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

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精选6篇）

篇1：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

从高考到大学的感想

半年前，我最期待的就是体育课能放松一下心情，半年后，逃的最多的课正是一年前我最期待的体育课.从高考到大学的感想

不知不觉，已到了初夏。伴随着惊雷和雨滴的声音，才想起当时是自己把时间想的过于仁慈，其实，不然。

突然想要写点什么，来纪念自己即将逝去的高中时光，借机过度一下自己此时此刻莫可名状的心情;突然想要说点什么，来缅怀一下自己当初万丈豪情遗失的时光和所谓的青春年华。不知道是骨子里的性情使然，还是内心深处想要特意地煽情?

高考结束了心也空了，毕业照照了笑了也哭了，毕业聚餐聚了也散了，课程再没有了。想要再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一堂课，也许已不再可能，室友同窗一个个整理好行囊离校而去，为了自己新的人生道路。

想起这三年，我们闹过，笑过，憋屈过的点点滴滴，原来那是我们美好的时光，一切恍若人世，顷刻间涌到眼前而又顷刻间飘远，来回往复。曾经不太在乎的人和事，即使当初彼此没说过多少话，没有多少相同的言语，甚至没有打过照面，没有同时毕业，可一切都在一瞬间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

个一个地送他们离去，一路无话，一路沉默，一路看着，一路听着，半抹余阳，心照不宣。周围的热闹与喧嚣，更突兀地让心里莫名地徒增伤感，心里的落差，天南地北难以言说，只能硬生生地挤出几抹别扭的微笑挂在脸庞，握手拥抱，互祝“安好”，可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车窗里彼此眼里噙着的泪水，强忍着就差冲破心底最后的一道防线夺眶而出，招手作别，列车离去，心情终究还是崩溃了。也许，三五年我们再相聚，也许有的人我们天涯两隔一生从此难再相见。想到这里，心底莫名地抽痛起来。

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回曾经温馨的寝室，熟悉的人却已不再，曾经热闹的空间早已被冷清覆盖得令人胆寒，那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空床位，赫然醒目，心底最后的一丝坚强落荒而逃。忆起往昔的点点滴滴，孤独和冷清的气息侵蚀着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毛细血孔，悲怆之感不言而喻，满心的离愁别绪在所难逃，心被掏空了?。

空荡荡的房间，一如自己空空如也的心房，平时热闹惯了，没觉得人生有多么的突兀和不寻常，所有人真正地离开，才觉得原来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四年已如指尖沙，随风扬灭，或许是因为之前看不到离别，连同时光也走的慢慢悠悠。

成长带给我们的疼痛越来越清晰可见，离别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有时足以让人撕心裂肺。忧思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之中。

守着夜，一直想找个时间，好好看看所谓的花开不败和一起度过的锦绣年华，搁浅在时空里的怀念，累积成了今日今时的匆匆别离，淡化成了一纸云烟扶摇直上万里长空。未断的思念焚烧了离别的愁绪，夜来的太仓促，街头的风来来往往，恍恍惚惚就无声无息地刮过了高中时光。

从高考到大学的感想

1、高考是你人生最后的狂欢，而大学时期很短，前脚进后脚出，哪怕浪费一天时间都需要极大的代价来弥补。这是青春最后的冲刺，由此跑步进入成年社会，许多比你更优秀的人都已折戟沉沙，你凭什么胜出?此后你将不再是受人保护的孩子，而是将成为保护别人的人。

2、每年高考出分数时，哭一批笑一批，惨淡一批灿烂一批，那些难过的人以为自己下了地狱，那批高兴的人也以为自己真的到了天堂。只有上过大学的才知道，再sb的大学一样可以努力，在NB的大学也充斥着堕落。谁也别哭闹，四年后的风骚，谁的天下，都别说的太早。阴差阳错也许比如愿以偿更让人成长。

3、高考也不是说非得考一本不可，也别说高考就一定决定了你的一生，高考只是决定了接下来的四年甚至多年后你的朋友圈里都有哪些人。你读本地大学就会遇上一群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你努力考上重本就会有一群和你一样努力的人。大学只是个地点，同学才是影响你未来的环境，高考不是为家长或老师，而是为遇见和你自己一样的人。

4、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地，给好运一些时间。

5、高考失败，以为未来会是一片黑暗，后来一想也不过是场考试;失恋了，说不会再爱了，有天回头再看那不过是段感情;失业了，以为人生跌到了谷底，有一天你发现不过是重新换了个起点;朋友背叛了你，你埋怨命运的抓弄，后来一个人你活的更潇洒。生活总有很多意外，迈不过去就是坎，迈过去了，其实屁都不算。

6、高考，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那些结束了高考和正准备高考的你们，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通道，高考远没有想象中的作用大。没有“如愿以偿”的学子可能最终“阴差阳错”的收获了幸福，“如愿以偿”的学子可能“阴差阳错”的失去了一些东西。

7、也许你理想的大学是可以早上八九点起床，上午半天课下午泡图书馆，晚上可以踏实的在宿舍打打游戏看看电影看看书然后十一点准时上床睡觉，睡前还可以给谁打个电话说晚安。过来人和事实证明：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比如像火星到地球一样的距离那么远。

从高考到大学的感想

十年寒窗磨一剑,风雨同舟,终成梦。通过在建中持之以恒的努力学习和在各位老师细心教导帮助下，我走进了我梦想的大学——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刚入学的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从没有想过大学要如何度过。只是在这带些秋意的夏末，面对未知的生活有些紧张和胆怯。现在回想起这一年，连我自己的没想到，这一年对于我的改变会这么大。

大学并不是像某些老师口中的轻松任意而为。大学是一种自主学习的生活状态，没有老师会督促你学习，没有太多的作业，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老师们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不会像高中时不懂的问题下课问老师，因为下了课根本找不到老师，所以学习的修行要靠个人。

虽然在大学学习是首位，但是丰富的社团活动、校外拓展、运动会等课余活动也两不耽误。大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去努力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大学的时间很充裕，只要你想，都有让你发展和努力的平台。

大学是一个充满才华，充满学问，充满竞争，充满挑战的小舞台、小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这里，你得到的不仅仅是课堂里学到的知识，更有影响你一生的宝贵人生财富。要和哪些人一起、做什么事这些小到每天怎么过，大到你三年是什么样。你每天的决定就组成了三年的你。没有一个过来人可以总结出万能的经验让后人去学习。在大学里，你的课堂除了学知识就是学做人，在大学这半个社会里慢慢摸索属于自己的特色，内化自己的价值观，知道自己想要的，追求自己想要的。

在学校的这一年里，我没有因为读了大学而放松自己，相反更加勤奋努力了。大学其实有很多种生活方式，你可以每天除了上课呆在寝室里或者泡网吧打游戏没有人会说你，你也可以每天为了所学的专业知识泡在图书馆里从开馆到闭馆，你还可以为了锻炼自己选择加入团学会或者社团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你更可以为了追求你的梦想去组一个乐队或者创业等等。刚开学上了我们辅导员黄老师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她告诉我：“目标不一定是需要达到，目标往往只是用来帮助你瞄准方向的。”我才渐渐明白现在的自己前进的方向是什么。

建中给了我一个读大学的机会，让我有了巨大的改变。希望建中越办越好，建设更多建中学子的人生，筑造更多建中学子的梦想。

也许你们会问我大学到底是什么样，我依旧说不明白，因为自己的大学只有自己清楚，你的大学有你的精彩!

篇2：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

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

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ū

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如今，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又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使家族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业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离开定居的村庄，家族体制受到了进一步的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中国人更要与其他文明的传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

显然，这样的机构应该是民间的非盈利组织。它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从而能保证它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它的民间性质还使它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它将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术机构，它显然首先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作为一所现代的学术机构，它显然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科学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作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机构，它显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这不仅体现在学科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当然，不同文明的建筑风格不应在这所大学中互相冲突，而应和谐相处，这显然需要大师级的建筑师。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它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它既是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又充满了问题意识。因此它所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篇3：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

这是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城管”机制下的一幕。

城管执法引发冲突, 是众所周知的顽疾。在执法者与被执法对象之间, 缺乏一种力量, 对双方行为进行规范的引导和监督。那么, 在城管执法中引入司法调解员从旁引导、监督, 一旦发现矛盾便及时沟通解决, 不正是一个妙招吗?

从“柔性执法”到“司法城管”

城管城管, “管”一直是城管工作的核心。然而, 武汉市推行“城管革命”三年来, 在通过“柔性执法”管好城市面貌的过程中, 积累了不少成功的调解经验, 开始着力探索城管由“管理”到“法治”的根本性转变。

去年5月, 该市武昌区在武珞路“路长工作岗”首建司法城管工作室, 武昌区司法局2名首席人民调解员常驻该工作室, 1名律师每周四定期为辖区市民和商贩服务, 开创司法与城管工作有机结合的先河。

司法城管工作室机制运行后, 武昌区城管委、区司法局以城管服务对象的法律需求为主, 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 以上门入户、街头访谈、恳谈会、流动课堂、小品授课、一对一谈心、接待来访等多种形式, 为广大群众和商户提供法律服务。

该区城管委还依托武珞路沿线的广场、公园、公共场所开设了“流动课堂”, 组织就近辖区门店、经营户参加送法活动, 还邀请流动商贩, 同执法队员一起以小品的形式再现执法工作场景。水果摊贩梁师傅说:“这样的方式很新鲜, 以前占道摆摊看见城管来了, 二话不说撒腿就跑, 也不知道为什么跑!看了小品听了讲课, 才知道我们违反了什么条例, 应该遵守什么法规, 而且, 当城管执法有错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权利可以维护的。”

反复征求意见, 售报车“私人定制”

此前, 城管部门曾多方面治理占道报摊, 赠送售报包, 但因大部分报摊业主觉得售报包“太小、不实用”而未得到推广。也曾规劝、引导报摊业主另寻经营门路, 但报摊经营业主多为弱势群体, 大多不愿或无法转向经营。

经过调查走访, 武昌区司法城管工作室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和路长吕剑了解了每一个报摊销售报纸、杂志、矿泉水的种类, 占用面积的大小, 出摊的时间, 每天大致的销量。美术专业毕业的吕剑亲自绘图, 设计出一款高1米长1.2米宽0.6米新型售报车。新型售报车的正面、背面均可撑开30°角, 可分3层陈列摆放近20份报纸;一侧可放置销售的矿泉水饮料;报车的平面则可摆放10余份杂志;售报车内则可存放货物, 从功能上满足了经营户销售的需求。

售报车设计出后, 首席人民调解员和吕剑一起挨家挨户走访12家经营户, 征求他们对售报车的意见。75岁高龄的胡爹爹年纪大了, 要求将车子做小一点, 方便他推进推出;残疾人刘想珍、彭小云个子小, 希望售报车再做低一点, 方便他们收取报刊。吕剑按照每个人的要求耐心地一再修改设计图纸。

设计完工后, 吕剑又多方联系报车制作单位, 并提出要求:材质要过硬, 尤其是轮子质量要好!因为这些报摊主每天出摊, 对轮子要求格外要高。首批售报车制作完毕, 经营户很满意售报车, 纷纷称, 这售报车几乎就是“私人定制”。

“三位一体”启动“四项机制”

司法城管工作室律师见证参与“爱心售报车”发放和倡议全过程, 引导经营户主动参与城市管理, 自觉主动维护报摊周边环境。这一举措, 既满足了该路段报摊零售人员的就业需求以及过往群众的文化需求, 同时消除了以往报摊杂乱占道的状况, 优化市容秩序, 更探索了城管占道管理由“一味堵”到“疏堵结合”的和谐善治模式。

司法城管工作室运行几个月, 管辖区域实现了“零投诉”“零纠纷”。于是, 武昌区又进一步将司法城管体制从主干道“条”向街道行政辖区“块”拓展、从主干道“点”向社区“面”延伸。

武昌区第二个司法城管工作室在积玉桥街沙湖苑社区成立。这一次, 公安干警也进驻工作室, 与调解员、城管执法人员“三位一体”地合署办公, 启动联合普法、宣传, 提前介入、干预, 全程参与、见证, 纠纷调解、处置“四项机制”, 形成了联勤互动的工作效应。

“城市要给商贩生存空间, 商贩也要给市民生活空间, 双方都不容易。”武昌区城管委主任刘重武表示, 由于第三方权威的介入, 规范了执法行为, 使整个城管执法过程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 树立了“依法行政、阳光操作、文明执法”的法治城管新形象。行进中的“司法城管”, 正有望在全武汉乃至更广的范围内铺开。

篇4：从武汉到加州

清理淤泥的过程并不简单，先要挖出8个池塘，用泵把浑水下的泥打散后抽上来，倒到池塘里，经过甩干后运到另外一个城市—荆门进行处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铜和镍的重金属污染。根据此前环保组织的检测，南太子湖与排水渠相连部分的底泥中铜的含量高达4270毫克/千克，比长江中游湖泊底泥的铜含量高56至193倍。而一旦泥沙中铜含量超过270毫克/千克的限值，就已经极度危险。

此外，负责清淤的名幸电子还把它原本埋在地下的管道上移到地面来，以免管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泄漏。这些治污和改造工程如今已经接近尾声，花费了上千万元。

在印刷电路板业排名全球前五的名幸电子是苹果的供应商。根据苹果委托、也受环保组织信赖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名幸电子公司如今的排污治污已经达标。武汉名幸的治污，正是苹果去年遭遇有关环保的质疑后，推动其供应商进行改进的第一例。也是一些环保组织在耗时两年推动苹果后见到的第一个结果。

马军早在2010年就开始了与苹果的对话。

这位《中国水危机》的作者2006年创立了一个叫作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民间环保机构，此前做的事情是搜集资料—政府官方已经公示的检测和处罚信息—汇聚在一起做成一个数据库，可以让使用者方便地查找和印证这些信息，。

在做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一年后，马军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加入了一个叫作“绿色选择倡议”的环保组织联盟，他们希望靠向消费者披露违规企业信息，让消费者主动选择绿色产品，来向生产者施加压力。

很快他们就发现一对一的撬动并不现实。仅IPE里就有10万条违规记录。而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诸多大厂商有大量上游供应商的今天，很多污染企业跟消费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于是他们改去找大公司，比如可口可乐、耐克、联合利华。虽然这些大公司从法理上说对此并没有责任，但他们希望这些公司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公众形象，去比照自己的供应商和IPE数据库里的污染名单，并推动供应商改进。

愿意主动使用这个免费数据库的公司并不算多。对任何公司来说，主动使用这个数据库都是个麻烦事，曾经有原本热心的公司后来改了主意，因为这些公司看到自己上游各级供应商总数竟然有五千多家，这么做实在难度太大了。环保组织发现，更多企业除非被直接点名，否则不会去这么做。

到了2010年，马军做了一个NGO同行们觉得“疯狂”的举动：打算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去推进。这是考虑到主动做环保会增加生产成本，这么做的公司可能在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他选择的第一个行业，是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IT行业。

具体的办法，是给这些公司的全球CEO写信，告知这家公司可能使用了存在环保违规的供应商。苹果是马军第一批发函的29家企业中的一家，其他28家包括诺基亚、三星、联想、西门子等IT大公司。

根据苹果的公开信息，2010年4月18日，马军给苹果中国和美国总部都发了邮件，但信里仅列出了3家有问题的疑似供应商。这是由于苹果对自己的供应商保密，查找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容易。马军原本打算推动企业自己去了解供应商情况，并未意识到自己会跟苹果耗上一年多。

邮件发出后，28家大公司都有了回应，它们通常会派做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员工来联系了解情况，之后还会带上供应链公司力图解决问题，除了苹果。

8月，马军给苹果发去邮件询问：一家叫作联建科技公司的工厂发生了工人中毒的事件，它疑似苹果供应商。

直到四个月之后，苹果正式回应，说自己的一贯政策是不披露供应商。

这跟马军他们预料的差不多。马军曾经在一个叫MacStories的网站上看到过，乔布斯如何回应苹果用户Jay Yerex对关注富士康自杀事件建议的回应，乔布斯发给Jay苹果网站上企业社会责任的网页链接，并说：“你该教育你自己。我们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它公司做得都多（You should educate yourself. We do more than any other company on the planet.）。马军揣测持有这种态度的乔布斯恐怕也不会太看重自己提出的质疑。

环保组织并没有停止对这些疑似供应商的调查。一家叫作“达尔问”的环保组织联络了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这家公司从2009年开始有一百多名工人发生正己烷中毒，二十多岁的工人因为四肢麻木、手脚刺痛，会站立不稳和晕倒。这些工人提到苹果公司的人会来这家工厂。马军去探访过一家叫运恒五金的公司正己烷中毒的女工，这家小工厂生产苹果的Logo部分。

2011年1月，IPE联合“自然之友”和“达尔问”，发了第一期针对苹果的报告，叫《苹果的另一面》。

但这份报告只涉及6家供应商，其中仅有对两家公司污染与苹果的关联的详细描述，而苹果则声誉卓著。马军他们因此受到诸多质疑：报告里的内容是否可靠？是不是苹果的供应商？这家NGO的举动是不是动机不纯？

这时，马军他们只能寻找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与此同时，2011年的苹果供应链则正在发生变化。

在发布2011年第二季度（苹果的第三财季）时，乔布斯说这个季度的“业绩为历史最佳”。一个月后，苹果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了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这主要得益于iPhone和iPad的热销。

从总量上看，苹果产品销售额一直在持续上升，比如苹果iPhone 2011年第二季度出货量为2034万部，是2010年同期的近2.5倍。而每次苹果新产品的推出，都会导致销量同比成倍增长。2010年9月，iPhone 4开始在中国内地发售，到第四季度，iPhone的出货量相比第三季度增加了68%。

2011年3月，苹果iPad 2开始在美国发售，这个更轻薄的产品再次引发销售突增。根据苹果的财报，2011年4月至6月，苹果销售出iPad类产品925万台，相当于2010年第二季度327万台的销售量的近3倍；相当于2011年第一季度469万台的近两倍。

nlc202309020615

苹果必须在短时间内制造数量数倍于以往的产品，这意味着要求供应商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压力陡增。

压力陡增可能造成极端情况的发生。比如，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iPad 2生产线抛光车间在生产中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死16伤。根据事后的调查和媒体报道，这个预期将成为全球最大iPad生产企业的工厂，其第一期仅用时76天的时间建成投产。为赶工期，抛光车间边装机器边生产，第二批来的工人基本上只培训了两三天就上岗。

马军他们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苹果由于销量猛增而给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是苹果供应链问题增多的原因。

在寻找苹果供应商时，马军他们主要通过公开信息搜集，尤其是台湾的IT产业媒体。因为虽然苹果要求它的供应商保密，但台湾IT行业通常还是会传出消息，哪家厂拿到了比如苹果这种公司的大单。

在搜集公开信息时，马军发现数个消息源都提到，苹果于2011年年初敲定了新一代平板电脑iPad 2的第二批印刷电路板（PCB）供应商，这批供应商增加为7家,包括揖斐电（Ibiden）、TTM、金像电、南亚电子、华通、健鼎、名幸（Meiko）。

为了iPad 2的生产，苹果公司在华的印刷电路板生产也急剧扩张。

马军他们怀疑，之所以苹果的供应商用正己烷代替酒精来擦拭屏幕，并最终导致工人中毒，也跟赶工有关：正己烷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能提升工作效率，正己烷的擦拭效果明显优于酒精，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

后来在跟苹果的接触中，马军他们发现，苹果供应链做质量管理的人非常多，但做企业社会责任部分的人则“少得惊人”。

当2011年8月底，马军他们发布第二期针对苹果的报告时，里面涉及的疑似供应商数量从上一期的6家增加到了27家。

当这份报告发布后，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美国的环保组织动员了近千人给苹果写信，并联系到了前美国副总统戈尔—9月，苹果先后有中方代表来见这些NGO，两个美国的副总裁跟他们通了几十分钟的电话，之后马军去旧金山开会时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大致是一个“从不信任到建立信任”的过程。在10月31日与苹果美国总部的约五个小时的会谈中，最后苹果的一名副总裁终于松口，说“苹果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

2012年1月17日，美国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一份涵盖其材料、代工等领域97%采购额的156家一级供应商名单。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将具体的工厂、一级供应商的分包商与污染数据库一一对应，但已经是个开始。

同时，除了这些NGO提到的供应商外，苹果注册了IPE的污染数据库，开始对自己的供应商进行内部审查，并雇佣了IPE、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也信任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公共环境中心的副主任王晶晶说，苹果已经换了管理供应链的负责人，人员也有增加。

苹果也在内部审查有进展时，会通报给环保组织。比如，富士康在太原的分厂花了7000多万元来解决废气等问题，苏州的一家供应商也花了400多万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

名幸电子所做出的改变将不是一个个案，苹果未来会让供应链上出现更多的绿色工厂。

篇5：从武昌站到武汉大学

《 中国教育报 》 2012 年 7 月 31 日 3 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33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系统，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950万名毕业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开放大学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承辉煌的办学历史和优良的办学传统，努力建设一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续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6月21日，教育部正式下发文件，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批文明确，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这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的一项阶段性成果，是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意义深远。

筚路蓝缕忆关怀

国家开放大学的建设基础是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由邓小平同志亲手创建而成。广播电视大学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革”宣告结束，但留下了满目疮痍。当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教育、科技、文化一片凋零。教育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位；每万人口中仅有11.6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世界排名倒数第九位；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不足3%，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占80%以上。整整一代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需要的各种类人才青黄不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要恢复国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人才问题。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他建议立即恢复高考制度，加快速度培养各种类专门人才。于是，停止了10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新启动。当年，570万名考生报名高考，但由于高校太少，条件不够，招生规模受到极大限制，只招收了27万余人。540多万名考生以及因种种原因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数以千万计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是一种历史无奈，也是一种历史矛盾。但这些无奈和矛盾不解决，中国的人才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科学发展问题和社会建设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1977年底，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认为英国利用现代化手段举办开放大学，让更多人可以上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之后，中央有关部门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指示精神，迅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着手筹办广播电视大学的工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稍后的全国科学大会和首次筹办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举办电视大学；要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个现代化手段就是电视大学。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强调指出，“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需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由于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广播电视大学筹办工作进展神速。1979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指出，“举办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新事物，对于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培养大量又红又专的人才将会起重大作用”，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的筹办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注意总结经验，努力把广播电视大学办好”。1979年2月6日，经过一年多的高效筹办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宣告成立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当日，标志着打破常规、从无到有、充满创新精神的广播电视大学横空出世。

在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发展进程中，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电大教育工作，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电大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和重要决策。1996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题词，要求“办好广播电视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指出：“电视大学是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在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以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依托，形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开放教育系统，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等同志多次视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情况，就办好广播电视大学作出重要批示。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不仅为广播电视大学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并且直接推动着广播电视大学不断阔步前行。

风雨同舟谋发展

33年来，广播电视大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不断发展壮大。回顾33年来的风雨历程，广播电视大学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是创立发展阶段（1979年至1989年）。在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大学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因10年“文革”耽搁、积压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上大学，以及各种类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面向在职人员大力发展高等学历教育，促进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1979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了41.7万余名学生，其中全科生11.5万人，单科生30.2万人。此外，还有试读生约10万人，再加上各地收听电大课程的大学分校学生，全国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授课程的共有60多万人。在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61万人，毕业104万人，非学历教育结业生200万人，年平均学历教育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7.1%，很好地缓解了人才紧缺问题。

二是多元探索阶段（1990年至1998年）。在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了多层次多途径的开放办学探索。强调从半封闭式的办学方式向开放式转变，单一大专层次的学历教育向多功能转变，深入开展自学视听生制度、开放专科起点的本科教育和举办专科层次的大学基础课程教育试点。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为农村技术人员、回乡知青、乡镇企业干部职工和农民提供电视教学课程（节目），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成立中国电大计算机网络协作会、CAI课件开发制作协作会，建设电视直播教室、多媒体网络教室和多媒体研发中心，推动教育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三是“开放教育”阶段（1999年至2012年）。20世纪末，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发展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1999年4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探索并构建广播电视大学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专科起点）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试点内容包括免试入学，择优注册，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及相当学历的在职人员及社会青年，学分8年有效，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文字教材、广播（录音）、电视（录像）、CAI课件、学习网站等多种媒体进行自学，教师给予必要的面授辅导和全过程学习支持服务。中央电大负责统一学籍管理并颁发毕业证书。开放教育试点探索，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推进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人才培养模式基本框架，以及远程开放条件下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新机制。

与普通高等学校各自独立办学不同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工协作”，逐步探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系统，除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外，还有44所省级电大、1125所地市级电大、1827所县级电大、3000个教学点、6万个教学班，教职员工12万人。

33年来，尤其是开放教育试点以后，广播电视大学在教育部、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实现了整个办学系统的协调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33年来，充分利用系统办学优势，累计为社会培养了950万名本专科毕业生，并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党员干部在线培训、专业技能培训以及休闲文化娱乐活动等非学历继续教育6000万人次。广播电视大学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为广大求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广大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广播电视大学丰富了高等教育内涵，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教育公平，成为今天全面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硕果累累惠民生

广播电视大学自成立以来，便把国家、民族赋予自己的使命与自身的价值追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广播电视大学始终坚持“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始终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的办学方向，不遗余力地为基层服务，为百姓服务，为特定群体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目前，广播电视大学本专科学生规模359万人，其中，中西部学生占55％，超过70％的学生来自基层。

为帮助农村地区培养人才，自2004年起，在教育部的领导下，中央电大组织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通过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方式，将高等教育延伸到农村，为农村第一线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使他们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推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11年，中央电大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共开设了18个本专科专业，累计招生32.85万人，毕业17.22万人，目前在学生15.63万人。

为维护边疆稳定，振兴民族地区教育，2002年，中央电大与西藏大学合作成立中央电大西藏学院，依托中央电大的教学网络、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面向西藏地区开展远程教育，为西藏地区更多的求学者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机会。截至2011年，已开设法学、汉语言文学等11个本专科专业，累计招生5750人，毕业2953人，在学生2797人。同时，中央电大结合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实际，开设系列“双语”教学课程，开展汉语教学培训，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振兴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目前，中央电大在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达18.19万人。

为推进科技强军，提高部队士官整体素质，经教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分别于2000年成立了八一学院、2001年成立了总参学院、2009年成立了空军学院，依托军队建制或军事院校组建教学点和学习点，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通过多种媒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面向全军开展士官远程开放学历教育，以军为主，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使士官学员“不出营门上大学”的梦想成为现实。截至2011年，在部队共设立教学点488个，累计招生17.97万人，毕业10.38万人，目前在学生7.59万人。

为帮助残疾人自立自强，体现社会关爱，2002年，中央电大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依托地方电大和当地残联共同建设教学点，开创阳光学习网，面向有学习能力的残疾人，开展远程开放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康复培训等非学历教育，为提高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有效的途径。截至2011年，累计招生7925人，毕业2881人，目前在学生5044人。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大学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大力开展各种非学历继续教育工作。“十一五”期间，非学历继续教育快速发展，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非学历继续教育人数规模在300万人左右，占全国高等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超过了1/3。

在社区教育方面，制定并实施了“社区教育推展计划”、成立“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全国设立了44个社区教育实验中心，制作可用于社区教育的音像资源约10万分钟。在16所省级电大增挂社区大学牌子，在6所地方电大建立了社区教育学院，在部分省级电大成立了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或者终身教育委员会。各地基层政府也纷纷依托电大基层办学网点推进社区教育工作。

在学习型政党建设方面，广播电视大学承担了中组部“党员干部在线学习”、“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培训资源建设，已制作完成约700个小时的各类学习资源，通过“干部在线”网络培训平台为党员素质提升服务。目前，已在云南、西安、哈尔滨、贵州、天津、安徽、湖南、山西等地深入开展，已培训数十万党员干部，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事实证明，创办广播电视大学，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广播电视大学的实践，探索了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背景下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成功之路，探索了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背景下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可行做法，探索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办学体系。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重要支撑，为我国建设开放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创新促转型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明确要求，“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创新网络教学模式，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办好开放大学”。这些目标和任务，都为国家开放大学的组建、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应该看到，当前的教育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在教育理念上，传统的把教育限定在一定年龄阶段的教育理念正在向现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转变；在价值取向上，传统的关注少数精英的教育向现代的更加关注广大民众的教育转变；在学习方式上，传统的以“教”为主的教育正在向以“学”为主的教育转变；在教育技术应用上，传统的把教学内容简单数字化向现代的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转变。

总体来说，教育正在从比较传统、封闭的状态向比较现代、开放的状态转变。教育开放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选择，而开放大学则是教育开放的结果和载体。

开放大学是一种新型大学。它以开放教育为基本特征，强调教育观念的开放、办学方式的开放、学习对象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为每一个有愿望、有能力学习的社会成员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服务。由于开放大学独特的办学理念、方式方法、价值取向和实际效益，自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开放大学成立以来，它就日益受到世人重视和关注，得到各国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举办了这种新型的开放大学，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大规模、高质量、低成本”，很值得我国深入研究、学习、借鉴和吸收。与此同时，我国也要进一步梳理、总结自己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面向未来，根据我国实际，积极探索，把我国的开放大学办好，实现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的战略转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发展之路。

从历史情况看，广播电视大学虽然有开放大学的性质，但开放得还不够，还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当前，教育部决定成立国家开放大学，不是广播电视大学的简单更名或换牌，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技术发展趋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选择的战略转型。

在本质上，国家开放大学与普通高等学校有所不同，它强调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强调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并重，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整合和共享，强调没有围墙、超越时空限制。建设这样一所新型大学，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搭建开放灵活、功能强大的网络平台，开发数字化学习资源，探索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办学能力和服务水平；必须以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为主要载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活动；必须以改革为动力，促进事业的不断发展，并在发展中解决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实现新跨越，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要，促进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理想目标实现。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战略转型的过程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艰难过程，任重而道远。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试点单位，国家开放大学将按照新型大学的建设要求，全力推进四个探索：第一，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需要，探索建设一所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化、国际化”为办学理念，办学组织体系立体覆盖全国城乡，实施注册入学、弹性学习、宽进严出的教育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灵活、多样和个性化学习机会与服务，关注特定区域与人群，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第二，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探索建设一所以需求引领、应用切入、协同创新为基本思路，以实现质量更高、规模更大、成本更低为价值取向，以网络核心课程、网络学生空间、网络教学团队、网络学习测评、网络孔子学院为建设重点，实现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新型大学。第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探索建设一所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实施学习者基于网络自主学习、远程学习支持与面授相结合的新型学习模式，大力开展职业培训、社区教育、老年人教育和公民素质教育的新型大学。第四，适应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需要，探索建设一所以学分银行建设为抓手，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为目标，能够实现各种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新型大学。

篇6：从街头小贩到复旦大学博士生

2008年3月20日 《漯河日报》郝河庆

身高不足1.5米、双腿畸形的漯河青年魏宏远多年奋斗靠知识改变命运

乐观、自尊、自强的魏宏远

“生活如同一面镜子，你哭它也哭，你笑它也笑。我这一路上经历的重重障碍，对日后的成长而言，不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魏宏远

近日，在复旦大学进行的最高级别奖学金“篮川良一奖学金”的评选现场，一位身材矮小的博士以其扎实的学术根基和勤勉的态度，赢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他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一万元奖学金。

然而，有谁能相信，这位博士生十几年前还曾为生活所迫，在舞阳县街头摆摊卖过早点。由街头小贩到复旦大学博士生，魏宏远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道路。本月中旬，魏宏远接受 了记者的专访。

少年多磨难不辍凌云志

魏宏远，原籍河南省舞阳县。他1975年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荒凉的小村庄。当地气候条件恶劣，最低气温接近零下40度。很多当地人患有一种叫做大骨节的地方病。5岁那年，魏宏远的母亲不幸去世。为给母亲治病，家中欠下巨额外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父亲才还清了这笔外债。

由于子女太多，父亲照顾不过来，魏宏远被寄养在了舞阳一个远房亲戚家。亲戚家已经有了3个孩子，家境也不好。魏宏远经常挨饿，每天最多吃两顿饭。另外，他还要拣柴、割草、放羊、喂兔子，天不亮就要到集市上拾菜叶。

“我的童年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凡卡。”回忆自己的童年，魏宏远说。

那时他蓬头垢面，身上生满虱子，冬天手脚冻得流脓，至今他手上还留有儿时冻伤的疤痕。童年时魏宏远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饱饭。由于营养不良，他的发育受到严重影响，成年时身高还不足1.5米，而且膝关节外翻，两腿畸形。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痛苦的伏笔。

“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与别人不同是在那年中考后。虽然我的分数高出所报考中专的录取线数十分，却被拒之门外，我为此陷入无限尴尬。因为当初自恃成绩好，在填报志愿时，我没有报普通高中。”魏宏远说： “在成长的道路中，对我伤害最大的不是歧视和嘲笑，而是来自内心的绝望；对我影响最深的不是家庭的贫困和身体的缺陷，而是无路可走的恐惧。”

不懈去求学、向命运挑战

面临失学，魏宏远感到孤独无助。在好心人指点下，魏宏远叩开县教育局局长办公室的门。魏宏远告诉记者，当时他虽然因紧张而语无伦次，因委屈而泛着点点泪光，但在他讲清 2 楚了没被录取、想上学的愿望后，这位局长还是为他写了一张推荐条。

魏宏远把局长的推荐条呈给一所普通高中的校长。校长同意接受他，但他的名份是“高价插班生”。尽管如此，魏宏远已满怀感激了——在失学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恐惧缠绕着他，使他艰于呼吸。而现在有了上学机会，他在绝望中获得了一份希望。

再次受挫折到街头摆摊

魏宏远说：“生活如同一面镜子，你哭它也哭，你笑它也笑。”苦难的环境魏宏远形成了坚毅、乐观、豁达、随和的性格。在高中就读时，魏宏远一直发奋图强，但是中考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却在魏宏远，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高考结束后，3年前的“历史”再次重演：尽管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所报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但他却再次因为体检而失去升学机会。

“这次落选使我知道了生活的残酷，不敢再对求学产生幻想。”魏宏远回忆说。他为此整天以泪洗面。可是眼泪不能维持生活。“虽然人不仅仅靠吃饭活着，可是，没有饭吃人根本无法活着，需要付出的可能不仅是劳动和时间，甚至还有人 格和尊严。”魏宏远说。

于是，在当时的舞阳县城一条小街道上，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文弱少年的身影。他推着一小推车蔬菜来卖，隔段时间，他又改行在路边卖起了早点。

“在街头做小生意的艰辛我并不害怕，可心中那份受到歧视的屈辱以及人格尊严的缺失，却使我难以忍受。每天收工后，我的内心都在痛苦地挣扎。这是一种暗夜中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的痛。”

魏宏远说，自己生性好强，在街上摆摊时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就很自卑。于是，在过了一年早出晚归的街头小贩的生活后，他又把目光盯在了书本上。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继续求学!因为只有求学才能有未来。

遇上好老师重燃求学梦

“跟我学一年吧，我一定想办法把你送进大学。”这是临颖一高老师谌素娥见到魏宏远时说的一句话。如今，1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魏宏远仍记忆犹新。

“没有完好的躯体和富有的家庭，我是不幸的。可是遇到了临颍一高的谌素娥、巩海生、文俊峰、王贺基、汤伟欣等老师，以及兰州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一些待我如母、慈父、兄长般的恩师们，我又是幸运的。老师用爱心为我铺就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魏宏远来到临颍一高复读后，在老师的鼓励下，他重新树立了对人生的信心。

如今已退休的全国特级教师谌素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魏宏远来仍深感骄傲：这孩子学习成绩太好了‘而且非常乐观、自尊、自强。尽管他身体有缺陷，但只要是集体活动他都主动参加。”谌老师告诉记者，魏宏远考那年读书真像是在拼命，晚上回到宿舍后在打着手电看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年河南省报考兰州大学的考生中，他以总分第2的优异成绩经过面试后被破格录取。这件事舞阳和临颍两县引起了很大轰动。

勤工俭学苦 立志勇攀登

采访中，魏宏远告诉记者，当初选择兰大，是因为当年它的学费最低，但这笔学费然让他家卖掉了一头大猪、六头小猪和一只牛犊，还借了一些债。在交完第一年的费后，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了几十元钱。于是，大学时他一周做两天兼职，做家教、发传单、卖彩票、发放调查问卷、做新闻通讯员.....在上大学之前，魏宏远已经有了谋生力。他4年大学只花掉家里几十元钱。在大学的日子里，他学费靠贷款，生活费自赚，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锻炼了适应社会的能力。

魏宏远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临颖一高，他的学生都比他高；可是他知识渊博，他的特殊经历本身就是一本教材，学生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魏宏远说：“只有能够照亮自己 4 的人，才能够照亮别人。”

魏宏远讲课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学生评价，他的得分很高。他所教的班语文成绩一直遥遥领先。

有了固定收入、家庭和孩子之后他的生活质量和状态有了根本改观，然而他并未安于现状，毅然选择了考研。2002年魏宏远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2005年又成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博士生。在入学面试时，他的导师陈广宏教授问他为何考博，魏宏远回答：“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知识使我获得尊严，知识也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

目前，魏宏远正在写博士论文。魏宏远告诉记者，2007年教师节，他在兰州大学时的老师——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赵小刚教授就盛情邀请他毕业后回母校任教。如果他愿意回去，将会得到10万元的住房补贴、3万元的安家费、1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目。‘前，魏宏远还在忙着写他的博士论文，未做出最后决定。

魏宏远的勤奋好学亦赢得了复旦大学导师的好评。“宏远献身学术的志向坚定，而且无浮躁之气，知识结构的自我完善能力与研究能力皆相当突出，故必将成为一名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者。”复旦大学的陈广宏教授是这样评价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