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文化基石固化安全基础

2024-04-10

奠定文化基石固化安全基础（共6篇）

篇1：奠定文化基石固化安全基础

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服务“三农”奠定基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市分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注重制定有效的推进措施，努力推进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专业文化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将农发行核心理念和文化内涵真正融入到员工的职业行为中，积极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制定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措施，建立考评和激励机制，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深入持久开展，结合建国六十周年和建行十五周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树立农发行良好支农形象。

一、明确企业文化标准

市分行遵照企业文化建设的标准，确定了农业发展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各种标准，完善了理念文化、制度文化、专业文化、行为文化。理念文化，统一了农发行的宣传用语、核心理念、系列价值观、专业文化理念、员工誓词及励志格言；制度文化，确定了制度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制度贵在落实和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明确专业文化为客户至上、至诚服务、从严管理、防控风险、加强内控、稳健经营、以人为本、人才强行、依法治行、合规经营；行为文化，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八种良好风气，协调处理好四个关系、员工基本行为规范含员工语言规范、工作方式规范、办公秩序规范、员工礼仪规范、厉行节约规范等。

二、企业文化内容丰富

市分行为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每年都组织全行的文艺汇演，评选出优秀节目，组织书法绘画比赛，进行各种演讲比赛，在体育项目上组织篮球、乒球、羽毛球比赛。通过各种文体活动陶冶了情操，活跃了文化生活，为企业文化建设增添了色彩。

三、注重员工的培训

市分行注重员工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经常组织员工学习政策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学习法律知识，学习农业发展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不断武装员工的头脑，对员工进行不定期的培训，对员工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分别对信贷、财会、保卫、办公室等专业员工办班学习，对考试合格者签发合格证，对员工进行礼仪接待方式培训，聘请礼仪老师为员工授课，规范了全行服务接待标准，统一了文明用语，提高了服务质量，还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到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学习，吸取好的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自己。总之，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极大的提高了员工的思想素质和行为素质，使农发行员工的整体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企业文化建设开展奠定了基础。

四、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肯花重金

为了树立农发行的形象，提高农发行的知明度，市分行不惜重金装饰农发行达到宣传农发行的作用。通过两年的时间，市分行对所辖五个支行用了近千万元进行改造，还用近百万元进行了门面装饰，统一了宣传牌和宣传标语，达到了宣传农发行的目的。

吉林市农业发展银行通过几年的努力，使企业文化建设开展的有声有色，企业经营正在从经营的大行向经营的强行迈进，各项经营指标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员工的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人心向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创造和谐的环境，形成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绩优的新局面，员工都能以支农为己任，求发展促和谐，靠发展求共赢，体现农发行服务“三农”的根本宗旨和办行方向，体现了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的庄严承诺。员工立志把根扎在支农的沃土上，倾注全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示建设新农村银行的品牌形象，促进城乡统筹和谐，依靠国家、社会发展实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农发行一直坚持和遵循以农为本的宗旨，以服务“三农”为己任，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不断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使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新的成果。

篇2：奠定文化基石固化安全基础

一、充分认识英语优秀文化对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意义

有信息载:我国多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技能一般都比较高, 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掌握却不很理想, 专家们预言这将严重制约我们学生现在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形成, 也不利于我们学生今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应当充分的肯定, 全球经济的发展、高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尤其是有了国际互联网后异民族之间的交流则显得更为频繁, 整个地球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 实现了交互的快速与方便。如果没有了熟悉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能力和水平, 是不能实现理想对接的。因此,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要求我们:“英语教学要有利于学生去认识世界的多样性, 在体验中外文化的异同中形成跨文化的意识, 增进学生对国际的理解, 弘扬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形成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 提高人文素养。”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英语课程的教学, 必须在注重语言学习的过程中, 在强调语言学习的实践中, 充分挖掘英语课程的优秀文化, 有机地渗透英语课程的优秀文化。这样, 我们便可以去极力避免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相剥离的倾向, 有意识地将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果比较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则可比较顺利地实现英语课程学习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效达成, 使得初中学生亦能得到英语国家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所以, 无论是课程教学的设计还是具体的课程教学流程的操作, 乃至英语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 都去认认真真思考要不要去渗透英语文化以及怎样渗透英语文化等诸多问题。

二、充分挖掘相关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资源, 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口约有4.5亿, 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超过4亿, 有75个国家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 互联网上使用英语的占90%。”由此可见, 英语教育中形成学生的语言表达和英语文化的掌握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 我们要在平时的英语教学的系列活动中着力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应当充分的肯定, 我们的英语教材还仅仅是一本教科书, 我们不可能要求它去大容量地渗透英语国家的相关文化, 它的局限致使其缺乏动力达成优秀文化熏陶感染之目标, 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去努力地做有心人, 凭着自己的良知永不满足地为我们的学生去充分挖掘与文本内容相匹配的相关英语国家的文化资源。譬如圣诞节本是西方国家的节日, 可现在每年的12月25日, 我们也在以特殊的形式去欢度这个节日, 而在我们的教材中亦有相关的学习内容。所在在学习时, 笔者就让学生去进行相关的资源的挖掘, 如让学生去搜寻圣诞节的来源, 进而使学生比较完整地了解相关圣诞老人的故事, 从而感受圣诞节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崇拜的大爱精神。不仅如此, 还让我们的学生去搜寻西方国家过圣诞节的相关材料, 把这些所获与文本进行有效地链接, 当学生知道了西方人的一些习俗乃至于涉猎宗教方面的相关内容时, 教学活动的推进过程, 也就是我们的学生掌握了许许多多的关于圣诞节的英语词汇以及英语国家文化的其乐融融的过程。再比如英语国家文化相异于我们汉语言文化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所涵盖的内容还比较之广泛, 对我们初中学生而言, 他们总是感到十分的新鲜, 多让学生去掌握, 学生便能从过多的掌握到英语国家文化的实践中感到十分的自豪。

三、切实搭好趣味阅读的桥梁, 让学生自主探索和享受英语国家的优秀文化

篇3：奠定文化基石固化安全基础

与其它试水于市场的融合模式不同，文化与科技的跨界融合已步入了深度阶段。如果细数当今时代受互联网冲击最大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必当会名列前茅。文学、影视、游戏、音乐等传统文化领域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纷纷迈向数字化时代。而VR、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新兴互动模式，也为文创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新机遇。

近期发布的《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已集聚了近3.7万家企业、近384万从业人员，产业规模达到5939亿元，同比增长22.9%。但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0.7%，侵权盗版仍是制约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盗版或非授权软件会对文化创意产业，甚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文创产业以创意输出为主，因此对网络安全的需求较高。非授权软件会对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网络风险，尤其是拥有无形资产的文创企业。另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科技的普及，软件已成为文创产业本身的重要输出方式之一。因此，软件作为文创企业的战略资产，需要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建立有效的软件资产管理系统（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SAM）对文创产业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至关重要，软件资产管理已成为文创产业在跨界融合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保护伞。

良好的软件资产管理能为文创产业规避风险、扫清雷区。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不仅会使文创企业自身面临法律风险，且会为企业的信息安全埋下隐患。IDC研究表明，未经授权的软件使用比率越高，遭受恶意软件的侵害就越严重。大多数恶意软件都会给用户的网络安全带来威胁，进而导致重要数据丢失、外部恶意攻击和系统故障等，而这些损失对于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创企业来说都会造成足以致命的危害。

2015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平均发现的数据安全事件比2014年增加了500%（普华永道，2016），一个公司平均每7分钟就遭受一次网络攻击（IBM，2015），而使用盗版或未许可的软件是网络风险爆炸性增长的重要原因。为了帮助企业应对软件许可相关的挑战，最小化潜在的网络风险，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订了一套历经市场检验的最佳软件资产管理（SAM）实践，包含各个公司在软件资产管理中应该采取的措施，共分为四步。

首先，软件评估：企业必须了解公司内的网络情况，评估所使用的软件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授权；其次，匹配业务需求：将其目前及未来的业务需求与正确的软件许可模式进行匹配。而对于文化创意企业来说，公司的业务领域、战略发展方向、以及跨界融合方式，都会直接影响其最适合的软件许可模式；第三步，设定制度和流程：操作层面需要能够支持企业业务的 IT 基础架构，管理方面则需要支持软件资产管理的管控流程；最后，企业内部整合：确保软件资产管理整合入企业，并为整个企业业务提供支持。

BSA | 软件联盟亚太区高级总监苏理义（Tarun Sawney）在近期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中就强调了软件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互联网和软件应用既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机遇，也同时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和安全隐患。软件帮助企业大幅提高了效率，但不恰当的使用会导致信息泄露和关键数据丢失。因此企业需要对其管理软件的方式进行升级，从而降低风险，最大化发挥软件的潜能。这就意味着企业应建立强有力的、符合ISO标准的软件资产管理实践和制度，并确保其软件得到合法、完整的授权许可。当企业遭遇恶意攻击时，IT管理人员应在第一时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有效地抵御可能发生的危机。这个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会发生。” 苏理义先生目前主要负责BSA亚太地区市场合规及维权活动的开展与推进工作。

当今数字化环境风云变幻、危机四起，软件资产管理（SAM）已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安全保障，因此也将成为其必然选择。软件资产管理能帮助文创企业降低网络风险，从而进一步充分利用前沿信息技术，为跨界融合文创产业营造一个良性的创新环境，培育多元融合生态。

篇4：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断言：全部哲学都随着黑格尔体系没落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又被称为“科学的科学”，黑格尔体系既是它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也是它没落的标志。哲学史的事实证明，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确实是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但是，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成果的哲学却不会没落，也不会被实证科学所代替。在旧哲学涅的圣火中诞生了新哲学，这些哲学不再把眼光只朝向无生命的自然，也不再把自己的标杆只停在摹写和反映自然的水准上。

从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文明的过渡，其最本质的变化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十六世纪是以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降下帷幕的，而培根则以这样一段话拉开十七世纪的序幕：“人类以往有时梦想着自己的身份只比天使稍低一点儿，现在却认为自己既是自然的仆人，又是自然的主人。这同一个演员是不是能扮两个角色还有待证实。”进入十八世纪，康德却以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公开宣告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他断言，对象意识的成立，取决于自我意识，对象要符合我们的直观能力，这是人在认识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他断言，人是目的，任何财富珍宝都代替不了人，道德使人超出一切自然物之上，这是人在实践领域里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梁启超说：“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十九世纪就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化昂进的时代，在起伏嬗递的思潮之中，新康德主义尤其引人注目。提到新康德主义，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它“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并本能地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流派”划上等号，这兴许是苏联和我国的一些哲学史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说新康德主义提出自己的理论，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许把他们说成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相对抗，会更合适一些(其实也不尽然)。这股思潮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力图恢复和突出在康德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的思想。它在思想史上起了一种桥梁作用，这座桥梁把康德和本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家联结了起来。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八九九年问世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新康德主义的价值。

新康德主义者都称自己是“康德世界观的使徒”，并坚信自己“永远是康德的真正传人”，但他们也和其它任何学派一样，对自己宗师的学说加以修正补充，希冀灌注给它新的生命，因此，不免各有所持，门派分裂。在康德的旗帜下，马堡学派和巴敦学派就发生了这样的分裂。马堡学派认为新的哲学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托普(Natorp)说：“我们是把作为哲学对象的自然、把自然科学的自然看成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哲学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拼写出经验”。他们致力于寻找科学的先验逻辑结构，寻找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根源就是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的普遍联系，但又是先于自然的人的知识的先验形式，它们极其类似柏拉图的“理念”，那托普声称“我们力图用柏拉图来深化康德”，其原因皆出于此。

自然科学能否代替哲学？“理念”能否代替现实？巴敦学派和马堡学派相反，作了否定的回答。巴敦学派的文德尔班把哲学喻之为莎翁悲剧中的李尔王，把自然科学喻之为李尔王的诸女儿，李尔王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女儿，自己却只留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如果自然科学真能代替哲学，那么，哲学除了束手待毙，没有别的出路。这种命运当然不是巴敦学派所希望的。巴敦学派指责马堡学派的泛自然主义，指责他们把伦理学和历史自然化。李凯尔特指出，他们“认为‘理念’就是现实；而且，由于理念是一般的，是与处处特殊的、个别的而其实本来并非真实的感性世界相对的，因此个别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只有一般的东西，因而反映理念的表象，才是真实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8页)。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专门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直接所与的、内在的感性世界，它的任务仅仅在于模拟这个世界。”(第29页)这样，科学只能起到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的作用。在李凯尔特看来，如果只是让这种由理念组成的自然科学代替认识现实的一切科学，那么，科学所起到的作用还远远及不上一面镜子。因为，现实是异质的连续。它具有普遍性，所以是连续的；它具有个别性，所以是异质的。普遍概念只能反映前者，因此，自然科学“不能借助于概念而表述所研究的对象的一切特征”。(第40页)

李凯尔特从自然科学与现实的鸿沟以及理念与现实的鸿沟中，得出了自然科学不能代替哲学、理念不能代替现实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可以追溯到康德。李凯尔特承认，正是康德，“在哲学中结束了自然概念的独霸地位”；康德在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从一种自以为绝对合法的地位下降到一种相对合法的地位，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限制于专门研究。”(第9页)这里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发表前半个世纪，丹麦思想家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也提出了相类似的看法。克尔凯戈尔指责抽象思维为了追求普遍和永恒而抹杀了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好比医生为了消退病人的高烧，先用药毒死病人一样，他不无激忿地说：“所有的腐败最终来自自然科学”。克尔凯戈尔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李凯尔特从理性主义的立场，不约而同地都对自然科学的绝对合法地位投以怀疑的眼光，这种眼光出自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全面凯旋的时代，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十九世纪中叶在德国曾出现过以毕希纳为代表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他们在自然科学成就面前忘乎所以，断然宣布自然科学可以代替一切，而把以往的哲学体系都视之为“精神骗术”。恩格斯嘲笑这些小贩“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列宁则把他们称为思想僵化的不能从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珍珠的“一群雄鸡”。与这群“雄鸡”相比，李凯尔特等人的眼光不失为哲学家的眼光，它尽管不合时宜和过于偏激，但其可贵就在于具有智慧的火花，这些火花可以把人类的视线引向更深邃的远方。事实上，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以牛顿力学为支柱的旧自然科学体系就迅即崩溃，由之构画的世界图式也随之而销匿。

对于普遍和个别，李凯尔特的态度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他要把普遍和个别都纳入科学领域。根据认识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科学采用个别化方法。读者也许会问：自然由个别的物体和事件组成，为什么对自然的认识要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对文化的认识要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自然不具有价值，文化具有价值。李凯尔特在另一部著作《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里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不具有价值的自然和具有价值的文化之间的区别。他把一块煤比作自然的个体性，而把英国王室珍藏的科伊诺大钻石比作文化的个体性。一块煤随时可被另一块煤代替，它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谁也不会看重它，人们把这块煤分割或砸碎，可它依然还是煤。而科伊诺大钻石则不同，它永远不可能用另一块钻石去代替，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个体性，把它分割或砸碎就不成其科伊诺大钻石。自然的个体性如同一块煤的个体性，不具有任何价值，科学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认识它，自然可以被数量化(分割和砸碎，也就是抽象)，认识自然的科学应当也只能采用普遍化方法。文化的情况就不同了，“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第20页)，每种文化现象都只出现一次，它们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这一次”和“这一个”，如果用普遍化方法去认识它们，抽象掉它们的个别性，那就无异先把科伊诺大钻石砸得粉碎再珍藏起来一样。

指责李凯尔特把自然和文化、一般和个别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也许是不公正的，因为在他的论述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竟无知到去否认自然界里有个别的东西以及社会历史领域里有一般的东西。其实，他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对于个别特殊与细节作详尽深入的考察”，也不排斥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普遍化的科学。李凯尔特只是认为，科学应当作为人对现实的能动的认识，而不是消极的反映。“认识不是反映，而是改造”(第30页)，因此人与现实相比较，应当始终采取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第34页)，把所研究的对象加以改造，选择其本质成分，省略其非本质成分。面对一尊商鼎，凡夫俗子立时联想到的也许是和尚庙里的香炉，因为他选择了庙祭礼器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而一位考古学家则不会作如是的联想，他的眼光只盯住“这一尊”，他要研究的也只是“这一尊”，他完全明白，面前的鼎，对于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这一尊”，显然，考古学家选择了文化价值作为这尊鼎的本质成分。

要把个别性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真是谈何容易，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没有这种关于单一的和特殊的东西的科学，在自然科学旁边要安插一门文化科学，无异是想在他人卧榻之侧安睡一样。李凯尔特对这个困难是充分认识到的，他指出，直到今日，文化科学“还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第11页)。可以说，《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的意义就在于要为文化科学奠定哲学基础。李凯尔特认为，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伊诺大钻石是件自然物体，但它对人类具有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可能替代的意义，因而被人保存珍藏，从而成为文化科学的对象；美尼尔氏综合症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但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区别在于方法的(即形式的)区别。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利用个别性概念，采用个别化方法，这对我们也许是陌生的。举个例子来说，歌德和某个普通人都是现实的个体，普通人的个别性是任何别的普通人都可以替代的，而歌德却具有普通人都不具有并因此永远不能被替代的个别性，这种个别性就是他对人类的意义，也就是他的个别性与文化的价值联系，这种联系是文化科学在歌德身上所选择的本质成分，概括这种成分，就形成了歌德的个别性概念，而用个别性概念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就是个别化方法。文德尔班最先运用这种方法，并把它称为表意化方法。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与这种表意化方法有所不同，文德尔班追求突出事实性的直观效果，李凯尔特则追求意义性的概念效果。

十九世纪是人类值得自豪的一个世纪，一提到它，人们就会想起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的突破、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的突破，以及类似铁路电报的数不清的发明。然而，怀特海(Whitehead)的说法却出人意料：十九世纪最大的发现是找到了发现的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巴敦学派特别是李凯尔特所提出的个别化方法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索的一个突破，并且已经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社会学研究，现在已越来越为各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瞩目，他确定历史和社会学研究以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体的价值取向为对象，断言概念形成的基础，不是客体共性的抽象，而是主体对问题的设定。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变革，正是从李凯尔特那里获得启示的。探索，攀登，独辟新径，我在阅读《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时，对于作者的理论勇气，是时时生发出一种敬佩之感的。

人们爱读史书，这不仅因为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更因为它所记载的人事兴废，变迁沉浮，最能激起人的共鸣。梁启超称赞王船山的历史评论最富价值，认为“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喜爱《史记》《汉书》，往往“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项羽田延年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震撼人心，这本来是值得称道的，王船山却斥之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史书应当具有鲜活生动的特色，古人曰，“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这也许是他们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之谈。

李凯尔特历史观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强调历史的个别性。他在《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一书中提出，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不至于象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他进一步提出：“历史学认为对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作出表述是它自己的课题”(第50页)。我国史学界是否有必要借鉴一下李凯尔特的观点呢？“历史的个体对众人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人们读到的拿破仑，应当是不同于亚历山大与恺撒的拿破仑；读到的贝多芬，应当是不同于巴哈与勃拉姆斯的贝多芬；读到的黑格尔，也应当是不同于柏拉图的黑格尔。这样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政治史、艺术史和哲学史。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不正是一部有鲜明历史个别性的著作吗？恩格斯称誉它是“天才的著作”，绝不是出于寻常的恭维，这部著作需要天才的历史洞察力和富有独创性的选材和表述能力。这部历史著作表述了一八四八年二月路易—菲力浦被推翻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这段时期法国的阶级斗争，在它里面没有“铁的规律”、“必然性”和“曲折性”这类用语，有的是对这段时期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书中出现的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这段特定时期的小农，闭塞隔离的生产方式、落后的交通、自给自足、相互敌对、迷信的传统，使他们成了波拿巴复辟帝制的支柱。书中表述的军队是“没有从共和党人中得到光荣和附加军饷”的军队；这段时期的大资产阶级把波拿巴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而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则把他作为对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正是这些具体的个别性的历史关系，使路易·波拿巴这位不只丧失法国公民资格而且当过英国特别警察的平庸可笑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部非凡的历史著作在我们眼前活现了路易·波拿巴帝制复辟的闹剧。据说，马克思这部著作的这一特色已引起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出现了专题研究论文。我想，在这方面参考李凯尔特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康德说：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以及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历史是文化的积累过程，在这过程中，沉积着各个时期人类的认识功能、道德实践和审美情感的结晶。这里贮存着各个时期人类创造意识、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的无数信息。对于哲学来说，这里展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在这天地里驰骋和开掘，可以达到对人类自身的更深邃的认识。今日，当我们处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之中时，对于文化科学的倡导者李凯尔特，也许是会产生一种亲切感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篇5：奠定高效课堂的基石

语文教学是以爱心为基础的工程。爱是一种粘合剂，它可以将你与你所从事的事业粘在一起，激励你用毕生精力去追求，用全部身心去拥抱。教师对学生应该一视同仁，“优秀生”固然可喜，但不可骄纵宠惯；“学困生”固然发愁，但却不可弃而不管。吕不韦曾说：“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如能努力按照这一原则对待每一位学生，那么学生就会尊你为良师益友。

如果说爱心是语文教学的基础，那么，研究学生就是教学的第一要素。教学要符合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同一班里，性别之差，智力之差，个性之差，兴趣之差，习惯之差，品德之差，都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研究的对象。那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教学，只能将学生引入歧途。只有不解，才会沟通，只要沟通，就会和谐。当教师了解学生，并和学生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时，课堂教学才有可能达到最佳状态。

语文教学离不开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学识。俗话说得好：“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身就得有‘常流水’。”一张文凭，只能表明学历的水平，并不能表明教师的教学水平。“教，然后知困”的情形往往会出现在我们的教学活动当中。知其“困”就应再学，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教学中，才会居高临下，左右逢源。如果功底浅薄，孤陋寡闻，就会在引导学生扬帆远航时“触礁”或“搁浅”。

“能否独立地研究教材、处理教材，是衡量一个语文教师是否成熟的标志”。教材必须“钻进去”，即缘文求道，摸索作者的写作意图、思路、风格，进而体味作者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用心。努力引导学生重新经历作者的写作过程。处理教材，又必须“跳出来”，切忌拘泥教材，照搬“参考”。教学时，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和编者的具体要求，可作大胆的调整，以便更好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语文教学工程主体还是要靠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来完成，课堂上怎样才能在有限时间内有高效的结果。

语文教师要在兼收并蓄的前提下，努力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风格，从而使自己成为教师群中的“这一个”。近年来，在教学实践中，自己注意课堂结构的优化设计，逐步摸索出“自学导读、讨论研究、质疑共释、练习巩固的教学法，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一步：自学导读。这一步的核心是“导”，“导读”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其一，提出要求，在学生自学课文时，要求他们养成查阅工具书，处理生字词的习惯，养成用圈、点、勾、划、记等方法找出重点、难点的习惯。其二，提出要点，教师在课前精心设计自学提纲，力求使学生初步熟悉课文，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自学提纲的主要部分以作业的形式（如：填空题、判断题、回答题）进行，将课文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以及立意等方面的有关内容化为作业，让学生进行自学练习。与此同时，教师要不断地在教室内巡视指导，检查订正，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信息。

这一步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事物的规律，为学生提供了“反躬以践其实”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第二步：讨论研究。培养学生讨论研究的习惯，不仅可以活跃学习气氛，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而且可以集思广益，使学生对所议问题有一个全面、准确、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可提高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一点心得可以讨论，一个问题也可以讨论；可以同桌讨论，也可以四人小组讨论，还可以全班集体讨论，力求形式自由，生动活泼。课堂上，力求创造讨论研究的环境气氛，放手让学生“乐于讨论研究”，又要引導学生“善于讨论研究”。讨论的时候，一要“以本为本”，紧紧围绕教材内容展开，切忌海阔天空，脱离课本；二要“边读边议”，结合教材内容好阅读实际，边读边议，以议代讨；三要“切中要害”，讨论的内容必须和教材的重点、难点相一致。讨论过程中，如有“意料之外”的问题，应及时组织再讨论，以求得深刻、理想的答案。

第三步：质疑共释。学贵有疑。疑，就是问题。学生在阅读中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是独立思考的表现。教师要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通过释疑，引导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思维的批判性、敏感性和深刻性。教师要帮助学生在阅读中质疑，在质疑中深入阅读。要使学生能在文章的关键处质疑，又能在看似平常、实有深意的文字中质疑。有些疑点是自学和讨论后仍然遗留的，有些是深钻细研课文时发现的，这些疑点之中不乏有价值的问题。如：讲授《狼》一文时，有的同学问：“‘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一句中的‘之’当‘狼’讲也行，当‘骨头’讲也行，是不是两种意思都对？”有的同学问：“‘其一犬坐于前’一句中的‘犬’是‘狗’的意思，为什么注释里说是‘像狗一样’呢？”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看出，许多学生已不满足于知其然，而更热衷于知其所以然，还有许多学生已不是简单地、盲目地迷信老师和参考资料，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异议，对问题作深层的探究。久而久之，他们的创见能力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四步：练习巩固。一课书教完后，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让学生对课文进行“反刍”，必须布置练习，落实需要掌握的知识和需要培养的能力。课文后的“研讨与练习”要认真对待。课文后的“研讨与练习”是教材编者根据课标要求和文章内容设计的，必须逐一认真落实。研讨部分一般在讲课过程中探讨过，可以做一下口头提问，加以巩固，读背练习要认真落实。课文拓展练习一定要让学生动手做。使他在课堂上学的东西能会运用。有时也可以编一些拓展题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