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共5篇）

篇1：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海德格尔逻辑思想

摘 要：基于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回溯到古希腊，探讨逻各斯的各种含义及其在后来的流变。进而，揭示了在这一变化中，逻各斯最始源的意义已迷失。逻各斯成为了逻辑，思想被逻辑所遮蔽。因此，只有在克服逻辑的基础上，思想才能成为存在之思。

关键词：逻各斯；逻辑；遮蔽；思想；克服；存在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ing Being, tracing back to Greek , Heidegger inquired many meanings in logos and their changings.Moreover, he revealed that logos’ original significance was lost in this variation, logos became logic, thought was covered by logic.refore, only on the basis of overcoming logic, thought can become thought of Being.Key Words: Logos;Logic;Cover;Thought;Overcome;Being

逻各斯如何成为了逻辑，逻辑对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以及在存在被遗忘的情况下，如何克服逻辑，思想的任务又是什么。这一系列，一直是海德格尔逻辑思想的根本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已不能思，甚至更有损于思。从早期开始，海德格尔以追问存在为宗旨，对存在的追问乃是思存在。海德格尔极为关注从逻各斯到逻辑的性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思想不断地与存在相分离的过程，此分离表明，哲学与形而上学兴旺起来后，思想却步入了衰落之历程。真正的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期待性的。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让思想回到自身，回到存在，这正是思想自身的任务。

一、逻各斯本源含义和规定

对逻辑与逻各斯和思想的关系的探讨，一直是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的重要方面。在早期，他的这一努力，基于基础存在论。在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虽然不再使用“基础存在论”一词，但并未脱离存在论基础。走向存在之思是海德格尔最终的思想目标，这种存在之思不是专横与独断的，更与思想之强暴无关。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刚发见到的，而是失去后之期盼，即失而复归。真正的思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本性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了人与存在的真切关联。在思之开端，那思是纯粹的，并不象后来那样错综复杂。海德格尔通过对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回溯，去寻求思之源头，以弄清楚后来的思缘何和如何发生了流变。这就要远离思想的现成状况，而追溯到希腊思想的源头。其实，这种远离是为了更好地穿透，以切近思想的本性。

这不得不回到希腊语Logos（逻各斯），该词源于希腊语Legein，意为“说”。后来“逻各斯”有了“理性”、“理念”、“谈话”、“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和“词”等多种含义。由于含义丰富，难以把握，时常陷入混乱之中。对此海德格尔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λονοξ 这个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而且，在每种方式中，这些含义相互抗争，没有一个基本含义在积极地主导它们。事实上，这只是假象。只要我们的阐释不能就其本来内涵适当把握λονοξ 的基本含义，这种假象就会持续下去。”[1]众多含义似乎表明，它们都同样程度地与逻各斯相关。这种假象遮蔽了逻各斯最本源的含义。

逻各斯在后世的流变之意，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儿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等。逻各斯有无基本含义？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如此众多的含义？这种含义的衍生在思想上又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在逻各斯意义上讨论思，把思与逻各斯联系起来。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来规定思想的。逻各斯的基本含义相关于言谈，“λογοξ 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既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而言的。” [2] 逻各斯是聚集，是人与万物的规定。

展示出来让人看，也即“使……公开”，逻各斯具有αποφανσιξ（展示）的结构。正是话语把所涉的东西通过言谈公开出来，使人通达所涉之东西，语言的本性向希腊人开显为逻各斯。“这里‘逻各斯’意为‘言谈’，尤其是在陈述的意义上，作为谓语。” [3]话语让人看具体化为说，即以词语方式付诸声音。逻各斯把某种东西展示给人看，因此，具有某种综合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综合既无关于表象的联结，也不涉心理方面，更不存在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相符合的问题。如果说真理相关于无蔽，让人看的逻各斯作为让人看之一种确定样式，并非真理的始源处所。尽管逻各斯是思想的早期形态，但古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却比逻各斯更源始。逻各斯朴素地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觉知存在者。真与觉知相关，纯粹认识是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真。

二、逻各斯何以成为逻辑

但这种变化发生在，让人觉知存在者，这关联到在着眼于存在谈及存在者时，作为根据摆在那里的东西，这种根据相关于ratio即理性。同时，在这种谈及存在者的过程中，又涉及到了相关性。因而，逻各斯又具有了关系与相关之含义。在这里，海德格尔展示了逻各斯的本来含义及其各种演历。哲学也是如此，“哲学在本性上是历史地定位的，这不仅针对许多哲学家只探求哲学史而言，而是特别指康德或亚里士多德为哲学探索提供了方向。” [4] 这种历史性变化发生在思想的一切领域，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其重要方面。把逻各斯的意义理解为命题，但命题又被翻译、领会为判断，这判断却与逻各斯的本意相差甚远。在现代逻辑中，命题是充任推理成分的判断，判断则是对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

任何判断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既对事物有所断定，又有真假之别。也就是说，判断是与对象即存在者的一种“联结”，其真假的鉴别却有赖于符合。后世的逻辑是从逻各斯演变而来的，当然，逻辑概念的涵义也各有不同。一般指思想、概念、理性与性等，在斯多亚学派那里，逻辑指命运与世界理性；新柏拉图主义的逻辑用以指上帝、造物主、精神实体；而逻辑在黑格尔那里指概念、理性和绝对精神等。海德格尔对逻辑与思想的关系作了独到的辩析，他说：“逻辑是思想的科学，是关于思想的规律和所思的形式的学说。” [5] 这表明，逻辑（学）作为一种学说，一门学科具有的特质，其研究对象为思想。

与其它科学一样，逻辑（学）也着力探求规律，但有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逻辑（学）探求的是关于思想的形式的规律。但总的说来，逻辑（学）成为了科学。同时，应科学之需要，逻辑学成为科学的工具，也随科学一道向着数学化、形式化与符号化方向。科学关注作为认知对象的存在者，技术用座架去设定存在者，哲学则关联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性揭示。逻辑（学）还是哲学框架内的学科，它与世界观的东西没有什么关联。不仅如此，而且“现象学哲学与世界观是相互对立的。” [6] 逻辑（学）在一般人看来，乃是保证确定性的学问，其所涉总是同一内容。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学正在替代思想。

这表现在，“逻辑为我们消除了要费事去追问思想之本性的一切努力。” [7] 从而，对思想的追求被规范化与固定化了的逻辑学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代替，逻辑的运作就是思想的探求。逻辑决定了语言的文法和人们的语言观，这一点是逻辑作为思想的又一弊端。进而，逻辑还规定了思想，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决定性的思维方式。对此，海德格尔认为：“逻辑在今天也还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说话，而且从早期开始，逻辑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的语法结构以及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 [8] 这种影响并非始于近代，其实，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了。海德格尔把逻辑的成因归结为学院派教师的发明，而非哲学家的创造。

三、逻辑及其对思想的遮蔽

思想在拉丁文里叫做intelligere，由此思想变成了理智的事情。理智也称为悟性或知性，它指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推论，它赋予了思维以严密性和确定性。理智主义则是形而上学对思想的建构的产物。同时，“这些关于思想的形式和类型的人类学的和心的问题肯定不是哲学的问题。” [9] 海德格尔否定了心理学能为逻辑价值提供保证的观点。[10] 在这一点上，他维护了胡塞尔反心理主义的立场。逻辑对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我们看到，传统逻辑是命题的科学，是思想的科学，其主要目的是为思想和陈述确定法则。” [11] 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在克服传统逻辑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莱布尼兹用数学改造传统逻辑，为后来的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康德把认识论引入逻辑，认为逻辑知识的圆满性建立在主客体的一致的基础之上，即在普遍有效的规律之上，力求克服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康德那里，关于范畴的知识，作为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规定，即所谓形而上学，“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关于λονοξ（逻各斯）即‘逻辑’的知识。” [12] 而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就包含着‘逻辑’这个名称。” [13] 形而上学是本体论、逻辑学与神学的合一。问题在于，“凭借于形而上学自身表达为本体-神学-逻辑学，已经发生了思想与存在的分离。” [14]因为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存在的许多缺陷。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都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同时他也认为，即使莱布尼兹的逻辑也陷入了数学化与形式化。

似乎只有，辩证逻辑之于普通逻辑才是高级的。“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事情就是：思想作为思想。” [15]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是观念，思想是理性的，它规定自身，思想观念发展到绝对理念，而只有绝对理念才存在的。在黑格尔那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表明的是存在从属于思想，存在受理念规定，而这里的思想则表达为主体哲学。而且，正是绝对理念统一了存在与思想、主体与客体。在海德格尔看来，“精确的思想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 [16] 真正的思想的严格性决不能被束缚和理解为一种逻辑上的精确性。“而这种思想的真理是任何‘逻辑’都不能把握的。” [17] 逻辑和理性不仅无关于思想之本性，而且还有害于思想自身。

逻辑的符号化也不能解决逻辑对思想的遮蔽，反而强化了这种遮蔽。“然而，表示道说的同一词语逻各斯，同时也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语。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藏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 [18].与形而上学不同，海德格尔把根据放到存在层面，他说:“我们试图把根据律当作从存在到思想的道说。该律说：存在与根据是同一的。” [19]哲学在不断地终结自身，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与这些终结相关的重要思想家有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当然，他们终结的方式显然又是不同的。形而上学借助于逻辑，把哲学和思想规定在理性之中。看来，形而上学已是西方哲学不可避免的最终宿命。

四、逻辑的克服与思想的任务

理智与思想的偏差，必须通过回归始源的思想来克服。克服逻辑是要消解逻辑与思想的偏差，保持思想的纯正。进而，为思想确立自身的任务。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这表明一切思想在本性上是思存在。这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不一样的，西方形而上学把同一性看成是一种等同性，即思维与其指涉的对象的同一，遮蔽了事物自身的同一。海德格尔认为同一的本性是让共属，即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单调，“思同一事情，思其同一性之丰富。” [20] 思想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是追问，而是倾听。何谓同一性呢？“我们必须把同一性理解为共属一体。” [21] 同时，海德格尔把同一与相同作了区分，“但同一（das Selbe）并不是相同（das Gleiche）。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分消失了。

而在同一的东西中，区分显现出来。一种思想越是明确地以同一方式被同一事情所关涉，区分则越是驱逼地显现出来。” [22] 有区分的同一才是真正的同一，思想的同一。海德格尔把思想与区别开来，哲学就存在者的存在，去探索存在者是什么。哲学行进在通向存在者的存在的途中，也即关联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哲学往往与理性关联，“另一方面，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真正守护人。” [23] 而思想则是思存在，关切存在自身。当然，两者也会发生转化，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当追问存在者是什么时，思想成为哲学。是，“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 [24] 思向我们逼来，迫使我们去思。思想与哲学的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我们熟识了思之本源，我们可能冒险将脚步从哲学中退出，迈进存在之思。” [25] 无疑，这是思想的冒险。

在近代，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语言也被技术化和逻辑化。同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由于不再思存在必然终结，这乃是由于思想被座架所支配。回到思想的事情自身，就是摆脱受语法和逻辑规定的因果律，把存在自身作为思想的根据。“从‘思想的事情的规定’出发，博德尔看到了智慧和哲学的思想结构的明显不同：前者是‘规定——事情——思想’，后者是‘规定——思想——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中的思想比智慧中的思想在思想结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智慧中事情优先于思想，而哲学中则是思想优先于事情。而这种差异在于：智慧是关于人的规定，亦即关于人的居住的话语；但是哲学是关于理性的规定，是思想的逻辑。” [26]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思就是使你凝神于专一的思想。” [27] 真正的哲学作为爱智慧，是对智慧的纯粹之思的不断的切近。

对存在和意识的不同强调，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重要差异。在海德格尔那里，走向事情自身，就是走向存在自身，也就是走向语言自身。由逻辑返回逻各斯，思想乃思存在，思想在存在的规定下成其自身。思想的事情也各有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独特表达本身，就是一种从哲学走向智慧的一种卓有成效的努力。“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想而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始源、更加严格的与存在相归属的思。” [28] 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之中，语言具有规定性的作用，但这却不同于一般地建立根据。“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很早就开始了的对原因或根据的探讨，在后来的著作中最终也被抛弃，或者说被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遗产被否定和克服了。” [29]语言是最为本源意义上的无。退出哲学之范围，而返回到存在之思中，“因此思想就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自发性活动的性质，思想只是接受和聆听存在的声音。” [30] 这是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也正是思想的根本任务。

[1]、[2] Martin.Heidegger.Sein und Zeit [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77, 43.43.[3]、[9]、[11] Martin.Heidegger.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1.19.217-218.[4]、[6] Martin.Heidegger.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M].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14.187.[5]、[7]、[8]、[28] Martin.Heidegger.Einfuhrung in die Metaphysik[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1983, 128.128.129.131.[10]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5.[12]、[13]、[16]、[17] Martin.Heidegger.Wegmarken[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1976，253.253.308.309.[14] 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2000，69

[15]、[22] Martin.Heidegger.Identität und Differenz[M].pfullingen: Neske Verlag,1990, 31.35.[18].Martin.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 [M].Stuttgart: Neske Verlag, 1993, 237.[19] Martin.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97,156.[20] Martin.Heidegger.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3, 223.[21] Martin.Heidegger.Seminare[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6, 23.[23] Martin.Heidegger.What is philosophy?[M].New Haven: College & University press,1958,23.[24]、[25]、[27] Martin.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M].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6.10.4.[26] 彭富春.走出后话语[J],哲学研究，1999，(1).[29] [德]比梅尔.海德格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9.[30]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24.

篇2：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价值投资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都出现在二十世纪, 前者的代表是格雷厄姆与巴菲特, 后者的代表是马柯维茨、夏普与法玛。价值投资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都在寻找一种理想的投资途径, 但思想逻辑却有着根本的区别, 体现在理论假设、风险界定与风险控制方法、收益衡量与收益实现方式等方面如表 (1) 所示。组合投资理论逻辑是:投资者是理智的, 市场是有效的, 风险是以股价波动来界定的, 收益是以价格与价格之间的相对差额来衡量的, 而降低风险的途径就是分散投资, 增加收益的方法就是利用市场波动迅速而频繁地交易。价值投资的理论逻辑则相反: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 市场经常有效但并非永远有效, 风险是以本金损失可能性来界定的, 收益是以价格与价值之间的绝对差额来衡量的, 而降低风险的途径是安全边际, 增加收益的方法是利用企业价值长期增长。两种理论都对投资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二者对风险与收益的衡量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而形成不同的投资操作方法。哪种理论对投资实践更有指导作用呢?本文重点是对价值投资理论的风险收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 并找出其对投资操作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说明价值投资理论对投资风险与收益衡量的方法, 随后将采用与组合投资理论对比的方式进行分析。

二、价值投资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的理论假设分析

(一) 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经常有效但并非永远有效

价值投资理论的创立者本杰明·格雷厄姆认为, 投资者的理智是“有知识和理解力”, 而非“聪明”或“机灵”, 或超常的遇见力和洞察力。理智更多的是指性格上的特点而非脑力上的特点。显然, 格雷厄姆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正是基于对投资者有限理性的认识, 格雷厄姆认为, “过高估价普通股是市场习惯, 那么逻辑上过低估价就是预料之中的……, 这也许是股票市场存在的一条基本规律。”这一表述说明了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市场并不完全有效, 经常会出现高估或低估, 即价格与价值出现背离的情况。在投资者是否理性及市场是否有效的问题上, 巴菲特的表述更为直接,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显而易见, 巴菲特认为投资者会经常出现贪婪与恐惧的非理性情绪, 价值投资者可以利用市场的非理性进行买卖操作。概括地说, 价值投资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使得市场并不总是有效, 股票价格经常会偏离价值, 价值投资者可以利用这种偏离来获得投资收益。

(二) 组合投资理论坚持市场有效性

有效市场假设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是由芝加哥大学尤金尼·法玛 (Eugene Fama) 提出的, 并成为了组合投资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石。法玛认为, 股价的不可预测性是因为股市过于有效。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 由于市场中充满着许多聪明人 (法玛称他们为“理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 , 任何信息的出现都会使得价格快速涨跌。换言之, 股票价格迅速反映股票价值, 价格与价值之间不存在差别的可能性。不可忽略的是, 有效市场假设隐含着一种前提:市场是由“理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构成的。但行为金融学已经证明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 而非法玛所称的“理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事实上, 即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人”假设也是相对的。归纳起来, 有效市场假设存在着三点缺陷:第一, “理智的投资者”的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 大量的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总是理性的;第二, 投资者并不能总是有效地分析信息, 实际情况是投资者常常依赖一些市场预期来决定股价, 而不是根据对股票价值的基本分析;第三, 有效市场假设认为长期战胜市场的可能性不存在, 但巴菲特、彼得·林奇、邓普顿等价值投资家的投资实践已经证明利用市场的非理性可以长期战胜市场。

三、价值投资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风险界定与风险控制方法分析

(一) 价值投资理论把本金损失的可能性界定为风险

价值投资理论的创立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对投资的定义:“投资操作是基于全面的分析, 确保本金的安全和满意的回报。”其中, 本金安全是风险控制的根本要求, 满意回报是收益的最终目标。他认为, 价值投资者的目的是以合理的价格持有公司的股份, 他很少被迫出售股票, 股价波动并不会给他带来损失。首先, 不被迫卖出股票是一个成为价值投资者的重要前提。换言之, 价值投资者一定不会借钱投资以至于股价低迷时被迫出售股票, 也不会屈服于内心或外在 (如市场、家庭、亲友) 压力被迫低价卖出股票。其次, 强调合理价格即远低于企业价值的价格买入股票, 而不是支付过高的价格。最后, 强调持有公司股份, 意味着是以所有者的身份长期持有股份而不是以交易者的身份短期买卖股票。这三个要求决定了价值投资者实际只面临三种风险:买价过高的风险、企业价值下降的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 (1) 买价过高带来的本金损失风险。投资者由于无法准确评估或忽略股票的内在价值, 在市场乐观时支付过高的买价是非常普遍的。注意, 买价过高是相对于企业内在价值而言。如果买价相对于股票内在价值是足够低的, 市场波动将不构成实质风险。简言之, 市场波动诱使投资者支付过高买价时才构成风险, 因为投资者的命运与企业长期价值相关, 而与短期波动无关。 (2) 企业价值下降带来的本金损失风险。有关研究表明, 股价与企业价值长期正相关。美国投资家罗伯特·哈格斯特朗 (Robert G.Hagstrom) 跟踪1200家公司, 对其收益与股价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持股时间越长, 股价由收益决定的比重越大, 受其他市场因素影响就越小。对于股价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巴菲特有过明确说明, “从长期看, 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是同步的, 但在某个年度二者的关系可能是神秘莫测的。”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 以十年为期限考察, 股价与企业价值增长正相关。既然股价与企业价值长期正相关, 而价值投资者的目的是以合理的价格持有公司的股份。那么, 只有企业价值下降才可能使得价值投资者本金发生损失, 形成风险。因此, 价值投资者极其关注企业长期价值增长, 而极少关注股价的短期波动。 (3) 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风险。所有投资者都面临着通货膨胀风险, 而且通胀带来的购买力风险很容易被低估。因此, 要控制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风险, 投资的最低要求是:投资收益率要跑赢通胀率。具体到选股时, 则需考虑所选企业是否具有抗通胀能力。

(二) 价值投资理论把安全边际作为风险控制的方法

首先, 以安全边际作为风险控制的根本方法。无论是通货膨胀、买价过高

还是企业价值下降, 都可能使得投资本金产生损失。价值投资理论认为以安全边际为原则可以有效控制上述各种风险。由于市场的非有效性, 价值投资者可以在价格远低于价值时买入股票, 然后在价格回归价值时卖出股票。安全边际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巨大差额, 是保护价值投资者的“缓冲垫”。简言之, 投资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通过安全边际可以获得有效控制。其次, 以集中投资作为风险控制的辅助方法。价值投资操作中, 由于需要对股票价值进行逐个准确的评估, 与此同时, 符合长期稳定增长的企业非常少数。因此, 集中投资于少数价值稳定增长的超级明星股的策略成为价值投资的控制风险的必然策略。

(三) 组合投资理论把价格波动界定为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柯维茨 (Harry Markowitz) 于1952年首次提出风险收益相关性理论。认为没有哪一个投资者只承担低于平均成都的风险而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1959年, 马柯维茨在《投资组合的选择:有效多元化投资》 (Portfolio Selection: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 对风险做出全面的解释:“我用标准差作为风险尺度。标准差或方差可以视为距离均值的远近, 距离均值越远, 风险越大。”组合投资理论用均值与方差来描述收益与风险两个关键因素。组合投资理论把收益的波动称为投资风险, 即收益率波动越大, 投资风险越大。马柯维茨提出用投资组合多元化可以消除波动带来的风险。到1964年, 比尔·夏普 (Bill Sharp) 提出资产定价模型 (CAPM) , 并用β值衡量投资组合的风险。至此, 马柯维茨与夏普两位学者完成了多元化可以平衡风险收益的理论与风险的界定, 而有效市场理论则由法玛完成的。学者的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组合投资理论。组合投资理论认为股价波动是风险。实际情况是波动本身不是风险, 只有买价过高给投资带来损失才构成风险。巴菲特认为, “作为企业所有者, 股票持有者也一样, 股价下跌实际上是降低了风险而不是增加了风险。学术界对风险的定义实在是有失水准, 近乎于无稽之谈。”格雷厄姆则认为市场波动对于投资者不是风险而是获得收益的机会。指出“从根本上讲, 价格波动对真正的投资者只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当价格大幅下跌后, 提供给投资者购买机会:当价格大幅上涨后, 提供给投资者出售机会。”

(四) 组合投资理论把分散投资作为风险控制方法

组合投资理论模型表明股票投资收益和风险成正比, 认为股票投资风险由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构成, 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 可以避免非系统性风险。组合投资理论提出了有效投资组合的概念:在相同的风险水平下, 投资组合有最高的收益;在相同的期望收益下, 投资组合有最低的风险。组合投资理论把波动当作风险, 而通过具备不同相关性的股票进行组合, 可以有效地降低波动从而降低风险。组合投资理论把降低风险的途径建立在构建有效的投资组合上。

四、价值投资理论与组合投资理论收益衡量方法与实现方式分析

(一) 价值投资理论以价值为标准衡量投资收益

如前所述, 股价长期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故价值投资者则以企业是否保持长期价值增长来衡量投资收益。以价值评估为核心是价值投资者与其他类型投资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买入前, 价值投资者要求对股票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在买入时, 严格按照安全边际原则, 以低估的价格买入股票;在买入后, 用股票价值是否上升来评估投资收益;如果市场价格远高于股票价值, 价值投资者卖出股票实现收益。本杰明·格雷厄姆对此有过论述:“只要企业的内在价值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 那么它是否也以同样的速度被人认可它的成功就不重要了。事实上, 别人晚些认可它的成功反而是件好事, 可以留出机会以低的价格买进高质量的股票”。既然价值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取决于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 所以价值投资者极少关注股价波动, 而更多关注企业经营管理。既然价值投资者以企业价值增长来衡量投资收益, 而企业价值增长是以年为周期的, 是缓慢的。从逻辑上讲, 价值投资业绩的衡量一定是长期的, 而不是短期股价波动。任何以短期波动来衡量投资业绩的投资者, 不是纯粹的价值投资者。只要企业保持长期增长, 即使股价短期下跌, 甚至是严重下跌, 也不会对价值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业绩产生实质的影响, 最多只是心理层面的。对此, 格雷厄姆对衡量投资收益有明确的表述, “让我再一次指出, 投资成功与否应该用长期的收益或长期市场价格的增长来衡量, 而非短时间内赚取的差价。”价值投资实践的结果又如何?我们对几位杰出价值投资家的业绩进行考察, 如表 (2)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除了巴菲特外, 其他价值投资家都有不少年份投资业绩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平均比例达到28%。这五位价值投资家平均有2年左右连续业绩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落后比例有的高达38%。所有这些说明, 虽然价值投资者长期而言都取得不错的投资收益, 但短期内业绩很可能低于甚至大幅度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因此, 衡量价值投资业绩应以长期增值而不是短期价格波动来衡量。

(二) 价值投资理论以价格与价值的差异为依据进行买卖实现绝对收益

价值投资者用价值来衡量收益, 但收益却需要通过价格来实现。价值投资者盈利的关键是利用股票市场中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来进行套利。价值投资者认为市场价格经常会偏离价值, 并且在这种偏离后市场会出现自我纠正的趋势。格雷厄姆把影响证券价格波动的因素比喻为“市场先生”, “市场先生”是一个情绪容易波动的家伙, 他会根据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绪来报价, 使价格落在他愿意成交的价格上。价值投资者视“市场先生”为朋友, 认为“市场先生”的情绪越狂躁对其越有利。将成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价格波动带来的机会。因此, 价值投资理论是以价格与价值的差值作为买卖依据, 最终实现投资的绝对收益。价值投资操作中, 风险越小收益越高。价值投资者非常重视支付价格, 因为支付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最终的投资收益率。事实上以不同折扣价买入股票, 当价格回归价值时, 投资回报率差异很大。依据安全边际原则购买股票, 其风险越低, 收益率越高。

(三) 组合投资理论以短期波动衡量投资收益

组合投资理论把波动当作投资风险, 自然以股价波动来衡量投资收益, 否则对风险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奉行组合投资理论的基金业就是以短期市场波动来衡量投资业绩的, 最典型观点的是“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每个季度对基金经理的业绩进行排名集中体现了价格衡量标准。基金经理为了使自己的业绩不落后于市场平均水平和同行, 频繁换股, 对于业绩不佳的股票马上卖出, 买入可能上涨的股票, 整个基金业陷入了短期业绩衡量的误区。美国投资家赛思·卡拉曼指出, “多数机构投资者和许多个人投资者追求相对表现, 他们的目标是取得比市场或其他投资者更好的表现, 而不关心取得的是绝对正回报还是负回报。”组合投资理论风险收益衡量实例。由于国内证券历史较短, 此处采用美国的相关数据, 更有统计意义。

(四) 组合投资理论以价格与价格的差异为依据进行买卖实现相对收益

组合投资理论把价格波动当作风险。这就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投资者以比买价更高的价格卖出股票时, 风险消除, 即使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下降。二是如果股票价格比买入价更低, 风险增加, 即使所持有股票价值上升。简言之, 组合投资理论的股票买卖依据是价格与价格之间的差额而不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额。进而体现在操作上, 投资者需要不断研判市场下一步的看法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而基本不用关心股票真正价值, 即使关心也是作为判断市场看法的辅助工具而已。这样, 频繁交易以实现相对收益, 并避免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成为组合投资理论信奉者的必然选择。

五、价值投资理论风险收益衡量方法对投资操作的要求

(一) 价值投资控制风险的操作要求

(1) 严格遵循安全边际原则。由于股市波动可能给投资者带来买价过高的风险。价值投资者一方面要对企业进行全面分析, 准确评估其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等待市场低估的机会买入。支付足够低的买价是进行综合风险管理的方法, 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波动、企业经营管理、投资者判断失误等四个方面带来的风险。 (2) 选择长期稳健高增长的企业。一方面, 大量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企业无法保持长期的高增长。另一方面, 价值投资的盈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长期增长。这就给价值投资者带来困难:如果找不到能够长期保持高增长的企业, 投资收益将大打折扣。因此, 选择长期稳定增长企业成为价值投资者获得满意回报的必经途径。一般地, 只有那些拥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垄断企业才能成为价值投资对象。 (3) 选择抗通胀的垄断性企业。既然所有投资者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风险, 投资最低收益率要求高于通货膨胀率。而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 投资命运与企业长期价值增长密切相关。故所投资企业的产品是否具有抗通胀能力非常重要。一般地, 消费类、制药类企业具有抗通胀能力, 另外, 垄断性企业具有转嫁通胀的能力。因此, 价值投资者选股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抗通胀的垄断性企业。巴菲特长期投资的可口可乐、吉列公司、美国运通无一例外的属于抗通胀垄断性企业。

(二) 价值投资实现收益的操作要求

价值投资者长期投资收益来源于企业价值长期增长, 而不是来源于短期股价波动。因此, 实践操作中必然要求忽略短期股价波动, 坚持长期投资。如果价值投资者在具有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长期稳定增长的企业, 其面临的风险只有一个:企业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市场波动不再是价值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了, 因为长期而言, 股价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因此, 投资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忽略股价波动, 等待企业价值成长与价格回归价值。

参考文献

[1]本杰明·格雷厄姆著, 王中华等译《:聪明的投资者 (第四版) 》,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2]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著, 邱巍等译《:证券分析》, 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3]吴后宽《:对本杰明·格雷厄姆投资定义的解析》, 《中国证券期货》2010年第5期。

[4]Robert G.Hagstrom《:巴菲特投资组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5]小詹姆斯·法雷尔著, 齐寅峰译《: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篇3：论逻各斯在哲学与神学中的异同

关键词：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斐洛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71-03

一、“逻各斯”在哲学中的涵义

赫拉克利特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将逻各斯这个概念引入哲学范畴﹐并提出了著名的“逻各斯”学说。

（一）“逻各斯”的客观规律性

赫拉克利特主要是用“逻各斯”指事物本身具有的逻各斯，对于精神，思维方面的含义没有过多的强调。从事物本身的意义上来看，其指的是事物发展遵循的尺度，是客观的，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原，火转化为万物，世界万物的运动也是有一定的尺度和分寸的，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经历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把握的这个尺度就是“逻各斯”。在很多时候，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指的是数量上的关系，也就是尺度。虽然这个尺度没有上升到规律，但是意思已经非常接近了。

（二）“逻各斯”的普遍性与永恒性

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是“种子”。既然是本原，那么其普遍存在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才足以生成万事万物。因此，“逻各斯”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本原具有永恒性，它永远存在于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在赫拉克利特这里，“逻各斯”是永恒存在的，万事万物的生灭不过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此，“逻各斯”是永恒的，不灭的。

（三）“逻各斯”的本原性与分聚性

赫拉克利特将逻各斯理解为本原，万事万物都是根据这个本原构成，同时也强调火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世界本来是由一团“活火”构成，不断的流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也就具有了火的意义，也就是本原，两者是相统一的。火是流变的，多样性的事物在变化的过程中会巧妙的聚集在一起，按照一定的原则聚合，但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杂乱无章的，“逻各斯”又会将各种事物分类出来，经过精挑细选，并且在聚集和分延的同时把握住一个度，通过这个巧妙的尺度将事物联系并且区别开来，这正是赫拉克利特这里逻各斯的分延与聚集的特性，也是“逻各斯”一个最重要的特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赫拉克利特才说，“因此，应当服从那共同的东西，‘逻各斯就是那共同者，但许多人活着仿佛有个别的心智。”[1]

（四）“逻各斯”的对立统一性

在赫拉克利特这里，“逻各斯”是火这一世界本原与万事万物变化所固有的尺度，赫拉克利特所构建的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一个矛盾斗争的思想。“逻各斯”支配万事万物，它是“一”，是万事万物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必然包含着对立。

赫拉克利特说过：“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据考证，这里的神与“逻各斯”是对立相等同的，“‘逻各斯就是对立的统一”[2]在赫拉克利特这里，“逻各斯”作为一种本原而存在，而他也多次提到，火是世界的本原，生成万事万物，这似乎成为了一对矛盾的说法，但从本质上看，“逻各斯”与火既区别又联系，对立统一。一方面，赫拉克利特用“尺度”一词来指“逻各斯”，而在早期许多希腊哲学家那里，“尺度”一词多用来指代火，因此，“逻各斯”“也就是永恒的活火”[3]。另一方面，两者又有所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过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踏进同一条河流的人，不断遇到新的水流”[4]。这就是说，事物都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是绝对的，普遍的。

“逻各斯”既是过程的形式，也是这个流动的过程。“火”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存在，是人们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客观实在，与“逻各斯”这个抽象形式是有区别的。因此，“逻各斯”概念具有对立统一性[5]。

二、“逻各斯”在早期神学中的涵义

（一）“逻各斯”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

基督教神学家提阿非罗使用“逻各斯”的概念，去解释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他认为，“逻各斯”是统管万有的原则，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及说话的媒介，“逻各斯”永远都存在于上帝内部，上帝通过逻各斯完美的与人类世界建立联系。“逻各斯”在上帝那里是决定万事万事秩序的本质，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逻各斯”。

在上帝和人之间，在创造者与被创者之间，在无限与有限之间，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是神圣的“逻各斯”的本质体现。“逻各斯”被斐洛称为上帝的“大祭司”。“逻各斯”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一方面，“逻各斯”总在上帝的面前为人们祈祷着，另一方面，对于上帝而言，“逻各斯”就是中介。“逻各斯”既不能像上帝是创造者，也不像人们那样是被创者，而是出于两者之间，是两者的中介者。对于上帝而言，“逻各斯”是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使节，对于人类而言，“逻各斯”给予人们光明和希望，通过这样的协调来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

（二）“逻各斯”是上帝创世的工具

在斐洛看来，“逻各斯”是“上帝的思想或者理性或者言辞”，“逻各斯”作为上帝的思想而存在，也是上帝的话语。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说，上帝拥有无上的智慧，以言辞创造世界。查士丁认为，内在的“逻各斯”便是上帝的智慧，外在的“逻各斯”便是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真理是唯一的，在希腊哲学与希伯来神学中，“逻各斯”就可以被理解为上帝的思想和话语。

（三）“逻各斯”是永恒的秩序

斐洛认为“逻各斯”可以理解成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结构和神圣的秩序。“逻各斯”是上帝的理性，也是“全能舵手”。神圣“逻各斯”就是上帝赋予万事万物的秩序，是万事万物运行的永恒的规律，而且这些所谓的规律都是上帝所给的，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正是这些规律使得上帝与世界万事万物达到了和谐。

神圣“逻各斯”深藏着万事万物的奥秘，探索了这些奥秘便在于探索万物中神圣的“逻各斯”。上帝就像是一栋宅第，是无形无相的，上帝的思想是从上帝的存在中抽出来的，是以一种半人格的方式存在着。“理性”这个词有时候也被斐洛称为上帝的思想，也就是“逻各斯”，同时，也被描述成为上帝的“全能话语”。因此，认识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更透彻的了解到“逻各斯”的内涵，并且通过它掌握上帝的思想。

（四）“逻各斯”是上帝的自我显现

斐洛认为，上帝只能通过神圣的“逻各斯”来给予人类启示，上帝要以天使的容貌去给人类启示，“上帝的天使，是上帝真正的‘肖像”上帝的神圣的逻各斯。这个“天使”就是给人类传递信息的使者，是上帝带给人类的真言，这便是“逻各斯”，也就是上帝的自我显现。而作为上帝的自我显现，“逻各斯”也被称为上帝的第二位神或者大儿子。在基督教后期神学中，上帝的长子或者第二位神便是三位一体中所说的第二位。查士丁主张，“逻各斯”是第二位神，所有真、善、美的源头就是宇宙“逻各斯”，只有基督徒曾能完全认识到宇宙“逻各斯”即基督。因而，“逻各斯”本质便是基督，是上帝的自我显现，同时也是自我显现着的上帝。

（五）“逻各斯”是人类灵魂的救赎者

斐洛认为，“逻各斯”的真正意义莫过于对人类灵魂的救赎。人类渴望上帝的慈悲，希望“逻各斯”能成为这个救赎灵魂的使者，“逻各斯”与上帝同在。基督教神学家爱任纽强调，救赎需要耶稣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而道成肉身本身就是救赎的关键，人类灵魂在道成肉身里“重生”，也就是说“逻各斯”是人类灵魂救赎的关键。人类灵魂在寻找上帝、理性的过程中，神圣“逻各斯”就会出现，为人类指引方向，“逻各斯”作为一个祈求者，去拯救人类灵魂，“对于那些配得上上帝的恩典的人类，上帝把他们拉向自己”。

“逻各斯”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对人类灵魂的馈赠，是上帝给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神圣“逻各斯”可以帮助人们追寻理性，保护灵魂，上帝可以通过“逻各斯”来访人类世界。“逻各斯”是上帝的智慧与慈悲的甘露，滋润着人类理性的灵魂，使人类充满欢乐。

三、“逻各斯”在哲学与神学中的异同

（一）“逻各斯”在神学与哲学中的相同

基督教神学家提阿非罗使用“逻各斯”与人类世界建立联系逻各斯永远都存在于上帝内部。斐洛将“逻各斯”理解成为一个范型，并且隐喻成上帝的一个神圣的印章，世界各种事物都是按照这个范型来创造，并且通过这个范型获得永恒的性质，与上帝永恒的联系。既然是用这个范型来创造，说明了“逻各斯”也普遍存在于大千世界之中，因此在神学思想史中，“逻各斯”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世界各种事物的本原，是最基本的元素，是“种子”。既然是本原，就说明这个本原是普遍存在的，这样才能生成了万物。本原是普遍的，当然也是永恒的，存在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因此，在哲学中，“逻各斯”也是永恒的，普遍的。

神学思想家认为“逻各斯”就是上帝赋予万事万物的秩序，这里虽然没有上升到规律的层面，但它实质上已经具有了规律的内涵，上帝赋予“逻各斯”秩序的内涵，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并且通过这个秩序使得世界万事万物达到和谐美满的程度。在希腊哲学家的人认识中，世界万物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尺度和分寸的，这个尺度和分寸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事物发展遵循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人们是客观的，人们不能改变但可以把握它。因此，“逻各斯”在神学与哲学中都具有规律的意思。

（二）“逻各斯”在神学与哲学中的不同

在希腊哲学史上，“逻各斯”有被理解为本原，也有被理解为规律，但归根结底这里所理解的“逻各斯”都是具有客观性的物，而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的观念中，“逻各斯”被理解成为基督，中介者，虽然没有描述出具体的相貌，但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对“逻各斯”的理解已经具有一个人的特征，而不是物。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实是客观唯物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神学家在说“逻各斯”的时候，认为“逻各斯”是人类魂灵救赎的关键，是上帝的自我显现，在这里尚不具备人性，但是神学家们在无形下已经将“逻各斯”神化并且赋予了“逻各斯”以人格特征，它是富有人格特征的神，从认识论上来看，实际上神学家对“逻各斯”的认识是一个感性“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这里，世界是一团燃烧的火，而且这团活火的运动变化有一个尺度，就是“逻各斯”，实际上就是把“逻各斯”作为一个理性的对象区别于感性认识的问题来把握。存在是理性的，所以，在这个理性世界的“逻各斯”也是理性的。因此，神学家与哲学家对“逻各斯”的认识问题上也存在感性与理性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2.

〔2〕〔3〕汪子嵩.希腊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67，419.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

〔5〕余德华.“逻各斯”新探[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8（04）.

篇4：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本文以这四个基本问题为维度, 对他们的课程论思想作一番分析和对比, 一方面, 可以更好地把握他们课程思想的本质, 另一方面, 可以借鉴他们的思想, 为我们今天的课程改革服务。

一、关于课程目标的比较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也是其教育目的观最系统、最集中的表述, 他在书中明确提出“教育无目的论”:“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之外无目的, 它是它自己的目的。”[1]所谓教育过程内的目的, 是指由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杜威否认教育过程以外的一般的、抽象的外在目的, 其本意只是对脱离儿童而单纯由成人决定教育目的的旧教育的纠正, 并非真的要放弃教育目的。

布鲁纳认为课程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学习学科的基本结构,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二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 培养他们主动、独立地从事探索、发明创造的精神和能力;三是布鲁纳强调要让学生亲自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 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布鲁纳强调的不是记忆事实, 而是获得知识的过程。他认为, 学生“学习如何学习”本身要比“发现什么”来得重要。

杜威同布鲁纳一样, 也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能唤起儿童的“思维”, 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能力。另外, 二者在课程的目标上虽然都强调学习对个体价值的重要性, 但在具体指向上却有不同。杜威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 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未来做准备, 而是为了当前社会生活的需要, 他强调:“一个课程计划必须考虑到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2]而布鲁纳则明确地提出了提出任何学习行为的首要目的, 应该超过和不限于它可能带来的乐趣, 而在于它将来为我们服务。“任何学习行为的目的在于不但应当把我们带往某处, 而且还应当让我们日后再继续前进更为容易”。[3]

二、关于课程内容的比较

在杜威看来, 经验是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切课程都应是表现儿童日前经验的充分发展”, “所谓学校的职务就是把粗糙的经验改组成科学、地理、算术以及不拘什么钟点的功课”。他还说:“一盎司经验胜过一吨理论。”杜威批判传统教育只传授与儿童无关的科目, 主张:“学校科目相互联结的真正中心, 不是科学, 不是文学, 不是历史, 不是地理, 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依据这些原则, 杜威设想在学校中建立许多工场, 儿童在工场内学习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等。儿童的主观经验成为教材的起点和中心, 儿童有兴趣的活动便是最理想的课程。

与杜威的经验课程论不同, 布鲁纳主张课程应该以学科为中心。他认为, 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间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科学文化财富是不可能的, 要学习的课程内容必须是对学生今后一生具有更高价值的材料。布鲁纳所说的“学科基本结构”主要是指每门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它们之间的规律和联系。他强调应使学生积极参与知识的构建, 以及形成结构的学习过程, 掌握知识的整体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而不是掌握零星的经验和事物或知识的结论。“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 几乎归结为定义, 则这些观念对新问题的适用性就越宽广”, [4]“懂得基本原理可以使得学科更容易理解”。[5]

杜威和布鲁纳在课程内容上的见解是针锋相对的。杜威反对传统教育的固定书本, 主张从经验中、具体的活动中学习, 重视个人的直接的经验, 相对忽视了间接的知识和系统科学知识的价值, 忽视了教师系统传授间接知识的主导作用。布鲁纳从培养科学家的立场出发, 主张学习基本的、系统的间接知识。他把学生看作是没有经验的科学家, 混淆了学科和科学的界限, 致使课程内容过于抽象, 脱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水平, 使师生的积极性受挫。

三、关于课程组织的比较

杜威强调实用, 强调经验, 因此他特别看重活动课程, 并把活动课程作为一种重要的课程组织模式。他说:“经验表明, 当儿童有机会从事各种调动他们的自然冲动的身体活动时, 上学便是一件乐事。儿童管理不再是一种负担, 而学习也比较容易了。”[6]学校“采用游戏和主动作业, 并在课程上有一明确的位置, 是理智方面和社会的原因, 并非面对的权宜之计和片刻的愉快惬意”。[7]由此可见, 杜威把游戏和主动作业看作活动课程的两种基本形式, 并且游戏必须是“自由的”和“可塑的”, 主动作业必须是面向全体人, 必须满足儿童的兴趣, 适应儿童的生活需要, 必须代表社会情景, 是课程与社会和儿童结合起来, 同时体现方法和材料的统一。[8]

为了尽可能快地发展儿童的智力, 使儿童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 布鲁纳主张学科内容的安排应该是“螺旋式课程”, 就是以与儿童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形式尽可能早地将学科的基本结构置于课程的中心地位, 随着年级的提升, 使学科的基本结构不断地扩展和加深。布鲁纳一再强调, 结构课程的开发一定要与特定年龄阶段的学生的心理表征的特点相符合, 否则就达不到预定目标。[9]基于以上见解, 布鲁纳认为:“给任何特定年龄的儿童教某门学科的任务, 就是按照这个儿童观察事物的方式去表现那门学科的结构。”使之能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

由此可见, 杜威和布鲁纳都重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 以儿童的天性来安排课程。杜威虽然倡导活动课程, 但他并不一味反对学科课程, 相反, 他认为学科课程也是一种重要的课程组织模式。同时, 他还看到了学科课程的两大弊端, 一是学科课程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分离, 二是学科课程与社会的分离。

四、关于课程评价的比较

杜威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把教育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所谓内在价值, 即欣赏的价值, 能在真正的生活情境中使学生深切了解到事实、观念、原则和问题的重要意义;所谓工具价值, 即比较的价值, 它是对特定的情境中目标的需要和满足程度, 对事物的工具价值进行排序, 以便作出选择和取舍。杜威反对把课程中的许多科目分为欣赏的科目与工具的科目, 而力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在重视二者相统一的基础上, 杜威又十分重视科目的内在价值, 认为工具价值应建立在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并为之服务, 反对课程实践中脱离内在价值去重视工具价值的做法。杜威的课程评价观实际上也体现了儿童、知识和社会相统一的思想。[10]

布鲁纳认为课程评价“是指导课程建设和教学的”。他在《教学论探讨》中指出:“评价, 最好被看做一种教育智慧, 它是指导课程建设和教学的。”基于此, 布鲁纳对课程评价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其一, 课程评价须对实现真实教育目的负责。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促进人类的发展, 使人类能够运用潜在力量获得美好的生活。其二, 课程评价的内在质素是对受评课程的质疑并不断指明优化的路向。其三, 课程评价必须纳入教学过程中去。

可见, 杜威和布鲁纳都把课程评价作为反馈信息、指导课程建设的重要工具, 他们都强调评价要结合学生当前的实际。杜威站在哲学的高度对课程评价作了宏观的把握, 而布鲁纳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细致的评价标准, 并强调必须把课程评价纳入教学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1][6][7][美]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2][美]杜威著.王承绪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3][4][5][美]布鲁纳著.邵瑞珍译.教育过程[M].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2.

[8]刘晓红.论杜威的课程观[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 .

[9]徐文彬, 王爱菊.布鲁纳的课程理论:从美妙理想回归现实生活[J].西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9 (3) .

篇5：罗尔斯《正义论》的思想逻辑结构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论,思想原则,当代启示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 对西方政治哲学问题提出了系统的阐释, 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主要社科领域, 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本文试图从逻辑结构上探讨罗尔斯的思想原则。

一、罗尔斯《正义论》的主要思想

在罗尔斯之前, 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的主导是功利主义, 其核心是社会的法律制度, 如果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最大幸福, 它的组织就是正确的和正义的, 它的最大的缺陷是, 无法解决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 常常是社会福利总和增加了, 成果和成本的分配却有失公平。针对这一点, 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可以和功利主义相抗衡并能够替代功利主义的一种道德哲学, 它不仅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 而且在制度上具有可操作性。

在现代社会中,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要尽可能不预设人生目的和价值观, 就要找到这种正义得以维持和展开的基础, 这就是公平, 公平是正义的基础, 正义的社会结构可以为每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公平, 以及最大限度地激发并合理分配社会资源。

按照这个逻辑, 他认为应遵循两条原则运行:第一条原则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 即“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的享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一原则保证了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简称为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 使得人们有理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它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者最有利。这条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 使之最大限度的改善最差者的地位。

二、《正义论》中两个原则的逻辑辩证关系

在这两条原则中, 自由原则是首要原则, 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从属于自由原则的。自由原则关涉自由的过程, 差别原则关涉自由的结果。差别原则是对自由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差距的不断修正, 以确保自由原则的彻底贯彻。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 才能贯彻差别原则。这两条原则实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充满了相互补充而又主次分明的逻辑辨证关系。

三、《正义论》对我国现今社会的启示

(一) 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 公平是正义的第一要义、首要原则。罗尔斯的这一正义观非常契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应为每个主体提供和创造平等的机遇和条件, 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没有公平的竞争, 只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降低工作效率, 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造成动乱。因此, 政府应该在为劳动者提供一个完全公平开放的机会中, 在为劳动者营造和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的经济环境过程中追求劳动效率的提高, 不断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 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 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缩小个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 保护贫困社会群体的基本利益, 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在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 虽然每个社会成员拥有政府所提供的大体相同的发展机遇, 享有基本同等的各项权利, 但由于人们的个体素质的差异、岗位条件的差别、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造成了人们收入分配的差距正在扩大, 社会财富的过分集中也势必造成部分成员的贫困化、边缘化, 形成一些贫困的、弱势的社会群体。这既违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 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最终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滞后性。

为了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保障贫困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 使得社会全面发展和繁荣, 政府的干预调节就是非常必要的, 适当的调节高低收入的差距, 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力度, 采取各种对贫困家庭、生病、失业者获得特别补助的福利政策等等, 使社会上最不利者获益, 从而保障每一公民能充分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这正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2]张志伟, 欧阳谦著:《西方哲学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