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精选8篇）

篇1：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为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所有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更好的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中心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工作

制度。

一、政务公开制度。坚持政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光明法律服务中心把各项工作职能、业务范围、服务内容、办事程序等都予以公开。在中心的办公室显著位置设置布告栏，公示中心各项业务工作以及服务范围，让来办事的群众对我中心的各项工作一目了然，增加工作透明度，并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

二、财务公开制度。坚持财务公开制度，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并严格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广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的通知》（粤价『2003』219号）精神收取法律服务费。

三、来访登记制度，来访登记制度是指对前来我中心办事、咨询和来访的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有责任为服务对象及时解答并及时登记，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推搪或拒绝回答。对到我中心反映问题并提出意见的，都必须登记并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

四、法律援助制度。对符合法律援助规定，并依法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我中心都无偿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援助。

五、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和原则。

（一）人民调解工作制度：

1、依法调解制度。从受理调解申请，调查取证，主持调解，制定调解方案，制作调解书，到终结调解工作，调解人员必须依法进行。

2、季度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全街道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研究布置工作；听取各调委会工作汇报，检查工作，交流经验。

3、登记归档制度。对每一起纠纷的调解，必须认真填写调解登记表，并依档案管理规定归档。

4、纠纷排查制度。各调解工作人员必须每周一次对本辖区进行纠纷摸底排查并记录在案，做到及时发现，及时调解，及时汇报。

5、街道调委会指导制度。各调委会在街道调委会指导下工作，重大疑难、社会影响大的纠纷须报街道调委会，并由街道调委会调处。

6、回访制度。对于调解终结的案件，主调人员必须进行回访，做到预防反复，监督履行。

7、信息反馈制度。在街道建立信息员、基层调委会、司法所三级信息反馈网络，做到信息搜集、传递制度化、责任化、规范化，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快传。

8、学习培训制度。每年组织一次脱产专业培训，新法颁布即时培训，重点法律随时培训，培训形式包括集中学习、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等。

（二）、人民调解工作原则：

1、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主义公德进行调解；

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六、服务透明制度。是指对来我中心办事的服务对象作出的各项承诺。如对到我中心办理各项法律业务的服务对象时，经办人员必须告知其所要办理事项的依据、时限、程序的所需全部材料，并对提交的材料认真审核，对符合法律规定、材料齐全给予极时办理；对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材料不齐等原因不能办理的，要耐心地说明理由和原因，并对其做出明确的答复。

七、法律顾问制度。是指接受辖区内公民、法人的聘请担任常年法律顾问，都应签订聘请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发给聘请单位受聘证书的一种法律服务。

八、岗位责任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度，狠抓各岗位职责的落实。根据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对中心每位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应负的责任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以进一步明确每位工作有员的职责，确保工作高效有序的运转。

篇2：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一、中心工作职责和服务范围

工作职责：整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功能，统一调派全市法律服务力量，优化法律服务资源配置。

服务范围:

1、值班律师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2、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

3、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

4、指引申请人民调解、提供律师、基层法律服务、解答法律咨询、接受社市矫正等司法行政相关业务；

5、受理对司法行政工作和法律服务的投诉、意见建议；

6、收集、分析、研判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信息，报告舆情动态；

7、协调指导本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等。中心电话： 监督电话：

二、首问负责制度

1、当事人来电、来访寻求法律服务的，本中心的服务人员热情接待并做好相应登记。

2、当事人再次来电、来访寻求法律服务的，应尽可能安排首次接待的服务人员继续服务（法律咨询除外）。

3、值班人员对来电、来访事项应类处理，属于本人服务范围的应安排本中心其他相关服务人员提供服务或做好法律服务引导；

4、对不属于本中心服务范围的来电、来访事项，要耐心解释或告知来电、来访群众向有关部门申请处理，并告之地址、电话，确有必要的，转送有关部门处理。三、一次性告知制度

1、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负有一次性告知的义务。

2、当事人向中心寻求法律服务时，应热情接待并做好来访登记记录，对法律咨询的内容应在登记本或电脑平台中记录；

3、工作人员对来电、来访当事人的法律需求应认真听取，4、分类服务，如需当事人提供有关资料，应做到一次性告知明白、清楚。

四、服务承诺制度

1、工作人员接待来访当事人，应举止文明、态度和蔼、语言规范；

2、来电必接，来访必答，来函必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3、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服务群众必须做到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

篇3：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第10条“紧急保障措施” (ESM) 规定:“应就紧急保障措施问题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进行多边谈判。”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 十余年的谈判虽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结果, 但谈判的内容还是在不断地深入, 由最初的基础或前提性问题逐步过渡到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谈判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1995年持续到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内, 谈判焦点主要集中于一些基础或前提问题。例如, ESM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启动?保障措施的行使是为了保护何种利益?行使这一措施的目的何在?很多成员态度积极, 就ESM相关问题提交了正式的书面意见。

第二阶段大约从1999年持续至今。此阶段的焦点集中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操作问题, 主要包括采取保障措施时需要遵守哪些基本准则?比如, 最惠国待遇、预先通知、既得权的保护等, 还包括采取保障措施的时限如何限制, 如何确保自由化的目标不被改变等。虽然没有就基础问题达成一致, 但对于推进整个谈判的过程是有益的。

二、服务贸易领域中制定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必要性

(一) 例外条款不能否认紧急保障措施存在的必要性。

GATS所设置的例外性条款与紧急保障措施尽管在本质上都是“背离性质条款”, 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安全阀”作用, 但他们所适用的情况、条件和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不能因为有了例外条款就否认紧急保障措施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同例外性条款援用条件的苛刻性和程序的复杂性相比, 紧急保障措施运用起来更方便灵活, 实施效果也更直接显著。

(二) 尚无实例并不能说明紧急保障措施是不必要的。

目前, 没有援用保障措施的实例并不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援用的可能, 随着服务领域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各成员方在服务贸易市场上的冲突和摩擦必然增多, 援用紧急保障措施的可能性必然会越来越多;没有援用紧急保障措施的实例恰有可能是因为目前的紧急保障措施没有具体规则, 缺乏可实际操作性造成的, 因此紧急保障措施具体规则的制定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三) 可作为紧急救济手段。

在各成员方对服务贸易开放的具体承诺谈判中, 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广而且具有无形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对本国的服务贸易缺乏准确可靠的统计数据, 有可能使他们对各自的承诺所带来的影响无法加以恰当地评估, 对本国服务市场有可能遭受到外来损害或者威胁的紧急情况无法加以预见, 因此可能出现国内市场发生急剧的不利变化。此时, 如果没有必要的保障措施作为紧急救济手段, 可能会导致该成员方遭受巨大的国内压力、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和秩序失衡。

(四) 有利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设立赋予了成员方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及时救济措施的权利, 从而免除了在谈判中因担心做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承诺的后顾之忧, 必然促进各成员方在更高程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谈判中更为积极和主动, 从而会更放心地做出更大程度的减让承诺。因此,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制定将会对新一轮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顺利进行起着促进作用, 其结果是更有利于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而不是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机会。

三、构建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实体规范应符合的条件

1、服务进口增加。

所谓服务进口增加是指该服务进口数量的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进口增长应有程度上的要求。进口增长的确定标准要求在整体上进口趋势是增长的, 且这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增加是足够迫切的、足够急剧的和足够显著的。不同的服务贸易提供方式, 确定服务产品的进口数量的方式应有所不同。

2、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

服务产业“严重损害”应被理解为对一国国内服务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在确定损害标准时, 应根据具体服务特征审查下列相关因素: (1)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服务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 (2) 向本国提供服务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总数及其增长变化情况; (3)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增加的服务产品总量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4) 增加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包括对国内产业在服务产品总量、国内商业存在或服务提供者总量、服务产品销售水平、市场份额、利润与亏损、就业等方面的影响; (5) 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在确定其他国家或地区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 不得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服务提供者向本国提供的服务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其增加。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 应当依据事实, 不能仅依据指控、推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

3、因果关系。

对服务贸易实施紧急保障措施的第三个条件应该是服务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否则不得做出实施紧急保障措施的决定。在这一因果关系中包含了两层因果关系:第一层因果关系即承担GATS义务后的未预见发展与服务进口增加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层因果关系即服务进口增加与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服务进口增长之外的因素也正在造成国内服务产业的损害, 则该损害不得归因于服务进口的增长。

(二) 程序规范应涵盖的内容

1、调查。

调查是实施保障措施的必要步骤。为了确保正当和公正的调查程序, 《保障措施协议》第3条专门就调查程序做了规定, 要求各成员的调查必须遵照确定的程序进行, 遵守GATT1994第10条有关透明度的规定。为此, 调查主管机构应该向所有利害关系方做出合理的公告, 为他们提供陈述意见和抗辩的适当机会, 同时考虑各方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看法, 调查结束后, 主管机构应当公布调查结果, 并做出合理的结论。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也必须在调查确认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因此, 实施调查是服务保障措施的第一步。由于主管部门更能从全局把握服务行业是否受损以及受损程度, 因此调查应当既可以依国内产业申请进行, 也可以由主管部门依职权主动发起。

2、通知。

为了加强WTO保障措施委员会对各成员保障措施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的监督,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就一些重要事项向保障措施委员会通报, 包括现行涉及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行政程序;发起调查的原因和调查的结论。成员应在一项拟采取的保障措施生效前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当然并不要求成员披露损害其法律实施、公共利益或影响商业秘密的机密数据。服务贸易保障措施, 完全可以参照上述标准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 当然也包括了给利益关系方的通知。

3、磋商与仲裁。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拟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与有实质利益关系的成员进行磋商。毕竟保障措施是对已生效的规则和承诺的违背, 磋商是必要的尊重;通过磋商还有望使各方达成谅解, 避免贸易摩擦;涉及到的补偿问题也需要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协商以寻求解决方案。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的磋商程序当然可以借鉴《保障措施协议》的规定。能以磋商解决矛盾固然最好, 但由于服务贸易领域补偿形式比较复杂, 因此关于补偿的磋商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这时就需要引入仲裁。保障措施下的补偿与GATS第21条项下的补偿性质相同, 都是因修改或撤销承诺对其他成员造成不利影响而给予相应补偿, 因此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规范中应当纳入仲裁的规定。

4、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一般不应超过4年。如果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延长, 例如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 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等, 则全部实施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某一保障措施适用期预计超过1年, 应在适用期内按固定的时间逐渐放宽该措施;如果实施期超过3年, 必须进行中期审查, 并根据审查结果撤销或加快放宽措施。中期审查的内容包括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调整情况等。

5、争端解决。

WTO《争端解决谅解》适用于因实施服务贸易保障措施引起的争端。根据GATS第23条规定, 成员方可在两种情况下就服务贸易的争端提交DSB解决。首先, 一成员为其他成员未能履行GATS项下的义务和具体承诺时, 该成员可以寻求争端解决机构就该事项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其次, 如果任何成员认为其根据另一成员的具体承诺可合理预期获得的任何利益, 由于另一成员事实与本协议规定并无抵触的任何措施而丧失或减损, 则可援用《争端解决谅解》寻求争端解决机制。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 尽管在这一趋势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 并由此导致二者在建构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中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紧急保障措施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是平衡其利益的工具。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应在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构建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GATS规则谈判中积极支持ESM机制的建立。

摘要：本文在回顾GATS规则工作组关于紧急保障措施谈判进程的基础上, 阐明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制定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必要性, 提出完善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GATS,ESM,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1]陶林.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2]房东.服务贸易总协定法律约束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篇4：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为正确划分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在对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无名合同法律适用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律规定梳理的基础上，讨论物流服务合同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结论为：作为无名合同，在发生纠纷的物流服务明确的情况下，物流服务合同类推适用其他法律及《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在不明确的情况下，适用调整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规范，其后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物流服务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则依据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来解决其法律适用问题.

关键词：

物流服务合同；法律适用；无名合同；货物运输法；涉外因素

中图分类号：D912.296；D922.29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41008 修回日期：20150904

0引言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物流法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效力层次低、法律效力不强、立法滞后、存在立法空白等；同样，许多学者，如孟琪[1]等，也提出了制定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合同法》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对于我国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和前瞻意义，但需要过程和前提条件，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或是不必要的[23].现实是物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物流服务合同纠纷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影响着物流业的健康发展，对参与物流活动的当事人的权利造成损害.本文运用法理学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论述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物流服务合同内涵与外延

讨论物流服务合同相关问题的前提是对物流服务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对这个问题的争议颇多，赵云海[4]

和黄义等[5]

以物流及物流服务的概念为基础，张广敬[6]和魏晓楠[7]等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为依据.

①由于物流服务合同是无名合同，因此双方当事人的名称没有相关法律来明确，本文暂用物流服务提供方和物流服务需求方指代

②该文件是推荐性国家标准，2001年发布，2006年修订.该标准对物流方面的概念加以定义，本文在涉及到与物流相关的概念时，主要以该标准为依据

1.1物流合同、物流服务合同、第三方物流合同的本质相同

对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物流服务，物流服务需求方支付费用的合同①，

学者们从理论上分别使用物流合同、物流服务合同和第三方物流合同.这些只是文字表达的不同，实质并无异.这是因为第三方物流是通过合同形式来规范物流服务提供方与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的，第三方物流（又叫合同制物流或契约物流）合同的标的是物流企业提供的物流服务.

国家标准《物流服务合同准则》规定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概念，即物流服务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针对特定物流服务行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个概念是以《合同法》对合同的规定为基础和蓝本的，并且以物流服务合同的标的——物流服务——与其他以行为作为标的的合同相区别.笔者认为该名称能比较准确地描述物流服务提供方与物流服务需求方的这种法律关系，故本文采用此名称.

1.2物流服务合同是混合合同，至少应包括两种物流服务

首先，物流服务合同是无名合同.这是因为“法律尚未对其专设规范，也未赋予其名称”.[8]同时，“物流服务合同”也未出现在我国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物流服务合同属无名合同中的混合合同.混合合同指“合同本身由数个合同的部分组成，其显著特点是虽然内容上可划分为几个有名合同，但该合同为一个合同而非几个合同”.[9]根据《物流术语》②

的规定，物流活动包括物流过程中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每一种物流活动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从事这些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相应的有名合同关系.但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的是综合物流服务，是相关物流活动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流动.

再次，只提供单项物流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服务合同.实践中对提供单项物流服务的合同是不按物流服务合同处理的，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流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270号）.该文件明确物流企业必须至少能提供“运输（或运输代理）和仓储两种以上的一体化服务”，因此其与物流服务需求方成立的物流服务合同也应至少包括两种以上的服务.

1.3内容不包含运输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合同

根据《物流术语》的规定，物流指“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物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物品产生物理上的位移，其他环节均是围绕该位移而发挥作用的，即物流系统中起核心主导功能的环节是运输.没有运输，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包含运输服务内容的合同不是物流服务合同.

2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本文首先将物流服务合同作为无名合同来讨论其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2.1《合同法》总则的适用

物流服务合同属于《合同法》定义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范围，不属于“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124条的规定，物流服务合同是“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应当“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合同法》总则由8章组成：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与义务的终止、违约责任和其他规定.也就是说，在上述8个方面，物流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其合同内容不得违反《合同法》总则.

2.2《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的适用

对于混合合同的法律适用，理论上有吸收主义说、结合主义说和类推适用主义说.无论采用以上哪种学说，所有立法及理论欲实现的均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基础上，考虑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10]由于结合主义说在实践中难以实现，所以本文只讨论类推适用主义和吸收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2.2.1类推适用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类推适用主义认为，就混合合同的各构成部分类推，适用各有名合同的特别规定.类推适用时，应斟酌当事人订立合同所希望达到的经济目的和社会作用.在发生纠纷的物流服务明确的情况下，类推适用《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具有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根据《物流术语》的规定，物流活动是指物流过程中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和信息处理.参与这些活动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在我国《合同法》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能找到相对应的规范进行调整.根据类推适用主义，物流服务合同的适用，就是对物流服务合同中的这些“构成部分”进行类推而“适用各有名合同的特别规定”，具体而言：

①上述两案的判决，详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在运输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按照运输法确定，物流服务提供方为承运人，物流服务需求方为托运人.在我国，不同的运输方式由不同的规范性文件调整：当发生争议的物流服务是海上货物运输时，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其次为《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当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其与物流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依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运输法》（简称《航空法》）、《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和《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处理；当对铁路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和《铁路货物运输规程》适用于当事人之间的物流服务合同；当对国内水路运输服务发生争议时，首先适用《合同法》第17章运输合同的规定，然后适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储存服务时，适用《合同法》中第20章仓储合同和第19章保管合同的相关规定.物流服务提供方的地位是保管人，而物流服务需求方的地位是存货人.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的包装和流通加工服务，其实质是加工承揽服务，而加工承揽合同在《合同法》中为有名合同，物流服务提供方与需求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确定等适用《合同法》第15章承揽合同的规定.

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装卸搬运服务时，适用调整其所附属的运输的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装卸搬运环节附属于运输过程.由于我国不同的运输方式由不同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所以附属于不同运输方式的装卸搬运服务也就适用相应的调整其所附属的运输方式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装卸搬运服务发生在港口范围内，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物流服务提供方为需求方提供的信息处理服务实质上是技术、咨询服务.因此，按照《合同法》第18章技术合同的规定处理.

按照类推适用主义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如：在“全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忻洋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一案中，发生纠纷的环节为无单放货，因而适用了《海商法》；“上海宝腾物流有限公司与上海兴扬仓储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物流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仓储合同，而在本案中与被告又签订了仓储合同，被法院认定为存货人，被告有义务向其返还仓储物.①

2.2.2吸收主义下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吸收主义主张将构成混合合同的各部分区分为主要部分和非主要部分，而适用主要部分的有名合同的规定，亦即在法律效果上主要部分吸收非主要部分.

对所发生的具体服务无法确定的情况，笔者认为应按照吸收主义确定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内容不包含运输服务的合同不是物流合同，其他环节（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只有附随于运输才能成为物流活动，与运输无关的活动均不能成为物流环节.运输服务为物流服务提供方的主要义务（物流服务合同中的主要部分），其他服务则为从义务（物流服务合同中的非主要部分），因此应当适用调整货物运输的法律规范，而不是类推适用其他有名合同的规定.

第一，不能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一些学者认为物流服务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其重要依据集中在为物流服务提供代理报关、报检和代办保险等方面.[11]这些内容实际上不是物流服务，关于这些服务的协议，就如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一样，实际是物理上存在于一个文件中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合同.更重要的是，物流服务提供方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物流服务需求方签订合同，并且以自己的名义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在是否亲自处理委托事务、是否允许转委托、是否承认间接代理和责任基础方面都有重大差异.

第二，不能适用承揽合同的规定[12].这是因为承揽合同的标的并非承揽人提供的劳动，而是一定的劳动成果.承揽人完成的标的物具有特定性，在承揽人承揽之前并不存在.然而，物流服务合同的标的是物流服务，其标的物在物流服务提供方提供服务前已经存在，合同的目的不是完成一定的劳动成果，而是完成物品从供应地向消费地的空间位移.

①与物流服务有关的国际公约，在航空方面，我国参加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铁路方面则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

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涉及到《合同法》总则、《合同法》分则和其他法律，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适用的顺序.笔者认为：在发生争议的服务能够确定的情况下，物流服务合同应当首先适用其他法律（包括为了执行民事法律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果发生争议的物流活动没有特别法的规定，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对于《合同法》总则，因其是所有非人身性质协议的普遍适用的规范，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在没有可以适用的特别法，《合同法》分则也没有规定时才适用.在物流服务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适用货物运输法.如果对该物流服务合同提供的服务中的运输服务有相关的特别法可以调整，则该法优先适用，《合同法》第17章和总则依次适用.

3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法律适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适用法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是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物流服务合同法律适用的依据.

3.1国际公约的适用

国际公约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航空法》第18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5条都规定国际公约优先适用原则，《适用法解释一》第3条和第4条再次明确这个原则.因此，如果发生争议的服务是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方面的①，

则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优先适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

3.2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

《合同法》第126条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物流服务合同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合同，且该法明确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在没有相关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适用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所选择的法律包括外国法和国际公约（包括对我国未生效的），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3.3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4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没有相关国际公约，且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适用与该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3.4法院地法（中国法）的适用

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所确定的适用的法律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或无法查明，或我国法律规定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情况下，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纠纷由我国法院受理，适用我国法律.

综上，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物流服务合同，首先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公约；在没有相关国际公约的情况下，依次适用当事人合法选择的适用的法律、与该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法院地法则是在当事人选择的适用的法律或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或无法查明，或者法律强制的情况下适用；如果物流服务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或根据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而适用我国法律，则其适用的法律的顺序依次为其他法律规定、《合同法》分则、《合同法》总则.

参考文献：

[1]

孟琪.从发达国家物流法建设看我国物流立法未来走向[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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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丹.关于第三方物流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和法律关系研究[J].法制博览，2013（7）：280.

篇5：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一、主持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维权服务全面工作。

二、认真执行工会法律援助制度，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组织提供无偿法律服务。

三、指导、检查全市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工作室法律维权服务工作。

四、负责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维权服务案件的受理和批转工作。

五、指导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法律维权工作和参与社会管理活动。

六、按时撰写信息，配合做好新闻报道工作。

七、完成市总工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流程

困难职工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援助申请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

1、法律援助申请表；

2、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3、经济生活困难证明；

4、与所申请事项有关案件材料。

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应当由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中心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受理范围及经济困难标准，并在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告知给予法律授助。

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告知不予法律援助。

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告知授权人权利义务并指派律师。

承办律师与受援人办理相关委托手续，办理案件。

案件完结后，受援人交回法律援助工作征询意见表。

职工法律援助维权服务中心组织机构

篇6：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总结

一、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

（一）围绕中心学理论

按规定参加镇党委、政府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公务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认真学习《宪法》、《物权法》、《人民调解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在每月中旬学习1次，全年12次以上，做好读书笔记13次，共10000字以上，写作学习心得体会文章2篇。

（二）廉政勤政为人民

今年以来司法所人员无违纪违法事件发生，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公道正派，深入实际反复查看现场，认真收集证据，根据客观事实判定是非，从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拒绝当事人任何一方给的一切好处。

（三）规范化建设得健全

在县司法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业务工作简介、工作宗旨、便民措施的宣传橱窗得到更新。新配备了一台办公电脑，开通了党政网，更新了刑满释放信息管理系统，更新了“大调解”信息系统，对基层信息工作全部实行电子网络化管理上报，每次上报工作信息都做到了准确及时。制定了年初工作计划、对半年工作和年终工作进行了总结。

二、普法依法治理入民心

（一）围绕中心加强宣传

一是建立健全了学法制度，领导干部全年坚持学法在6天以上，一般干部坚持学法保证了5天以上。干部学法笔记完整规范，对学法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记录。二是全体干部采取统一订购和自行翻印学习资料的办法，做到了“六五”普法学习资料人均1份，全镇全年完成了“六五”普法规定的共同学法内容。三是加强普法培训，先后对镇、村、组干部等普法骨干进行了3次培训，共有14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相关人员还积极参加上级举办的培训班。组织全体镇村干部67人参加了两次普法学习宣传活动，经过精心准备，顺利通过了“六.五”普法检查验收。四是做好法治宣传活动。在今年3月法治宣传月和“6.25”“6.26”禁毒日和国土法宣传日活动中，共开展了两次街头宣传，发放普法宣传资料4800余份，书写、悬挂法制宣传标语23幅，接受咨询人数1000余人，有20xx余名群众参与了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措施落实工作有序

一是制定了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完善了“六五”普法规划，按时上报了半年和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总结。二是镇建立健全了法律顾问制度，继续聘请了1名xx永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xx镇政府的常年法律顾问，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使得工作开展顺利；三是根据我镇实际情况和工作实际，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矛盾纠纷“三案”攻坚专项治理等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争地、用水等热点、难点问题，成功调解了行路村与宜宾电站的用地等一系列矛盾纠纷。四是实行政务公开、办事公开，镇政府实行了政府政务公开和部门政务公开制度并及时公开，每个村都实行了经常性的村务公开，认真落实了《xx省村务公开条例》，推进村务公开内容细化、形式规范化，加强监督检查。重点解决村务公开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的问题。

（三）、组织有力成效明显

xx镇xxxx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做到了领导机构、工作班子、职责任务、具体措施、经费保障、人大监督“六到位”。在“六五”普法工作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人大加强监督，政府组织实施，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六五”普法工作有序进行。全年无重特大刑事案件、无重特大治安案件、无群性上访事件。全镇干部、群众学法用法和民主法治意识增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增强。

三、人民调解促和谐

（一）预防排查抓调处

按照“大排查、大调解”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下发了两个文件用以指导全镇的调解工作，进一步规范了纠纷案件资料的整理上报，建立了以乡镇调解委员会为主导，村（社区）调委会和行业调委会为主体，的调解网络，组织了全镇调解人员参加了“六.五”普法讲师团关于矛盾纠纷调处的宣讲。采取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的排查方式，做到了矛盾纠纷排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各级调解组织全年受理民间纠纷110件，受案率达100%，完善了“三三”调解机制，司法所调解各类重大、疑难矛盾纠纷10起，指导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101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凡是调解成功的纠纷都得到了履行，调解成功率、履行率高，当事人认可，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通过调解工作，有效预防化解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纠纷，防止了部分矛盾纠纷的激化。

（二）层层落实责任制

按照“一般纠纷不出村民小组，疑难纠纷不出村，重大纠纷不出镇”的原则，落实责任，限期调处，切实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对调解委员会调解人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有书面培训内容、总结和受训人员花名册，辖区内人民调解员培训率达到100%。打造调解品牌，探索建立以调解员个人姓名命名的“专门调解工作室”的，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建设不断发展，每建立一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

四、综合管理成效新

（一）材料上报及时准确

认真做好信息收集和工作总结，全年共上报使用信息14篇、全年上报案例1件。按规定按时填报各类报表，做到了数据准确、真实、平衡。

（二）帮教矫正警民亲

对刑释解教人员的信息库做到了清楚、明白，建立了规范化的档案、台帐，制作了帮教工作卡。开展“亲情帮教大走访”活动，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率和社区矫正人员矫正率达到100%，今年共接收判处缓刑的监外执行人员3人，加上往年未满刑期的缓刑人员2人，共有5人在各社区接受过监外思想矫正。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条款，全面开展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解除矫正等工作，通过各级管教人员的努力，有2人在接受矫正期间表现较好，刑期已满，解除矫正，转入刑释解教人员管理。目前有3人还在监管中。按时规范填写《社区矫正工作日志》，今年以来共填写200条日志。另外全镇有10余人在各监狱系统接受思想改造，上级通过司法所、各村组干部与他们的家庭建立了联系，促进悔过自新。今年以来，司法所共接收7名刑释解教人员，加上上年余下的目前共有25名刑释解教人员接受为期5年或3年的帮教，有5人已满帮教期。所有接受帮教人员在帮教期间没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发生。

（三）法律援助聚民心

篇7：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制度

一、实行“咨询接待日制度”。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并将咨询的时间、内容在社区告知栏中进行公告。

二、实行“法律服务信箱制度”。社区群众对需要咨询的问题投入法律服务信箱。信箱由专人负责，定期开启，及时提供法律服务。

三、实行“服务预约制度”。社区群众有法律需求，可与法律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等方式提前预约。

四、实行“服务联系卡制度”。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发放法律联系卡，根据求助者的需求，定期或不定期主动上门服务，使弱势群体不出门就能得到法律帮助。

篇8：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制度

关键词：物业服务费用,业主团体,法定义务,中国住宅小区,法律制度

一、物业服务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物业服务业行业处于起步阶段, 物业服务的理论和消费环境尚未成熟, 在实践中表现为物业服务纠纷所引起的诉讼逐年增多, 且类型集中, 涉及业主数量多。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数字, 2005年该院受理了超过7 000件物业纠纷案, 而2004年这一数字为1 898件, 2002年仅为194件[1]。其中, 业主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的案件历年均占全部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90%以上[2]。物业费用收缴困难有着多方面原因, 但在法律制度层面,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物权法规定缺失

中国关于物业服务费用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及部分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中。《物权法》对物业服务费用的性质没有作出界定, 只是在第83条规定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拒付物业费的业主享有请求权[3]。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 是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依照法律或管理规约的规定, 对区分所有的公用部分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区分所有权人作为共有权人的义务之一就是对共同费用的分担[4]。物业服务目的是为了使小区的各项设施处于适用的状态, 维持小区生活环境的舒适和安全, 所产生的费用应当由业主共同负担。物业服务费用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共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地位没有在《物权法》中得以体现, 而是由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来调整, 不得不说是立法的遗憾。

2. 物业合同主体不明确

物业服务合同一方主体系物业服务企业当属无疑, 而中国法律对合同相对方的规定却不甚明确。《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 “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 履行下列职责…… (二) 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从这一条来看, 业主可以是物业合同的主体。然而, 《条例》第11、12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的选聘, 须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且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现实中不能排除部分业主不同意由集体决议所选聘产生的物业服务企业, 业主委员会也就不能代理这部分业主订立物业合同, 因此, 业主若成为合同的主体只能存在于两种情形, 一是全体业主一致同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议, 由业主委员会代理业主订立物业合同;二是当物业小区只有一个业主, 或者业主人数较少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不成立业主大会时, 业主可直接与物业管理企业订立物业服务合同。

《条例》第35条规定, “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委员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代表业主大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并非是合同的主体。而且, 合同另一方主体———物业服务企业也是由业主大会选聘的, 业主委员会没有选择合同另一方主体的自由。由此来看, 业主大会似乎是物业服务合同的另一方主体。但是, 业主大会又是以何种民事主体的身份加入物业合同中呢?有学者认为, 业主大会与合伙组织为性质相同的民事主体, 均为非法人团体, 因此可以适用《合同法》第2条中关于“其他组织”的规定, 成为合同的主体[5]。但值得注意的是, 2002年10月公布的《条例》 (草案) 第8条规定, “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是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的自治组织。”草案将业主大会界定为自治组织。但正式公布的《条例》却改为“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未提及业主大会的性质。可以看出, 立法者对业主大会的民事主体地位并非持有积极的态度。

3. 物业费用监督机制不完善

《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向业主大会或者全体业主公布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 并每年不少于一次公布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对公布的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和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提出质询时,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及时答复。”中国实践中对物业服务费用的支出仅仅采取事后监督的措施, 但目前业主对建筑物区分所有和公共物业服务的理论尚未得到深刻的认识, 小区业主自治水平较低, 参与物业自治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笔者认为, 这种方式尚不足以有效地监督物业服务费的整个运行状况。

二、物业服务费用的法律规制

1. 确立业主团体的概念和地位

业主团体是指由小区内全体业主组成的代表业主处理共同事务的实体性组织。正如温丰文先生所言:“为维护建筑物各部分之应有机能、解救彼此间纷争, 进而维护共同生活秩序, 协调彼此间之共同利益, 乃需要超越个人之团体组织, 以借该团体组织力量, 妥订管理规约, 设置管理机构, 处理共同事务。”[5]目前中国的业主自治结构中, 只存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而对它们二者的上位概念———业主团体, 并没有明确界定, 使得作为意思决定机关即权力机构的业主大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业主委员会的存在失去了组织实体的依托与支撑[6]。

《物业管理条例》第8条后半句的规定, “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实际上赋予了业主大会以业主团体的职能, 引起二者法律地位的混同。因此立法应当明确符合条件的业主团体以法律意义上的组织形式和民事主体资格, 使其以代表业主的实体组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 成为物业合同的另一方主体, 这样才能弥补主体缺位的困惑和尴尬。

2. 实现物业费用的法定义务形式

现行立法将物业费用规定为业主对物业服务公司的对待给付义务, 当物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 业主拒付物业费的行为可以成立法律关于抗辩权的规定, 但如果有个别业主恶意拖欠物业费时, 物业服务企业却无法应用这种合同法上的救济手段。因为其所提供的服务带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是为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利益而提供的服务, 不可能因为单个业主的欠费而停止对小区物业的维护与管理。因此, 将缴费义务单纯定位于合同义务, 在双方债权的保障上存在不对等[7]。

在业主团体内部, 物业服务费用是全体业主交付的用于物业管理的资金, 所有权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其地位等同于物权法所规定的专项维修资金。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末, 物业公司向业主委员会提交关于下一年度物业费用的预算报告, 业主委员会负责召集业主大会, 提交预算报告,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 向业主收取这笔费用并以业主团体的名义支付给物业公司。物业费用实现从约定义务到法定义务的转化, 可以使业主委员会免于对物业费用的年度预算, 减轻业委会的工作量,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

3. 完善物业费用监督机制

虽然《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了业主有权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但对监督权行使的主体、内容和方式并没有具体规定, 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12条所规定的监督方式明显存在滞后性。在物业服务费用和公共维修基金都交给业主委员会管理的情况下, 由于业主监督权无法有效行使以及业主大会非常设性的特点, 很容易造成业主委员会滥用职权, 损害业主团体或个别业主的利益, 因此有必要建立更有效的监督机制, 以弥补目前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缺憾。

笔者认为, 日本立法中的监事会制度值得借鉴, 在业主人数较少的住宅小区, 可以由业主大会选举三至五人组织监督委员会, 并实行任期制, 一般以三年为宜, 可连选连任。住宅小区业主人数较多的, 委员可增至五至七人。监督委员会可以推举一人担任主任, 由它全面负责监督工作。监督委员会不受业主委员会的领导、管理和支配, 在工作中只向业主大会负责, 其主要任务是:监督业主委员会处理住宅小区物业方面的全部日常事务性活动, 就业主委员会向业主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 并向业主委员会提出工作建议。在物业服务费用方面, 监督委员会有权利审查业主委员对物业费用的收取和支出情况以及各种实物支出和工作经费,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审查。监督委员会发现物业费用的收支出现问题时,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并及时向业主大会报告。

三、结语

业主自治的目的在于确保其建筑物区分之专有权、共有权和成员权争取有效的行使, 物业服务费用制度作为业主财务自治的内容,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目前立法、理论和实务上对业主团体认识的差异导致业主自治组织很难实现财务自治, 进而引发大量物业费用纠纷。因此, 在重新审视业主团体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将物业费用界定为区分所有权人的共有义务, 并加强对其的监督管理是当下解决物业费用纠纷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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