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民居建筑艺术论文

摘要：以布瓦村为代表的汶川县羌族黄泥民居，不仅是羌族人民生存的庇护所，更是羌族文化和信仰的寄托。但在“五·一二”特大地震的影响下，当地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困境。笔者将通过总结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感，反映出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现状，并为其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羌族民居建筑艺术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羌族民居建筑艺术论文 篇1：

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下的羌族传统建筑文化重构

摘　要：随着羌族的世代迁移与演变，作为羌族文化重要载体的羌族建筑不可避免经历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的冲击。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重构羌族建筑文化有其重要意义。羌族传统建筑文化需要更新建筑观念，采取修复或新建羌族建筑，兴建代表性传统建筑等方面来重构。

关键词：现代文化；民族文化；羌族传统建筑；文化重构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　，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　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索　，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鸳鸯溜”最为著名。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羌族人民不断更新和完善其独有的建筑风格，即使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部分羌族传统建筑在水泥机械式的现代化重建的过程当中已变得面目全非，但在新时期纷繁复杂的文化交织下散发着其独有的光彩。

一、羌族传统建筑文化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随着羌族的世代迁移与演变，羌族的很多支系或羌人慢慢地被其他民族所融合，特别是汉化和藏化对羌族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羌区地带逐渐变得狭小而绵长。羌族汉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在一些文化交流较为频繁的羌族地区，羌与汉几乎无异，羌族的文化也正在不断弱化，甚而消退、消亡，作为羌族文化重要载体的羌族建筑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纷扰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羌族建筑的灵魂，现代文化则是民族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助推剂，是促进羌族建筑美学价值不断升华的输血系统。对民族文化抱残守缺，对现代文化盲目攀比均是不可取的。根据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原则，我们认为，要秉承羌族传统建筑的民族性，创造出富有精神内涵的羌族传统建筑的新风格，既不能固守传统，又不能一味追求其现代性。需要从设计思想开始即寻求羌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点，融合两种文化的共有特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兼具民族待色和现代特色的新的建筑艺术风格，在继承的基础上绽放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艺术魅力和美学光芒。

二、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交织下的羌族传统建筑文化重构

（一）更新建筑观念，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色，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挖掘羌族传统建筑文化价值。 伴随着生活地域的改变，时代的演进，羌族的文化观念也在不断发展。任何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传统，这是因为创造文化的人生活在发展中的社会中，社会的发展正如物种的进化一样，不可能完全摆脱其“遗传基因”，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保护羌族传统建筑美学价值也应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审视，将文化视为动态演进的有机体，既尊重历史、传承文脉，又从传统汲取营养，从现代获取力量，积极创新、面向未来，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交相辉映。在提炼升华依存于羌族建筑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不断更新建筑观念，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发掘其新的文化价值，开拓多元化的创作途径。

挖掘和提炼羌族传统建筑中的独特元素，其一是物化层面的元素，如碉楼、石砌房的“石砌”“方形”“平顶”“篱笆窗”“斗窗”“独木梯”“垂花门”等；其二是精神层面的元素，主要从羌族民族信仰、民族风俗习惯、传说、服饰中发掘提炼，如羌族人民的崇拜物“羊”，羌族人民喜爱的杜鹃花，羌绣纹饰图案方格子、团团花及云云鞋上的图案，羌族服饰上的梅花图案等都可以作为羌族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运用到建筑中。科学利用这些非物质文化元素，并注入现代文化的元素，与建筑设计有机结合，是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发展方向。

重建羌族建筑，应高度重视其现代特性，发挥其旅游等方面的价值，促成羌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现代性生成，实现羌族建筑美学的动态保护和发展中的保护。地震前，以汶川县、北川县为代表的羌族地区旅游产业基本上是以自然风景为主的旅游方式，而非独具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羌族传统建筑的现代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地震中，大量的自然旅游资源又被彻底毁灭。因此，更新建筑观念，兴建传统文化和現代文化相融合的羌族建筑，发展独具羌族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

（二）修复羌族建筑或新建羌族建筑，尽可能恢复其原有风貌，在形制上与羌族传统建筑相吻合，在内涵上恢复文化象征符号，凸显羌族的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特质。 修复或新建羌族建筑群落应恢复其原有风貌，羌寨中心保留作为议事、文化活动场所的议话坪，在羌寨入口处或民居墙根竖立“泰山石敢当”的避邪石碑，单体建筑保留中心柱、火塘、角角神、白石神等重要构筑物件，而在正中建造垂花门；门、窗采用木质材料；正面外墙粘贴青片石、拼贴羊图腾；侧墙大多手工绘制杜鹃花图样；屋顶为无坡度的平行制式，屋檐四角镶嵌象征神灵庇佑的白石；楼梯台阶表面黏贴青片石；用木质材料构筑封闭式阳台；用万字格或团团花图案装饰女儿墙。新建碉楼应在高度、形状上与传统羌碉相符合，石砌房保留三层式样且各层用途不变，羌寨中的过街楼、独木梯依传统建造。如此，在物化层面上建构羌族传统建筑的精神表达符号，承袭古羌建筑的遗风神韵。

以北川擂鼓镇猫儿石村吉娜羌寨为例，这个被称为“北川第一村”的羌族特色村寨是在地震后重新修建的。，较好的保存了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吉娜羌寨几乎全部采用本地的石材、木材、页岩砖修建，两座小碉楼和一座大碉楼成三角形巍然屹立于寨子入口处，碉楼外墙颜色为灰白色，朴素淡雅；“泰山石敢当”竖立在寨子口；楼顶的屋角镶嵌着白石；响水泉边的篝火广场，是寨子里的主要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祭祀、跳锅庄舞；一幢幢羌族建筑形制相近，风格十分协调。

（三）在难以全盘复建羌族传统建筑的地方，兴建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并以其为轴线上的中心、视觉的焦点展开布局。 在羌族人的意识观念中认为，做人要像碉楼一样，有脊梁。碉楼正是羌族人民顽强民族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建筑体。羌族地区的重建，可以在城镇中心修建几座碉楼，围绕碉楼构筑羌族传统建筑一条街，形成城市羌族建筑群落。每当人们仰视碉楼，便对羌族传统建筑多了一份感知，自然而生挺直脊梁的民族自豪感，置身于羌族建筑群中则会产生心灵的契合感、亲切感，如此，即形成了良好的羌族传统建筑的空间氛围。

以山东省援建北川新县城的十大标志性项目之一——北川新县城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为例，该步行街是北川新县城景观中轴线和步行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中体现传统羌族风貌特色的重点区域。工程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各楼多为三层，还有四至五层的碉楼，屋顶采用平坡结合，并相互穿插，整体看上去错落有致。建筑立面将采用文化石、原木等传统建筑材料，避免了明显的铝合金门窗，建筑色彩采用片石浅褐色点缀原木的棕褐色，色彩朴素，充分展现了羌族特色。

北川新县城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体现了羌族传统建筑特有的美学价值，象征的是羌民族的丰厚文化内涵以及羌族的民族精神。建筑不仅反映生活，而且作为生活空间直接参与生活，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建筑具有任何其他艺术都更直接的感染力。羌族特色步行街融生活空间和艺术表现物为一体，建筑艺术形象的精神意义与生活空间的物质功能实现有机结合，当人们漫步于羌族特色步行街，感受到的是浓厚的羌族人文精神，羌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也深深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世界。

三、小结

羌族人民在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不断地包容、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信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对美的不同认知不但没有冲突，反而使羌族不断改变和完善着自身的文化，这正体现了羌族文化的成熟。文化的特性是复杂的、多样的，对文化的特性的认识，也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不管再过多久，无论羌族建筑形态发展到哪个阶段，其文化精髓，即主體文化将始终植根于羌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里，不断地汲取养分，并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邓廷良.羌笛悠悠——羌文化的保护与传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3]　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4]　梦　非.人文羌地[M].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

[5]　熊　明.建筑美学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吴　平]

作者：鲁炜中　刘仁

羌族民居建筑艺术论文 篇2：

汶川县羌族黄泥民居文化保护现状研究

摘要：以布瓦村为代表的汶川县羌族黄泥民居，不仅是羌族人民生存的庇护所，更是羌族文化和信仰的寄托。但在“五·一二”特大地震的影响下，当地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困境。笔者将通过总结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感，反映出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现状，并为其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汶川 羌族 民居文化

黄泥民居，作为承载羌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其背后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的羌族民居，主要是以石砌和泥塑为主，建筑主体由片石、直塑性较好的黄泥和木料框架构成，其形态较为奇特，一般为四角、五角等。而这种就地取材的建筑方式，和羌族人民精湛的建筑艺术，使得这些民居的安全性得以保证。其中，作为羌族建筑的代表之一碉楼便是如此。古代人们修建碉楼，以抵御外敌侵略与野兽袭击，传承至今日，已经形成了生活在同一聚落中的羌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支柱。位于川西高原的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因其拥有适合于建筑的黄泥，自然形成了一座座黄泥民居建筑，经历历史沉淀，早已成为“羌族文化的活化石”。2008年，“五·一二”特大地震的发生，使得许多羌族黄泥民居受损，羌族民居文化的传承也陷入了危险境地。如今灾难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对于以汶川县布瓦村为代表的羌族黄泥民居聚落的保护仍在继续。本文将通过对汶川县羌族黄泥民居文化保护现状的研究，为羌族民居的保护及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一、羌族黄泥民居文化概述

在了解汶川縣羌族民居文化之前，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其建筑。布瓦，在羌语中意为“黄色土峰”。以布瓦村为代表的汶川羌族民居，主要是由就地取材的黄色粘土夯筑而成。这种直塑性较高的黄土，不仅保证了房屋的坚固，更为建筑赋予了冬暖夏凉的特殊功能。而其结构由当地的优质木料制成的木梁组成，框架式的结构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性。这种黄泥房屋，在类型上大致可以分为“墙承重”与“梁柱框架承重”两类。[1]3000余年以来，当地的村民一直居住在这种用独具特色的建筑技艺修筑的房屋中，谱写了独属于这个聚落的灿烂历史。

除此之外，汶川县布瓦村更令人熟知的，是那一座座矗立的碉楼。作为一个羌族聚落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在布瓦村的土地上诞生了数百座碉楼，而至今可见的碉楼大都修筑于明清时期，因此布瓦也被成为“千碉之国”。这些独居特色的碉楼，也是由黄泥夯筑而成，因此也与其他地方的石雕建筑形成了鲜明对比。坐落在村落中的碉楼，一般分布在地势较高处，站在碉楼之上可以观望村落及外界的情况，因此在古时也肩负着哨位的军事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黄泥建筑受到自然的侵袭，数量逐渐减少，唯有布瓦村，还残留着较为完整的黄泥建筑群。2006年，国务院将其认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黄泥建筑的保护力度得以加大，但在经历了“五·一二”大地震及其他诸多因素影响后，其存在与发展也陷入了危机。

黄泥民居，对于当地的羌族人民来说，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庇护所，也是他们信仰的寄托。在屋顶供奉的白石，源于羌族人的白石崇拜。用黄泥塑成的房屋，与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和耕作的黄土地形成了精神的连接。在当地，懂得传统黄泥建筑手艺的人，一般也是村落中德高望重之人，由此可见当地人对于黄泥乃至自然的崇敬。黄泥的坚韧，使得一座座建筑经历岁月而屹立不倒，羌族人民的坚强，使得羌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源远流长。在这一方面，羌族人民与脚下的黄泥是相通的。

二、羌族黄泥民居文化保护现状

对于黄泥民居及其文化的保护，当地人一直在努力着。过去，这种独特的建筑方法主要通过师傅传授徒弟这种传统的“师徒制”流传后世。这种“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教授方式，使得前辈丰富的建筑经验得以保留下来，黄泥建筑技艺的改进，也得以在师徒共事的实践中实现。这种传授方式，虽然简单直接，但是却有着自身无法避免的缺点，那就是建筑的方法更多来源于经验而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目前，由于城乡发展形成的差距，村里的年轻人更多选择到大城市中谋生，而愿意跟随“老师傅”学习这种传统修筑手艺的人越来越少，导致黄泥建筑的传承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曾经闭塞的羌寨也逐渐与外界接轨，现在村里的年轻一代，对于本身宗教的认同也逐渐消融，许多孩子已经不能完全地把握本民族的文化内涵。而“五·一二”大地震，对这些由“土法”修筑而成的建筑造成的毁坏，也让人们对这种建筑的安全性产生了担忧，故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安身于传统的黄泥民居当中，而是在城市购置房屋或修建“洋楼”。对于黄泥民居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更是逐渐漠化。

而布瓦村自身的地理位置，也是羌族黄泥民居文化保护难的一个客观因素。汶川县距离成都等都市距离较远，而布瓦村又位于高山之上，虽修建有较为便利的通村公路，但仍有较高的时间成本。且汶川县在经历地震后，因地质原因常有自然灾害发生，道路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许多游客虽有心游览，但往往因为地理位置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望而却步。

除此之外，当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黄泥民居文化发展难。以布瓦村为例，当地的村民主要增收方式是果树种植，且颇有成效，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汶川三宝”品牌（车厘子、青脆李、红脆李）。故果木种植业成为了当地发展的主要模式，而以当地黄泥民居为依托的旅游业，却因投入成本等诸多客观因素得不到长足发展。未能得到旅游业滋润的黄泥民居，其主要经费来自于有关部门扶持，因而黄泥民居时常面临着保护无力的情况。这就导致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

对于这种情况，政府与社会各界也投身于保护羌族黄泥民居文化当中。近年来，多家研究团队来到布瓦村，对当地的黄泥建筑进行了专业测绘，对其建筑特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对黄泥民居保护的力度，对于建筑的修复与保护每年都会进行细致地考核和监督，财政支持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黄泥建筑技术传承人王家全先生说到：“政府对黄泥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这让我们在与专家合作修复建筑以及传授这种技术等方面越来越顺利。”针对羌族文化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淡化的情况，学校将包含羌族黄泥民居文化在内的羌族传统文化引入学校教育，创设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让新时代的羌族孩子不仅能在学校接受科学教育，也能增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三、保护措施与民居的未来

作为“羌族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羌族黄泥民居及其文化的保护，尤为重要。当前社会，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小，曾经闭塞落后的农村焕发出新的面貌，如何让传统的羌族黄泥民居文化与新农村相适应，并产生新的活力，或许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根据这种理念，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因地制宜保護传统民居

在与自然相适应的过程中，古羌人以自己的智慧，创造性地设计出了黄泥夯建这种建筑形式。布瓦村地处高山，昼夜温差较大，而用黄泥修建的厚实的墙壁，很好地均衡了室内气温，使得房屋能够做到“冬暖夏凉”。[2]同时，用以修建房屋的黄泥和木材也是取自当地，在选取木材方面，当地人会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有选择性地砍伐，这种可持续的观念，也是黄泥建筑在布瓦村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羌民对自然充满敬畏，自然也会哺育他们，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布瓦村的羌族黄泥民居，经历时间的考验，已经深深融入到当地羌族人民的灵魂当中。传统的黄泥建筑在修建时，讲求每修建一尺便会等其自然风干，因此整体工期较久，这种方式虽然繁琐，但是却使得布瓦村的黄泥民居独居特色，也更加坚固。而在“五·一二”大地震后，在广东援建下修复因地震受损的黄泥羌碉时，却采取了“一蹴而就”的快捷方式，这种修复方式使得原有的古羌碉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因此，在修复和保护黄泥民居时，不仅要根据当地地域环境而定，更要结合当地民族传统与特色，否则民居原有的民族特色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2.传统建筑手艺传承与现代教育体制结合

长久以来，羌族黄泥民居技艺传承局限于“师徒制”的言传身教当中。对其理论的补充，来自于一代代建筑技艺传承人的实践经验，而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不同的“老师傅”，在建筑细节上的把控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他们教授出的学徒也会沿袭这种习惯，使得不同的人主持修建的建筑会有着一些差异。同时，这种传统的教授方式效率较低，一位师傅可能一生中只能教授几个徒弟，而现在愿意学习这种建筑手艺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使得这项非物质文化传承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为缓解这一危机，我们大抵可以学习其他地区民居建筑技艺传承的成功经验。一方面，与相关专业的学者大力合作，将羌族黄泥民居的修建知识和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统一、可行的标准。这样做可以增强建筑技术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使得传统的建筑方式更加科学，传承也更加容易。另一方面，身怀手艺的“师傅”们可以突破固有的传授方式，将招收学徒的范围扩大，广泛招收社会中特别是羌族地区的有志之士，而非原有的以同村人或亲戚为主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学徒人员少的问题。同时，可以采用学校教育的方式，系统地教授学习黄泥民居的建筑方法，提升传承的效率。

3.保护民居与特色民居旅游业相结合

在城乡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象，即城市的发展情况优于乡村。在大山中生长的孩子，对于外面的都市充满了向往，在他们成年后，往往也会因为经济的压力外出闯荡。布瓦村近年来，发展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果木种植体系，但这种较为单一的发展模式，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限制较大。一旦气候异常，或是自然灾害导致交通受阻，往往农民辛苦耕作的水果，在价格上也会受到冲击，甚至面临滞销的困境。村民依靠的创收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是当地绕不开的矛盾。

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当地人尝试着发展旅游业，但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能形成汶川旅游的一张“名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洛带古镇的成功经验。洛带古镇，是成都市周边保存较为完整的客家古镇。当地依托其独居特色的客家民居和历史文化，发展起了成熟的旅游业。而洛带古镇更是将客家民俗、客家美食、民居住宿体验等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旅游产业链，也使得洛带古镇的旅游价值和文化价值得以拓展。反过来，旅游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使得当地传统民居的保护获得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民居带动旅游，旅游反哺民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国的民居保护提供了借鉴。而以布瓦村为代表的羌族黄泥民居建筑，同样有其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若能以黄泥民居为依托，提升当地基础设施条件，结合羌族文化特色发展民居旅游业，这样不仅能为村民增收致富加力，也能更好地促进黄泥民居及其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4.加大羌族黄泥民居文化的宣传力度

汶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因“五·一二”大地震闻名于世。而在这片土地上，有着灿烂的羌族文化，也有着浓郁的三国文化氛围。黄泥民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所以遇到困难，很大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大众对其不够了解。若能依托互联网以及时下火热的短视频平台，“揭下神秘的面纱”，将真实的又充满魅力的羌族黄泥民居文化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对羌族文化喜爱的人群也能越来越多，布瓦村这一“中国最后的黄泥土碉楼群”[3]，也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结语

以布瓦村为代表的羌族黄泥民居，有着丰富的物质价值和文化内涵。对于其保护和发展，不仅是当地人的夙愿，也是全社会应致力其中的大事。不论是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都不应成为其发展的阻力。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更要注重借鉴同类型民居成功的发展经验，大力开发和依托羌族文化，让汶川县羌族民居文化成为羌族文化一张闪耀的“名片”。

参考文献：

[1]任祥道.羌族传统民居“5·12”震损原因分析与抢救保护措施[J].四川建筑，2010，30（03）：46-47+49.

[2]黎明，滕庆，林青.传统羌族民居生态适应策略的继承与更新[J].建材与装饰，2020（14）：174-175.

[3]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题研究[J].南方建筑，2008（06）：75-84.

作者简介：赵晓春（2000—）男，回族，四川汶川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学生。

作者：赵晓春 刘瑶瑶

羌族民居建筑艺术论文 篇3：

羌族古碉建筑的文化特性和景观特征研究

摘 要：羌族古碉建筑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建筑的“活化石”。古碉建筑凭借高超的砌石技艺和奇特的建筑外观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中，羌族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独特而神秘的建筑艺术。文章对羌族村寨中古碉建筑的文化特性和景观特征进行研究。

关键词：羌族村寨;古碉建筑;文化特性;景观特征;文化价值

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岷江流域上游地区的茂县、理县、汶川县、松潘县、黑水县以及涪江上游的北川和平武地区，现有人口33万。茂县作为羌族最大的聚居地，这里的古羌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古老而独特的古碉建筑文化。古碉建筑文化是羌族祖先智慧所创造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历史写照，同时也是追忆久远历史的直通车，是打开历史创造之门的一把钥匙。羌族建筑作为羌族物质文化和宗教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将民族文化特性和景观风貌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羌族村寨中的古碉建筑

古碉，即羌族地区古碉楼，也称“碉楼”“石碉”，羌语音译借词称“邛笼”，汉语称“羌碉”，从建筑材料上可分为石砌碉楼和黄土碉楼，主要功能为居住、战争防御、指挥作战、宗教祭祀、标识边界。在郁郁葱葱的九顶山麓和湍流直下的岷江两岸，台地或半山地带分布着鳞次栉比的羌族村寨。村寨中以石砌民居为主，有一寨一碉、一寨二碉、一寨多碉等建筑布局，石碉建于村寨中心和交通要道、山脊之上，数量并不固定。现存古碉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建造（图1）。

羌族古碉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态，源起于汶山之阳、岷山之险，筑就于岷江、黑水河畔。溯其远源，可从远古三代直下战国先秦时的台式建筑。“这种高台建筑与高碉，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类比性和渊源性。” [1]《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描述的“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是羌族传统居住方式的最早记录。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冉駹夷者……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也就成了羌族古碉楼和石室的专有称呼。宋代《舆地纪胜》载：“茂州，其村皆垒石为巢以居，如浮图数重……高二三丈者为之鸡笼，十余丈者谓之碉。”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羌族古碉楼已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并对碉楼的形制和做法进行了描述。羌族古碉建筑因其历史的久远和独特性，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旅游价值，同时也是研究羌族古代文化的实物资料。“羌山无限好，碉楼护羌人”是描述羌寨古碉建筑最恰当的诗句。

二、文化特性的凸显

（一）羌族的文化图腾

羌族地区在1949年前一直处于嘉绒藏族的统治之下（土司制度），宗教信仰主要以自然万物为神，同时也受嘉绒藏族苯教的影响，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是多重的，甚至是重叠的。白石、牛头、古碉等都是羌族和嘉绒藏族共同的自然崇拜，更是羌族人们心目中的文化图腾。在冷兵器时代，古碉发挥了战争防御功能和保护功能，其所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让羌族人们更视这些古碉为他们的“保护神”，也成为当地民众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重要部分。古碉在修建的过程中，要经过对开砌时间和修筑地点的测算，先要问过羌族“释比”，即求神问卦，举行动土仪式。建筑的方位和风水都是有讲究的。在理县的桃坪羌寨，作为家碉的古碉建筑，既会堆放白石再放牛头起装饰和祭祀作用，同时也会用插放松柏枝的方式，表现出对大自然和古碉的心灵敬畏。

（二）战居两用

古碉作为战争堡垒，除了保护羌族祖先安居乐业，还有一种功能即用于居住。居住功能在相关研究中这点表现并不突出。笔者在实际考察过程中发现，羌族古碉自产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最直接功能就是居住。“中国川西古碉最迟产生于西汉时期，最早可推延到新石器时期”[2]，并在与之相对应的石碉遗址和废墟中发现了灰坑和烧火做饭的居住痕迹。这说明古碉最早应是主要以居住为主，且建筑高度不高，只是随着战争和部族争端的需要而延伸出防御和战争功能，同时由于宗教信仰使然，古碉建筑逐渐具备了多种功能。战争文化主要体现在族群间的争斗和部落战争中。《隋书》中记载羌人：“土俗与附国同，言語少殊，不相统一。”“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叠石而居，山避其患，高至十馀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馀，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其上方二三步，壮似浮图。於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足见修筑古高碉作为军事建筑是羌族祖先突出的民族文化特性。居住文化作为羌族最基本的文化形式，从最初的穴居到干栏建筑，再到由干栏发展到羌族板屋和石碉、石房，承载着羌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南宋地理志《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十九茂州风俗形胜：“其村皆垒石为巢以居，如浮图数重。下级开门，内以梯上下，货藏于内，人居其中，畜圂于下……”古碉建筑已然成为了羌族地区最有特色的一个文化表征。

（三）建筑技术、建筑艺术特性

羌族古碉作为羌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但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古建筑的类型和形式，而且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羌族古碉的建筑经验所反映出来的建筑技术，虽说是朴实无华，却是羌族人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智慧，其建筑结构符合减压、三角形稳定性、圆形内结力的建筑原理。墙体采用片石垒砌，内直外收分，厚实坚固，结构严密，在没有图纸说明和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全凭经验进行建筑面积测算、层高把握、地基处理、划线、挖地基、砌墙、立柱、黄泥搅拌等设计施工，一系列的传统建筑做法，既是一种民间技艺的传承，更是羌族建筑文化特性的展现。

羌族古碉建筑的建筑材料、建筑布局、空间分布、外形轮廓、建筑装饰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民族艺术性。艺术性是羌族古碉外在形式和内涵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一种羌族文化气质。羌族古碉建筑菱角突兀，墙体平整，内部结构合理，轮廓线清晰，极富美感。和谐的比例、尺度关系把握适度，古碉之间高低不一、错落有致，和羌寨其他碉房互为呼应，空间和层次感并重，构成一幅极富魅力的画卷。

三、极富乡土的景观特征

（一）乡土性

古碉、碉房是川西北羌族地区最富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文化载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羌族古碉既是居住和安全防御所用的乡土建筑，也是人文景观生态中起主导作用的构成要素。在实际考察过程中发现，现存古碉都位于深山密林中，有羌寨的地方就几乎都会有羌碉。如茂县曲谷乡的河西村寨，茂县黑虎乡小河坝村的黑虎寨，理县的休溪羌寨、汶山寨、桃坪羌寨、木卡羌寨，汶川县的羌锋寨、草坡羌、羌人谷、布瓦等羌寨，都有羌族古碉建筑（部分村寨现只有遗址）。碉楼的颜色和周围环境的对比与协调，呈现出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生态景象，其与自然的融合高度一致，融入广袤的岷江河畔与羌山之中。原汶川“草鞋县长”祝世德于民国三十三年作诗《碉楼夕照》，赞美羌山古碉楼：

楼旁江流水一湾，危垣苔迹色斑斑。

千峰紫气倾西牖，半岭雪辉映雪山。

野鹤寻巢连影去，塞鸦翻翅带霞还。

登临玉灿浑无力，吩咐溪童静掩关。

此诗描绘了历史悠久的古碉楼位于岷江河畔，是对周围远峰雪山、野鹤塞鸦、玉灿溪童等乡土景象、自然风景的真实写照。古碉挺拔高耸，直插云间，蔚为壮观，是羌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二）观赏性

羌族古碉作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人文景观，观赏性是其核心景观特征，独特的外观和筑建形式是其区别于其他地域的景观特色。1986年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藏羌地区视察时，看到古碉群时，激动地说：“太美了，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其高耸入云端，棱角分明，且形式多样，造型优美，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十三角等碉楼外观。既有独立的碉楼，也有与民居相结合的碉楼民居，在层层落落的羌寨中显得额外醒目，静静地守护和守望着周围的羌寨，仿佛在向世界宣告，这里是它的领地。理县的桃坪羌寨和汶川的羌锋寨就是以羌族古碉为村寨中心，为整个村寨的观赏视觉中心，观赏性极佳。

（三）景观识别性

古碉作为人文景观和周围环境的自然景观相互协调、相互映衬，同时与周围其他羌族普通民居形成高低错落的对比，构筑出“鹤立鸡群”的景观形象，在羌族地区是具有景观标识或景观识别性作用的景观建筑。中国建筑学家候幼彬先生在《中国建筑美学》一书中对四川藏羌地区的石碉房建筑的识别性做了重要描述：“石材既是主要的围护材料，又是主要的结构用材，建筑整体呈现石构筑的外观，楼层、平顶层以密肋木柱承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就地取材、因石致用的石木混合构筑形态。”[3]羌族古碉楼具有自身建筑的形制，不受汉族建筑和其他地域建筑的约束，其建筑形态是独特的，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也有别于与羌族古碉建筑有同宗关系的嘉绒藏族古碉，如建筑高度、外部装饰、收分尺寸、窗户开口大小、顶部处理等，有自身的特色和做法。

羌族古碉楼在羌族祖先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其功能和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是羌族文化和羌族民族認同的历史遗存。研究羌族古碉建筑有利于当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挖掘，有利于开发羌族地区旅游资源，增强民族认同感，也将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建筑的重要实物例证。

参考文献：

[1]刘波.川西藏羌古碉[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出版社，2009：2.

[2]雪牛.神秘的古碉[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5：58.

[3]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32.

作者：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