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瞿秋白的抗战故事（共6篇）

篇1：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爱情是电，事业、理想便是雷。电闪雷鸣构成人生中丰富多采的交响乐。

1920xx年，24岁的秋白，和陈独秀一起自莫斯科回到北京，开始独立地踏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也就在这一年，爱情女神来叩这个年轻人心灵的大门了。

爱之囚奴由于柯庆施和施存统的介绍，秋白在南京认识了王剑虹和冰之(丁玲)。

这是两个来自湖南的叛逆女性。

王剑虹，1920xx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后迁居湖南。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思想进步，口才流利，是一位有思想见地，才华出众的女青年。

1920xx年初春，冰之等人就是在她的宣传鼓动下，和她一起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从结伴离开湖南起，剑虹和冰之结为挚友，她们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同床而眠。在平民女校读了半年，又感到不满足了，决定去南京自己学习，遨游世界。

没有想到，在南京她和秋白相遇了，在秋白的劝说和吸引下，她和冰之决定重回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

上海大学设在偏僻的青云路上，是些破旧的里弄房子，设备虽然简陋，但就在这里曾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邵力子任校长，实际上却是由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人负责的。

秋白当时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他白天讲课，而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到剑虹和冰之住的小屋去，给她们讲文学，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不但讲文学，而且讲社会生活。特别是后来，为了帮助她们两人领会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就教她们直接读原文的普希金的诗，边读诗边学俄语。

就在这种频繁交往的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隐蔽而又神秘的感情悄悄袭上了秋白的心头。他为此感到苦恼，平日谈论问题常是滔滔不绝，现在却沉默不语了;他也不再去剑虹和冰之的小屋了。与此同时，王剑虹也一反常态，不同冰之商量，就决定要跟父亲回四川。这使冰之很纳闷，殊不知，是丘比特的箭同时射中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过于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默默忍受着爱火的煎熬。但隔在他们中间的这层薄薄的幕纱，很快就被热忱、憨直的冰之揭开了。一天，冰之无意间在褥垫下面翻到剑虹写给秋白的密密麻麻的情诗;顿然间，她一切都明白了。她急不可耐地去把这诗送给了秋白。秋白和剑虹结合了。他们住在慕尔鸣路兴彬里的一座小楼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秋白的弟弟云白，冰之和施存统一家。秋白的时间总是安排得很好的，不论白天工作多忙，晚上回家仍和剑虹一起谈诗、写诗，相互酬唱。他们从李白、杜甫，一直谈到李商隐、李后主、李清照、郑板桥……秋白还擅长刻图章，常常把他俩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精致的小石块上。其实他们的爱情就象一首美丽的诗，深沉而炽热。

婚后不久，秋白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形成国共合作，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广州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剑虹写一封信，信是用五彩的布纹纸写的。

1月12日：“……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

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暗暗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1月13日：“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机器、楼房啊。

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魂。”

1月28日：“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

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年轻的多情的秋白沉醉在爱情的欢乐与烦恼之中，可惜这种卿卿我我、甜甜密密的黄金般的生活太短暂了，只半年时间，剑虹即得了肺病。那时秋白的工作任务很重，眼看着剑虹的病势日渐加重，他预感到不幸就要降临到头上，心里沉重得象是灌满了铅，但他仍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照常参加各种会议，课也照常讲得丰富而又生动。

一旦回到家里，就片刻不离地侍候在剑虹的床边，喂汤喂药。上苍无情!经多方医治无效，病魔终于夺走了剑虹如花的生命，也夺走了秋白的欢乐。剑虹逝世那天秋白抱尸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剑虹早已去到另一个世界，秋白的心也随她去了!

生命的伴侣剑虹“走”了以后，秋白象是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忽;又象是颠簸在大海上的一叶孤帆，不知何处是归岸。

星转斗移，秋白不幸的命运很快有了转机。他象是一个走夜路的行人，照耀他路程的星星突然熄灭了，但很快在天边又出现了另一颗星星，明亮而温暖，一直照耀着他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旅程。这颗星星就是杨之华。

之华，浙江萧山人，1920xx年生，比秋白小一岁。她长得很漂亮，中等身材，苗条而匀称。说起话来，温柔含蓄，热情诚恳。可是这个美丽女人的命运却应了那句“红颜女子多薄命”的古话，一生历经坎坷。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由相爱而结婚了。沈玄庐是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他很喜欢这个聪明、反世俗、有理想的儿媳。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之华在萧山的家里生下一个女儿，之华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但她仍然爱着剑龙，独自去上海寻找他，苦口婆心劝说他回头，可是没有效果，他们的感情终于破裂，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1920xx年，之华考进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一边读书，一边做妇女工作。秋白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秋白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之华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秋白第一次讲课就给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她是青年团员，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向警予同志在一起。向警予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她对之华很器重，她觉得之华为人正直、纯朴，工作忠实，热情，所以积极培养她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向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在培养之华半年以后，觉得条件已比较成熟，就积极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秋白对她是熟悉的，之华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秋白决定亲自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他们又共同经历了黄仁事件的**，在斗争中感情益发加深。

之华渐渐发觉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秋白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她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和秋白接触。而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秋白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之华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秋白也来到萧山之华的家里。沈剑龙原是之华哥哥的同学，聪明的之华哥哥，见到这种情况，赶忙把剑龙请到家里来。

谁知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剑龙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公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之华家里谈了两天，然后剑龙把秋白、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秋白又把剑龙和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秋白家里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0xx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秋白和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秋白和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特别有意思的是，剑龙送给秋白一张六寸照片，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之华，他把之华献给秋白。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之华。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之华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接女儿秋白和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之华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这是因为她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独伊，而沈家不让她去看她的女儿。秋白十分理解之华这颗做母亲的心，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在秋白的积极支持下，1920xx年春天，之华去浙江乡下接女儿去了。

之华到沈家以后，过去的公公沈玄庐的态度完全变了，十分冷酷地不许她见独伊的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之华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看见独伊正在里面玩玩具。之华轻轻走到独伊面前，一把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四岁的小独伊，一下子就认出了之华是她妈妈，天真地说：“妈妈，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了。”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之华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沈家为了割断之华与独伊的母子之情，竟制造谎言欺骗孩子，说之华在上海死掉了。独伊看到妈妈来了，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在她的想象中，她有两个妈妈了。

之华抱着心爱的女儿亲了又亲，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很快地离开了。

之华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焦急不安地到火车站去接她，盼望成功的喜悦，担心接不着女儿的忧虑，混合着在心中翻腾。火车到了，但是不见之华的身影，他预料事情大概是不顺利。他不想回去，想再等等下一班车。就这样，他在车站月台上踱来踱去，直到东方发白。又过了一天，之华才回到上海。秋白从之华的神色中，已经明白了一切。他比谁都更理解之华这时的心情，他给之华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之华无比激动地偎依着秋白说：“谢谢你!”

过了不久，之华和秋白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独伊，这次他们俩人是一起去的。

他们住在之华母亲家里，想定了一个办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独伊偷偷抱出来，然后就将她带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秋白和之华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独伊在大姨太太的照护下出来了，之华赶快迎上去，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独伊的两只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

秋白和之华十分沮丧地沿河边往回走着，一路上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秋白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之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秋白流泪……后来，独伊终于回到了之华与秋白的身边。

秋白非常尊重之华，理解她见不到自己孩子的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之华夺回独伊。独伊虽非亲生，但是他待独伊胜似亲生。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还在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篇2：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19，瞿秋白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19春到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并继续研究文学和哲学。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瞿秋白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进步书刊。19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并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7日，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旋出狱。同年11月，与郑振铎等组织社会实进社，创办《新社会》旬刊，鼓吹社会改造。

瞿秋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指导下，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瞿秋白参加了该组织。同年8月，又与郑振铎等创办《人道》月刊。

10月，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考察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191月，瞿秋白等人抵达莫斯科。在两年旅俄期间，瞿秋白实地考察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并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国内介绍了苏俄的实况，还写了《俄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俄乡纪程》记述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科沿途的观感;《赤都心史》介绍了自己如何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此外，还撰写了《俄罗斯革命论》和《俄国文学史》。除担任新闻记者外，瞿秋白还到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到北京，随即去上海。2月，张君劢作了《人生观》的讲演;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人生观》。从此开始了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瞿秋白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于1923年12月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说明了人生观问题。瞿秋白认为，人的一切动机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人的意志若不根据因果律，则没有自由。但是，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受必然规律的支配，并不否认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因为人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现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同登自由之域。经过论战，科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1923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把机关刊物《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瞿秋白任主编，并为《新青年》题写刊名。还参与编辑《向导》周报、《前锋》等刊物。瞿秋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解释共产国际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宣传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出席会议，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同年夏，瞿秋白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并为上海大学制定了教学规划。瞿秋白还积极参加中共上海地委的活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纲，创办劳动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的看法，其中不乏许多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错误的看法。

瞿秋白也积极探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并对陈独秀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9月，瞿秋白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因此，工人阶级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

1923年12月，瞿秋白受中共组织委派，赴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翻译和修改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瞿秋白还担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又担任《民国日报》编辑工作，积极反对报社内国民党右派势力。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还在会上就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理论性阐释。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宣传委员。1925年5月，和陈独秀、蔡和森一起领导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后，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出版，瞿秋白任主编，并负责撰写社论。1926年1月，瞿秋白写成《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总结了五卅运动的斗争经验，指出：历史已证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但又证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反对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瞿秋白撰写了大量文章，与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瞿秋白主张坚决反击，并同陈独秀右倾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

1927年，瞿秋白编成《瞿秋白文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2月，亲自指挥了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同月，写成著名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革命的性质并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瞿秋白分析说，中国无产阶级最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是最革命的阶级，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它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因此，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中间势力，其通性是：对于反革命派是对抗派，对于革命是妥协派;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统治者阶级的主力军，并且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丧失其作用。

1927年3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汉口，瞿秋白同张国焘、谭平山一度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瞿秋白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做了30多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共中央。该文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连载后，《向导》刊载了一部分，但彭述之却不准连载下去。对此，瞿秋白十分气愤。4月，瞿秋白将此文交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名曰《湖南农民革命》。瞿秋白为该书写了序言，肯定毛泽东这篇著作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个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底召开。会上，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被发给各位代表阅读和学习。瞿秋白还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道，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5月14日，瞿秋白撰写《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应以土地革命为中枢，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5月，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武汉召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介绍了中国五卅运动以后的革命形势。

1927年6月30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实行改组，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顶点。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实行改组，停止陈独秀中共中央职务，组成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7月下旬，瞿秋白参加了中共中央会的领导工作。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瞿秋白强调要建立革命军队，要用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团结真正的左派;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瞿秋白还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告全党党员书》，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瞿秋白兼管农委和宣传部。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多次去访问陈独秀，促其接受中共八七会议决议，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此期间，参与决定、指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并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担任主任。在主持《布尔塞维克》工作期间，瞿秋白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本质，号召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方面，作了不少贡献，但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主张工人阶级应率领农民暴动，形成全国的大暴动。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瞿秋白主持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运动仍在不断高涨，主张在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城市组织进攻，并组织乡村农民暴动，反对作战略性的退却。在组织上又实行打击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盲动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损失。

1928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决定停止全国暴动的方针，纠正了这一错误。4月底，瞿秋白去苏联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6月1日，瞿秋白专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出版。全书全面地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指出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瞿秋白正确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强调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中国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瞿秋白还以专节论述了八七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肯定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

瞿秋白检讨了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与周恩来主持会议。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并虚心听取大会的批评，对前一时期的“左”倾盲动错误作了自我检查，大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作了《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参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他参加了《共产国际》中文版编辑委员会，并在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瞿秋白还校阅过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中文译本。瞿秋白曾在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演讲，同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此造成王明对瞿秋白的怨恨。1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清党运动，米夫、王明乘机诬蔑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右倾机会主义者。1930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后，瞿秋白于7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国，负责纠正李立三错误。9月底，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并作《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起草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制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会后，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统治地位。会议错误地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强行解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责令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声明书，承认自己的错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会后，瞿秋白与鲁迅一道，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奠基工作。瞿秋白还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并撰写了许多论文、杂文、诗歌等作品。瞿秋白的革命行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31年9月，瞿秋白遭国民政府悬赏通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于2月初到达。在1月底2月初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团成员、教育人民委员。4月1日，苏维埃大学在江西瑞金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兼任校长。在中央苏区期间，瞿秋白大力开展文化教育普及与扫除文盲的运动，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办校方针。

篇3：瞿秋白的抗战故事

5月,在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学会举办的2013-2014年度四川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中获得优秀奖,是唯一获得电视长篇纪录片“优秀奖”的县级广播电视台。

8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国家档案局主办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纪录主题活动中获长篇三等奖,并被中国档案馆永久性收藏,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广播电视台。

10月,在第四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暨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十优盛典”上,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评为第21届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优作品,是唯一获得“十佳十优作品”的县级广播电视台。

12月,在四川省文联承办的第八届四川省巴蜀文艺奖中荣获电视类银奖,是唯一获得银奖以上奖励的县级广播电视台。

《九旬老兵重走抗战生命线》纪录的是9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戴锦华历时9天、行程4000多公里,重走他曾经战斗过的被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黔公路的故事。

一家经费紧张、设备不足、人员有限的农业大县的广播电视台,花费一万多元拍摄的一部时长50多分钟的纪录片,何以在国内连获大奖?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选题·一决千里是关键

2014年初,安岳台专题部主任王平中、记者张天富在成都参加“全国纪录片业务培训”时受到启发,产生了创作灵感: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制作一部有关抗战老兵重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录片,向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

灵光一闪选择这个题材,其实与安岳县2012年“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有关。当时在安岳全县范围内共找到的抗战老兵18名,老兵的抗战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记者们。当时在采访中,就有不少老兵有重新回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的强烈愿望,但因多种原因未能成行。近年来,记者不断听闻有老兵离世的噩耗,到2014年初,全县仅有13个抗战老兵尚健在。记者在为那些老兵惋惜的同时,就认为把这些老兵的故事纪录下来,作个历史性的纪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培训回台后,王平中将这一设想向台领导作了汇报,立即得到了台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成立了以台长蒋雪平为总制片人、副台长吴坤忠为制片人兼编导、王平中为编导兼撰稿、张天富为摄像兼制作的主创班子,尽管单位经费少、摄备旧,但对摄制组的创作活动都给予了优先保证。

主创班子成立后,拍何人、怎么拍是首先要确定的事情。摄制组最初计划选择三名老兵,从不同的侧面跟拍,来记录他们回到70年前抗战的烽火岁月战场的动人场景。但通过细致地走访了解,这批老兵年龄大多都在90岁以上,年事已高,受身体、记忆力、表达能力等因素影响,能够完成拍摄要求的人寥寥无几。唯有戴锦华老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语言表达清晰,善于交流,也有重返故地的强烈愿望,是参与制作这个节目的不二人选。但老人家已是95岁高龄了,能够经得住10来天的旅途折腾吗?他的家人能同意他去吗?

摄制组找到戴锦华进行面谈,听说电视台想纪录他重走抗战路的历程,老人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戴锦华的家人们却坚决反对,主要原因同摄制组的担心一样,怕他年纪大了,路上吃不消,万一出了事咋办呢?戴锦华老人重返出行的态度非常坚决,摄制组根据老人的情况作了很多预案,逐一与他家人反复商量、交流沟通,最终戴锦华的家人只能满足老人的愿望,并由其儿子戴作斌陪同前行。

选题有了,人选也有了,可要成功拍摄这样类型的一部纪录片,可不是说走就走那么简单的事情。

2 策划·有的放矢是重点

2014年4月,摄制组详细采访了戴锦华老人,了解他1942年到抗战胜利期间,在被称为“抗战生命线”的滇黔公路上从事战略物资运输的情况,对老人印象深刻的几个历史时间节点和事件进行了深入采访。

编导对老人在抗战生命线上的战斗情景渐渐地由模糊变清晰,对拍摄制作老人重走抗战生命线的创作思路也明晰了:即全程跟拍中有重点纪录,忠实记录中有策划组织。做到历史性和现实性交错,纪实性和编导性统一。

摄制组拟定出了拍摄的重点。首先是戴锦华老人去云南省安宁市寻找当年部队团部所在地。70年沧海桑田,安宁市一定变化很大,他能寻找他原来团部所在地吗?

其次,是贵州省晴隆县的“二十四道拐”。此处古称“鸦关”,雄、奇、险、峻,是整条抗战运输线最险要的地方,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戴锦华的一些战友就牺牲在这里,70年后,他亲临二十四道拐,祭奠长眠在这里的战友,老人会流露怎样的情感,怎样让这些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

第三,是云南惠通桥。1942年5月4日,日寇攻陷了龙陵县城,占据怒江西岸松山山头,我守桥部队不得不将东岸桥塔炸毁,将日军堵在怒江西岸,破灭了日军侵占昆明、重庆的企图。这个地方是戴锦华老人运送抗战物资和人员的最前线。戴锦华老人每每谈起这里,总是感概万千。

最后,是云南省南华县。这里是戴锦华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地方,时过境迁70载,老人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另外,云南省腾冲县国殇园,这里掩埋着光复腾冲牺牲的8000多名抗日英烈。我们相信老人在这里一定会情感迸发,会有很多感人的场面。

编导的拍摄计划撰写完成后,感到照此拍摄这部纪录片虽然过得去,但如何让作品更好看动人,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心里还不是十分踏实。2014年4月中旬,安岳台邀请资阳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唐文汉来指导第一季度视听评议,编导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到宾馆找到他,向他介绍了摄制组的创作设想和困惑,共同就戴锦华老人重走抗战路的谋篇布局、情节设计、故事讲述,以及场面调度、拍摄角度、镜头技巧、景别运用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受到了很多启发。

编导又在原来拍摄策划的基础上,同老人商量能否在沿途找到驻军,向部队官兵讲述他的抗战经历?能否在沿途找一所学校,为师生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使他这次重走抗战路更有意义,增强节目的厚重感。

大的构思完成后,摄制组马上制定出详细的拍摄计划,调试好设备,准备充足的常规药品,又到县人武部开具采访介绍信,联系沿途亲朋好友协助,把能想到的都尽可能做得周全(尽管如此,摄制组在拍摄中还是遇到了很多意外)。

3 意外·临场善断抓亮点

2014年5月16日,摄制组完成了对戴锦华老人在安岳本地的一些活动的拍摄后,向云南出发了。当时摄制组人员想,我们策划细致、准备充分,拍摄应该不是难事了。事实上,拍摄时却旁枝横生、意外连连。而种种意外却让纪录片的素材更加丰富、情趣更加生动、主题更加深刻。

刚从安岳向云南出发,第一个意外出现了。摄制组人员在车上和戴锦华老人交谈时,由于他的听力有障碍,交流起来非常困难,你说东,他说西,你说是牛头,他说是马嘴,经常答非所问,无法准确理解编导的意图,摄制组一行人着急起来,如果这样下去,肯定是无法拍摄呀——原来戴锦华的助听器坏了,出行的激动让老人忽略了这个问题。抵达昆明的当天晚上,摄制组就陪同老人去买一个助听器,双方交流的障碍消除了,摄制人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一过程也产生出一组饶有生活情趣的镜头画面。

第二个意外是,原来老人请云南省楚雄那边的朋友帮助联系驻军和学校,开展向部队战士讲述他的抗战经历和向学生上爱国主义教育课的活动,那个朋友一直表示没问题,但摄制组在从昆明到楚雄的路上再打电话联系时,那个朋友告知这两件事一件都没有落实好。这两场活动是这部纪录片中策划的两个重点,如果没有了这些内容,纪录片肯定会大大逊色。摄制组马上集思广益,寻找弥补办法。编导王平中想起云南省德宏州组织部一位叫杨清舜的干部是他的文学朋友,几年前存有他的电话,就试着拨号过去,竟然打通了。当说明来意时,对方表示愿意联系学校,但无法联系驻军。过了一会儿,杨姓朋友打回电话,说有所学校非常欢迎老人去给师生上爱国主义教育课,并且还说他有一位朋友是云南省德宏州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团队的,如果戴锦华老人愿意,可以引荐老人与当地的抗战老兵见见面。这当然是戴锦华老人和摄制组求之不得的事。

戴锦华与德宏州芒市抗战老兵奎汝琼的见面约定在晚上9点钟。文友杨清瞬7点多钟热情邀请摄制组参观芒市市容,我们在广场看到景颇族目瑙纵歌节正在上演歌舞,年轻时非常活跃的戴锦华老人回忆起70年前因运输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同当地少数民族跳过舞。编导灵机一动,牵着戴锦华的手加入到舞蹈队伍中,随着欢快的音乐,跟着景颇族同胞手舞足蹈起来,老人虽然舞姿已不流畅,节奏也欠准确,却引来周围无数敬慕的目光。这一段别有风情的景颇族广场跳舞,不但圆了老人70年的梦,为这部纪录片又增加了亮点。

第三个意外是,一位在云南省楚雄市朋友,给摄制组介绍认识了楚(雄)安(岳)商会的企业家们,当他们得知戴锦华老人九十高龄重走抗战路时,非常感动,对老人的到来热烈欢迎。于是,摄制组立即策划纪录下了楚安商会举行欢迎会的场景,使戴锦华老人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延伸到企业界,又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虽然在楚雄市少了策划中老人到驻军、学校的内容,但这个情节的纪录,也是一大收获。

第四个意外是,在云南省保山潞江坝云南公路馆里,存放着许多美式的卡车、军用吉普、坦克、推土机等滇西抗战历史文物,这是做策划时没有掌握到的素材,摄制组非常兴奋。当然,更为激动的自然是曾经在这里战斗过、驾驶过美式卡车的戴锦华。他指着卡车说:“我当年开的就是这种车。”老人家忍不住摸摸这里,看看那里,抚摸着冰凉的汽车钢板,就是抚摸着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编导帮助激动的老人攀上一辆军用十轮大卡车,寻找他当年驾车的感觉。公路馆管理员在得知老人曾经是在这里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时,默许了老人对珍贵历史文物的违规“侵犯”行为……这些,自然又尽收摄像师的镜头之中。

第五个意外是,5月24日凌晨4点50分,德宏州盈江县发生5.6级地震,摄制组住地腾冲离盈江只有几十里,震感剧烈。摄制组人员从睡梦中惊醒,立即保护着戴老紧急撤往安全地带。随行人员怕还有地震发生出现意外,劝戴锦华返程,但老人义无反顾,坚持要完成这次行程,去国殇园拜祭英灵……随行人员的担心、关爱,老人家的坦然、淡定,摄像师当然都没有会放过。

国殇园位于腾冲县来凤山下,占地80余亩,是全国建立最早、规模宏大的抗日烈士陵园,长眠着抗日远征军的八千英灵。戴锦华在儿子的搀扶下,缓慢拾级而上,每到一处,向英灵名单鞠躬默哀,向烈士墓碑敬献鲜花,70年前那战火纷飞的一幕幕仿佛出现在眼前……老人五味杂陈,热泪盈眶,编导和摄像师的眼睛也湿润着。

其实,像这样的意外还有很多。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不可预见性,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才能及时抓拍。摄制组在制定拍摄策划方案时,就设置了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以应对未可预料的实际变化,所以每当遇到意外时,我们都能临场随机应变,抓拍到精彩情节和片段,成为编剧的新素材,为全片增色添彩。

4 协作·团队合作出佳品

九天行程拍摄《九旬老兵重走抗战生命线》,一切都看似自然而然地发生、发展。其实,此中无招胜有招,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彰显出摄制组团队的精诚合作、追求完美的精神。

我们摄制组名义上对编导、撰稿、摄像、制作进行了职责分工,其实作为一个县级台,怎么分得到那么清楚呢,很多时候,策划一个情节都是摄制组三个人一起商量,有时为了一个细节设计,大家会争执得面红耳赤。记得在楚雄时,两位编导因意见不统一,各不相让,弄得大眼瞪小眼。当然,争吵的目的不是为了争个输赢,是为了把情节想得更周全些,把情感纪录得更真挚些,把节目做得完美些,是心底的那份对事业的热爱和认真。争论后,大家思想得到了统一,工作上更加有成效。

吴坤忠副台长作为领队兼编导,每天都要对当天和次日的工作进行统筹安排。

王平中作为编导兼撰稿者,每天对拍摄的内容与摄像师进行沟通,并随时同拍摄师在一起,一旦感觉有没拍到的画面,立即提醒补拍,同时把拍摄的每个情节、人物的每句对话都要记在本子上,便于后期撰稿查阅。

应该说,摄制组最辛苦的人是摄像兼后期制作张天富。他每天扛着摄像机大运动量拍摄,把编导的意图用适当的镜头语言表现出来,经常是别人休息了,他还在拍摄一些外景空镜头,作为后期编辑的素材,每天睡前还必须给摄像机电池充电和将当天拍摄的影像资料分别存入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以确保万无一失(9天拍摄的素材多达160个GB)。

在后期制作中,第一次撰稿有5000多字,但剪辑出来的80分钟毛片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于是,摄制组反复讨论,决定不要旁白配音,而采用现场同期声、气氛音效声、字幕、资料图像和音乐等有效电视元素进行编辑。第二稿编下来,效果好了很多,但整个情节还是有些平淡。摄制组又多次多方征求意见,大刀阔斧的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修改,将片长精编为50多分钟,使画面更加精美,气韵更加流畅,情感更加真挚。

篇4：秋白和万青：两个拉拉的故事

想要约到秋白，并不容易，足足等待了一个多礼拜。8月29日上午，秋白终于在仓促之中发来了微信语音，背景音是嘈杂的医院。彼时，她已经在医院接受了三天的“检查”。精神科、内分泌科、心理治疗科、新生医学科……在短短几天内，她迅速熟悉了医院的科室构造。在连做500多道心理CT测试题之后，一道题目跃入眼中：

“和我相同性别的人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秋白毫不犹豫地选了“√”。“看病”是为了搞明白她是否在心理或生理上有问题。喜欢女生，一定是哪里病了。这是她母亲赵玲的执念。

秋白的欲望更复杂一些。尽管她确定自己是个正常的同性恋者，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排斥和男生做爱。 摄影_万青

有一些医生看不过，直接告诉赵玲同性恋不是病，但她固执地认为，“这个医生不够好，我要换。”另一些医生则言之凿凿，说自家的疗法可以治愈同性恋，这令赵玲又心生希望。

但秋白心里清楚地知道，她就是喜欢女生，也没病。

20岁的秋白，人生前19年从未想过性向这个问题。由于性格温和，男女通吃，秋白的性别意识来得有些迟。高中的时候，她交往过男朋友，但是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感情。但她知道自己并不冷漠。她喜欢张小娴，那是个情感充沛得要溢出的言情女作家。

张小娴说过，男人都是软弱可怜的动物，受不住诱惑。秋白深以为然。

起初，她隐隐怀疑自己对男生没感觉，特意带男朋友去开房。找了家僻静的宾馆，两人躺在床上，按部就班。男生很快进入了状态，但是秋白毫无进展。她不死心，又找了另一个对自己有好感的男生，再度尝试男女之爱。

还是不行。看着男生光溜溜的身体，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对男性的下半身如此排斥。但秋白选择对自己的厌恶视而不见，反正人家也没对她有“那方面”的要求。此后，柏拉图恋爱，平淡度日，高中恋情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被秋白拿来试水的男生，从不知晓她内心深处的秘密。

20岁的尾巴上，她遇见小汐，瞬间被击中。长发、直率、干脆，一切都符合她的理想类型。秋白试探性地表露心迹，但小汐透露自己有了喜欢的男生。

暗恋的失败，让秋白的心如春水般，荡了又沉。惆怅过后，她感到深深的恐惧。

我怎么会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她此前对同志群体的成见。恐惧之中，秋白开始寻求“答案”。她逐渐认识了一些“圈子”里的朋友，一开始，由于不清楚圈子深浅，即便是面对认识的同志朋友，她也假笑说，“我是直的。”网络上，她开始检索关于同性恋的各种资料，发现嘲笑者有之，鼓励者亦有之，这令她感觉迷茫，转向教材“求解”。身为学生的她，觉得书本一定是“权威”的。但她随即发现，同性恋与异装癖、恋童癖被不少教材认为是“一丘之貉”，是精神疾病。

其实，关于同性恋的“去病化”，在国际上早有公认。早在1973年，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精神医学会已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去除。即便在中国，“中华精神科学会”也已在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但教材的“偏见”加上社会舆论，动摇了秋白的意志。在她的自我挣扎中，曾是中国首宗同性恋扭转治疗案的当事人，从公开出柜中破茧而出的彭燕辉拯救了她。彭燕辉严厉地打退了她的消极想法：同性恋不是病，这是常识。

为了不让其他人再经历一次自己的“阵痛”，秋白决定做点什么：教材不该再污名同性恋群体了。酝酿两个月之后，2015年3月19日，她和同学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前举牌，呼吁抵制“毒”教材，并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

个头只有一米六的瘦弱秋白迸发出勇气，注册了一个名为“秋白的自由野”的微信公号，不定期推送她在教材去污名化行动的进程。

屡次行动无果，秋白决定进京上诉。这场千里迢迢的“告官”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她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众筹一个“大白”陪她去北京。大白，是指一个能陪她前去的暖男。“我和‘大白’前往北京的往返火车费（852元）及跟进行动的物资费，共计约1400元人民币。”她在公号里这样写。

人们回馈以这个简陋的众筹不可思议的热情。五天之内，她收到了63笔捐款，超过1000元。这个数字最终停留在5383.59元。一位高中同窗给她发去一段话，“我对社会问题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你贸然上北京很危险，我希望每次宿舍聚会都是八个人，不缺任何一个。”

但秋白执意赶往北京，求助法庭是她的最后一搏。2015年8月14日是这场运动的高潮，这一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她对教育部“行政不作为”的起诉，并决定立案审理。

这令秋白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并从那个深藏的柜子里被扒了出来。

就在秋白成功起诉教育部的前一个月，万青也干了件“大事”。她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公开出柜。

不同于秋白的闪躲，万青读高二时就明确知道，自己是喜欢女生的。那时候的她，身材瘦小，爱穿松垮宽大的衣服，性格内向到卑微，是正宗的壁花少女。但桃花却猝不及防地来了。同班一个极具阳刚气质的女生看上了万青，对她“循循善诱”。本来还在犹疑是否接受另一个男生的求爱，一听到这个女生的告白，万青忽然对前者没了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她纠结的不是自己的另一半是女生，而是这个人太花心。

由于这个T太爱花间留情，高中恋爱终于告吹。迅速进入成人时代的万青，独自从重庆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并从此投身女权行动。在一次活动中，她认识了前“男友”，两人顺理成章地在一起。处了两年，万青觉得合不来了，便一拍即散，潇洒得像她短得麻利的头发。

她从不将自己囿于“女同”这个群体，更爱将自己称为女权行动派。她的毕业设计做了一部独立影像《盲人不按摩》，讨论那些失明的人们何去何从，这令同院的学生印象深刻。“愿意花那么多经历去关注一个群体，而不只是在网络上说说而已，这让我很是佩服。”一位和她并不相熟的院友，毫不吝啬地表现出对万青的欣赏。

2015年7月4日，万青临时起意，将一面小的彩虹旗裹在了学士服的袍子里，带上了台。台上，她轻轻拥抱新上任的校长，“您能为性少数群体加油打气吗？”校长随即和她一起做出加油的手势。

这像一支尚未燃尽的烟丢进了酒精，舆论被噌地一下引爆了。短短两天，多家媒体向万青约访，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出柜”。有人认为万青道德绑架了中大的校长，在知乎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但万青只是淡淡地瞟了一眼，“台上五分钟，那是我的自由。”

她委屈过，但最终选择不在乎那些与“作秀”“强迫”“道德”相关的字眼。她的微博私信也爆满了，一些分不清真情假意的人跟她说：我好欣赏你，可以跟你约吗？

秋白和万青是隔两年进入同一个学院的。两人的生活一直处在两条平行线上，直到2015 年5月20日。这天，一位中大学子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卢森堡首相与同性爱人结婚的文章，底下评论中，哲学系教授罗旭东的话触目惊心：“同性恋都是非常人类，若有一天他们变成正常人，男女婚姻变成不正常，人类也就接近灭亡了。男与男用拉粪便的地方进行，真是好变态、好恶心。”LGBT群体为了反击该教授的恐同言论，组织了一次性少数社群的“献吻”公益活动，这成了两人相见的契机。

这一次，万青是踊跃参与献吻活动的先锋，秋白是给教材去污名化行动的志愿者。为了献吻活动，秋白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了第十四篇文章，文章的第一张图里，白衣的万青和一个女生旁若无人地拥吻。两个人在一篇文章里，形成了另一种精神上的交汇。

但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作为性别教育在国内超前的高校，中山大学的这个夏季有些刺目。人们还没来得及从万青身披彩虹旗的事儿中回过神来，“某高校一女同性恋者起诉教育部”的新闻又出现了。

2015年8月18日，赵玲收到了传设学院辅导员李某发去的这则新闻。惊慌的母亲第二天就开着货车赶到学校。她小心翼翼地问女儿，“辅导员说的是真的吗？”秋白默认了。

秋白成长在中山市的一处小村庄，那里民风传统，一直以来读书争气的她，是家中乖女，也被父母寄予颇高的期望。她读高中时，因为怕丢女儿的脸，父母甚至不敢将家里的货车开进校园。但秋白的突然出柜让他们计划落空。事发之后，甚至有亲戚说她家女儿是“妖怪”。

从前，秋白父母非常健谈，如今见了人却期期艾艾。他们怕被人提起秋白、怕被人说成是“变态”的家人。赵玲去厂里上班，有人问她，那个搞事的是不是你女儿？她感觉羞愤，只想死了算了。

正读高一的弟弟是秋白在家中唯一的慰藉。羞涩的男孩年纪还小，说不出冠冕堂皇的话，但他找来了网上关于同性恋的视频，对秋白说，“姐，我觉得这样挺酷的。”

为了支持秋白，万青写过一篇《学生天然有被免于被辅导员“侵扰”的自由》，不过，她的重点并非聚焦在女同上，而是辅导员。“我会很认真地听他们讲话，然后分析他们的逻辑。”万青很淡定。事实上，这种逻辑性也贯穿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她言必谈女权、公民行动、非暴力沟通，听起来像新世代的性别甘地。

在她的学院导师艾晓明教授看来，“90后比80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少，内心没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苛刻审查。”同时，也会更鲜明地为自己的权益挥舞旗帜。

2003年，艾晓明曾和宋素凤带领学生们排了舞台剧《阴道独白》。剧本惊世骇俗，要把“阴道”讲多次，还提到了那些令以往中国人羞于启齿的“自慰”“叫床”等字样。十年之后，艾晓明的学生柯倩婷也做了教师，带领学生完成了新的剧本《将阴道独白进行到底》，“复活”了老剧本中不少禁忌片段，更加敞亮地谈论起性别话题。

而仅仅两年后，秋白和万青又横空出世，走上性别运动的尖峰之地，这种世代更迭的速度之快，令艾晓明有些恍然。“在谈论社会进步时，我们不应该只关照个人命运。她们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这对性少数群体来说，非常有必要。”

90后的内心，有着艾晓明想象不到的隐秘和大胆。譬如万青，她是持开放关系论点的人，觉得在一段感情里，并不是只有两个人的“捆绑”才能带来安全感。

某天晚上，万青心血来潮去帮女朋友月亮搬家，打车刚到，发现月亮不在家。第二天她才知道，月亮是去跟前女友开房了。她竭力保持一种女权主义者的潇洒，但是内心仍然受伤。

“后来你们怎么和好的？”

“就自己消化了一下，也还好。”万青说，她介意的不是对方跟别人去开房，而是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件事。

相比之下，秋白的欲望更复杂一些。尽管她确定自己是个正常的同性恋者，但又觉得自己并不排斥和男生做爱。“只要不让我触摸下半身。”和男生上床、SM……是她曾经有过的性幻想。她喜欢李银河的书，《虐恋亚文化》里系统地梳理了人们为什么会迷恋这种“非正常”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她明白了：尽管有些事情并不在自己经验范围之内，但并非不正常。

很小的时候，秋白在自家的杂货店看到过成人光碟，年幼的她看着录像里光着身子的男人女人，感觉非常奇妙。

她想，为什么会有男人女人之分？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理论叫酷儿，性别其实是可以流动的。那时候的父母，并不能理解她脑袋里在想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秋白被父母严密地监控在家中，他们翻看着关于她的微博、微信，但仍然无法理解，此刻坐在身边女儿的大脑里在构思着什么。

篇5：抗战英雄的故事

黄八妹原名黄翠云，原籍浙江平湖，一九0四年出生于江苏金山县黄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学，父亲后因生计而从事私盐买卖。

金山与平湖是沿海县份，盛产鱼盐，该处也是江湖好汉出没之区，所以贩运私盐的都得有一手看家本领，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拼，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胜。“双枪黄八妹”的雅号所以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汉奸在家乡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之后，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于谢友胜结婚，并理解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女儿，部属中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三个字，老百姓视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胁黄八妹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机枪屠杀清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进攻。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的支援下，攻进海北重镇乍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情景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精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脱险逃生。

日军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终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我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家乡。

篇6：抗战英雄的故事

抗日英雄的故事，抗战期间7位抗日英雄

赵尚志三个字，曾让侵华日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倭寇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被日伪称为最顽固的“反满抗日”分子!

当年东北流传一种说法，叫“南杨北赵”。“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十七岁加入.....，同年就读黄埔军校第五期，历经艰难困苦，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即使最终负伤被俘，依然宁死不屈。

一位专家说，东北很多著名抗日英烈因为地下工作需要，用的都不是原名，惟有赵尚志一向用原先的名字。但很少有人明白，赵尚志也曾用过另外一个名字。据尚志市烈士纪念馆馆长刘莉介绍，赵尚志曾担任1940年创刊的《东北红星壁报》主笔。“向之”的主笔笔名，之后发现的手稿原迹证实，是在“尚志”两字基础上修改而来的。据刘莉馆长介绍，赵尚志除了写过报纸上这些文章诗歌之外，还曾为《白山黑水》这首抗日歌曲写过歌词，并写下两篇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文。

印象中，赵尚志应和抗日英雄杨靖宇一样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张赵尚志将军生前的照片，是1932年8月赵尚志担任巴彦抗日游击队政委时与游击队指挥部成员的合影，赵尚志手拿马鞭坐在中间前排，二十四岁的他明显比两边的人矮半头。巴彦游击队失败以后，赵尚志加入抗日义勇军孙朝杨部，后率六人赴珠河创立抗日游击队。到1934年，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到达数千人。之后赵尚志将军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