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经中的自然与人

论易经中的自然与人（共4篇）

篇1：论易经中的自然与人

一、何谓教育中的“安全问题”

界定教育中的“安全问题”概念, 应该首先站在教育伦理学的角度, 以个体的生命安全为基础。原因在于:第一, 教育是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活动, 人是教育活动的直接对象, 人的成长是教育活动的第一目的, 如果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那么社会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其次, 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 而根据人本主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层次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人的生存是人的底线需求, 只有生命存在才能谈及安全需求和最终对社会的贡献, 那么教育的安全问题首先应该关照的是人的生命安全与和谐, 这样“小我”安全才能成为“大我”安全的基础和保障。

研究教育的“安全问题”应该从现实危机出发, 形成“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 而不能居安思危, 从理论推定来分析教育现实。有学者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 按说政治学、国家发展理论及其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政治学’应该关注‘教育的安全问题’, 国外不少机构也的确进行过相关的研究[1]。”利用“按说”来推定“教育的安全问题”的存在, 具有理论导向意义和防范作用, 但对实践问题解决效力不足。

因此, 教育中的“安全问题”应该是指处在教育活动中的人或者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和群体, 包括学生、教师、家长等身上所发生的危险或威胁性事故, 它不仅包含着“安全教育”问题[2], 也关涉到教育心理、教育行为、教育设施等多种因素和多个维度, 而这些问题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教育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思想道德等。

二、直面现实教育世界中的“安全问题”

1. 心理贫困对生命安全的威胁

(1) 学生心理问题与非正常死亡。翻开近几年学生非正常死亡记录, 学习压力、贫富攀比、就业壁垒 (尤其职场的性别歧视) 、情感矛盾、师生关系等各种因素所带来的不愉快像心魔一样潜入他们的灵魂, 侵蚀着他们的思想, 且高学历者轻生的比例日益增长。媒体报道的资料显示, 2002年, 大学生自杀案27起, 2004年68起, 2005年116起, 2006年130起。2006年3月仅10天内华南农业大学竟有4名学生相继跳楼身亡;2007年上半年广东高校累计有10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因心理问题自杀已经成为15至34岁青少年人口中第一位的死因。

(2) 教师心理压力对生命的威胁。近年来教师由于工作压力、科研竞争等复杂原因轻生者愈来愈多, 自2006年以来,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等多名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以“活着更难”而自杀身亡, 使神圣的教育殿堂蒙上了忧伤的阴影。

2. 生理透支与生命衰微

(1) 学生猝死。据了解,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当中, 每年因各种原因引发的猝死事件不在少数。学习压力、营养不良或不当的生活方式均成为他们健康的隐形杀手。2005年1月4日上午, 吉林省一名大学生在期末考试过程中突然倒地身亡。经有关专家检测, 该生死于心源性猝死, 具体发病原因不祥。2006年9月8日上午9时, 北京朝阳区某小区, 一名复读5年刚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23岁男孩, 猝死在其租住的画室中。

(2) 教师“春蚕到死丝方尽”。“甘为春蚕吐丝尽, 愿作红烛照人寰”。教师由于担负着多种社会角色, 并且课程压力、科研任务、职称评定、知识更新等各种事务交织在一起, 身心疲惫的教师猝死也频频发生。5年内北大、中科院135名英才早逝;清华两名年轻教师四天内相继去世。在知识分子中, 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 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 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135名专家和教授, 平均年龄仅为53.3岁。

3. 校园暴力与生命尊严败落

(1) 学生之间的暴力。近年来, 校园暴力行为令人发指, 如马加爵事件就让四条年轻的生命消逝。因校园暴力而引发的学生厌学、逃学、休学、心理障碍甚至自杀的案例越来越多, 学校应该怎样保护这些祖国的“花朵”值得人们深思。2006年福建早亡小学生在日记中痛述了校园暴力, “我坐在他前面, 常常挨打, 什么科的练习册都得让他抄, 不让抄又得打人。最可恶的是连考试也都要传他答案, 不传也要挨打。他还规定我和几位同学玩, 不然就要打······”

(2) 学生对老师的暴力。教师应该利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教育学生, 减少不必要的师生矛盾, 值得我们去思考。2006年9月15日, 汉江市天门高三一名好学生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 持刀刺死了一名优秀教师。2004年5月8日, 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罗某因为毕业论文写作、找工作等不愉快因素, 故意向导师泼硫酸, 致导师左耳部、颈部、左胸部、后背、前胸多处被硫酸灼伤。2008年, 中国政法大学有同样的悲剧重演。

(3) 教师对学生的暴力。首先是教师行为暴力。随着各种教育法规的逐渐普及, 教师体罚学生现象已经有所缓解, 但由于这种教育方式历史悠久, 完全消除还需拭目以待。目前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甚至到研究生教育, 仍然存在着各种教师暴力, 对学生的身心均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例如, 河南省汝南县三桥乡中心小学教师刘富生, 酒后疯狂殴打本班学生, 43人中有35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宁波某学校, 学生违反了校规、班规要交给老师罚款, 学生做错了题要罚抄10000遍“1+1=2”。其次是教师语言暴力。校园中, 比体罚更常见的就是语言上的侮辱了。老师动辄责骂学生“白吃了十几年饭”、“笨死了”。近日, 广州白云区就有一所学校的老师因骂学生“畜生”而引发了师生冲突。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教师语言暴力调研报告》显示, 72%被调查初中生表示, 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32%的小学生、6%的初中生、11%的高中生认为老师有权利对学生使用语言暴力。有超过四分之一 (27%) 的小学生、超过三分之一 (35%) 的初中生、18%的高中生在受到老师的语言暴力后, 不会采取任何对策, 只有极少数 (5%的小学生、13%的初中生、10%的高中生) 学生选择通过诉讼、向教委反映、投诉等方式解决[3]。

4. 校园事故与幸福流失

近年来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网络交友安全、火灾火险、溺水、毒品危害、性侵犯等严重地危协着校园安全。据统计, 我国每年约有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 大学生尚不在计算之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提出“安全生产管理,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改革建设的新形势下, 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如何应对前瞻性的教育问题, 比如办学规模与教育资源协调问题、基础设施投入与资金配套问题、安全检查与定期维修等问题, 降低校园事故发生频率, 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

2006年12月,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对中小学校校车开展集中排查的紧急通知》使得我们再次对安全教育问题这一教育难题和社会难题重新进行思考。

三、对教育中“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

1. 问题产生的缘由:人是需要接受教育而获得安全生存能力的动物

不管是达尔文主义还是反达尔文主义都认为人的最初形成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与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 人缺乏动物专门化了的器官和本能。人生来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 (缺少天生的武装、保护性皮毛、专门食肉或食草的牙齿等) , 人的器官是非专门化的, 不特定地指向某些行为, 因此人是不完美的, 是“被剥夺了生存能力的存在物”[4]。动物是在自然之手已把它铸成之后才来到世上, 而人却没有被自然作出最后的决定, 人是特殊的、自足的, 不确定的和未完成的动物。由于人的未完成性, 他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与其行为内在的动力之间有一道裂缝, 人不能像动物一样依赖天生的本能, 人为了生存, 必须在开放的世界里活动, 他必须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来填补与世界间的裂缝。因此, 一方面, 人由于非专门化和未完成性, 需要帮助, 需要教育, 通过教育来不断弥补器官先天的不足。另一方面, 人的非专门化和未完成性使人摆脱了本能的控制而获得了自由, 创造性和自由成为人的基本特征, 也成为人可教与可塑的基本条件。人可以创造、选择、过滤自己的文化, 并通过教育传递、复制自己的文化。人通过教育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从而在无限的创造中设计自己, 完成自己, 完善自己。

2. 教育中的“安全问题”:复杂境域中的难题

教育中的“安全问题”虽然以人的生命安全为起点, 但由于人是一个复杂体, 人的生命实现必然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 它不仅关系到社会的“五个统筹”问题、教化历史、民族道德、政府职能等整体社会问题, 也关系着教育宏观方面的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法制建设、教育产业化、教育思想理念、教育道德建设, 和教育微观方面的教学管理、评估监督、教材教法、教育技术等一系列的细则项目。

因此, 不仅要从教育的内部环境和规律分析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 还要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考虑这一难题。任何文明社会, 防止痛苦发生的手段不外乎两种, 一是通过感化、教化, 去培育人性中的善根;二是通过政策管制、法律惩戒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当教育在“培育人性善根”、生成幸福中不慎酿成了一些痛苦, 那么另一只手——政策、法律等就应该给予教育有力的帮扶, 使两手都硬起来, 共同解决复杂境域中的这一难题。但在这个难题中, 教育的立场、取向是问题是内在关键, 只有教育调整自我并及时向社会发送需要支持的合理信号, 教育中的安全问题也许会防患于未然或迎刃而解, 因此研究教育本身是解决教育中安全问题的首要对策。

3. 珍视人的生命价值:解决教育中“安全问题”的起点

人最重要的难题不是存在而是生存, 人生存的真理是不断去成为人, 不断追问生命, 热爱生命。因此, 在这种神圣的生存中, 生命是人的主要属性, 做人的本质就是珍视自己的生命, 舒展自己的生命, 使生命在涌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要珍视人的生命价值, 追寻教育的真义, 必须从此做起。

(1) 教育中生命观的转变。所谓生命观, 是指人对生命的看法和理解, 正确的生命观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基础。在生命观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有:第一, 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而非部分之和, 生命过程是整体活动, 而非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 人器官的生成和器官活动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不能从死物的结构或工具的图像来考察器官, 否则将导致教育中的工具主义或技艺主义。第三, 不能把机体、躯体与生命混为一谈, 机体是由有限机件构成的没有生命力的整体。躯体是生命发展的活的载体, 是生命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生命不是由机体的材料和力量来维持的, 而是以躯体为载体的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5]。

(2) 从人的生命出发来思考人和教育。从人出发来思考教育意味着在教育过程中, 以人为教育主体, 即人是教育中活动的主体和思维的主体。这里的主体是复合主体, 包括学生和教师。

首先, 在教育过程中避免工具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 进而将生命现象隶属于力学原理, 通过效益文明的结构来透视生命界, 就是不应把人的能力肢解成为分值不等的试题, 将人的器官分部分来训练, 否则, 将会摧残他们的身体, 出现猝死等突发病变或成为他们的精神桎梏。

其次, 教育应挖掘人器官的先天本能, 使器官在和谐发展中发挥对生命的作用。通过教育, 使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想象力得到舒展, 避免心理偏执导致的校园暴力或心理病变形成的自杀悲况等发生。

最后, 教育应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 拓展人的生命价值为终极目的。教育要使人在其非特定化的、开放的生活世界中通过自我意识来创造自我、展示自我。教师的成长需要在不断遭遇与体验中进行, 因为只有在遭遇后才会从漫不经心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并明白自己的真正存在, “遭遇可以从最内在的核心部分来检验一个人。从中判断什么对他是真实的, 什么是虚假的。”[6]教师应该在自由的空间中通过拓宽文化知识及理解范围, 来触及心灵、改变对知识的汲取方法和传授模式, 而不应该完全利用量的考核来验证师能和师德。只有让教师的“生命之流”时刻涌动, 进而提升其生命质量, 体现其职业价值。

(3) 建立以维护生命价值为愿景的教育管理体制。当然, 学校教育不仅需要从立场上、理念上去尊重生命, 也要从现实教育管理中采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中认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1)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4)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5)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学校必须建立有效的心理辅导机构、师生沟通平台、教师娱乐及自我发展空间等, 健全校园教育设施 (教学设施、活动设施、住宿设施、饮食设施、交通设施等) 以及维护、监督等制度, 通过教育管理守护自然赋予学生的原初生命, 解决人在自我完成、自我完善过程中自身生存难题, 使人们在教育中寻找自己的自由与尊严, 进而巩固社会安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方平.教育:国家安全的基础———关于教育安全的思考.教育科学, 2006 (3) .

[2]张克勇等.“安全教育”的忧患.法律与生活, 2004 (3) .

[3]调查显示北京逾7成初中生受教师语言暴力伤害[EB/OL].http://www.chinaeduzs.com/dgls/2005-12-13.

[4][德]米夏埃尔·兰德.哲学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5]张等菊.教育与人的生命价值.教育导刊, 2001 (19) .

篇2：浅谈人、自然与人造物世界

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然是指狭义的自然界, 它是与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 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而人类本身其实也是自然界和历史的综合产物;广义的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客观物质世界, 此物质世界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和变化着的。人的意识也是以自然方式发生的物质世界。人和人的意识是自然界发展的最高产物。物质世界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既包括人类已知的、也包括人类未知的物质世界。学者丹尼尔·贝尔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前工业社会是以传统为核心, 以手工艺品为突出代表, 试图与自然界竞争, 以农牧业为根源来发展手工业, 而轻工业的产业层次也逐步开始蓬勃发展, 它的产生也刺激了农业向轻工业方向转型, 英国是最早以轻工业为主的, 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末, 在英国机器代替手工已基本完成。

工业社会是农业社会或者现代社会之后的时期, 又称为现代社会, 对比前工业社会以手工艺品为代表, 工业社会的表现为大批量的工业产品;从时间上大约是蒸汽机出现之后到20世纪70, 80年代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之前。是农业社会物质以及精神财富长期累积的精神结果, 是对农业社会的超越和继承;但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后工业社会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产物, 在后工业社会里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更加密不可分, 信息社会悄然来临, 它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在后工业社会中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工业社会的大批量工业产品转化为小批量工业产品、非物质信息产品和服务型经济结构;正是我们现目前所处的时代。

前工业社会主要是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 如手工业、农畜业、矿产业, 林木业等,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 可归类于第一产业, 受自然影响较大, 人为影响因素较弱, 存在很多不可抗不确定因素, 人不能够很好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基本处于被动的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 工业社会的来临推动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社会经济结构主要为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 是主要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工业产品为主的社会, 工业社会是人与人造自然的博弈。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 小批量生产代替了大批量生产, 非物质信息产品代替了机械产品, 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 转而涌向第三产业;迈入服务型的后工业社会, 社会生活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到来, 处于后工业社会的今天, 信息化和工业化已经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城市也是人造世界的代表产物, 城市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 通常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社会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快, 而随之伴随着的城市与环境的矛盾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化的挣扎与反思。城市化带来的对自然生态以及人文历史的破坏日渐暴露, 该如何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城市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城市化本身也是有利有弊的矛盾综合体, 如若城市化是以牺牲广袤的自然绿地为代价, 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自然资源的减少, 长远来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们应该深刻的意识到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我国的城市化, 就其规模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也可能是绝后的。其艰巨性和复杂性, 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仅关系到今天, 而且关系到明天, 关系到后代。城市修建了, 是不能轻易拆掉的;首先, 规划应该以该地区的地形为基础进行规划, 在合理的基础上以减少工程土方量、控制建设成本为原则;其次, 一个城市本身的气候条件对城市内工业等重要要素的布置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具体因素都应该考虑到城市化过程中, 对于城市里的人文建筑或历史遗产应该最大程度的保留与修善, 寻求更为合适的存在方式让这些看似与城市化格格不入的建筑能够很好的与城市和谐共处, 这些历史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旦失去是难以恢复的。我们的步伐应该稳健, 应当最大限度发挥城市化的利, 尽量避免或减少因为不慎和盲目可能带来的弊端和代价。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

[2][美]德莱福斯.为人的设计.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3]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4]宋林飞.当代西方社会学.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0.

篇3：论易经中的自然与人

一自然选择理论

(一)达尔文雀和自然选择的逻辑

加拉帕戈斯群岛是秘鲁海岸线一带的一个岛屿群。数世纪前,一批同种类的雀定居于其中一个岛屿。由于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资源短缺,雀群内部开始了相互竞争。食物的竞争使得一些雀迁移到附近其他的岛屿。岛屿间环境条件的相异性形成了雀群之间不同的“生理工具”:例如为了有效地获取食物而导致了雀喙形状的不同。最终,加拉帕戈斯群岛进化出14种不同的雀类。虽然它们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如体积和颜色),但雀喙间的差异是最明显的特征[1]。

能够为个体生存和后代繁殖提供条件的生理工具被统称为“适应性”。每种适应性都是一种特性,一种解剖构造、生理过程或行为模式。相对于个体的其他特征而言,适应性对于个体的生存、发育及繁殖的贡献更大。例如:大嘴地雀大而强有力的雀喙可以有效地啄开大颗粒的种子;阿列布莺雀小而精巧的雀喙可以啄出树皮里的小昆虫。自然选择造就了下一代的差异性,即同一群体中不同类型雀的后裔通过遗传基因继承了不同的雀喙。

通过分析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假设可以解释上述假设及推论[2]。

假设1:一个群体中有机生命体后代的数目成幂指数增加。

假设2:一个群体中个体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只能以四则运算形式增加。

假设3:一个群体的规模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

推论1:一个群体中个体间为了生存和繁殖而互相竞争。

假设4:个体间的特征差异确保了群体的生存和繁殖。

假设5:一些特征差异是具有遗传性质的。

推论2:特征间的差异性通过基因遗传为下一代的生存和繁殖作出不同的贡献,即自然选择过程。

推论3:经过数代的进化,对个体生存、成长和繁殖具有更大价值的解剖结构、生理过程和行为模式被保留或创造出来,即适应性的形成。

综上所述,一些环境特征,如新的捕食者的出现或是气候的改变,都会给群体里的有机生命体带来问题和麻烦。好的解决办法(如长腿、厚的皮毛、跟其他同伴合作或者对亲属的识别)能够帮助个体生存和繁殖。上述假设及推论解释了自然选择如何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原有的适应性,又称为前适应性,则既是自然选择为问题解决提供方法的前提条件,又限制了解决方法的多样性。

(二)达尔文理论的概念澄清

上文中的假设1、2和3并不要求任何适应性都必须是精妙而复杂的进化。精妙的或者不是那么精妙的适应性都能够帮助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例如,野羚羊通过设法让其他动物挡在自己和捕食者中间来降低被捕食的可能性[3]。通过颜色伪装的进化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和抵御外敌。

虽然所有适应性的形成都离不开基因的作用,但假设4和5并非要求个体间进化特征的差异一定要具有基因的先天决定作用。那些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的特征被称为“特许性特征”。例如:雄性白头松鼠是无法学会其他种类松鼠的歌声的。但即使是为了学会自己种类松鼠的歌声,它们也必须在幼年时期听到过自己种类成年松鼠的歌声,并且通过不断地练习才能够学会唱歌[4]。

为自己所归属的种族和群体的生存利益考虑并不是个体天生进化的结果[5]。由于受到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帮助种群里的其他成员势必会影响到个体自身的繁殖利益,即减少了自身繁衍后代的机会。当代达尔文主义者对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利他行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通过合作和互相帮助,双方都可以增加繁殖的成功率[6];另一种解释是帮助血缘亲属是有机生命体进化的结果[7]。血缘亲属(如兄弟姐妹)与个体享有遗传自同样祖先的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哥哥继承了母亲的利他基因来帮助他的妹妹抚育后代,那么即使哥哥自己的生育机会降低了,但哥哥身上的这种利他基因仍然会通过妹妹的后代(侄子/女)继续遗传下去。这是因为妹妹也有50%的可能性继承到来自母亲的利他基因,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她的后代,即哥哥的侄子或侄女身上。

最后,自然选择没有既定目标。它只是一个纯机械过程:对生存和繁殖有利的特征战胜了对生存和繁殖不利的特征并被保留下来。不排除人类在遥远的将来进化为“上帝”或“神”一样万能生物的可能,然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自然选择本身既定的目标。

二进化论心理学

(一)进化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

进化论心理学利用自然选择的原理来理解认知和情感适应性功能的起源,并解释这些功能如何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环境的挑战,即对环境的进化适应性,以及这些功能机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作用[8]。

(二)进化论心理学与避免近亲繁殖的伦理道德

近亲繁殖会妨碍个体的生存和繁衍。近亲繁殖会产生具有破坏性的隐性等位基因,并导致与基因相关的疾病。例如白化病,其病征为皮肤色素缺乏和弱视;苯丙酮尿症则可造成儿童智力发育障碍。一些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幼年时期兄弟姐妹的亲密接触降低或消除了成年后作为异性间的相互吸引力,这也是人类进化的一种机制[9]。中国的“童养媳”现象可以被用来解释了上述理论假设。美国学者Wolfe研究了在中国南方地区及台湾省15 000例“童养媳”的婚姻制度。童养媳的婚姻家庭比其他类型的婚姻关系家庭中子女的数目更少,夫妻双方更容易离异并且婚外通奸率更高[10]。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出现在中东国家以色列。一些以色列人居住在名为“Kibbutzs”的社区里。这个社区里的儿童都是被成年人共同抚养长大的。男孩和女孩从幼年时期就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一起洗澡并合用卫生间。以色列学者Shepher的研究表明,从出生就居住在一起的异性儿童在成年后很难发现对方具有吸引力,并较少组成婚姻关系[11]。当然,与“童养媳”婚姻一样,“Kibbutzs”社区里的成员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婚姻也不属于乱伦关系,但上述两种现象都可以用来证明童年时期有过亲密接触的异性在成年后会降低彼此吸引力的假设。此外,加拿大的两位学者Bevc和Silverman在2000年的研究中发现,出生时就被不同家庭领养的兄弟姐妹在成年后确实会出现相互吸引的现象[12]。如果这种吸引致使婚姻关系的形成,那么这种婚姻关系就会有悖伦理道德并带来不良后果(参见图1)。

图1的上半部分显示了如下假设:通过遗传基因而形成了避免乱伦的心理机制的兄弟姐妹比那些不享有类似基因的兄弟姐妹具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结果是形成了避免乱伦的原始基因型。将血缘兄弟姐妹置于同一环境抚养的方式形成了避免乱伦的原始表现型,原始表现型(认知和情感机制)降低了成年后的异性间吸引力。最终,通过自然选择,能够形成避免乱伦心理机制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

图1的下半部分记录了进化过程中的几个微小片断:中国的童养媳婚姻制度,以色列的Kibbutz部落以及被分养的兄弟姐妹重逢。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幼年时期异性亲密接触的适应性假设。然而,这一适应性在新环境中的功能有所改变,其目的也丧失了原始的进化意义。换言之,在童养媳和Kibbutz部落的例子里,幼年时期异性亲密接触虽然降低了这两种婚姻关系的成功率,但其本身目的并不是为了避免乱伦现象的发生。

总而言之,进化论心理学关注的问题包括:(1)人类及其灵长类祖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2)自然选择为了解决这些困难而形成的心理适应,(3)进化的适应性在新环境中的功能[13]。

三达尔文主义和人类行为的争论

基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巨大解释潜力,它引起了科学界、宗教界、政治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例如,倘若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在解剖、生理和行为方面存在着生物学意义的差异性,那么进化论就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差异性的起源和重要涵义。更显著的、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则是基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的认知和情感机制的进化。如果像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激进主义分子声称的那样,自然选择只能够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机制,那么进化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反之,如果像多数进化论心理学家争辩的那样,自然选择能够形成专门的、特殊的心理机制[14],那么进化论对于理解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以及在制定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方面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了。

表1显示了上述两种观点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的后果。表格里的内容以信息加工机制产生实际行为为前提假设,具有独特性质的基因在这些专门机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既可以是很大,也可以是很小的。表格中“自然界的可能状态”一栏描述了图1里原始基因型可能存在的几种状态。左边的竖列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解释。需要注意的是每种解释下面都给出了几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表格中间的四格列举了可能的命题组合,即将认为基因具有高度独特性作用的命题与低独特性作用的命题配对。其中两格描述了有效的命题结果,另外标明“进化论心理学的风险性”和“社会结构论的风险性”的两格描述了无效的命题结果。许多社会激进主义分子(如女权主义者或社会结构主义者)认为,接受进化论心理学家的观点或是相信原始适应性对现今人类社会的生活和幸福有重要意义的观点是危险和错误的,因此他们拒绝接受表格下半部分的科学解释。

进化论心理学家则反驳社会激进主义分子的观点。首先,进化论心理学家认为表1中社会结构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会带来不良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对人类心理机制的准确的、科学的解释是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的前提。第三,进化论心理学家声称自然选择带给人类进化了的认知和情感机制,包括互惠及亲缘关系,一旦这些机制的重要功能被透彻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社会生存环境。第四,进化论心理学家指出,进化论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环境科学[15],图1解释了专门化的心理机制如何产生实际行为,从而帮助人类应付生存环境中的各种困难和压力。因此,认清情感和认知机制的进化过程可以为人类社会更好地争取自由、民主和幸福创造条件。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表格中斜体字的四组命题是完全相同的。同性婚姻接受/拒绝、国立教育制度、社会阶级剥削以及医疗制度社会化是基于社会价值观的四组命题,它们与是否接受心理机制的特殊基因遗传假设无关。进化论心理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理论加深我们对人类心理过程的理解,并指定一套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创造和谐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首先应当着眼于研究方法的改进,以便更好地探索那些为了适应原始环境而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是如何为现今人类社会生活服务的。

表1的结构模式效仿了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5~1662)“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赌注”。帕斯卡认为,我们无法证明上帝是否存在,但他存在的可能性制造了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上帝确实存在但我们却不相信他,结果被打入了地狱,那样的损失是巨大的。相反,如果他不存在而我们却相信他,这种错误的代价则很小。因此帕斯卡指出,最谨慎的做法是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然而,许多思想家却指出了这种“赌注”的问题所在,即帕斯卡的前提假设是“错误地相信了上帝存在的代价是非常小的”,但实际上我们却无法比较两种错误的代价。例如马克思就认为上帝并不存在,并且错误地相信上帝存在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损失[16]。在心理学界,很多心理学家也使用和帕斯卡相同的逻辑来看待进化论心理学。他们假设进化心理学无效命题的风险性要远远高于社会结构主义无效命题的风险性(见表1)。换言之,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进化论心理学的理论解释,其损失要大于没有使用进化论心理学理论而造成的解释不完全性。因此,一些心理学家相信谨慎的做法是避免使用进化论心理学来解释人类行为。然而,正如同帕斯卡“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赌注”的假设存在着问题一样,拒绝使用进化论心理学也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进化论心理学本可以被用来有效地研究和解释人类心理和行为机制,但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它的存在或者忽视了它的作用,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也将是无法估量的。

图1描述了从进化论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进化的基因型是如何与原始的或现存的发展环境和直接环境相结合,从而产生不同的原始和现存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原始环境中用以避免近亲繁殖的基因型既能够导致血缘兄弟姐妹间产生异性吸引力,又可以造成非血缘兄弟姐妹间失去异性吸引力,这些都取决于现存环境中个体的幼年抚养方式。虽然原始和现存的基因型不变,但原始和现存环境、原始和现存表现行为的显著不同造成了原始和现存行为方面的明显差异。原始行为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原始的环境,并由此产生基因的进化,但现存的行为不一定是适应现存环境的结果。

摘要：进化论心理学综合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和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试图解释人类认知和情感适应功能的起源,并解释这些功能机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文章主要着眼于回答自然选择是如何创造条件,使有机生命体从环境挑战中生存下来的问题;澄清关于进化论的一些错误概念;以及探讨进化论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文章最后简要地阐述了科学界和政治界对现存一些进化论观念的思辨。

篇4：论《易经》与文化艺术

古老而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为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为辉煌的部分莫过于《易经》。《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群经之首,其对世界影响无与伦比。几千年来,东方的《易经》,西方的《圣经》,印度的《吠陀经》这三大经典在世界上并驾齐驱。其中又以中国的《易经》为最玄妙。它既能反映天地间的运动变化规律,指导人们的思想行为,又能帮助人们决策各种事务。所谓“上测天,中测人,下测地”。特别是其蕴涵哲学原理更令几千年来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叹为观止。

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唐太宗的宰相虞世南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医旨绪余》)。

同时,《易经》影响启发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从一阴一阳的相互变化上,引导他发现了二进制,并由此在世界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子计算机;1940年我国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刘子华用八卦原理算出了第十颗行星的质量、行速及轨距,解决了当时世界天文学家难以解决的难题,从而震动世界;李政道、杨振宁从《易经》阴阳消长原理受到启示,提出原子能态二组的奇性和偶性,虽然是不灭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伟大的发现使二位学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奖。

世界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他受到《易经》的一阴一阳之间反合相生相成原理启示,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在世界哲学界引起轰动。

此外,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等许多科学界人士都对《易经》系统地研究并高度评价了《易经》的科学性。李约瑟说:“八卦是东方科技史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最耐人寻味的是著名信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查理·威尔海姆,目前又一次高度评价《易经》对世界信息经济的冲击力。他说:“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带给我们巨大冲击的这次革命,实在受惠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经》。《易经》中包含的信息论思想,不仅启发我们的科学家创造了计算机,而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普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决策指南”。

从而可知,我们中国的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先创立的《易经》不可漠然置之。

《易经》是我国一部文化巨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极珍贵的文献,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下列将从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易经》与文学

(一)历代上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诗人都熟读四书六经,其中有不少人曾对《易经》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并把《易经》中的哲学思想自如地运用于文学创作中,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的佳作。其中最著名莫过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作者: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本词运用了《易经》中的“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厌烦险恶的宦海风涛,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作者勾勒出一幅皓月当空、佳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图画。在人间天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自然与社会的感悟中,把自己遗世独立意识和往昔神话传说融合在一起,在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中,渗进浓厚的哲学理念,是一首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高度契合的伟构名篇。

本词通篇咏月,月是词的中心形象,却处处关合人事,表现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它上片借明月自喻清高,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美好意象。下片用圆月衬托离别,感悟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哲学理趣,彻悟出世间万事万物不可能有尽善尽美,有缺憾才是必然的哲理,创造出了无比美好的文学意境与诗学形象,成为千古绝唱。

从本词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观并非是完全超然对待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中寻求一种“随缘而安”的生活意义,对我们现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和谐自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当东西方文化碰撞之际(作者:陈彦雄)天体运行/碰撞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扭曲错裂/永远是崛起的态势/朝气蓬勃/有恒的运动/曙光照射灿烂的轨迹/新的生命在这有序而持续的球体/冉冉诞生//当东方的温柔与西方的浪漫一见钟情/就如仲夏夜月亮与星空交相辉映/你有你的广袤深远/我有我的宁静高清/浮云去来/多少缠绵高贵的小夜曲/在熠熠银河中随意徜徉/当西方的激情拥抱东方的含蓄/宛若瀑布倾泻进幽幽的碧潭/热情会激发深潭潜在的生气/微澜静逸将荡起高涨的浪花/人生需含蓄而富有机锋的绵里藏针/人生也需急剧颤动的洪波汹涌/强与弱柔与刚阴与阳两种力量的对抗消融/不同的对比将演绎最华丽的美感//当东方的恬淡邂逅西方的奔放/那是高山流水合奏的美妙乐章/巍巍的高山因澹然而伟岸因流水而动感/泱泱的流水因高山而歌唱而源远流长/可以长久地相偎相依/也可以遥遥地祝福/彼此凝望/即便短暂的邂逅/坚毅与包容/理性与感性的电光/已在凝眸神交中炸响//西方与东方/太极的两仪/宇宙球体的两半/阴阳对应的两端/可以背离/背离只能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会诞生崭新的生命/交融铸就的慧剑/将在宇宙中闪闪发光。

此诗主要运用《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哲学思想,提出构筑全球文化大景观的设想。

《易经》认为,天下一切事物的属性,都属阴阳的范畴。自然界事物的种种变化,无不是在对立矛盾统一之中。阴阳的原理无所不包,以至无穷,它们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在对垒和渗透中构成客观世界的生机勃勃。

“天体运行/碰撞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扭曲错裂/永远是崛起的态势/朝气蓬勃/有恒的运动/曙光照射灿烂的轨迹/新的生命在这有序而持续的球体/冉冉诞生”。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奇特的想象,勾勒出东西方文化碰撞之际那种摧冰裂帛的壮观场面,将抽象的文化交流具象为板块的撞击上升,词句铿锵,气势磅礴,境界高超,意蕴深厚,吻合阴阳原理两种力量盛衰消长的对垒中构成的动态平衡。

诗中象外有象,景外有景,读起来让人感觉奇峰突起,意蕴绵绵。诗人将两种不同的文化拟化为两个性格迥异的情人相遇相爱之后,又具化为自然界的种种物象,并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和递进式激情的表述中将两种文化的融合作了精彩的描述。诗中处处是阴阳消长变化的游弋。在这里,“东方与西方”形成地理与文化的两方,就是所谓“太极生两仪”的阴阳两个方面。而东西方文化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彼此皆从其它文化中吸取养分,在不停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今天两大文化阵营,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哲学原理。

此诗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自然段不乏阴阳交汇对比的相关词语。“温柔”与“浪漫”,“激情”与“含蓄”,“恬淡”与“奔放”,“月亮”与“星空”,“瀑布”与“深潭”,“高山”与“流水”等等,处处关合“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的阴阳互根、对立统一的哲学观。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会诞生崭新的生命/交融铸就的慧剑/将在宇宙中闪闪发光”。这是诗人对东西方文化一番深刻而艺术性的描述之后作出的前瞻性论断。国内曾有学者断言,在未来一百年中,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这种本土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但行走于东西方两极时空的诗人,在充分吸纳比较两种文化的异同之后,高瞻远瞩,站在世界民族的视角上,提出构筑全球化的文化大景观,诗中所寓的深刻宇宙观符合《易经》的太极思想。

(二)众所周知,文学能够陶冶性情,塑造人格,缔造希望,激发潜能。培根有句名言—“读书在于塑造完整的人格”。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一个人的命理已经反映出他的性格特点。我们可根据个体不同的命理及反映出来的性情,建议命主多读一些适宜的唐诗宋词或其它文学作品,让优美、富有哲理的文字信息流去暗示、补充、平衡命主的五行信息能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趋利避害的作用。现举例如下:

例一:某君命理五行火旺,火为忌神,行运无助。此君的性格会急躁无礼,鲁莽冲动,言词锋利,咄咄逼人,处事冒进,易致失败。建议此君在办公室或卧室挂一幅王维的《山居秋暝》的书法作品,时时默诵,定能改善性情。

山居秋暝(作者: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例二:某君身弱喜木,若天干不见印劫而透官杀,则此君会胆小怕事,个性忧郁,内向多疑,缺乏进取心,魄力不够,难成大事。建议挂一幅李白的《将进酒》的书法作品,细细品味,定能获得启迪。

将进酒(节选)作者;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由此可见,能把文学与命理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获得一种美学上的享受,还能涵养情性,改善人格弱点,完美人之命运。

二、《易经》与美术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以其独有的特色和不朽的作品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自古至今,无数国画精品如奇葩异卉斗妍争辉,各个画派如涓涓清泉汇成滔滔江河。它的魅力让人心旷神怡,它的深奥又让人回味无穷。

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其艺术语言要素如线条、形体、明暗、色彩,肌理等;由各种绘画语言要素组成的各种形式结构如构图、比例、韵律、空白、均衡、对称等,无不从《易经》中的“阴阳平衡原理”得到启示。

绘画艺术乃墨的艺术,中国画视墨为本色,万色之源,墨为阳性,纸为阴性,合二而一,阴阳之道,太极之美。墨分五色,五色之变无穷无尽,此理同于五音、五行之变。水墨并重,远而无所至也。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家居环境的审美提出更高要求,在家居、办公室挂几幅书画,不仅能让居室生辉,彰显主人文化内涵和生活品味,同时,一幅国画还隐含吉否宜忌。若把一幅好的国画巧挂在宜吉地方,也会起到发送风水,增旺主人五行的信息能量,涵养性情,怡悦心灵,缓解疲劳,有益于主人的身心健康。

国画与风水确实有许多讲究。挂画必须与主人命理五行喜忌结合起来。例如:某主人的命理喜木火,可以在卧室或办公室的宜吉位置挂一幅“旭日松鹤图”或“黄山日出”。又如:某主人的命理喜水土,可以挂一幅“庐山瀑布图”或“高山流水”。这样即能美化环境,又能增补主人命理某一五行含量的不足,起到趋吉避凶的功效。同时,风水画还能弥补化解周围环境对主人居室或办公室的一些“负能量”,在风水学上称之为“冲煞”。例如:房屋大门或办公室大窗有尖角冲射或十字路口直冲对家庭或公司不利,这样宜挂一张“太极图”或“龙虎呈祥图”或“大道化生图”以镇之可求吉祥。我们称之为用“艺术化解矛盾”。

笔者认为,把《易经》的易理与国画艺术揉合在一起,主要有下列几种表现手法:

(一)以《易经》中的“天人合一”的原理与国画艺术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出更多歌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图画,教育人们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建设一个美丽家园与和谐社会。

(二)以《易经》中的“阴阳间反合相生相成原理”与国画艺术表现手法结合起来,以风水画表达风水布局和营造环境的信息能量场,帮助人们趋吉避凶,造福于人类。

(三)以《易经》的传统文化理念与国画表现内涵结合起来,融合我国或当地区民风民俗、寓言、神话传说,传播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教育人们遵纪守法,和睦相处;激励人们自强不息,勇攀高峰,同时寄予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祈福,营造一个安宁、祥和的社会氛围。

《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泉,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粹和集大成者,而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朵艺术奇葩,将《易经》的哲学原理与国画艺术融合在一起,并结合个体不同的生命信息能量及喜忌,创作出更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易画”。这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福泽于社会,福泽于人民的千秋义举。“风水画”所蕴涵的自然奥秘,无究的艺术魅力,深厚的文化意境,必将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继承的一面旗帜,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典范!

三、《易经》与音乐

音乐是人类文化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悦耳的音乐使人减轻缓解心负荷,赋予人的生命力量,纯洁心灵。我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音乐的产生原本于宇宙的客观规律。宇宙是“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吕氏春秋》中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始于度量,本于太一”。现代音乐理论认为声乐是由气息的运用和控制而产生声音的艺术,人体是乐器,也遵循阴阳对立平衡的原理,阴力下坠而产生声音上亢之功效。天籁,地籁,人籁合而为一,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可见,音乐与《易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将从《易经》与古筝艺术进一步地探讨研究。

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乐器,是我国粹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被西方人称誉为“东方的钢琴”。古筝流传至今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经悠悠千古沧桑变幻,但它至今仍是祖国音乐艺术百花园中一朵引人注目的鲜花。古筝以其古朴而典雅的音韵风格,丰富而多彩的弹奏技巧,浓郁而清纯的声情效果,使国内外广大音乐爱好者为它陶醉、倾倒。许多人并不知道,古人所发明的古筝无不从《易经》中卦象所寓的阴阳哲理,卦爻天、地、人三位,河图五行生成数得到启示。

(一)古筝外形是一个庞大的弧形共鸣箱,面板为拱弧形,底板为平面。

符合《易经》中的“天圆地方”,“大道方圆”的朴素理念。

(二)古筝分为高中低三级音阶,分别象征着天、地、人三才,这与《易经》卦爻天、地、人三位密切相关。

(三)古筝的弹奏方法和技巧上,采用了《易经》中阴阳对立、阴阳平衡的原理,更加丰富其艺术感染力和表现技巧。例如《渔舟唱晚》中的曲调(图6)。

(四)古筝仅有五声音阶—“1,2,3,5,6”。

即“宫,商,角,徵,羽”,没有“4,7”,仅在“6,3”弦上通过按音求得。其五声音阶与《易经》中的河图五行生成数密切相关(详见表1):

A.宫—1,为五音之首,声独而远情柔而泻,五行为土也。如“马兰花开”。

B.商—2,有坚贞之意,肃杀之气,五行为金也。如“春江花月夜”。

C.角—3,中和之象,声柔而脆,五行为木也。如“梅花三弄”。

D.徵—5,声后而举,声急而幽,安序以履,五行为火也。如“汉宫秋月”,“苏武牧羊”。

E.羽—6,声哀而平,柔和婉顺,主智多能,五行为水也。如“昭君怨”,“塞上曲”。

由此可见,五音各安其位,而不相夺,又相互照应,彼此调和。故古筝有“极五音之幽微”的美誉。

(五)古代中国音乐宫、商、角、徵、羽五音,对人类精神身心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作述及:“夫闻宫音者,使人溢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恤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太古遗音·琴议篇》)可见音乐对于身心的和谐、行为的节奏,具有至深的影响。音乐对于调整神经、呼吸、循环、消化、内分泌、肌肉紧张等都有直接作用。

众所周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来自于《周易》,所谓“易医同源也”。中医学中五音配五脏,把音乐与脏腑生理看为密切相关,我国还记载有“顺其脏腑性情施乐法”《礼记·乐记》。如:肝气虚可用角类音补之,心气燥可用徵类音补之,脾气虚可用宫类音补之,肺气虚可用商类音补之,肾气虚可用羽类音补之。

实践证明,抒情筝曲可治病健身。音乐是富有感性的,能触及人之灵魂(人体神经)。音乐能使听者亲临其境,如歌如泣,或奋臂而起,或肃然起敬,或宁静致远。人体内具有一种“同气相求”的机制,以能与各该脏腑之气共振的音韵,治疗能与各该脏腑经络相属的部位和表里关系的病症。凡相同气质的音韵声波都能与相同气质的经络产生共振,用于消散存在于相同气质部位和有表里结合关系部位的淤滞气血及其病灶。音韵的谐振能促进人体细胞分子的本质点运动趋向有序化,加强“内生热效应”,平衡自律神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健身和治病的功效。例如《小草》一曲为羽调角声,属木乃肝经正音,常听能平肝气降血压;听《思乡曲》能使人气脉调和抑阳扶阴,可预防失眠,促使孕妇优生,老少福寿康宁。

上述的理论基础与《易经》中的阴阳平衡,阴阳消长转化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