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优秀作文

鲁迅的优秀作文（通用14篇）

篇1：鲁迅的优秀作文

最近作文连连失利，便想约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先生讨教几招。

我们相约百草园。我原本想我比鲁迅先生早到，可我到时，鲁迅先生早已等候多时了。他正在泥墙根一带找油蛉、捉蟋蟀，时而翻开断砖来看有没有蜈蚣或者斑蝥，时而拔起何首乌根，每当他摘到覆盆子时，总是笑得跟个孩子一样。想不到鲁迅人到中年，居然还这么调皮!

我紧走两步，上前打个招呼：“先生早上好!”鲁迅回过头来，微笑着说：“很好很好，小朋友早。”我十分歉意地说：“本来晚辈请先生指点迷津，却让先生早到，真是失敬失敬!”鲁迅仍旧微笑着说：“我也是刚到，天气有些寒冷，进屋喝杯热茶吧!”

几口热茶下肚，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开门见山，说起正题：“晚生不才，作文老写不好，深闻先生大名，恳请前辈赐教几招。”鲁迅先生说：“依照我的经验，写人要抓住特征，写事要写好细节，写景宜多用比喻、排比、拟人的手法。要观察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写作还要有丰富的想像力，要以所写对象为圆心，引发许多‘辐条’一样的材料，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略加金爪、翎毛以创新，如此就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了。作为中学生嘛，把字写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咦，这些话，好像语文老师也讲过的呀!

正在回味之余，鲁迅先生已不知去向。我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勤奋努力，将来成为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大师。

篇2：鲁迅的优秀作文

放下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的中学记忆，拿起鲁迅重读。

那个印象中有着坚硬的下巴，坚硬的胡子，冷峻的脸的战士鲁迅，变得温情起来，不再晦涩，仿佛能够与他坐近，慢慢倾谈。

社戏，让我看到他儿时的欢腾，看到一群泥鳅一样的孩子奔跑时露出的牙齿，玩耍钓虾时的认真。读到故乡的结尾，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同学齐声朗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忘了是和哪个班的同学共同读过，只是那朗朗的读书声，总在耳边萦绕。嘴里不自觉的读出声来，我躺下，听船底潺潺的水声……阿Q是很喜欢的一篇。药，白光，明天，读来虽有些沉重，也拉进了和作者的距离。

篇3：鲁迅的优秀作文

《私想鲁迅》由63幅木刻和56篇杂文组成, 一方面延续前作, 着意探索欲立足“当代”且面对“当代”发声的版画艺术语言, 另一方面则以文风鲜明的“刘氏私想”直接切入当前略显寂寞的鲁迅话题, 带出鲁迅一生家事、文事、人事及国事。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近年一直留意有关鲁迅研究的非学人化表达, 而这本《私想鲁迅》让他眼前一亮。他说, 作者乃一名画家, 调子是草根的, 书的文字和图画带有野气, 比起学界对鲁迅的刻板陈述更显温度。书中文章乃聊天体的一种, 恰因没有体系, 反倒符合鲁迅的特质, 散点透视里, 精神往往暗合。他认为, 行文中对鲁迅的称谓也很有意思, 随和而亲切, 并不是一种精神的仰视, 而是趣味的流溢。

画家陈丹青说:“过去20年, 一个大致清晰而中肯的民国研究给出了鲁迅的全背景, 在包括胡适和所有鲁迅论敌的大背景中, 鲁迅终于不再是个符号, 而有可能成为他自己。”在这本书中, 陈丹青还读出了“错位”, 而刘春杰也承认, 自己就是不属于、不愿也无法与时代对位的人。在他的图谱中, 除了鲁迅, 几乎没有其他书、其他人物。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偏执”, 使他将自己对鲁迅的向往, 写成了这本“私想”。

篇4：鲁迅遇“鲁迅”的启示

原来冒名顶替“鲁迅”的人是一位小学教师，真名“周初仁”。当许、章两人找到他时，他眉飞色舞地介绍：“我就是鲁迅。敝人小作《彷徨》已经印发八万份了。全国书局已经上架售罄，请二位看后不吝指教。”两人听后哑然失笑。拱手告辞。

回去后，许、章两人将“鲁迅”所见所闻如实写了一封长信，邮寄给了鲁迅。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鲁迅在1928年4月的《雨丝》杂志回应了这件事，标题是《在上海的鲁迅与杭州的鲁迅启事》，文中幽默风趣：

“让我非常欣慰的是，中国另一个姓周。名鲁迅的先生和我同时代不期相遇了，应该值得庆贺。中国同名同姓之多。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让我很感兴趣的是，通过他的自叙，有一大半和我一样的经历，就像影子和人体重叠般的默契。这让我很为难，到底我是人体，他是影子；还是我是影子，他是人体，至今我自己都糊涂了，分不清。那位杭州的‘鲁迅’，曾经给一位大学生写过这样一首诗歌：‘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署名竟然是‘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这首诗歌细细品味，有失高明之处一二，硬是替着曼殊说‘待到他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了。‘去’呢？自然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去，我这個上海的鲁迅做梦都没有想过。另外我再次强调：我之外，今年至少还有一位叫‘鲁迅’的和我对视中，但那个‘鲁迅’的言语和行动，和我曾经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售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关……

事后，许、章两人特地赶到上海，问询鲁迅如何处置那个冒牌货，是否告官把他抓起来。鲁迅哈哈大笑：“随它去吧。不必追究，到此为止！”

一场冒名顶替的风波就这样云淡风轻，一笑泯江湖。鲁迅靠宽厚仁慈的姿态，用幽默的方式撰文化解了这场意外，让世界回归祥和安静之中，这是鲁迅为人处世精彩妙笔，也是一个人涵养滋润的人生风采。

篇5：鲁迅的优秀作文

心有定境，不坠鸿志

以笔伐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鲁迅先生原是抱着寻求救国的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的。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被误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但因为一次影片中，中国人被送上断头台的举动，深深地触动着鲁迅先生的心，也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生命已去，不可挽留，哪里还有救治的余地呢?”于是他便下决心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毅然决然投身于文学事业中，为祖国的复兴而用“投枪匕首”舒展自己的人生抱负。

心有定境，不负韶光

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鲁迅先生说：“时间就是生命”。鲁迅幼年时，家境贫困，两个弟弟尚小，父母又得了重病，母亲也日渐消瘦。懂事的他在上完学后便要上当铺，跑药店，帮母亲做家务，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着月光在树下读书，他必须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承担家的责任，他用他那小小的肩膀，扛起的还有祖国的复兴的重任，成年后的他，便更加注重于时间，就连最好的朋友道访，他也要说：“没什么事你怎么又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书本里的鲁迅永远都是在写作，面黄肌瘦，饱经风霜，满脸的皱纹掩饰不了岁月的沧桑，两旁的颧骨凸显的淋漓尽致，在陈旧泛滥的木桌上，写作，成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在他生前一年多的时间内，当时正处于全民族抗战时期，鲁迅先生病重，手也颤抖着，他费力的坐在椅子上，右手握着书，左手摁着胸部不停的咳嗽着，还喘着粗气。为了唤醒国民愚钝的灵魂，很荣幸，鲁迅先生虽逝去了年轻的生命，但也利用了时间，没有辜负生命的好韶光。

心有定境，不悔拼搏

毛泽东曾评价先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还对人们起了树立榜样的领范作用，他的拼搏，至始至终，无怨无悔。你从来没有向我们索取过什么，而我们却在无形中得到了你的帮助，学习了你的爱国，奉献，惜时的精神，虽然你已经逝去，但你应该感到自豪，正是因为你的拼搏，成就了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环卫工人四季的坚守如初，基层老师的热血付出，淳淳教导，我们平日里抓紧每分每秒的学习。都因为我们象先生一样，无悔于人生拼搏。

在这个世间纷扰的社会里，确实是需要一股清流来洗礼，一轮灯塔来照明。重温鲁迅，就是重温时代的教训，重温鲁迅精神，就是重温生活的写照。鲁迅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而鲁迅精神，也将永远地传承下去。

作者：湖南省南县第一中学1607班陈芷菁

指导老师：吴高宇

篇6：鲁迅的话题作文

他是黑暗中的明流。在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世界里，铮铮傲骨的他，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审视这个世界;以一种鹰般犀利的目光傲视那群无耻的政客。他恨、他怒、他诘问、他嘲讽，他那烈酒般的文字呀，浇灌整个中华大地――他期望民众的觉醒。

他是浊夜中的明灯。他告诉青年们光明的所在，他指点后来人要“走自己的路”，他殷殷诲导，他谆谆规劝。他问苍天也问自己，这世上还有没有吃孩子的人?或许还有。于是，他义无反顾，奔走呐喊：“救救孩子!”

他更像那雪中傲立的松柏呀，奇伟、高大，带一股凛然的芬芳，在隆冬中茕然独立。哦，是的!独立!他蔑视着官僚走狗，他不屑于“正人君子”之流，他看不得所谓的“学者教授”……他——便独立着，永远走那条通向远方的“新路”。走呀，像那执著的夸父!走呀，播下美好与芳馨，等后来人去收获!即便在国民政府的`通缉下又何尝伫足?即便在颠沛流离之中又何曾彷徨!他用一支如椽的巨笔，筑就了一条崭新的文学之路。

便是一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呐喊呀，是何等振聋发聩!当这一切的一切成为人们的共识，他在人们的心中便越发伟岸，尽管他的身影在历史的那头悄然隐去……

“何人领呐喊，先生已作古，文坛从此感彷徨!”而今的人们品读他的文字，如此哀惋叹息，可又有几人识得他奇伟的人格呢?这是在浊世里永不屈从的人格呀!这是在迷惘中永不退缩的人格呀!这是带一身凛然正气，独立于天地之间，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贵人格呀!

我手捧一本书页泛黄的《呐喊》，望着扉页上那个清瘦的身影，精神恍恍惚惚：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座突兀的峰峦。峰巅之上，一柱刚直奇伟的松树傲然耸立，一股浓浓馥郁、催人警醒的生命芳香喷涌而出……

作文六：走近鲁迅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鲁迅和高尔基的名字，爸爸妈妈也经常以他们来激励我前进。

在我幼稚的想象中，我也曾认为他们就像是亲兄弟一般，甚至连相貌都不无神似之处。必须承认：他们那双峰并秀的形象就像是我精神的支柱，是我内心的殿堂毅然耸立。

初次翻开高尔基的小说，无论怎样克制自己，都觉得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如此的枯燥乏味，因而再也看不下去。相对而言，鲁迅的《朝花夕拾》虽然意义深刻，但里面记述的那一件又一件童年趣事似乎更加诱人。三味书屋，百草园-鲁迅童年的乐园，如此缤纷多彩;赤练蛇，美女蛇-鲁迅童年的听闻，虽然可怕，却使孩子们更加向往那快乐的生活。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应该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生活吧?找蜈蚣，捉斑蝥，拔何首乌……这是一些离我们很远的事，但也难免会使一位循规蹈矩的学童想入非非。通过那一系列朴素而诱人的文字，我进入了别人的童年;而别人的童年又给我带来了无穷的趣味。

我崇拜鲁迅，也爱听在他身上发生的种种琐事。记得还听老师说过鲁迅曾在看到中国人软弱无能，背信弃义是说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短短的八个字，既清楚地表达了他浓浓的爱国之情，也体现出了他对国家衰弱，国人叛逆的伤心与气愤，使人感慨万千，同时也使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更进几分。

在国家面临危机时，鲁迅也曾用一篇篇装满人们的愤怒与伤心的文章，激起一位又一位人民与志士的觉醒，不断的与敌人作战，誓死保卫祖国。这多少会令人十分感动：身为茫茫人海中的一员，虽然不能仅靠自己一人的力量就保卫好祖国，但他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用自己的文笔将大家召唤到一起并肩作战。这样，即使不是自己拿着刀枪用肉身与敌奋战，但也已是战场上的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他不仅保卫了祖国，也激起了大家浓浓的爱国之情，让我也深陷其中。正因为有里这股强大的力量一直激励着我，我渐渐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扞卫，学会了面对困难勇不退缩。

篇7：赞美鲁迅的作文

鲁迅，一个神圣的名字，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威慑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不敢双眼直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

在那个风云变幻，灾难深重的年代，为了拯救阴霾笼罩的旧中国，鲁迅先生沉思着、探索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做出了坚定的选择，用笔来代替手术刀，摘除中国人封闭头颅里思想的毒瘤。有人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不是很过硬，可没有人敢说他的思想精神神不过硬。那精神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

说到鲁迅精神，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投枪和匕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小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一个都小宽恕!”“横眉冷对于大指，俯首甘为孺了牛”，“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品格，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鲁迅的一生是战士的一生。

鲁迅先生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是他并不尊唐崇汉，他给中国文学的大河开辟了一个新的支流。他不会因为旧物的羁绊而停止探求新事物的步伐。新文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站在最前面。他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着，常常“碰壁”，碰扁了鼻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探求着、实践着。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最简单的文字、感情、思想，容纳在一两千字里，像一块玲垅的瘦石，但永远新鲜，永远清晰，永远软中透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有着一颗手榴弹的力量。

鲁迅先生是相信进化论的。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关爱着青年们，有时候甚至是溺爱。他相信新一代的青年必定是新中国的栋梁，必定有出息，就用自己的手把他们一个个托起来，唯恐自己的光芒遮住了他们。

中国人民虔诚地崇拜着鲁迅。因为他是在国人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挺身而出，顶天立地地站在华夏大地上的。鲁迅先生的精神，至少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受到洗礼。鲁迅先生的精神，渗透了中国的每一寸士地。他伟大，他坚强。

篇8：鲁迅的优秀作文

据《新民晚报》报道,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50万字新著《鲁迅传》日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在近日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上, 学界专家聚集一堂, 认为《鲁迅传》尊重客观事实, 不虚美、不流俗, 表达出了对鲁迅先生的一些新认识。说到写作初衷, 吴中杰在会上坦言, 他写鲁迅就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过去写鲁迅, 多迎合主流意识, 表面上是抬高了鲁迅, 实则曲解了鲁迅, 还有人给鲁迅涂上了“红色粉末”, 为己所用。而当下的鲁迅研究里, 一些“愤青”反其道而行之, 根本不看鲁迅的著作, 只是将那些迎合主流意识的观点拿来批判。“这两种倾向表面上截然相反, 但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都是脱离了鲁迅本人及其著作, 所阐述的都不是真实的鲁迅。”吴中杰表示, 自己在写作时力图不盲从现成结论, 不追随流行观念, 而以事实为根据, 将鲁迅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 但并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 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 是一个完整的人。

篇9：周家的鲁迅,中国人的鲁迅

2011年，周令飞异常繁忙。这一年，他的父亲周海婴离开人世，在料理父亲后事的同时，他还要策划父亲的生前摄影作品展；这一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身为鲁迅嫡长孙的他，还想完成父亲未竟的遗愿——推动《鲁迅大全集》出版；此外，周令飞还身负传播鲁迅文化的重任，2011年被切分成长短不一的时段，他在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城市间辗转。

周令飞出生于1953年，距离他的祖父鲁迅去世已整整17个年头，父亲周海婴成为联系鲁迅和他的纽带。在周令飞的记忆中，父亲总会在言谈中不经意地提起鲁迅，爱开玩笑是未曾谋面的爷爷的显著特点之一，这和中学课本上描述的“鲁迅先生”全然不同。

周海婴曾表示，自己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一样，他被这个“人场”控制着。“别人说起我，永远都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怎么样’。我要写字、写文章，不能说错话、做错事，如果我越出一点线去，就会有人批评‘鲁迅的儿子做错了事’。别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和父亲一样，周令飞也在不一样的目光中长大。小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扒着窗子看他。每次学到鲁迅的课文，同学就会一脸羡慕地说：“是你爷爷写的。”听多了，周令飞的心里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

鲁迅在生命最后时期的散文《死》里向亲人交代了七条遗嘱，他在第四条中写道：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但，没有人可以忘记，没有人能够逃脱。

朱安与许广平：身份相同命运各异

在周海婴的记忆里，母亲许广平对朱安的称呼为“朱安女士”。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那时的鲁迅在日本潜心学医，“他是不懂爱的”。因为在日本接到一通发自家里的电报，称母亲病危，鲁迅便决定归国。回家一看，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的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本就扑朔迷离的时局再次发生动荡。此前一天，鲁迅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笔下充满忧虑和苦闷的文字向鲁迅请教：“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信末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对社会运动充满热情，她是如此敬仰鲁迅，在年轻女学生许广平的面前，鲁迅也开始变得柔软。

在冲破世俗最终走到一起后，许广平写下了一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没关系！

鲁迅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爱的。

1926年底，鲁迅准备离开厦门大学之时，思念在广州的许广平，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了她。

1932年，鲁迅编成他和许广平往来的书信，题名《两地书》，并指定说等儿子海婴长大以后留作纪念。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她的故事里没有奇闻亦无猛料，但因为主角是鲁迅，便被多方重视。

自鲁迅的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计一直由远在上海的许广平承担。即便如此，朱安的生活仍然贫困不堪，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这一信息后，许广平、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以及鲁迅的众多生前友人均尽力劝阻，面对上海方面来京劝说的人士，朱安难抑激动：“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与许广平，同以“鲁迅夫人”的身份而存在，但却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周海婴：交给父亲的成绩单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70年》的开篇中写道。由于许广平是高龄产妇，分娩的时候很困难，在回答医生“留孩子还是留大人”的提问时，鲁迅果断选择了留大人，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因为孩子在上海出生，故名：海婴。

孩子的降临还是让年近五旬的鲁迅格外欣喜，海婴出生100天的时候，鲁迅便抱他去沪上知名照相馆拍了照，成就了那张著名的合影《一岁和五十岁》。当时朋友来家里看望，鲁迅总是会将孩子抱起来，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有时海婴睡着了，鲁迅也照旧抱出来给人看，孩子便醒了，大声哭闹一番。当外人传说他溺爱孩子的时候，鲁迅的回应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与父亲鲁迅相处不多的七年里，周海婴享受到了一个孩子能够拥有的幸福，在他的眼里，父亲与书本上多疑善怒、冷酷无情的形象大相径庭：那是一个笑起来三间屋子外都能听见笑声、会用胡须刺儿子幼嫩的双颊、会把香烟罐扔出窗外击打因为发情而吵闹不休的野猫、时不时笑骂儿子“小乖姑”“小狗屁”的慈爱父亲……周海婴将共处的快乐时光镌刻在记忆里。

尚在上幼稚园的周海婴，早晨起床下楼，总会轻轻踏进父亲房门口，取出茶几上的香烟插入短烟嘴里，放到父亲醒来后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后大功告成似的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直到父亲微微一笑，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他才乐滋滋地吃起饭来。

鲁迅对儿子的教育，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过：“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不过，周海婴始终摆脱不掉“鲁迅之子”的身份，在长大的日子里，他一直在为自己是鲁迅的儿子感到累。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说，父亲的累主要来自于外界过高的要求。

周海婴谨遵鲁迅先生的遗嘱，没有去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他自幼喜欢无线电，长大以后他成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摄影也做得很精彩，他从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即便如此，他却不张扬，他谨记母亲许广平“夹着尾巴做人”的叮嘱，并在文革时期将所摄照片统统销毁，唯独保留一樟木箱的底片。几乎60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摄影作品，直到2008年，周令飞提出有意帮父亲办摄影展，当做送给父亲八十岁生日的礼物，但周海婴一直担心这些照片拿不出手，给鲁迅丢脸。

周令飞说，近十年来，父亲周海婴不再刻意地远离鲁迅，而是把他自己和鲁迅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还原鲁迅和梳理、总结鲁迅思想上。

今年4月7日，83岁的周海婴去世。知名学者、画家陈丹青说，他每每忆起周海婴先生，在他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那个谦和大气的白发老先生，而是一个小男孩：“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春天，海婴先生逝世了。看到讣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发的海婴，却是1936年鲁迅过世才几天，海婴坐在父亲书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

那是一个七岁的丧父的男孩，而这个父亲又是如此特殊。

周令飞：我不是空头文学家，我在尽孝

鲁迅在文章《死》中，对他的后代也有严格的要求：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句话成了周海婴及后代用以省身的警句，周海婴一生难以摆脱人们打探的目光，但他为人正直、谨慎谦卑，王元化称其“继承了鲁迅以及许广平的道德和人品”。周令飞亦难摆脱鲁迅之孙的身份，就连娶妻完婚，也遭受重重阻碍。

1982年一个假日的傍晚，日本留学的女儿周宁给周海婴打来电话，传达了同在日本留学的哥哥周令飞即将与台湾张姓女同学完婚的消息，这对热恋中的青年还对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大致为：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女孩结婚，两岸关系紧张，周令飞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儿子的决定宣布之后，引起轩然大波，也给周海婴夫妇带来很多麻烦。流言蜚语也在这个时候乘机而入，有人怀疑周令飞之妻是“台湾训练有素的女特务”，不仅如此，“美国之音”等外电也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周令飞渲染成一个“投奔自由的叛逃者”。

身在台湾的周令飞生活也并不平顺。他一度因为鲁迅后人的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在岳父的百货公司最终破产之后，周令飞与妻子张纯华开始创业——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卖爆米花，这又让记者大大炒作了一番，周海婴写道：“这事给那些无聊记者获悉，写文章拿我儿子当笑话，说什么想不到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但我儿子不以为然，心想我本分做生意，靠劳动吃饭，这给祖父丢什么脸？他照样干他的。”

直到1995年，周海婴才借参加无线电研讨会的机会，到台北看望了从未谋面的儿媳一家。

鲁迅的著作在台湾也一度被列为禁书，不允许公开出版，直到1987年方才解禁，鲁迅的思想在台湾也不像在大陆这般影响深远。周令飞之女周景欣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对鲁迅的不解：“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现在，人过中年的周令飞回到大陆，作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的他，开始将“传播普及鲁迅精神”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在不久前新浪微博的微访谈中，有网友问及他从事与鲁迅相关的活动和工作是否违背鲁迅初衷，周令飞答道：“我没有做空头的文学家，我是在做一个传播鲁迅精神的人，我在尽孝。”

篇10：鲁迅的童年作文

在《狗·猫·鼠》一文中，小鲁迅是多么喜爱小动物，亲近小动物啊!他无意间救下了一只隐鼠，并把它养起来。然后这一只隐鼠便成了鲁迅先生童年的陪伴。这活泼可爱的小生灵总喜欢与人亲近;它很好养活，把它放到饭桌上，会去吃菜渣;更让鲁迅喜爱的是，它会去吃砚里的墨水。后来隐鼠被猫吃去后，小鲁迅又与猫结下了仇，见猫就赶，以至于后来得知隐鼠实际上是被长妈妈给踩死后，也没有减少对猫的仇恨;然后，又去逼问长妈妈为什么要害死他心爱的隐鼠。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童年时非常喜爱小动物，把喂养小动物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鲁迅先在童年里是十分喜爱玩耍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他都能找到乐趣。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这篇文章中，百草园在大人的眼里就是一座荒园，衰草离坡，满目苍凉。而在鲁迅的童年里，光泥墙的根部就已经是一个乐趣十足的玩耍的地方。还有那终天雪地里捕鸟的有趣的游戏，更让百早园变得奇趣无穷。再加上那五颜六色的植物，还有轻捷灵敏的小动物，让百草园更加乐趣无限了。

即使后来进了三味书屋，老师非常严厉，可小鲁迅却也依然可以找的到乐趣。

你瞧小鲁迅和同窗在上学间隙，偷偷地溜到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子里，爬上花坛去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悄悄地捉了范蝇去喂蚂蚁;上课的候，“我”又和同窗用纸糊的盔甲戴在手上做游戏，用荆川纸来描绣像，使三书屋别有一番情趣。再看到《五猖会》一文中，小鲁迅所盼望的迎神赛会是多么的不繁盛啊!但即使是如此，小鲁迅也依然找到了好玩的东西。你瞧，原文中说道：“花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做‘吹嘟嘟’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童年时是非常喜欢玩耍的。

鲁迅先生小时候，也是一位十分善于观察生活的孩子。在《无常》一文中，对唱戏时的乐器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文中道：“这乐器好像喇叭，细而长，可有七八尺，大约是鬼物爱听的罢，和鬼无关时就不用;吹起来，Nhatu，nhatu nhatu tuu地响，所以我们叫它‘目连瞎头’。前面的迎神赛会中的鬼物，也让作者印象深刻，你瞧：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赏，赤着脚;蓝脸上面又有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是其他鳞罢，我不大清楚。”还有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三味书屋是一个十分陈腐而不起眼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作者对它的观察非常细致的。文中道：“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由此可见，作者——鲁迅先童年时是非常喜欢观察生活，热爱生话的。

篇11：描写鲁迅的作文

于是，他拿起手中的笔，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那手中的笔犹如一支利剑一把钢枪，直刺敌人的心脏。震撼着世人的心灵，呼唤着人们的良知，是他们清醒，是他们奋进。

他永远也不会向黑暗低头，尽管自己四处“碰壁”，仍然愿意成为战士。用手中的一张方纸，一支钢笔战斗到最后一刻。他的一声声呐喊，像春日惊雷，撕破了黑暗的天幕。为广大革命人士、苦痛不堪的人民带来一片光明。他有铮铮不屈的傲骨，百磨不屈的精神。

但是，天妒英才，他最终在新一轮的革命中倒下，永远沉睡下去。

篇12：鲁迅的作文

他的女拥阿三跟人们谈起鲁迅先生时，总是深情地说：“鲁迅先生在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有时候我听着他接连不断咳嗽，真替他难过。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为了号召人民群众，他对自己的病真是一点儿也不在乎。”以前跟鲁迅先生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对他那爱惜时间的精神颇为敬佩。鲁迅先生参加会议，从来不迟到，绝不叫人等他。就是下着大雨，他也总是冒雨准时赶到。他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废别人的时间，同谋财害命没什么两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是多么视时如金呀！

鲁迅生活的几十年里，生活、学术、政治，各方面的流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横加罪名，恶意传播，连年不断地袭扰着他，严重地伤害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他在许多杂文和书信里，叙写和表明了对于各种流言的愤恨和憎恶，揭露流言的卑劣手法和险恶意图，反击流言制造者的诬陷和阴谋。这些流言并没有使鲁迅的历史价值稍有减损，相反，更使后人看到鲁迅的伟大。

篇13：鲁迅的优秀作文

鲁迅在他去世前一个月, 曾在《死》这篇文章里做过几条遗嘱, 其中一条是:“忘记我, 管自己的生活。 ———倘不, 那就真是糊涂虫。 ”1可现今, 纪念鲁迅已然成为了“专业”, 不仅有众多的全集、 单行本, 还有成千上万的研究书籍和文章;“博物馆和陈列室;儿童读物、画册、照片、画像、速写、漫画、幻灯片、雕塑、电影、音乐 (包括戏曲和舞蹈) 、话剧、招贴画、书签、纪念章, 不一而足”。2

但即便是这样浩如烟海的资料, 仍然让我觉得无从下笔, 似乎无话可说。 提起笔写起鲁迅来是让我这样学识浅薄的人十分汗颜和心虚的。 我无意去揣摩鲁迅先生的个性心理和生命哲学, 因为这是我能力所不及的, 极有本末倒置, 南辕北辙的可能。 但这并不妨碍我去走进鲁迅, 感受他的思想魅力, 从中有所收获, 有所启发。 也希望自己能够走完对鲁迅从无知到神化最终祛魅还原的过程, 并将从鲁迅处获得的启发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力量。

谈起鲁迅, 便会感受到一股冷峻的寒气拂过脊背, 让人猛然打一个激灵, 然后脑海中便浮现一个黑发黑须, 黑色的眼睛中放射着具有穿透性的幽冷的光的人来。 这个人一生保持着站立与思索的姿态, 无论面对什么, 都不曾退走、逃避, 哪怕前面是深渊。 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态度让他有着近乎绝望的清醒姿态:“假如一件铁屋子, 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就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 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3

初次见到这句话的震撼感觉依然记忆犹新, 在日后逐渐阅读鲁迅的过程中, 我常常能够感觉到类似的寒气。 他总是以这样冷峭而决绝如利剑般的眼光穿透事物看到它们的另一面。

一、沉重的爱

过客曾对老翁这样表白:“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 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 在四近徘徊, 祝愿她的灭亡, 给我亲自看见。 ”4这句话咋一看是不合情理的。 对于爱我们的人, 我们怎么会用诅咒去回应他们呢?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 他既因小女孩给他裹伤的布“太小一点”, 要还了她去, 又为何会在小女孩不肯拿回, 让他装着, “去玩玩”时, 觉得为难, 觉得因其太过沉重而无法背着上路呢? 我们不妨先来细细品味这样一句话:爱就如同一根手杖, 当我们拿起了手杖的一头同时也就拿起了另一头。 我们在享受爱给予我们的慰藉和温暖的同时, 也必要受其牵绊和阻碍。 我们个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拥有去追求我们自身价值的需求和渴望, 但我们又能分明地感受到背后亲人、朋友、爱人因挂念和不舍而愈加灼灼的目光。 这时, 自我实现的热望和周遭人施于我身的爱之间就充满了紧张的张力。 因其身上背负的沉重的爱而让难以迈开前行的脚步者大有人在, 如吕纬甫。 他选择了躬行自己先前所反对的, 而遂了母亲的心愿。 当年 “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 “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吕纬甫, 如今做着帮“三岁上死掉”的小兄弟迁坟的“无聊”事。 这些事足以让母亲心安些了, 但于他自己呢? 只觉着自己“可笑”, 成了一个“什么也不知道, 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的“敷敷衍衍, 模模胡胡”的人了。这是吕纬甫对于他的亲情所做的让步和妥协, 但其代价是巨大的, 他成为了一只“蜂子”、“蝇子”, 失掉了从“原地处”飞向别处的能力。

吕纬甫其实是另一个“我”, 也是另一个鲁迅。

鲁迅正是像吕纬甫那般孝顺自己的母亲, 他也曾因对母亲的孝顺违拗了自己的意愿, 遵照母亲的意思, 娶朱安为妻, 这对于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 对封建道德嗤之以鼻的人来说怕是万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 在他人生的近二十年中, 鲁迅与朱安一直过着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 这是鲁迅为他对母亲的爱做出的牺牲。 这样的妥协和牺牲足见鲁迅和他母亲之间的爱之深厚, 也足见他和母亲的亲情对他的牵制力之大。 “据鲁迅晚年的挚交和学生、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曾告诉过他, 自己在晚清参加会党活动时, 上级命令他去行刺。 临行, 鲁迅想到自己大概将要被捕或被杀, ‘如果自己死了, 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 ’他向上级提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上级认为他如此记挂身后的事, 于暗杀活动不利, 便终于免去了鲁迅的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算得上是极端的冒险行动”。5一方面, 或许鲁迅对于这些极端的暴力行动并不热心, 但另一方面, 也足以证明鲁迅在自己生死攸关的局面下, 想到的是他的母亲, 也由于他对母亲的牵挂终止了他的这次革命行动。 他和母亲的亲情影响了鲁迅一生中许多重要抉择, 如果不是他和母亲鲁氏的感情如此深厚的话, 或者更极端一点地假设鲁迅是一个无父无母, 无牵无挂的孤儿的话, 他的一生恐怕要进行重大改写了吧。

不仅仅是亲情, 朋友之爱、 夫妻之爱都有可能成为牵绊, 让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踯躅再三。 哪怕是来自遥远的读者的爱, 也让鲁迅心怀敬畏和忐忑。 “还记得三四年前, 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 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 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 至今要写文字时, 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 迟疑不敢下笔。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 恐怕要未必有了罢”。6来自一个青年读者的敬仰和信任如此, 这样的爱比之亲人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 总算是微茫了吧? 这就是这样微弱的爱, 也让鲁迅时刻挂念着自己的文字在这些青年中所起的影响而感到些微无所适从, 竟无法畅所欲言了。

那么卸去所有的爱给予我们的光环如何呢?

这恐怕我们又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即使是对爱所可能带来的阻力有着如此深刻认识的鲁迅, 也大声呼唤着“枭蛇鬼怪”爱。

那么, 这便成了我们无法突出重围的困境, 一个鲁迅式的命题了。 我们只有在其中忍受着爱带给我们的甜蜜和痛苦, 却无法跳脱其中。

所以, 鲁迅才会说出这番看似偏激的话来。 在这股寒气背后, 是对于人们关于爱的生存困境的揭示。

二、革命的真相

早在日本留学时, 鲁迅就参加了光复会, 此后, 他或见证或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到破灭, 最后加入到左翼的阵营中, 革命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重要主题。 鲁迅对于革命有一个从希望到失望到客观清醒的过程。 经历过这个过程以后, 他比当时热心革命的年轻人能看到更多革命真相。 更冷静和深刻的眼光让他更多地扮演了“泼冷水”的角色。

1930年3月2日,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 鲁迅在大会上发言,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这站上台的第一句话就如一把利剑, 发出冷森森的寒气, 让人猛的直起胸背。他进而指出:“革命是痛苦, 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 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 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 需要各种卑贱的, 麻烦的工作, 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 然而更需要建设, 破坏是痛快的, 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 一和革命接近, 一到革命进行, 便容易失望。 ”7这对于那些对革命抱有浪漫幻想的人无疑是当头棒喝。 而事实上, 当时对革命抱有的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并不在少数。 从当时文坛中“革命+恋爱”小说的风行就可见一斑。 每一个革命者都有着对于革命胜利的渴望, 对于“好社会”的梦想。 “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 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 梦‘大同世界’者有人”, 但是“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 白色恐怖, 轰炸, 虐杀, 鼻子里灌辣椒水, 电刑……倘不梦见这些, 好社会是不会来的”。8

不论是在成立大会上, 还是在大年初一, 鲁迅总是“不合时宜”地站出来“泼冷水”。 因为他知道梦做得再好再美, “梦醒了”依然“无路可走”。 他关注的是如何修筑从此到彼的路, 如何让梦变为现实。 他“相信有将来, 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 光明, 却还没有怎样去想过。 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 “更要着重现在;无论现在怎么黑暗, 却不想离开”。9

除了击碎人们对于革命过程的浪漫幻想, 鲁迅还对革命后的世界加以剖示。 他对于文艺家们所幻想的“将来革命成功”, “劳动阶级”“请他坐特等车, 吃特等饭, 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的美梦也给予了足够清醒的打击。 “实际上绝不会有这种事, 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 不但没有牛油面包, 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10鲁迅甚至对文艺家有过一语成谶的预言:

从前文艺家的话, 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 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 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 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头。 11

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 还是处处碰钉子”。“在革命的时候, 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 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 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于是他又要吃苦了。 照他们这样叫, 啼, 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 向后也不成功, 理想和现实不一致, 这是注定的运命。 12

革命成功以后, 革命家就成为了政治家, 一心要去维护革命的成果, 而文艺家们又会发现新的不满, 曾暂时合为统一战线的革命家和文艺家们势必又要产生分歧, 重演政治家对付文艺家的老一套。

他也彻底消解了我们的想象中的“黄金世界”。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命。 ”13世界永没有一个自在完满的状态。

鲁迅让人们看清楚革命过程, 革命的将来, 似乎就将我们推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革命呢?因为革命当中有“创造”, 有“婴孩”。他并没有消解革命的意义。 将来的黑暗留到将来去说, 现在唯有改革。 但我们必须看清革命的真面目:有血, 有污秽, 也有“婴孩”, 我们才可能坚毅而沉着地将革命坚持下来。 那些软弱的空谈家自然被吓退了回去, 而那些依旧选择前行的勇士却可以明明白白地革命, 就算是赴死也能从从容容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死, 而不是像阿Q那样临死依然朦朦胧胧糊糊涂涂。

如果将鲁迅的这般思想放在当下来思考也有着其深刻的警示意义。 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做梦的人, 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梦做得无限大无限好无限美, 可是, 在实现梦想的这条道路, 却是长满荆棘, 充满诱惑的。 我们如果不在做梦的同时, 去预想可能的困难和阻力, 那么即使碰到一枚小小的钉子都有可能让我们一蹶不振, 退回到狭小的个人天地里。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也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

三、“中间物”的担当

鲁迅曾剖析过自己“中间物”的处境, 认为自己是处于 “旧积习”向 “新气象”过渡的产物, 并进而拓展开去, 提出: “一切事物, 在转变中, 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 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 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 一切都是中间物。 ”13“中间物”的概念在鲁迅观念世界中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汪辉“把鲁迅小说看作是一座建筑在‘中间物’意识基础上的完整的放射性体系”。14王乾坤更加重视“中间物” 这一概念在鲁迅世界中的地位, 将其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定, 来规定”。15“中间物”蕴含着鲁迅深刻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反观, 并在此意识之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行动准则。

一方面他肯定了“中间物”的历史作用。 他以“桥梁”自喻, 让以后的年轻人踩着他走向光明, 而不沾上旧社会的污泥。 但另一方面, 他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与旧社会的无可分割的联系, 一头连着觉醒的现代意识, 另一头则浸染在旧社会的泥浆当中。譬如, 他曾说:“思想上, 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 时而很随便, 时而很峻急。 ”16在这一点上汪晖先生曾有十分精辟的论述。

由于鲁迅不仅把自我 (知识者) 看作是社会传统的异己力量, 而且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异己力量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联系, 因此觉醒的知识者的‘孤独本能’并没有产生浪漫主义文学中超越整个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孤独英雄’及其反社会倾向, 相反, 倒产生了挣扎在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中的、具有改革者和普通人双重身份的寂寞的知识分子, 以及他们对社会传统的细致观察和理性审视。 17

鲁迅对自己“中间物”透彻和理性的分析让他看到了自己与社会传统的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 才使他不至于发展成为一个脱离开社会, 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者, 不做无谓的浪漫幻想。 同时也让他看清他自己并不是 “什么前途的目标, 范本”, 而自觉承担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18的责任;自觉承担起对“旧垒”“反戈一击”的任务。 在《影的告白》中, 鲁迅有着近乎悲壮的自白:“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 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19

他们的命运是与“光阴偕逝, 逐渐消亡”, 未来的光明是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与黑暗反抗, 但如其黑暗消亡, 他们也将随着黑暗的消散而消失。 可是鲁迅正是将自己的意义建立在对黑暗的反抗之上, 在这看似消极的背后正是是鲁迅对于这个社会的担当。

四、结语

篇14：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

一、1930年代末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一位青年学子全家也夹杂其中。当时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舍不得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里。这位青年学子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先生。那时,他仅仅十七岁。

两年后,1939年10月,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景宋、巴人等著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一书。在这本以名家为主的论集中,出现了一个生疏的名字:洛蚀文。这是王元化最初的笔名,名下是一篇很长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鲁迅与尼采》,这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从学理上系统探讨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学术论文。之前,1938年8月29日广州《黄花岗》旬刊二卷四期刊出的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虽然首次开辟此课题,但是仍嫌浮于感想,过于简单,而这篇论文却是长篇大论,相当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该文讨论的中心,是“鲁迅在他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吸取了尼采主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对待人性、理性、个性主义、妇女的不同态度,论述了鲁迅与尼采的根本区别。文章思辨性很强,材料也很丰富,不足之处是在强调鲁迅与尼采的区别时,忽略了鲁迅所受尼采的深刻影响,使该文显得有些生硬和偏颇。然而作者王元化当时还是一位十九岁的青年,诚如该书编者在《编后》中所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

之后,王元化受到当时在学术思想界处于权威地位的胡风等人的重视,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坛,用方典、函雨等笔名发表了很多鲁迅研究和文艺理论文章。

1949年建国以后,他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入写作,1950年10月10日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从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热爱一直是贯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的身上。即使像《阿Q正传》这篇被人歪曲成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用‘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

总之,从1930年末到1950年代初,王元化对鲁迅一直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鲁迅先生引导他从青年时代跨进革命文学,他一直是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而这时他从立场、观点到语言,都不是自己独具的,而是从领袖毛泽东那里套用来的,顶多不过是做了一些诠释罢了。

二、1980年代提出“综合研究法”

1955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分子”,十年“文革”中又遭受迫害,沉默了二十余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出山,对鲁迅和鲁迅研究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1981年7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第四辑上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笔者有幸做过这篇重要论文的责任编辑。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主张鲁迅研究要运用“综合研究法”,并引用恩格斯的“分工的奴隶”一语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鲁迅研究者提出这样的希望:“我们的研究者最好从拘于一隅的狭窄范围走出来,就力之所及争取做到博一点,至少对于和自己专题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科,也花功夫去钻一下,这不仅有好处,也是必要的。试问,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某一作家,能够不去了解他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么?——这就需要有一些政治、经济、历史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和前代或外国作家的继承或借鉴关系,和同时代作家的交互影响以及对后代所发生的作用么?——这就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思想根源和美学观点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史和美学的知识。我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鲁迅研究并不例外,甚至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鲁迅曾经说过,专家多悖,博学者多浅。倘使抛开上述应有的知识,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不但难免于悖,而且也往往流于浅薄和空疏。因此,我倡议鲁迅研究尽量采用综合研究法。”

谈及如何写作鲁迅传时,他又建议:

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就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国粹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当了过河卒子的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为代表的所谓京派,以及在另一领域内,并非敌对而属同一革命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的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甚至变成无的放矢的空话。这是鲁迅生前所担心的。似乎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掌握鲁迅对手的资料,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作出实事求是的深入评述。今天我们可以用清醒冷静的头脑公正地去评价过去我们文学史上那些功过是非了。不能以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气用事的褊狭之见来代替科学的论断。让我们采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中论述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森柯斯基、歇唯辽夫的论争时,以及在论述别林斯基所属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所属的奥格辽夫小组之间发生分歧时,那种忠于历史、尊重事实、公正无私的良史直笔吧。

今天重温王元化1980年代所提出的“综合研究法”,仍然感到耳目一新。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依然有着深远的启示作用。

三、1990年代对鲁迅局限性的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后,王元化最为突出的思想贡献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反思“五四”,就不能不涉及鲁迅,由此他也对鲁迅的局限性做出了震撼人心的反思。

(一)关于激进主义:王元化说:“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承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王元化未把“五四”视作“激进主义”的滥觞。相反,他确认,“保种图存”的国族焦虑与近代改革的屡屡挫败,致使中国大地自二十世纪初(1903年)便风行无政府主义。作为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实质便是“激进主义”,为了改变现状,主张走极端,即使诉诸暴力,只破坏,不建设,也在所不惜。他注意到深受无政府主义浸润的文化人士除刘师培外,“当时一些和平稳健人物,如蔡元培、马叙伦,甚至太虚和尚”也系此列。此风弥漫到“五四”,启蒙家亦未能免疫。胡适坦承他曾为当时梁启超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之愤词而感动。陈独秀更是将政治激进之正义喻为“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这就让人联想起鲁迅的另一番话,说为了能在黑屋子开扇窗,你偏说要掀屋顶,反倒奏效。这叫“矫枉必须过正”。诚然,后人难以体认先驱在鞭策民族进步时曾肩负何等黑暗,但历史遗训也在提醒读者:纵然把“激进主义”归咎为国史的诡异所编导的悲剧,国人也千万不宜将此史实层面的无奈,夸耀成史识层面的智慧,“以致形成以偏纠偏,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极端”,“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

(二)关于“遵命文学”: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一曰“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并说:“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瞿秋白、冯雪峰等的影响”,“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三)关于对“第三种人”即“中间地带”的批判:“第三种人”即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王元化说,鲁迅“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源于“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同时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

(四)关于进化论问题:王元化认为“天择物竞”理念经严复《天演论》之译介,曾激励了国人自强的民族尊严,但把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内涵特定的生物学学说,“抽象化”为“新的要比旧的好”这一“思维模式”,这就不是“通俗”,只能说是“庸俗”了。然而,“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论”,包括鲁迅。虽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说,他过去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不过这种反省只限于指出进化论缺乏阶级观点;至于‘新的必胜过旧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并未改变”。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其转向在瞿秋白看来,或许政治意味甚浓;但若着眼于思维模式,则鲁迅的“阶级论”,不过是把“庸俗进化”,从原先的人类代际关系域搬到社会政制轮替域罢了。换汤未换药。所以王元化在私函中,会不无嘲讽地用两个醒目的引号,来转述鲁迅的名言:“无产者之所以有‘未来’,由于他们是‘新兴’阶级缘故。”

(五)关于“个体”与“集体”问题:早在1988年,王元化就曾疑惑:像鲁迅那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怎么也会在《二心集》期间淡化“五四”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人性、人道等普世理念呢?1990年代以后,他进一步认为:鲁迅这样有“革命家”情结的左翼人物,当他面对既拥有军事“实力”,又具备道义感召力,且已经给出荣誉席位,诚邀他一起奋斗、一起夺取政权的红色营垒,条件则是请他收起他曾高扬的“个性解放、人性、人道”,他因而将自己视为理应融入“集体”的“个体”,犹如一掬水汇入江湖之后,所必然会作出明智的自我微调。因为此“集体”不是别的,正是“集团”、“组织”、“阶级”或“多数人”诸冠名的总称。

(六)关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的第二条就是:“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他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全相反?……”他不同意这种“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七)关于不宽容论敌的问题:王元化指出,鲁迅一旦自以为掌握的是真理(即“真理在握“),必不容怀疑,更不容别人反对,甚至“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做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这显然是不妥的。

(八)关于废除汉字问题:2006年10月25日我访问王元化先生时,他当面跟我说过:“关于文白之争,鲁迅说过对反对白话的人要用最黑暗最黑暗的咒语诅咒等很激烈的话,唐弢说如果看看当时的情景,知道当时反对白话的人说得更激烈,就会感到鲁迅骂得并不厉害了。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反对白话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激烈、恶毒,鲁迅的说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没有一点过激的呢?其实,当时主张白话的人,有很多的说法,像钱玄同就认为中国书不能看,中国人讲的话也坏透了,不准讲中国话,一律讲世界语,或者讲外语。这种主张实际上并不能说明白话都是合理的,像这样的论调几十年反复地讲,没有分析。”王元化主张今天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四、王元化反思的价值与意义

王元化关于“五四”和鲁迅局限性的反思,问世后立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意见轰然而起。主要意见是认为他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吓坏了,退缩进保守主义的营垒,对五四运动和革命历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我认为:王元化的这些反思,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

首先,对鲁迅局限性研究,绝对不是贬损或者否定鲁迅,而是将鲁迅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境界。王元化说:“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研究,是为了还原真实的“五四”时代,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对之进行否定和歪曲。

鲁迅早就借用郑板桥的诗,告诫要给他写传记的日本学生增田涉说:“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神仙”和“圣人”,而如王元化所说:“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过,他的身上背负着两个古老的鬼魂,一个是韩非的峻急,一个是庄周的随便。”承认自己只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中间物”,希望青年超越自己,而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所以,鲁迅不仅不反对后人指出他的局限性,而且是盼望能够这样做的,只是须入木三分,而不要“搔痒不着”。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不仅是王元化,一些对鲁迅有着长期研究的功力极深的研究家,也在致力鲁迅局限性的研究,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实绩。例如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就指出鲁迅对明末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未曾注意,本身存在小生产者影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并非是对鲁迅的贬损,恰恰是鲁迅研究进入科学化的标志。

其次,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是有思想的学术,又是有学术的思想,绝不像有些人那样是不学无术的空想或者缺乏思想的挑剔。1994年王元化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说:“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记得少年时读到鲁迅在抗战前夕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所能做的仍是运用手中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这句话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正是在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进行探幽烛微、指点迷津的学术分析。例如对为什么鲁迅既反专制,又赞成秦始皇的分析就是这样的,他指出:“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专制主义。这是他们想不到并违反初衷的。”从谨严的学术分析出发,辨析一些难解的思想问题,就比空谈要有说服力。

再次,王元化在分析鲁迅局限性的同时,比以前更为有力肯定了鲁迅的价值。这是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随时随处可见的。例如在谈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说:“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他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五、余言

当然,王元化晚年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也非尽善尽美。例如他在谈中国知识分子个性消亡一事时说:“‘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这一看法有片面性,诚如夏中义先生所说的:

鲁迅也未将自己全部、彻底地上缴,此即笔者屡屡慎用“若干”、“暂且让渡”及“自我微调”诸字眼之故。否则,鲁迅也就不必在1931年如此惊动国人应“温故知新”:“温故”,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当了明太祖后,“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知新”,则是上海的工人赚钱开小厂,“对付工人反而达到绝顶”。结论:“记载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

鲁迅为何能在《二心集》留下如此“另类”文字?也许是他对史实暨现实的惊人透视力所致,也许是当他给“第三种人”摆脸色看时,也有自己人会给鲁迅摆脸色看。这是最令晚年鲁迅忧伤的。鲁迅将此喻为从营垒朝其背后射来的箭。“忧伤”不是“忧患”。家国之“忧患”是可以大书特书感动天下的,营垒之“忧伤”则不宜向外人道,只是郁闷,或仅在日记与私函偶然流露一二。钱理群对此做过很好的研究。那是一扇可洞悉晚年鲁迅心境的幽邃小窗。笔者只想说,鲁迅晚境所忍受的刻骨忧伤,其实是钱理群的北大导师王瑶(1914—1989)以及王元化,都曾领教的。他们都曾是奋勇追随左翼的热血者。但很快,他们与鲁迅相仿,当他们把献身的赤诚交给“我们”时,“我们”却在太长的时间,仍不将他们视作真正的“我们”。这太让人寒心。这表明,封给鲁迅的那顶“革命家”帽子,无论生前、身后,只是一个名分,是政治清誉,并非组织上、思想上的刚性认同。这样也好,不至于太遮蔽了鲁迅的本色。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鲁迅和许多向往“无阶级社会”和民主、自由的真诚的文化人,在为了大局而牺牲自己个人的见解、兴趣、利益和欲望的时候,却偏又遇上了新的“皇帝”和“奴隶主”的冷脸和鞭子。他们在失望之中,又透出“心境的幽邃小窗”。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鲁迅原本就是一个活在人间的人,一个在特殊时代和特殊境遇中熔炼而成的天分很高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后来被政治浪潮推上了“神坛”,变成了“神”;随着19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他又逐步还原为“人”;又伴随着鲁迅研究的科学化,一步步对他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他开始成为一个“历史的人”。所谓“历史的人”,实质上就是显现了他出现的历史环境、历史原因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功绩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