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的评价

对鲁迅的评价（共9篇）

篇1：对鲁迅的评价

名人对鲁迅的评价

毛泽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郭沫若：鲁迅先生无意做诗人，偶有所做，每臻绝唱。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下这样的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

周海婴：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臧克家《有的人》

1949年全国解放后，臧克家由香港回到北京。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第一次公开地隆重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臧克家亲自参加了首都的纪念活动，目睹了人民群众纪念鲁迅的盛况，并瞻仰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他深切追忆鲁迅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百感交集，于 1949年11月1日写了《有的人》这首短诗，抒发自己由纪念鲁迅所引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和革命者的勇敢。现以编入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

篇2：对鲁迅的评价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正面评价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郁达夫在鲁迅病逝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评价鲁迅，“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著名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144-145]

郭沫若中年时评价：“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负面评价

郭沫若年轻时评价：“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个不得志的Faseist(法西斯蒂)!”

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蒋梦麟(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蒙(共和国前任文化部长，当代著名作家)：“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王朔(当代著名作家)：“当时我很容易崇拜谁，《艳阳天》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苏雪林(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鲁迅作品中的经典句子

1、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长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随感录二十五》

2、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3、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5、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6、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可恶罪》

7、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8、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看镜有感》

9、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

10、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11、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

12、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13、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北京通讯》

14、单是说不行，要紧的是做。

15、智识太多，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子手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16、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7、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的，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

18、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19、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20、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 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论睁了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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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鲁迅对周文创作的影响

左联作为一个革命文学组织, 其内部成员在具体文艺创作思想上并不完全相同, 甚至在初期出现过激烈的论争, 如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虽然左联成立后, 内部论争停止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左联成员在文艺观上并不一致。王富仁在《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中把左翼文学分为了四个层次, 鲁迅代表了其中的一个。鲁迅旗帜鲜明的支持左翼, 他与左翼文学团体在文艺主张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如在反对社会黑暗, 通过斗争实现社会进步等方面是相通的, 但二者“和而不同”。这既与鲁迅文学和左翼文学不同相关, 又与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特理解有关。基于此, 鲁迅与左翼文学团体间的文艺观存在着差异性。

周文作为左翼青年作家, 是在鲁迅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周文有些作品是先让鲁迅过目后再出版的, 甚至有些作品是经过鲁迅亲自推荐后发表的。周文的文学创作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他说:“这里, 我应该热烈地记起鲁迅先生。他在我创作过程中, 是细心地看了我的每篇原稿, 而加以批评和纠正的有力的赞助者。他的赞助, 不但是关于怎样把握题材和怎样创造人物, 甚至连句法也都谈到。不管我到现在写得成功或失败, 都应该感激他的。”[2]毫无疑问, 周文的创作是忠实贯彻了鲁迅三十年代的创作主张的。

鲁迅不仅在创作上给予了周文很大的帮助, 而且还把他的作品引荐到美国和日本, 并认为周文是当时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这可能与周文对鲁迅文艺创作观的师承有关。鲁迅、周文二人之间有着比较深的渊源联系, 前者对后者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从周文对鲁迅先生所写的哀悼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把鲁迅先生遗留下来的艰巨放到我们大众的肩上来》以及其它作品中, 我们不难看出, 正如周文自己所言, 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他的精神已经幻化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周文的思想乃至毕生的文艺话动。因此, 与左翼文学团体的其他代表性创作主张相比, 周文的文学创作思想以及文艺观更多地是来自于鲁迅的影响。

真实性是鲁迅文艺观的基础。鲁迅认为文艺要写真实, 首先作家个人经历的真实性较为容易把握, 认为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在《呐喊》的序言中, 鲁迅说他的小说起源于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痛苦和寂寞, 为慰藉自己和如自己一样寂寞着的别人, 他开始了创作。鲁迅在对作品评论时也是从真实性的角度出发的, 如在《“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中, 鲁迅说: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上不自由, “处境也着实困难”, 可资借鉴的外国作品也太少, 比较起来, 短篇小说较有成绩, “从真实这点来看, 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周文受此影响, 创作多从自己身边事和真实情感出发, 是基于不平的事和人而不得不发的心中之语;并没有为了呼应左联号召, 而去向壁虚构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周文创作之初, 左联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左”的倾向, 为了保证作品的革命性, 左联要求作家必须写进步的工农, 而其他的被压迫者, 因为缺乏革命意识, 不能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是不能进入作品的。在这种情况下, 作家们没有了选材的自由, 而周文也由于不熟悉工农生活, 写不出工农题材的作品而迟迟不敢动笔。在1933年夏“左联”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 鲁迅关于创作题材的一番话, 使周文的心情豁然开朗。鲁迅说:“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 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 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 我们的作者们, 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 情形熟悉, 反戈一击, 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 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 究竟还是稍为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 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怎样的看法。譬如别的人写跳舞罢, 我们也未始不可以写。但我们的写法就和他们的不同, 主要的是在写实。”[3]这席话使在场聆听的周文深受启发, 使他在如何把握创作题材和方法的问题上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他决心像鲁迅先生所希望的那样, 做“一个忠于现实的作者”, 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4], 写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有战斗力的作品来。周文写道:“记得那时大家都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 而且烦闷于正趋向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鲁迅这几句话, “把大家从那样的烦闷空气中振拔出来了。”[5]

周文一开始创作, 就选取了他最熟悉的生活作题材。周文是原西康省荥经县严道镇人。他在军阀军队当过文书, 在军官学校当过学员, 除了“等因奉此”、“立正稍息”之外, 每天看到的是军阀、官僚、商人, 是麻将、鸦片、钻营、勾心斗角和乌烟瘴气。他虽没有提枪打过仗, 但随军队转徙于康藏高原, “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 目睹了军阀官僚们的凶恶残暴和腐化堕落, 以及军阀混战的互相残杀、鱼肉百姓。他唯一的一个弟弟就死于军阀混战之中。他说:“这段生活对我底对于文学确实非常重要。”[6]1933年9月, 周文的处女作《雪地》经鲁迅的推荐在《文学》第1卷第3号上发表。小说叙述了西康的一支“国军”在征战途中, 经过大雪山时, 因劳逸不匀, 欠饷不发, 以及长官的凶蛮压迫, 终于激成愤怒的士兵哗变的过程。小说题材新颖独特, 地方色彩浓郁, 风格质朴, 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赞赏。周文在谈及这篇小说的成功时说:“《雪地》的生活也许对于我比较更熟悉了的缘故, 所以笔一碰就碰着了吧。”[7]周文就这样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及影响下, 在对于文学的认识、文学创作题材把握等方面都踏上了新的起点, 从而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山坡上》、《山坡下》、《退却》、《第三生命》也都是写的周文所熟悉的四川军阀部队的生活。

鲁迅认为文学的地方色彩, 既可以杜绝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 又可以打出世界去。鲁迅《致罗清祯》中指出:一地区的风景、动植物、风俗等的“地方色彩, 也能增画的美和力, 自己生长其地, 看惯了, 或者不觉得什么, 但在别地方人, 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界眼, 增加知识的。”[8]他说:“我想, 现在的世界, 环境不同, 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 庶不至于千篇一律。”[9]又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 有地方色彩的, 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 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0]直到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他在《导言》中总结新文学十年的创作实践, 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他认为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人的小说“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 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从北京这方面说, 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 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 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 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 或者炫耀他的眼界。”[11]其实, 鲁迅自己写的《故乡》、《社戏》、《祝福》等, 又何尝不是“乡土文学”呢?

鲁迅积极提倡的乡土文学, 在周文创作中获得蓬勃发展。乡土色彩是周文创作的一大特点。川康边境的山水景物、山川地理、风俗习惯等等都自然流露于周文的笔端。周文小说对川康边境的山水景物、山川地形、风俗习惯、服饰用具等的生动描绘, 不但开拓了内地读者的眼界, 增长了知识, 而且加强了他作品美和力的艺术感染力。周文这些小说不能不说给读者带来了奇异色彩和地方生活气息。

《雪地》所摘绘的是甘孜大雪山———折多山, 一重高过一重, 连一根草一颗树都不长, 一望无涯, 光秃秃的白银银的、太阳映在雪上的光, 刺得行人眼睛发痛, 那变化无常的气候令人神秘莫测, 一会儿白雾弥漫, 一会儿大雪纷飞, 一会儿雪弹子劈头盖脑而来。行人一不当心就会掉下几丈深的雪坑而送命。这对于没有到过康藏高原的人是何等的奇观!翻越大雪山的士兵穿的是氁子军装, 缠的是氁子裹腿, 裹着氁子在雪里睡觉, 吃的是酥油糌粑面, 脸上抹的是酥油 (防止脸被紫外线照烂) 。因空气稀薄三步一停五步一歇, 呼出的气立刻在胡须上结成冰, 用手一抹, 胡须和嘴就会分家, 冻麻木的手脚一烤火, 手指脚趾就变黑断掉。这是康藏高原藏民的特殊生活知识, 给读者的印象是何等的新奇!《退却》中写的背后是“耸入天空的丛莽的荒山, 荒山的左右两臂起起伏伏地延伸出去, 象一把椅形似的, 抵住平羌江面”的小镇。军阀部队深夜从小镇穿过“那高过头的丛莽, 在崖边上摸着前进”, 经过“黑松林的山头”狼狈溃逃, 一不当心就会连人带枪掉下悬崖深谷。这是雅安地区青衣江流域特有的地理环境。[12]《烟苗季》所写的鹅毛山脚的景物:“象骆驼背脊似的连绵起伏的不大不小的山, 山上是长满筑郁的森林, 一直延到山脚的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河边。沿河两岸摇摇摆摆的垂柳。山峰环抱中的平原, 丰饶的土地, 黄色的田禾, 白色的墙垣, 灰色的瓦屋, 高大的龙门”。[13]这是川康山间特有的良田美地。

此外, 当时左联内存在着那种把文学作品当成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的图解或传声筒的做法, 而鲁迅极力反对这种做法。鲁迅注重对人物的精细刻画, 并透进人物的内心深处, 揭示出他的灵魂来。周文创作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人的塑造, 他让人物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言行举止、内心活动去表现他自身, 对不同性格的人物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周文就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了不同阶级、阶层及不同性格的人物各自的突出特点进行朴实的描绘、精细的刻画的。

篇4：鲁迅对屈原的评价

关键词：鲁迅 人格 评价

一、鲁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

鲁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在此文中肯定了屈原《天问》把很多神话传说保留了下来，他认为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源“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并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1]（p23）这些评价是当初对许寿裳所说的“《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进一步的阐述。

通观《天问》，不难发现其中确实包含了很多远古神话传说，说明屈原对神话和传说十分重视，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

此外，鲁迅对《离骚》也做出了高度评价。首先他对屈原神思飞跃的想象力十分推崇，认为屈原上天下地，呼风唤雨，“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仙，呼龙虬思佚女，……”[2]（p382-383）从而使作品具有瑰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次他又将屈原的作品与《诗经》进行比较，认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3] （p382-383）鲁迅赞美了屈原作品句式的灵活多变，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多采，感情的真实，意蕴的深厚，毫不吝啬溢美之言，将其称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从屈原作品对后世影响来盾，鲁迅并非言过其实。但同时鲁迅也深刻的指出：“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俗歌俚句，非不可沾溉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尧舜，益荆楚之常习，其所由来者远矣。” [4] （p382-383）鲁迅认为楚辞这一文体的产生不是凭空的，它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也接受了楚地民歌和楚国风俗习惯的影响。

总之，鲁迅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着手，评论了屈原作品的成就，既肯定了其独创的文学史地位，又看到了它与传统、后世的关系。

（二）鲁迅对屈原人格的评价。

综观鲁迅的作品，他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屈原，所以他对屈原的评价随着历史环境和自身思想的变化而变化。

首先，鲁迅对屈原的品格高度赞扬，并对屈原的个人遭遇给予深刻同情。鲁迅认为《离骚》的出现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个人理想得不到实现的遭遇紧密相关。“长子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终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5]（p392-386）可见其主要内容紧密联系着屈原不幸遭遇。鲁迅指出：“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 [6] （p392-386）正是借助诗作以倾泻心中忧愤，表达自己一腔忠诚而被谗害的哀怨、激愤的感情。“罹谗贼”三字可见鲁迅对屈原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他对屈原高尚的品格十分推崇，认为时人是无法媲美的，他指出：“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 [23] （p392-386）可见屈原文辞中所蕴含的高洁、独立的精神是别人无法达到的。

其次，鲁迅肯定了屈原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在《天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天问》是一百七十多个疑问组成的长诗，展现了作者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种种质疑的精神。正如鲁迅所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现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24]（p71）鲁迅也是一位极具怀疑精神的作家，所以对屈原的怀疑精神十分推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揭示出了屈原独立的性格和伟大的理想，同时这句话也可看作鲁迅自身精神的体现。

当然，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过一些批评。鲁迅在早期的文章中指出屈原作品：“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26]（p71）认为屈原作品缺少战斗、反抗精神，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和鲁迅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身在日本的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人在异邦所遭受的歧视，同时也看到自己祖国的落后、民众的愚昧，清政府的腐败使古老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他急切的希望祖国能强大起来。加之当时鲁迅受到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志士激进思想的影响，激增了自己的战斗精神，他赞同革命，认为若中国强大，必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可见当时鲁迅的思想非常激进。因此他才会认为屈原作品“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从客观来看，鲁迅此言并没有错，但他忽略了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屈原对楚国的热爱他是不可能站起来反抗的，同时鲁迅也忽略了屈原所处的是封建等级森严的时代，臣反君是叛逆，所以屈原也不会反抗自己的君王，因此他只能抒发一下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内心的苦闷，抱怨一下君王对自己的不理解，也就难免“多芳菲凄恻之音”了。

综上所论，屈原的爱国精神、高洁的人格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遇对鲁迅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对屈原的作品及其人格也都做出评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做出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大都客观精准。由此可知，屈原和鲁迅这两位相隔千年的伟大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所联系的。

参考文献：

[1]见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

[2]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3]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4]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3.

[5]鲁迅.鲁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2—386.

篇5：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剖析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篇6：文人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 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 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篇7：文人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 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 判》创刊号〕

篇8：论日语对鲁迅小说语言的影响

一、日语的幽灵:无形的传统

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一大批文豪大家, 可人们唯独把鲁迅称之为先生, 并且“鲁迅先生”这四个字已成为一个约定成俗的称呼——倒不是说其他作家在文学素养上不如鲁迅先生, 而是鲁迅的“先生”的这一叫法, 由日本而来, 因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开始在日本发表文学创作, 而在日本, 熟悉日语或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 “先生”的这一叫法是很高贵而神圣的。在日本, 一般只有文学家、律师和老师等才配得上这种称谓。到了中国就一直把鲁迅称之为“先生”也就不奇怪了。

习读鲁迅的作品, 便会感觉到鲁迅小说的语言, 有时显得较生硬——除了某些有意为之的艺术追求外, 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日语的影响。众所周知, 日语借用汉语词汇较多, 同时日语也根据汉字创造了一些自己的词汇, 后来又被借用到汉语中来。《记念刘和珍君》一篇, 题目中的“记念”二字, 明显是日本的词汇, 通晓日语者都知道中文的“纪念”用日语写作“記念” (きねん) 。曾有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错别字, 课文尊重原著就把它将错就错了, 其实不然, 真实因为鲁迅先生接受了日本的词汇才将日语词汇当成汉语词汇写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新文化运动初期, 汉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尚未在语言界形成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规范的) , 因此书写方面完全有一定的自由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时, 有些句子往往读起来会比较拗口的原因。

日语属于黏着语、通过在词语上粘贴语法成分来构成句子, 称之为活用, 其间的结合并不紧密、不改变原来词汇的含义只表语法功能。众所周知, 日语极富变化, 不单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还有简体和敬体、普通和郑重、男与女、老与少的区别。不同行业和职务的人说话也不同。鲁迅的小说语言既体现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 又符合人物在小说中所处的场合及身份地位, 使小说的整体氛围达到一种惟妙惟肖的境界。

在鲁迅的小说中, 诸如此类以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涵的地方很多。如:《狂人日记》中的“有许多的, 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 便对么?”[5]连用两个“从来如此”, 不仅体现着鲁迅对传统的批评与质疑, 同时也是借此提醒人们“从来如此”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么?再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孔乙己的对话语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么?”[6]“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7]“跌断, 跌, 跌……”[8]等等, 都将孔乙己这个没落的知识分子死爱面子, 满口之乎者也, 而又不乏爱心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需要指出的是, 鲁迅作品的语言具有日语的诸多痕迹,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鲁迅本人故意去套日语的语法或者词汇, 因为这种影响往往不是刻意的, 而是无形之中的使用, 毕竟作者本人具有留日七年的经历, 其日语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写作中夹杂些许日语词汇,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意识的惯性所致。

二、幽灵的日语:有形的痕迹

日语对鲁迅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除了鲁迅本人留学日本七年的经历, 也与他对中国汉字的偏激态度有关, 鲁迅早期对汉字的态度其实是持排斥态度的。1934年8月, 鲁迅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 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 但我们的祖先, 比汉字还要古, 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 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 都能够马上回答的。”同年12月, 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 病菌都潜伏在里面, 倘不首先除去它, 结果只有自己死。”他之所以这样说, 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 (方块字) 的可能”。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 确有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的罪恶, 怎能让汉字来承担?拉丁化只有二十多个表声的符号, 学起来确是比方块字省力, 然而也必须通过学习才有可能去认识和运用。不知他有没有想过, 假如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 那也将失去学习的机会, 这一来, 就算实现了拉丁化, 不也同样产生大量文盲?

日语对鲁迅作品语言的影响, 除了因鲁迅本人精通日语, 无形中使用日语的某些词汇外,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还受到日本一些作家的影响, 如芥川龙之介, 一个作家受另一个作家的影响, 除了内容、结构、思想上受影响外, 往往在行文风格、遣词造句方面也会受影响,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中说:我以我倘十分努力, 大概也还能博采口语, 来改革我的文章。鲁迅的这番话, 恰好“博采”了日语的一些特色, 并将这一精神贯之于作品当中。

此外, 我们注意到, 鲁迅的小说不但留有某些日文词汇的痕迹, 在语法上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受日语语法的影响。我们发现在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中, 用了很多类似于日语的语法, 像“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这句话, 其实鲁迅完全可以把它写为“我叫做藤野严九郎”, 但是在日语语法里, 是经常用到“の”这语法的, “の”这一用法, 如果非要翻译成中文的话也只有“的”最合适了, 还有“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等等都用了很多的“的”字, 而这些“的”字有些在中文里明显是不必要的。

小说中的对话描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交涉, 而口语自然占据着不可低估的分量。鲁迅小说口语描写也留有某些日语的痕迹。从鲁迅小说的对话中, 不仅能强烈地感受到其中口语的纯熟与融合, 而且从这个性化的口语中, 我们能听其声辨其人, 读其文而识其趣。应该说, 这是鲁迅小说对话语言的又一精妙之处。

三、结语

篇9：看鲁迅的学生如何评价鲁迅的教学

鲁迅留学日本回国后，1909年6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也是鲁迅的第一份工作，仅仅工作了半年，同年12月，鲁迅参与、领导了驱逐校长夏震武的活动，1910年1月5日，校长被成功赶走，鲁迅还称这次运动为“木瓜之役”，8月鲁迅也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再就业，他先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几个月后，又接受老朋友王金发的邀请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王金发是当时绍兴县县长，后与王发生矛盾，无奈鲁迅只得离开绍兴。经老乡蔡元培的推荐，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就业，在教育部期间，因为策划、支持女学生驱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行动，被教育部开除。为了谋生，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没有多久就与厦门大学校长发生冲突，在校长的指使下，几个老师共同参与，联手把鲁迅从厦门“请”了出去。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又呆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冲撞了领导，最后远走上海，从此躲在了租借，专心于文学创作。从鲁迅的经历来看，在学校里顶撞领导竟成为他的一大特色，他若想得到官方的表彰，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鲁迅是他的学生心目的好老师的事实却是有口皆碑。

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吴克刚对鲁迅教学的回忆与评价

吴克刚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从杭州四中退休，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合刊上，吴克刚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当时吴克刚已经90岁了，也是鲁迅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教过的学生中唯一健在的。

吴克刚清楚记得，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教的是生理卫生课，还担任植物学课日本教员铃木硅寿的助教，也就是当铃木硅寿的课堂翻译。鲁迅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讲课很生动，经常引得全堂大笑，可以说在鲁迅的课堂上只有三种声音：鲁迅讲课的声音、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鲁迅还亲自动手编写生理卫生讲义，讲义是用文言写的，很多地方是四字一句，使学生容易记忆。

当时，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留日回国的学生，还有不少日本人，但论教学，受学生欢迎的首推鲁迅，其他老师大多是为了谋生不得已才教书的，所以，这些老师见学生不认真听课或者逃课时，就把责任推给学生，经常向学生发泄自己教学失败带来的怨恨。有一次，数学科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无聊乏味的课堂上打了个呵欠，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位日本教员认为在课堂上打呵欠的学生是对他的不尊敬，要求给这位学生记过处分。结果数学科的全体学生集体提出说：“要记，全班记。我们早就忍耐不下这位老师糟糕的教学了。”学校其他科的同学也表示支持他们。事情闹僵了，这时，鲁迅先生对此作出了巧妙的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全班都记过，等于不记。

还有些老师，教书不受学生欢迎，情绪低落。当时的杭州拱宸桥，设有日租界，日租界有妓院。星期六下午没课，这些无聊的教师就去逛妓院。鲁迅先生曾批评他们：“拱宸桥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你们不以为耻?为什么还去寻欢作乐?”

二、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吴耕民对鲁迅教学的回忆与评价

吴耕民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吴耕民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教书，1980年7月下旬，吴耕民回忆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学的一些情况。

清朝时，浙江设有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等共10府，科举制废除后，规定每府设立一中学堂，绍兴府就把原来考秀才的考场改建为绍兴府中学堂，因为绍兴在浙江排在第五的位置，后来，绍兴府中学堂又改称浙江第五中学。1910年8月，鲁迅来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9月开始又担任监督，也就是今天的教务主任一职。当时，在绍兴府中学堂正门墙上挂着虎头牌，上面写着“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同时还挂着皮鞭。如果有人没有经过许可，便进入，管门的老头就会拿鞭子猛打，以示威风。

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个农民，来自于乡间，不知道探访儿子须向门房办理同意的手续，就擅自走进校园，管理校门的老头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他，他的儿子知道后，非常气愤，其他同学也认为管门的老头太野蛮了，他们就一起去找校监鲁迅申诉。鲁迅听后，立即建议学校取消虎头牌上挂皮鞭，并告诉门房老头，不准随便打来客。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时，可谓是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清人入关后，强迫汉族男人剃头养发，辫长三一四尺，拖到背后，工作生活都不便，而且那时缺少肥皂或洗涤剂，头很难洗得干净，头发中经常生虱子，奇痒难过。而全校师生只有鲁迅一人剪了发，天天洗头，头上没有一个虱子，学生都羡慕他。那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师生都穿长袍马褂，也只有鲁迅一人头戴礼帽，足登皮鞋，手拿洋杖，健步如飞。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最大的亮点依然是教学。他刚刚进校后，因为是学校监督，所以时常在开学庆典或其他大会上讲话。讲话时，他博古通今，议论恰当，口齒流利，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至于讲课那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的其他教员都用填鸭灌注式的方式教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讲解时照本宣科，读完了事，因此学生对听其他老师的课都不感兴趣，老师讲课的声音成为了催眠曲，他们的课也被称为“催眠课”。而学校里，独有鲁迅先生讲课用启发式教学，深入浅出，易于明了，比喻确当，入耳不忘。而且鲁迅还是一个极具幽默的人，讲课抑扬顿挫，幽默劲道，颇有风范。有时说到精彩处，有所感悟，鲁迅双眼就会炯炯有神。许多学生说，能听到鲁迅上的课，也不枉此生了。

有一次，鲁迅上生理卫生课，讲到口腔时，除讲口腔的构造外，还在黑板上写了“细嚼缓咽”“狼吞虎咽”八个大字。接着，他说，古人云：病从口入，意思就是吃东西要当心，要讲究技术。口腔是吃东西的第一关，吃饭时要“细嚼缓咽”，“细嚼”就是要善于利用牙齿。齿共有32个，有门齿、犬齿、臼齿三种，门齿扁而宽，正如刀，利于切断；犬齿尖锐，正如叉，利于吃肉；至于臼齿，宽厚而上面凹陷，正如一具磨或捣臼，利于把饭或馒头等物捣成浆状。三者分工合作，对食物进行物理的加工。“缓咽”就是食物进口后，须有一定时间加工，不可急于咽下。“狼吞虎咽”极易引起消化不良，导致胃病。因为食物等进口后，除用齿嚼碎的物理作用外，还有口中的唾液，内含淀粉消化酶，和米麦的淀粉质拌和后，能使淀粉转化为糖，入胃易于消化吸收。吃饭时愈细嚼愈觉其味变甜，就是淀粉转化为糖的证明。经这样讲解后，学生个个心领神会，仿佛像印在脑中一样，让人无法忘记。而那个学期考试时，鲁迅还专门出了一个题目：“吃饭细嚼缓咽有何利益?”

三、常惠、川岛、冯至、许钦文回忆在北京大学听鲁迅讲课

常惠、川岛、冯至三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许钦文与鲁迅是同乡，1917年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留在母校附小任教师，1920年赴北京工读，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先生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

据常惠回忆，他是经过刘半农的介绍与鲁迅认识的。1920年暑假过后，北大宣布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主讲小说史课程，周作人是经在教育部任职的哥哥鲁迅的引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同意，才来北京大学任教授。周作人听说让他主讲小说史课程，他就说在这方面他掌握的材料远不如哥哥鲁迅多，周作人就向北京大学推荐，由鲁迅主讲这门课程。但北京大学公开向学生宣布改讲这门课的老师是“周树人”，那时人们都知道鲁迅的鼎鼎大名，很少有人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但常惠知道，所以就赶快去报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周树人即鲁迅，所以报名的只有10多人，后来20多人。有时考试时，考卷是13人或者17人。后来大家都知道“周树人”即是鲁迅后，听课的人就多了，上课也不再登记姓名了，旁听的就更多，因为人太多，听课的许多人都没有讲义。因为鲁迅讲得太好了，常惠选修了两年鲁迅的课，再后来又白听了两年。总之，鲁迅讲到哪里，常惠就跟到哪里。

据川岛回忆，听鲁迅讲课时，他在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留校当助教，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胡适是教务长，因为校长办公室在二楼，而鲁迅讲课是在二楼东头的一个教室，所以他经常有机会去听课。鲁迅讲课，有家乡绍兴口音，因为开始用周树人的名字，听的人未必知道就是鲁迅。后来听课的人愈来愈多，本来坐2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上三四个人。当时孙伏园在《晨报》馆工作，也来听。还有住得更远的，也兴冲冲来听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以致无法点名，每次只好划个‘全到’了事。

鲁迅上课时，经常带一个布书包，黑底红格。因为鲁迅先生喜欢红、黑两种颜色，并把这两种颜色看作血和铁的象征。当时的北大，不少教师上课慢吞吞，上课铃响了5分钟，人才走进教室，下课铃声响后，他们又要推迟几分钟。鲁迅与这些人不同，他总是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有时正在吸烟，听到铃响，他就会立刻熄了烟去课堂。还有，当时北大规定：黑板是由工友擦的。但鲁迅上完课后，他一定会自己把黑板擦干净。

冯至1921年至1927年在北大读书，他听过鲁迅先生讲授《小说史》和《文艺论》两门课程，平时又十分喜爱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他对鲁迅的教学特色十分清楚，他说，鲁迅先生讲课，不照本宣读，而是念一遍讲义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而且讲得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全场听众都鸦雀无声。不少人听了一年后，第二年又去听，但一点也不觉得重复。听他讲课，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同时，鲁迅讲课还非常风趣，常常引得大家发笑，但他自己却一笑也不笑。冬天魯迅穿一件旧棉袍，长只到膝部。上课时夹着一个小布包，包着讲义和书。鲁迅不常理发，胡子也很少修剪。有一次，忽然理了发，一上讲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鲁迅讲课时，对学生还有颇多的启发。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踏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

许钦文回忆说，在北京的5年间，他断断续续地听鲁迅的课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听了多遍竟没有重复的感觉，说鲁迅讲课既不拘于课文，又不脱离课文，课讲得很活泼幽默、简练深刻。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了鲁迅是那个时代非常优秀的教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鲁迅在所任教的学校里惨遭排挤也是必然的，因为他的光芒刺伤了众人的眼睛。他没有到一个学校前，这所学校仿佛在黑夜里，每个老师都是夜空中的星星，他们微淡的亮光标志着他们是存在的，但鲁迅到来后，黑夜变成了白昼。天上只剩下了太阳，太阳的光芒让星星们的存在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星星们愤怒了，太阳般光亮的鲁迅只得躲到租借地里去。好在学生的认可和欢笑给了他课堂的力量，好在学生的回忆和书写给我们留下他课堂精彩的身影，我们今天才能在生动的回味和想象里，找到高大的榜样。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