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

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共6篇）

篇1：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

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

羌族文化是羌族生活智慧的结晶和人文成就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遭受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加之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羌族文化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本人通过对该地区的映秀、水磨古镇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主要内容包括羌族地区文化民俗的现状，地震对村寨的破坏及灾后重建情况，村寨的文化保存现状，村民对文化的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想法等。初步探析羌族文化中的法律文化，揭示其在传承中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给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合理保护羌族文化。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羌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即河西走廊之南，泯州、洮州以西的地段，历经沧海桑田，羌族或东迁、或南徙，迄今为止，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四川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理县境内的8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羌族共有30.6万人，98.2％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羌族自治县和和汶川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等地。羌族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套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一、羌族的发展与演变

羌族历史悠久，可溯源于3000多年前的古羌人。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 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代生息繁衍，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羌族。

羌族的历史也是多元的。一部分羌人在不断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不断迁移，也在不断的与各民族相融合，尤以汉族为主。他们慢慢地进入中原地区，慢慢地转变为发展农业经济，然后慢慢地与当地融为一体。还有一部分羌人留居原地，固守着其原有的经济和文化传统，衍息至今，这当中的代表也就是本文的主体——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

二、映秀与水磨古镇

映秀镇地处汶川县城南部，与卧龙自然保护区相邻，是阿坝的门户，是前往 九寨沟、卧龙、四姑娘山旅游的必经之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映秀镇是地震重灾区，全镇大部分房屋倒塌，造成停水停电，通讯交通中断。灾后重建成为

举世瞩目，不得丝毫差错。温家宝总理指示要把映秀镇建成“全国灾后恢复重建样板”。如今，重建后映秀镇以“天使之城”的新面貌重新亮相，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水磨古镇位于汶川县南部的岷江支流寿溪河畔，水磨镇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融区，在灾后重建中赋予其厚重的南粤新元素。内地风情和藏羌文化交相辉映，西蜀人文和禅佛文化联袂绽放。5.12大地震后，水磨古镇重建的“禅寿老街，寿西湖，羌城”三大区，古今历史文化交汇，川广发展理念结合，藏羌人文风情荟萃，俨然一幅“高山峡谷、湖光山色、古街林立、风情四溢”的“水墨画”，被誉为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第一镇。

三、羌族文化现状

羌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能较好的贯彻国家法律，但却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化现状令人担忧。各种法律制度在羌族地区的推行，与其习惯法所维系的法律现状发生了制度层面的碰撞进而导致文化层面的冲突。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羌族文化缺乏了传承载体和展示方式，仅靠口头的传播影响，导致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普法效果差，影响到法律制度的实施全局,这些正是法律制度实施的诸多难题。国家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羌族文化进行研究和保护，但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执行和威严，很多政策方针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因此，从法律上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关系整个羌族文化的生死存亡。

四、羌族文化中的法律文化

所谓的羌族文化中的法律文化也就是指羌族人在几千年的发展演进中保留下来的习惯法。习惯法或许有其落后性，但这些习惯法构成了羌族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法律文化，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西方的法律史程里，习惯法都曾是法律渊源之一。关于羌族的习惯法其 表现形式大概有三种：

（一）乡规民约和村规民约

（二）宗教习俗

（三）家规家训族规。

习惯法的内容当然不会如现行成文法那样成其体系，但为更准确地分析羌族习惯法的内涵，仍不妨用现行法的体系及法律术语去考察其内容。可以说，通过

乡村规约、宗教习俗和家族规训所体现出的羌族习惯法，其内容是繁杂而无系统的，从调查的资料综合分析，可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刑事习惯法规范

羌民族中，调节羌民刑事法律关系的习俗规范并不多，这应归结为羌族汉化程度较高的缘由，由于羌族是华夏族源之一，在东迁南徙过程中，不断和汉民打交道，所在区域亦是汉人政权的有效统治范围，故羌区的刑事案件大多适用汉人政权统一的制定法，基于此，羌族习惯法中的刑事内容，主要局限于对侵犯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进行规范，具体如抢劫、盗窃犯罪，残害耕畜犯罪，滥伐林木等，羌族习惯法对这一类犯罪有较为明确的制裁规范。对盗窃犯罪，在行为人不明确的情况下，采取约定俗成的神明寻贼方法，乡约、寨首聚集村民，扎一草人象征窃贼，众人持火枪射之，事后村中人谁有异常反应，则众人依俗认定他就是该盗窃案中的行为人；在行为人明确无误的情况下，乡约寨首则聚集村民将窃贼捆绑游村示众，村民人人皆可持械抽打罪犯。通过习惯法处理的刑事个案，一般不上报司法机关依国家法进行处理，从而造成习惯法与国家统一法之间的断层与冲突。

（二）民事习惯法规范

民事法律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羌族的民事习惯法规范也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

1.调整人身关系的民事习惯

羌民的人身关系带有强烈的血缘特征，因而这方面的习惯法规范主要是用以调整家族及其延伸后的房族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又以下述的几种民事法律关系最具代表性。（1）族权（2）母舅权（3）上门女婿的权利、义务（4）收养的法律关系

2.调整财产关系的民事习惯

在羌族民事习惯法中，调整财产关系的规矩主要涉及到财产保护和财产流转两个方面。

（三）婚姻制度及其习惯法

羌民认为婚姻是其始祖神木吉珠创造的，历史和现行的一切婚姻习俗制度都是她制定的，“所有规矩她制定，后人不敢有减增，一代一代传下来，羌人古规

须遵行”所谓木吉珠女神创制婚姻规矩，实质是崇奉神的羌民把客观存在的婚姻制度以神话为载体加以再现，赋予其神圣性和不可更改性，强化婚姻习惯法的效力，因而从羌民婚姻的说亲开始，经过订婚到婚仪举行，都离不开神的力量。如说亲时，男女双方要把生辰八字进行推算，写成庚书，置于神龛的香炉下，七天之内家中器皿不被打破那视为八字相合，方有进一步订婚的可能，在此，与其说是人取得了婚配权利，毋宁说是神赋予了他们男娶女嫁的权利，所以羌民的婚姻习惯法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法。当然，羌族的婚俗姻规也并非一成不变，综观其婚姻里程，呈现出如下的阶段性。1.包办婚阶段（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2.过渡阶段（本世纪五十——八十年代）3.自主婚阶段（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古老的羌族存延至今，既能达到较高的汉化程度，又能保留本民族的独立特征，如语言、服饰、建筑等，其中传统的习惯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用思辩的眼光来看，羌族习惯法在国家制定法和现行法之间，难免有一些消极之处，但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1.起到了规范羌民行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2.增强羌民的凝聚力。

在弘扬羌族习惯法之长时，也不可故意避言其短，从整体上看，羌族习惯法和现行法之间有冲突也有交融，但两者间的文化整合是极为艰难的，诸如现行法禁止的近亲结婚，在羌区仍然没有完全绝迹，从中可看到婚姻习俗制约羌民优生优育和人口素质提高的创痕。高山羌有大面积种植罂栗的，有多达5000株者，按国家法律已构成犯罪，然而当地羌民却不以为然，就连村、乡政府对此类情形也仅仅是予以口头批评，限期铲除了事。大多数轻微的刑事案件都是由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进行调处，很少有诉诸法律以求保护的。如此种种，折射出传统习惯法消极作用的余波，它正在限制羌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这也是亟待人们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指导羌区的法制建设，以帮助羌族同胞早日跨入社会主义法制的新天地。

五、羌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的指导下，司法机关制定相应的保

护措施到具体司法领域。

2．建立羌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法规网络，大力进行普法教育。

3．做好法律事务中心与其他工作的对接。

4．依法完善各种法律基础设施，积极贯彻各项示范性制度。

5．深入构建司法、社会一体化保护体系。

篇2：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

羌族地区有其该地域内的传统节日。节日的由来多与他们所从事的农牧业、居住环境和信仰崇拜有关，他们在不同的节气从事不同的生产劳动，并从中积累的经验总结。生活生活中有诸多事情和节庆都要有“释比”或德高望重的长者来主持，故“释比”与各种节庆是密不可分的。节日庆典中“刷贝姆”是节日组织者和参与者，这充分反映了节庆与信仰崇拜间有密切的联系。“释比”的参与既充满节日的氛围，又有浓厚的文文化色彩，故羌族的节庆是庄重又神秘的盛会。

“基勒俄苴”（狩猎节，正月初五），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源于古羌人最原始的狩猎活动，因当时的生产生活以狩猎和采摘野果为主，而成年男子主要承担着狩猎任务，故又叫男人节。

正月初五，这天意为狩猎者的吉祥日子，所以这天家里都要给男人（不分老少）用灰面粉做一个象动物似的兽馍，然后每家出一些酒肉到寨子指定的地方去并带上弓箭或猎枪，把形似动物的兽馍放在一起瞄准射击，如射中就意为这年里的狩猎有获。然后大家围在一起敬神、喝酒唱歌，最后带着一份酒意回家。

跳甲（正月初七）流行于太平一带。“跳甲”由祭祀祷告、出征壮行、祝福平安三个场面组成。“跳甲”由村寨德高望重的老人引领，之后是全村的男子老少，大至60、70岁的老人，小至15、16岁的少年，大家手挥长刀、戈矛、火药枪等兵器，踏拍而舞，每到住户人家，主家妇女们端起早已备好的砸酒、烧酒、饮料等酒类向出征的勇士们敬上一碗碗壮行酒，以此默默祈祷平安归来之意，由此从寨内边歌边舞，到寨口会合后，分别前呼后应发出呼喊，达到彼此相互鼓励的目的，而后一道跳起出征的舞蹈，边跳边舞，唱起粗犷高吭的歌曲，踏着相同的步伐，时而转动身姿，时而刚中带柔的动机。队伍像一条灵性的长龙，向着村寨的神树林移动，在神树林开阔的空地里，在德高望重的的几位老人引领下，大家传唱着有关“跳甲”的歌曲并相继摆下几种阵势，相互演练格斗，发出高吭雄厚的呼喊，气势雄壮，规模庞大，流淌出来的音符极具震撼力，给人一种联想到古代出征时的悲壮情景，激奋的气势。等男子们跳完“跳甲”后，妇女们敬上醇香的砸酒，以表辛苦辛劳之意，接着妇女们跳起了欢快的萨朗，男子们一边欣赏着，一边喝着砸酒，早已忘记了疲劳，大家手挽着手，唱着优美动听的萨朗歌曲，跳着熟练的萨朗舞蹈，整个村寨沉静在欢乐幸福的海洋里。

太平灯又称“万年灯”当地人俗称“耍龙灯”（正月初九至正月十一）流行于白溪一带。太平灯分以下几个仪式：

一、正月初九糊“太平灯”活动正式开始，全村的男丁拿着五色彩纸和浆糊都不约而同来到寨首的庙里开始糊灯。糊灯还有讲究，龙头用五色彩纸、龙身、龙尾和牌灯用白纸、龙珠用红纸。糊好后从牌灯到龙尾按秩序倚墙摆放在太阳光下烤干。

二、晚上全村的男女老少又再次聚到庙里准备出灯，首先举行的是“开光”仪式，庙里的诸神神位前早已点好香蜡，男丁们手里举着太平灯跪在神位前。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始主持，长者手里拿着大红雄鸡，念着古老的祭祀词，大意：祝愿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等吉祥的话语。祷告完毕后将鸡血分别涂抹在每节灯上，“开光”仪式才算完毕。

三、出灯—取净水，灯队浩浩荡荡从庙里出发，一路高唱歌曲，到村头的河水里，举行取净水仪式，这是又有一位老者站在河边手里拿着柏枝，点燃后，致祷告词。取了净水后灯队才开始在全村经行“送福”。

四、接灯，指的是各家各户迎接太平灯的到来。这是每家每户在自己的门口准备九品香蜡和系列供品，迎接灯队的到来，当灯队的牌灯一踏进院子，接灯的主人家中一男丁将一把柏枝点燃，并在每节灯上拂过，此乃“除晦”之意。这时灯队才能进入庭院，并站在主人家大门口，这是灯队中较年长的开始致辞，大意就是祈祷这家人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风调雨顺等祝福语言。这样灯队又转到下一家，举行同样的仪式，最后在一处宽阔的场地上开始“摆阵”。

五、摆阵，指的是灯队在一处宽阔的场地上，一边唱歌一边“耍灯”，其中有“龙摆尾”、“送天灯”等。阵摆完后，除了宝，其他的灯都马上送到庙里，而宝将送到今年“会首”家里，在“会首”家里开始进行接宝、唱礼仪舞曲、坐唱酒歌、萨朗等活动，直至天明。此活动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一。

感恩节（四月十二）流行于洼底，白溪以上一带。羌语“热勒航”，是农历四月十二的意思；“故尔国”是感恩、报恩的意思；“故”是恩德、有恩等意思，“尔国”是感谢、报答等意思。

居住在岷江流域的羌族村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隆重的“故尔国感恩节”，感谢和报答太阳神、天神、森林神、山神及所有对羌人有帮助和保护的需要感恩的神和人。同时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环境优美。是羌族传统最为隆重盛大的节日。

举行的时间各地不尽相同，大多数集中在春天播种完进入初夏时举行。茂县洼底乡和白溪乡的多个村寨，每年农历四月十二日集中到洼底乡热额辣沟三寨村举行，所以叫“热勒航故尔国四月十二感恩节”。

节日过程和仪式十分宏大。活动一般两天，第一天各户上山请回杉树枝供奉在屋顶神塔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感恩祈祷。第二天所有12岁以上的人着节日盛装聚集到村子附近的“神林”里固定场地举行“故尔国”感恩节活动。活动一般由“释比”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在进行完感恩祈祷、为满12周岁第一次参加活动的小孩举行成年礼，感恩开坛酒、感恩贡餐等庄重严肃的内容后，举行射击、摔跤、赛马、推杆、唱圣歌、演奏羌笛、唢呐、跳萨朗舞等节日庆祝活动，往往延续到村寨通宵欢庆，尽兴而散。

瓦尔俄足（五月初五）： 是羌民族古老的传统节庆活动，其源于古羌民族多神崇拜和信仰。地处四川省茂县曲谷乡河西村的西湖寨是“瓦尔俄足”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千百年来，这一地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习俗：为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萨朗姐，每年农历五月初三至初五，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女性羌民都要举行“瓦尔俄足”活动。届时本寨不分老幼，携香、蜡、柏香祭馍、刀头、敬酒，身着鲜艳的羌族服饰，佩戴金银首饰，前往“热米珠”女神梁子的神塔前祭祀歌舞仙女“萨朗姐”，祈求赐教新的歌舞，并保佑当年风调雨顺，然后把歌舞带回寨中，所以又称领歌节。又因这一活动主要是以羌族女性参加为主的习俗活动，所以又被称作“羌族妇女节”。

六月初六（晒衣服日），当地人说：“六月六晒龙皮”。到了六月初六这天，不管天晴下雨，人们都要把家中的皮衣、皮裤、皮帽、皮口袋、皮鼓肚，羊毛衣库、手工成品羊毛，麻布衣库、手工麻布成品，精美刺绣品，新郎、新娘服等，都要拿到房顶或院坝里去晒，意味着晒后不生蛆虫，能保存完整。届时各户还要相互参观，评论谁家的东西好看等一系列活动。

转山会（六月二十四日）：有的地方称祭山会、塔子会，是羌人崇拜天地、日月星辰和大自然的体现。每个村寨都在各自的神树林里举行。会首由寨中长者轮流主持，仪式由“释比”或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主持者代表山神、天神以最美好的言词奉赠全寨人，祝大家风调雨顺、林茂粮丰、人畜兴旺、万事如意。祭山有牛祭祀、羊祭祀、鸡祭祀等，根据各地不同的习俗来选一种方式进行。祭山完后参会人员跟着主持人围着塔子，手持刀或树枝围塔边唱边跳三圈后，最后围坐在一起喝起咂酒共同进餐，松坪沟的转山会更具有特色。届时还举行一些羌族传统的游艺竞技比赛。到了下午各自回寨，转山会结束。七月初七：传说这天是牛郎织女一年中见面的日子，所以羌族姑娘这天盛着美丽羌装，佩戴着金银首饰，带上美食和精美的羌绣，在野外烧起篝火，欢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交流歌舞、羌绣、烹饪技艺，畅谈各自的恋人，笑谈人生。时值太阳西下，她们唱着山歌回家，以引起小伙们的注意。

九月初九（煮酒日）：这天羌家首先用五谷杂粮小麦、玉米、荞麦、青稞、燕麦来祭天神、太阳神，祈求所煮的咂酒口感香甜味美。然后选择家里储存最多的粮食来煮咂酒。因为这天所煮的咂酒可以放置一年都不变质，且放的越久越好，故此九月九日几乎每家都要煮咂酒，以备春节时喝，所以这天煮的酒曲谷地区又叫春年酒。

十月初一（羌历年）：羌年源于羌人先祖神农氏，他首创农耕。《说文解字》：“年，作谷熟也，从禾。”《谷梁传》：“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又一岁也。”羌年又称收成节，因为到了此时各种庄家都已收割完毕，已到农闲时节。羌民为了喜庆一年的丰收，故在这时节家家户户都极力筹备，到了十月初一羌寨充满节日气氛，男女老少均着鲜艳盛装，各家杀鸡宰羊祭牛王神，感谢牛王神给人们的生产劳动带来的最大劳力。届时家人团聚在一起制作羌家美食，用麦面或荞面包瓦底（也就是饺子），将面包成弯月形肉馅大蒸瓦底，有的作成马、牛、羊、鸡等各种动物形状的祭品，然后将祭品拿到本寨的神塔前去祭祀，与他人相互馈赠分享劳动成果。羌年这天给牛喂最好的食物，让牛休息一天，禁止耕地。祭祀完后人们欢聚在院场里，各家都带上最好的酒菜，欢歌跳舞，沉浸在欢乐的萨朗海洋和欢快的酒歌之中。羌历年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3：羌族民歌的保护与羌族文化的传承

一、悠久的羌族民歌, 灿烂的羌族文化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一方山水孕育一种文化。千百年来, 羌族人民在岷江上游这一特殊的地区生产生活, 世代繁衍, 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羌族民歌, 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姿的羌族文化, 发展了社会经济, 推动了社会进步。羌族民歌的形成, 与羌族人民农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 人们自古就喜欢用唱歌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相互之间进行交往。在羌族村寨, 男女老幼大都会唱民歌, 劳动生产、节日聚会和婚丧嫁娶都要唱歌, 青年男女更是多以唱歌来进行社交活动。在羌民歌中, 酒歌、情歌、山歌、劳动歌为数最多。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与悠久的历史, 使羌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不少古朴、深厚、独特的民歌。羌族民歌使得羌族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通过口耳相传的口头传承形式代代相传。羌族民歌曲目丰富, 种类繁多, 风格古朴, 保存了较多的传统风貌, 题材广泛、语言生动、形式多样, 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从而经久不衰而保存至今。羌族民歌反映了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历史、道德情操,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羌族民歌作为羌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 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艺术土壤之中,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于羌民族是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 所以历史悠久、口传心授的羌族民歌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羌族民歌的分类及艺术特色

羌族民歌的表达方式多样, 大多不受场地的限制,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野外, 在山上还是在田间, 在田边地角还是在宽敞的坝子, 你都能听到羌民在唱歌。

1. 羌族民歌的分类。

羌族民歌从形式上可分合唱、独唱、对唱三种。从内容上可分为情歌、酒歌、山歌、劳动歌、风俗歌、时政歌、巫师歌、耍山调等八类。 (1) 情歌, 在羌语中称为“柔西”, 它是羌族民歌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民歌, 主要是羌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时所唱的歌曲。羌族青年男女常常对答互唱, 以表达男女间高尚纯洁的爱慕之情。情歌有试探歌、求爱歌、热恋歌、思念歌、盟誓歌等种类, 例如《郎上山来姐下河》等。 (2) 酒歌, 在有的地方叫“唱酒戏”“唱酒曲子”, 是羌族特有的一种传统歌唱形式。羌族生活中的喜、庆、婚、丧、节日等都离不开咂酒。“有酒歌儿多, 无酒不起歌”。演唱时, 主人和客人轮流对饮对歌。其旋律优美, 节奏缓慢, 歌词较长, 或表达祝贺、吉祥之意, 或叙述家史、追忆祖先的业绩。最著名的酒歌有《西呀拉沙》等。 (3) 山歌, 在羌语中称“拉那”或“拉索”, 是羌族人民多在劳动场合或山间田野中唱的歌曲。它有抒情山歌和劳动山歌两种, 数量极多, 节拍比较自由, 演唱形式有对唱、独唱。羌族山歌, 语言简练, 具有鼓舞劳动情绪, 使人充满劳动的喜悦之情。抒情山歌婉转优美, 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例如《龙窝山上云重云》等。 (4) 劳动歌, 是羌族历史上最早的民歌, 有犁地歌、收割歌、打场歌、撕玉米皮歌等。劳动歌中数量最多的是撕玉米皮歌。其中有的节拍规整, 接近歌舞曲, 有的节拍自由, 近似山歌。有独唱、齐唱和对唱等形式。有的节奏舒缓, 曲调悠扬, 节奏明快, 气氛热烈。对于羌族民族来说, 歌声是劳动的伴侣, 劳动离不开歌声。 (5) 风俗歌, 主要是指葬礼安魂、祭祀和婚礼祝愿时唱的反映民俗、礼仪方面的民歌。祭祀歌由巫师说唱, 曲调单纯沉闷, 婚礼祝愿歌又称喜庆歌, 内容大多是吉利、祝愿的词语, 单调古朴淳厚。 (6) 时政歌, 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种表现, 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 诉说羌族人民的悲惨生活。它的歌词鲜明深刻, 一针见血。如《卡普歌》。 (7) 巫师歌, 是巫师在请神送鬼时唱的歌, 如《永别歌》。 (8) 耍山调、是一种体裁自由的抒情歌曲。按羌族风俗,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 青年男女上山游玩, 俗称耍寨子。耍山调是在这种场合所唱的歌曲。现存的羌族民歌以1~5类歌曲为多,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 它正好说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与民歌艺术之间的紧密关系。民歌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羌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求, 具有独自的审美情趣, 浓郁的民族特色。

2. 羌族民歌的艺术特色:

(1) 调式独特。羌族民歌原始古朴, 音域不宽, 属我国民族调式。采用调式以羽或徽调式为主。 (2) 音阶主要有3种, 它们是四声音列、五声音阶、五声性六声音阶, 多用五声、六声音阶。 (3) 旋律中广泛使用中立音和“音腔”, 以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 (4) 演唱形式上, 可分为“女声合唱”“男声合唱”“女声重唱”“男声重唱”“男女对唱”几种, 其中又以“合唱”“重唱”等形式最多。 (5) 歌词多为4或7个音节一句, 有四言、七言诗体两种, 其中四言诗体较常用。 (6) 羌族民歌在旋律、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具有独自的特色。它源于生活, 人们不断地从纯洁而真实的民歌中得到欣赏、启示, 这是作曲家笔下的作品不能和民歌相比拟之处。羌族民歌正是以它独具特色的特点和风格, 为羌族民间传统文化增添了光彩。

三、羌族民歌保护的意义

人类历史上各种文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下来。物质文化例如建筑、器物、服饰等等是以物质形式作为载体传承下来, 非物质文化则主要以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的语言作为载体传承下来。对于羌族这样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来说, 口口相传的羌族民歌就是羌族非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古以来, 羌族人民就有歌唱的习俗, “以歌代文”, 用歌声来记载、传播民族文化。在辛勤的劳动中, 歌唱大自然, 歌唱生活, 歌唱美好未来。羌族民歌的产生、传承、发展、演变都与羌族人民的生活轨迹紧密相关, 羌族民歌的唱词、唱腔及其表现形式都是羌族人民生活的直接表现, 这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艺术源于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羌族民歌几乎涵盖了羌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历史等诸多方面, 在其历史和文化传承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 羌族民歌是羌族传统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和基础, 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羌族民歌表现了羌族人民的道德情操、风俗习惯及审美情趣等, 承载了羌族民间的传统文化, 是羌族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在有语言无文字的羌族社会, 口传心授的羌族民歌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羌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发生、传承、发展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羌族民歌的保护与羌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四、汶川大地震对羌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

羌族民歌和羌族传统文化一样, 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受到了冲击, 特别是5.12汶川大地震对羌族民歌的影响非常大。羌族传统文化, 尤其是羌族民歌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汶川特大地震使羌族的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方面:地震中, 一些知名的羌族民间传统文化传人不幸遇难, 羌族乐器、端公的法器、羌族服饰等被埋或遭严重毁损。如:曾为北川羌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市级非遗项目羌族民歌的传承人计学文以及2006年代表羌族参加全国鼓舞鼓乐大赛, 表演羌族特色铃鼓舞的羌人都在地震中遇难。这些羌族民间传统文化传人的去世, 无疑给羌族文化尤其是羌族民歌的传承带来困难。物质文化方面: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遭损毁, 重要的文化场所垮塌, 羌族文化、民俗等文物被埋于废墟下。汶川特大地震, 羌族文化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其文化载体处于消失的边缘。一旦羌语民歌消失将导致羌族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失去了羌族民歌就意味着失去了羌族文化。

五、羌族民歌的保护对策

对濒临灭绝的羌族民歌实施抢救性保护, 这是传承羌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需要, 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根据对羌寨民歌现状调查, 笔者认为应当结合羌族民歌的特点与羌族生产生活实际, 采取如下方法对羌族民歌进行充分的保护与传承。

1. 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 多渠道地开展对羌族民歌的保护。

缺少资金成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阻碍之一, 单靠国家资助是不够的, 羌族地方政府应通过打造羌族民歌、羌笛、羊皮鼓舞等羌族文化品牌, 自筹资金实施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2. 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 出台加强对民歌的保

护政策, 尤其对民间文化传人要予以重点扶持, 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 发放基本生活费, 发挥其羌族文化传承人的作用。这样, 有利于带动一批羌族年轻人学习羌族文化, 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3. 全力推进“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在羌族村寨建立“民族文化生态村”。

不断增进羌民族全民参与传承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4. 建立阿坝州州、县两极羌族民歌艺术馆, 举办民

歌培训班, 专门培养资质条件较好的民歌爱好者接受音乐培训。克服羌族民歌传承后继乏人的现状。

羌族民歌作为羌族民间传统文化载体之一, 对弘扬民族精神、宣传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应对羌族民歌进行全面保护, 以推动羌族音乐艺术的保存和传承, 促进羌民族文化的重建和发展。

摘要：羌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 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但无本民族文字, 历史悠久的羌族民歌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羌族民歌与生活息息相关, 是生活的直接表现, 饱含传统文化的精髓, 涵盖了羌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羌族民歌的保护与羌族文化的传承紧密相关。

关键词：羌族民歌,羌族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宋显彪.21世纪前十年羌族音乐研究综述[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 .

篇4：羌族文化之我见

一、羌族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

（一）羌族的物质文化遗产

现如今存留不多的羌寨古碉堡应该是羌族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其宝贵而又富有代表性的东西了，羌族的建筑羌碉被称为中华建筑的活化石，东方金字塔。但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羌族的大多数古建筑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冲击，现存的大多是后期修补或重新修建的，所以，现如今的羌寨古碉堡已显得非常珍贵。羌族其他的物质文化遗产例如精美的羌绣成品，羌笛，现如今都在博物馆中收藏保护。

（二）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羌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羌绣，羌笛吹奏技艺，羌族歌舞等，这些无不包含羌族的历史。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便是其悠久历史的见汪。羌族的歌舞则拥有浓重的民族特色与神秘的宗教色彩。在羌族地区，男女老少几乎都会跳舞，而且是各种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羌绣，是羌族文化中最为世人熟知的一种了，其用色大胆，色彩鲜艳，有多种独有的绣法，不同的图案也有其不同的内涵，寓意深刻，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二、羌族文化精髓的传承发展

（一）以发掘工作为契机，保护民族文化

在2008年地震之后，国家文化部对羌族史比的保护更重视，为保护羌族文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而笔者认为，羌族文化保护中，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将文化和历史放进博物馆，而是将羌族文化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比如羌绣，如今和羌绣合作的知名品牌有植村秀，这也是潮流与艺术融合的完美典范。汶川地震后，羌绣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这是羌绣比其他羌族文化更早走入人们心中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让羌族民间艺术生活化、现代化，实现传统和现代经济的完美融合是发扬羌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以文旅产业为抓手，宣传民族文化

文旅产业的发展是宣传羌族文化必不可少的—个路径，体验式的旅游更能让文化自然走进有人，从而扩大传播效率。在旅游宣传上，除了传统的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宣传外，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可以采用多种途径，比如微信公众号宣传，广告植入，在视频网站上投放宣传片等来吸引游客。在旅游产品的宣传上，可以研发制作有特色的纪念品、生活用品，美好的寓意加上独特的造型，让游客愿意将它们带回家。旅游业的发展不光可以宣传羌族文化，还可以带动经济发展，是宣传羌族的文化的又一重要途径

（三）以民众活动为依托，涵养民族文化

各个民族都会有其独特的风俗节日，也有不同的庆祝方法。羌族的羌历年便是羌族最为重要的节日，主要活动有祭天神、祭牛神，以祝祭降福、禳灾庆吉。祭天神、祭牛神有一天集体祭礼，同时各户还要各自祭祀礼拜，要饮酒、轮流宴客，跳沙朗舞等，这种隆重的传统活动是一种机会，只要善于做好宣传工作，可让羌族文化成为羌族人民的心中的记忆和习惯，像汉族的春节傣族的泼水节一样，把传统活动当成一种习惯，传承自然不是难题。仅重视重大节日活动是远远不够的，笔者曾有幸参加某高校组织的一次实践教育活动，前往羌族主要聚集地——茂县，在景区内看到羌族同胞穿着民族传统服饰跳着锅庄。笔者认为，这种活动不应该只出现在景区，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做到传统文化日常化，引导好文化走向生活。

（四）以学校教育为基础，培养文化传人

发扬传统文化以保护为主，也需要不断传承，所以培养文化传人是至关重要的—点。要让羌族的文化传承下去，首先应该让羌族少年儿童和新—代感受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在他们接触学习并喜欢匕外来新鲜事物的时候，引导他们注重自己的文化产业。在很久以前，羌族人民便用羌笛表达自己的感情，而现在全国会吹羌笛的人极少，这说明在传承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教育要从小抓起，在羌族孩子小时候便注重培养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对了解，开展各类喜闻乐见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以不让这—宝贵的文化消失于我们的视野。笔者在参加上述活动的中，亦前往过茂县某小学，在和该校学生聊天过程中了解到，他们从小便学习羌绣，羌族舞蹈，但却未曾全面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对羌绣羌族舞蹈的学习也大都是父母要求并非自愿，这不利于文化持续健康传承余发展。笔者认为，让孩子们打心底里愿意学习本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按适当设置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本民族历史和发展，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性。

三、总结与感悟

羌族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积淀的天然的、醇厚的瑰宝，值得传承。面对这种文化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的时候，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单一的，需要的也不止是博物馆的保护，不止是旅游业的宣传。一切的外来因素都不是长远发展的动力，若每一个羌族人民都把自己的民族传统都融入到生活中，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又何愁羌族文化后继无人呢？

文化是继往开来的基础。一个民族若要发展，首要的便是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如何让民族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既需要国家政府的引导，也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

篇5：社团文化节之法律讲堂策划书

一.活动目的：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作为社会未来高素质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基于大学生密切联系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大学生不仅应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且应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因此，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自身健康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所必需的。

二.讲座安排：

1、主讲人：林伟老师(暂定)

2、主讲题目：有关社会时事、大学生维权相关论题

3、讲座流程：

(1)主持人作开场白，感谢同学们的到来，邀请主讲老师上台。

(2)主讲老师列举触法案例(列举方式由老师自定)。

(3)主讲老师结合案例讲授相关法律知识。

(4)主持人上台感谢主讲老师，并宣布进入互动环节。

(5)老师与同学进行互动。

(6)主持人上台感谢老师、来宾及同学们的热情参与，并宣布讲座结束。

4.讲座时间安排：

10月份

5、讲座地点：

新闻演播厅

三. 宣传

1、海报：

四张海报，分别张贴在桃李苑食堂门口、八根大柱、大学生超市门口等等，介绍讲座的基本情况，吸引其他院系学生。

2、通知：

为了准确及时通知我院学生，在要求各班委通知到位基础之上制作一份通知，分别粘贴在学生所住楼栋宣传栏上。

3、多媒体：

在校园网上及时通知讲座事宜，欢迎各院系同学听取讲座，积累知识，丰富知识。讲座完后，及时将文字资料、图片资料、视频资料上传至校园网上。

四. 后勤

1、人员：

由秘书处、组织部具体负责。

3、设备：

与多媒体管理人员联系好场地，确认投影机、电脑、话筒、音响等设备是否具备、是否良好以及如何操作。

4、摄影：

录制讲座全过程，可以的话链接至网络上。亦需要拍照留念。

5、礼仪：

四名礼仪，方便老师与学生进场，并献上鲜花;讲座时及时倒水(水

视天气而定);提问时递话筒等事宜。

6、会场：

讲座前半个小时以内，必须确认会场整洁大方，座位安排有序，电脑正常有序，话筒音质清晰等事项。

五. 经费

1、一束鲜花100元

2、杯子和水50元

3、3条幅150元

4、海报3张 50元

5、老师礼物300元

共计650元

六.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台州学院思政部

承办单位：台州学院法学社

篇6：羌族文化之法律文化

讨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

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西方后现代

也许从晚清法制变革，中国在制度层面全面抛弃中华法系传统，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开始，历史的命运已决定了：在中国迈向法治之路上，西方是主要的参照系和模仿的对象，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思想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舍此似无他途。但在我们不遗余力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醒过世人那样，西方法律传统与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出于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思考，一些西方学者遂将眼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对之寄予了厚望。伯尔曼就曾指出，“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2]。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难道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永劫回归，法治未来的希望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因此，透过一些西方学者东方法律价值取向的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某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进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以及科学地把握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方向是不无意义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契合之表现

１、集体主义本位与西方法律社会本位发展趋势之契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中国的伦理文化（家族文化）。传统家族文化催生了家国观念，在家国观念的支配下，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服从家长——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领导。这种家族文化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质，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是当然的选择。[3]

区别于中国集体主义本位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4]，这种个人主义基础文化下的法律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但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经济恐慌、环境污染严重，为解决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纷

纷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结合，“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现代西方私法越来越将砝码加在社会利益一端，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高扬，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租赁权的物权化等制度的确立，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现代民法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7]。

２、司法的实质性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的实质正义取向之契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在法律与情理上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的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重实体轻视程序，重民意轻法理，具有平民倾向，采用的是一种“实质性思维”[8]。中国传统司法具有实质性价值取向，集行政与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官员们掌握着 “超级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均不受法律条条框框的局限，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以及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即所谓的“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往往是被许可、被褒奖的，大众也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符合公正和人情原则的处理结果。

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性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即强调诉讼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超过对实质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被放在了首位。近代西方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法律缔造先驱们对于打造一部无所不包的、全能的、完善的法律机器充满了信心，他们信奉，“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相信法官只要根据已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找到解决所有纠纷的答案。因此，出于对所打造的法律机器的自信以及对法官擅断的恐惧，强调法官的任务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法官被理解为仅仅是法律的发声器。但是，过度的理性却割断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之间的脐带。例如，西方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但是，“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9]。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现实，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分离使私法的平等价值发生了分裂，私法体系的价值产生紊乱，私法不能显示出它的规范作用。对此，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对实质正义予以了特殊的关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私法进行了修正[10]，一是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情势变更”、“权利禁止滥用”等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的重视，“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表现在出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现，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法的产生。三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

３、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重视的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

[11]。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传统中国人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12]。因此，强调“法天”、“法地”、“法自然”，其价值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予以极力反对，“全部司法制度都视调停”[13]。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投射到具体的制度上，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在乡里设立了专门机构“申明亭”，由里长、里正调处民间纠纷，清朝时，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影响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

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卡罗尔·琼斯指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中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一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它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14]。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5]。

二、形似而精神、价值追求及内容却迥异——对契合现象之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有某种契合的元素，但两者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宗法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文化在总体精神、价值追求和内容等方面均大异其旨趣。

１、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另外，“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6]，因此，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甚至自由被视为法律的对立面，以致“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7]。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个人既渺小又无足轻重，集团的存在高于一切，个人只有服从他（她）所依属的集团，才有生存的必要和价值，“传统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影响着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18]。现代西方虽然强调集体利益，但只是对其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反动（霍布斯曾形象地描述过极端个人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西方人观念中，个人主义仍是信奉的圭臬，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19]。以狄骥“社会连带学说”为代表的力倡集体本位的学说虽在西方世界曾风行一时，但对集体利益过分的强调，却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独裁的恶果，“二战”后，新自然法学兴起，包括战争期间奉行集体本位的德意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又重新回归到个人本位。

２、在法律实质性价值取向方面，两者同样也大异其趣。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法官由儒家化的官僚兼任，司法活动追求片言折狱的智慧,在审理案件时奉行的是大众化的实质性思维，注重内心的直觉，司法官主张“原心定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根据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情理来定罪，司法活动“重艺术论轻科学论”[20]。无程序观念，采用专横的、主观的且残酷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刑讯逼供贯穿于审判的始终，恐怖几乎成了民众对审判的总体印象，甚至连百姓顶礼膜拜的“清官”断案也不例外[21]。法律始终未形成“方法认的自治”[22]，沦为政治和道德所要求的工具，在法律运用上可深可浅、可方可圆，由统治者任意掌握，灵活运用，造成了司法的随意、专横和黑暗，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素有重视程序的传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在司法活动中，人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式接受法的应用，司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实际上受到程式的限制[23]。现代西方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仅是对其自身过分强调形式正义而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僵化和裁判的极端不正义的后果的一种反动，但其司法活动仍然以程序正义为根本。突出的表现如美国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世纪之审，经过况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刑事判决其无罪，但民事判决其承担巨额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种刑事与民事判决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其取得的证据属“毒树之果”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西方司法追求的旨趣：西方始终强调程序正义，与诉讼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当的程序下进行。严格的程序对保障人权，保障诉讼正义起了重要的作用[24]。

３、在对调解重视表象相似的背后，两者精神旨趣方面的差异更大。古代中国，调解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协”、“无讼”的效果，以建立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此，法律与道德不分，两者处于直接结合乃至浑然一体的状态，“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25]，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无讼”的目的，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26]，造成了“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27]的结果，使得人们正当的需求受到压抑，合法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同时，这种否认个人的主体人格和意思自治精神，仅以国家权力将道德伦理秩序强加给各个利益主 体的后果，就是使法律不能取得其实效”

[28]，另外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于是，法学也就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研究。与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浑然一体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29]，而且“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

[30]，西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发展，使得法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理性”和昂格尔所阐发的“方法论的自治”的特征，法律和法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的重视，仅仅是出于对西方社会重斗争和对抗传统所导致的诉讼爆炸后果的一种反动，虽然如此，但西方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机制还是司法途径，举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温伯格也曾说过，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

[31]。今天的西方人遇到纠纷，其首选的解决之道仍是通过诉讼解决。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大业，正如马克

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应从何处寻觅呢？笔者认为，从取法原创的角度出发，应当从法治的诞生地去寻求精神力量。

正如学者研究所揭示，法治是西方理性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西方法的传统精神。它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应包括：（1）自由、民主、人权、权利本位；

（2）有限政府、权力制衡；（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至上。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33]。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

[34]，这种法律文化奉行人治主义，泛刑事主义和泛道德主义构成法律的主要特征，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35］。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36]。对于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鲁迅先生曾揭露过，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37]。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元素的关注，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时期西方社会自身法律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后现代思潮在法学领域的投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律中存在一些危机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了，对于这些人，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38]。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途径是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