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精选8篇）

篇1：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对药理学精品课件制作的思考

现以对夜大学生进行的授课内容问卷调查为例,探讨对药理学精品课件制作的部分思考,提出药理学课件的改进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

作 者：王姝 梁翠茵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药理教研室209信箱,北京,101300刊 名：卫生职业教育英文刊名：HEALTH VOCATIONAL EDUCATION年，卷(期)：27(12)分类号：G640关键词：精品课件制作 问卷调查 药理学

篇2：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摘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 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

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 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 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 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状态安乐化。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 是指采取主动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 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 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 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 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 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 死立法草案。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 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 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 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

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 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 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 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 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 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 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 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 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 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 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 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 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 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 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 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 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 了人们的权利。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 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 质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对安乐死争论时就必须权衡：如果说安乐死中病人的个人 自由的确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冒犯？或者，安乐死尽管 是 涉他行为，但它有社会无法抛却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许可的可能？仅依据“伤害原则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种个人自由显然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如个人的言论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为，但无疑言论自由在给他人带来伤害的同时（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性批评），又 的确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自由而为集体意识所支持。安乐死行为中究竟有没有这种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会所无法抛却的利益呢？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主体显然和对言论自由的认识主 体一样——不是某个个人，而只能是社会集体。

因此，在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上，其最终的评判标准乃在于看安乐死行为是否冒犯 了社会集体意识。如果这种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认为具有很严重的性质，法律禁止实施安 乐死就是明智的选择。

篇3：对药理学精品课件制作的思考

我们的工作团体 (即药理教研室的全体教师) 一直致力于提高药理学教学质量。首先面临的就是药理学课件的改进问题。在2008年的一次对夜大学生的考核后, 我们对其进行了关于授课内容的问卷调查。我们把药理学教学内容分成主要的几部分, 即总论、传出神经系统药物、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心血管系统药物、外周内脏药物、内分泌药物、抗菌药。再列出各部分主要的药物、药理作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用药原则等内容, 让学生在这些内容后留下判断的标记, 希望讲授的画“√”, 根本不需讲授的内容画“×”。共发放问卷156份, 除去1份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共155份。其中全部选择的24份, 不全选择的131份, 学生多为临床专业, 其次为护理专业, 还有少数为预防专业、耳鼻喉专业、影像专业等。从总体来看, 学生还是比较重视这次问卷调查的, 有的还写了一些建议。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及建议情况, 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

(1) 总论药效学和药动学全选的学生数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61%, 这说明学生对药理学基础理论还是比较重视的。只选择药效学而不选药动学的学生在两者不全选人数中占多数, 说明学生并未完全重视基本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药物在不同患者体内变化不同, 现在有些药物应用要求尽量做到个体化, 如果不能掌握药物在人体内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就会影响到药物的应用和治疗效果。

(2) 一些不常用的针对用药 (如局麻药、抗阿米巴病药、抗疟药等) 选择希望讲授的学生很少。对于药物的作用机制不想了解的学生也不少。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药物在门诊用药中所占比例小, 有些药也确实不用太详细地了解其作用机制, 对于这些章节我们讲授时也注意到了, 并做了适当的调整, 问卷调查结果证实我们的课程安排还是合理的。

(3) 一些常用的抗菌药 (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等) 占到不全选人数的90%以上。这说明抗生素在临床应用非常广泛, 学生对这些药的作用及应用大致能掌握。但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抗生素应用存在滥用情况, 没有必要开这些药时, 有少数医生还在开, 因此, 笔者认为用得多的抗菌药的讲授还是有必要的。

(4) 这次调查所反映的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学生都希望重点讲一些常用药相关知识, 尤其在讲授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的药物时, 多讲些相关方面药物的新进展, 最好联系实际。在一些临床大科室工作的学生这方面的要求最为强烈, 而在校生不是十分强烈。夜大学生多为半工半读, 他们对医药这个行业已有了深刻认识, 他们直接面对患者, 怎样学以致用对他们来说才是关键。因此我们在教学上应当考虑到这点, 这个建议对我们教学的改进很有帮助。

篇4：对药理学实验教学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药理学；实验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2-010-02

实验教学在医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培养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科学思维方法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具有重要意义。药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主要是为阐明药物作用机制、改善药物质量、提高药物疗效、开发新药、发现药物新用途并探索细胞生理生化及病理过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验资料。药理学实验课程是药理学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学习和掌握药理学知识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药理学实验课既可以验证药理学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为将来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奠定基础。因而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性思维，如何培养学生的动脑、动手等基本能力，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积极性，是提高药理学教学质量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部分。本文就个人几年来教学实践谈些体会。

一、实验课教学中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实验课准备不够充分

药理学实验课是药理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实验有助于学生更好理解理论课讲授的内容。但是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发现部分同学对实验内容并未事先预习，存在着“临时抱佛脚”的现象。由于没有充分的实验前预习．学生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操作性实验，往往是看一步实验步骤然后再操作一步，根本做不到前后联系以及与理论课的融会贯通。究其原因，可能是学生对实验课不够重视，认为实验课无关紧要。

2、缺乏团队合作精神

在实验课中我们还常常观察到部分学生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分组实验效率不高。例如由于实验课人数较多，某些仪器和设备需要共同使用，而个别同学用完后随意摆放，不仅不雅观而且影响了其他同学的使用，造成课堂秩序混乱。在分组实验时，往往组内分工不明确，时间安排不合理，实验进程不顺利，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实验内容。

3、独立分析问题能力欠缺

临床医生诊断病情时需要将病人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综合分析，才能做出合理的诊断及治疗方案。这要求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就要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习惯。但实验教学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同学对实验内容缺乏思考，对实验结果分析无从下手，甚至出现个别学生抄袭他人结果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因为学生对课本知识掌握不熟练，并且没有进行必要的实验预习，另一方面也与现有的教学和考核模式有关。

二、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在教学中，学生始终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是起合理的引导作用。为了改进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我们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1、调整实验课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传统的药理学实验教学体系大多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各个实验内容之间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联系。针对实验教学内容分散、相互不连贯的问题，我们调整了教学内容，增设综合性实验，将原来一些分散的验证性实验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实验，提高了实验的系统性、完整性。

2、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该学科实验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了解基本原理，并且通过实验技能的培养，形成良好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操作为辅，教师讲授时间过多，使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降低，只能被动按照教材步骤操作，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效的锻炼。针对此问题，要求教师有必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合理安排教学过程中示教时问，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1）督促学生做好充分的课前预习 药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充分的实验预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教师应当在每学期开始时将教学日历公布于学生，并且在每次实验课结束时告知学生下次实验课内容及预习侧重点，或者提出几个思考题。这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在听讲时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实验课的教学质量。如在实验课开始之前，预先将该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布置给同学，在上课时让其主动讲解，提升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注重课堂教学过程，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 学生初次接触药理学实验内容，实践经验不足，难免存在操作不规范、认识不足等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督促学生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实验，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对于注意事项较多的实验，教师要做好合理的示教。在示教操作时，语言要简练，动作要稍慢一些，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理会操作要领，尽快掌握基本操作技术。如动物基本操作实验，由于学生第一次进行药理学实验，应该对抓取、麻醉、固定、注射等各个环节注意事项一一讲解，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教师在实验教学中，要注意多放手，让每个学生尽可能多动手，多参与整个实验过程。也要注意引导学生在分组实验中，注意相互协作，形成良好的团队意识。

同时实验教学中要注意锻炼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及观察能力，形成科学思维的习惯。只有善于观察，才能积累更多的感性资料，从而进一步升华为理性认识。观察是创新性思维的前提，实验教学中要注意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如在实验设计这项实验中，通过对乙酰胆碱、毛果芸香碱和新斯的明三种药物药理作用机制以及典型症状的分析，让同学们自行设计实验路线，从而将三种药物区分开，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观察创新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应多提问、多讨论，多采取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法，使学生加深对理论教学的理解。如在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家兔血压影响的实验时，可让学生思考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异丙肾上腺素三种药物的药理作用机制的相同点以及不同点并让学生分组讨论，最终根据得到的结果分析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理解到三种拟肾上腺药物区别及实验的注意事项，使实验教学真正成为理论教学的延伸与补充。

（3）总结实验结果，让学生完成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是对实验结果的整理和分析过程，是实验课的重要环节，也是检验实验课教学效果的手段之一。在实验教学中，要求学生重视实验报告，每次实验课都要独立完成实验报告，并对实验结果做详细的分析，使得学生不仅可以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锻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此外，教师也可以通过对实验报告的批阅，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3、改革实验考核方式，综合评定实验课成绩

建立合理的实验考核体系，在实验教学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实施创新教育的重要保证。以往的实验考核往往只采用操作考试的方式，考试方式单一，不能确切的反应学生的平时学习，并且实验课所占分值较少，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我们改革了实验考试办法，采用综合评定实验成绩的方法，并且规定实验成绩所占比例不低于学科总成绩的30％。实验课成绩包括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实验报告、课堂提问及最后的操作考试几个方面。这一改革，可以更加客观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篇5：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对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探索专业教育模式,突出医学特色是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应探讨的主要问题.医学院校心理学专业建设应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设置和教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提高教师的`跨学科专业素质.

作 者：阴山燕 YIN Shan-yan 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文理部,天津,300193刊 名：医学教育探索 ISTIC英文刊名：RESEARCHES IN MEDICAL EDUCATION年，卷(期)：6(9)分类号：G642.0关键词：医学院校 心理学 专业建设

篇6：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内容提要】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的分析，以自由理论为基点探讨了安乐死中的生命权和个人自由问题，并结合社会有机体理论提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主张。【摘要题】争鸣之声【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个人自由/集体意识【正文】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短短几句话，问得委员们不知所措。这是患上绝症后，一直争取安乐死合法化的罗得里格斯太太临终前的呐喊和抗争。（注：潘希熙：《走向死亡，谁说了算》，《社会工作》1995年第4期。）的确，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生与死的考问和思索几乎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永恒困惑。2001年4月，荷兰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上。安乐死的观念和行为，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个法律上的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那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会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纷争；也很少有哪个法律问题能像关于安乐死的争论那样常常让我们感到无法自圆其说。安乐死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本文拟从生命权、个人自由等角度对安乐死合法化纷争做些粗浅探讨。

一、安乐死及其合法化纷争

（一）安乐死及其历史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5页。）国内目前对安乐死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安乐死“是指对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解除其极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亲属要求，经医生鉴定和有关司法部门认可，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的过程。”（注：石文亮：《试论安乐死立法》，《法律与医学》1995年第2期。）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解释，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界定的不准确，是导致安乐死被误解及引起争议的原因。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主动措施，? 缱⑸浠蚍靡┪锏燃铀俨∪怂劳觥１欢怖炙涝蚴侵付晕ｖ夭∪瞬桓?nbsp;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后者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可谓古已有之。在西方，有些原始部落为了其整体的生存和健康强盛，常把病人、老人击杀或埋葬，以此来减少病弱者的痛苦和部落的负担。（注：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仍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伦理的，并赞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自己结束生命。斯巴达人为了保证士兵的健康和战斗力，也有处死有先天疾病或生理缺陷之新生儿的习俗。在东方诸国，尤其是受佛教影响的地方，崇尚人自然的死亡，“圆寂”、“坐化”等就是佛教徒追求的死亡方式。我国敦煌有一幅唐吐蕃时期（公元781～847年）“自行诣死”的壁画，描写一位老者在寿命将终时自行到坟墓中安详地辞别人世，这可视为我国较早时期的安乐死思想。（注：赵建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但是，由于安乐死违背传统的伦理观念，（注：长期支撑社会秩序的传统，在西方是以宗教伦理为主，如基督教就曾经禁止自杀；在东方，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地方，莫不视死为一个禁忌，在大多数时代里的大多数人也无不将长寿视为一种极其自然的追求。）并与传统的医学理念和死亡概念相冲突，自杀和他杀的界限也因此而趋于模糊，故安乐死的思想和行为也普遍地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在西方，启蒙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传统社会走向式微的开始，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把握与张扬迅速拓显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自十七世纪起，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便应运而生了。（注：培根、莫尔、洛克以及休谟等人都阐述过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0页。）于此同时，由于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一部分濒危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予以延长。这极大地激化了医学伦理中的一对固有矛盾——延长病人的生命与解除病人的痛苦。有关安乐死的病例和讨论不断涌现，终于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在二十世纪初叶与人权运动结合在一起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5年在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委员会”，其后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组织。但安乐死运动很快就随着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非日尔曼种族的屠杀而遭受挫折。二战期间根据其信奉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其纯净种族（雅利安）的理想，纳粹党人用“安乐死”、“尊严死亡”等名义有计划的屠杀慢性病、遗传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其他民族人士达600万人。（注：[美]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赵永前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从1938年法西斯分子滥用安乐死到50年代后期，安乐死声名狼藉，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几近销声匿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1960年，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自愿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的一项安乐死法案中声明：“医生给一个做出宣布的合格病人实行安乐死是合法的”。类似的法案也曾被美国爱达荷州、俄勒冈州等地的立法机构提出，但最终均未获通过。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70年代后期的法国、德国也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程序。荷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于1993、1995年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但结果施行未几均告夭折。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仅世人瞩目，在我国也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安乐死的高潮。我国的立法，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安乐死问题。但被动安乐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较为普遍的，通常也不会引起什么诉讼，即使有，一般也是作为普通医疗纠纷加以处理。1987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一起案件（医生在病人家属的要求下主动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医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杀人，最终被判无罪。）是我国迄今为止最为典型的安乐死诉讼案（注：对于此案十余年来媒体一直有各类报道和介绍评述。主要有：宋蔚林：《安乐死与杀人罪》，上海《民主与法制》1987年第8期；王鸿鳞：《关于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人民司法》1990年第9期；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王政勋：《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02页；2001年4月23日千龙新闻网转载《华商报》的报导文章《当事人披露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审判始末》。），并引发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安乐死问题。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分别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虽然意见不一，但与会者多主张无论在医学上还是在立法上都应谨慎对待。自90年代中期起全国的两会上亦不断有些代表（多为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地的代表）联名提出有关安乐死的提案，山东的一所大学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机关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乐死立法草案。

（二）安乐死之合法化纷争 显然，从安乐死的历史发展来看，乐观的人倾向于把安乐死的合法化视为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的体现。但各国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认识也许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太过乐观了。谨慎的人尽管对安乐死持理解立场，但却不希望法律过早的做出让步。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也颇值得我们深思。赞同一方的主要观点认为：1.生命只属于个人，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主张，集体主义者即使赞同安乐死，一般也只主张消极安乐死。他们认为，个人生命是人类集体生命的组成部分，前者应服从于后者，个人是否可以实行安乐死要看对集体利益是否合适。）2.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3.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4.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诺埃勒·勒? 撸骸渡锫桌硌в合苤朴肴巳ā罚度舜蟾从∽柿稀罚ǚɡ硌а⒎ㄊ费в?998年第1期。）即便是在赞同者内部，关于安乐死的实施对象，也还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有三类：植物人，脑死亡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极度痛苦者。（注：徐宗良：《大学生人文素养讲座：当代生命伦理的困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也有人主张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两种病人：一是身患绝症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二是有严重残疾，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极其低下或已丧失的病人，如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或已发生脑死亡者，严重畸形且医学上无法治疗的胎儿、新生儿等。（注：陈霆宇：《安乐死几个相关问题探析》，《政法论丛》1998年第2期。）还有学者将植物人和严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儿排除，提出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是“医学上无法挽救存在痛苦的濒死者”。（注：冯秀云：《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几点思考》，《政法论丛》1997年第5期。）反对一方的主要观点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简单扩大到可以把濒危病人弄死。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组成分子。社会对各个社会成员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有些被误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4.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机会。5.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虚或一种暂时的要求。6.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注：本段观点分别参见：许士凯：《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7页；纪宗宜：《关于医学法律中若干问题初探》，《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另外，念九州还提供了一些较为不同的观点，详见其文：《价值冲突：安乐死合法化的根本障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二、生命权与自由 综观安乐死合法化纷争之双方的观点，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与生命权、个人能否自由的选择死亡，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所有行动和思考，从最终意义上讲，也的确未能超出我们人类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人类种群的存在与繁衍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前提。但被视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乐死的争论中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全面的审视：人既然有生存的权利，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权利呢？法律应不应该保护个人对其生命的自由选择？

（一）安乐死中的生命权悖论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这也是一个人作为法律主体之享有权利在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探讨生和死可以从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和法学的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单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标准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独立呼吸说”、“父亲承认说”等学说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对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说”、“呼吸停止说”、“脑死亡”等标准。（注：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就前者论，有的是被界定在出生（医学标准）以前，有的是在出生以后；就后者论，则主要是医学上（传统的）“心肺死亡”和（现代的）“脑死亡”标准的差异。我国民法对决定自然人权利起讫之界定采纳的分别是“独立呼吸说”和“心肺死亡”标准。（注：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那么，在这段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的生命究竟属于谁？每个人的生命只能归他自己所有，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常识。保护每个人生命的安全并不受任何非法侵害也是法律的基本职责。但这只是我们现在的常识，历史和理论曾经给过不同的答案。比如历史上的奴隶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连生命也完全属于他的主人所有，更别说享有什么生命权了。而基督教的神学家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上帝的，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一种犯罪行为。（注：这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表述的观点。）自文艺复兴起，西方人逐渐被从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直至现代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个人的人格独立与尊严终于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共识。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可见，人的生命只能由他自己来享有，庄严而神圣的生命权是任何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安乐死中对于生命和生命权的争论，首先是在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客观地说，人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综合体，前一种理解使人类跨越种族民族差异而具有普遍的共性，后一种理解则使人类真正的有别于其他动物。赞同安乐死的人一般都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及其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往往以生命的质量来评判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而多数反对安乐死的人则更注重从人的共性上来看待生命的意义，再大的肉体痛苦、精神折磨甚至是丧失了意识，都并不能降低其作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就象密尔说的那样，即使是痛苦的苏格拉底也比最快乐的猪幸福。如何看待这个分歧？赞同论者认为尊严的死比痛苦的生存更有价值。在这里，尊严成为了一个标准，但问题是：什么是尊严？绝症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不堪，往往包括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折磨。感觉到肉体上的痛苦如肢体残缺、组织疼痛等，这些只是医学上的事实，是否能构成尊严问题，却要因人而异。单纯的肉体痛苦必须经过个体的主观评价才能转化为尊严问题。而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如弃儿、乞丐、流浪汉等也许同样感到尊严的丧失，他们是否也会觉得生不如死？可见，不能断言尊严是死的理由。赞同论者也许可以进一步附加其他条件来支持其主张，如要正确看待死的意义（死亡本身是生命的归宿），濒死者的死亡已无法避免，安乐死的本质是由人工来控制死亡的过程（使病人安乐而死）而不是杀人。但以生的归宿是死来主张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应当是非常消极人生观，也不是劝戒任何人主动死亡的合适理由。另外，何谓濒临死亡？绝症病人也许在几天内死亡，也许几个月死亡，有些植物人可能会活几年甚至十几年，若要选择一个期限作为实施安乐死的标准显然不现实。再者，如果安乐而死是要回避死亡之前的痛苦体验，医生拖延其死亡是对病人的虐待，那么对痛苦的慢性病人而言，医生岂不是在对他们进行更长时间的虐待？虐待的指责不过是对医生职责的误解和无理的情绪化表达而已。即使缩短病人临死前痛苦的目的是正当的，手段是提前终止他的生命，法律显然不能仅因目的的正当就当然肯定手段的正当。再来看看反对论者的意见。生命神圣的主张固然正确，但这一般不会妨害对一个人生命的正当剥夺，如对杀人犯执行死刑通常都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若社会和国家应当尊重并有义务保护病弱者——我们应当如何保护？以谁的标准来保护？如果我们认为病人要求安乐死的主张是一种不理智的决定，那我们又如何判定保障其痛苦的活着就一定是正确的理智呢？真理从来都不是投票的结果，以多数人的价值观去替代少数人自己的判断并不总是明智的选择，历史上的教训常常使人们对“民主的暴政”怀有深深的切肤之痛。

（二）安乐死的个人自由 当人们发现对一个问题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是误入歧途，那就意味着已经到了答案的门前。人们在安乐死问题上之所以争论不休，其原因或许在于：讨论死是不是一项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讨论一个伪问题。我认为人们真正应当讨论的应是：一个人在选择安乐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个人自由，他是否因此涉及了他人的利益并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即我们应当如何行使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从一种角度看，个人自由包含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中：第一，自由就是不受他人干涉；第二，限制自由是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等同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第三，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即应该给个人保留一定的、绝对的、不受侵犯的自由领域，对自由的限制不能没有边界。（注：此为消极自由之观点，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526页。）约翰·密尔在其不朽名著《论自由》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前两点的；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对社会负责；在仅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在密尔看来，所谓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其实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之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而对于社会在何种情形下才可正当的干涉个人自由，他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0页。）这就是学者所称的“伤害原则”或“密尔原则”，即一个人的自由若给他人造成了伤害，受到了伤害的人就有权要? 蠓啥哉庵肿杂捎枰?nbsp;制止。（注：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7～549页。）遵循上述自由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安乐死中所涉及到的个人自由问题。在自愿安乐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杀者一样，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乐死的病人不能像普通自杀者那样由自己独立完成自杀的行为（一般地，他已经丧失了这种行动能力），而必须通过亲属、监护人尤其是医生的帮助才能实现他死的愿望。对于任何能够独立完成自杀行为的人而言，他无疑有选择死的个人自由，因为在仅涉及他本人的行为中，自由原则主张任何人“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另外，对自杀行为实际上的无法预防、无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预自杀。历史上虽然有过禁止自杀的法律，但那不过是历史留给人们的笑柄而已，自杀最终还是从犯罪变成了人们的权利。（注：李建军、刘世萍：《从“犯罪”到“权利”：自杀行为的西方法律史述略》，《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由于自愿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仅涉及本人”的行为了。亲人和医生若要满足他的愿望，就要冒着杀人的危险，他们不得不考虑其协助行为的性质及后果。“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从刑法上来讲，有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具有正当性。与病人死的自由相比，“不得杀人”戒条即使不是更高至少也可算具有同等价值——而应为那些协助者即亲属和医生所必须遵守。若协助者满足了病人的愿望以后无法避免道德或法律的惩罚，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了伤害。自愿安乐死既然已经涉及他人，主张死亡的病人就有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社会取得了干涉的权力。在已经涉及他人的任何行为中，我们的自由都应当是有限制的。这完全可以用一个最通俗的例子说明：我们挥动手臂的自由止于他人鼻子所在的地方。密尔还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观点：“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2页。）比如，他举例说一个社会不能承认任何人有要求卖身为奴隶的自由，尽管这可能的确是他真实而理智的意愿。至于非自愿安乐死的情形，不仅涉及他人协助自杀的问题，在此之前更涉及监护人或亲属以推定方式代理病人表达意愿的行为。在医疗中，通常涉及两类推定的授权行为。一类是医患关系中存在的推定授权，即医生的救治权被认为是来自于病人的明示或默示的授权。比如，针对患者的症状医生进行必要的检查、开相应的处方、采用适宜的临床手术措施等，一般医生无须征得患者的事先认可，除非此治疗措施存在几种类似方案且医生的选择会给患者带来无法预料或难以承受的后果时，医生才有义务征求患者及其亲属的事先认可。另一类推定授权存在于患者一方的内部，即对医生的上述明示授权本来应由患者本人实施，而实际上病人常常因为其病症的紧急或危重已不能表达其意志，只能由其亲属或监护人来代理表达选择意愿。因为目的和手段都是对病人进行救治而非伤害，按密尔的自由理论，医生和患者亲属上述的行为一般还算不上是涉及他人的行为。但如果是对病人实施非自愿安乐死，性质就不同了。首先，医生之所以有推定的救治权，其基础在三个方面：1.维护或恢复患者的健康；2.减少患者的痛苦；3.拯救患者的生命。这都是患者的根本利益，医生的职责和义务也在于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这三个方面并非完全等同，医生的最高使命是拯救病人的生命。因为大多数医疗手段总会给病人带来痛苦，同时相当数量的病人在治疗后也失去了正常人的健康。所以，我们一旦授权医生可以主动为患者采取致死措施，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先医生据以取得救治权的逻辑基础。其次，病人亲属或监护人的代理授权是否也能毫无限制？单就民法上的代理理论而言，代理人所有合法的代理行为都必须基于被代理人的某种利益。在医疗中，病人亲属的代理权的基础也就是医生据以获得救治权的基础，拯救病人的生命同样是这种代理权的最高来源。据“伤害原则”，医生和亲属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涉及了（剥夺）病人的生命权，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加以禁止。

三、法律的抉择

（一）安乐死中之个人主义自由观的缺陷 安乐死中医生、患者本人及其亲属的行为都已涉及他人，按密尔的自由理论，他们的自由都应当受到限制。但密尔确定的限制原则其实并非完美无缺。第一，个人自由是否涉及他人而应受到限制，并非轻易可以判断；第二，部分涉他伤害行为对社会的有益作用被完全忽略。这就产生两个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一，安乐死中病人的自由是否真的可被认为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或者，个体行为究竟是自涉性的还是涉他性的，我们究竟如何判断？其二，若限制自由乃因有比之更高或等同的价值存在，那么部分涉他的伤害行为中是否恰恰就蕴涵类似的价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许人们可以认为任何自杀行为都会涉及他人，比如自杀者可能对家庭负有抚育子女和瞻养老人的义务，对社会负有贡献其个人力量的义务等等。从道德上看，似乎确无不涉他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总在不同程度上（正面地、负面地或二者兼有地）——要么涉及特定的某个人，要么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整个社会。约翰·密尔基于其个人自由主义的立场，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每个人本能地更加关心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利益。人们一般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清楚，而对别人的利益往往缺乏同样的了解，尤其是对于别人的特殊利益和兴趣，则更可能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判断什么时候别人的行为威胁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但却没有可靠的根据判断别人的行为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影响。所以，法律可以依自我防卫的目的限制自由是合理可行的。密尔认为，我们为了别人的利益对别人自由的限制和干涉常常是弊大于利的。并且他更坚决反对集体意识对个人独立的过分干涉，在他看来“在实际上决定那些在法律惩罚或舆论支持之下要大家注意遵守的行为准则的主要东西，乃是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页。），因此，社会的主张与个人的见解相比，并不一定就更正确。当然，密尔也为自己的理论适用设置了一个界限，即它“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对未成年人等“尚处在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状态的人们”（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 0页。），社会还只能进行强制性的保护。如果我们视安乐死中的病人为密尔所谓的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无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对之实施安乐死。反之，尤其是对自愿安乐死的病人而言，按他的理论就很难解决了。因为如果医生和病人家属不认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对他们的伤害，那法律就不应当对病人的行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权在安乐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伤害，则法律对协助实施者的行为也同样不能禁止。按照同样的逻辑，只要被害人不认为受到伤害，杀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显然，这是荒谬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其实并非时时都能对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认识（像密尔假设的那样），对是否受到他人的伤害的判断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认识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视社会集体的替代性判断。

篇7：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摘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经济伦理的视角下把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确立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寻求通达目标的路径，避免其被异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以人的幸福为中心，实现符合经济伦理要求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伦理;幸福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资源更优配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增加人民的福祉，使人幸福。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合理安排，更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因为人的行为总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的支配下去做出选择。

经济伦理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其核心使经济主体在内心深处接受人是目的的观点，把经济活动变为人的幸福和人格完善的手段。从经济伦理的视角下把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确立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寻求通达目标的路径，避免其被异化。

1 把以人的幸福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人是目的”这个观点是人对自己的最真切的定位。它对人和人所面对的世界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点，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之一，经济伦理就是以此为基础。因此，经济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使经济发展围绕人为中心，而不是人围绕经济发展为中心。

那么人的目的是什么?在人所追求的价值中，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它不是某种具体的价值，而是一种抽象价值;

不是某种单个的价值，而是价值的总体;不是某种确定的价值，而是一种变动的价值;它不为任何人完全拥有，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它的存在并努力追求它。这种价值就是幸福。幸福意味着人生的完善，意味着人性的圆满实现，意味着越来越好的生活。

幸福作为一种满足感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范围内，总是某些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要素，总有些用以判断的客观尺度。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在某一社会范围内，而且在全人类范围内，人们越来越觉得应当有一些衡量生活好坏、质量高低的标准。从这种意义上看，一个人是否幸福决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幸福的条件(分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是幸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某人感到幸福，也未必真的是幸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应该围绕如何增进人的幸福为中心，创造出让人们幸福的外部条件，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首先是社会个体的.财富增长，贫穷肯定是一种不幸，财富可以改变生活状况、改善营养条件、改变教育环境。但到了一定限度，财富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目前，我国大部分人不富足，“就业难”、“挣钱难”的问题还很突出。其次是公平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公平的分配是增进人的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因为公平感和幸福感都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当然，公平分配也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行的，最大限度的实现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来进行第二次分配，使公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能够得到保障。第三是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舒美。舒美的自然环境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是人类所应该追求构建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仅是人类幸福的条件，不只是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就是人类幸福的内容，具有目的价值。经济发展方式就应该向增强人的幸福转变，在增加人们的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舒美的环境等方面想功夫，让人们在发展中得到实惠、感受到幸福。

2 实现可再生可循环生产方式

幸福首先依赖于物资的丰裕，它是幸福的基础，物资匮乏的年代肯定不会幸福。物资的丰裕离不开生产。生产就是利用工具加工自然资源，使最终的产品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过程。所以在生产中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我们关注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工业文明前，人类的生产力有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限，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小。近代科技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在机械哲学和科学的作用下，自然在人类面前不再神秘，人类在自然面前也不再毕恭毕敬。“人类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人类征服自然”的口号，使人们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大。在这样进程中，生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更多的环境破坏。

我国长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紧张;另一方面，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包括能源耗竭损失、二氧化碳污染损失、矿产耗竭损失、森林耗竭损失等)占GDP的比重非常惊人。从世界银行2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占GDP的6%―7%，而1985年，这一损失达到20%。虽然90年代以来大规模经济调整使这一损失占GDP比重迅速下降，至1998年降为4.5%，但仍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随着以GDP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标准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依靠牺牲环境、资源和损害民生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到尽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发展利益，提高国家收入。经济发展要求自然、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可持续。

我们不能因为自然原因而放弃发展，这是历史的倒退，不为现实所接受。幸福的基本条件就是物资对人的某种满足，目前我国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公认的幸福程度，发展是使我们幸福的重要手段，绝对不能不发展。而片面追求发展，放弃可持续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后使环境恶化，最后我们依然不会幸福。实现三者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依靠建构于环境伦理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实现可再生可循环的生产。在生产的原料上，主要应用可回收可循环的原料，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在生产的产品上，应注重产品更便宜，更耐用，更便于修理和循环使用，更具美感和更无伤害性，减少一次性或短暂性消费品的生产;在生产的能源上，开发再生性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减少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恢复性能源的消耗;在生产的过程中减少各种有害物(气体、污水、化工废料、垃圾等)的排放。在此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既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3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公平分配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来源于财富、权利、机会的公平分配，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要求。社会公正正是这一价值要求的保证，它对人们由享有平等权利所引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作适当的调整，保证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在总体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使每一位公民得其所得，不得其不应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关注到这一点。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每一位公民的天赋、作为、条件、环境、机遇等方面客观上不相同，最终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政策如果强制性地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追求绝对的平等，必然挫伤强者的积极性，虽然保护了弱者，看似会增强普遍的幸福，但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社会效率的低下，最终并不会享受到幸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如果任由事实上的不平等发展，虽然社会可能会更具活力，但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实现公平分配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健全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最低保障原则的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这需要政府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劳动保护机制，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帮扶制度，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民共享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第二，着眼于社会中下层的利益，把政策的优惠机会偏向他们。“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关键之一。这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着眼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同时提高低保的保障水平。第三，健全分配调节制度。当前，我国城乡、地区、行业、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大，这需要对收入过高的行业采取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对他们的收入加以限制。一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加以限制，二是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对高收入者课以更高的税赋，提高公共财政的收入，支持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以上问题，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直接拉动社会内需，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 构建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

消费是得到幸福的必要手段，消费创造了生产并引导着生产，所以在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能不谈消费。

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的逐利性这一本质的强力推动下，借助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工业社会开始大量生产，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的一大问题。

于是，商品不再只具备简单的使用价值，而是同文化意义、身份象征、生活态度等等相结合。此时的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而且同时也是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此时的社会“已经从传统的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社会转变到以‘消费’(以及消费服务)为中心的社会”。这些使得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呈现异化状态：浪费、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过度消费……所有这一切又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助长了社会的等级化和地位攀比风气，进一步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形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少消费经济就会衰退;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给人们带来幸福，消费越多就越幸福;人类能够承担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是基于对幸福的正确理解，即“某种程度的满足”，这既表明人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同时有强调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种程度就是：生存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发展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有进一步满足的可能。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就是既鼓励人们对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消费，与传统的禁欲主义消费观和节俭消费观区别，又能够避免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过度消费。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首先应该关注人们更多的非物质性(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等等)需求。实质上对物质增长的渴望背后有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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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对药理学课件制作的思考

关键词：多媒体课件,植物生理学,问题

多媒体教学是目前教学中使用的主要方式, 而能够科学合理地制作课件是保证教学质量良好的前提与关键。多媒体课件是教师对所授知识的内容、相关信息进行分类组织, 结合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影像等多媒体素材而制作出的课程软件。课件不仅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更要有良好的交互性, 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课件中文字过于繁琐、图片或动画引入不当、缺乏交互性和趣味性等, 使课件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 这对多媒体教学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成功的教学课件, 在确保内容正确之外, 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交互性好坏以及能否吸引学习者的兴趣成为课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及植物生理学的学科特点, 对多媒体课件制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1 课件文字设计要精简有序

在用多媒体课件表达教学内容的方式中, 文字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一种, 它可以独立地表达教学内容, 或者与其它方式结合以传递教学信息。植物生理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水势、植物激素、光形态建成等都需要用文字表达, 并且要做到文字内容科学、准确和无误。在此前提下, 尽可能地做到言简意赅, 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完整的内容, 避免简单的书本搬家和呆板的说教。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交互特性, 适时适当地穿插学与教的信息交流。

繁琐的文字是课件制作的一大避讳, 对于一些叙述复杂而又不能用图片表示的内容, 可以用概念图的方式展示。概念图是由概念、概念间的连线及连接词、概念的例子组成的一个知识网络, 能反应学生头脑中形成的认知结构及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理解[1]。光合作用是植物生理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其机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涉及很多物理化学反应。制作课件时可以概念图的形式展现光合作用机理。首先对光合作用的一系列概念进行概括, 如光合作用、光反应、暗反应、原初反应、电子传递及光合磷酸化、同化力、碳同化、类囊体膜、基质等, 从中找出最主要和最关键的概念———光合作用, 次一级概念为光反应和暗反应, 再次一级概念为原初反应、电子传递及光合磷酸化、同化力、碳同化等, 依次排列。将最主要概念、次级概念、再次级概念从上往下依次排列, 然后用连线将不同的概念连接起来, 并在连线上注明连接词, 将概念与连接词相加来表述一个完整的观点, 如“光合作用包括光反应和暗反应”、“光反应发生在类囊体膜上由光合单位参与完成”等等。最后从整体上进行修饰, 所有的概念连线之后, 还要有一个整体的检查, 确定连线的正确性, 并对线条的长短及整体布局做适当的修正和装饰, 目的是使概念图既内容完整又外观简洁。

2 课件图片、动画要适当适度

如果说单纯的文字构成了多媒体课件的主框架, 那么图片、动画的出现则为多媒体课件增添了趣味性和灵活性。图片可以简化教学内容, 使传递的信息直观化, 而动画的引入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学习兴趣。具体应用中, 所引入的图片要少而精、清晰、大小得当、位置合适, 并且要配有一定的文字说明。Flash动画是现在课件中常用的一种表示形式, 它由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元素组成, 是一种重要的多媒体表现形式[2]。植物生理学中很多内容可以采用Flash动画的方式进行信息展示, 如保卫细胞吸水失水引起的气孔开闭、通道和载体蛋白介导的离子跨膜运输、光合磷酸化和氧化磷酸化的机理、G蛋白偶联细胞跨膜信号转导的原理等等, 这些抽象的生理过程仅凭文字或板书展示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 Flash动画的引入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其实质,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大多数优秀的课件都离不开动画, 但引入动画一定要适度, 切忌误用、滥用。在实践过程中应强调其效果与实用性, 做到既保证教学重点的完成, 又要留给学生大脑休息的时间, 这样可以避免整堂课学生的大脑都处于兴奋状态, 给下一堂课的学习创造一个好的基础。

3 课件要布局合理、色彩鲜明

好的课件应该能够对课堂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既协助教师向学生展示学习的内容, 又可提高课堂讲授的质量, 尤其是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因此, 制作课件时要布局合理, 突出重点难点, 屏幕设计要清晰高雅, 色调搭配要适中, 达到生动活泼而又不失严肃的效果。对一些关键的名词或语句可用不同颜色的字体表示, 在颜色选择上一定要与背景对比鲜明, 从视觉上先引起学习者的重视。课件要以文字为主线, 结合适当的图画, 根据具体内容处理好文字与动画的比例关系。做到每张幻灯片内容完整, 整体上又前后连贯、流畅。好的课件还要呈现一种色彩鲜明的特征。例如在讲授植物水分生理一章时, 植物细胞水势的各个组成部分———渗透势、压力势、衬质势等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字体展示, 鲜明的色彩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 使学生更好地认知知识点。

4 课件要不断发展和创新

目前, 双语教学是高校推崇并获得迅速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 它使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同时, 能够掌握一定的外文专业词汇和英语学习能力[3]。双语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有较高的要求, 现阶段在国内的普及程度并不高, 尤其是一些专业基础课程。植物生理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的学科, 知识内容更新很快, 开展植物生理学的双语教学势在必行。在双语教学中, 除了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外, 掌握必要的专业词汇也是重点和关键之处。因此, 制作课件时可以将重点专业词汇用中英对照的方式表示出来, 如植物生理学 (plant physiology) 、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呼吸作用 (respiration) 等等, 既指导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词汇, 又能以此为切入点逐渐向双语教学过渡。

5 结语

课件最终要服务于教学, 因此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和制作必须要以教学要求为基础。现代化的技术也需要有现代化的思想与之相适应, 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将课件转变成学生学习的导航器, 尤其要注意增强课件的交互性及界面的人性化。对于接收程度较好的学生可适当增加课件的智能化。现代网络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可以共享, 对于从事教育行业的教师而言, 努力学习并掌握一定的多媒体技术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常用的多媒体工具有Power Point和Authorware, 具体的文字、音频、图片等方面的工具还有Swish Max、Adode Audition、Adode Photoshop等。只有掌握了相关技术, 才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科学合理地进行设计, 从而更好地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邓旭, 曾诗媛.概念图在植物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植物生理学通讯, 2006, 42 (4) :727-730.

[2]刘菲, 孟祥增.Flash动画的内容特征分析与图像信息提取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09, 19 (12) :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