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带来的问题

醉驾入刑带来的问题（共6篇）

篇1：醉驾入刑带来的问题

醉驾入刑问题之考量

摘要: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规定了“醉驾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驾入刑”能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和惩治醉驾行为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惩治醉驾行为固然需要刑法规制，需要对“醉驾入刑”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但刑法的谦抑性、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法律信仰的缺失等也是整治醉驾行为不容忽视的因素，要在全社会减少或消除醉驾行为，需要社会综合治理，以消除其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醉驾入刑;危险犯;刑法谦抑;刑罚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醉驾惨案和醉驾治理的乏力，人们普遍呼吁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审视我国现行治理模式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笔者以为，醉驾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醉驾现行控制模式的失灵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

笔者认为，导致醉驾肆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态;公款喝酒宴请，宾朋满座，把酒言欢也成普遍现象;生意场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见惯。二是行政处罚过低、执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导致大量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和惩戒。行政执法中，违法成本过低，难以惩戒和震慑不法人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国外对此处罚如韩国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而且现实中，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现象突出，人情车、特权车大量存在，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三是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我国对于醉驾导致其他犯罪的，有相应的规定，但对于醉驾行为本身，并未规定单独的刑罚。尽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规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驾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刑法则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对醉驾者规定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针对醉驾行为的控制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公权力执法层面看，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威慑性;从醉驾者个人角度看，在当前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漠视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醉驾不仅屡禁不止，且

呈日趋高发的态势，即使在公安部多次开展“醉酒驾驶整治行动”和“醉驾入刑”已进入争议白热化状态的过程时，仍不断发生诸如“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大学生死亡”，“谷青阳醉驾致四少年死亡”的诸多惨剧，同时还发生了“交警向权贵者下跪”、“„我叔是金国友‟之辈殴打交警”等践踏法律的丑剧。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滥用公权力和公权力介入不当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有关现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论断，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和让公众不屑、不耻。

(二)中国刑法传统意识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先秦时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甚至主张通过重刑来消除犯罪，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罚并非是专门为了惩罚犯罪的人而设置的。

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治犯罪，达到杀鸡骇猴、杀一儆百的效果，威吓社会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与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德主刑辅”，重视伦理与道德的融合，在设置刑罚的过程中，重视犯人的内心动机，强调刑罚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张通过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儒家也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种传统不仅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公众的刑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1](P372)。

因此，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但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三)醉驾入刑拥有的理论基础

醉酒驾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一再证明，醉驾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及时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醉驾入刑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价值。也只有刑罚这剂猛药才能敲响警钟，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醉驾者。而且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醉驾行为主体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也是驾车人取得驾照的资格要求，驾车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没有有效控制，这也是“醉驾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另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醉酒后人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醉酒导致能力受限而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种状态是醉驾者先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自行所导致的。

二、醉驾入刑引发的争议

(一)是否违背刑法谦抑性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刑罚的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2](P6)。

意即，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和滋长时，如果采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措施和方法，仍然无法有效抑制的时候，才得以采用刑法的方法，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这里的谦抑性更多强调的是其最后性，即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把某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立法要有人文关怀，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从此角度看对醉驾行为的认识，很多人都认为，醉驾行为成为“社会痼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现代法制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既有立法层面的，又有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的因素，等等。对于醉驾，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就导致惩治措施的多元化，应当寻找一种综合的、社会的救治办法。况且，醉驾不可能仅仅通过刑罚就能予以消灭的，而只能将其遏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刑罚作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具备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P127)因此，那种迷信刑罚的威慑力，尤其是迷信重刑对未然之犯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对已然之犯罪人的矫正功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秦前红教授认为，醉驾入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必要性还值得商榷，在目前情况下，醉驾入刑的时机并不成熟，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考虑，醉驾应暂缓入刑。也有部分人认为，对于醉驾行为的控制，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备，而且通过前一段时间各地陆续开展的运动式严查和大力整顿，酒驾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现行控制模式的作用还是具有可挖性的，在现行制度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醉驾入刑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而依笔者看来，刑罚程度是否适当，必须依本国国情与本国国民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的认知为依据进行考虑，我们不仅要反对盲目的重刑主义，也不能过于推崇刑法的轻刑化。毕竟在国民整体素质还在急需提升的情况下，在其他惩戒措施的违法成本不足以警醒醉驾者的情况下，保留一定限度的刑法威慑功能对整治醉驾行为还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综观世界发达国家，也大多都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而且规定了比较严厉的刑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各种控制手段，甚至运动性严查，大力整顿，仍无法有效遏制醉驾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符合当前社会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既体现了立法者对民意的回应，也显示了国家为维护公共安全、惩治醉驾的决心和力量，其实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在“醉驾入刑”几成定局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关注草案中对醉驾的规定，是否与现行刑法的精神与刑罚体系相融合。

(二)“情节恶劣”是否应予以删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之前，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比较简单，将“情节恶劣”作为构成要件，难以限定具体行为范围，司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应将醉驾犯罪的构成要件中的“情节恶劣”予以删除，即对于醉驾一律定罪。但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删除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对醉驾行为强调“情节恶劣”的规定，实际上是将“危险驾驶罪”定性为“情节犯”。

而情节犯是指将一定的严重或者恶劣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中规定了较多的情节犯。

应当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犯的犯罪认定，尤其要注意查明有关的定罪情节，否则就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中之所以要设定情节犯，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将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人身危险性较小或者在程度上尚未达到应受刑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的范畴之外，从而科学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属于犯罪的本质特征，然而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抽象的，往往通过各种犯罪构成要件才得以体现出来。对于有些行为，虽然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都已经具备，但是，假如不加区分地一概认定为犯罪，就会使刑法的打击面失之过宽，如醉酒驾驶行为的对象，一类是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一类是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之外区域或渺无人烟的沙漠、草原。在此，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凡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都应一概地、不加区分地认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因此，依笔者看来，已经出台并且即将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醉酒驾车的犯罪构成要件方面要求具备“情节严重”是可取的，亦是符合现行刑法精神的。

(三)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冲突

在醉驾入刑写入刑罚的进程中，2010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二次审议中，拟对“危险驾驶罪”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加大对醉驾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该草案二审稿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按照草案二的规定，醉驾应属于危险犯。基于多因素的考量，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还是最终保留了草案(一)“情节恶劣”的规定。当然，从刑法威慑能发挥的角度看，危险犯的惩治要比情节犯严厉得多，因为从犯罪构成上看，危险犯是指不管是否发生了实害结果，只要行为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就成立犯罪，就可定罪处罚。

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又分为两种:一是抽象之危险犯，指在司法上依据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为或者说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成立犯罪之危险犯;二是具体危险犯，指司法上依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认定行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这两种类型的危险犯中对于“危险故意”的认定存在差别:在抽象的危险犯里，因法律规定其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危险，所以行为人如果实施了某种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即被认为具有危险的故意，而不必查证行为人是否在主观上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在具体的危险犯里，在认定行为人具有危险的故意时，必须查证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2](P225)。

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二审稿的规定来看，“危险驾驶罪”应属于抽象的危险犯。辛忠孝教授认为，醉酒驾驶者属于主观故意、明知故犯，对危险结果采取放任态度，就是间接故意危害他人。在我国现行犯罪刑罚体系中，危险犯的犯罪构成在主观方面均为故意，刑法

中没有规定过失的危险犯，因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具备侵害结果是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而在能否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个问题上，刑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过失行为仅具有造成某种损害的可能性，对此，不宜规定为犯罪。然而，对于有些主观恶性较重，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极大，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侵害结果的过失行为，刑法分则中可特别针对其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类犯罪在社会实际中，主要出现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中[4](P55)。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犯罪的客观尺度。如果脱离了这一客观标准，将导致犯罪过失的范围无限制的扩大。因此，不宜否定犯罪过失的结果责任[5](P292)。陈兴良教授认为，对过失犯罪规定危险构成的设想，缺乏科学的根据。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是指法律特别规定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要件，只要具有发生这种侵害结果的危险即成立犯罪。危险犯一般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因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该行为本身必须是具有足够危害的，即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在我国刑法中，以发生侵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结果无价值。没有危害后果，则无过失犯罪可言，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可言，不存在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可能性

此外，依现行刑法的规定，醉酒驾车致一人以上重伤的，成立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此时，对于醉酒驾车人将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过失形态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形态的“危险驾驶罪”，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在美国，驾车者血液酒精含量高于法定标准即遭拘留及无条件吊销驾驶证;法官审判后，最低监禁一周，最高一年。仅2006年，在全美因酒后驾车被捕的就有146万人。如果酒后驾车导致他人生命受到危害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将一律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日本在2007年刑法修订中，设定“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将其与“驾驶过失致人死伤罪”进行分离，而在其他国家，也大多规定了类似的处罚标准。

依笔者看来，应当将醉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犯罪，从交通肇事罪中进行剥离，规定单独的罪名，才符合犯罪刑法体系的逻辑。

三、结语

醉驾入刑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减少醉驾行为的肆意发生，但刑罚仅能消除形成醉驾的个人原因，对于消除醉驾产生的社会因素，还应寻求积极的社会治疗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对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在惩治危险驾驶犯罪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多管齐下方能有效地抑制和预防犯罪。

对于醉驾肆行的形成，中国酒文化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加上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和执法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一些人漠视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相关行政管理法规中，制定了很多对醉驾行为的惩罚措施，但是行政执法中大量的以罚代管，甚至不管，都使这些惩罚措施在某些持有特权思想的人面前变得形同虚设。诸如“我爸是李刚、我叔叔是金国友”、“交警向违章者

下跪”等事件的出现绝不是个案，现行控制模式不得不依靠大规模运动式执法方显几丝作用。

因此，对于“醉驾入刑”，笔者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但支持之余，希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立法者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其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尽力做到既能有效遏制或降低醉驾行为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又不违背现行刑法的谦抑性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理念和刑法原则，既实现了刑罚及时惩治犯罪的功效，又能充分保障人权。此外，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犯罪而言，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并非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并不严厉，它的确定性也比那些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残酷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难忘。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建立一种必然因果关系，对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目前民众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社会现状下，更是如此。因为，醉驾入刑并不在于给醉驾者多大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者都能够被处罚。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遏制醉酒驾车，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权威。

篇2：醉驾入刑带来的问题

2011年5月5日下午4时，由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侯光辉危险驾驶案，经舞钢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一审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侯光辉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据了解，这是自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刑法修正案

（八）》以来的全国首例“酒驾入刑”判决。

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被告人侯光辉是河南省舞钢市后营村五组村民，因涉嫌危险驾驶于2011年5月4日被舞钢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告人侯光辉于2011年5月1日20时40分许驾驶豫DB1365号黑色奇瑞小轿车沿河南省舞钢市钢城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铁山大道路口时，被执勤民警发现酒后驾驶。经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对被告人侯光辉血液进行鉴定，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223.7mg/100ml。

舞钢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局相关同志介绍，为依法及时打击醉酒驾驶违法犯罪行为，检察院作出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公诉局在5月5日上午受理该案后，承办人员快速审查案卷，从阅卷、提审、制作法律文书用了三个小时就将该案起诉至舞钢市人民法院。5日下午舞钢市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当庭判决。被告当庭表示接受判决结果，不上诉。

为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舞钢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员还对旁听人员做了法制教育，指出醉酒驾驶车辆的危害性，告诫旁听人员酒后莫开车。[1]

醉驾入刑第一人：

25岁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因醉酒驾车，5月1日被北京交管部门查获。经鉴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59．6毫克，他也因此成为实施“醉驾入刑”后北京因醉酒驾车受到刑事处罚的第一人。

1日零时44分，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夜查小分队正在朝阳门桥执行夜查酒驾任务。“刚刚码放好交通标志，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奔驰吉普车从东向西开了过来。”民警董阳立即示意奔驰车司机接受检查，“他轻轻一吹，呼气式酒精检测仪上显示的数字就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

随后，奔驰车司机李俊杰按规定被带回交通支队，接受专业医疗机构抽血。3时40分，经过专业机构鉴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59．6毫克，超过醉酒驾车标准近一倍。1日上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李俊杰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哈尔滨酒驾入刑获罪第一人被判拘役

因醉酒驾车与他人刮蹭发生交通事故的张某成为酒驾入刑后我市被判罪第一人。日前，被告人刘绍波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绍波于6月6日1时20分许，醉酒驾驶车牌号为黑APD213的轿车，在道里区友谊路由西向东行至中央大街街口，与行人杨晓宇相刮，发生交通事故。经乙醇含量检测：被告人刘绍波静脉血液中检出乙醇，其含量为225MG/100ml，已达到醉酒规定标准。道里区法院认为，被告人刘绍波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醉酒驾驶机动车与他人相刮，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念其认罪态度较好，其家属又已赔偿杨晓宇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

东莞“醉驾刑拘”第一人被判拘役五个月

28岁的湖南打工仔欧阳某醉酒后驾驶货车越过道路中间双实线，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欧阳某本人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损坏，欧阳某成为东莞醉驾刑拘第一人。

2011年7月7日，法院已经审结此案，欧某犯危险驾驶罪获刑5个月，昨被送入监狱服刑。

案情回放：酒精含量超标准4倍

打工仔欧阳某今年28岁，湖南省蓝山县人。2011年5月1日21时30分许，欧阳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从黄江镇宝湖山庄往黄牛埔村方向行驶，在行驶到黄江镇东环路新兆丰工艺灯饰厂路段时，驾车越过中间双实线，车头左角与对向行驶由方某驾驶的轿车车身左边发生碰撞，造成欧阳某本人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随后，交警部门到现场处理事故，发现欧阳某醉酒，并查出欧阳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46.10mg/100ml，是醉酒驾驶酒精含量标准的4倍。

自今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欧阳某“醉驾案”成为东莞市交警部门查获的首例危险驾驶案，受到媒体和市

民的极大关注。

法院判决：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据检察机关介绍，今年5月1日当晚该院获悉查获首例醉驾案后，第三市区检察院指派公诉部门的骨干提前介入案件情况，并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以保证其合法诉讼权益。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第三市区检察院公诉部门仅用一天时间即完成审查工作，并以涉嫌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今年5月30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欧阳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7月7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表示，欧阳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对其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判决欧阳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欧阳某表示服判，不会上诉。

从高晓松案件看醉驾入刑

5月9日晚10时许，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驾车在北京东直门外大街十字坡路口连撞三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43.04毫克，远远超过80mg/100ml的醉驾标准。此时，距离《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定义为犯罪仅一个多星期。

5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高晓松醉驾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高晓松拘役 6 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根据我国刑法，6 个月已是拘役所能判处的最高刑期。

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危险驾驶罪”正式成为一项罪名。

从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醉驾和飙车以构成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入刑：“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规定，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哪怕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照法律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高晓松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醉驾入刑”的“代言人”。

入刑

“醉驾入刑”并非中国的先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酒后驾车或醉驾已被列为车祸致死的主要原因，各国法律对于酒后驾车都有严格处罚。

例如日本法律规定，即使没有伤亡事故发生，醉驾者最高亦可处拘役三年。当驾驶者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5%时，要判两年以下劳役，罚款5万日元，吊销驾驶执照，同时追究向驾驶者供酒者的责任。醉酒开车两次以上，要处6 个月的徒刑。

美国每个州对醉驾的规定各不相同。在不少州，只要是“酒后驾车”，一经发现可立即逮捕；有的州规定，如果一名驾车人在7年内有3次酒后驾车被捕的记录，将会被控以二级谋杀罪，即使驾车人当时并没有造成任何人的身体伤害。若酒后驾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他人重伤或是死亡，驾驶人会因重罪遭起诉。

新加坡法律也对酒后驾车有严格的规定。酒后开车初犯者将被罚款1000至5000 新元（合人民币5000 到-25000元）, 或入狱６个月以下；再犯者则被罚款 3000至10000 新元，并被判入狱12个月以下；屡犯者则可被判支付高达30000 新元罚款，并入狱3 年。被判酒后驾车者即使没有造成车祸，也将被吊销驾照至少一年。任何人每100 毫升血液中含酒精80 毫克，或在检测仪下呼 出100 毫升气体中含超过35 微克酒精，都属于违法。即使司机体内的酒精含量低于法定水平，只要警方认定其无法正常控制车辆，也将面临指控。

“醉驾入刑可以说是顺应民意的结果。”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杨兴培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近年来，醉酒驾车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一次次点燃了公众的愤怒情绪。2008 年底，成都司机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致4人死亡；2009 年 6月，南京司机张明宝酒后驾车，连撞 9人，致5人死亡；2010 年 5月，北京司机陈家酒后追尾，造成一家三口两人死亡。

以上三位肇事者因为醉酒驾车造成 了严重后果，均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然而，更多的酒驾者因未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行政处罚草草了事。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以前，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仅为“暂扣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以200元到500元罚款”。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只不过行政拘留15天和缴纳一定罚金。

在民意的强烈呼唤下，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一旦查获醉酒驾驶，立即吊销驾驶员执照，５年内不得重考，导致重大事故者还将被终身禁驾,同时按照刑法“危险驾驶罪”定罪。

以往醉驾处罚由公安机关直接做出决定，5月1日后，只要测出驾驶员呼气酒精浓度高于 80mg/100ml，将立即进行刑事拘役，醉驾者的处罚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共同办理。醉驾入刑实施前半个月成效显著：全国查处的醉酒驾驶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5%，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争议

然而在修改后的法律实施后，关于“醉驾该不该一律入刑”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

5月10日，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醉驾“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举被解读为“醉驾入刑”开了口子。随后公安部表态，称醉驾案一律刑事立案侦查。5月23日，最高检发言人称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杨兴培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醉酒驾车要入刑，没有说需要造成什么后果，也没有说要有其他的什么条件，那我们就必须按此执行。必须尊重法律的权威。”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不该“一刀切”。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刘宪权撰文认为，应该考虑醉驾者的主观动机、出事的路段、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对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而应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因危险驾驶罪的设立而过度扩大犯罪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他在文中说：“最高法院领导的说法只不过是重申刑法总则中的规定：‘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条文的规定应该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轻微犯罪，当然也适用于危险驾驶罪。”

刘宪权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设立危险驾驶罪后，尽快制定醉驾入刑的标准。

杨兴培则认为，法律既然规定了“醉驾入刑”，那么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和权威，入刑的前提不能变，但在入刑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在刑法中，免予刑事处罚也是入刑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判处拘役而缓刑的，也是一种入刑的方式，或者拘役给予缓刑，但是罚金依然处罚也是一种方式。”杨兴培说，“高晓松醉驾后，对（醉驾）行为没有任何抵赖，认罪的态度也很好，撇开给全国人民作典型的意义外，搞个缓刑未尝不可。”

“其次是要界定什么是驾车。坐上汽车座位启动汽车就叫驾车，还是汽车运行了叫驾车，还是运行了一段路以后叫驾车？是否一定要在机动车道上，在人行道上慢慢走叫不叫驾车呢？”杨兴培说，“这些才是需要司法解释的问题。”

今后查醉驾一律要抽血，对于醉驾中查处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的：

1.查处过程中当事人拒不出示身份证明、不提供姓名怎么办？

对已立案侦查的醉酒驾驶案件的，如果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对其刑事拘留；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可以其自报名移送起诉。

2.五一后醉驾入刑将判处拘役，什么叫拘役？拘役与行政拘留有什么区别，带来的后果有何不同？

篇3：浅论醉驾入刑法律问题

关键词：醉驾,刑事立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 (八) 》对醉驾行为进行了入罪的处理, “醉驾入刑”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学界对醉驾入刑的合理性等相关问题也是众说纷纭。高晓松醉酒驾车造成了四车连撞的追尾事故, 撞在“枪口上”的高晓松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被判处拘役6个月, 并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 成为“酒驾入刑”实施以来国内首例最高量刑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得不说是醉驾入刑实施上的破冰之旅, 也为以后对于醉驾的处理提供了相关的依据。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这一判决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和学界使得对醉驾入刑问题的争论再一次被推向了顶点, 醉驾如何确定以及对醉驾的处罚等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本文从醉驾的现状入手, 肯定了醉驾入刑立法上合理性, 并分析了立法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借鉴国外的一些立法, 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 以期“醉驾入刑”可以在实践中可以真正起到抑制醉驾的作用, 而非仅仅流于形式。

一、醉驾入刑的合理性

醉驾入刑后,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众说纷纭,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说辞, 笔者认为醉驾入刑是立法的趋势, 不容置疑, 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合理性。

(一) 法理的分析

对醉驾愈发严重的当今社会, 刑法将其纳入惩罚体系也不足为怪, 并不能以刑法的谦抑性来否定醉驾如刑的合理性。国外立法也大多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惩罚体系并予以惩罚。而且从法律的作用而言, 法律的规范作用包括五个方面, 强制作用只是其一, 我国刑法在修订前的立法对于醉酒驾车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予以惩罚, 使得法律的其他作用也很难得到发挥, 也就无法对醉驾者产生威慑力, 醉驾者的侥幸心理的产生也不足为奇了。而且从刑罚目的论的角度来看, 法律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预防犯罪, 醉驾入刑后使醉驾者的产生的心理上的恐惧, 使其更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二) 从行政立法分析

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阙值与检验》的规定, 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等于) 20毫克/100毫升 (0.2%) 的即为酒后驾驶, 大于 (等于) 80毫克/100毫升 (0.8%) 的属于醉酒驾驶。相对于我国0.2%的酒后驾驶标准而言, 美国的标准为0.1%, 日本、德国、瑞典则分别为0.05%、0.03%及0.02%。可见, 我国规定的醉酒标准过于宽松, 很难真正抑制酒后驾车对公众安全造成的危害。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个人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被处罚两次以上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从本法条可以看出修改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只关注了醉驾, 对酒驾却只字未提, 这样的立法无疑放纵了酒驾者, 也是对潜在醉驾者纵容, 而且相对于醉驾造成的危害, 其惩罚力度过轻, 相对于国外的相关立法处罚过轻。这样的立法本身就很难对醉驾者产生威慑力, 再加上我国由于行政执法问题的严重, 使得行政立法在抑制醉驾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未能起到立法者所意欲达到的效果。

(三) 从刑事立法分析

《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 在具体的责任承担上, 我国刑法在此次修正前并未对醉驾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条中虽然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 然而并未对其具体使用做出规定, 为此最高院随之做出解释, 在《解释》之中, 关于醉酒驾车行为的处理规则, 只在第2条第2款中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 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并具有“酒后”驾车情节的, 构成交通肇事罪,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分析这一条规定可以发现, “酒后驾车”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定罪情节”出现的, 也就是说, “酒后驾车”是作为降低定罪标准的一个情节而被规定。按此规定醉驾者只有在造成重大事故后才会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的作用既在于惩罚已犯者, 但其预防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醉驾如此严重的行为只有在其造成严重后果时才予以惩罚, 未免有法律不公的嫌疑, 而且这无疑是对醉驾者的放纵, 对公众安全的冷漠。这样的立法与愈演愈烈的醉驾行为严重的不相称。

二、完善我国醉驾立法建议

(一) 关于《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 (八) 》对于醉驾予以相关规定符合了社会的现实需要, 是必要的。但立法的不合理性是存在的。以下笔者关于完善刑事立法的几点建议:

1.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对醉驾入罪中的醉驾予以明确的规定以及如何认定醉驾。避免各地对醉驾确认的混乱导致司法的不统一, 折损司法的权威性, 也有利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2.现行法律对于醉驾的法定刑相对于醉驾的危害过轻, 通过上述德国的立法可以看到, 其酒驾的法定刑最高可达到五年, 而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拘役, 最长时间不过六个月, 如果累犯也仅仅一年, 相比之下, 对醉驾者有放纵的嫌疑。这样的法定刑很难做到罪刑责相适应, 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较大幅度的提升醉驾的法定刑, 使刑法的威慑力真正威慑到醉驾者, 起到立法本身的意图, 否则醉驾入刑只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了表面, 而无法真正对我国的醉驾现状起到作用。

3.在行为方式中加入意图驾车的行为方式, 这种意图并不是说起心里活动, 这样的话也违背的刑法的原则, 意图驾车是指那些醉酒后在行为上已表明其有驾车的意图, 这样的立法有利于在初始状态抑制醉驾的发生, 从而更为有效地避免醉驾可能造成的危害。有一些观点认为, 应当在危险驾驶罪中, 把情节严重的定罪要求扩展到醉驾的处理上, 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妥, 醉驾本身已严重威胁到公众的安全, 情节是否严重作为定罪标准时不必要的, 反而笔者建议将情节严重作为危险驾驶罪中醉驾定罪的一个量刑情节来对醉驾者进行处罚, 这样也契合了刑法的罪刑责相适应原则。

(二) 对于行政立法的完善

由于我国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对酒驾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 并且与《刑法》也得到了很好的衔接和分工。笔者认为应当从两方面从行政立法方面予以完善。一方面在于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阙值与检验》对酒后驾驶的规定应当参照其他国家做出严于现行标准的规定, 降低酒驾的标准, 这样更有利于其他法律法规对酒驾的规制, 否则一些饮酒行为很难被确认为酒驾, 更何谈制裁。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对于酒驾惩罚力度的加大, 执法者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 行政立法应该进一步完善其对行政机关公务员的监督, 并加大对滥用权力者的制裁, 这也一直是是我国行政立法的短板。

(三) 《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醉驾入刑必然给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巨大的压力, 原有的诉讼程序很难承受醉驾入刑后所带来的大量公诉案件, 即使现行简易程序相对于醉驾而言也显得过于繁琐, 更为方便的简易程序已成为一种需要, 而且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多样化也已成为趋势, 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诉讼法以必要的完善, 以满足当前社会公诉案件的不断增加, 而且笔者认为, 醉驾入刑使得醉驾成为刑事案件只是一个征兆,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引起更多可能进入公诉机关的案件类型,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程序比较单一, 很难应对这种趋势, 因此笔者希望我国正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方面可以予以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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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恒志.关于醉酒驾驶肇事行为的法律分析[D].兰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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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吉成.交通肇事罪几个问题的探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11.

[5]李晓伶.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2) .

篇4：“醉驾入刑”带来另类商机

解酒药被“瞄准”

通过解酒药来缓解醉酒程度，很多市民开始寻求酒驾的突破点，各种“解酒药”开始成为热门产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临汾的很多药店、商店中，都有各种名目的解酒药和保健品在售，包括胶囊、药片、口服液等。“解酒药其实以前就有，只是近来一段时间来药店咨询和购买解酒药品的人多起来了，现在的每天销量估计是原来的两倍。”五一西路一家药店的负责人坦言。

然而，解酒药真的可以成为逃脱酒驾检查的有力“武器”吗?从医几十年的崔医生坦言，大多数“解酒药”都是缓解酒精浓度过高造成的头晕、呕吐等症状的产品，它的作用仅仅是护肝、排毒、利尿，并通过加快代谢，从而促使醉酒的时间相对减少一点而已。

代驾服务悄然兴起

“饮酒开车需付出代价，不如饮酒前先请代驾。”“喝酒不为开车愁，xx代驾保无忧。”……诸如此类代驾广告口号不知从何时开始“唱响”。

“我们晚上应酬比较多，但考虑到第二天一早上班还需要用车，喝酒后选择一个安全可靠的代驾是我最好的选择。”吴飞在我市某企业担任总经理司机，他对代驾服务颇有心得，“有专业的代驾司机，我不会为晚上喝酒发愁了。”

因酒后驾车的处罚加重了，酒后代驾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在我市，代驾服务根据时间段不同收费也不同，大致在40元至近百元不等，提前1小时预约即可。除了酒后代驾，还提供“全天代驾”和“新手陪练”业务。除此之外，部分餐馆、酒店以及酒吧也为顾客提供酒后免费泊车、代驾服务。

酒精测试仪网上“叫嚣”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100毫升、小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行为属于饮酒驾车;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行为属于醉酒驾车。根据要求，若饮酒但其酒精含量低20毫克/100毫升就能避免处罚，市民陈辉购的呼气式酒精测试仪能检测其酒精含量而倍感欣喜。

记者通过搜索淘宝网、拍拍网等多家购物网站发现，“交警专业使用”“测量精准”……等酒精测试仪宣传字眼随处可见，酒精测试仪根据功能不同，价格由几元到100余元不等。据了解，交警使用的酒精测试仪，都是经过技术监督部门定期专业检验的，灵敏度非常高，其酒精测试仪的测试结果也只是作为参考要素之一。初步检测之后还要抽血检测，血液酒精含量测试才是证据。

篇5：醉驾入刑的法律价值和意义

摘要：

今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实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意味着酒驾入刑，醉酒驾驶将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那么醉驾入刑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意义是什么呢，本文将着重分析醉驾入刑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意义。

关键词：醉酒驾驶；醉驾入刑，法律价值；意义

一． 醉驾入刑实施情况

“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全国各地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仅就五一”期间,全国道路交通情况平稳,未接到发生严重拥堵和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报告,酒后驾驶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

这一个多月以来，,因醉驾被诉甚至被宣判的案例开始不断出现和增加,大量的醉驾案件将进入了司法程序。自5月5日下午,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开作出判决,醉驾者侯某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后，这起案件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河南省乃至全国首例涉及醉驾的宣判案例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醉驾被捕的案例，其中不乏高晓松醉驾案，公务员醉驾，白领醉驾等具有示范性的醉驾案例，可以说，醉驾入刑一个多月来，无论是醉驾的减少还是对社会产生的良好反应来说，都取得了巨大的法律成效和社会效果。

态度决定一切,全国各地警方，检方和法院都对醉驾者采取了一些刑事拘留措施,有的进入了审判阶段,这样的执法态势很好。目前的这种多元、严格依法办案的态势应该保持,只有这样才能震慑不法醉驾分子,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酒驾行为,在法律层面解决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二． 醉驾入刑的法律意义和价值

经济越来越发展,汽车也越来越多,可人的素质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经济处罚、拘留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据报道，2009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38351起，造成67759人死亡、275125人受伤，其中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尽管公安部门不断治理，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仍屡禁不止，目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全球公害，立法将醉驾定性为犯罪行为顺应了公众“平安出行”的诉求。

由于中国酒文化盛行，简单的经济处罚或者拘留已经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城市飙车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因此，只有通过立法将醉驾定性为犯罪行为，才能有效打击酒后开车。

（一）醉驾入刑在有关醉驾执法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1.酒驾肇事终身禁驾

自今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将开始实施。为与其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醉酒驾车将被拘役。更严重的是，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酒后驾车肇事者会被终身禁驾。2.两次酒驾吊销驾照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从200元以上500元以下提高至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期限从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改为6个月；因饮酒后驾 1

驶机动车被处罚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拘留和2000元罚款，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3.醉驾吊销驾照五年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增加了15日拘留的处罚，将罚款从500元提高至5000元；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4.醉驾可能被解除合同

“醉驾”正式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届时醉酒驾驶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长可处6个月拘役。“醉驾”入刑，醉酒司机就是犯罪，无疑会影响当事人一生。《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务员醉驾被判拘役，就面临被开除公职。《劳动法》第25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凡因醉驾构成刑事犯罪的，可能会被企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解除劳动合同。《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5.学生醉驾终身禁考公务员

醉驾者若为在校学生，那么他将永久失去报考公务员的资格。在公务员招考中也明确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之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应属故意犯罪，这也意味着，党员如果醉驾被判刑也将被开除党籍。6.公务员醉驾或被开除

刑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时提出，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委员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也有人认为，公职人员更应模范遵守法律。

（二）醉驾入刑的司法意义和价值

1．设立“危险驾驶罪”提高了肇事者的违法成本。按照当前的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处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更不消说“扣车”、“吊照”、“扣分”和“行政拘留15天”等警戒性措施。这样的处罚成本，不足以震慑肇事者和警示旁观者。同时，增设“危险驾驶罪”也显示出我国刑法理念从以“结果犯”为主处罚向以“行为犯”为主处罚的转变，让“危险”的预期时刻提醒着行为人，有利于刑法预防功能的发挥。

2.设立“危险驾驶罪”有利于肇事伤人的处罚公正。2010年的张明宝酒驾案和胡斌飙车案同属“危险驾驶”行为，但前者被法院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后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由于评判依据不一致，导致“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

3.设立“危险驾驶罪”既综合平衡了“交通肇事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畸轻畸重的量刑标准，也填补了我国刑法的一项短板，有利于司法部门对肇事伤人处罚的客观公正，从而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三）醉驾入刑的法治意义和价值

2011年05月17日从公安部公布，自《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以来，从法律执行情况看，各地公安机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目前646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占案件总数32%。

2011年5月23日，最高检通过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白泉民表示，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至检察机关的醉驾案件，经检察机关查明，案件的醉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会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办理，该批捕的批捕，该起诉的起诉。对于醉驾情节轻微案件，会按照刑法修正案

（八）及相关法律上的条款起诉，不会存在选择性。最高法、公安部、最高检以上就醉驾入刑分别表态，表现出可喜的宪政法治意义。

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运行的状态或过程.。目前在依法治国方略框架下，中国的宪政在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之中。对于“醉驾入刑”命题，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职能性质的履责表态，亦具有了宪政意义的积极层次。经由醉驾入刑议题，导引出此波的发酵式全国大讨论，不仅使人们认知了讨论平台的时代性和对社会普遍性问题的大辩论之理性，而且对于社会危害性的醉驾行为基于被害方的不特定性及与每位公民的咫尺相近性使之此波辩论尤为期望甚深。

难能可贵的是，专司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刑案的侦查、公诉、审判的高层职能部门从基本法律规定的职能角度，积极予以辩论意义的表达，使得此波辩论客观上获得了宪政意义导向的评价。在单独议题讨论上，公安部最高检分别就涉嫌危险驾驶罪案的“一律立案侦查”和“不存选择性”的依法公诉的表态，实为正常不过的履行法定职责，而对于最高法的表态关注过甚。其实最高法的表态，也是正常的法定职责履行，但因个案的司法活动的细微复杂性，使得舆论关注更多地包含了对危险驾驶罪等刑案四百多个罪名的司法解释成为普遍性的渴求式期待。

由此而呈现的宪政意义上的大辩论状态，是法治社会下官方表态民间热议公民参与舆论关注多方关切的一副现代“清明上河图”景象，其中的积极法治意义正逐渐走向突出。

（三）醉驾入刑的社会价值

醉驾入刑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从法律的角度促进和提升了国民规则意识和法律的提升。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让人们对醉驾等行为深恶痛绝，但“醉驾”该不该入刑，一直存在争议。一些人的观点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醉驾入刑似有打击过度之嫌。但事实上，道德与法律彼此绝缘的两种社会规范，当某一种行为上升到足以危害他人生命的时候，就必须要由最严厉的法律——刑法来制裁。更重要的是，首先素养和规则意识的提升，也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自律，还必须要有外在的法律和制度的倒逼。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以及河北的“李刚门”，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放任国民规则意识的自我发展，只会走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本次醉驾入刑对于国民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规则意识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社会价值难以衡量，只有公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道德素质也才会相应的逐步提高，这样才能让立法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为法治建设而服务。

醉驾入刑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法制体现，体现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有利于进一步唤起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是依法治国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体现了法律的规范性和引导性，有利于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有利于实现人车和谐，社会和谐。

三． 醉驾入刑要求贯彻理性司法观念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修正案的立法本意和司法原则，刑事政策走向及社会形势的要求，深入探讨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动机与目的，去体会和理解司法的价值取向。而无疑地，醉驾入刑促进了理性司法观念的发展，同时也要求严格贯彻理性司法理念。

其一，审理醉驾案件必须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原则。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实现刑事审判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职能作用。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表明，要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必须坚持区别对待。醉驾入刑虽然从立法角度实行的是双罚制，即主刑与附加刑并用，但主刑却选择了最短刑的拘役刑种，本身即具备当宽则宽的刑罚要求，如果在这些条件下认真悔过，可以扩展“从宽”的幅度，不一定非选择刑罚方法不可。

其二，审理醉驾案件必须考虑社会生活的现实倾向。一方面，中国人的尚酒习性积淀太深且习酒群体比重过大，纠正这种积习，如滴水穿石，短期很难见放。醉驾入刑仅为制裁手段，彻底扭转生活倾向、教育人们改掉不良习性，才是司法之真谛。另一方面，中国的驾驶人员几乎十人八酒，不单是好酒，其生活压力之大、生活单调之烦及工作疲累之苦，也是嗜酒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面对两亿多驾驶人员，且每个驾驶人员都承担着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光靠刑罚手段很难奏效。如果凡是醉驾即判刑入狱，至少要在全国增加一倍的关押场所，这不单对醉驾者及其家庭是灾难，对于国家而言更是灾难。因此，司法必须为国家分忧，为社会把脉，坚持理性司法。

其三，审理醉驾案件必须考虑当今刑罚的国际走向。时下国际刑事司法的走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废除死刑的呼声极高。全世界目前已有95个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死刑，而且已有46个国家在10中没有执行过死刑。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己减少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应了世界人权保护的总趋势。

二是向非监禁刑方向发展。美国对多数罪犯实行非监督刑，截止2010年9月30日，全美监狱服刑人员只有127324人，尚不足我国一年中判刑入监的1/3。我国目前创造的社区矫正就是解决非监禁刑的矫正问题。

三是国际轻刑化步伐加快。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的醉驾入刑，即为典型的轻刑化刑罚适用，属自由刑中刑期最短、刑种最轻的犯罪

四是微罪不罚的趋势明显。在美国比较普遍，可判可不判的一般以无罪判决结案。我国刑法第13条明确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条规定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确立了微罪不罚的原则。这对醉驾入刑坚持理性司法，具有指导意义。

就醉驾情形言，如果行为人偶尔饮酒驾车、他人劝酒后驾车、醉驾时间极短、悔罪态度诚恳，愿意接受处治等，都有可能不施以刑罚方式，由行政执法部门予以处罚，实行刑事责任追究与行政处罚的有机衔接。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4月22日表决通过的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

定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将一律吊销驾照，并在五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即使未达醉驾标准，也得拘留15天，罚款5000元。因之，刑事追究与行处罚的衔接，也是理性司法的必然要求。

在醉驾入刑的司法过程中，必须贯彻上述理性司法理念，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司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服务。

四． 关于醉驾入刑的个人思考

近年来，醉酒驾车导致的交通肇事案件频繁发生，醉酒驾车的行为屡禁不止，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起，我国每年死于车祸人数平均10万人左右。一场场惨烈车祸的发生，撞击着人们的心灵，这给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道路交通安全的格外关注和深刻思考。相关法律的盲点与交通法规的“轻描淡写”，直接降低了酒驾、醉驾的犯罪成本，呼吁设立“危险驾驶罪”的喊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因此国家立法将醉酒驾车纳入刑法范畴也是合乎国情和现状的，是一种紧扣社会发展需要的立法表现，是一种保护民生的体现，然而，酒驾入刑也伴随一些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

首先，酒后驾驶入罪，应该对“酒”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并对入罪饮酒的量进行严格限定，还要有科技的及时跟进，准确判断驾驶人员的饮酒量。我国的醉驾及酒驾的标准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具体说来，各国对于酒精含量的超标的标准是不同的，资料显示，美国是0.06%，日本是0.05%，德国是0.03%，瑞典是0.02%，而我国是0.2%。将这些数据量化为啤酒容量，则是，“中国为一杯，外国是一口”。西方国家对于酒确实是做到了“零容忍”，而我国还正处在不好意思、扭扭捏捏的状态中。

其次，什么叫“情节恶劣的”，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无疑给肇事方和执法者留下了可“操作”的余地。因为显而易见，一旦给“醉驾和飙车入刑”加上这样一个“情节恶劣”的限定条件，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承认，单单的“醉驾或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其实并不属于“情节恶劣”，也不构成犯罪。这显然与“醉驾和飙车”行为客观存在的巨大危害性，以及此前舆论民意的普遍认知和期待严重不符。“醉驾”或“飙车”这类驾驶行为，只要一经实施、发生，本身便已构成“情节恶劣”，即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公共安全置于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威胁和恐惧之中，同时也将自身车辆和乘客的财产生命安全置于高危的险境之中。因此，如果无视这种行为本身天然具有的“情节恶劣”，非要给“醉驾和飙车”再加上一个“情节恶劣”的前置条件，那么，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而且无形中也将消解乃至取消“醉驾入刑”应有的积极司法价值和意义。

再次，酒驾不能只靠一部法。“法律之间要相互衔接，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要相互衔接，做到宽严相济，处罚也要有梯度。酒后驾驶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严格的执法对于有效治理酒后驾车意义非凡，交通管理滞后也是造成酒后驾车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只有“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普通路人才有安全感，司乘人员才能享受机动车带来的快乐、便捷。

篇6：醉驾入刑带来的问题

（八）》和《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将正式实施。‚醉驾入刑‛将执行怎样的程序？需要多长时间？近日，济南市公安局通报，目前济南市交警支队已经制定了详细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做好了相关准备。在通报会上，济南市公安局法制处副处长康在明说，如果一名涉嫌醉驾司机被交警查处后，首先要进行呼吸仪器酒精检测。如果呼气检测的数值达到了醉酒的标准，那么交警就可以立即进行立案侦查、取证。

立案之后，进行的将是取证阶段，那就是进一步抽血进行酒精检测。随后就是抽血、送检、检测，如果血检数值达到了醉驾标准，即形成证据；如果血检达不到醉酒标准，此案将被撤销。按照程序，取证结束之后，醉驾犯罪嫌疑人将会被移交至辖区公安分局或县、市公安局案审科；此时，案审科将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当然这四项措施只能选择其一。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会根据嫌疑人具体情况，提请检察院起诉；检察院起诉至法院；法院受理后，针对醉驾将最后作出判决，包括判决拘役时间和罚金。这一系列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康在明说，根据相关规定，血液检测送检时间最多3天，检测时间最多

3天，同时录像录音都是实时进行；加上起诉和审理阶段一般最长在7天左右，所以从醉驾被查到法院作出判决，最长也就是半个月，‚主要因为醉酒这样的案子，案情比较简单，我们也正在跟法院、检察院进行探讨建立‘绿色通道’，快速处理醉驾入刑案。‛

在查处到判刑的过程中，如果嫌疑人对证据提出质疑怎么办？比如车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饮酒驾驶，最后这个驾驶人员不承认酒后驾驶怎么办？‚这也是我们在5月1日之后的执法过程中最关注的问题，所有交警将会在酒驾查纠的过程中全程录像录音，这是证据的一部分。‛济南公安有关负责人表示。

另外，为了保证血液检测的证据真实可靠，交警部门与有资质的卫生部门进行合作，使用合格的仪器进行采集；同时，在进行血液采集化验时，将会把涉嫌醉酒驾驶人员的血液进行备份，‚目的是方便进行再次鉴定，从而确保证据的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第九十一条修改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如果一次酒驾被处罚之后再次酒驾被查，也将会被拘留。那么怎样判断之前曾经酒驾？济南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5月1日起，所有酒驾、醉驾都将记录在案，‚济南市有一个交通违法系统，5月1日起，如果有人酒后被查，将会

记录在其中，以后在查酒驾过程中，会调取记录，发现已经有过酒驾行为，将会对酒后驾驶人员处10天以下拘留。‛

5月1日之后，醉酒驾车将会入刑，这样一来，对于执法的交警来说，难度肯定会加大，危险系数也会更高，因为涉酒驾驶的行为人逃跑的可能性更大。

对这种逃避检查、不配合、冲卡逃跑甚至阻碍执法行为有可能增多的情形，济南交警负责人表示，有关警种、相关部门之间已做好准备，自5月1日起，如果出现弃车逃跑、逃逸现场、阻碍执行公务等情况，公安部门将会依法对其进行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