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定

2024-05-04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定（精选6篇）

篇1：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定

浅议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

黄泽冰100301021510法学2班

证人不愿意出庭，出庭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大顽疾。之前，司法机关和相关人员对证人出庭只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去尽力争取。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到5%。许多案件在初查和侦查阶段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本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为重点解决的问题。此次修改，将近九分之一的条文涉及证人制度，由此可见，我们国家对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制度的高度重视。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规定所要求的，它对于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保障诉讼司法公正有着巨大的意义。但现实社会中，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困饶着诉讼活动的顺利和公正。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亮点与存在的问题：

一、通过立法确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

本次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善，并且明文规定，相关证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并且明确了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这是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以条文的形式确立强制出庭作

证制度。新刑诉法188条第1款“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对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例外排除，体现并保留了人性之合理精神，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为了符合我们民族“亲亲相隐”的传统思想和体现人权保护的理念，本次立法还免除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强制到庭作证义务，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免证权”，这种规定也是与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法律理念相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关于证人权利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保护范围较窄，并且其未对如何保证这些保护措施的实现作出具体规定。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普到了现实的打击、报复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的补偿以及证人如何即刻领取出庭作证费用问题作出规定。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细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化了证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但限于立法的粗疏，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的出台，通过细化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改进，但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为其条纹的饿粗糙性仍然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助谁来处，发放方式和具体标准均当进行细化。

二、增加了警察在必要时出庭作证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警察也要出庭作证，但由于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规定还很原则，警察出庭作证在程序和证据两个方

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一般情况下，警察出庭作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碰巧看到了犯罪情况的发生，依法履行职务并把犯罪嫌疑人抓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了警察应当出庭作证:第二种情况是，当控辩双方针对某项在讯问中取得的证据存在异议，被告人认为是“刑讯逼供”获得的，此时侦查人员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并未进行“刑讯逼供”，如果侦查人员就此证据说不清楚，无法证明其是合法得来的，那么这个证据就会被视为“非法证据”，从而不被采用。此规定将极大地约束侦查人员的行为，对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应出庭不出庭是否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3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通过否定相关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可以促使鉴定人出庭作证，同时保障被告人对证据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对其他证人，尤其是警察证人应出庭而没有出庭的，却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认为，对警察应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也应设置一定的不利后果。可以区分警察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证和对办案中获知的案件情况作证两种情形，分别进行规定。具体而言，警察需要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证的，如果经法庭通知其拒不出庭，则不能认定相应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合法，相应的证据则丧失证据能力;警察需要对办案中获知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的，如果经法庭通知后该警察拒不出庭作

证，一般不导致相关证据失去证据能力。但在法庭对相应的证据进行质证时，被告人一方可能对该证据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进行质疑，这时公诉人很可能不能作出合理的说明，这就会影响该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对此，建议可以规定为：法庭对此类证据必须严格审查，证据疑点不能合理说明或排除的，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对于准确定罪量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不可或缺。当今世界刑事诉讼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均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并未对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以及拒不出庭作证的后果作出明确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原有法律、法规的合理之处,规定了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情形规定得较笼统，没有明确其不到庭作证的情形，这样造成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如何解决好鉴定人经法院依法通知后仍不出庭作证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保证鉴定人出庭作证：

一、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确保鉴定意见合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率。公诉部门在对案件审查时，应当转变执法理念，摈弃盲目依赖、甚至迷信鉴定意见，视鉴定意见为最终判断的错误思想。加强对司法鉴定意见的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对鉴定主体不合格、鉴定程序存在瑕疵、鉴定文书不合格等程序违法的鉴定意见依法进行补救或者排除;对与案件事实无关联、鉴定的检材、样本不符合要求、鉴定事项不当、违反科学原理等实体错误的鉴定意见依法予以排除。

二、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特定案件中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问题作了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采取有效措施将法律落实到位,保证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解除其后顾之忧。同时鉴定机构是盈利性的中介机构,经济因素是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予以适当补偿同样有助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率的提高,在此可以借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规定,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给予补助。

虽然，现在我国的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很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全社会一起努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健全我们的法律制度，在将来，这种现象一定能够杜绝。

篇2：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定

摘要：

近年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已成为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是更有实际意义的阶段。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离开了恰当的证据制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就都是空中楼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司法“痼疾”。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问题上的规定比原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下面就新刑诉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有关规定的进步性、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进行论述。

关键词：新刑诉法证人出庭作证进步性问题完善措施

一、出庭作证的概念及现状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概念

证人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在我国，除因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以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应如实地提供证言，如果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不同于见证人。证人出庭作证是指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接到人民法院出庭作证通知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庭就其所知如实陈述，回答质询的行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是实现控辩式审判方式的一项基本条件，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一项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对证人的范围未作规定，但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法未作规范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中的有关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只接受自然人（公民）作为证人，不接受单位作为证人，即单位不能以单位名义提供证人证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个人、单位均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近年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已成为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是更有实际意义的阶段。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离开了恰当的证据制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就都是空中楼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司法“痼疾”。据统计，我国证人出庭率不超过8％。多年来，我国的审判实际上是以书面证言为中心的，这也是在实践中证人一般不出庭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种证人，一般都不出庭，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证人都不愿意出庭，因为在法庭上要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有可能处于一种尴尬或者难堪的境地。其次，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证据制度的系统规定，仅是在各部门法中散见零星的对于证据的片面规定，法律规定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操作的种种弊端，极大的阻碍了公正司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等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实现。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创新

（一）明确应当出庭作证范围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问题，修改后的新刑诉法的规定比原来的刑诉法更加符合诉讼要求，适应诉讼规律，明确规定了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尽作证义务，出庭作证；凡是证人证言都要接受法庭控辩双方质证；还规定了伪证和隐匿罪证的法律责任。在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上，在保留原来比较理想的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形。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同时满足该条规定的三个条件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有争议的书面证言，是否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最终由法官裁量。经过庭前会议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法官可基本确定应出庭证人名单并通知出庭。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的，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二）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条款，司法机关对于证人不出庭无可奈何。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也就是说，新法对应出庭而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规定有三种：强制到庭、训诫与拘留。

以拘传的方式强制证人到庭，是处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通常做法。例外情形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拒绝出庭作证，这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但不等于传统的“亲亲相隐”入法，因为近亲属依然不享有拒绝作证权，依然负有作证义务。

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尤其是强制到庭后继续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证人予以一定的处罚是必要的，因为有的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律明确的处罚方式是轻则予以训诫，重则予以短期治安拘留。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为鼓励和引导证人出庭作证，打消其作证的后顾之忧，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包括人身安全保护和财产权益保护，具体体现在：

（1）人身安全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2条，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对于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考虑到警力现状，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二是对于保护的对象，不限于证人本人，还包括其近亲属。证人的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也可以向公检法机关请求保护。三是保护的措施具体且注重预防性保护，比如，不公开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新法对证人出庭作证予以特别人身安全保障有助于减少证人因害怕出庭作证后打击报复的顾虑和畏难情绪，也从法律层面给予了证人必要的人身保障。这是旧法所未涉及的。旧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但基本上流于形式，这与法律缺乏对证人的相关保护制度不无关系。因此，新法吸取了这一教训，并结合司法实践与域外经验，强调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特别保护。

（2）财产权益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财产保障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3条。即：一是明确了作证补助，对于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并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二是明确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因证人作证而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或其他福利待遇，进一步落实证人不会因其作证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证人出庭作证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误工，不对其相应的经济补助，就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证人就很难有出庭作证的利益驱动机制。而保障证人因出庭而减损工资等收入，则从立法上强化了对证人的制度保护，消除证人因出庭而减损经济收入的顾虑。

三、新刑诉法下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虽然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问题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创新，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的素质与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匹配

具体而言是指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与立法上关于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适应。证人并不能发自内心自愿出庭作证，而且相关制度执行起来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如强制证人出庭制度。此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证人不愿出庭的现象，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2）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技术规范来配套刑诉法的修改，以确保新证人出庭作证的落实到位。

虽然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了立法保障。包括证人不出庭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对出庭证人加强了包括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益保障的法律保护。但这些规定仍然过于宽泛和虚化，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为证人出庭候的经济补助由谁来出，具体标准如何？证人遇到威胁和打击报复，由谁负责？证人若觉得存在现实威胁，应当如何启动人身安全保护机制？证人出庭候单位克扣其工资和收入，应当由谁来处罚其所在的单位和保障证人的权益？这些立法均未有一个详实的操作细则，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规定，相当缺乏现实的操作性。很难对证人起到切实、必要的保护。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完善措施

（1）加强宣传和引导，鼓励和倡导证人出庭作证

针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素质与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匹配问题应该加强宣传和引导，鼓励和倡导证人出庭作证，为证人出庭作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识和素质还有所欠缺，并且立法刚刚出台，可能很多人对证人出庭作证依然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其并不增加公众的实际利益，反而可能引来打击报复等风险，因此要让证人出庭作证在全社会被普遍接受需要一个漫长和反复的认知过程。我们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以为有了立法就完善大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历史会就此画上句号。因而，对于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集中宣传，充分利用运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媒体开展宣传，通过宣传让公众知晓该规定，减少证人出庭的抵触情绪。宣传不仅是面向公众，也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因为如若单位领导不理解，害怕牵连，而通过克扣工资、解聘等方式限制证人出庭作证，那么证人出庭只能止步于立法，而无法落实到实践中。本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就缺乏司法传统和文化基因，民众对诉讼都是敬而远之，更何况是可能会带来打击报复的证人出庭作证。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面向社会播放公民作证的庭审实况，像提倡见义勇为那样，鼓励公民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懂得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对于打击犯罪、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形成人人敢于作证、人人愿意作证的环境氛围。

（2）出台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确保证人出庭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细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化了证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但限于立法的粗疏，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的出台，通过细化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改进，但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为其条文的粗糙性仍然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助由谁来出，发放方式和具体标准如何均当进行细化。证人受到威胁或打击报复当如何启动预警和保护机制，这都是一个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和模糊的地带。程序的缺乏一方面意味着操作空间大，随意性强。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意味着无法具体实施和操作或因为缺乏具体的程序条款容易五花八门，无法实现标准的统一化。因此，要落实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可能仅仅止步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而应当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将证人出庭制度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王欣编：《证人要出庭作证将写进新刑诉法现出庭率不超8%》，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版

2.王永杰著：《从讯问到询问：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版

3.郭章辉著：《新刑诉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政府法制网，2013年4月版

篇3：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困境与破解

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作为控方的公诉人或者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请求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以外的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到庭, 当庭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人民法院陈述的活动。证人出庭作证是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一种重要的证据方法, 因为证人证言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 同时证人证言也因其更为生动、直接、具体, 因而在实践中更易于了解案件的事实, 并且证人证言相较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 其证明力更强, 更具有客观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有关规定及不足

(一) 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为证人。本条虽然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是, 该规定对有作证资格和能力的证人没有规定强制出庭作证的程序以及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因此, 这就导致了作为证人而言, 由于法律并未对不出庭的证人做出条件限制, 证人是否出庭作证随意性太大, 既可以出庭, 也可以不出庭。证人在可以出庭也可以不出庭的选择中, 一般人从自身利益出发, 最终选择不出庭。不出庭不仅风险小, 而且不会产生一些必须投入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现实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证人出庭率极低, 例如上海刑事案件征认出庭率仅为5%左右。

(二) 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74条第1款第5项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询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是否注明询问的起止时间和地点, 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对询问笔录是否核对确认。本条规定了对于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在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证人对笔录是否核实。我国虽然对于证人出庭如实作证问题没有采用国外的宣誓制度, 而是采用了作证前的法院告知制度, 这种制度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证人如实作证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可以唤起其良知。但是我国并没有规定一种类似作证前签署保证书的形式, 进而明确证人应当为其出庭作伪证承担责任提供法律依据, 以此来防止证人作伪证。当然, 我们选择作证前的宣誓制度也未必不可取, 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法律在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等仪式有助于心理上起到预防的作用, “法律期待宣誓具有保证事实真实性的机能”。

(三) 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关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本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应当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但是, 法律条文未能明确指明此笔补偿经费的责任主体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由于补偿主体的不明确, 可能会导致证人在请求这份经济补偿时吃闭门羹,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相互推诿, 进而损害了证人的利益, 更加大了证人在出庭与否的犹豫中选择不出庭的概率。

(四) 在证人出庭作证人身保护方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 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在此方面也必将会加重证人在面临人身危险时在出庭与否的犹豫中选择不出庭的概率, 从而导致我国在刑事诉讼案件的实践中, 证人出庭率极低, 不利于案件的顺利完结。

三、提升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价值分析

(一) 有利于维护司法正义

1. 程序方面。

刑事诉讼程序公正主要体现于参与、平等、公开和人道。积极推动我国司法实践中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主要体现在司法程序正义中的平等和人道两者之中。完善的刑事程序正义不但有一个独立的判断、裁判结果公正的标准, 而且能够设计一种保证达到公正结果的刑事诉讼程序。评价刑事诉讼公正与否的标准包含“人是目的”这一哲学本体论的观点, 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曾有一如是命题“人是目的, 不是手段”, 这正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抽象的肯定。

2. 实体方面。

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主要是指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行政、民事和刑事等实体法的规定处理各类案件。实际的司法运行过程中, 实体上的公正是最让人心神所向的。它所追求的是每个人在公平、公正主导下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但是, 由于司法程序的严谨与正式, 决定了实体正义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一直以来, 我国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意识观念, 在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实体, 有时不惜牺牲程序正义的神圣价值。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实体公正的结果。

(二) 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诉讼效率

公正、高效、权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三个本质特征。公正是司法的生命, 效率是司法的形象, 权威是司法的力量。司法效率是司法制度中的一个中性视角, 在司法过程中, 公平正义是绝对不可牺牲的, 因为司法失去公平正义就相当于司法失去了生命, 一切便无从谈起。因此, 在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 低证人出庭作证率的显现, 不仅仅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 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进而为日后平反各类冤假错案的司法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不仅仅与我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策的步伐相悖, 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

四、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有关规定的完善

(一) 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直接言词审判原则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障控辩双方交叉询问权利可以真正实现的程序要求, 特别是针对我国刑事诉讼实践过程中证人出庭率极低的情况, 应当对证人出庭作证做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证人证言与案件事实的紧密程度不同, 且证人也可能因客观情况无法出庭, 强调证人一律出庭作证既不客观也不现实, 对于一些与案件主要事实联系不大, 只是证明案件的一些枝节的证人证言, 没有必要再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在此, 笔者建议以下几类案件的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证人证言在庭审前后有重大变化的;公诉人或者一方当事人对证言有异议且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 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作证前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在我国的理论界对于证人作证之前采用何种方式来表达如实作证的意愿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一种理论认为, 我国普通民众普遍缺乏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 并且宣誓在一定程度上存留着人类蒙昧的痕迹, 在我国诉讼中采用这种制度缺乏传统的基础。另外一种理论认为, 我国在早期存在着宣誓制度, 并且法治发达国家仍然在采用这种制度, 宣誓制度与我国传统并不排斥, 我国应当采用宣誓制度。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现行刑诉法并没有相应的有关宣誓制度的基础与之相融合, 因此宣誓制度在我国不宜被采纳。此外, 结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 “证人作证前, 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 由此可知, 从我国的传统和司法实践的做法来看, 采用保证书的方式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对证人内心威慑的作用。

(三) 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

应当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证人提供证言, 主要价值在于帮助法院行使裁判权, 帮助国家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因此, 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不应该由控辩双方承担, 而应当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较为恰当。此种规定既可以防止控方威胁证人或者辩方收买证人等违法现象的发生, 造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认为证人改变证言对辩方有利进而怀疑证人被收买而当庭抓捕证人现象的发生, 也可以与证人因法庭通知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而予以制裁的国家性相吻合。

五、结语

证人出庭作证是司法机关顺利查清案件事实、侦破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思想的重要体现。本着此理念, 笔者谨慎地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在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在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不可否认, 在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过程中必将困难重重, 但是, 笔者坚信追求美好事物的旅程没有坦途。

摘要：证人证言作为我国刑诉法中明文规定的一种证据种类,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基于此, 证人证言的重要性也直接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刑诉法具体条文的研读, 发现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相关条文的规定在证人出庭作证义务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程序方面、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方面的不足, 进而提出我国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条文应当明确证人应当强制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明确证人作证前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责任主体是人民法院的几点改善建议, 以期为我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困境,价值,完善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76.

[2]谢晖.价值重构与规范选择[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454.

篇4：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可强迫性;比较考察;制度完善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53-(05)

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据统计,2000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10％左右,约有90％的证人没有到庭作证。更有甚者,某县1992—1996年共审理了民事案件1 537件,其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为1 396件2 380人,结果竟无一人到庭作证。［1］证人不出庭,一方面导致争讼事实真相无法查明,当事人的权益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也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强制证人作证的制度。

一、证人作证的可强迫性法理

通常认为,证人是观察和体验到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并向法院作证的案外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将“证人作证的资格”(competency)与“证人作证的被迫性”(compellability)联系起来,认为凡是有作证资格的人,原则上都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凡是负有出庭作证义务的人,原则上都有作证的可强迫性。例如,英美学者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作证的能力时,就负有被强制作证的义务,如果证人经法庭合法传唤而拒绝出庭作证,将被视为藐视法庭而理应受到刑罚制裁。”［2］大陆法系学者认为,“证人是指向法院自述亲身经历的具体事实的诉讼第三人。服从我国裁判权的人一般都有作为证人的义务。当法院因某一案件向某人发出适法的传唤时,其具体的出庭义务、宣誓义务、自述义务便随之发生。若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的话,便会受到制裁。”［3］

证人与讼争事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那么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据何在?笔者认为,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是合理的:

第一,协助司法解决纠纷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早期的人类社会一度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和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力,甚至可以杀死他人和强占他人的财产,而不存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是非问题。但其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混乱不堪。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4］5于是,理智的人类选择了在他们之间达成一项社会契约,即每个人都同意把个人全部权力中的一部分转移给一个组织——国家,由国家统一管理社会事务。但条件是:每个人都必须放弃其根据本性为所欲为的权力;在发生争端时必须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每个人都应当在不危及其人身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互相帮助和提供方便——这些被霍布斯宣称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5］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在社会成员发生争端并求助于国家的司法解决时,其他社会成员给予协助、提供方便是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这种义务源自社会成员对一个有序运转的社会秩序的渴望和尊重。

第二,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现代法治国家禁止私力救济,因此当发生争议时,应当向代表国家的法院请求解决。在司法审判中,如同每个公民都负有纳税的义务一样,向法院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公法义务。而且,这一义务并不局限于一国公民,凡是服从一国裁判权的人都有为该国司法审判活动提供协助的义务。正如台湾学者陈朴生所指出的那样：“证人,系陈述其过去所观察之过去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故一般国民,均有作证之义务,其国籍、经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如何,并非所问。”［6］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既然代表了人民意志的法律为某类人设定了义务,他们就应当依法履行;如果他们拒绝履行,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强制和制裁,否则正义就不复存在。正如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4］168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证人作证的法律义务属性决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可以强迫的,强制是保障法律实施的必要手段。

第三,证人作证是查明真相和解决纠纷的客观要求。法院解决争议活动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发现事实真相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基础之上的。诚如美国法学家贝勒斯所言：“法律程序的内在目的是查明真相与解决争执。”［7］证人是诉讼中重要的证据来源,这种证据来源还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的特性:证人证言的最终形成依赖于感知、记忆和表达等特定证人的个体生理功能,其提供证言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证人拒绝作证,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的流失,有时甚至直接导致具体案件的关键事实无法得以认定。而且,证人不出庭作证,也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这势必剥夺对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质证的权利,并使其对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证言,当其拒绝作证时可以强迫其出庭作证,这是证人作证可强迫性法理的事实根据和理论前提。

二、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比较法考察

(一)英美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英美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形成,与1603年发生的雷利夫勋爵叛国案有着密切关系。在该案中,英国著名政治家沃尔特•雷利夫勋爵被控叛国,主要证据是证人克巴姆的书面证词,雷利夫在审判中多次要求传唤证人出庭与他对质,但遭到了法官的拒绝,最后陪审团根据证人的书面证词判处雷利夫死刑。该案在英国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开始认识到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危险性,以至于有一位法官如此评价说：“英国的法律从来没有受到过像给沃尔特•雷利夫爵士定罪这样的轻视和损害,如果让他做一次公平的审判,他将宣布雷利夫无罪。”［8］此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在英美普通法上逐渐得以确立。

英美法上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出庭作证的,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根据英国1999年《民事诉讼规则》,如果证人违抗法院签发“证人传唤令状”(Witness Summons),法院可酌情作如下处理:(1)可以责令该证人承担因其拒绝接受询问而产生的一切诉讼费用;(2)可以藐视法庭罪判处监禁。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吉利斯(Peter Gillies)认为,作为普通法上的一个原则,任何一个有资格作证的人同时就负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种作证义务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他将被指控犯有藐视法庭罪而受到监禁。［9］以经济制裁和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保障机制,使得英美法国家证人出庭率出奇地高。

第二,证人在不出庭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这涉及英美法上享有盛名的“传闻排除法则”(Hearsay Rule)。所谓传闻,是指证人在法庭之外所作的、用来证明诉讼中待证事实真实性的陈述。传闻证据应当排除,这主要是因为无法对传闻进行有效的质证。英美证据理论认为,为了让证人提供最好的证言,证人应当按如下方式作证:(1)宣誓;(2)亲自出庭,使事实审理者能观察到证人的言行举止;(3)证人经受法庭上即时的交叉询问。“传闻之所以被排除,是因为它不能经历这三种方法的考验,难以确保其真实性。在这三者中,不能经受法庭上的交叉询问是排除传闻最重要的理由。”［10］

第三,证人不仅被强制出庭作证,而且被强制要求提供真实的证言。为了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英美法上设置了两种机制:一是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被要求宣誓或者郑重陈述,此为预防机制;二是对作伪证的证人追究刑事责任,此为惩罚机制。例如,英国法规定,除儿童、小额诉讼案件等特殊情形外,其他案件中证人必须以宣誓或郑重陈述的方式作证;证人拒绝宣誓的,视同拒绝出庭作证。如果证人在宣誓或者郑重陈述后提供虚假证言,将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加拿大刑法典》第120～121条规定:在司法程序中作证,明知其证据不实而故意导致审判错误、提供不实证据的,是伪证罪;对伪证罪处14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大陆法系的理论与实践

大陆法系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是在对中世纪“纠问式”诉讼模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纠问制”的诉讼模式,法官一般直接根据调查官所作的书面笔录做出判决,而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辩论活动,这种做法称为书面审理主义或者间接审理主义。诚如德国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审判法院或者接受“卷宗移送”的有权部门,仅仅根据审判法官的卷宗便做出裁判。他们依据从未亲耳听到的证人证言,对被告人进行判决。被控告一方不正常的举止,紧张和愤怒的表情,证言陈述中不情愿的停顿,所有这些细微区别和难以描述的状况,在单调呆板的官方纪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恢复旧的意志的言词审判,才能弥补这一缺憾。”［11］

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立法来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批判间接审理和书面审理主义的基础上,大陆法系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所谓“直接原则”,是指法院的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做出——这强调的主要是审判主体对审判过程的亲历性。所谓“言词原则”,是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法院的诉讼行为(特别是质证、辩论、证据调查行为)都必须以言词的方式进行。言词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不经言词辩论不得为判决;第二,只有通过言词辩论得以陈述和显示的内容,才属于判决的材料。［12］因此,由证人在法庭上就其感知的案件事实作口头陈述,是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中证人作证的基本方式。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上的“传闻排除法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从积极的方面要求证人当庭提供证言,后者从消极方面规定证人非当庭提供的证言不得采纳。

第二,证人出庭作证被视为是一项公法上的义务,违反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大陆法系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诉讼法属于公法,将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视为公民对国家司法负担的一项义务,是大陆法系的一般观念。”［13］证人违反了该项义务,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如听取证言实为必要,应传唤其到庭,费用由其自负;对于不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无合法理由拒绝作证的人,应科处100法郎以上10 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能证明自己在确定日期确不能到庭作证的,应免受处罚和缴纳传唤费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0条规定,对于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场的证人:(1)法院可以不经申请而命令其负担因不到场而产生的费用;同时可对其处违警罚款,如果不缴纳罚款可以科处违警拘留;(2)如果证人经再次传唤不到场,即再次给予违警制裁,也可以命令拘传到庭。值得注意的是,两大法系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制裁手段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罚款、拘留或拘传,而英美法系侧重于命令承担诉讼费用和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威慑力度相对来说更大。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也普遍要求证人作证前应当宣誓,且对作伪证者可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91条规定:“法院考虑证言的重要性,并且为了使证人做出真实的证言,认为有必要命证人宣誓时,在双方当事人都未舍弃宣誓的情形下,证人应该宣誓。”《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1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07条第2款还规定:凡是不能提出正当理由而拒绝宣誓的人,均视为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对其可处以100至10 000法郎的民事罚款。另外,《法国刑法典》第434-17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宣誓后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假宣誓的,处3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在伪证追究刑事责任这方面,大陆法系于英美法系的做法是基本相同的。

三、中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思路

(一)中国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6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1)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2)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3)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5)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按照这些规定,除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因特殊困难经法院许可不出庭的人以外,其他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到10％,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诉讼文化的因素,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

1.证人对出庭作证的法律义务缺乏正确的认识

分析证人拒证的原因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但从证人拒证心理的角度更有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民事经济审判中证人作证状况的调查,发现影响证人作证的因素按其重要程度依次是:(1)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当事人;(2)害怕当事人打击报复,认为作证会吃亏;(3)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如同事、同学、朋友、亲属等,害怕出庭作证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4)证人被当事人贿买、威胁、利诱而作伪证,因此不敢接受法庭调查、质证;(5)证人被收买、利诱、威胁后知情而拒不作证;(6)出庭作证耽误时间,影响经济收入而拒绝作证;(7)证人不认为或不知道出庭作证是一项法定义务。［14］

上述调查表明,证人考虑是否出庭作证的过程,实际上是证人在内心对作证之利弊进行权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证人考虑的因素依其重要性可归纳排序如下:其一,证人最优先考虑的,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少管闲事”为特征的明哲保身的理念,实为实践中大多数证人不愿意作证、尤其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正原因。其二,证人次优考虑的,是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利益是否会因作证而遭到伤害,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表现。其三,其他因素,如经济收入、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的得失,也是证人考虑的重要因素。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尚没有真正确立,说明法律制度亟须完善。

2.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证人出庭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民事诉讼法》第70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却没有任何保障性、强制性或者制裁性的配套规范,这就导致了证人不出庭虽然违反法律、但没有任何不利后果的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