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精选5篇）

篇1：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齐齐哈尔市农村 低保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为构建和谐社会，切实保障农村贫困群体基本生活，根据《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一条：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所有成员全年农副业生产及其他合法劳动经营所获得的纯收入的总和。主要包括：

（一）从事种植、养殖等农副业生产的劳动收入；

（二）外出务工、自谋职业等获得的劳务、经营、管理等收入；

（三）出租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及转租承包土地获得的收入；

（四）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抚养费；依法继承的遗产或接受的赠与；

（五）家庭成员的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利息；

（六）参加各类养老保险领取的保险金；

（七）农村“五保户”五保供养收入；

（八）享受国家惠农政策的补助收入；

（九）受灾户领取的救济款（物）；

（十）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应记入的收入。

家庭各项经营收入均按当年现行价格计算，销售的主副产品按实际售出价格计算

第二条 各类家庭收入的计算应按照：

以低保对象提出保障待遇申请之日前12个月的家庭纯收入为基数。

计算公式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家庭前12个月纯收入总和÷家庭人口数。保障对象家庭成员土地经营收入根据全市东西部地区土地质量、平均产量及国家粮食价格变化等方面的差异，由县（市）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条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包括的内容：

（一）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收入和其他农业收入。

种植业收入是指各经营单位和农民当年收获到手的粮食、经济作物、其他作物以及主副产品收入(每亩土地收入可按年100元计算)。

其他农业收入是指农民采集野生植物等获取的收入。如采集野生蘑菇、等以及收割羊草、芦苇等所获收入按当时市场平均价格计算。

（二）林业收入：指各经营单位和家庭经营当年采伐林木收入、出售树苗收入和人工栽培的林木上不经砍伐而取得的各种林产品收入。

（三）牧业收入：指当年出售、屠宰畜禽、其他小动物和畜、禽产品收入。

家畜、家禽及其他小动物收入，按出售和屠宰的产品计算（家禽20只以下不计算在内），畜禽的繁殖和增重，不作为收入。

活的家畜、家禽及其他小动物的产品（如蛋类、羊毛、兔毛等）收入，按全部产品计算。

动物屠宰及死后的畜产品（如牛、羊皮等）收入，按全部产品计算。农民个人出卖大牲畜收入，应作为牧业收入。农区出售肉用牛收入作为牧业收入。但变卖属于固定资产的役畜的收入，不能作为牧业收入。畜禽的厩肥不用为收入计算。计算畜牧业收入时应将农民自产自食、自用部分的畜禽产品折价收入全部统计在内。

（四）渔业收入：指当年捕获天然水生和人工养殖的鱼、虾、蟹等水产品的实际收入，扣除成本后计算收入，包括出售的部分。

（五）加工业收入

工业收入是指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进行手工加工或简单机械加工制成产品的手工业收入；当年进行各种农产品、副产品加工制成产品的农产品加工收入。每月收入按500元计算。

建筑业收入是指当年从事建筑物的施工建设、维修及设备安装所得到的收入，即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收入。

（六）劳务收入：包括运输业、商饮业、服务业收入和其他收入。

运输业收入是指当年从事货物运送、装卸、搬运和旅客运送的收入（每月按400元计算）。

商饮业收入是指从事商品流通和饮食行业的乡村各类企业和农户所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每月按200元计算）。

服务业收入是指年内提供劳务为日常生活服务所得到的收入。（如放牛、羊每月可按300元计算）。农民外出劳务收入是指被调查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农村居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男18－60周岁、女18－55周岁）有劳动能力，家庭成员无法计算收入的，其收入标准按当地实际情况界定（可参考男每年收入为2400元，女每年收入为2000元）。

其他收入是指上述各项生产经营收入以外的全部收入。其他项目收入：包括出租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及转租承包地获得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储蓄、有价证券；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应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或扶养费；依法继承的遗产或接受馈赠收入；补偿金及各种保险金粮食直补、养殖补贴等。

第四条 赡养费、抚（扶）养费的计算办法：

（一）申请农村低保待遇家庭的赡养、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不计算赡养、扶（抚）养费；

（二）赡养、扶（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均应按一定比例负担赡养、扶（抚）养费；

（三）有判决、裁决或协议的，依据判决、裁决或协议计算，无判决、裁决或协议的，赡养、扶（抚）养费的具体计算办法由各县（市）、区、民政、财政等相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后执行。保障对象家庭成员赡养费和扶（抚）养费：原则上按照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确定，没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赡养费，一般家庭按每年每人支付120元—150元计算，较富裕家庭，按照被赡养人子女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减去当地农村低保标准后剩余部分的50%；扶（抚）养费按照年保障标准的25%计算。凡扶（抚）养、赡养义务人家庭人均纯收 入未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计算扶（抚）养费、赡养费；凡人均纯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应负担扶（抚）养费、赡养费。

第五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定期补助金、伤残人员护理费、优待金等；

（二）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由政府给予的奖金及市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

（三）在校学生由政府、学校和社会给予的临时困难补助金及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等；

（四）见义勇为奖励金；

（五）独生子女费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

（七）农村医疗救助资金。

第六条 核查农村低保对象家庭应采取下列办法：

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函索证；跟踪了解；村民代表评议等。

第七条 申请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个人申请。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向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户籍证明、户主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证明、残疾或患病情况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初审。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受理申请后应进行入户计算，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实地计算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核实，并提请村民代表会议评议。经评议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以村为单位将拟定的低保对象家庭计算结果及补助金额张榜公示3日以上。对无异议的，由申请人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以下简称《审批表》），由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经评议不符合条件的，将所有证明材料退还申请者本人并说明理由。

（三）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上报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抽查方式对申请人情况和相关证明进行审核。核实无误后对符合条件的应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附相关证明材料上报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对经审核测算不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和理由，并将所有证明材料退回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

（四）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区、县（市）民政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批的农村低保对象及相关材料进行抽查、复核。经复核符合条件的，委托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再次公示3日以上。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区、县（市）财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复核后，由区、县（市）民政部门在《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并加盖公章，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书》；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在《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和理由，及时将所有证明材料退回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农村低保对象家庭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发生变化时，管理审批机关应按规定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停发低保金手续。

 第八条 从事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测算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故意压低收入计算的；

（二）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

第九条 对采取虚报、隐瞒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低保待遇的，由民政部门追回领取的保障金，构成违法犯罪的，由公安部门予以查处；对干扰管理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侵犯工作人员合法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 第十条 各县（市）、区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未涉及到的其他行业可参照执行。本办法如有与上级规定有抵触的，以上级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民政部门负责解释。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篇2：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关于印发贺州市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

收入核对办法（试行）的通知

贺政办发〔2012〕20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平桂管理区管委，市政府各副处级以上单位：

〘贺州市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办法（试行）〙已经市政府三届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9月26日

贺州市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各项社会救助制度，开展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核对工作，更好地为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相关社会救助，根据民政部等国家11部委（局）联合下发的〘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民发〔2008〕156号）、国家民政部〘关于确定第二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单位的通知〙（民办函〔2011〕365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厅发〔2011〕110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0〕213号）、自治区民政厅等14厅（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核对工作的通知〙（桂民发〔2010〕133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确定贺州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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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低收入家庭标准的通知〙（贺政办发〔2011〕176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核对，是指低收入家庭居民个人或家庭申请住房救助、医疗救助、临时困难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等社会救助的，由相关机构对其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开展调查、核实的工作。

第三条 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核对工作应当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原则，保护被核对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市民政部门要成立社会救助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负责全市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的协调沟通、指导和管理工作；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也要成立社会救助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的日常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调查核实的具体工作。

市、县（区、管理区）发展改革、价格、公安、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建、房管（房改）、教育、司法、税务、工商、统计、保险、证券、银行等部门或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主要针对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进行核对。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支出后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家庭财产是指家庭成员拥有的全部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并共同生活的人员。

第六条 家庭成员按照国家规定获得的优待抚恤、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高龄老年人生活补助费、教育奖（助）学金、寄宿生生活补助费、见义勇为奖励性补助、劳模津贴、因工（公）负伤人员的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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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补助费、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费、失业保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等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七条 城市居民个人或家庭只有在申请救助时，才能向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家庭收入和财产核对的申请。与社会救助无直接关系的居民家庭收入核对申请，不予受理。

第八条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自接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开展工作，签署初审意见，并将入户调查情况、初审意见和申请人有关材料一并报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

第九条 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自接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上报材料之日起，在7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提供的有关信息分别送有关部门或机构核对，有关部门或机构自接到之日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和信息反馈工作。

社会救助申请人提供的有关信息需要跨区域进行核对的，由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相互委托索取核对信息。

按照辖地管理原则，市城区内的信息索取核对工作分别由八步区和平桂管理区民政部门负责。市直各相关部门或机构应积极配合信息索取核对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推诿。

第十条 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自收集有关部门和机构反馈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核对证明材料。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应书面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对家庭收入核对有异议的，可以向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诉。

第十一条 充分利用市、县（区、管理区）信息化建设部门建立的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建立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信息交换系统，实现涉及单位的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信息共享。

第十二条 对需了解申请对象家庭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等情况的，申请对象要根据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书面授权并协助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对工作。

第十三条 核对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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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资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就业和劳动报酬，各种福利收入以及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获取；

（二）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利息、股息与红利、保险收益，出租房屋收入以及知识产权收益情况获取；

（三）转移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养老金、因病或非因工（公）死亡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救助费的领取情况以及获得赠予、补偿、赔偿等获取；

（四）实物财产可以通过调查房产、车辆等有较大价值实物的拥有情况等获取；

（五）货币财产可以通过调查存款、有价证券持有情况、债权债务情况等获取。

（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自治区政府第11号令）的规定，对在法定劳动年龄段的居民，除因病因残外（需医疗机构和相关鉴定部门的证明），对所从事的工作难以计算收入的，可按户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收入。

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工作原则上每年核对一次。对需重新核查的对象，由民政部门按程序依法核对，各有关部门共同配合。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联络员制度，各有关部门或机构要明确一名以上联络人员，并明确联络人员工作职责，同时将联络人名单送驻地辖区的民政部门备案，民政部门也应将本部门联络人员名单知会有关部门或机构。

各联络员负责本部门或本机构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相关工作，负责将本部门或本机构核对意见反馈民政部门。

第十六条 申请对象不如实提供相关情况，隐瞒收入和财产，骗取相关社会救助待遇的，由相关部门停止其享受的救助待遇，追回其骗取的救助金额，并记入相关部门建立的诚信档案。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不如实提供申请对象家庭及家庭成员有关情况，或者出具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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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证明的，由县（区、管理区）民政部门提请上级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并记入相关部门建立的诚信档案。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核对工作人员应当对获取的涉及申请对象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向与核对工作无关的组织或者个人泄露。

第十八条 从事城市居民低收入家庭收入核对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各县（区、管理区）可参照本办法自行制定本辖区的试行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在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篇3：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动态解析

1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分解方法

与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类似, 对收入各组成部分流动性的分解仍然是借鉴了收入各组成部分不平等性的分解方法。目前, 对总收入不平等按照收入组成部分进行分解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Fei、Rains和Kuo等 (1978, 1979) , Pyatt、Chen和Fei等 (1980) 采用的基于收入变异及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 该方法主要是根据虚拟的基尼系数 (Pseudo-Gini coefficient) 以及基尼系数的集中度 (Concentration Ratio) 来对各收入组成部分的不平等性贡献进行加权计算;二是Shorrocks (1982) 通过定义一系列公理推导出的按照收入组成部分分解总收入不平等的方法 (Fields等, 1999, 2003;Fournier, 2000) 。Fields等 (2003) 将这两种收入不平等的收入组成分解法运用于总收入流动的收入组成分解。从对印度尼西亚、南非、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四国收入流动性的构成分解结果来看, 两种方法的分解结果有一定差异, 但是差异并不大。因此, 本文借鉴以上分解方法, 并采用更具一般性的公理性方法 (Shorrocks, 1982) 对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按照各收入来源进行分解。

令家庭的总收入为各分项收入之和, 即令I为收入不平等指标, 那么, 按照收入来源分解不平等就是将总收入不平等分解成n个部分 (Sk) k=1…n。Sk是第k项收入分配的函数, 记作YkΣΣ;它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就为 (πk) 。因此,

这里Sk就表示第k项收入对总收入Y不平等的贡献。

Shorrocks (1982) 提出按照n个收入组成部分对总收入Y进行分解的6个条件:

条件1:I是一个连续的、对称的不平等指标。

条件2 (连续性和对称性) :1) 每一个Sk, k=1…n对Yk是连续的。2) 对任何收入来源的改变, 所有的Sk, k=1…n都是不变的。

条件3 (独立性) :每一个Sk, k=1…n都是独立于其他收入组成部分Yj#k的划分的。

条件4 (不变性) :对任何分析单位的变化 (个人或家庭) , Sk, k=1…n都是不变的。

条件5 (标准化) :若各收入组成部分是平均分配的, 那么他们的贡献Sk就为0。

条件6 (对称性) :对收入的任意两个来源 (Y1和Y2) , 如果Y1能由Y2通过一个简单的置换得出, 那么S1=S2。

公理:在以上6个假设基础上, 任何收入不平等度量 (I) 能够按照收入组成部分分解为:

将上述方法中的收入变量 (Y) 替换为家庭人均收入变化变量 (M) , 就可以分解出各收入组成部分的流动对总收入流动的贡献。即

2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分解结果

下表显示了各收入组成部分的流动对家庭总收入流动的贡献。在全体家庭的收入流动中, 工资性收入流动占到一半以上, 达到52.94%, 其次为农业收入流动 (20.33%) 。贫困家庭的收入流动中, 工资性收入流动和农业收入流动也是最主要的流动来源 (47.05%和34.98%) 。与全体家庭和贫困家庭收入流动有所不同的是, 在富裕家庭, 工资性收入流动更为重要, 其对总收入流动的贡献达到了68.33%, 而农业收入流动的贡献更小, 仅有1.98%。因此, 不论是全体家庭、贫困家庭还是富裕家庭, 工资性收入的流动是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首要来源。

参考文献

[1]Fei, J.C.H, Ranis, G., Kuo, S.W.Y., Growth and the Famil 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 92 (1) :17-53.

[2]Fei, J.C.H., Ranis, G., Kuo, S.W.Y., Growth with Equity:The Taiwan Cas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3]Pyatt, G., Chen, C.N., Fei, J.,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95 (3) :451-473.

[4]Shorrocks, A.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Econometrica, 1982, 50 (1) :193-211.

[5]Fields, G.S., Ok, E.A., Measuring Movement of Incomes.Economica, 1999, 66:455～471.

[6]Fournier, C.C.,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A New Approach Illustrated on the Taiwanese Case, Econometric Society World Congress2000Contributed Papers, 2000.

篇4：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关键词：家庭分工；劳动力数量；可替代收入渠道；务工；务农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90-07

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村居民选择在家乡务农，还是选择进城务工，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农村居民务农是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是工业化生产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现实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农民流动又出现了一个近似悖论的现象，那就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性的社会事实”，但东南沿海工业城市却出现“民工荒”，大量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务农与务工之间作出选择？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研究对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探讨，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照搬或沿袭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来讨论和考察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强调城乡收入差异对于农村居民城乡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如托达罗认为有两点对于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城市真实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镇工作的概率。这二者相结合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如果长期预期收入低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就不会迁入城市，做定居计划，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得不像钟摆一样，选择“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第二种观点，主要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数量多寡对于农村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前提。围绕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有多少，或者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这些宏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就近期形势，特别是国内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要想让农村居民迅速市民化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存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就业岗位相对不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务工收入不足问题。所以，避开乡一城移民的视角，直接从微观层面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务农务工选择也许更具有现实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出了一个相近的研究结论，即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村居民选择务农还是务工的关键原因。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的文献研究均未能意识到城乡收入差异仅仅是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务工还是务农的一个方面，而且，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近年来的农民工“回流”现象。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体决策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居民的务农与务工选择问题，而未能认识到家庭分工对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制约；同时，这些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估算，无论是采用何种理论依据，使用何种估算法，都是对农村总体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而未能从家庭分工的视角，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估算。但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家有田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精神共同体，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满足每个家庭分工的需要，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计算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即考察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均采用地方性的，比如某个省市的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缺乏利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作为支持，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们需要用一个比城乡收入差异更为宏大的概念来理解农村居民务工与务农的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可替代收入渠道”。本文中，笔者把可替代收入渠道定义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特别是在城市中可能取得的，可以替代农业生产的，为农民提供稳定经济收益和养老、医疗保障的收入渠道。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采纳家庭分工的视角，主要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剩余”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影响。此外，基于移民健康效应理论，笔者还将考察“移民健康效应”在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中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每个农村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去评估和考察每个家庭在满足农业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考察每个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工务农选择之间的关联，来间接考察家庭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之间的关联。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CGSS 2010）数据。去除“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城镇户口”个案，有“农业户口”个案6040个；同时，凡回答“不知道”、“不适用”、“不回答”和“其他应答而未回答的情况”删除，再删除每一变量中的缺失数据值，最终剩余有效个案2044个。基于CGSS 2010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分层是外生的，不同省份的居民进入样本的概率是不同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依据“地区”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处理后的最终有效个案为4763个。

2.变量统计描述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务农与务工选择”。这是一个比城乡人口迁移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那些流动人口，也包含那些固守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居民群体。在CGSS 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问卷答案选项情况如表1。

在表1中，我们看到有过或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不到1/3，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这就提醒我们，仅仅分析农民工的务农务工选择，或者说回流现象，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村居民城市化迁移的困境。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可替代收入渠道”。在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您务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选项赋值情况如下：1=目前务农收入还比较理想；2=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差不多；3=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4=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即“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在问卷中：“请您谈谈您家目前的劳动力情况（在这里，家指的是与被访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所有人）”，其中，第一个小问题是：“16～65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多少人”。这个问题主要用来测量每个农村家庭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基于家庭分工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当留守劳动力较多时，家庭劳动可以更多地由其他成员来承担，非市场型劳动对收入的替代作用就会比较强，劳动供给意愿也比较强；相反，如果留守劳动力少，家庭劳动无人承担，劳动供给意愿就会比较弱”。所以，每个家庭现有劳动力数量应该是决定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3）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变量。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特别强调。就年龄来看，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年龄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20～24岁是劳动力流动的高峰，劳动者年龄越大，流动性越低。这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把劳动力迁移、进城务工看做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认为年龄越小，其工作时间越长，收益时间也就越长，在这项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获得收益现值越大。二是迁移的心理成本理论，认为迁移会丧失原有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年龄越大的人，社会互动的需要越大，这样，与迁移相关的心理成本越大。三是，笔者认为，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望，他们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其向城市迁移和进城务工的愿望也就更强烈。就身体健康状况而言，已有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应，即新迁移人口的平均身体健康状况要好于迁入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更健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倾向于自我寻求迁移”。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背井离乡、缺乏家人邻里的社会网络支持，而且与在家乡务农相比，在城市务工工作强度往往比较高，所以，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是身体健康是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此外，基于照顾依赖性人口的需要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事实，我们也把“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地区”作为必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情况见表2。

三、实证模型与分析结果

1.实证模型

笔者以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两个因素作为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由于因变量属于多分类无序变量，且变量赋值分为三类，所以宜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来分析。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P₁、P₂、P₃分别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概率；模型中以第1类“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为基准，P₁+P₂+P₃=1。X_i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东、中、西）地区等控制变量；X_j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可替代收入渠道”两个自变量；β_1t、β_2j、θ_1j和θ_2j为系数；α_i为截距，i=1，2。

2.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模型AI中，就“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群体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越可能选择回乡务农；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女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则对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越容易选择务工；但家庭老年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的选择却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就东、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确如理论所推测的那样，西部农村居民务农的可能性更高；但就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务农的倾向性却更高，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这可能是源于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农业生产，农业收入较西部地区更高的原因造成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居民务农选择都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务工的可能性越大；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相比，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和“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家庭的农村居民更容易选择回乡务农。

模型AII中，就“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相比较，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地区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AI的影响是一致的，只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但婚姻状况的影响有些不同，“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更可能选择务工。就自变量来看，“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都是与模型AI比较接近的，也只是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微小差异。

综合模型AI和AII，我们不难看出，“可替代收入渠道假设”和“家庭劳动力剩余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和基于家庭分工制约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相对不足才是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务农和留在农村的关键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于曾经有过进城务工经验的群体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少，他们选择“务农”的倾向越高，这说明农民工选择“回流”务农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同时，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群体相比较，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的群体也更可能选择务农，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AII中“收入渠道”的两个系数值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均比模型AI更大，其统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更高，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再综合前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有77.2%的应答者选择“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这充分说明“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或者说不能进城务工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同时，只有在“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经历”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较中，个体健康状况才有影响，不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农，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工。个体健康状况对于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在农村务农，还是进城务工的影响并不是很明确，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误差或者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移民健康效应的存在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就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值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就年龄而言，年青一代处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期望自己未来能过上城市居民的更优质生活，所以更可能选择进城务工；张同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性别而言，女性比男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有莫大关系。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其在城市务工谋生的成本相对更低，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更多。这与劳动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同龄群体中哪些人更容易迁移，更可能进城务工，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迁移率，即进城务工的可能性更高。但婚姻状况对于农村居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进城务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有些出入。有学者研究认为“已婚农民外出打工成本非常高，已婚农民退出或不参与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并存的主要原因”，但这在本文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令人奇怪的是，老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未成年子女数量虽然有显著性的影响，但统计研究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倾向也越高，这与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的需要会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理论推测截然相反。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都需要以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以外的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和基于家庭劳动力分工制约的家庭劳动力数量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的关键原因。综合中国农村的现状，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农村居民有进城务工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却没有获得可以替代农村土地承包所能提供的、用于“安身立命”的稳定收入渠道，农村居民不可避免地在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之间徘徊。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给进城务工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替代农业生产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具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开展工作问题。第一是调整现有工业布局，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工业生产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从沿海地区到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市的转移，进而“实现农村居民工作地向家庭居所的统一”，如此，既能充分利用中西部，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市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又能缓解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问题。第二是为进城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替代农业生产所提供的收入保障模式，这需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本质是一种劳动力要素的供给，要推动产业升级，顺应劳动力市场供需调节，提高进城务工农村居民的劳动力要素收益水平；另一方面，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条件成熟的进城农民工，即具有一定技术和能力的和城镇工业发展急需行业的务工农民给予城市居民待遇，为其家属提供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让有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实现由“务工”到“迁移定居”的转变。

篇5：齐齐哈尔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计算办法

农民增收问题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长期以来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虽然我区在面临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转型发展情况下，经济出现了下滑的不利形势，但为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保证农民收入高于经济增长的目标，我区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深化非农就业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年农民退养金，建立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据我区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992.1元，同比增长13.2％，增速比去年提高2.2个百分点。

一、可支配收入特点分析

1、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

人均工资性收入11974.6元，同比增长14.5％，增速比去年提高3.7个百分点，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81.3％。其中，本镇地域内劳动得到收入7458.8元，同比增长13.4％。

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204月1日，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1120元提高至1280元。农村居民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重体力的低收入行业，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其工资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是非农就业稳步推进。据区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全年新增就业岗位35311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137人，帮助成功创业500人，非农就业4643人，青年职业见习807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8209人，培养高技能人才4936人，农民工培训16671人。

2、转移性收入迅速增长

人均转移性纯收入2382.7元，同比增长16.1％，其中，救济金、低保收入19元，同比比增长17.3％，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2408.6元，同比增长27.9％。

转移性收入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我区将农村托低养老平均水平由330元至410元，“镇保”养老金平均水平由743元提高至833元。二是农村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3600元提高到4320元，增加了低收入户家庭补助收入。三是一次性物价补贴的发放。今年我区按照市人保局有关规定，8月对退休、低保等各类人员集中发放一次性临时物价补贴。

3、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

人均财产性收入1336.5元，同比增长4.5％。其中，房屋租金收入1108.9元，同比增长13.4％。

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减速、外来人口导入减缓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房屋租金收入不增反降。但今年，在加息以及征收房产税等利好因素的作用下，农村房屋租赁市场回暖，农村居民房屋租赁价格呈上涨的趋势，带动房屋租金收入增加，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

4、家庭经营纯收入明显下降

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298.3元，同比下降12.2％，其中，二产纯收入25.0元，同比下降51.5％。

今年，由于受全区经济下滑的影响，从事家庭经营纺织等工业品生产的农村居民家庭订单量也一定程度下降，而房租、燃料等生产资料的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其利润空间。但总体来看，虽然二产纯收入下降幅度较大，由于其绝对量较小，影响程度非常有限。

二、可支配收入分组分析

1、中等收入户收入增长最快

从收入增速来看，按可支配收入五等分组，收入增长最快的是中等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413.9元，同比增长12.9％，以下依次为中低收入户、中上收入户、低收入户、高收入户，增速分别达到12.3％，10.1％，9.2％，7.3％。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分组

单位：元

指标名称年±％

20%低收入户9761.08936.59.2

20%中低收入户12245.510902.412.3

20%中等收入户14413.912768.112.9

20%中上收入户18165.716503.010.1

20%高收入户22915.921363.57.3

2、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的农村家庭户比重仅四成

从收入绝对量来看，在全部农村住户调查网点中，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户为402户，占总调查户数的比重为41.9％，与往年相比下降0.4个百分点。

3、高低收入户家庭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收入差距来看，高低收入户差距仍然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2011年高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差距为13154.9元，20高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差距12427.0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727.9元。

三、值得关注的问题

1、物价快速上涨抵消了部分农民增收实际效果

今年，在多项利好民生政策的带动下，农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增幅超过去年2.2个百分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通胀因素的影响，各类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创出了历年的新高，2011年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比往年上涨5.2％。由于物价的快速上涨，导致了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显著下降，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效果产生了很大程度的抵消作用，应引起有关部分足够重视。

2、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矛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近几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作获得了较好的成效，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我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达到89.1％。但是仍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就业矛盾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较弱，难以适应转型发展的要求。我区农村劳动力无论从就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来看，仍然处在较低的一个水平，而我区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轨道，高科技含量的企业逐步替代传统制造业企业，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也面临新的挑战。二是就业结构不合理。我区农村劳动力就业行业大多集中在二产制造业，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村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的45.6％。这一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三产服务行业的就业拉动作用，而另一方面也容易受到制造业经济下滑而对就业产生冲击的被动局面。

3、财产性收入呈现持续低位增长态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土地、房屋等资产也不断升值，农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多。但是近两年来，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呈现低位增长的态势，增长速度明显趋缓。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工业、房产发展等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征用均以一次性补偿为主，使农民丧失了从土地、房屋再升值而产生的长久收益和价值。

四、建议

1、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支农惠农政策，确保农民稳定增收

党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指出要持续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措施，因此，大力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加强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拓展非农就业增收空间，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健全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2、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近年来，我区的第三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在新城区等其他地区商业门店和设施仍比较少，商业门店的空置率仍然较高。建议可以通过优惠政策措施，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大型超市等商业单位来松投资，加快我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当前农村从业人员在就业时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化程度低、缺乏专业技能。特别是在浦南地区，由于地区就业环境影响，农民就更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一些临时的工作，没有切实的保障。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政府对培训经费实行一定的贴补，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就业能力和本领，是有效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途径。

4、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