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

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精选6篇）

篇1：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

浅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银行业金融创新路径选择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依靠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三驾马车奔腾向前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如落后过剩产能，无效低端的供给，监管制度的滞后等。随着三期叠加的影响，经济增速不断收窄，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面对经济新常态，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上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为当前的经济低迷注入持续增长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浪潮中，银行业作为资本要素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新力如何提升，创新路径如何开辟成为银行业内与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经营困境凸显

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国有五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完成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15 年工、农、中、建四大行纷纷跻入《财富》世界100 强榜单。这与实体工

商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密不可分。然而当实体经济遭遇寒流、增长乏力、发展面临瓶颈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成为实体经济面对困境的主动选择。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银行业高利润也难以持续，净利润增幅不断放缓，2015 年年报显示，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首次降到个位数，平均增速从2014年的12%降至5.8%，部分银行如建设银行净利润甚至接近零增长。

(一)三期叠加对银行业利润的侵蚀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后，我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平稳经济，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使得本应在此次危机中淘汰的落后企业、过剩产能躲过了清算一劫。此后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阶段，“三期叠加”意指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2010 年中国GDP 增长10.6%，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GDP 增长速度为9.5%，2012 与2013 年GDP 增速均为7.7%，2014年降至7.4%，经济增长速度步入换挡期。在2008 年四万亿国家刺激经济政策推出之后，银行业受益于此政策，信贷投放规模不断增加，2009年16 家上市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速高达58.3%，此后5 年时间里都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但随着发展速度和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空间有限，产业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银行业净利润增幅不断放缓。2015 年业绩报告中，上市银

行合计净利润1.27 万亿，净利润平均增速从2014 年的12%降至5.8%，为200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除两家城商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外，其余13 家银行净利润增速降至个位数，国有五大银行，工农中建业绩增幅不足1%，交通银行净利同比增长最高，但仅为1.03%，建设银行垫底，净利增长只有0.28%，利润增长乏力，详见图1 所示。净利润增速降低的同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2015 年年报显示，16 家上市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达到1.67%，较2014 年上升了42 个BP。不良贷款率最高为农业银行，高达2.39%，国有五大行平均不良率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近五年来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意味着实体经济层面出现了经营困难，还贷压力增大。2015 年以来，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悄然离去。

(二)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收入的分流

随着移动互联的不断创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成为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以及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产品，因其便捷性、实时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得到迅速发展。2013 年6 月，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推出的余额宝扛起了互联网金融大旗，不到半年时间便成为国内市场上规模最大的货币基

金。随后，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金融领域，分食金融蛋糕，国有五大银行除建行外，工行、农行、中行和交行存款总额均下降，这是自1999 年以来的首个季度下降。数据显示，存款中流失比例最高的部分是活期存款，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联网金融产品吸走。以余额宝、财付通为首的互联网金融一方面分流原先银行存款客户，截流低成本资金源，从而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分流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如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等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企业逐步将业务类型由线上走向线下，目前诸多商户开始采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进行结算，长此以往，将影响银行的POS 刷卡手续费收入。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银行业务的蚕食，已经触碰到银行的痛点，传统银行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创造了过去10 年超高速增长的神话之后，中国的银行业正进入第二次改革的深水区。

(三)利率市场化与降准降息对银行业的双重冲击

2013 年7 月，央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启动。2015 年8 月央行宣布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不断提高至基础利率的1.5 倍。央行进一步放开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的举措，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时代到来。商业银行对利率敏感性增强，利率波动对银行的净利差产生影响，净利差下降，银行业经营风险与压力不断加剧。2015 年央行五次降息，其中首次降息贷款端降幅超

存款端，后四次为对称式降息。在利率市场化和降准降息对银行业双重冲击下，息差收窄，由于实体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即使存准率下调释放流动性约7400 亿人民币，但由于经济疲软下的贷款需求也不高，银行较难把央行提供的资金转换为贷款和投资。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实际所受的正向影响微弱，而降息和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负向影响显著，因此，在利率市场化与降准降息双重作用下的银行业发展面临极大挑战。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加快推进银行业金融改革创新的步伐

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积极探索改革创新路径，扩展增加非息收入途径。但由于实体经济改革尚不到位，经济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随着政府对经济改革重新诊断把脉，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对供给侧资源要素重配，从产能过剩行业流动到有高需求的新兴行业中去。实体产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对金融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本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银行业金融改革创新也将加快步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强调从银行业供给端出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对民营银行的准入放行，增强现有银行自身竞争和创新意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提高供给的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制造供给匮乏。根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截止2015 年底，商业银行发展速度迅猛(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总资产超150 万亿元，规模达到上千家。近几年来，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高科技迅速渗入金融领域的过程中，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刮起的互联网金融风暴使传统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变得非常被动，商业银行的反应速度、创新能力明显欠缺。2014 年底银监会首次批复了5 家民营银行，12 月腾讯公司旗下民营银行———微众银行正式获准开业，成为中国首家落地的互联网民营银行。随后阿里巴巴旗下的网商银行也紧跟潮流诞生了。2015 年11 月，中信银行与百度合作成立直销银行，双方举行战略合作发布会，宣布共同发起成立百信银行。至此，BAT 三巨头都已涉入银行业，民营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大幕下步入台前。民营银行的诞生加速了传统商业银行在产品、渠道和服务上的创新力度，加强了银行业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推动银行业提高服务水平。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强调从银行业供给端出发，建立起能进能

出的优胜劣汰机制，对于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建立有序的处置和退出框架，允许金融机构有序破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依法实现市场出清，促进行业内部和产业结构调整，让经济富有活力。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才能更好地鼓励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引导社会资源流入高新技术产业。全国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众多，各银行的分支机构、网点分布广阔，但同质化程度较高，没有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依靠以往银行的粗放式扩张方式获得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随着金融市场化推进，金融业的竞争加剧，以及实体经济结构性调整，银行业的不良率上升，银行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性加大，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管理办法，依法实施市场退出，这样有助于提高银行业经营效率，有利于银行业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对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提出新的要求。在当前混业经营趋势下，现有的一行三会模式存在交叉业务重复监管，而新兴业务监管真空的问题，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使得监管追上业务发展。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需与时俱进。面对互联网金融崛起和混业经营浪潮下的监管重构，如何全方位加强监管，建立更加有机融合和有效协作的监管体系，既是“监管追上业务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银行业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大发展的前提。否

则，各子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灰色地带将越来越大，权利真空、监管空白等易滋生监管套利行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银行业金融创新路径选择

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思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银行业作为资本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一环，其自身的改革创新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五大任务的总布局下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将催生金融业态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实现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任务目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去产能”对产能过剩、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在去产能过程中，银行业的不良率必然上升，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发展银行内部大资产管理业务。

中央经济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提高供给的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调整。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对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的企业关停并转，对僵而不死的“僵尸企业”进行市场出清。如果“僵尸企业”不能市场出清，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不能执行，对经济重塑将产生极大障碍，也是对市场资源极大的浪费。在供给侧改革推动下，对严重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的出清会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这是改革必经的阵痛，银行业应积极配合对不良贷款进行整理清肃，加快对“僵尸企业”的清理。银行应积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道路，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利用集团银行拥有投行、基金、保险、信托多牌照的优势，以及多元互通的大资管格局，提高银行大资管业务的管理水平。通过私募发行方式，把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销售给合格机构投资者，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提高处理不良贷款业务的能力水平，在去产能过程中实现供给侧结构优化目标。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去库存”旨在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去库存”一方面要求银行金融创新，发展住房金融，帮助农民获得住房贷款额度;另一方面要严把征信体系建设，防范出现类似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险。

房地产“去库存”的过程实质上是将开发商的地产开发贷通过房产销售转移给个人，形成住房按揭贷。政府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施行契税优惠等政策帮助解决房地产库存严重问题。从目前去库存的执行情况看，银行信贷政策要有所区分: 对于三、四线库存压力大的城市来说，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满足农民购房贷款需求。他们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入，按现行审批政策无法放贷，需推出更适用于农民自身情况的信贷产品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如试点推出包括宅基地抵押贷款在内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对于国内一、二线无库存压力的城市，在政策利好的刺激下，房地产价格暴涨，银行信贷金额激增。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各路投资资金涌入一、二线热点城市。有相当一部分购房者采用信用贷、消费贷来支付首付款，一旦房价下跌，无法变现，高杠杆购房者只能断供，将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影响程度不亚于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因此，银行业对热点城市的房贷需求要严把审核关，规范征信体系，严把风控管理，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房地产的信贷政策也应根据各地市场形势的差异设计，坚持“一城一策”。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去杠杆”办法着力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高杠杆问题。在必要条件下，银行业可采取“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杠杆。这需要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对债转股设置转换前提、条件、方式等条款，通过“债转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挥银行对上下游企业的整合作用。

截至2015 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 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为41.5% 左右，加上部分融资平台及或有债务，政府部门债务率将提高到56.8%。非金融

企业部门债务率为131%，加上部分融资平台债务，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高达156%，其中65%来自国企。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已成为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掣肘，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去杠杆。对于产能过剩落后产业的企业，需要依靠市场化原则，依法处置信用违约，打破债务软约束，降低金融风险。对于新兴行业及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可采用“债转股”方式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化解实体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链的紧张度，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商业银行有效切入“债转股”业务后，需要大力提升投资银行部的操作管理水平，研究一系列配套的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同时在债转股的企业中发挥银行自身的产业整合作用，帮助企业走出经营困境。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降成本”办法提升实体企业竞争力，采取措施切实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税负成本、财务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降低企业财务成本要求银行开源与节流并重，发展“轻型银行”、拓展非息收入途径，最大程度为实体经济提供让利空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打组合拳，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打造公平的税负环境;降低电力价格和物流成本。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主要是融资费率的降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企业反映其综合融资成本接近年

息20%，利率按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银行在降成本任务的要求下，开源与节流并重，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发挥互联网金融优势，发展轻型银行，轻型银行是指资产轻和组织架构轻，可极大降低银行运营成本，提供为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另一方面降低对存贷利差的依赖度，拓展增加非息收入渠道，利用银行的规模优势，实现交叉销售，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开发利润增长新渠道，这样才能为企业降息让利提供更大空间。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是补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创新的短板，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应提升对中小微企业、科创企业贷款精准性和有效性，推行“投贷联动”和“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补短板”就是要大力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以及全社会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问题，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个人自主创新意识。目前来看，存在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研发投入偏低等问题。银行业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助推放贷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优化信贷结构，将资金从产能过剩行业抽离到中小微企业、科创企业，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不足，融资难等问题。推行“投贷联动”银行成立类似风险投资公司的方式，对科创企业给予创始资金的支持，并建立在严格的风险隔离基础上，通过信贷投放给企业提供双重资金支持。投贷联动既考虑了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又考虑了我国中小企业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特点，将充分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客户资源、资金资源方面的优势，有效增加科创企业的金融供给。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为个体创业者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政策，对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将实现自身的金融创新发展。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下银行业的监管体系重构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金融业务层面的创新不断发展，混业经营步伐不断加快，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需与时俱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的金融监管如何追上业务发展步伐，如何打破银、证、保三大子行业的监管藩篱，建立起更加有机融合和有效协作的监管体系，是金融监管重构的内在要求。

现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采取“一行三会”的模式，该模式在金融创新大发展时期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是监管缺失，金融创新业务如互联网金融、P2P 金融出现监管真空;另一方面是监管重复，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难以共享，交叉业务容易出现重复监管，导致业务交叉环节的信息流、监管流与决策流脱节。应借鉴美国2008 年次贷危机教训，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加强金融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进一步完善审慎监管政策框架，增强银行业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调整的能力。同时，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银监、保监、证监交叉业务的监管。特别是对互

联网金融、P2P 金融等新业态需加强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GbR生，做好市场准入退出与风险监督预警等各方面的基础工作。各金融监管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并加强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互享，保持信息流通畅，提高监管的效率效果。

篇2：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

中国金融会计制度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对金融业稳健运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现代经济对金融发展的要求而言，中国金融会计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

1. 对金融业特殊性不够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定过于笼统，强调金融业同其他行业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在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规范上，会计科目过于概括，尤其是忽视了银行业支付清算业务的特点，带来了现行会计科目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问题。

篇3：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金融创新通过提升金融系统的功能和效率来影响后者,但此传导机制却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何种金融体制能促进金融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深化进程中何种金融创新能提高中介效率?本文从制度角度分析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典的制度经济理论强调体制的内生性,并认为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正向联系。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规模的扩大会深化专业化分工,提供各类专业化金融服务的机构应市场需求而生,而且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业务规模的扩大和熟练化程度的提高会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供给商的分工。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业务的同质性又使得各种金融产品可以相互融合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与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下,通过提供价格低廉、高质量和丰富的创新性金融服务在加速投融资转化、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然而,亚当·斯密的内生性市场机制却受到李约瑟之谜的挑战。中国古代,无论货币化和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程度,还是当局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知识的积累都非中世纪欧洲各国能比,但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或者中国的金融发展没能如金融深化论所示那样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制度的革新是保障金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制度的演化与变迁既可内生,也受外生因素的影响。前者反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者反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正是封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外生性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从而也使得金融深化论失效。但问题的关键是何种制度才能保证金融创新并进而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中国政府正尝试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和增强风险控制能力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制度的内生演化需要较长时间;二是金融制度内生演化过程可能会以经济震荡为代价。制度内生演化的不可控性隐含着中国经济快速转型中潜在的巨大风险,而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承受不起社会动荡。因此,通过比较金融制度和总结金融创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最能发挥金融市场积极效能的配套体制,对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金融创新的诱因——文献研究

制度变迁是金融创新的根源,金融创新又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希格斯认为工业革命一定发生在金融革命之后(Hicks,1969),米勒发现,由于税制和金融管制的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经了一次金融体制和工具的重大革命(Miller,1986)。现代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是技术进步的巨大贡献,从更深层次的视角来看,技术进步的背后是一个对经济资源进行高效率配置的、庞大而又富有效率的现代金融系统,效率源泉则是不断进行的金融创新。理解金融创新潜在的驱动机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对于判断未来金融发展的去向和积极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至关重要。诸多研究发现一条规律:制度是促进金融创新的主因,合理的金融经济体制安排能够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中介效率、进而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我们沿着米勒的思路分析金融创新的诱因。(1)税制的变迁。各种收入之间差别税率的存在,使金融机构能够创造衍生工具转换收入账户进而转换税率,如将个人收入账户科目进行调换以实现合理避税。这种转换成本构成金融机构的服务收入,因而税制的变迁会引发新金融产品的出现,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转换成本的下降形成了金融创新的外在动力。税制变迁与金融创新间双向的互动机制被称为“管制的辩证”——差别税率催生了金融新工具,政府适应金融市场变化推出新税制并再次划分税率标准,这又引发更新的金融工具出现……政府的税制变化无意中资助并推动了金融创新。这就是金融创新和管制创新之间的互动作用(Kane,1988)。(2)金融管制。管制目的不外有三:维护金融稳定、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提高金融中介效率(Kane,1988)。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金融机构会通过金融创新来规避现有管制政策。金融创新的出现又要求政府实行新的管制政策,这又会进一步促使金融机构进行新的金融创新,周而复始。因而,金融管制是金融创新的驱动力。一是,与税制类似,限制自由开展市场活动的诸多制度,如特定交易管制、金融业务限制、资本项目限制、利率限制和信贷配额制度等等都会激发金融创新,这在转型国家中更为常见。一些特殊的或未能公开交易的票据、权证等金融契约本质上是从刚性制度缝隙中游离出来的金融创新工具。然而,当放松管制之后,过去利用管制真空而生的金融工具本应该随着动力的消失而消亡。但事实却表明,这类衍生工具随着动力的消失反而发展得更快。二是,金融创新不仅在于利用制度刚性节约交易成本(如节税),更在于突破制度障碍而拓展市场空间(Miller,1986)。比如在国际金融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外汇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为适应对冲者规避汇率风险而生,这大大降低了贸易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推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贸易发展。再如类似Q条例的融资价格约束制度,在高通胀阶段降低了中介效率,由此引发的金融创新大大促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三是,管制的调整和对管制的规避会促进金融创新。美国货币创新是与不同时期制度安排分不开的(Sylla,1982)。不同时期的管制制度不同,而货币创新主要是为了突破现有管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而产生的。金融创新还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政府的管制(Silber,1983)。当政府颁布新的管制条例或者现有管制增强时,投资组合调整随之出现,而金融创新主要是为了保证获利性或者降低风险。随着政府放松管制,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一旦放松管制的步伐变慢时,金融创新便会大量出现。因而金融管制和管制的放松都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力(Horne,1985)。

金融创新并非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制度创新具有路径依赖性。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矛盾根源于二者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因此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以长期和战略的眼光来看待(Kane,1988)。改革也是一个扬弃的过程,金融体制改革不但要吸取过去的经验,也应着眼未来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变化。

三、金融体制变迁与金融中介效率的改善

金融创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第一,金融创新是为克服具体的制度约束而出现,现有的制度缺陷促进了金融创新(Miller,1986);第二,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创新的巨大障碍,它阻碍了创新而使国家陷于贫困(罗伯特·库特,2005);第三,制度也并非完全是金融创新的外部约束。政府放松管制是监管者应对金融市场行为约束变化的内生反应(Kane,1988)。广义的金融创新包含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因而制度与金融创新是密不可分的。

制度的核心作用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确定交易体间的界限,也是各方博弈的结果。若制度能够提供有效的个人激励,则能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有效激励的重要途径包括诱使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真实披露信息、激励其采取符合社会意向的适当行为,这也是制度具有的信息功能——提供信息、传递信息并且保证信息质量以及降低信息成本。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其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金融制度是有关金融交易的全部制度安排或规则的集合,其产生的目的也是为解决激励问题。并且,金融制度的演进有路径依赖,发展良好的金融制度能够为金融创新提供更强的激励和更快的路径(Boot and Thakor,1997)。

金融体制包括一系列规范金融体系结构和市场行为的规章、制度和法律。金融体制规定了金融活动的选择空间和交易成本,不仅构建了金融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形成了金融领域资源配置的基础。金融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于通过制度变革建立起更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金融制度,包括治理结构、会计制度、交易和清算组织、监管和法律体系等。金融体制改革是联系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核心环节(岳华,2006)。但何为有效的金融制度?判断标准在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性和完备性(陈柳钦,2007)。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制度的设计更多地是从有利于对经济进行控制而不是有利于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为出发点的,政府经常利用金融体系来追逐发展目标(世界银行,1989)。事实上,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在金融市场缺陷普遍存在的条件下,科斯定理预示着金融制度在资源配置效率乃至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总之,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应是降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并通过优化金融结构的方法提升金融服务的功能和质量(Choe and Moosa,1999;Hermes and Lensink,2000;Qian et al.,2004)。

本节将从产权安排、治理模式和经营限制三方面研究影响金融创新的根本制度。

(一)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产权制度是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环节。从历史的视角看,法律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代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因为各国的法律制度安排是不同的,采用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在对投资者提供保护方面存在着差异,同时在为投资者权力提供保护的效率方面也存在差异。博塔指出,私有产权保护是金融契约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产权保护程度会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水平;商业银行的政府所有(国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发展(Porta et al.,1997)。但郎咸平在对78个国家958个上市银行分析之后,发现银行的收益与股权结构没有相关性,从而得出银行改革产权不重要的结论(1)。

西方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演进历史以及我国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效运作的成功经验证明,按照股份制的财产组织形式,建立公司制法人产权制度是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组织效率的可行之路。中国《商业银行法》明确了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为委托或代理关系。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复杂。在现已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东中,汇金公司、财政部代表国家拥有主要股权,战略投资者和香港中央结算持有另一大部分股权。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改善金融机构的质量和业绩。因此,鼓励上市是推动金融机构产权改革的有效途径。

(二)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再造是与产权制度改革紧密联系的环节。现代股份公司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三权分立”,明确了各方的责权利,促进了企业稳健经营和快速发展。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中介结构的治理模式都采用了现代股份公司制,百年来的发展历程证明了该模式对于提高投融资效率和降低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

在治理模式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严,要有一个好行长,加强内部管理,或者只要加强银监会、监事会、财政部、审计署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就可以解决银行治理问题。这些论点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官本位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1998年中国成立金融工委,党的领导和干部垂直管理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行长既是经营者又有行政级别,受上级行政部门的安排。在现行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无破产压力是金融服务效率低下的主因。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将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切断金融中介与政府的直接联系。近年来,政府在推动银行和保险公司上市、完善金融企业“三会”制度、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以信用评级制度和信息公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监督制度等方面采取了实质性的措施,长期内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将逐步发挥作用。在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进程中,金融企业的行政岗位制与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制度将是下一步治理模式改革的重点,而通过向经营者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优化经营者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则是建立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方向。

(三)金融服务的经营限制

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业实行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规定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制度。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于防范和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运行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企业的发展,降低了金融中介通过资产和负债多元化化解风险和增强流动性的能力。人民银行为适应金融中介全能化和服务综合化的趋势,于2001年制定了带补充性质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使国有商业银行的“银证通”等代理证券和保险业务得以合规。长远来看,有计划、分阶段地放开金融服务的经营限制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拉美的金融改革经验对于中国放宽金融服务的限制有借鉴意义。尽管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很多国家都实施了严格的金融服务业进入限制,但投资者通过各类金融创新形式进入银行业。在自由化和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银行管理者和政府监管机构都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技能,为9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埋下隐患(Guidotti et al.,2004)。因此,在金融服务限制方面的改革至少要注意三个基本方面: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设计合理的机制处理行业进入问题以及重视债权人的利益。

四、金融创新与制度变迁

李约瑟之谜说明根本性制度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更低一个层次上的制度——如规章、惯例等对金融创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大部分研究表明,歧视性税制和严格的金融管制能推动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为了弥补政府对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或校正政府对自由交易的有意扭曲(2)。因此,对金融创新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它是否弥补了供需缺口(或市场缺陷)以及增进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金融创新是金融体系籍以为生的基础,也是高效、快速反应资本市场生存的血液;既包括理念和过程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其本质功能是在风险收益调整的基础上将社会储蓄引导至最高收益的投资(Horne,1985)。金融体系内部主要通过两类创新来降低风险与规避金融管制,一类是建立新型的风险投资体系直接降低生产型投资风险和成本,另一类是创造新的金融工具降低交易和储蓄型投资风险。这两类创新都能提高金融中介储蓄—投资转化的效率和能力,促进生产型投资和经济增长。

(一)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

新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风险投资体系为高技术、高风险、潜在高收益和低流动性的新兴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不仅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而且成功改造了美国既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逐步形成了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金融”体系。

有限合伙制是发达国家最流行的风险投资方式。它实现了“人合”与“资合”,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人力资本的定价或报酬问题,成功地为新兴企业发展提供了激励与约束机制,因而是风险资本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一方面,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是融资合约的安排,投资者要求普通合伙人投入一定比例的资本金作为抵押,同时投资者给予普通合伙人超过1%的利润分成比例来激励普通合伙人尽职代理。另一方面,它还是投资合约的安排,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分阶段投入资金,并参与企业管理来获取风险企业的创业信息和收益。

通过同时确立的投融资合约安排,创新企业的信息就能充分地揭示出来,投资者就可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轮投资(见表1)。有限合伙制可有效地促进风险项目的投资,这一创新的金融服务能提高风险投资中介的运营效率并推动了国家的创新性产业发展。

资料来源:(松华和郑震龙,2003)。

注:(1)资料来源(BIS,1986)。(2)×和*分别表示表内和表外业务对应的功能。

(二)金融工具的创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金融工具?这主要由目前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市场对金融工具的供需环境决定。通过比较各类衍生金融工具的相对比较优势和成败的经验教训,可进一步明确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深化过程中,中国金融业进行工具创新的本质是什么,应采取何种创新以及由谁来创新。

金融工具创新的本质取决于金融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的性质。金融企业在客户关系链的基础上提供面向客户的信息和交易产品(Kane,1988)。首先,金融产品集成客户所需的信息,金融创新应基于先进、可靠和可控的信息交换和处理技术。其次,金融企业产品的质量以客户的信赖度和便利度来衡量,所以创新工具的质量是由金融企业与政府共同决定的。外部的监管、最后贷款人支持以及结算网络的建设等外部环境无不影响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创新并非金融企业一家之事,而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金融创新包括体制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创新。便利度通常以投融资的转换成本来测度,只有降低金融中介成本、克服交易困难的创新工具才能生存和发展(Horne,1985)。

管制孕育了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管制具有复杂性,总是在某些方面限制着金融市场的自由交易行为。为了摆脱制度的禁锢而恢复金融工具自由逐利的活性,各类在不同功能上具有相对优势的创新金融工具不断随制度变迁衍生出来。与在实体经济领域通过增加实物产出增进经济福利的技术创新类似,衍生金融工具可改善风险承担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金融中介服务的效率,这使得借贷双方能充分利用在不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并进入更广泛的市场(如表2中的互换和资产证券化)。金融领域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

然而,在金融创新和制度变迁相互推进的过程中,衍生金融工具也经历了一个淘汰和发展的历程。因为相对优势是一个随时间和环境而变的概念,适用范围一改变,优势可能演化为劣势,所以并非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能得到蓬勃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金融大发展至今,上千种金融衍生工具被创造出来。有的已成为历史,而有的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见表3)。以史为鉴可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与成本,战后金融创新的成败为现有金融体制下的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参考。互换、欧洲债券和欧洲美元都是针对国内歧视性税制、严格金融监管和汇率波动而生,滚动信贷和货币期货都是为了解决匹配风险。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这些衍生工具很可能在国内出现。一方面,金融风险会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歧视性税制可能无效,金融监管难度增大。表3还意味着针对流通市场(二级)不发达的金融创新大部分是失败的,这是因为电信技术为低成本和快捷的金融工具交易提供可能,流通市场可以快速建立起来;而且,在资本自由化浪潮下,政府也逐渐放松了流动性管制。此外,由于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日趋完善,针对规避通货膨胀风险的金融工具也逐渐消失。因此,未来的金融创新不但需要将各类基本金融工具的功能更好地融合起来,而且还要填补发展过程中不匹配的制度变迁与环境演化之间的“真空”。可见,中国目前最有可能出现的创新工具是帮助投资者合理避税、便利交易以及降低匹配风险的产品(3)。

注:(1)资料来源(Dufey and Giddy,1981)、(Silber,1983)和(Horne,1985)。(2)省略原表中成功度极低的创新金融工具。(3)要素的属性:[1]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波动;[2]金融管制;[3]税制变化;[4]技术进步;[5]经济活动水平;[6]金融理论的发展。

金融创新有风险,创新的金融主体必须具备承受创新失败的能力。根据“大而不倒”的原理,大型金融机构破产风险因政府隐性或显性担保而相对较小。金融创新失败的成本可由外部分摊,因而创新的动力强于谨慎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更加丰富。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些金融产品不是真正的创新,而是引入国外成熟低风险金融产品;二是在现有金融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价值取向上重视风险甚于利润率。历史和现实证明,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只有大型银行才具备承担金融工具创新风险的能力,中小型银行在模仿和工具“本地化”方面更具优势。

五、结论及启示

金融深化论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古代金融发展没有推动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忽视了制度的重要作用。制度的革新与深化是保障金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制度比较角度分析金融创新与中介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何种金融体制能促进金融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在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深化进程中,又是何种金融创新能提高中介效率?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制度缺陷是金融创新的障碍并使国家陷于贫困。中国政府正尝试改革长期以来束缚金融业发展的基本制度,本文通过制度比较分析得到的答案是:第一,产权制度是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环节,鼓励上市是推动金融机构产权改革的有效途径;第二,公司治理模式再造是与产权制度改革紧密联系的环节,在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现代股份公司治理模式的过程中,行政岗位制与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制度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通过向经营者授予股票期权的方式优化经营者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则是改革的方向;第三,混业经营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充分吸取各国金融改革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有计划、分阶段地放开金融服务的经营限制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

篇4：新时期下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农村金融；创新；改革

金融一直以来是我们现代经济的核心所在，农村金融已融入到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是农村资金融通，即农村内以信用为手段，筹集、调配以及管理资金的基本方法。是我们国家总体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在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1.在金融市场中农村家庭的参与率低、贷款意识不足

根据2015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发现，2015年我们国家农村只有45%的家庭有存款的账户活动，这数据和前几年相比，未有明显变化。有定期存款的家庭只有11%，相比2014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参加股票的有1%，这一比例有所上升，可能是受到全民参股的影响。在金融资产配置方面金融资产占到农村家庭总资产的比例的5%，与城镇家庭相比低了3个百分点。而且农村金融资产一般是以定期存在为主，占到金融资产总净额的56%。我们国家的农村家庭金融知识非常不足，且金融知识指数与城镇家庭的51相比，低了19个点，只有30左右。

同时，根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有63.4%的农村家庭未向银行申请信贷，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贷款需求是通过民间借贷来实现的。事实上，向银行提供贷款需求的家庭当中，至少有10%的家庭会被拒绝。所以我们国家向银行的贷款意识不足，还是以自筹资金为主来解决问题。

2.农村信贷与三农问题有所偏离

发展农村信贷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根据调查，我们国家的贷款内容如下 ：

从2010年到2015年，农村的贷款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五年内增长了近3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20%，农户的贷款余额增长3倍，年均增长率超21%。但是，涉及到农贷款在农村的贷款占比例仍低于50%以下。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农户贷款或是农业贷款其占比均不高。

所以我们国家大部分农村信贷都转向了非农业人员以及非农民产业。根据相关统计显示，2014年的农户贷款占比为27.3%，农业贷款占27%。与前一年的数据相比，2015年的农户、农业贷款数据比例有上升但比较仍不足。所以我们国家金融机构的信贷有一大部分投入了非农产业或是非农民的贷款人的手中。

二、新时代下农村金融改革的创新策略

1.大胆创新贷款担保新方法

信贷在创新方面需要跟上新时期的不乏，在产品、业务方式方面要不断创新。加大信贷产品的开发勇，一步一步构建起包含城乡、优惠大众的信贷产品的机制，积极、创新开发“适合型”的新型品种以及有关服务。重点开展服务方式的创新、抵押担保制度等等。探究开展林权、农户宅基地、仓储等使用权，农民土地、养殖户水域等等以抵押贷款有效法。同时，也可以适当开办留守妇女、农村青年、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创业贷款以及受到表彰的先进人物、信用示范户等信誉担保贷款直通服务，推出联合贷款、社团贷款、农民专业的合作社侍、专业大户贷款、农场贷款、林业贷款、渔业贷款、茶叶种植贷款等等特色的支农产品。同时，还要拓展代理保险、代收、理财咨询等中间业务，最大限度帮助农民优化理财观念，同时还要更新他们的消费观念。

2.创新优化三农生态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市场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需要构建起完善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政府要积极推动农村金融的立法同时出台保护农村金融有关法律以及法规，加大农村金融机构的执法力。

对于涉及到企业以及农民要进行金融知识的灌输，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有关知识，用法律的方法来处理信誉不良的用房，进一步维护金融的债权，为金融服务的三农构建起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还要开展有关农村企业、农户信息的评级活动，广泛开展构建信用企业、信用村、乡镇、农户的活动。让“诚信”二字深入每一个人的心中，在人们的内心里都种下诚信之种，同时让诚信的企业、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并且还可以获得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金融服务，形成正向的、积极的激励制度。并且还要注意将失信者列入到无信用名单内，对所谓的“老赖”实行联合的信用惩罚，例如可以借用媒体的力量来进行曝光，让这些不讲信用之人无处遁形。

三、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新时期下的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其现实意义是非常巨大的。但这一项工作并不轻松，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也希望以《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发布为契机，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得到全体社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江春，周宁东.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反思与实证检验—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J]. 财贸经济，2012（1）.

[2]姚敏.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反思与展望[J].现代经济探讨，2011 （1）.

篇5：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效应初显

2014-06-09 10:55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时长：6分11秒

新华社上海分社 孙青、陈杰

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外汇管理支持自贸区建设，到人民币跨境借款、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和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过去8个月，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可谓“大戏连台”。金融改革成效如何?改革创新又如何促进贸易便利化?在日前举行的“国家使命:上海自贸区与金融创新”论坛上，这些问题成为监管部门、金融界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51条细则渐次落地 金融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挂牌8个多月来，上海自贸区围绕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这个核心，大力开展金融创新。眼下，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一行三会先后出台了四部支持意见，共计51条，近期又陆续推出13项实施细则，特别是央行上海总部最新发布的关于分账核算业务的两项实施细则，为下一步投融资汇兑便利化提供了载体。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潘岳汉:自由贸易账户的建立本身是个创新，但同时的话很好的兼顾了服务和风险管理的两方面作用。这个运用的是，银行是筹出的是自贸区的整个资金包括有部分是境外的资金，所以对企业的融资相对来讲成本还是比境内的融资会相对略低一点，这个我觉得企业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朱晓明:它看得很远，这些政策，这些细则。当然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有一个过程。就是企业也好，监管部门也好，他们在学习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时候是有个过程的，是逐渐逐渐理解的，相互的信息是逐渐逐渐融通的。但是从这些出台的细则来说，它的含金量、给企业创造的机会很多的。

篇6：上海金融改革与创新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06]20号)和《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08]26号），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在总结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

一、金融改革创新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难得的历史机遇，按照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加快建设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增强服务辐射能力，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努力做到率先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率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提供借鉴和示范。

（二）目标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要求，加快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进程，力争用5至10年时间，基本形成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基本形成国内外投资者共同参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与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规范有序的金融发展环境；努力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二、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

（一）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改善社会资金结构，提高社会资金使用效率。

1.搞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人民币基金。大力发展股权投资类基金，推进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设立新金融引导基金，探索发展风险对冲类基金。搞好渤海、船舶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建立完善的契约型股权投资基金模式。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建立成熟的船舶、飞机构建和租赁运营模式，探索创新配套的船舶登记制度和建立船舶航运交易市场。

2.开展商业物业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开展REITS试点，探索不同的经营模式，建立房地产业物业长期持有、租赁经营和直接融资规模。

3.增强国际化直接投融资服务平台功能。办好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增强市场化功能，提升国际影响力。支持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健全服务网络，增强平台服务功能，促进资本双向流动，为境内外企业提供符合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股权投融资服务。

4.发展证券期货业，丰富直接融资渠道。根据环渤海区域经济特点，加快期货交割库建设，并逐渐丰富交易品种，逐步发展商品期权交易，探索开展石化、新能源等大宗商品交易和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要求的基础上，支持滨海新区企业开展集合资金信托发行改革试点，支持企业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和引进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利用各种直接融资工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5.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市城投资集团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充分运用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市场资源，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建设通过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和引进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多种融资方式，实现城市建设以政府拨款为主向间接融资为主再向直接融资为主的转变。

6.支持天津股权交易所不断完善运作机制，规范交易程序，健全服务网络，拓展业务范围，扩大市场规模。充分发挥市场功能，为中小企业和成长性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股权投融资服务。

7.支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提升市场功能，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量；支持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争取设立国家金融资产转让和知识产权转让等市场。

（二）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健全金融服务功能

全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建设，积极引进和设立保险机构，推动保险公司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搞好排放权综合交易试点。

1．搞好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建设。推动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发展。积极推广科技保险、计划生育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等试点工作。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改善农业保险经营机制和发展模式，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继续扩大责任保险业务领域，拓展非车险产险业务，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支持出口贸易。提高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发展适合农民需求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积极发展养老保险业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积极发展个人养老保险，开展延迟纳税型养老保险试点。推动健康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探索和完善创业投资保障制度，鼓励企业开展有价值的创业投资活动。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基础投资项目。稳妥推进保险公司投资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股权。支持建立保险机构，稳步推进保险公司集团化发展，逐步建立多层次保险市场体系。支持监管部门推进监管手段创新，加强监管，严格防范风险。

2.探索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批准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金融控股公司，整合天津市现有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按照“集团公司综合经营，二级法人公司分业经营”原则，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试验，探索建立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模式。

3.争取银行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开展银行综合经营试点的研究和工作。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机构和业务种类创新，支持和推动当地法人机构参加成立基金公司等二级法人公司的试点工作，报国务院批准后依法开展业务经营活动。

4.搞好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按照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的批复要求，制定和实施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方案。坚持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的原则，继续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指导，搞好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运用市场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建立污染减排激励和排放约束机制，建立排放权指标初始分配的管理体制。

（三）整合及新设立金融机构，健全金融机构体系 提高金融支持农村和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支持设立和引进法人机构，增强金融服务和辐射力。加快发展担保业、租赁业、票据业、保理业、消费信贷业务等各项金融业务。

1.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支持引导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积极探索跨区域支农新模式，创建支农服务特色银行；经国务院同意，整合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和区县行社改制组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完成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任务，发展社区零售银行模式；鼓励股份制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完善邮政储蓄银行服务“三农”的功能，增强农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扶持“三农”发展的力度；整合农村金融资源，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充足性；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创新，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起以涉农贷款为基础资产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信贷产品。

2.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政府对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和融资租赁给予成本费用补助，改进政府部门与银行、保险机构合作的方式，改善金融环境和发展条件，完善促进中小企业金融租赁业务健康发展的金融租赁税收政策。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按现行规定免征营业税；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继续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与信用共同体、信贷担保机构和行业组织合作，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条件。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小额贷款公司、社区银行等小型银行存款人利益。

3.支持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健全银行功能。增加资本金，扩大业务范围，健全银行功能。完善现有的先存后贷模式化产品，为中低收入群众购买中小户型和中低价位住房服务。开发保障性住房产品和业务。发展市场化的产品和业务。努力办成全国性住房信贷银行。

4.支持设立和引进法人机构。支持设立和引进法人机构并支持其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津设立法人机构。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要求的基础上，设立和引进信托、证券、期货、消费金融、货币经纪、金融保理、金融租赁、资产管理、基金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汇兑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咨询公司、评估公司、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和金融服务外包公司等中介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健全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和辐射力。注重优化机构，提升机构质量，改善金融秩序，推进良性竞争。

5.发展担保业，增加担保融资规模。整合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政府部门的担保机构，设立担保集团公司，建立担保分担保再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融资和“三农”发展服务。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有效担保、及时代偿和合理取费制度，政府对担保机构给予风险补偿，促进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合理确定担保基金与担保贷款比例，提高风险控制和担保融资能力。

6.建立金融创新制度，发展各种金融业务。实施股权出资和股权出质办法，推行制式契约，提高支付结算功能。制定发展租赁业以建立资产轻量化模式，发展票据业以提高贴现业务比重、发展保理业以扩大应收账款融资、发展消费信贷业以支持理性信贷消费等政策制度规则，支持金融企业与客户改革创新。

（四）搞好外汇管理改革试点，适度发展离岸金融服务

搞好商业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正负区间管理试点。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境外投资试点。适度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设立货币经纪公司，为银行外汇交易提供服务。

1.搞好外汇管理改革试点。继续搞好渤海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正负区间管理试点。总结试点经验，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研究扩大试点范围，支持有资质的在津法人银行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正负区间管理。

2.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根据天津滨海新区功能定位，选择有真实贸易背景、贸易定价权、外汇避险需求的优质企业和资金实力强、境外分支机构多、风险管控能力强的商业银行，与港澳台地区和东盟、东北亚国家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3.进行人民币境外投资试点。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情况，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按照审慎、风险可控和有序放开的原则，在天津滨海新区选择有实力、有需求的企业，进行人民币境外投资试点，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投资主体范围和投资地域范围。

4.适度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允许符合准入条件的商业银行在东疆保税港区办里离岸业务，允许经营规范、有业务需求的保税监管区域企业在取得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资格的商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

5.设立货币经纪公司，开展外汇经纪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货币经纪公司为银行外汇交易提供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满足天津对外交往中个人本外币兑换服务需要。

（五）设立柜台交易市场，逐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立天津滨海新区柜台交易市场，为中小企业和成长性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股权投融资服务。

1.建立天津滨海新区柜台交易市场。根据国务院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关文件精神，增强经济活力和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和平台，按照“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分布实施”的原则，设立天津滨海新区柜台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银行债券及衍生品和企业债转让市场建设，逐步建成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和信托产品、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报价转让机制，逐步建立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信息共享与转版机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框架下，研究探索与香港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机制。

2.建立和完善柜台交易市场监管体制。根据柜台交易市场建设的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措施，创新风险监管制度，加强跨区域、跨行业监管力度，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发挥地方政府在市场建设与监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参与者自律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3.加强柜台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建立柜台交易市场电子报价、转让、登记、结算及信息披露与查询系统，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平台和数据库，集聚和培养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服务、投资咨询、信用平级等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形成有利于柜台交易市场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和相应的市场服务体系。

（六）改善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加强金融监管和服务，发展信用服务业和商事仲裁，搞好金融教育，规划建设金融服务区，努力营造良好金融发展环境。

1.加强金融监管和服务，不断优化金融开放环境。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建立金融改革创新协调促进机制，充分利用滨海新区政策优势进行改革创新，继续组织实施天津市金融发展规划，不断完善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增强金融机构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金融开放环境，坚持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交流合作，支持台资金融企业来津发展，推动两岸金融合作，不断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深化金融改革，不断探索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监测和管理，加强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强化资本金约束和流动性管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在保护银行债权、防止逃废银行债务、处置抵贷资产、合法有序进行破产清算等方面营造有利环境，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2.发展信用服务业，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支持设立信用服务公司，面向社会提供信用服务，发展区县街道乡镇和经济功能区、企业总公司和行业商会的信用共同体。通过信用评级，提高企业和经济组织的融资能力，以金融统一征信平台为载体，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建设，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推广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的应用。加快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立，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3.发展商事仲裁，打击金融犯罪。支持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依法解决商事争议，提供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水准的法律服务，营造良好商务环境和法制环境。加强反洗钱、处置非法集资、非法证券发行、非法保险活动等工作，形成政府加强组织协调服务、职能部门实施金融监管、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与企业依法治理规范运作的发展格局。

4.搞好金融教育，提高整体素质和技能。坚持新金融、新体制、新成果办学原则，建立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机制，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利用国内外教育资源，支持保险金精算等金融专业发展，探索将征信等金融知识纳入高校课程。创建亚洲商学院和新金融研究中心，促进基金、并购和外汇黄金等研究中心发展，培养理论与实务、素质与技能相结合的符合型金融人才。支持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开展培训教育，打造金融领军人才和专业团队。

5.规划建设金融服务区。搞好解放北路金融城、滨海新区服务外包基地和于家堡金融中心商务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建成以市场会展、现代金融、传统金融、教育培训、服务外包和商务商贸等为主题的金融服务区，形成机构集中、人才汇聚和资源集聚效应，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创新。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会同中央主管部门共同推进

建立健全国家各有关部委参加的沟通联络协调机制，整体研究、规划和指导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工作，天津市由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市发展改革委、市金融办牵头负责组织相关机构具体落实，视具体内容分别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和细则。

（二）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