, 但生产企业屈指可数。由于缺乏配套政策调控、引导, 从而导致推广难度大、步伐慢, 企业大都停留在等待观望状态。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散装水泥技术装备科技含量不高, 系列化、标准化水平较低。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 加大《条例》执行和督查

依据《条例》赋予的职责, 加大对行业监督管理的力度, 制定出台《福建省发展预拌砂浆管理办法》, 加快预拌砂浆发展步伐, 大力推进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二)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快发展, 大力鼓励扶持“3631”工程;即:在闽西北培育3 个“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示范企业;在闽东南培育6 个集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配套产业于一体的大型龙头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打造3 个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在闽南打造1 个辐射散装水泥生产装备制造业科技型领军企业。继续加大对散装水泥技术研发创新与发展平台建设的扶持力度, 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加强行业关键技术研发, 推进散装水泥产业技术升级。

(三) 全面提升城市水泥散装化水平

进一步扩大城市“禁现”范围, 鼓励中心镇、城镇周边及农村发展预拌混凝土, 鼓励设区市发展预拌砂浆, 积极扩大“禁现”区域与覆盖范围。从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查、项目验收等环节入手, 全面加强监管, 确保“禁现”区域内全部使用散装水泥, 杜绝现场搅拌, 减少噪音粉尘污染, 改善施工环境, 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和施工效率。

(四) 进一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积极研究探索产业链向上、下游两头延伸, 着力促进机制砂的推广应用, 引导打造建筑工业化生产基地, 拓展产业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 进一步促进散装水泥产业对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五) 继续加大舆论宣传工作力度

结合《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 利用报刊、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体, 广泛宣传发展散装水泥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导向。

(六) 认真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全面总结我省“十二五”时期的散装水泥工作发展经验, 深入分析省内外环境变化, 准确把握我省所处发展阶段和奋斗目标。提出“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基本思路。明确本地区、本领域“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篇4：上海的“大调解”实验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局长周有根的文卷柜里放着两摞一尺多高的卷宗,每本卷宗都被牛皮纸包裹,上面印有“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字样。

2010年9月6日,周有根从卷柜里捧出一摞卷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你可以随机抽几本卷宗,抽到哪里就去哪里采访。”

此前的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人民调解”这一旧事物以“强悍”的姿态重回公众视野。

但上海在2006年,其辖下宝山区司法局就把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进行对接,先后与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房地、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联合出台委托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并在法院、信访、交警支队、劳动仲裁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调解服务。

“这就是所谓的‘大调解,指的是由党政主导,政法委牵头,各部门参与以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充分发挥作用,互相衔接配合的一种工作体系。”9月13日,中央综治办协调室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矛盾的增多,基于维稳需要,中央政法委鼓励各地探索解决矛盾的治理模式。作为沿海发达城市的上海,比较早地开始了“大调解”的实验。

“2009年,全市基层法院有1/3的案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而是通过调解途径解决掉了。”9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维稳需要

2004年前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高发期,敌对斗争的复杂期”。

“我们党的内部文件从来都不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列在头条的。”当时的吴志明明显感觉中央政策有大的调整,“中央提出‘三个期,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评估,‘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对于政法机关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三个期”的凸显,如何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各地政法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吴志明突然想起上海原有的10万调解员,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些人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可在街道社区设立调解室做社会工作,并且做的层次各有侧重。”

上海市政法委随后研究制定策略,最终推出“大调解”体系,希望借此应对高发的“三期”。

自2003年以来,上海市推进民事纠纷、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推进治安案件、信访事项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促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

上海特色的“大调解”工作模式,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渠道之前得以化解。据统计,2009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化解16万件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

在接受采访时,上海市政法委研究室主任徐秉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成功”的奥秘所在:调解是双方都自愿的,不存在强迫问题。而法律是刚性的,判决也是刚性的,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最后导致“判后不服”现象层出不穷。相反,经由人民调解完后,很少发现当事双方再有“翻烧饼”(反悔)的。

徐秉治举例说,两个人有经济纠纷,法院判决后,按理说败诉方应该执行法院判决,但是有的败诉方就怀疑法官有问题,开始不断上访,从基层到市里、省里甚至告到中央。

“‘胜败即服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中很难做到。司法途径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渠道。”徐秉治颇有些感慨。

做大“解压阀”

2006年宝山区司法局开始推行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对接时,法院是有抵触情绪的,甚至个别领导说法院办公地方很紧张,让调解工作室到法院外面去租办公室。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认为,法院之所以有抵触情绪,是因为长期受‘当判则判的思想影响比较深重。

“不久,上级政法委规定,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的办案率要达到15%,达不到考核标准就不合格。法院为了评先进必然要转变思路,给人民调解让道。”上述知情人表示。

周有根则认为,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审判压力促使法院最终愿意和司法局合作,“法院搞民事审判大概有四五十人,每年要审理8000～10000案件,压力可想而知。”

去年,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受理一起骨灰盒纠纷案件:在宝山区某镇,由于弟弟没有告知哥哥父亲去世的消息,哥哥遂将弟弟告上法院。法官很踌躇,一是履行标的很难确认;另外,如果强行判决,将会导致一系列矛盾后果发生。法院人民调解室接过这个案件后,经过细致的说服,最终使哥哥撤诉,化解了一起家庭内部矛盾。

周有根据此认为,以人民调解柔性的力量来弥补它刚性的不足,这既是继承传统也是新形势下的创新,这个“解压阀”仍需做大。

做大“解压阀”的想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过度强化调解功能,司法权威是否会受到挑战。更有专家担忧,人民调解的权力化倾向进一步强化,可能不利于法治。

苏州大学教授周永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解组织的正规化、权力对人民调解过程的介入和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维护,使原本自治性质的人民调解具有了强烈的权力色彩。

宝山区司法局挂职副局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光贤则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担忧,或者说是司法正统主义的表现,认为但凡纠纷,必须由法院来判处。“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调解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法院起诉,所以说调解是选择性而非替代性的”。

我们始终贯彻自愿这个前提,没有强制,何来权力被强化呢?”周有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委托制的基础上,是政府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所以绝不是强制”。

王光贤举例分析说,自愿原则下的调解是不会损害司法权威的,比如某些类型的相邻关系,双方的让步是为了以后换取更好的和睦发展空间,“难道非得黑白分明的司法判决才对当事人公平,才真正解决了纠纷?”

2009年7月10日,家住在上海市宝山区宝钢三村的曹红娟带着5岁的孙子高斯民去外面玩时,被另一个孩子徐文斌撞到,导致脸部左眼下方1厘米处撕裂性创伤。

在与徐文斌的父母沟通无果后,2009年9月初,曹红娟一纸诉状将徐的父母告上宝山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宝山区法院委托宝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联调委”)进行调解。

调解员杨秀芬开始在和曹红娟接触时,曹红娟的情绪一度十分激动,话未出口泪先流,表示不愿意调解,希望法院能够尽快判决。

杨秀芬开导曹红娟,“如果法院硬性判决的话,赔偿费用也不一定比调解数额高,同时法院判决要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为准,如果能降低赔偿要求,与被告达成协议,可以省下一笔鉴定费。”

杨秀芬接着指出厉害关系,“法院如果判了,你们就结成冤家,在一个小区住,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是和解的好”。

这番话也正是曹红娟所担心的。经过几番来回调解,终于使原被告双方在人民调解室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5000元人民币,并由宝山区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2010年9月8日,高斯民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法院调解完不久,被告就把赔偿金给付了,并且两家关系也没有闹僵。

刚从法院退休不久的法官、宝山区法院调解工作室王姓调解员据此说,有的当事人实际上是碍于面子才去法院起诉的,调解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了双方面子,使矛盾不至于继续恶化。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后,在学术界曾一度引发争论。有学者发表文章称“调解将弱化法治”,甚至更有学者批评说“调解优先,公平退后”。

对纠纷解决机制颇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福华表示,如果法院处理纠纷过多使用“调解”方式,那么法院“判决”这种司法公共产品就会减少,从而导致法官审判经验减少,甚至会出现一些法官为了规避问题,就会牺牲公平正义。

在采访中,一些法院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最高法院的工作原则由原来的“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转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法治论”的纠偏,大调解是化解法治后遗症的。

权宜之计?

8月28日《人民调解法》通过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副主任扈纪华对“大调解”也进行了定义:是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它们都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矛盾得到解决的一个方式。

扈纪华表示,在有些地方,“大调解”已经开始摸索、试行、实践。在一个时期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再考虑相关的立法问题。

9月6日,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司长王珏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大调解是中央政法委布置的一项党的工作,是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

“多元化的诉求,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范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调解”要改变的是过去在社会治理方面过分依赖“法律至上”,希望当事人自身参与,采用灵活的方式,改变法律的僵化。

“现在的制度特点就是各自为政,比如司法部门、行政部门、民间解决纠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在一定时候是有竞争的,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去争夺,配合不够。”范愉认为,“大调解”使各部门形成合力,比如由政法委牵头,使相对独立的系统得以整合。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单纯地把纠纷放到法院去,靠司法解决问题。

有些人担心,过多强化调解是否会导致法院社会化的倾向。王福华介绍说,这种担心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以法治著称的美国为例,近几年90%以上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庭审程序,而是通过诉外和解和诉内调解处理,美国学者对审判衰弱化也表示很担心。

“现在有些地方推行的‘大调解模式值得商榷。”王福华进一步说,“这种模式不值得推崇的地方在于它沿袭了全能体制国家的传统,被国家权力牢牢控制,用尽所有的物质、经济、组织的资源。”

王福华通过翻译有关全球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外法学著作发现,国外更加注重强调调解组织的非营利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他认为,调解可作为转型时期的权宜之计加以利用。“西方发育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调解和社会化调解是市场运作、引入社会力量加以调节,非营利部门参与。而我们国家距离市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志明颇不认可“权宜之计”的说法,“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调解体系。”

篇5：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努力构建“四位一体”的优警模式

xxx检察院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探索建立了以“文化育检”为牵引，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情感待遇为补充的“四位一体”优警模式，形成了既宽松又和谐，既紧张又充满生活气息的检察工作氛围，干警的职业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一、增强文化浸润，培育核心理念，使广大干警情趣更健康、士气更高昂。xxx把文化建设作为核心要素，努力帮助干警培养和树立浩然正气、英雄豪气和昂扬士气。一是培育干警核心价值观念。借助xx是xx精神发源地这一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采取教育灌输、典型引领、环境熏陶、艺术感染等形式，增强干警对xxx的认同，使“忠诚、奉献、务实、创新”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成为全体干警共同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二是建立文化宣传阵地。以办公楼门厅宣传栏和LED电子显示屏为展示空间，分层次、分主题展示历史画面、先优风采、精品书画等，突出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使干警在潜移默化中体悟人生哲理，提高品德修养，坚定价值追求。同时，在检察内网开辟文化专栏，展示干警摄影、书画、文学等方面的才华，提高干警的成就感。三是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充分利2-

干警有薪休假制度，确保干警有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通过基础工作信息化、绩效考评网络化，减轻了干警工作负荷，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工作压力和强度明显减轻。二是保障提档，让干警执法放心。基础设施、科技装备、办公设备不断提档升级，大量新设施、新装备、新设备的投入使用，提高了生活舒适程度，增加了执法安全系数，提升了工作科技含量，检察工作质量和效益逐年攀升。三是待遇跟进，让干警工作顺心。积极执行和认真落实干警健康体检、目标奖、通讯费、住房补贴、供暖补贴等待遇，对办公楼进行了功能性维修改造，修缮了干警食堂，伙食标准不断提高，节日福利待遇逐年增加，使干警切身体会到了组织的贴心关爱。

四、突出人文关怀，回应情感关切，使广大干警心态更平和、工作更舒心。xxx认真分析干警的需求和感受，积极回应干警的期待，努力为干警解决后顾之忧。一是拓宽沟通渠道，排解不良情绪。实行亲情化管理，建立了分级谈心制度，开通了检察长信箱，开设了心理辅导热线，坚持定期走访和家属联谊，及时掌握干警的思想脉搏。通过敞开心扉沟通交流，消除干警的心理疑虑和困惑，培育干警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的良好心态，消除失落感、不平衡感等情绪，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和开阔的心胸去看待问题与困难，及时为干警减压降负。二是延伸优警触角，解除后顾之忧。建立了干警-3-

篇6：大调解经验材料

——文山市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经验材料

近年来，文山市紧紧围绕创建“平安文山”目标，按照“以大队伍抓稳定、以大防控保平安、以大调解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作为维护稳定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作为 “为民办实事”基础工程，积极创新举措，精心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调解组织逐步健全，调解员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工作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探索建立了符合市情、具有特色、富有成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形成了条块结合、点面结合、互动联调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群众性、专业性、联动性、针对性、实效性，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切实筑牢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一、以科学发展为指导，搭建“大调解”工作架构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维护社会稳定，重在资源整合，贵在部门联动。文山市按照“党政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要求，成立了文山市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市属各单位主要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及相关单位也应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专门组建文山市社会矛 1 盾调处中心，高配中心规格，明确中心职责，主要负责协调专业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室与中心的衔接配合，负责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之间的衔接配合和跨地区、跨行业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的联调联处。同时全市制定出台了《文山市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实施意见》、《文山市建立健全机关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实施方案》等，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政策指引。

二、以纠纷清零为目标，织密“大调解”工作网络文山市因地处边疆民族杂居地区，社会矛盾纠纷多样性、复杂性、敏感性、难调处等特点较为突出。为切实提高矛盾纠纷调处率和成功率，文山市从建立健全大调解组织体系入手，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解调与社会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全力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全市按照“强基层、抓规范、保稳定、促发展”的工作目标和“六有六落实六统一”的建设标准，在全市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乡（镇）、村（社区）、自然村组建了1582个人民调解组织，在村（社区）设立了专职人民调解员；二是积极发展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全市组建了医疗、建筑、食品、保险等行业性、专业性的调解组织共50余个，将其全部规范到大调解工作平台上来，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的作用和优势；三是建立行政调解工作平台。坚持“当调则调、调裁结合、解决问题”的原则，2 强化行政调解工作，并将其纳入大调解工作平台。各行政部门均确定了3-5人组成行政调解机构。各行政部门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充分运用调解的办法处理了大量行政纠纷和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四是稳步推进司法调解工作。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了诉讼调解工作，积极推行重调息讼制度，构建了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把调解贯穿于民商事审判的全过程，探索实行庭前调解和诉讼内委托调解的方法，有效提高了调解结案率。

三、以健全机制为基础，破解“大调解”合力瓶颈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大调解工作机制，统一工作标准、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工作要求、健全工作制度，切实加强对大调解组织的效能管理，文山市坚持从工作机制规范化入手，采取领导带动、思想发动、上下联动、措施调动等方法，探索建立了科学的绩效考核管理机制、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大调解组织的规范运行，高效运转。一是完善矛盾纠纷受理和调处机制。对发生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负责组织调解或者指定相关调解工作平台负责组织调解。属于职能部门受理范围的，实行首长负责制，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调解；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确定的部门牵头调解。二是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衔接机制。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引导当事人首先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用人民调解方式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由市矛盾调处中心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专业调解，专业调解组织仍未能解决的矛盾纠纷，引导依法通过诉讼、3 行政复议等渠道解决；对于进入诉讼程序的矛盾纠纷，按照“调判结合、调解优先”的原则，做好司法调解工作。三是完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机制。经人民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或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按照司法确认程序，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进行确认。调解组织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当事人履行约定义务。四是完善大调解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在市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设置“调解人才储备库”，吸纳法官、律师和行政机关熟悉法律、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公务员为大调解工作指导员，参与各级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信息资料库、加强信息综合、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动态掌握矛盾纠纷的总体状况和个案进展情况，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横向、纵向信息共享，形成上下贯通、工作互动、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

四、以提质强管为抓手，提升“大调解”工作质效文山市5392名基层调解员除411名为半工半农（村委会干部）外，其余4981名均为热心调解事业的农民群众，呈现文化素质偏低、综合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等特点，如何将这只队伍管理好、建设好、作用发挥好成为重要课题。为切实将这支队伍管好、带好、用好，发挥其最大社会功用，文山市以建设“管得住、听指挥、能干事、负责任”的“十二字”调解队伍为目标，制定了《文山市人民调解工作管理制度》，由市司法局具体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并将 4 考核结果在全市调解队伍中进行公示，促使全市调解员形成“赶、帮、超”的良好局面。成立了调解工作督导小组，全面加强对调解队伍和调解工作的指导和督察。采取适时到乡（镇）了解和向群众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掌握调解员工作情况和群众评价，对评价好的给予适当奖励，对评价较差的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对乱作为和群众评价恶劣的坚决清除人民调解队伍。此外，还采取不定时、暗访等方式，深入乡（镇）、村（社区）按照上报调解卷宗30%的比例进行抽查，对于虚假或不合格卷宗，严格按照《文山市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补助及人民调解员补贴办法（试行）》给予处罚或扣减相关补助补贴。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了全市调解队伍形象和案件质量“双提升”。2011年来，各级调解组织共上交人民调解案件卷宗878件，合格870件，合格率达99%，比上年同期提升5%，全市无人民调解员违规办案和被投诉等不良情况发生。

五、以落实待遇为保障，增强“大调解”工作动力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作为基层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其扎根群众、贴近群众的优势和作用任何单位或社会群体都无法比拟和代替。长期以来，由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得不到有效解决，调解工作被动开展较为突出，严重制约职能作用的发挥。为切实将广大人民调解员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文山市制定实施了《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工作制度》，打破了人民调解员几十年来的“零报酬”工作模式，促进了基层人民调工作的 5 快速发展。近两年以来，全市共对4175件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实施了以奖代补，补贴金额达17.082万元。2011年，文山市又制定实施了《文山市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补助及人民调解员补贴办法（试行）》，从市级财力安排上保障人民调解经费，补助补贴标准为：每年每个村（社区）人民调委会补助调解工作经费1000元；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1件口头纠纷补贴50元；调解成功1件普通民间纠纷补贴150元；调解成功1件疑难复杂纠纷补贴300元至500元，该补贴办法实施以来，全市广大村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调解率和成果率均得到全面提高。同时规范了其他调解组织的工作经费和调解补助，为全市大调解工作长足发展提供了保障。

篇7：大调解工作方案

根据县委县府文件精神，为确保我镇教育的稳定，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制订大调解工作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有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确保教育工作正常开展。

二、工作目标

⒈建立调解机构，完善各项制度

⒉充分发挥“大调解”工作职能作用，实现“小纠纷不出校，大纠纷不出镇，疑难纠纷不出县”。

⒊“民转刑”，越级上访和涉法诉讼信访案件明显下降。

⒋强化重点对象监控机制，杜绝重大群体性事件，恶性事件和集体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案件发生。

三、工作措施

⒈学校建立“大调解”领导小组，组长：李大金，副组长寇德雍、陈贵宾、王正模，成员：王中模、王兴斌、李锐厚、李黎明、韩家波、伏百露、王成明，下设行政大调解办公室，主任：寇德雍，成员：王兴斌、李锐厚。⒉明确责任，确保大调解工作正常开展

寇德雍负责各处室开展大调解的组织、协调工作，信息的收集、上报，来信处理，值班安排，重大事项相互通报等工作。伏百露负责来访接待，落实调解人员。

王兴斌负责制度的建立完善，来访登记、记录、资料收集、整理、大调解工作档案的保管使用。每年按《档案法》要求归档。

篇8：坚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理念

自2009年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以及后续的“为人民司法”和司法应“讲政治”之后, 以倡导“大调解”为主的继续深化“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司法工作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并且各地还创造了一系列经验, 例如陕西陇县经验、河南高院重回马锡伍审判方式的经验、江苏泰州经验、山东东营经验等。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调解”是指劝说双方消除纠纷的意思。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常用的、有效地纠纷解决方式, 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式出现ADR (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缩写, 译成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后, 这种囊括调解在内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与推广, 例如澳大利亚、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新加坡等等纷纷建立了各自独特的调解制度。

调解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分为诉讼外调解 (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社会调解和仲裁调解) 和诉讼调解 (又称法院调解) 。

一、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根基深厚

美国学者科恩曾说:“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从古至今, 调解都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机制。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儒家思想崇尚的“德主刑辅”和“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的道德教化的纠纷解决的法制观念等的强烈影响下, 有威望者、年长者或官方的出面居中协调、劝说或疏通成为了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 调解制度继续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和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占据着主要地位并不断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完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法院的调解制度的地位、价值, 以及有关的具体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日臻完善。

二、调解在我国的地位与价值

首先是对调解的地位的认知。我国当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四种, 即协商、调解、仲裁与诉讼, 而且在仲裁与诉讼之中也有调解程序的存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需求, 使调解制度成为了“定纷止争”舞台上的焦点。

其次, 调解之所以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是因为其符合人类的价值追求, 满足了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现实需要。当代中国, 为了缓解法院案件繁多的压力, 调和有些情况下情、理、法之间产生的矛盾, 调解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的特定的价值:程序的自愿与协议的自愿使调解具有了自由的价值;我国的传统观念、传统文化和调解的灵活机动使调解具有了和谐的价值;调解成本的低廉、期限的短暂以及结果的合意使调解具有了效率的价值;不伤和气使调解具有了秩序的价值;自愿协商与自动履行使调解具有了公正的价值。

三、我国调解制度的体制架构问题以及大调解的可行性分析

可以将我国的调解制度分为8大类:诉讼调解、社会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商会调解和网上调解, 其中后7类可以整体归结为诉讼外调解。这一分类系统的将我国现存且发挥实效的调解方式加以了归类与整理, 为我国的调解制度搭建了清晰的体制架构。

现阶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大调解”, 即将调解工作贯穿在立案、审理、执行的各个环节, 努力实现调解、仲裁与诉讼的有机衔接和优势互补, 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初始阶段。目前对大调解的理解主要有三种:站在法院的角度, 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 除法院自己调解外, 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 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 大调解主要指人民调解, 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 强调的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 指党政领导, 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 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 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

四、大调解是司法的产物还是政治的产物

谢晖曾说, 我国的司法能动现象, 明显地是法律上权力模糊状态下的产物, 不过它不具有明显的权力制约的功能, 但具有一定的社会安抚功能和政治姿态功能。所以, 本身应为司法的范畴的东西却更多地带有了政治目标的色彩。这一点可能还与我国目前司法的独立性与否有着很大的关联。

在我国, 相比肖扬院长而言, 王胜俊院长可能更注重对党与对政治的“和谐”。所以大调解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孕育而生的。孔祥俊曾在其著作中谈了“司法与政治———如何在司法中讲政治”这一敏感的话题, 也讲到了以司法方式履行政治职能。但是, 他最后还强调要防止讲政治的“庸俗化”, 即司法对政治的响应和服从必须以符合司法规律为前提, 讲政治和服务大局, 必须立足于国家长远的、根本的或重大的利益, 立足于基本的法治原则。

五、小结

本人对从调解制度本身的建构来看待大调解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作一下总结:

1、曾被奉为“中国经验一枝花”的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根基深厚, 在承袭历史上的调解方式的时候又加以了时代性的改良, 从而使其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而且其制度体系也比较齐备。

2、我国的调解种类比较齐全, 而且诉讼外的调解方式也比较多样, 目前发挥着实效能有效地解决纠纷的主要有七种, 即社会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调解、商会调解和网上调解。

3、调解的适用范围比较宽泛, 不仅适于一般的民商事纠纷, 而且对于轻伤害犯罪案件以及行政管理活动相关民事纠纷也可以适用调解, 而且在相应的纠纷处理环节中还配置了专门的程序安排。

4、我们可以提倡和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 但不可以一味地要求当事人无原则地让步达成调解协议。有些法院甚至还出现了“零判决”的业绩, 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大调解”的真正利弊。

5、司法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待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1]邱星美, 王秋兰.调解法学[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2]王胜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开创行政审判工作新局面[J].人民司法.应用, 2009, (09) .

[3]王胜俊.始终坚持人民法官为人民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人民法院队伍[J].人民司法.应用, 2009,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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