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河源头一个村庄的隐喻散文

沁河源头一个村庄的隐喻散文（精选7篇）

篇1：沁河源头一个村庄的隐喻散文

沁河源头一个村庄的隐喻散文

一只鸟从山顶的树上俯冲下来，长长的尾羽抖动着，被阳光染成的银绿，泛起，又沉没。它俏立在屋顶，张开双翅，抖了抖，又甩了几下尾羽，踱了几步，嘎地一声，飞入檐下。这情景有些眼熟，好像一个刚回家的人，在屋外拍去身上的灰尘，再进家门。

这是秋日午后三点。山西沁河源头，一个小而破旧的村庄。小到什么程度?从去沁河源头的路上往上看，只看到几堵泥墙，以为没人住了，却发现有两床被子，晒在屋外，鲜亮的绿，耀眼的红，在沁河源头这清冷凋蔽的秋，分外耀眼。

这时节的沁源，秋意已深，漫山再找不到一丝绿意，收割后依然站立的玉米，失色的枝枝叶叶，道尽秋的仓惶和无奈。落尽树叶的白杨，林立在道路两旁，枝杆上累累的伤口，诉说无尽的沧桑。从七里峪到灵空山，从山顶到山脚，所有的道路都被落叶占领，风吹过，一阵沙沙声，似吟唱似悲歌，脚步踏过，又是一阵沙沙声，似呻吟似叹息，所有落叶，都在告诉世界，一个关于停顿和静止的故事。只有沙棘依然红艳，像染血的泪珠，挂在枯干的枝头;偶有松球从头顶的枝桠上跌落，自肩头跃下，滚落到层层叠叠的落叶间，被落叶掩埋。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层层叠叠的时光，无声无息，却又粗暴简单地把人掩埋。秋天，黄昏，清冷，与中年的我，站成时光中的同位语，仿佛那失色的玉米是我，满身伤口的白杨是我，满山或纷飞或沉落的落叶，也是我，不知不觉，已在岁月里走向仓惶，走向不归。

看到村子之前，我们乘坐的探寻沁河源头的车，在山间盘桓许久，满山的凋敝让人不忍卒睹，车内众人，又闭目昏然。终于，车停了，透过车窗，见到“沁河源头公园”字样，以为到了，却不下车。“还要再走五公里”。继续闭目养神，却听得潺潺流水声，如秋日私语，闻到清冽的水汽，干燥经日的鼻粘膜如久旱逢甘霖，神思不禁一震，开窗深深吸气，贪婪地吞咽。可是车却颠簸起来，坐过山车似的，跳起，又落下。时不时，司机还要下车查看一番，生怕底盘被硌着刮着，有时经过一个水坑，水坑里的水，便四下飞溅，甚至有几次溅上车窗，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五公里，若在平路，只是一脚油门的事，这会儿却颠得人头昏。昏昏然中，看到那村，那鸟，那鲜亮的被子。心有所动，便下车上山进村。

进村的路是走多了走出来的土路，雨水冲过，脚步踏过，都留有明显的印迹。四野凋敝，可这土路上，却还有隐隐的绿意，细看，一粒粒细小的芽苞，从干硬的泥地里探出头来，像惺忪的睡眼，萌萌的，触人心弦。原来山野间，藏有这些生灵的秘密，只是我不知，也总有些事物，走出时间的苍茫序列，走向世界的一切法则和秩序之外，做了季节的叛逆者。一路星星点点的羊屎蛋，如洒落在枯草嫩芽间的黑色花朵，引我们进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羊，在简单而沸腾地生活着。

十数间的泥墙，倒损大半，木椽支楞出来，像吃剩的鱼骨架，让人担心它随时会塌落下来。可它却是鸟雀的安乐窝。我不知道这些残破的屋檐，到底有多少鸟雀在此筑巢安家，我只看到那扇倒塌的脊梁下，一扇细长的尾羽在上下抖动，还有几声悦耳的鸟鸣，妩媚了枯瘦的秋野。

晒着被单的屋子，黄泥墙坚实。松软如泥，经过一番夯砌，也可以坚如磐石，不惧风雨，千年不倒。每次看到黄泥墙，都会心生敬畏。泥墙的上方，是木条支起的阁楼。木条掉了几根，好像缺了门牙的嘴，有几分滑稽的意味。那是放粮食的地方。沿着土墙堆垒着一圈整齐的柴火。屋前的空地，有洒扫过的痕迹，一直延伸到门前的一排青石板，光滑透亮，照得出人影。门上挂着花布帘。花布帘旧了，几乎看不出花色，布肉也薄了许多，但那上面，分明密布着生活的气息。

屋里传来说话声和笑声。

从看到这个村庄开始，我们就好奇，居住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这说话声，几乎成了我们毫不犹豫掀开门帘无理闯入的借口。

屋子不大，一个土炕占了半个屋子。两口木箱，两座土灶，一个长长的烟囱像蛇一样逶迤着通向屋外。我想象着，它将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吃掉屋外那一圈整齐的柴火，温暖这个小而结实的屋子。两个中年女子，一个坐在炕上，一个蹲在灶前，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蹲在灶前的女人，正剥着几棵大葱，灶上的瓷盆里，放着两团切碎的黄萝卜和白萝卜。她们要包饺子，晚上，她们要吃饺子。在北方，饺子是一种标志，即便简单的萝卜大葱饺子，也是一种欢腾的生活。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用很重的山西口音与我们搭话。我们连蒙带猜，了解了村里的一些事。这个村叫二郎神沟村，相传此地两座山为二郎神担山赶太阳时担的两座山，半山上有两个天然石洞，为二郎神插扁担的地方，山顶有一个“二郎神庙”，故名“二郎神沟村。”目前还有三户人家六口人。屋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他老婆，另一个，也是拐弯抹角的亲戚。他们不种地，只养些鸭子和羊。停在路边的那辆旧摩托车，是他们出山的交通工具。他拿着手机朝我们拍照。手机外壳上夹着一张红色的百元大钞。或许，在他眼中，我们这群人，就是吃饱了撑着的，无聊地成为他的风景。同行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他呵呵笑着，支吾着，我替他想了几个答案，比如，工资不高，比如不适应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但我更想他坦然而明确地回答，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守着家园，过简单和朴实的生活，不也是喜乐人生。

离开村子时，我们指着不远处山头上一堆石头问，那是什么。他说，那是很多很多年前村人垒的神台。在神台上，便可与天对话，向众神祈祷。他回答得有些迟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依然相信，或还会上神台祈祷，但我知道，从古至今，我们一直试图为我们所依赖的大地，和信赖的天空，为存在和虚无之间，建立某种通道，而最终，只是要安置我们无法把握的、森严的命运。

在深秋，在这个阳光美妙的午后，我和这个村子相遇，或许，就是一种隐喻。

篇2：河南一个自主搬迁的村庄

史洼村, 地处柘城县安平镇南端。该村是明代洪武年间搬迁至此, 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因村民都姓史, 地势又较洼而得名。

到底这个村庄有多洼呢?记者看到, 这个村到处都是不规则的坑塘, 村民说, 这是为了蓄雨水而挖的。村里的一些道路就在坑塘与坑塘之间, 一到夏季汛期, 常常被雨水淹没。

村后有两条交叉的小河, 村支书说, 这两条河一条叫晋沟河, 是涡河的支流;另一条叫跃进河, 是解放后挖的, 当时还起到排洪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两条河都成了污水沟, 一到夏天就臭气熏天。按说有这两条河, 村里就不会遭受水灾, 但因村里的地势实在太低, 这两条河反而成了祸患, 河水漫入村庄, 村民们饱受水灾之苦。

2000年夏季, 曾因雨水太大, 整个村庄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家家户户屋子里进水, 最深的有1米多。村民不得不挪到外面住, 不搬生命都有危险。那年, 村民的房子被泡塌了70多间。”提起来, 村民仍心有余悸。村民史军德回忆说:“当年因为水灾, 村里有418间房屋成了危房, 粮食被洪水浸泡的有10万公斤。”灾情牵动着当地各级领导的心, 河南省民政厅的有关人员、时任商丘市市长史培德, 以及柘城县的领导都到史洼村视察灾情, 指挥救灾。领导们都是坐木筏和皮艇进入村庄, 他们看到村庄的处境, 当时就对村干部和村民建议, 可以选择一个地势高的地方, 把村庄搬迁过去。

深受水灾之害的村民也想早日搬出这个洼地, 另外因为近些年河道的污染也促使地下水质变差, 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 饮用水又苦又咸, 村里患有结石、肠胃炎的村民每年呈递增趋势, 村民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然而, 搬迁一个村庄谈何容易——全村人口726人, 房屋966间。2000年以来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多次商讨搬迁事宜, 都半途而废。“中央有文件, 做事有青天”。真正让村民决心搬迁的, 是国家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份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 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 建设好农民的家园, 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 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2006年秋季, 在村民们纷纷要求搬迁的情况下,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经过反复论证, 决定在村庄东南地势较高处建设新村。而后村民代表找到一家设计院, 对新村进行设计:按现有人口和户数, 新村占地164亩。所有居民宅基地面积相同, 房屋样式统一, 包括高度和颜色。村庄将建设绿地和文化广场。

新村建后, 耕地增加

新的村址选好了, 可是地是村民的承包地, 这160多亩地如何统一使用呢?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反复商量, 并征求被占用村民的意见, 最后决定以租用的方式使用。具体说, 就是占用谁家的承包田, 每亩地每年的租金是550公斤小麦;谁建房谁承担相应租金。租地建房的意见形成于2006年的秋季, 村民们约定:2006年秋季收割完作物后, 新村地址不再种植冬小麦。2006年秋种结束后, 新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一排排面积相同的住宅被规划出来了。但各家的位置怎么确定呢?如果大家都想住第一排怎么办?为了杜绝搞特权, 村民们通过最朴实也最令他们信服的形式——抓阄,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到我家看看。”见到记者采访, 村民史民强热情地邀请。史民强当年抓阄抓住了第二排最西面的位置, 按照统一规划, 他当年就在那里建起6间房屋, 现在已经搬进去了。记者看到, 他家的小院里全部铺了水泥地, 并进行了绿化, 室内也装修一新, 令人赏心悦目。像史民强这样建起新房, 并搬迁入住的大概占全村的95%。这个新村的住房一律是红砖红瓦, 整齐漂亮。家家户户门前挂着红彤彤的灯笼, 洋溢着新年的气息。全村东西主干道1条、南北主干道3条, 宽均为15米, 形似一个巨大的“丰”字, 并且每排为5户, 借以预示村子每年都五谷丰登。

在全国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的时候, 史洼新村走出了一条新路。按现有人口和户数, 史洼新村规划占地164亩, 比老村庄节约了240亩, 如果老村庄平整复耕后, 人均净增耕地0.3亩。

只要是搬到新村的农户, 老家宅基地就全部恢复耕地。到目前为止, “30年内不会再有要宅子的事情了”, 史洼村彻底解决了“空心村”问题。

新村出现, 政府没出一分钱

新村的建成也给史洼村人带来了荣耀。村民们说:“如果说是史洼新村的, 小伙子说媳妇都容易成。”

然而, 遗留在“老村”的农户在拆后的断壁残垣间显得异常冷清。这些居民大都是没有足够的钱盖新房, 多属于老人或“五保户”。这些鳏寡孤独者, 还在等待政府的帮扶和支持。

“史洼村所发生的可喜变化, 只是柘城县开展土地资源保护开发工作的一个缩影。”商丘市政府网上这样写道, 并且还指出, 3年来, 该县国土局多方争取国家投资1.2亿多元, 先后完成了150公顷安平铁关土地开发整理项目、833公顷安平远襄国家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842公顷张桥慈圣牛城国家级土地开发整理和1300公顷大仵胡襄土地整理项目, 认真组织实施了商周高速公路占补平衡项目。

对于首个自主搬迁的村庄更应该得到政府扶持, 然而据史洼村村委会会计史化忠透露, 到目前为止, 在史洼新村的整个搬迁过程中, 当地政府没有出一分钱。2月7日, 记者拨通了安平镇李镇长的手机, 试图从政府的角度了解史洼村以后的发展规划。记者亮明身份后, 对方以打错为由挂断了电话。后来, 该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出面声称:“现在史洼村路面还没硬化, 下水道也没掩埋, 深水井也没有挖掘, 基本设施都还未到位, 所以不便宣传。”

按照当地的说法, 史洼村属于不听话的村。因为他们是自己联系规划, 自己建设, 自行搬迁。史洼村作为一个自然村, 没有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是很难健康地发展的, 村民们希望他们的做法能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肯定, 进而为他们提供政策支持。一个自然村的搬迁, 基层政府是“不知道的”。该县土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史洼村搬迁符合实际情况, 应该算是新农村的典型。但是如果当地政府承认了它属于新农村, 就要承担更多的资金付出, 这是问题的关键。

这显然与中央的政策不相吻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称, 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5个大的方面, 包括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建设, 才能让农村在目前城乡差距扩大的格局下, 走上一条改革发展的快车道。

篇3：一个村庄的沦陷

放牛班的小学教育与

流浪的年轻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乡村的小学教育都是放养。

记者那个时期身处鲁中山村里，一个年级一个教室，一位老师往往身兼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多种教职，课余还要种地。时常老师上午十点才至，一推屋门，冲着满地嗷嗷待哺的小人头说：“班长领着自己复习吧，我得去掰玉米。”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学杂费一项则要勤工俭学。教师时常带领着学生漫山遍野挖药材、掀蝎子，变卖后用作试卷、课外参考书的资料费。冬天每个学生要上缴几十斤松球，秋天则要摘酸枣。

当地的人情和教育氛围里，人人觉得理所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教师大多为自学成才，并不具备教学资质。附近几个村庄的十几名学生，几间集体瓦房构成学校。老师们多为文革前的高中生，已经堪称附近的“文化人”，每个月的工资仅为几百元，日常仍需务农，带着浓重方言的英语教学成为最大特色，中年的教师往往也需要从头学起，常见他们的教材上用方言汉译注释着“好熬大油！”

大部分的男孩热衷于坟场里对打、掏鸟窝、游泳；女孩钟情踢毽子、玩橡皮筋，学习成绩从来不是赢家的标志。记者1992年入学，到了2001年，九年义务教育完成，同村的三十几名小伙伴接受高中教育的已不到十人，同届同龄人经过大学教育的仅仅三人。

这和可有可无的学校教育有关，也和乡村观念中对教育重要性的重视程度有关。认数、认字就是最高要求，贫穷的环境下男孩十五六岁大多前往城市流浪，毫无生存技能的前提下成为汽车修理员和保安，女孩则成为酒店服务员以及专柜售货员。

学历和教育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很多记者记忆中的“天才儿童”，比如对机械拆卸和制造玩具痴迷的聪明孩童，运动极具天赋的少年，颇通绘画能力的同伴往往成为早婚的暴躁父母，更有甚者迷失在犯罪团伙，记者同村同龄有三四位因为偷盗进入拘留所，两人因聚众斗殴被判刑。

而这种状况，遍布整个鲁中甚至山东，甚至全国。

医疗困境与老无所终：

那些自杀的老年人

沉闷的一声巨响，一具瘦骨嶙峋的躯体从半米高的火炕上跌落在地，躯体主人压抑的几声呻吟并未透穿凌晨时分的沉睡村庄，农历2011年腊月二十九的凌晨，我守寡51年的堂奶奶没有挨过2011年的最后一个夜晚，2012成为了她的末日。

彼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至亲都在暖气房内酣睡，只有这个被遗弃在草房内孤老目睹了自己的死亡。

“老无所终”成为乡村的现实。无数的村庄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成为空巢，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留守村庄，五六十岁的“次老年”自己负责生计并要抚养看管隔代，很多孤寡老人漫长的夜里在孤独的床上终去无人得知。记者2012年曾前往烟台栖霞的乡村采访，有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坐在门口葡萄架下喊住记者聊天，“儿子孙子都在美国，我出不去。”全靠孙侄媳解决三餐，儿孙只负责寄回钱财以及年节探视。

医疗同样成为大问题，记者同村曾有两位老年人因查出癌症选择喝农药自杀，自杀前留下遗言：“攒下的一万多块钱交给老头子养老，我死了没人给做饭。”记者同村“带癌生存”的不在少数，他们选择食用稀奇古怪的蜥蜴、壁虎、毒蛇维持生命。

在2002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到2010年在全国确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报销比例可达80%左右。

篇4：一个如同村庄的城市——越南沙巴

沙巴位于越南北部山区, 海拔1600多米, 是越南地势最高的地方, 沙巴最美的景色就是在每年的12月到来年的6月间, 那时有雾的天气能让人从中幻化出无穷无尽的遐想。

早在1903年, 法国人为了休闲度假, 雇佣当地人在北部地区寻找一个气候类似于欧洲的地方, 后来就发现了沙巴, 于是法国人按照当时法国人的居住环境和风格开始开发沙巴, 仅供法国贵族避暑和士兵疗养休息所用, 法国人离开越南后, 大批支援越南共产党军队抗击美国和南越军队的前苏联专家也住到了沙巴避暑, 直到1979年2月中越交恶发生前才离开。在1979年的中越反击战中, 沙巴曾经在7天的激战后被中国解放军攻克, 之后作为“战区”的沙巴很少有外国人进入。从此, 沙巴变得越来越神秘, 一直到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才被作为重要的旅游景点进行开发和保护。据说现在越南国家领导人也经常来这里休闲度假。这也许就是沙巴为什么吸引人和出名的原因吧!

镇上的建筑都是欧洲式砖瓦楼, 它们都具备着典型欧洲风格那种鲜艳的颜色和特殊的棱角, 墙壁多为黄色, 屋顶多为红色, 色彩都十分艳丽, 有人认为这样的搭配和越南的国旗颜色有着深刻的联系。总之, 这里与越南闷热、潮湿和灰蒙蒙的其它城市相比较, 沙巴给人一种完全异样的感觉。一幢幢黄墙红瓦的法式小楼或建在山坡上, 或排列在主要街道, 似乎还在炫耀着当年法国占领者的傲气。现在的居民们也学着法式风格建房, 却盖得不伦不类, 没有脱离越南人“细细长长”的风格。越南的特点就是“细细长长”, 也就是国家的地形、公路、房屋和人皆如此。沙巴有一栋教堂, 建于1903年, 全部用石块建造, 风格古朴, 庄严肃穆。在19世纪末, 沙巴还没有一幢高楼, 但有两名传教士来到后, 这幢风格迥异的教堂却很快地建设起来了。一开始, 人们只敢站在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目光仰望教堂那尖尖的, 高高耸立, 直指云天的钟楼, 后来, 当地人才开始认识并且崇拜起他们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圣母玛丽亚和耶稣, 有了一种渴望神力保护众生的愿望。从那时候起, 沙巴人的生活也开始了变化。一百多年来, 每天在早上6点、中午12点、下午6点教堂都会三次定时地敲响大钟, 洪亮的钟声会久久地在沙巴洁净的天空回荡。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两名传教士先后去世, 至今仍被安葬在教堂后面, 被教民们永远铭记。

在这里中国旅游者少, 对于真正想体会异国情调的人其实是好事。越南各个旅游点总体人都很少, 没有旅游大巴不停来往、吐出成车游客的情景, 所有景点都非常干净, 奇怪的是居然连垃圾箱也没有, 想丢什么都找不到地方。我发现西方人临走时都习惯把自己周围收拾干净, 不留垃圾。

在越南, 住宿是最不需要旅游者担心的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国刚向外国旅游者开放的那会, 外国人只能住在“涉外”宾馆, 普通旅馆不能接待外国人, 老外也基本上不能和普通中国人接触。现在这个状况虽然得以改变, 但由于语言文化障碍, 外国人在中国基本上还是封闭的一群。越南绝大多数旅馆都是私人开办的家庭旅馆, 一般只有十几个到二、三十个房间。旅馆房价根据装修、设施的不同, 一般在5～30美元之间。这些家庭旅馆谈不上豪华, 但非常干净、舒适, 有的装修很有格调。一般6美元以上的房间就有卫星电视, 8美元以上的房间有空调。10美元以上的房间提供早餐, 并可以在大堂免费上网。旅馆前台的人员一般会英语和法语, 有的也会一点日语和韩语, 但懂中文的几乎没有。越南是“为背包族准备的国家”, 我的理解, 它只是“为西方旅行者准备的国家”。由于它旅馆规模都不大, 不适合接待大型旅游团, 这样对喜欢参团的中国人很不方便。而国民外语水平相对周边国家比较高, 使得西方旅游者不会有太多障碍, 但如果不懂英语或法语, 则会比较麻烦。

闲暇之余, 在欧式建筑的阳台上, 点一杯咖啡, 看人来人往, 确实是惬意的事情:看沙巴街头的风景, 看阳光下暖色的西式建筑, 看浓雾中载着三个人驶过的原苏式摩托车留下的光迹。按中国标准, 沙巴只是一个村庄。因为这作为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竟连出租车都没有, 甚至连城市基本特征的高楼也没有, 十四个自然村只有四万人, 镇上居民大约只有一万人, 而且全是苗族 (越南叫H’mong族) , 他们现今的打扮和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穿着差不多。一百年的时光,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座深山小镇好像依然如故, 建筑还是那些淡黄色的法式房屋, 山民们则无论男女老少仍然不舍他们民族服饰。很难让人想象, 这里1993年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避暑圣地, 如今到处可以见到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黑苗妇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远非讨价还价那简单几句, 她们还能和游客东聊西扯, 在旁观看, 不禁汗颜。

篇5：一个村庄的有机链

老周的茶园，位于虎邱和龙门交界处的山头，如今可直接开小车上去。但没开发之前，车子只能到对面的茶山。老周他们用拖拉机开路，到处是石头、藤、刺，不断调整，才把一条黄泥小路开出来。如今，他每年投在这条路上的费用都得好几万。

茶园原来是村中4个生产队共有的山坡地，荒废了20多年。老周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乱时期，村中有耕山队，在这片山头建了石头屋做休息使用，老周初中上了两个学期，就到山中放牛，在那石头屋里住了半年。那种山林生活，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知道这里是个好地方”。他记得那时候山上还有很多野生苦茶。

但老周脑袋中的计划，远非一个茶园。我们在采访时，他通常把茶园说成“农场”，对于农场，对于竹园村，他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梦。

首先关于“茶”，老周的想法，就不只是他的那山有机茶。

老周说，10年前开始筹划有机茶园时，他的想法是，自己做有机茶园，同时带动村中茶农做无公害茶园，让整个竹园村的种茶环境有个大的改观。但，“自己精力有限，手上的资金，也只能保证先做好自己的有机茶。”

在老周看来，就目前茶园所在山头周边，就不止现有的1000亩可开发，“至少有3000亩山地，可以开发成有机茶园。”再延伸，未来还是可以考虑带动本村茶农，打造成片的无公害茶园。

老周的想法是，只有大环境好了，才能吸引外资，做“庄园式的茶园”。

他其实已经在做一些尝试。那天他带着小狗小黑，带我们上茶山，看他养的羊、兔子、竹鼠、鱼，它们除了提供粪便做肥，也都是“庄园”生态链的一部分。老周想依托茶园，做点生态旅游的事。比如，山上的泉水很清，可以沿山开挖一条水渠从山顶到山脚，沿线开发一些景点。他说，曾有一位福州的朋友想投资200万，在山上开发一个15亩的水库，发展农家乐，但当时因路不顺畅，没有做起来。老周觉得如今路的条件好了，时机算是成熟，可以认真考虑茶园更加多元化的经营。

他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小水库，养了一批鱼，未来想把更多的有机农业拉入进来，譬如台湾的有机蔬菜、水果种植。老周分析，竹园村做有机农业有其独特的优势，因其农田、山地密集分布，与居民区分开，茶山附近10多平方公里内没有人居住，而且，竹园村有2万亩的生态林场，有很好的水源，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编织出的，就是3000亩山地、甚至竹园村未来可能的生态旅游前景。老周苦于这盘棋，需要引入大量的资金，也需要等待机缘，找到真正认同他想法的人。

这个大梦，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现实的困窘。老周说，虽然58岁了，但还是有点想入非非，他想借着生态游的热潮，给茶厂带来更多的消费流，使之更有活力。他只需要把握一点，这些措施，不会破坏环境，“都是有机的。”

至于这个生态大梦对旅行者将呈现的模样，大概就是老周所说的一句话：到山上，住在小木屋里，旁边是山泉水，然后，种点蔬菜，种点茶。

篇6：一个村庄的向北之路

迁移是变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东人周德新和他的弟弟周德纯，飘洋过海，一路向北，来到辽东半岛。他们期望着在这里开拓新的生活。对于这对兄弟来说，前面的天地，充满一切可能，有广袤的土地、黄金和他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兄弟俩上岸后，眼前却是赤地千里和荒无人烟，自唐朝薛仁贵征东以后这里一直就是猛禽走兽的世界。后来，老大周德新向他的后代们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说，一开始他们兄弟就后悔了，但是已经没有回去的可能了。第一天夜里，他们就失去一个一起从船上下来的山东弟兄，据说是被狼叼走的。和他们一起从船上下来的山东人究竟有多少至今已不可考，但最后生存繁衍下来的唯有这哥俩。

兄弟俩身后是一块经营了几千年的拥挤土地，那里安土重迁，安贫乐道，坚守儒家传统，更是孔子的故乡。那块土地古称为鲁，意即器内有鱼。而周氏兄弟之前的生活从来就和渔无关，那里还是典型的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坚持“七十二行，庄稼为王”的传统。

他们最终艰难地留了下来，四周是渤海湾送来的湿冷海风。他们生活在荒郊野外，开荒种田、驾船打渔、自给自足。

这一年，就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旅顺口，清政府正式设水师营屯兵，同时奖励移民垦荒以供养水师。在民间奖励移民垦荒，每人一个月给一半口粮，开垦耕地一垧，给种子6升，每百户农民借给耕牛20头。

为了开发辽南，早在清顺治十年（1651年），政府就颁行了对移民十分优惠的《辽东招民垦荒则例》。 条例中规定：凡能够招到100人丁来辽东的，不管其过去从事何业，也不管其身份是官是民，一律“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对招来的移民，全部编入旗籍，计民授田，发给耕牛和种子。

即便如此，跨海开荒的山东人起初依旧有限。周氏兄弟应该是其中最早的一拨。

山东人是传统的，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的那样，在传统中国里“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对山东的农民来说，只要有一线生机，他们决不愿抛离故土，远走他乡。

哲学家刻塞令考察山东农村的时候，曾对中国人这种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这里的人，无论生死，都轻易不肯离开祖遗的田地一步。照他们的行动看来，正彷佛是人属于土，并非是土属于人；他们无论人口怎样增多，总是居留原处；至于他们唯一的自存方法，就是利用他们继续加勤的工作，来苛索自然所赐的吝啬的礼物；等到死后，他们就同入他们的母胎——土地，而更永久性地继续住在那里，所以这些祖遗的土地，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历史，更就是他们的备忘录。”

也许，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只是描绘了一个常态下的乡土中国。当农民们离乡背井求助郊野，不断地把迁移当作唯一选择的时候，并不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变异，而是其身后帝国的日益消沉和趋于失控。

山东从来都是个农业大省，到了康熙朝，这里又成了一个农业大省，人口超过100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周德新带着弟弟从山东蓬莱门楼村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身后的农村正在变得危机四伏。

那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起来，大量田产归入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宦之手，农民多数沦为佃农。

据《清实录》记载，为此，康熙皇帝曾经4次到过他们那里，对此谙熟。他指出，山东省与别的省不同，田野里劳动的百姓，大多是给有地产的人家佃种。丰收年景，尚能维持；一遇灾荒，佃户遭殃。

尤其是在蓬莱，当地隶属登州府，本来就是山多地少。当时，山东省人均耕地有7亩，而在蓬莱，人均耕地已经不足4亩。

如果不是渴望温饱，周氏兄弟也不会跨海北上。

自周氏兄弟之后，山东农民的向北之路由点及面，从人多地少的登州府，到土地肥沃的鲁中平原，再到自古富庶的鲁南。山东的农民为人类学者创造了一个壮举。他们仿佛突然抛弃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开始不断的流迁。直至1949年，期间的二百余年，也是山东人不断向北的流迁史。据统计，此间踏上东北背井离乡的山东人，陆续有2500万之众。“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

从表面看，只是那些农民们不断地向北，再向北，丢弃历史的一个简单过程。而其背后确是一个帝国不得不面对的消沉史。

于是，1715年。这个简单的年份，对于周氏兄弟是个去与留的抉择；对于“乡土中国”的山东人来说是个向北求索的开始；而对于那个古老的帝国，无疑是个转折。

向北之路

这是公元1715年的中国。从数目字上看，这个帝国的一切指标正迅速地向上飙升。正在成为伏尔泰赞誉中“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农业上，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人丁数已达2462万，这只是纳税男丁的数目，实际的人口已然过亿，这其中山东的人口占到了十分之一。第二年，政府又宣布取消了新增人口的人头税。这个帝国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

从手工业看，当时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这个帝国开始安于一切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在南京，这个著名的丝织产地，已经有了上万的产业工人，山东济宁已经初具百货聚集地的规模，“客商货物，必投行家。”至19世纪初，全世界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占了六个。

在国际流通市场上，中国人唯一认可的货币——白银，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绝对的硬通货。由于茶叶已经成为欧洲人无法替代的时髦奢侈品，大把的白银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

源于这个古老帝国一向习惯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之后的很多年，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白银储备。

从任何角度审视，1715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正是一片大好，而且如果不出意外还会越来越好。

而这一年，仿佛也是另一个起点。山东农民的日常生活水平并没有持续越来越好，而是自此逐年下降。

根据周氏家谱的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旅顺设水师营，屯兵500，为的是护卫京畿。官府招垦移民，供养水师，只接受青壮年男丁。当时登、莱二府响应的移民颇多，由于此二地，山多地少，人烟稠密。周氏兄弟所在的蓬莱县，“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大家都觉得上东北，吃饭不费事，就都走了。

当时，山东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平原地区人均占有耕地为7亩，维持生活尚可。

但就在10年后，进入雍正朝，政府在山东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取消人头收税、以土地为唯一税基，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自此彻底旋开了人口激增的阀门。在之后40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上的人口激增了1倍多，达到了2500万。而耕地的增量却少得可怜。到了1766年，山东省的人均耕地已不足4亩，仅够温饱，靠天吃饭的农民已是命悬一线。

中国人口激增的这40年，也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前期准备的40年。

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纺纱工人进入苏杭，他们每日可以手工产纱五六两，高的可达十两。

5年后，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00年后，我们知道了它的意义。

乡村斜阳

1715年，周氏兄弟在旅顺口上岸，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平静的避风港安家。自此开荒种地，驾船打渔，生活迅速自给自足起来，不几年，兄弟两个先后娶了媳妇。

此地因之得名周家崴子。崴子在东北土话里，即为避风港。

崴子前有条小河，每到下雨的时候，海水涨潮，河泽里就满是鱼。刚来的时候，当地还有一些零星的朝鲜人，都是当年唐朝征东以后，留下的老弱病残。那些人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与世无争，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当地土著有句名谚，棒打蟑螂，瓢舀鱼，野鸡飞到汤锅里。足以见得当时这个地方的富足。

周氏兄弟人丁兴旺，之后还为这里带来了养蚕技术，周家崴子一副关内山东乡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图景。

与周家崴子隔海相望的山东蓬莱门楼村，是周氏兄弟的老家。当时全村耕地仅有2000多亩，人均2亩多，已经达到危险的边缘。

蓬莱自古地下蕴藏金矿，当地官民主张招商开矿，但遭到了朝廷的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

开矿求商的要求被彻底遏制，农民们只有不断地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寻求最大的所得。到了1799年，中国的耕地已经超过了10亿亩 ，粮食产量则增至2040亿斤。当时，根据马戛尔尼使团的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已经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了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这其中山东人省的人口也超过了3000万。

那时候蓬莱门楼村的主要作物还是小麦和花生。种地就靠一头毛驴积攒的土肥。一亩地一年收成100多斤。

小麦自己留着，花生拿着去集市换回些生活的必需品。当时村里去赶集，都是在烟台。一般都是晚上赶着小毛驴装两麻袋花生，往烟台走，80里地，一昼夜一个来回。

登州府由于土地不宜，植棉业始终不发达，但民间纺织却相当普遍。农民们从集市上换回鲁南平原的廉价棉花，收获完结的时候，小的老的都去织布，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虽然集市上同样有成匹的土布，但这里的农民更愿意相信自家手工。这种家庭制造的，笨重而结实的土布，一般能够经受两三年的穿用，当时城里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洋布，但根本没有任何市场。

一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农民的这种严谨颇为吃惊，他说，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织机，这是值得注意的。生产者所费的虽只是原料的价值，但付出的却是所有农闲的时间。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乡村富裕农家的表现。在鸦片战争前夕，这只是中国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抹斜阳。

18世纪末，英国领事在商务报告书中说，起初，洋布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民间并不喜用”。但到了后来，情形迥非从前。洋布价钱日益低廉，中国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比他们自己的手工劳作便宜得多。及至后来，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衣土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了。

起先，这种贸易还是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到了1782年，英国人的鸦片运到了中国，这种均衡自此被打破。

战争移民

1840年，周氏兄弟的后代已经在旅顺繁衍了三代，人丁兴旺，人口已达60人。

以他们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那一年，他们千年耕作的方式基本没有任何变化，村里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它为中国塞进了合法的鸦片，更重要是，为洋货带来了占领中国市场的条约保护。

不久，山东烟台开埠。根据《天津条约》规定，洋货在口岸缴纳2.5%的子口税即可畅通无碍，“至于民间土货，则逢关纳税，遇卡完厘”。这就使本已脆弱的土布在竞争中尽失优势，并导致耕、织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民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了。

蓬莱门楼村距离烟台80里，最先受到冲击的即是这里。烟台开埠后，鲁南的棉花全部销往了江浙，集市洋布充斥，质优价廉。自家的织机自此瘫痪，女人们自此无所事事，奔向土地。

烟台开埠10年，蓬莱门楼村农民的生活出现转折，家里已经不是男人去耕地，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正如翟克所论述的：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生活，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农村被无形中破坏了，大家不绝逃亡，农民离村尤重。

另谋生路的山东人走向哪里，当时门楼村里流传民谚，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往南走没有乡土基础，只有不断北上。根据池子华的《中国流民史》，1840年，山东的田赋率普遍高于东北南部4倍左右。地租，东北一般在土地收益的三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而山东的地租一般都在土地收益的一半左右。山东的粮价也大约比奉天贵五分之一。由于东北田税、地租、粮价皆低，致使“山东流民闻风而至者不可抑遏”。

如果说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流民产生一种推力，那么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则对流民的向心流动产生一种拉力。

1843年，清政府决定加强辽东半岛海防建设，大招移民。

之后的40年，与蓬莱隔海相望的旅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

1879年，清政府决定建旅顺军港和加强旅顺口、大连湾的海防。同时，在旅顺北八里修建龙引泉水源，使旅顺成为中国第一个有自来水的城市。

清末，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并将大连湾地区纳入辽东沿海防御区加以“固边”。围绕海防建设，又出现一次移民活动。这次移民尽管规模不大，却是旅顺移民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移民素质最高的一次移民。由于修建炮台工事和旅顺大坞，急需一批技术工人，清政府旅顺工程局便从山东威海、天津等地招募来一批能工巧匠，其中有木工匠、泥瓦匠、铁匠、建筑师、机械手等。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智商高，头脑灵活。这些技术工人很快成为旅顺大坞建设和旅顺至大连湾36余座炮台建设的技术骨干，由清政府发给工资，成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灾荒

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滔滔黄水一路北折，夺山东大清河道入渤海。一切外力的因素都没有这块土地的自行崩溃给当地农民造成的伤害大。

铜瓦厢以东数百里的黄河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河决之后，黄水将口门刷宽达七八十丈，一夜之间，黄水北泻，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地区顿被殃及。

这次黄河改道，受灾最重的还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造成颗粒无收的村庄有1821个，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灾情八分者有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

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那时候，山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

这受灾的700万山东人几乎都瞬间涌向了东北，一时间达到了山东人闯关东的第一个人流顶峰。

根据《周氏家谱》记载，那时候，山东蓬莱门楼村的人几乎走尽。村子里留下的唯有老人和寡妇。有能耐的年轻人走得越北，都跑到了海参崴，没能耐的就去奉天、辽阳。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也是清军防守的重点。捻军在黄河以南的苏北肆虐，对于黄河以北的山东无法染指。改道后，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

之后，山东响马四起，成了土匪和灾荒的世界。

殖民地

与山东隔渤海相望的辽东，虽没有饥荒，却处于刀兵之中。

1897年，沙俄率领军舰闯入旅顺口。第二年，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和修筑南满铁路的无理要求。同年3月27日，清政府与沙俄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旅大沦为沙俄统治达7年之久。

沙俄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在大连地区建立“关东州”，以旅顺口为首府，实行总督制。

1898年9月，沙俄开始修筑旅顺至哈尔滨铁路——中东铁路。同时开始在大连建港。

1899年7月3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达里尼港”为自由港。并决定在该港附近建设一个城市，城市的名字称“达里尼”（俄语意为远方的），即如今的大连。

中东铁路和大连港的建设，需要大批劳工，这些人只有在临近的山东招募。

据沙俄民政部1901年的调查统计，当年旅顺总人口29240人，其中中国人18580人，其中包括招募来的民工五千多人，俄国人8632人。

1904年2月8日，日本人突袭旅顺口，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两军争夺旅顺口的战争，长达5个多月，到1905年1月2日，以俄军失败而告终。之后，开始了日本统治大连的时期，前后40年之久。

日本在大连取代沙俄以后，一方面进行以掠夺资源为主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大批招募劳工。直至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胶东更成为日本人掠夺劳工资源的通道。

到了1907年，东三省人口已达1445万人。满清统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移民，增加人口是抵御侵略的有效“实边”手段。

清政府最后的那几年，从山东到大连的渤海上再度热闹起来，每年大约有100万的关内人通过海陆或者陆路涌向关外，达到了闯关东人流的最高年份。

据1904 年4 月8 日《北华捷报》的报道：“旅行中最令人注意的事，为步行到北方去寻找工作的大批苦力。其中很多是往满洲去的。我们当中最老的一位旅行家，在这条道上来往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本报记者曾耐心地数过两次，其结果如下：三十五分钟之内走过了二百七十人；又二十分钟内走过了二百一十人。这两个数目是在不同的两天分别数的，可以作为每天旅行人数的一个合理的平均数。”

海南丢

到了1938年，抚顺的周家崴子村已经有60户人家，400口人，周姓占到了80%。

一路向北，山东人经济上的危机得以解除，但在文化上却遭遇了断裂。

周氏兄弟的后代已经不把自己当山东人了，他们越往北走口音越硬，他们的第十代孙有些甚至走到了大兴安岭，根据家谱记载，此去一年多后，他们的口音就变了。

但是他们也没法拿自己当东北人对待。南下的东北人把他们当海南人，即渤海之南。北上的山东老乡把他们当北蛮子。

他们处于关内、关外的夹缝之间，口音不硬不软，处境不尴不尬，这也是他们300年后依旧保持周姓聚居的原因。

再到后来，南来北往的人给了他们一个确定的称谓，海南丢。意即从渤海南边过来，丢失的后代。

日子久了，这个起先贬义的称谓，已经成了周家后代怎么也甩不掉的记号。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丢失的自己找个确定的记号成了这个乡村的老人唯一的夙愿。

他们不断地跨海寻亲，找到了蓬莱门楼村，甚至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远祖。

在他们的家谱中这么记载，明朝洪武的时候，山东人口凋零，当地倭寇猖獗，为了屯边，朝廷先后两次把山西洪洞农民迁入这里。当时不服从不行，几乎是被押解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沿着海岸驻扎下来，一住就是800多年。到了清朝，人口日益增多，日子吃紧，有些能耐的，就跨海来到了这里。

篇7：一个疼痛过后的村庄

这本《隐秘的村庄》更是如此，体例整洁，感情深沉。从注释一个村庄的状物开始，由村庄表面的物事到村庄的历史，由村庄众多人物的命运到个体心灵的曲折。阿贝尔用文字弹奏了一曲疼痛的乡村音乐。

《青皮树底下》是他注释村庄时的一个地点，我被他的文字击中：

“青皮树是村子的标志，也是卫士。带刺。叶青，果青，树皮青。果像药柑，又不是药柑，也可以人药，但不稀奇。

每到秋天，树下总躺着一堆堆的青皮果，被人踢来踢去。踢到路口，踢到金洞坡，踢到晒坝里。最终变黄朽掉，像烂橘子……”

我无法引用太多的文字，但是，它文字的节奏已经在这短短的两段中倾泄，不仅仅节奏，连同气息，都有疼痛的洇蕴，阅读阿贝尔，你会像他文字中所描述的青皮果一样，被踢来踢去，甚至在疼痛和寂寞中腐朽掉。

疼痛，是阿贝尔无法避开的心灵史。

今年春天。我收到阿贝尔寄来的一篇名为《大峡谷》的长文，约有两万字。我很喜欢，文字里的地点多是逼促而狭窄的。在这篇散文里，他回到了1992年，他的青春变得具体：除了地理的大峡谷，他还隐喻地写到，他进入了婚姻的大峡谷。用峡谷比喻婚姻，风景自然是好的。

《隐秘的村庄》是一本适合按照顺序阅读的书，书里的音节布满了凝重与怀旧。若投入到文字中，你会被作者阔大的叙述能力打动。《后山》和《对岸》两篇文字的质地像极了沈从文，但比沈从文用力，写诗的阿贝尔太凝炼自己的语言了。如此用力，趣味便比不上沈从文，但依旧很相象，《对岸》中爱脱光衣服让洗衣女看并惹得洗衣女大骂的“筏子客”，以及喝酒而死的陶县长，传奇的过往给村庄加了隐秘的底色。

《三处水磨坊》和《生产队》均是忆旧之作，文字风格依旧干净如洗。这种隐忍使得文字中的伤怀被放大，细读会被作者绵密的内心感染。

我最喜欢《一个村庄的疼痛》，我觉得这篇名字如果用作书名，会更舒展和大方。《隐秘的村庄》则把村庄的姿态给扭捏了，显得刻意和造作。在这篇文字里，阿贝尔的父亲去了遥远的世界。疼痛而死。是的，这种疼痛使得阿贝尔把这篇文字停顿了下来。直到父亲逝去，他才又重新拾起此文。在衔接处，他如此注释：“文章写到这儿，便因事搁下了。等再坐到电脑前接着写，我的父亲已经被埋葬15天了。”

阿贝尔父亲逝去之后的村庄依旧盛开着春天和白花花的阳光，但是，让人感觉疼痛的是：白花花的阳光医治不了他父亲的疾病，二月里的樱花也医治不了。甚至，父亲的死亡也医治不了村庄的痛。

《一个疼痛过后的村庄》是墓志铭吗?不是，是作者随手写的几段诗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他把父亲的疼痛一字字地全埋入地下，让它们长出茁壮的稻田和绿草。文字短而深情，让阅读者共同伤怀。

这是一本适合坐着阅读的书籍，即使躺下来，一会儿，也会被文字中某段动情的忆念触动，坐起来，叹息一声。或者合上书，来回走动一下，将内心里刚刚沉淀下去的一丝激情打捞出来，带上它，继续往阿贝尔的村庄行进，路过他的1976年，记忆和想象的招贴，甚至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