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人出庭制度

见证人出庭制度（精选十篇）

见证人出庭制度 篇1

关键词：见证活动,见证人,非法证据排除,见证人出庭制度

一、刑事见证人概述

刑事见证人是侦查活动的监督者和证明人, 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监督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以及证明经侦查所获得的证据的合法性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送达文书、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证物、书证和辨认等程序都作出了要求见证人参与的规定。

二、刑事见证人出庭的法理依据

(一) 程序正义

刑事见证人出庭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正当程序的要求“公正必须首先是被看的见的公正”。“意见交涉”和纠纷双方的“对话”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素。刑事见证人主要对特定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诉讼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观察、监督和证明, 其实质就在于让公民充分享有侦查过程中的参与权利, 使那些受执法机关裁决直接影响的公民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 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 平等地进行理性的辩论、说服和交涉, 并对裁决的结果发挥积极的影响,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执法机关对自己权益的判定;这不仅有助于规范侦查行为, 而且有助于增强程序的公正性。

(二) 权力制约

在法治社会, 国家机关应当合法行使权力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搜查扣押、现场助验检查行为, 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 人民警察也可以出庭作证, 那么要求见证人出庭作证来制衡公权力的恣意, 特别是在重大的刑事案件中, 要求见证人出庭证明侦查人员执法的过程、步骤及所获得的证据来源, 则是必要的, 也是相对可行的。执法机关邀请刑事见证人参与到勘验、搜查、扣押等刑事诉讼中来, 对整个执法现场的过程进行观察, 耳闻目睹侦查行为, 进而证实该诉讼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果刑事见证人在观察过程中发现任何违法的行为, 可以对执法机关提出意见, 并且把意见写入见证笔录,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办案人员恣意妄为、漠视程序等现象发生, 大大促进了诉讼的公开和透明, 从而减少权力的滥用, 确保法律实施的权威性。

三、刑事见证人出庭的现实必要性

(一) 避免刑事见证活动失范

侦查机关在勘验、检查或者搜查、扣押的过程中不邀请刑事见证人到场, 而仅在诉讼活动进行之时随便打听两名围观群众的姓名及其基本情况, 然后在侦查行为结束后自行将刑事见证人的名字填入笔录。有时执法机关虽然邀请了刑事见证人在场, 但在现场勘验时发现、提取的痕迹和物证往往不向刑事见证人出示, 或者不让刑事见证人进入现场观察, 或者在现场勘查尚未开始或已经结束时就让刑事见证人在还未填写的笔录上签名,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刑事见证活动失范的具体表现。要避免刑事见证活动失范, 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见证活动, 另一方面通过要求刑事见证人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由此搜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在法庭上证明, 即通过刑事见证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来证明执法人员执法的过程和步骤及获得证据的来源, 也不失为解决刑事见证活动失范有效途径。

(二) 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

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首先要发现非法证据, 确认非法证据的存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情况不是不愿意排除非法证据, 而是根本就没有发现非法证据, 在非法证据的的识别上就遇到了障碍。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 才特别规定了“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 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三) 实现见证制度设立的目的

如果见证人在现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观察, 这样实际上见证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场的法律意义, 达不到见证人存在之目的。试想, 如果当事人对有见证人在场的特定诉讼行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 见而见证人却因为出庭制度的不完善而无法履行, 应有的出庭接收询问和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 那么见证制度设立的目的也就很难完全达到。事实上, 见证人出庭作证不仅仅是向法庭陈述他“到过现场, 看到办案人员做了一些他看到的而且是他并不十分了解的有关事宜”, 而是将他带着一种思想或者某种法律目的去观察所得到的事实真相向法庭进行系统的陈述, 去排除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等。如此, 见证人制度设立的目的才能更为有效的实现。

四、完善刑事见证人出庭的具体措施

(一) 整合法律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见证人的规定散见于数个条文中, 零散而模糊, 显然不利于充分发挥见证人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应在《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规则》中, 做出具体的规定。主要应包括规定见证人出庭的基本义务、申请见证人出庭的情况、申请见证人出庭的主体、见证人出庭的基本权利、见证人出庭的保障等内容。

(二) 具体法律制度的完善

1. 明确见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必要时可以强制出庭。

如前文所述, 见证人和证人同属人证的范畴, 见证人出庭是见证人的义务。许多国家法律对见证人出庭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鲜有见证人出庭的情况, 这一方面法律规定不明确, 见证人出庭意识淡薄, 不敢出庭或不愿出庭。另一方面审判人员缺乏要求见证人出庭意识。明确见证人出庭义务, 必要时可以强制见证人出庭是完善见证人出庭制度的必要之举。

2. 明确规定见证人不出庭的例外情形。

在特殊的情形下, 经法院准许, 见证人也可以不出庭。但可以做一些变通的形式, 比如可以借助许多现代的通讯手段, 以视频和电视电话系统的形式进行出庭等。但是, 对于见证人不出庭的情况应该严格规定, 从严掌握。

3. 申请见证人出庭的主体。

在现行法律中, 对于见证人出庭的规定仅在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94条有体现“对于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 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查封、扣押、冻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 公诉人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其余, 并无其它任何相关规定。从这里可以看出, 公诉人对有见证人参与的司法活动仅有建议合议庭通知见证人出庭陈述的权利, 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连这项权利都没有。这使得辩方对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有疑议时不能通过对见证人的询问而排除疑义。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以及其辩方辩护权的行使。反观国外的相关法律, 则通常赋予控辩双方申请见证人出庭的权力。如,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勘验、检查笔录内容或者勘验、检查行为的实施是否合法提出异议时, 见证人受到控方或者辩方申请时, 应当出庭作证, 并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因此我国法律应当完善申请见证人出庭的主体的规则, 使见证人在必要时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直接的询问, 证明其所参与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有效性, 这是庭审中心主义和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 也是见证人证明作用的实现机制。

4. 规定见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

目前,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见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较为原则, 操作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完善见证人出庭作证规范包括:一是一般的程序性规定, 包括见证人出庭的通知, 见证资质的审查, 见证人的回避, 权利的告知等。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证人的相应规定, 在此不再赘述。二是完善对见证人的质证程序。应当明确规定, 控辩双方可以对见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所谓交叉询问是指对抗制庭审中由当事人主导的从相对立场对证人进行询问, 包括本方询问、对方询问、再本方询问、再对方询问等。通过对见证人见证内容的质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见证人见证的内容是否存在一定的瑕疵、是否属于非法证据, 为证明案件事实提供有利帮助。

5. 对见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及法律保护

(1) 见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见证人出庭是见证人的义务, 见证人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上签字, 出庭也就是其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人们思想的进步, 传统的“轻权利重义务”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开始重视对个体权益的保护。我们应该看到确立见证人出庭经济补偿制度的积极作用。见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弥补了见证人因出庭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激励了见证人的出庭行为, 有力地保障了见证人履行义务。我国法律虽然未对见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有详细的规定, 但鉴于我国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已有较为详细规定,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范围和司法实践, 可以对见证人为出庭而承担的误工费、交通费、食宿费和其他经济损失给以适当的补偿。

(2) 见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保护。在刑事诉讼中, 由于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基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被诉, 受到惩罚, 见证人及其近亲属往往会因为参与见证, 特别是出庭证明情况而受到打击报复。当见证人的证明对被告人罪行方面起到重要影响的时候, 被告人及其亲属通过非正当手段影响见证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见证出庭与当事人和被告人当庭对质, 使得矛盾更加直接, 更加激化。我国法律对见证人的保护措施还不完善。司法改革需要进一步重视、完善对见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安全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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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润, 周旺.对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思考[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1) .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篇2

3、证人害怕遭到当事人打击、报复。特别是“黑恶势力”为霸一方，乡霸、地霸、村霸比较严重的地方，证人出于作证会招至不利方当事人怨恨、报复，甚至使自己及家属的人身、财产、前途遭到不测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怕耽误时间，影响自己事务。认为作证对自己没有好处，且出庭的有关费用无法列支，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又直接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可能有损于自己的身份和形象。

5、证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一定利害关系;或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亲情、人情关系，如实作证对其不利;或与一方当事人有过节，如实作证对其有利;或因当事人利诱，贿买而抱有侥幸心理等原因，而不愿作证或作伪证。

(三)执法方面的原因：审判人员执法过程中思想上的疏忽，工作上的懈怠，使得现有证人制度在具体实施中落实不到位，打击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证人拒不作证的又一原因。

1、审判人员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行为危害性认识不足。对证人拒不作证或作伪证的现象听之任之，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制止或处罚，致使作不作证无所谓，作假证也没有法律责任的错误认识滋生。

2、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损失费等补偿落实不到位，虽然《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证人费用……，应由法院向当事人收取后，再支付给证人。但实践中，由于操作麻烦，且数额界定不明确，一般均没有落实。使得证人出庭作证支出的实际费用和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以致不愿出庭作证。

3、对证人因作证遭受打击、报复、陷害的行为处理不力。一些证人因作证，其本人及亲属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4、实践中，司法人员中有“速审、速结”的倾向，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既加剧了案件审理的复杂程度，又减缓了审结速度。在法庭上宣读证人证言笔录简便易行，可以赢得法庭审理的主动权，避免庭审活动节外生枝。所以司法人员大都不愿“弃简就繁”而采用证人出庭作证的审理方式。另外，有些司法人员还认为：让人出庭作证的方式是西方国家审理方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如果一味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不利于及时处理各种争议。

5、长期以来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有些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不重视证人出庭作证，未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重调查而淡化庭审，以书面证言和询问笔录代替证人的出庭作证，影响了证人作证的积极性。

三、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制度完善

鉴于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诸多缺陷，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先例和司法经验，认真组织调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出适合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范：

1、明确界定证人范围，建立证人适格制度。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单位在我国证据制度中被认定为证人，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单位具有同一般自然人一样的作证资格，这在各国证据法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在两大法系各国看来，证人必须是能够独立地借助其感觉器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感知的自然人。因此，证人具有自然属性，而单位不具有自然人的感知能力和自然属性。但证人证言是靠证人大脑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然后通过语言加以描述而取来的，单位尽管是拟制的人,但它必定没有大脑不会记忆,不会思维,不符合证人证言的.特征;赋予单位作证资格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证人的本质要求。并且何为“单位”在法律上并无统一的解释，它甚至不能作为法律上的一种标准概念。这种证人在我国不过是作为扩大证据资源的一种不尽理想的变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其证据力的标准和大小不宜统一掌握，同时,单位证人的躯壳往往被特定人利用来分散责任,逃避法律责任,成为某些人手中的工具,影响了法律秩序。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也只承认证人为自然人,因此我国应废除单位作为证人的规定。在立法时应考虑将其废弃，明确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充当证人。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我国的法定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鉴定结论是并列的，我国有关证人的规定与大陆法系较为接近，证人指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包括当事人和鉴定人，这一点在证据立法应予坚持和明确。再次，自然人做证人的适格能力，我国法律以必须能够辨别是非并能够正确表达为条件。因此，尽管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的人，只要具备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能力，其作证资格不受限制。在具体司法实务中，此类人的具体情况如何，作证能力是否受到限制，其证言的效力大小，都要由法官酌情裁量。对此，在立法中应对自然人作证的具体标准予以明确规定。

2、建立和健全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我国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应当体现在诉讼过程的任何阶段,不能只注重事后保护，在开庭审理前以及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证人如果受到威胁恐吓,有权利要求法官给予保护,法官应当及时,有效的保护证人。同时对侵犯证人权利的行为,根据程度及性质的不同,分别规定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在作证过程中,为了保护证人的隐私权,安宁权,必要时,对证人的身份和地址可以不加询问,因为证人是以其证言参与案件的审理,不询问证人的身份和地址,不会影响当事人的权利。特定情况下,结合《证据规定》中关于证人可以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的规定，避免证人的直接暴露,我国也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对证人的保护机制,包括为证人改名换姓，迁移住所,人身监护,甚至整容等。给人民法院相应的经济及权利支持,更好的保护证人。

3、建立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英国学者格劳斯把传闻证据概括为:“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作的明示或默示的事实肯定以及没有证人作证向法院提出的文书上所记载的事实肯定”。其实质为证人在审判程序或庭审以外作出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种陈述。因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时,提交的书面证言属于传闻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制度的建立将是投向我国证据制度的一枚“重量炸弹”，使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会大为改观,当事人的质证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司法也会更加公正。但考虑到诉讼的复杂性、特殊性和经济性,在某些情况下应当允许有例外。但在例外情形下,也应尽可能的保护当事人的质证权。比如证人确实无法出庭而在庭外进行的调查取证,尽可能的让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共同参加,在证人对事实陈述后,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对其陈述及回答作出的书面证言,法院应当予以采纳。当然为了保证庭外收集证言的客观公正以及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邀请公证机关参加，或申请法院组织。

4、建立证人的拒证权。当法定情形出现时,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规定凡是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均有作证的义务，而知情人与当事人之间有何关系，这种规定在价值选择上是坚持查明案件真实高于知情人及相关公民的私人利益。与我国现行规定相反，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都在不违反社会利益前提下，对证人主体范围作出限制明确规定，充分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和合理化请求。外国制度中规定了律师、牧师基于职业关系,个人基于亲情的关系享有“拒证权”。德、日等国立法中均规定有因身份关系、公务关系、职业或业务关系等而享有的拒证特权的保护规则。各国在立法上将有关证人的适格性与强迫作证性一并规定的同时，还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证人权益的保障等考虑，设置了相应的特权规则，当证人因负有义务被强迫法庭作证时，同时赋予证人在遇有特殊情节下享有法律免除其承担作义务的特殊权利，基于此，有关证人可依法对已掌握有关涉案事实不予陈述，拒绝法庭对其进行调查询问及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构成证人拒绝证言权利的特殊情形可以有以下几种：(1)因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等而享有的拒绝证言权;(2)有可能招致证人或其亲属等遭受刑事追诉或处罚，以及名誉损毁的情形;(3)因证人或其亲属财产上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而拒绝作证;(4)因职务上或业务上负有保密义务而享有拒绝证言权;(5)因技术上或职业上的秘密而享有拒绝证言权。上述情形宜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便于证人行使拒绝证言权，消除证人作证可能对自己亲属和单位等造成经济上、名誉上损害的忧虑，增强作证的安全感和积极性，使得当事人摆脱在亲情与法律义务之间决择的两难境地,也在不是法律刚性制度的情况下,体现了对特殊证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更大利益的保护。因此，在立法上一般性规定公民有作证义务的同时，还应规定有关的特权规定或例外规定，赋予证人拒绝作证权。

5、建立证人宣誓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法官在询问出庭作证的证人之前，应告之其权利义务，但缺乏相应的宣誓制度相配套，因而不能有力地强化其责任心，义务感，以保证其审慎地对待作证行为。各国证据法或民诉法大都对证人宣誓作出了相应规定，宣誓制度主要在于使证人意识到其作证行为的严肃性和法律性之所在，即是否真正理解作证誓言中所涉及的作证义务和做伪证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立法中应明确规定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应当宣誓不做伪证，宣誓的内容应当含有忠诚地信守法定义务，真实向法庭作证，承担因做伪证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证人起到约束作用，而且也体现了法庭审判的神圣性和法庭尊严，对证人违反誓言而做伪证，追究其责任也是顺理成章。

6、建立具体的伪证惩罚制度。各国在立法上均规定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如实作证包括：第一，证人必须如实提供证言，如实回答法庭上的询问，不得做伪证;第二，不得隐匿证据。证人做伪证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影响了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对此，各国立法都制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并且往往将证人做伪证视为妨害司法活动的犯罪行为，有关证人将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对证人在民事诉讼中故意做伪证应负的刑事责任，只是作了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仍缺乏实际适用的立法根据。《刑法》第305条规定的妨害司法罪中的伪证罪仅明确适用于刑事诉讼，未适用于民事诉讼。而刑法典对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发生的伪证罪一并规定是许多国家都沿循的通例，因此，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具体、严格的伪证惩罚规则，如对于庭审中的伪证行为可处予训诫或责令其具结悔过;对经宣誓后做伪证的则应从重处罚，采取拘留、罚款方式，对于因做伪证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责令其赔偿损失;严重的伪证行为应追究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等等。

7、建立证人权益保障制度。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证人权益却未作相应的保护性规定，致使实践中证人因出庭而受到经济损失和其他权益损失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济，甚至遭到打击报复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人身保护，这也是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主要原因。对此，各国都制定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和制度可供借鉴。一是规定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证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势必耗费精力、财力和时间，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因此，证人应享有获取经济补偿的权利，许多国家法律对此有规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1条规定了对证人费用的补偿。[6]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根据证人的要求，法官准许证人获得他可以要求的作证损失补偿。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的补偿。可以由法庭确定证人出庭作证的合理费用，并在案件审结时，由败诉的一方承担费用。

二是获得司法保护权。法律上应加强和完善对证人及其亲属人身安全和财产分全不受侵犯的保护规定。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07条对此作了有关规定，但仍不够完善，在实践中证人因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状况屡见不鲜。这不仅需要公安、行政部门密切配合，对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还有待于在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中加强。

论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篇3

关键词：证据；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出庭；证人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122-02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刑事证据的采信和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影响办案质量，影响人权保障。其中，证人证言作为七大证据之一，因其具有较当事人陈述更为客观，较书证、物证更为直观，在法庭作证过程中，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往往可以比对其他各类证据的质证更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等特性，从而在诉讼实践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证人到庭作证也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

但是长时期以来，我国证人出庭率非常低：通知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通知其到法庭上接受质证更难，被称为刑事作证“三难”。尤其在死刑案件、疑难案件中证人的缺位都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严重制约了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那么证人作证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影响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因素

（一）立法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规定比较少，新刑诉法对证人强制出庭、证人保护、补助等方面都做出了完善规定，这对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这一问题是极为有利的，但是依然有不足和漏洞，证人出庭作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将依然是一大难题。

1.关于强制出庭义务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及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小了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一条在形式意义上填补了证人的强制出庭义务的空白，但是显而易见，证人只有符合规定的三项条件时，法院才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这又进一步缩小了出庭证人的范围。并且对证人无合理理由拒绝出庭也并未规定法律后果及其所承担的责任。另外，“法院认为有必要”赋予了法官及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要求法官具有极高的法律素养才能保证程序的公正，否则这一规定就会流于书面。所以在今后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2.关于证人保护

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案件，其内容大多涉及比较暴力的犯罪现象。证人出庭作证的人身危险性就比较高，尤其在集团暴力犯罪案件中。如果证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这就势必增加了证人的后顾之忧，不愿出庭作证。新刑诉法第61，62条对证人保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证人及其近亲属因在诉讼中作证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检法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但是该条对于证人的财产保护并未做出规定，另外公检法三方的具体职责分工、具体保护措施的不明确容易出现三方互相推诿的现象。而且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都很容易使得证人的人身财产在实践中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就使得证人出庭作证的“成本”并未减少。

3.关于证人作证补助

一个案子从开庭到结案，短则几天，长则数月。这势必会对证人的工作造成影响，如果证人的经济损失及路费等成本由自己承担，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严重降低了证人出庭的积极性。新刑诉法的第63条规定了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费用有权得到补助。这是立法的进步，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证人出庭的意愿。但是该条只是笼统地规定证人有得到补偿的权利，并未对补偿的主体、补偿的标准及具体施行办法做出规定。如，证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开庭阶段均作证，那么由公检法哪一方来对证人的经济损失做出补偿，如果规定不明确，那么同证人保护一样，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也无法得到很好地落实。

（二）实践惯性

刑事诉讼庭审的功能就是通过对控辩双方对事实的陈述及对证据的质证来发现事实，进而达到发现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控辩双方针对证据展开的质证活动，证人出庭作证提供证言就是言词证据展示的一种形式。

法律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极低，大量的证人证言以书面的形式呈交法庭，甚至成为定案的依据，严重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因为只有证人到庭，才能实现对证人的询问与反询问，才能对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考察。如果律师面对的仅仅是“一张纸”，那么如何实现质证呢？在庭审过程中，检方提供的“有罪证据”可能会因为律师的质证而被否定，所以检方自然不愿意证人出庭，并且由于控诉方——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结构中处于压倒性的优势，法院也没有办法强制。公诉人宣读证人证言带有明显的控诉倾向性和选择性，有的甚至概括宣读，使本身就无法质证的“举证”也流于形式。因而从本质上讲，这些书面的证人证言都属于“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掉。但是由于我们并没有排除传闻证据的强制性规定，这些书面证言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法庭，甚至被采信。由于长期的司法实践惯性，我国的庭审早已习惯了传统的书面模式。即使没有证人出庭提供证言，案件也会顺利审判、结案，这种惰性也是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阻力之一。

（三）文化因素

1.中国人自古有的“厌讼”情结

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运行的良好基础，而我国古代则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而形成的宗族社会，所谓家天下是也。族长拥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一切管理及制裁的权利，大量的社会矛盾消化在家族内部，而不会演变成为牵动国家机器的诉讼。所以长期以来我国的被统治阶层并不承认司法的权威性，直到现在，民间解决纠纷机制对他们而言依然有很大的信服力。另外，受儒家“以和为贵”等思想的影响，参与诉讼被认为是“得罪人”的事情。而证人大都是与当事人有关系的亲戚、朋友、同事等，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愿选择出庭作证也就成为普遍现象。

2.“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原则

中国古代强调礼、道德的教化作用，反对亲人之间相互作证，并且规定举发亲属属于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如秦律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亲亲相隐”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几千年来文化与法律传统积淀的产物，尽管我国走向法制现代化以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文化基础是无法撼动的，由此形成的法律观念短时间之内也是无法彻底改变的。新修改的刑诉法第188条虽然规定了近亲属的免证权利，但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也拥有相同的权利呢？如果在这两个阶段被告人的证人证言是否能在法庭上出示呢？这些规定的缺位使得“亲亲相隐”这一传统法律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体现。

二、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通过这次刑诉法的修改，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但是为了弥补不足，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证人制度，进一步改进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

英美对抗式的庭审关键就是以证人展开的交叉询问，这是检验证言可信性、真实性的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英美两国不仅都规定了任何一个有作证资格的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并进一步规定了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如果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对拒绝作证的证人可以逮捕，必要时可以处以藐视法庭罪。关于证人保护的主体，法律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英国，警方有义务保护证人的安全，后来警方逐步与检方开始合作。而在美国负责证人的保护则由检察官执法办公室来负责管理。而在证人的补助方面并不单单笼统的赋予证人该项权利，而是做出了明细的规定：一部分是证人的补贴，只要证人参加法庭程序的都有权利获得；一部分是证人费用，是证人应得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另外如果证人受到伤害，补偿的费用还包括不能报销的医疗费、丧葬费、收入损失和依靠该证人抚养的人的抚养费。这些规定都有效保证了证人无后顾之忧出庭作证，避免流于形式。

（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

首先是德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在刑事证人资格方面规定，证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同时，规定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被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同时还要对其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交纳罚款时的易科秩序拘留，除非其能够及时地说明自己不到庭的合理理由，或者有一定的事实证明自己对延误出庭没有过失。在刑事证人保护方面，德国做出了详细规定。刑事证人保护主要运用于重大的犯罪案件，刑事证人保护的范围包括证人的生命、财产和身体自由等方面权益。刑事证人保护的机构是联邦刑事警察局。在刑事证人作证补偿方面在立法上制定了《证人、鉴定人补偿法》，确立了证人的费用补偿权。

我国这次新修改的刑诉法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对证人出庭制度也做出了很多完善的规定，但是依然存在不足。当然，证人出庭作证难这一问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改善这一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通过制定下位法或出台具体办法来完善。提高证人出庭率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王建兵.从文化因素探析我国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J].商品与质量，2012，（7）.

[2]惠强.刑诉法修改之后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几个问题[J].商品与质量，2012，（8）.

[3]杨立新.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J].人民检察，2012，（5）：69-71.

[4]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侦查人员及证人出庭制度初探 篇4

一、侦查人员出庭制度

(一) 实践中面临的困境

2010年7月1日“两高三部”非法证据规则出台后, 该项制度进入实践阶段, 该项制度的实施一方面有利于案件的审判, 使庭审人员及参与人员对本案有着更为直观的脉络, 另一方面出庭作证接受询问, 更是“证明自我”的过程, 对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侦查活动的真实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的案件主要集中为两类:一、取证合法性的证明;二、案件相关程序如归案的说明。而其中第一类又最为集中。

经过两年的实践,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存在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被告人就非法证据的初步举证存在客观制约。2.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采信度如何保证。3.对侦查人员拒不出庭的措施缺乏制度保障。

(二) 完善措施思考

对于两项证据规则实施以来暴露的问题以及新刑法实施后面临的困境, 仍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 立足检察业务实践加以完善。

1. 强化侦查引导, 确保取证合法

侦查人员出庭制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配套支持, 目的是为了实现合法取证, 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尤其是刑检部门, 需强化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 引导合法侦查, 同时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在审查阶段需及时沟通, 指导补强;在审判阶段邀请侦查人员观摩旁听, 增强直观性, 提高侦查人员证据水平, 形成高标准严要求意识。

2. 明确出庭范围, 提升出庭效果

明确案件范围有利于防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意拖延审判, 优化诉讼资源。针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顾虑, 及时掌握具体情况及原因, 加强沟通协调, 积极争取支持, 可以定期开展公检学习培训, 组织示范庭审, 增强心理确信, 提升出庭能力;此外针对出庭率不高的时间、物质及心理等顾虑, 可多家会商, 共同制定精神物质奖励等制度, 鼓励出庭。

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一) 新刑诉法对于证人出庭制度的重大修正

虽然1996年刑诉法明确规定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但是, 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尚不足5%, 即使一些证人提供了书面证言, 或已经出庭作了证, 尔后又翻证的情况也屡屡出现, 致使多数法定认证、质证程序名存实亡, 严重地影响着刑事案件的质量。针对作证难、翻证多的现实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作了重大的修正。

第一, 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第二, 规定了强制出庭的制度。第三, 规定了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制度, 以及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二) 面临的新问题与应对思考

从以上三个方面规定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 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 在解决证人作证难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上, 出台了新的举措, 形成了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亮点。这一制度不仅明示作证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而且明确了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范围, 应当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后果, 包括强制到庭和拒绝作证的惩罚措施, 以及对惩罚措施不服的救济程序。与此同时, 还对证人、被害人因作证面临的危险, 立法采取了坚决的保护措施, 包括因作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 以及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等。

可以想见, 今后出现在法庭上的证人会越来越多, 证人出庭作证, 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 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1. 对于公诉部门来说, 在审查证人证言等证据的时候, 如何应对书面证言与法庭作证证言出现差异的情况, 是今后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要求公诉机关在审查案件的时候, 必须更加谨慎仔细, 需要分辨证人证言中的不真实的部分, 也需要提高公诉人的综合素质, 以便应对庭审中证人作证各种突发的情况。

2.

在办案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在何种情况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过程中的人身保护、经费保障等问题, 也需要在实践中逐步予以落实。公诉人出庭法庭不仅需要面对被告人、辩护人, 还需要面对证人, 这也需要累积更丰富的法庭经验。新刑诉法凸显了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以及履行公务的人民警察当庭作证的地位。一旦证人出现在证人席上, 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 证人与被告人当庭对质很难肯定证人会有当庭指认和证实犯罪的勇气, 受中国传统儒家中庸思想影响, 证人在庭上往往出于不得罪人的考虑而作出前后矛盾的不客观的证言, 无法起到证实犯罪作用, 有时还可能出现反证情况。这些给公诉部门通过证人证实犯罪增加了难度, 对公诉人掌握庭审主动权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就要求公诉机关从心理、生理等多角度辅导、强化证人出庭的能力, 从制度、具体措施等多层次排除证人出庭主客观阻力, 保障证人出庭的及时有效。

摘要：新刑诉法第五十七条、一百八十七条以法律条文的明确形式确立了侦查人员及证人出庭制度。这是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作出的较大修改, 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对抗制以来, 对于侦查人员以及证人出庭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本文基于实践中该制度面临的诸如措施保障、出庭证言采信度等新问题, 从强化侦查引导、具体细化证人出庭保障机制等多角度, 探求完善途径。

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5

【摘 要】自1997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很低。从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到,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时证人出庭率也不到5%,审判席上空空如许的证人席已经成为常态。本文将从证人出庭难的原因以及完善方法等方面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证人;直接言词原则;出庭;补偿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理论界的热点,理论界各抒已见。那么理论界为什么如此一直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又怎么样来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呢?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原则,而事实都需要证据来加以证实,可以说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证据的收集、出示、审查过程。而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法定种类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被广泛应用的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要求,它作为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不仅是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实现控辩式审判模式的基本条件。

2、《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言是证人对感知的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可能是真实,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对案件事实的感知靠的是人的各种感觉器

官,而人的感官能力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不仅人与人之可能不

全一致,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可能不一致。一纸书面

证言,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审查,没有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其真实性不免让人怀疑。可见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对于保证证人

证言客观、真实,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保障诉讼的正常运

行,维护审判的公正性权威性至关重要。

二、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

1、立法上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样就一方面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证人不出庭的证言经查证属实可以采纳,这种矛盾的立法就让证人不出庭作证有了合理的根源。

2、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失衡。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特定情况下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出庭作证及帮助查明案情和对涉及国家秘密证据的保密义务,却没有规定他们应享有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履行这一义务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未作具体规定。我国刑事立法和诉讼立法对证人拒证和作伪证以及阻碍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虽有零星规定,但疏漏较多,缺乏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3、证人及其家属人身和财产安全难以保证。刑事诉讼案件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人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这时候,证人就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在刑事诉讼中,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起步比较晚,在1997年新刑法修订中才增加了保护证人的条款,主要有妨害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但

从司法实践来看,效果非常不理想,主要是因为法条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公检法三个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不明确。

4、证人的心理动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我国证人出庭率这么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证人缺乏作证的动机。利用移情因素和社会交换理论,证人的作证率就会很高。

三、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鉴于上面提出的几点原因,完善措施主要有:

1、建立健全证人保护机制。保护证人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虽然我国刑诉法和刑法虽然对证人保护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具体明确的保护手段和专门的保护机构,没有可操作性。我国可以确定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因为公安机关本来就担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的重任,证人只不过是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而已,所以一般的证人可以统一由公安机关来保护,保护力度超过一般安全需要的证人,可以借助其它国家机关的帮助。

2、建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由于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所以其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口号,并不是法律规范。许多国家对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法律责任都加以明确规定。如美国法律规定:对拒不作证的证人可以逮捕,也可以处以蔑视法庭罪。其它国家还有拒不到庭以藐视法律罪论处的情况。虽然国情不同,可是中国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可以视情节轻重不同的强制措施,在刑法上可增设“拒绝作证罪”。

3、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要求全部证人都出庭是不现实的。改革的目标应当设定在保证应当出庭的证人必须出庭。这就牵扯到关键证人的问题,我认为下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①重大疑难案件的主要证人;②控辩双方对其书面证言有争议的主要证人。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如果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都很淡薄,人人都以作证为耻,那么前面所提的几点即使做到了也会徒劳无功。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的普法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政法部门还应该积极配合宣传部门,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变证人被动作证为主动作证,充分调动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另外,应大力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蠃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出庭作证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法院目前审理刑事案件的老大难问题,证人制度成为制约庭审改革的“瓶颈”。由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十分复杂,在我国现实条件之下,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任重而道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各项制度会不断的完善,实践条件也会不断成熟,再加上对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立足我国本土资源的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将会尽快地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卞建林等主编: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樊崇义等著: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宋英辉: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

述》,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5]刘金友:《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浅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出庭

预审程序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令人堪忧，绝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执法工作的一大因素，对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影响甚大。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导致当事人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法官不能在庭上接触证人，从而使当事人的质证、辩论权受到限制和削弱，现代司法的直接言词原则落空，最终影响司法公正、效率价值的实现。

一、设立刑事诉讼证人预审程序将不出庭的证人分为应该出庭的证人和不应该出庭的证人。对享有拒证权特权的人可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对于其他应出庭而拒绝出庭的证人规定为妨害作证罪，当享有拒绝作证权或者具有其他特殊情形的证人同时是关键证人时，应先动员他放弃拒绝作证权，主动出庭作证。如果他仍不愿出庭作证，则不应当强制其出庭作证 ，可采用远程视频手段作证。区分应该出庭和不应该出庭的标准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1.从证人自身来区分。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国外规定某些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的经验，将律师，医生，夫妻，情报人员，记者，保守军事和政府秘密的人列入特殊证人，可以免除其做证义务，而其余的不具有特殊身份的普通证人则属于应该出庭的证人。2.从案件性质来区分。将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犯罪的证人规定为应该出庭，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除外。 3.从程序来区分，对于简易程序中的证人应该用证人证言或者用远程视频来代替证人出庭，对于普通程序中的关键证人应强制要求出庭。

二、明确由公安机关承担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的职责虽然我国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没有明确三机关的各自保护职责，由于分工不明，导致三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均不能有效地履行保护证人的职责，甚至发生互相推脱的现象。但是公安机关作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具有明显的人力、物力和先进技术设备等优势。因此，可以将我国的公安机关作为保护证人的专门机构，以便能更有力地保护证人。另外，证人保护是一项复杂工作，还需要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配合和努力，以便全方位、多角度切实有效保护好每位证人。

三、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证人获得费用补偿的权利的规定在英国，有证人酬金制度。在美国，无论是证人被以政府的名义传唤，还是根据无经济能力的被告人申请传唤证人，证人都可以获得由政府支付的费用。在德国，专门制定了《证人，鉴定人补偿法》。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应借鉴外国的经验，就证人因作证而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费用的补偿问题，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1.应给哪些证人经济补偿？证人的经济补偿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作为接受补偿的主体，证人必须是愿意作证的证人，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无权得到补偿。其二，已经得到证人补偿金的证人如果拒绝作证或者作伪证，将丧失获得补偿的权利，已经支付的补偿金由法院追回；其三，如果证人所在单位已经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相应的物质补偿，法院可以酌情减少补偿金或者不予补偿；其四，对于出庭作证是其职责范围内的证人（如警察），原则上不再享有证人经济补偿的权利。2.证人作证的补偿费用该由谁承担？在刑事诉讼中，证人费用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是较为合理的。主要理由：其一，从刑事诉讼的性质来说，刑事诉讼并非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个人利益纠纷，而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公诉机关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被告人之争，刑事诉讼的结果也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公共利益，刑事证人作证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帮助国家司法机关探寻事实真相，其补偿理应由法院承担。其二，从诉讼对抗双方的地位看，刑事诉讼中辩方与控方不是平等的关系，在力量对比上也比较悬殊。如果让无力支付证人费用的被告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有违保护被告人权益的法律原则。其三，从证人义务的对象来说，证人作证是对国家履行义务而非对当事人履行义务，特别是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传唤的证人究竟属于哪一方很难确定，因此人民法院应当成为支付证人作证补偿主体。而且，证人费用由人民法院统一支付，也有助于保证证人的中立性。

四、引入刑事简易程序来减少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目前我国刑事案件数量較大，因而完全落实经济补偿制度和证人保护等制度的难度都是相当大的。减少需求，即减少法院对出庭证人的需求，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不需要更多的证人出庭作证，即部分证人不出庭作证。基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诉讼制度本身对证人出庭是排斥的。既然是排斥，在案情简单、证据充分、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认定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减少证人供应，让大量无需证人出庭的证人不需出庭，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其次，基于“成本——效益”分析，让大量无需证人出庭的证人不出庭，可以确保诉讼效率的提高，保障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那些疑难、复杂的需要证人出庭的案件，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目的。在一定时期案件数量既定的情况下，怎样减少法院对出庭证人的需求呢？ 这时，我们可以考虑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确保程序基本公正的前提下分流案件，让证人无需出庭。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主要有四项：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上述规定最严重的缺陷是：该规定没能赋予被告人自主、自愿地选择和放弃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这样通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又减少了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

参考文献：

[1]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樊崇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

[4]刘涛.刑事诉讼主体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见证人出庭制度 篇7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 “19个刑庭中有9个刑庭没有证人出庭, 没有刑事证人出庭的法院占调查样本的近一半, 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为26起涉及68名证人, 以全部6810起刑事案件为基数, 证人出庭率仅为0.38%”这个调查组得出的较为有价值的证人出庭率, “实际出庭的案件数量和筛选的案件总量 (即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数量) 之比为3.98%”。一些法院检察院得到一些数据, 刑事证人出庭率在5%~10%之间。如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在2%~5%, 烟台中院审理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为1%,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 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 占总数的4.3%, 1999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6件, 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了证人证言作用的发挥, 对审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一) 思想文化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 其原因很复杂, 与之最相关的要数传统的思想文化, 尚礼、鄙诉、重刑、轻民, 直接的表现是中庸之道、隐忍退身的厌诉、耻诉的心态, 这种心态是人们不愿作证的惯性思维。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思想, 也影响着人民诉讼意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人, 特别是其近亲属和其它家族成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了解, 能掌握他们一定的活动情况, 让这些人作刑事证人, 被告人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他们心理上很难接受。

(二)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法律,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没有规定证人有出庭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人的义务。”没有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性措施, 没有规定刑事证人出庭是其法定义务。但有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最高院解释》) 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 不影响开庭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这为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属实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最高院解释》第58条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言,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定后, 才能作为定案件的根据;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当庭查证属实的,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 趋向于出庭作证, 但同时又允许书面证言的存在, 立法上就相互矛盾, 规定较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构想

(一) 证人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实在我国证人不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是指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的第三人。

证人标准是指设立一定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的证人必须出庭或者不必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证人”;《最高院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 (1) 未成年人, (2) 庭审期间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3) 其证言对案件不起直接作用的, (4) 其他原因的。”其实还可以再划几个标准, 符合标准的人不必出庭: (1) 证人证言被双方认可的或持证明相同事实证言的证人, (2) 庭审前展示的证人证言都没异议的, (3) 庭审期间证人死亡的, (4) 因自然原因、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出庭的。法院根据法定标准有权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 法官可以拒绝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的不合理请求, 将出庭人员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对应当出庭而没有其他合理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 法官排除其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

(二) 证人出庭的强制性措施

1. 通知书送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 证人的通知由法院负责。但实际上控诉双方也有通知证人出庭的。应当把法律落实到实处。控辩双方只有向法院提出请求权, 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权。法院拒绝要求证人出庭请求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通知证人出庭的方式一律用书面送到方式, 其他方式的通知证人可以不出庭。

2. 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

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证人出庭作证有以下共同点: (1) 对于证人出庭保障一般都以强制措施为保障, 并且法律明确将强制性规定与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举。 (2) 根据违反作证义务的程度规定不同等级的惩罚措施。第1点说明证人出庭作证要落实,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相伴随。第2点说明罚当其罪, 惩罚不能一刀切, 应当体现相应的层次性。英国法律认为有作证义务而拒绝作证的, 应处蔑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 证人依法传唤而不到案的, 可以命令他支付由于不到案而支出的费用, 并处以罚款。在其不能支付罚款时, 可以处以六个星期以下的拘役。

我国很多学者都提出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根本在于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 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正当理由不出庭是对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蔑视, 法律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应参考国外立法, 从立法层面上, 明确规定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 出庭证人的人身保护

有关机构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不会或者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 主要原因是什么。有2923人参加, 其中“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这一选项的选择率最高, 为79%。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顾虑重重, 害怕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遭到损害。这是我国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的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1. 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证人保护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或者报复,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刑法》第307、308条, 规定了阻止、报复证人作证的定罪量刑。

2. 当今国外证人的保护制度

美国1971年出台《证人保护法》, 1984年又制定《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通常的做法是为证人设计一个匿名身份, 帮助其在一个新城市里生活, 对高危的证人24小时保护。英国早在1892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为了保护证人其要求卧底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澳大利亚1993年颁布了《证人保护法》。荷兰对某些犯罪的证人, 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 如证人在专门的证人室作证, 声音经过波段处理。

3. 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就证人保护规定: (1) 各缔约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 为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并酌情给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保护, 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 (2) 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正当程序下, 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可以是: (1) 制作向此证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 如必要时将其转移, 适当情况下不允许提供或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情况; (2) 规定可允许以确定保护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过则。如允许借助于视像连接之类的通信技术过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

4. 通过国内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 保护证人人身安全, 可

以设计让证人“秘密”作证的模式, 即能保证司法公正证人又能完成出庭作证义务, 还能保障证人的安全。刑事证人“秘密”出庭:证人出庭时不公布其真实身份, 另外在法庭旁边另设一房间, 设立证人席, 通过音像技术, 法官、控诉双方能听见其证言, 也能向证人询问、质证。还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改变证人的声音波段。法院为证人的身份保密, 控辩双方只能听到证人声音不能看见其面目。从另一面考虑, 加大对威胁、报复证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 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

(四) 出庭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

赋予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 如果他违背了这一规则, 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和证人权益等保障的考虑, 而赋予证人依法拒绝与本案有关的信息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及提供相关证言的权利, 具体可分为亲属拒证权和职业拒证权。在我国职业拒证权暂设给心理医生和律师。

四、结语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 有其渊源的历史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没对此作出系统的、合理的、可操作的规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我国法治建设将臻于完善。本文立足于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为其法定义务, 同时赋予刑事证人相对应的权利, 使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系完善、内容完整、责任明确、操作性强。

摘要：刑事诉讼案件中, 证人出庭作证, 对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定罪量刑都有重要作用,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阻碍了客观的诉讼价值追求。要发挥刑事证人证言的作用, 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刑事证人作证保障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尚未完善, 存在不少缺陷。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立法构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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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敏.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 (第一卷) [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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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广三教授等.刑事诉讼言词证据:程序与规则[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7.

[8]许志.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J].中国期刊网, 2004, (05) .

[9]于宁.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关于国外隐蔽作证制度的借鉴[J].中国期刊网, 2008, (03) .

见证人出庭制度 篇8

一、评析:刑事诉讼证人出庭的现状

一场完整公正、兼顾实质和程序正义的诉讼活动,不仅要求控辩双方出庭,而且需要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都要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质证就必然要求证人出庭。但长期以来,证人怠于出庭作证已成为困扰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一个难题。有数据显示,刑事证人出庭率在全国各级法院一审不到10%,二审不到1%。(1)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但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证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即使出庭也通常会以各种理由搪塞,致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功能大打折扣。以东部某基层法院为例,该院2013年审结刑事案件1000余件,但证人出庭作证率不足8%。这无疑将会给司法的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添上“阴霾”。

证人怠于出庭必会对刑事诉讼带来消极后果:一使言辞证据原则落空。直接的言辞证据使审判人员就法庭上陈述者之真意及感情获得明晰印象,对争议中的案件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大量的证人拒绝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将可能使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变成空谈。二是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形式。证人出庭作证,能够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充分发问、质证提供有效非法定场所,是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权力的需要。证人不出庭将导致当事人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询问、质证,从而使被告方的质证、辩论权受到削弱。三是损害司法权与形象。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具有的合法的权力和令人信服的威望。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但不少证人仍弃法院通知于不顾,拒绝到庭作证,必然使公众对法院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产生怀疑。

二、反思:“证人出庭难”的原因分析

法律规定了强制出庭制度,证人出庭率仍如此之低,其原因是多方面:

(一)立法关于对证人出庭采取的可选择态度

我国的刑事庭审向来有出具书面证言的传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证人的出庭率远比现在更低,法律允许证人不到庭作证,允许控辩双方使用书面的证词。即使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加了第187条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和第188条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强调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90条却仍然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无疑又给了不出庭作证一个默示的许可,表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方式仍然是具有可选择性,既可以到庭口头作证,也可以不到庭,仅以书面方式作证。

(二)司法部门对证人出庭持消极态度

长期以来,由于实践中法院审判的大量案件属于事实和证据比较清楚或者被告人认罪的,证人出庭显得不是那么有必要,法官们形成了一种不需要证人作证就能定案的惯性思维。检控方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甚至认为证人不出庭可以提高庭审效率,降低司法成本。(2)因此,司法对证人存在不出庭的期待。新《刑事诉讼法》虽对于证人没有理由拒绝出庭和证人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后果有了规定,但是认定证言是否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是否采取训诫、拘留处罚的决定大权仍然在于法院,基于法院和检察院习惯性的书面证言的传统和认为不出庭更有效率的认知,造成怠于出庭的证人们鲜有被处罚的情形,强制出庭制度对证人的惩罚效果也因此被人为地消灭了。

(三)传统文化对出庭作证行为存在排斥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证人出庭率低的现实也有一份责任。我国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有大量“无讼”、“息讼”的观念因素,“中庸平和”、“息事宁人”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惯式也无时不刻影响着现代诉讼和矛盾解决的进程。(3)我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为贵”的思想,“讼”是一种“挑起争端”的行为,向来是不被古人所倡导的。即使现代诉讼的接受度在逐渐提高,但是作证仍然被很多人看成一件“多管闲事”的事。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被人记恨,尤其是刑事诉讼案件,大多认为是“会得罪人”的事情,更不要说出庭作证了。在这种讲求“和”与“无讼”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很多知道案件事实的证人虽然被公安机关依职权询问,获得了证言,但是极少有人愿意出庭当面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对质。尤其是在证人、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是熟人的情况下,证人就更加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四)证人补助和保障制度不健全

证人作证补助制度及对证人保护制度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但在制度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是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很多司法机关和地方财政根本拿不出这笔费用,补助得不到落实,费用只能由证人自己去掏腰包,这也自然限制了证人的出庭率。其次是证人保护的范围较小,只限于近亲属和本人,不包括恋人、姻亲等其他重要关系。最后是保护的机关不明确,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三者职责不明,缺乏操作性,易发生互相推卸责任的行为。在相关证人保障制度尚存不足或是得不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证人怠于出庭作证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对策: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建议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当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对证人应出庭作证情况作出细化规定

我国刑事案件数量众多,要求所有的证人都出庭作证是不现实的,我国的证人出庭仍然坚持并贯彻以“出庭为常规,不出庭为例外”为原则。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的“证人应当出庭”的条件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但该条规定较为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出庭要求就可能会被法庭以“没有重大影响”而不接受。因此,应由相关部门对“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适用条件作出明确界定。有学者建议这一界定应该包括以下事实:(1)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发生,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和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2)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3)被告人与刑事责任能力;(4)被告人的罪过;(5)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6)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等。(4)笔者认为在一个案件彻底审结之前,证言是否有重大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可能在一个看似不怎么重要的证言中也会有新的重要发现,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让所有有异议的证言均进行当庭质证,以确保没有遗漏的案件事实,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只有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人证言才允许不出庭作证,任何有异议的证言,都应该要求证人出庭质证。

(二)明确证人可以不到庭的情形

实践中,编造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较常见,很多法院也往往对不出庭的“正当理由”较为“宽容”。但这种对不出庭的放任心态是应该被杜绝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应当对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中的“正当理由”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禁止任何来自法院和证人的擅自解释和说明。笔者认为,对该理由的界定应该采取列举式的规定,规定如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叙述证言、证人下落不明、证人身处境外无法赶回等等客观无法达成的例外情况。明确的列举才能让人无可规避,达到实现证人出庭的最终目的。同时,法律也应规定:证人的任何超出规定范围的不合理理由都不应该被法庭所接受;法庭对通知要求其出庭,履行公民应有的义务,仍然拒不出庭的证人严格按规定采取训诫或是拘留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规制证人擅举理由规避作证责任和法院扩大解释从而达到节省程序目的的破坏司法公正、公平的行为。

(三)明确证人拒绝出庭后其证言的法律效力

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对鉴定人拒绝出庭的法律后果做出了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证言效果却没有进行规定。一种观点主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后,其证言便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然基于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现行体制与机制以及不期待证人出庭作证的司法习惯,追究证人拒不作证的法律责任的立法在实践中会形同虚设。(5)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然否定该证言的效力,那么公诉方又会面临较大的压力,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全然的否定将导致很多的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最终影响《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任务的实现。(6)笔者认为,除了毒品类犯罪、职务类犯罪等相关文件明确规定证人可以不到庭之外,对于其他证人拒绝出庭后证言的法律效力必须进行否定。因为这些证言没有经过双方的质证,又是有争议的,存在疑点的。如果仍然认定这些证言的效力,才是对法律公平公正的损害。作为定案关键的此类证人证言更应该被否定,我们应该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仍然认可这些证言,就是肯定了存在疑点的罪行,这无疑是对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

(四)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鉴于害怕打击报复是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着力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免除证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一是要扩大证人保护的保护对象。我国现行的证人保护制度只对证人本人和证人的近亲属进行保护,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司法实践的要求。应参照国际上的做法,适当扩大保护对象的范围把因证人作证而面临危险的其他人都包括进来。二是要明确证人保护机构。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把证人保护的责任限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家,并未明确谁具体该怎么去承担证人保护责任,容易出现三者互相推诿的现象,应明确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必要时也可参照国外的成熟做法设立专门证人保护机关。三是具体规定证人保护的措施。现行的保护措施相对仍然较为单一,具体的操作性不强,应进一步丰富证人保护的具体方式,如改变证人身份,提供专门的住所,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近亲属的措施则可采取类似于国外的禁身令和贴身保护等的措施,让证人保护措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能更好保护证人的安全。同时,应明确证人保护的实施程序以及证人保护的期限及解除等。

(五)完善证人作证补助制度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补偿制度作了明确规定,但证人仅可以就出庭作证的必要费用得到补助而不是补偿。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还应对证人给予其他经济补偿并明确补偿的标准,从而保证能够完全抵消证人因出庭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首先明确给予证人经济补偿的机关,将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纳入特定机关并作为经常性工作开展,逐渐强化该项工作的专业性。其次要明确给予证人经济补偿的费用标准,各地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合适的补偿标准,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确保证人因出庭作证而获得的补偿能够得到恰当的补偿。最后要明确给予证人经济补偿的时限,一般来说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出于诉讼进程的考虑可以在一审判决生效后予以支付。不能因为当事人上诉导致诉讼程序的过分推迟而迟迟不予支付证人出庭补偿费用。另外,可以尝试建立无偿诉讼制度,对因作证,证人及其近亲属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免收诉讼费用。

摘要：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之一,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但实践中出庭作证率仍比较低,已经成为困扰刑事诉讼的一项积弊。要改变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需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配套规则等多方面努力。

关键词：证人出庭,证人保护,规制建议

注释

11 杨松才、肖世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250页。

22 王俊民:《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法律责任与法律后果应并重》,《东方法学》2012年第3期,第96页。

33 刘欣:《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证人作证制度研究》,《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04期。

44 曹建煜、梁国武:《五方面细化刑事证人出庭制度》,《人民检察》2013年第6期,第75-76页。

55 王俊民:《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法律责任与法律后果应并重》,《东方法学》2012年第3期,第97页。

见证人出庭制度 篇9

一、“亲亲得相首匿”意义为何

汉宣帝四年, 将“亲亲得相首匿”写入法典, 到唐代时更扩大为“同居相隐”。在那个时代, 近亲属包庇不仅作为一条明文规定堂而皇之进入法律殿堂, 更成为一项必须承担的义务。在子女不包庇父母的情况下, 就要被视为“不孝”而列为“十恶”之一。这是一种对于最美好情感的肯定, 也是农耕社会要求社会稳定的诉求。虽然千年之后生产力得以高速发展, 但家庭作为社会核心细胞承担稳定之责的作用并没有改变。新刑诉法延续了这种理念, 在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但是, 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下, 法官会有多大的动力来强制证人出庭呢, 更何况是“近亲属”呢?此外, 在侦查、起诉阶段证人多提供证言, 可是到了审判阶段, 证人又很少出庭作证。如若“近亲属”在侦查、起诉阶段提供了证言, 该证言又对案件有实质性影响, 那又否真的不能强制其出庭作证呢?“近亲属”又是否有权不在侦查、起诉阶段提供证言呢?我们肯定亲情融于法律的价值, 可是要想这个价值真正有所意义, 就需要继续细化和落实。

二、究竟是“必须质证”还是“肯定纸面证言的证据效力”

历史无法重现, 案情却需明了。且不说斗转星移时物证发生了何许变化, 就说证人也可能因为间隔久远记忆模糊而指鹿为马, 还可能受制于他人或为利益所诱而谎话连篇, 还可能因为执法人员的刑求威慑而屈打成招。犯罪嫌疑人所面临的是财产、自由、政治权利甚至生命的刑罚, 在这样一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较量中, 法官应洞若观火, 在重重线索和扑朔迷离的说辞中, 抽丝剥茧, 去伪存真, 才能高举正义之锤。然而, 实践中却多用一纸文书替代了质证过程, 检察官宣读的成为了定论。现代司法制度要求保障人权,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 然而证人不出庭, 被告人又该如何质证?难道就凭一纸不知何所出、不知何以出的文字, 就要对自己的自由、生命做出交待吗?这样的程序又何谈保障人权?

种种实践和理论都明确了证人出庭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制度, 然而证人出庭率依然很低, 甚至可以说证人不出庭、由检察官宣读证人证言已经成为惯例。除了上述指出的几点原因, 法官对于不出庭证人不做任何追究, 也起到了鼓励证人不出庭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就是, 刑事诉讼法承认一纸证人证言的证据价值① , 同时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到庭, 不是“应当”强制证人到庭。这样, 一方面承认纸质证言的效力, 一方面又没有细化“可以”的标准, 赋予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此的结果必然会使证人出庭制度的实行大打折扣。而强制证人出庭质证, 不仅可以从“辞、色、气、耳、目”各个方面来判断证言真伪, 更可以减少犯罪嫌疑人由于证人不出庭致己获罪而引致的憎恨, 因为这是法律所强制, 不为个人意愿所左右, 从而减少社会的不安全因素。

三、谁来保护我

新刑诉法规定证人可以申请保护, 可是申请谁保护?证人一开始就于刑事案件之中接受公检机关的询问, 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 难以保证不会受到引导和压制。如若控方证人良心发现要说清事实而转为辩方证人, 此时谁又来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谁又有足够的勇气作为辩方证人来与强大的公权力对抗?这样, 证人证言就难免会千篇一律。当然, 新刑诉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② , 但是如果连亲身参与案件调查的公务人员都不出庭作证, 还有什么更有力的证据来保障证据的合法来源?不仅如此, 这也会为证人不出庭提供“范例”。同时, 证人出庭作证使犯罪嫌疑人获罪, 在其刑满释放后报复证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 对于证人保护的时间范围、对于污点证人的保护等情况都应当有所考虑。

此外, 新刑诉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 无论属于何方, 必须受法律追究。这“无论属于何方”是否包含了公权力机关?如果包含了公权力机关, 那“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又该承担什么责任?证人保护制度是追求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 但是应该根据证人的不同类型进行具体规定, 同时也应该明确公权力机关的作证责任以及由于不作为不作证以及作伪证所应承担的后果。

四、要求个人正义不如打造社会正义

农业文化表现出的居住稳定性造就了熟人社会关系, 这样的社会只会滋润道德的种子, 而“周公治礼”更是开启了这个文化帝国的“礼治”时代。即使是法家繁盛的秦时期, 所研究的也是“以刑去刑”, 这与儒家的“以礼去刑”有着殊途同归之效。法律文化传承历经千年, 尚礼耻诉依然影响着当代人的心理, 厌讼耻讼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因此, 要打破这种历经千年传承下的惯性思维, 就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人们的思维才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 不可能依靠政策规定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依靠法律或引导或强制, 使人们对于法律的认知因子发生变化, 使正义感由一个人向整个社会渲染开来。

个人正义是勇敢者的行为。我们赞颂个人正义, 但是我们却不能仅仅依靠个人正义去完成建设法治国家的大业。在运用法律对个人正义进行引导时, 我们更应该注重社会正义的塑造。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 将以一种尊重法律的心态、以一种弘扬正义的理念去面对审判。此次刑诉法大修, 我们看到了程序正义深入人心, 而到那时, 他们目击到的也终将会是正义。

注释

1新刑诉法第一百九十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 让当事人辨认, 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

刑事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 篇10

一、我国刑事出庭证人概述

(一) 刑事出庭证人的定义

根据证人是否参加法庭审判可以分为出庭证人和不出庭证人, 出庭作证是证人作证的方式之一;刑事出庭证人即在刑事案件中参加法庭审判, 陈述案件事实, 并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官询问的证人。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 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两条对证人作证做了原则性规定, 依据这两条, 刑事案件的证人原则上都是要参加庭审的, 但我国的现状是大部分证人都不出庭。

(二) 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现状

出庭证人出庭参加庭审, 客观陈述自己对案件的认知, 是对不对等诉讼地位的平衡, 出庭证人的证词以及其回答控辩双方问题的内容直接影响法官的判断, 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可见出庭证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但反观我国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现状, 则让人较为堪忧。

1. 现阶段, 刑事案件一审证人出庭率不足10%, 二审出庭率5%譹訛。

根据调查, 基层法院年每年结案的刑事案件中只有10%的证人参加法庭审判, 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每年的刑事结案案件高达百起, 这与不足10%的出庭率形成鲜明的对比2。

2. 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参加庭审之后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良好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规定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每个证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面临的损失却得不到任何救济。

3. 刑事案件出庭证人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新刑诉法修改之前没有一条提及对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补偿条款。新的刑事诉讼法中仅仅规定了出庭证人的三类费用可以得到补偿, 但没有详细的执行方案。

二、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出庭率偏低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 2010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保护明显增加, 第二百零九条规定, 五类案件的证人可以得到保护, 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的三种费用可以得到报销。但总体对证人的保护还是不够全面和细致, 还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 明确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范围

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明确主体范围、客体范围和时间范围。

1. 明确法律保护的主体应当包括刑事出庭证人本人、近亲属和与之关系密切的人。

刑事案件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不仅会威胁到出庭证人本身的人身安全还会危及出庭证人的近亲属, 甚至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例如商业合作关系或者是恋人关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类案件中的证人保护包含证人及其近亲属, 没有涉及和出庭证人有密切关系的人, 但往往这些人最容易受到威胁。且该条只保护五类案件明显不足以应对其他恶性刑事案件对出庭证人保护的需求;此外, 我国刑法仅规定打击报复证人罪, 缺乏对出庭证人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的专门保护, 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应当完善刑法中关于证人保护的法律规范, 使程序法与实体法在保护范围上同步。

2. 明确法律保护的客体应当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人格权利。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包括人身保护和财产保护。在人身保护措施上, 必须采取人性化措施, 结合出庭证人自身的意愿;对出庭证人财产的保护应当主要针对涉案财产, 同时在尊重个人隐私的情况下, 由出庭证人自愿申报受保护的财产范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公众普遍对自身人格权利的重视程度加强, 侵犯人格权的事件不断发生, 因此在充分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应当重视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人格权利保护。

3. 保护阶段应分为参加刑事案件庭审前、出庭过程中和庭审结束后三个阶段。

在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将案卷材料移送法院到法院决定开庭之前的这段时间, 往往是危害出庭证人事件高发阶段, 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出庭证人的保护直接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以及出庭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权利不受侵害。

出庭过程中出庭证人进入法庭到退出法庭期间, 旁听人员的行为、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询问行为, 甚至庭审法官在对证人提问时都有可能出现对证人人身的侮辱和攻击, 应当规范参与庭审的各方成员的行为规范, 形成更为详细、严密的出庭规则, 保证证人的权益。

庭审结束后, 出庭证人的容貌和基本信息都被暴露, 更容易遭到侵害, 尤其是做出对被告的不利证言且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时, 出庭证人的危险性更大。

因此,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不能简单的是庭审过程中的保护, 应当扩大保护时段, 让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做到有始有终。

(二) 明确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机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都有义务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因此, 对出庭证人的保护应该根据相关机关在保护便利的条件下分情况来确定保护的机关。

1. 公诉案件、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出庭证人的保护应当由检察机关负责。

此类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检察机关对案情的熟悉程度和接触证人的频繁程度, 在保护出庭证人上占有优势;同时, 作为公权力机关, 无论在财政支出还是保护制度上都更有保障也更为专业, 充分保证出庭证人在出庭前的安全。

2. 自诉案件出庭证人的保护由受理案件法院的同级公安机关负责。

自诉案件是受害人、举报人主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发生后, 多数情况公安机关都会出面调解。在此阶段对公安机关接触证人最多, 且自诉案件的受理机关多在基层, 同级的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情况比较了解。

3. 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证人的保护由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负责。

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 应当在其职能范围内给予出庭证人保护, 主要依靠司法警察维护法庭秩序, 保护出庭证人的权利;此外, 出庭证人在面临危险向人民法院求助时, 其应当给予临时的保护, 同时及时联系相关保护机关, 告知证人正确的求助方法。

4. 逐级设立监督机构, 实行独立的财政划拨制度,

监督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保护工作, 同时处理出庭证人得不到保护的情形。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关不受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干涉, 同时财政独立不受同级政府的干扰, 才能起到监督效果;如果出庭证人的权利得不到救济, 由监督机关进行处理, 通过对实施保护机关的问责, 也能充分保障出庭证人的安全得到及时保护。

三、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的主要措施

(一) 建立事前预防和事后保护相结合的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证人的保护侧重事后保护, 保护措施没有针对性。证人在发生危险后大多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处理, 没有依据刑事出庭证人这一身份给予特殊。因此, 必须健全事后保护措施, 根据危害刑事出庭证人的程度, 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罚, 保证对刑事出庭证人保护规范的权威性。

1.刑事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掌握的出庭证人的个人信息应当保密。记录在案的个人信息由负责案件的侦查人员保管, 并建立责任问责制度, 出现出庭证人信息泄露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不同形式的处罚。

2.出庭证人在出庭作证期间, 法官核对出庭证人的关键信息时可以在庭外进行, 或者被告回避;针对重大案件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方式上作出调整, 可以采用视频通话录音、录像, 不直接接触被告, 对出庭证人的声音进行处理, 隐藏出庭证人的一些体貌特征。明确规定参加庭审各方的言行规范, 对侮辱、蔑视或者攻击出庭证人的行为给予警告、逐出法庭或者更为严厉的处罚, 同时对法官进行培训, 规范刑事案件庭审法官询问出庭证人的言行。

3.庭审结束后建立对重大案件出庭证人的跟踪保护制度, 必要时采取对其贴身保护措施, 预防危害情形的发生;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出庭证人实行出庭证人定期回执制度, 由出庭证人向保护机关及时回馈自己近期情况, 确保安全。

(二) 扩大刑事出庭证人受法律保护的案件范围

目前的出庭证人保护明确立法的只有五类案件, 其他案件都是“可以”进行保护。虽然现有的司法资源难以做到对所有的出庭证人给予最严密的保护, 但是应当做到对所有的刑事案件出庭证人的权利给予同等的重视。由于对出庭证人的保护主要是各类刑事案件, 对出庭证人保护的案件类型可以根据刑法中关于犯罪构成和量刑因素加以考量, 具体可以根据案件的情节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 以及被指控罪名的刑种和量刑情节, 并结合控辩双方提出的量刑意见给予相应的保护。

(三) 建立危险警报制度

借鉴110报警电话的报警模式, 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针对出庭证人的求助热线, 由专人负责热线服务。保证每个基层公安机关的辖区内都有热线服务, 同时实行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号码, 出庭证人在发生危险之后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一方面, 可以防止公安机关只是按照一般的报警电话延误处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出庭证人提供更为便捷快速的救济手段。

(四) 建立警民合作的保护手段

结合我国国情, 建立公安机关、社区委员会、村委会以及各地方大型人才中心共同合作的保护模式。我国人口多, 流动性强, 个人信息的共享制度全面建立还存在一定得难度, 政府部门在保护范围上很有限。公安机关可以联合居委会和村委会针对常驻居民和本区域内流动人口中的出庭证人, 联合各地大型人才中心获得出庭证人的最新动向, 及时反馈情况, 防患于未然。

(五) 细化经济补偿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补偿制度, 是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的一大进步, 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应当详细规定出庭证人参加庭审之后向司法机关的哪个部门申请补助、申请程序、申请补助的时间范围以及得不到补助后的救济, 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出庭证人在出庭期间给予的补助还应当包含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给予相应的补助。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出台申请经济补偿细则, 在询问出庭证人时, 相关人员应当告知其享有申请补偿的权利, 针对出庭证人提出的关于申请补偿的问题应当予以回复解答。

四、结语

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从微观上保障私权利, 同时从宏观上实现对公权力的约束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合法。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审三方结构的关键之一, 如果缺乏证人出庭, 那么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就是徒有其表。因此, 必须加强对刑事出庭证人的保护, 从而实现国家保障人权, 保障出庭证人的权利;同时保障被告人有充分的辩护、对质权利, 保障审判的公平和公正, 维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摘要：刑事案件出庭证人参与庭审直接推动着刑事诉讼进程, 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我国现在的刑事证人出庭率不足5%, 无法发挥出庭证人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 出庭证人的法律保护不足是关键所在, 大部分证人害怕打击报复, 不敢出庭, 敢于出庭的证人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危险, 这一现象不仅严重影响我国刑事审判的公开、公正, 也影响了整个社会对依法治国理念实现的信心, 因此必须把对刑事出庭证人法律保护放在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重要议题之中。

关键词：刑事案件,出庭证人,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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