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

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精选9篇）

篇1：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

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

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逻辑活动.逻辑思维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它对译文的理解,译文的表达和译文的校对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作 者：陈少敏 曾海苹 CHEN Shao-min ZENG Hai-ping 作者单位：陈少敏,CHEN Shao-min(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曾海苹,ZENG Hai-ping(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刊 名：湖南科技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年，卷(期)：200728(12)分类号：H159关键词：翻译 逻辑 逻辑思维 差异

篇2：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

论逻辑与哲学的伴生关系

由于前提判断的性质,演绎逻辑显现为理性化的特质,归纳逻辑则显现为经验化的特质.从这一点出发考察此二种逻辑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演绎逻辑总是受到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视,归纳逻辑总是受到经验主义哲学的青睐.由此可见,在西方逻辑史上,逻辑的.发展总是与哲学的发展紧密相关,逻辑与哲学有着特定的伴生关系.

作 者：王立东 作者单位：包头钢铁学院人文社科部,内蒙古,包头,014010刊 名：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BAODI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15(3)分类号：B0-0关键词：演绎逻辑 归纳逻辑 哲学 伴生关系

篇3：论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一、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的同一性

进入到19世纪末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逐步壮大起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翻译已经显现出蓬勃旺盛的发展局面。 在这一时期,创作与翻译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文学工作者身兼创作于翻译双重身份,同时也因为当时很多出版物同时收录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如民国时期包括《 新月》、《 小说月报》 等在内的上百种报刊杂志都同时收录两种文学作品。 不仅报刊如此,丛书也是一样, 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时间中,译著丛书的总数接近600种,再以选集和单行本来说,也表现出明显的“ 著译合一”的特征。 举例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部新诗集———《 新诗集》 就收录了三首译诗,分别为郭沫若的《 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孙祖宏的《 穷人的怨恨》以及王统照的《 荫》;再如胡适的个人诗集《 尝试集》中也收录了多首译诗,如《 关不住了》、《 老洛伯》等。徐志摩的诗集和散文集中也收录了多首译诗,如《 猛虎集》中的点睛之作《 猛虎》就是一首译诗。再如赵景深的诗集《 乐园》李金发的诗集《 微雨》同样收录了多个翻译作品。 除此之外,冯至、郁达夫、 周作人等人的作品集也都有翻译作品在内。

著译合一的文学现象体现出民国时期的翻译与创作具有同一性,而翻译的“ 再创作”性质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它的创造性,无论是转述、改写,还是增减、删除,甚至是文体的改变都体现出翻译家的创作成分。清朝末年,翻译作品的评判标准几乎等同于创作,这说明创作与翻译之间几乎不存在界限。 新文化运动之前,翻译不仅仅扮演了救亡启蒙的角色,更承担着解放人们思想,引领文学界变革的重要职责。 郑振铎对翻译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推动文学史变化的最重要之人,是将中国文学史引向光明之人,正是因为翻译者的努力, 更多人才有机会感受“ 户外的阳光和优美的景色”。 面对这一文化背景,翻译者越来越追求翻译的本质“, 信”在文学翻译中的地位被逐渐确立下来,而翻译与创作之间的标准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分。

民国译者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越来越深,认为它同文学创作的地位相同,都不能忽视。 郑振铎将其比喻为“ 奶娘”便能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界逐渐认同这种观念, 其中以朱光潜、朱自清、李健吾以及林语堂等一大批文学家为代表。 朱自清曾经对诗歌翻译发表观点, 认为“: 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学翻译史伴随新文学发展史一同成长、发展。民国时期,部分文学史家整理了清末之后的翻译活动,并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增添这部分内容。 由陈子展编写的 《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即李一鸣的《 中国新文学史讲话》都体现了这一点,在很多人看来,翻译价值并不逊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翻译批评也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 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在于规范翻译活动,使翻译作品的艺术水平有更大的提高,这些文学批评不是与文艺批评融合在一起,就是以独立形式存在。 梁实秋是文艺批评领域中的代表,他曾经先后撰写了包括 《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 、《 近年来中国之文艺批评》 以及《 论批评的态度》 在内的一系列文学批评类文章,并且对翻译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不管是著译合一现象的流行、翻译与创作在价值上的等同,还是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有效融合,无不体现了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同一性。

二、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的双向互动性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翻译外国作品,无论是鲁迅提出的“ 窃火” 还是胡适提出的“ 救荒”,无不反映了对文艺创作的倡导,都希望中国新文学能够蓬勃发展。 也正是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学翻译活动体现出更强的自觉性,而且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也更加多元化。 如此一来,翻译活动的蓬勃开展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艺资源,并且引导文学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文学创作的发展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如以郭沫若、胡适、刘半农为代表的翻译者深受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以及英美印象派诗歌的影响,因而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诗歌界出现了“ 诗体大解放”现象。可是,新诗在追求白话化、自由化以及平民化的过程中又表现出诗意丧失的不良局面,新月派诗人出现,他们提出了新格律译诗的发展方向,提高了诗意。因此说,五四运动后期的翻译与创作之间表现出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

从宏观来看, 民国时期的翻译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极大地影响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类型以及表现手法等,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另外,翻译是搭建在世界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桥梁,新文学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客观推动作用,甚至一度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白英、艾克顿为代表的西方翻译家开始翻译中国新文学, 这不但扩大了中国译者的翻译范围,为大批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涌入中国提供了机会,而且带有欧美色彩的中国新文学作品也得以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中开始崭露头角。 这充分体现出翻译与创作的互动性。

民国时期的翻译家与作家所进行的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也表现出互相促进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互动性。 一是因为作家的创作一般离不开对外国作品的借鉴,如凌叔华被人们称作“ 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冰心的诗歌表现出泰戈尔诗歌色彩等。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在表现形式、风格特征上,还是在体裁选择、创作手段上都带有浓重的翻译色彩。 但从另一角度来说,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成分,周作人认为翻译属于半创作,因为翻译能表现译者的个性。

总之,翻译与创作之间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关系,二者的双向互动性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向,推动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培养了大批中国现代作家。

三、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互相渗透、包容,彼此包容的一种特殊关系。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文性主要通过三方面来表现:首先,翻译被纳入特定的文本框架中,因此译文是特定文本的组成部分,而译文的内涵不但源于原文,而且也与当前的特定文本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徐志摩翻译了《 疲倦了的路人》、《 一同等着》等诗作,而这些诗歌都被镶嵌在《 厌世的哈提》 这篇文章中, 其次,翻译与创作尽管具有独立性,可是二者存在互文关系,也就是说翻译作品与翻译家的创作活动存在一定的互文性。 第一,翻译文学中所体现的西方文学发展方向几乎等同于中国新文学, 也就是说,中国的新文学其实是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重新书写出西方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以西方诗歌翻译为例来说明,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浪漫主义诗歌颠覆了之前的古典主义诗歌,而英美意象派诗歌又颠覆了传统的格律诗歌。在西方诗歌呈现出现代主义色彩的影响下,诗人对西方现代派诗歌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活动,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刮起一股现代派新诗的创作之风。 第二,从微观角度展开分析,翻译家与作家的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也表现出互文性[1]。举例来说,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戴望舒开始翻译雨果、 魏尔伦等人的作品,他的翻译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原有作品的尊重,与此同时,以《 雨巷》 为代表的诗作开辟了新诗发展的新纪元;随后,戴望舒逐渐认识到诗作不能依赖于音乐,而他的翻译作品也开始表现出散体化特征,他对福尔、古尔蒙等人的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形式自由的表现手法。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 戴望舒的翻译理念再次发生变动,重新开始重视诗作的音乐性与格律性,如《 过旧居》、《 等待》 等诗作都是新格律诗中的代表之作。 再次,拟作。民国时期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仿拟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也被称为“ 拟作”。尽管拟作有创作的成分,可是它有原文可以借鉴,也就是说创作者内心深处有可以参考的翻译文本,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拟作的出现是翻译的本土化表现。通常情况下,文人一般对他们所喜爱作家的作品或者翻译作品进行模仿,因而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西方创作手法。 举例来说,徐志摩曾经发表声明要对艾略特的 《 序曲》 进行模仿 ,而作品《 西窗》 也成为中国新诗中的代表 ,并在中国新诗界产生较大影响[2]。

民国时期的创作与翻译处于“ 著译合一”的背景条件下,二者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外文水平较高的作家经常运用模仿的手法进行创作,并创作出大量带有浓厚西方风情的文学作品。 拟作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对外文作品的抄袭,它是新文学时期下从翻译到模仿的过渡,它是西方文学理念和创作原则在中国的本土化表现。

我们也应该看到, 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以上三种,本文站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不仅希望出现更加独到的观点,更希望文学研究界重视这一课题。

摘要：通过详细阐述民国时期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情况,深入挖掘民国时期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翻译在新文学建设中意义重大,它与创作之间呈现出密切联系,主要有同一性、双向互动性以及互文性三大特征。

篇4：论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关系

【关键词】逻辑方法；创新思维；关系

一、逻辑方法和创新思维的基本内涵

逻辑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在逻辑思维过程中运用的思想方法。提到逻辑方法，就不得不提到逻辑学。金岳霖的“最上的概念和最高的境界”和冯友兰的“概念的游戏”都是逻辑学的产物。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逻辑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学上对于逻辑方法有着这样的阐述：“逻辑方法是由已知推出未知的方法，它是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经历了由传统到现在的转型、由思辨向分析的更新，发挥着承载哲学使命、适应哲学发展、引发哲学变革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逻辑方法的得出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人们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上，运用逻辑思维中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最完整、最便捷、最系统的方法。

创新思维，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思想过程中的不断创新。要完全理解创新思维的基本内涵，就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思维。通俗的讲，思维就是思考，就是人脑中的活动。更具体、更理性地讲，所谓思维，就是人脑中运用概念以作出判断和推理的功夫，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的间接和概括的反映。而创新思维意在创新，在实质上是对原有思维方式的成功突破，是不受现成的常规的思路约束，寻求对问题的全新的独特性的解答和方法的思维过程。创新思维作为众多思维中的一种，其重要性在近年来不断被人们重视。

二、对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之间关系的阐述

那么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可能不被人们所重视。一般意义上来讲，人们只关注于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应用，而并不关心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关系，甚至还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仅严重影响了对于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研究和运用，并且使人们长时间的处于误区之中。

从总体上看，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关系：逻辑方法是对创新思维的思维规律的一般性总结和概括，创新思维是逻辑方法的应用领域之一。逻辑方法的使用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发展也离不开逻辑方法。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互为对方存在和应用的前提，我们必须辩证的看待逻辑方法和创新思维的关系。

逻辑方法是来自于对创新思维规律的一般性总结和概括。如果我们单纯就某个问题进行创新思维，我们很难发现其中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如果我们就某些问题进行创新思维，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使是创新思维，也会有一些思想方法上的规律。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的创新思维都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原有思维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筛选，形成一些新思维。这个过程就是创新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运用的思维方法，就是逻辑方法。由此可见，逻辑方法的产生，就是在一定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在创新思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终也会重新回到创新思维的实践中进一步指导实践。这也符合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是十分有意义的。

创新思维是逻辑方法天然的应用领域之一。一般性的逻辑方法并不难总结和概括，可是总结并且概括出一般性的逻辑方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在创新思维中运用它，不断发挥出逻辑方法的效力。创新思维之所以能够让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成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创新思维的过程中运用了逻辑方法。并且运用正确的逻辑方法可以提高创新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在创新思维的巨大空间中，才能体现出逻辑方法的用武之地。

三、运用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现实意义

1.正确使用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我们高效性的完成学习。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各种学习上的负担和压力非常重。面对当前这样一种教育现状，虽然有很多人在呼吁，但是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在探索中前进。作为个体的学生来讲，要想在众多的人中脱颖而出，单纯有学习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在竞争压力巨大的社会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如果正确运用了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在学习的方法和思路上进行最适合你自己的调整，就会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改善成绩。

2.正确使用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我们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来说，往往有一些思维上的定势，习惯于按照前人的路走，在思想上有一种惰性，不习惯于有自己的见解。其实，如果能够正确的运用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不仅能够使工作效果事半功倍，还会让你赢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是对你自我价值的一种认可和确证。一个技术上的小发明，一个思路上的小调整，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只要你有勇气、有恒心、有毅力，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就是你走入职场的有力武器。

综上所述，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具有独特的内涵，同时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互为存在和应用的前提。从哲学研究的意义上来看，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他们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性的因素在里面，对于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思维过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对于逻辑方法与创新思维进行界定，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的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篇5：论翻译与文化资本流通的关系

论翻译与文化资本流通的关系

翻译作为人类交流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流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所具有的话语权甚至会间接地推动世界的“话语”流向.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涌动的今天,如何积累和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抵制世界上的文化中心主义、提倡文化的多元和超越,是每一个公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译界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

作 者：赵朋 ZHAO Peng 作者单位：福州闽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108刊 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2(4)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 文化资本 场域 流通

篇6：企业员工关系管理的“逻辑论”

一些企业对员工关系管理往往不够重视，一个典型标志是很少有企业在人力资源部设置专门的员工关系管理这一职能部门，也很少安排专职的工作人员处理员工关系问题。当企业出现了员工关系问题时，企业往往会责成人力资源经理和员工的主管共同探讨加以解决;企业有了劳动纠纷，往往由企业的法律部门或者委托外部律师事务所加以应对。

提起员工关系，很多人往往会联想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负面关系，如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仲裁和法律诉讼，很少想到员工关系的积极因素。那么，到底什么是积极的员工关系呢?如何在企业中进行积极的员工关系管理?

21世纪，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需要靠新的游戏规则来确定，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就是企业与员工关系的新模式――以劳动契约和心理契约为双重纽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员工关系所包含的内容比劳资关系更加丰富，它除了保留以往的劳资谈判、协商以外，更注重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对企业发展的使命感以及团队精神等。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企业中出现了互动兴趣小组、员工户外活动、员工生日晚会、座谈会、企业期刊等。这一阶段的员工关系主要着眼于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

现代社会，在人才高度竞争的背景下，留住优秀人才，并使其在企业中发挥最大效能，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这就需要企业与员工建立一种和谐双赢的员工关系。现代员工关系强调以“员工”为中心，员工关系管理是构建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机制之下，通过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各种制度发挥作用，合力营造组织内部良好的员工关系，维系组织与员工之间正面的心理契约，为组织的健康成长以及绩效的持续提升提供有力保障，总之，改善员工关系也成为了企业发展前进的必备要素。

但平均来看，员工关系管理岗位的设置比例为1000∶1，即每1000名员工设置一名独立编制的员工关系管理岗位。这意味着，因为员工关系管理事务的琐碎性，即使在常常能充当标杆的外资企业和上市公司，员工关系管理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价值认同，而这正成为员工关系管理的极大挑战。

员工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良好的员工关系可以使员工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有利于提高其工作意愿和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企业战略和目标的有效执行。可以说，员工关系是影响员工行为态度、工作效率和执行能力的关键因素，值得企业管理者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具体来说，如何管理员工关系才有效呢?

1、处理好员工关系需要团队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除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外，还面临着更多的需求。因此，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提高工作任务的执行效果，就应该对员工予以充分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只有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在工作中形成良好的员工关系，以更好地支撑企业目标与任务的有效执行。

2、处理好员工关系需要全体成员参与和互动

员工参与和互动可以为组织中的员工关系注入活力，更好地辅助企业进行决策。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在做出貌似正确的决策后却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就是员工们并没有接受企业的方案。如果能让相关的员工参与到决策措施的制定中来的话，那么他们则更有可能接受企业的变革措施，并更有可能鼓励他人也接受它。

3、处理好员工关系需要领导者具备相应的管理技能

优秀的管理者至少应当具备专业技术、关系处理和概念设计这三项基本技能。管理的实践表明：随着管理层级的不断升迁，关系处理和概念设计技能变得愈重要。因此，要处理好员工关系，提升组织的执行力，企业的管理者就应当在实践中时刻关注自身管理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充分地把握员工的个性特征，客观地评价员工的工作，引导员工的心理和情绪，以促使良好的员工关系的形成。

4、处理好员工关系需要员工之间顺畅的沟通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管理的本质就是沟通。当员工之间出现争吵、矛盾和冲突时，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处理员工关系时，谭小芳老师建议企业管理者可以利用多种措施(如正式的书面报告、定期的沟通会、发行内刊、成立相关委员会)丰富沟通的形式，增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目标的达成。

5、处理好员工关系管理需要关注细节

布鲁诺.蒂茨曾说过：“一个企业家要有明确的经营理念和对细节无限的爱”。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员工关系管理这个复杂微妙的工作时，也应当十分重视管理过程中的细节。因此，企业管理者需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对员工抱以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理解，将为企业战略的实现奠定一个良好的员工关系基础。

可以说，员工关系是影响员工行为态度、工作效率和执行能力的关键因素，值得企业管理者高度关注和重视。企业要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提高工作任务的执行效果，就应该对员工予以充分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例如，在讨论如何让工作执行更有力、让员工工作更努力的同时，也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支援和促进员工的工作;在抱怨他人推诿、工作效率低的同时，也应当认真思考自己是如何配合别人的。只有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在工作中形成良好的员工关系，谭老师表示，员工关系管理，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和谐。建立健全维持良好员工关系的手段，表现在：

第一，建立有效的信息渠道。

及时准确的信息是企业决策的基础，很多企业管理者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准确度低，不能在决策的过程中对员工关系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判断。为此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信息渠道。

第二，员工参与管理。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必须重视员工对管理的参与。员工参与管理的过程一方面是员工代表表达意见的过程，同时也是员工理解接受管理方案的过程。

第三，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企业员工关系的最直接的表现，这些具体制度反映了企业的人才观，即对于人才，企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第四，慎重处理裁员时的员工关系管理。

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裁员或者变相裁员成为很多企业的应对之策。然而，在企业发展好的时候提倡要同舟共济，一旦遇到风浪就把员工从船上往水里推，这样的裁员只会让员工彻底看清企业的无情。

第五，建立员工援助计划。

在员工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企业伸出援手，会让所有的员工感觉到温暖。

总之，可以说，员工关系管理是企业内最琐碎而不易被呈现价值的人力资源管理部分，却也是各种职能中最虚也是最实在的。这一工作能够而且确实对员工满意和生产率、管理绩效以及人才挽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当遇到组织动荡、裁员或其他难以应付的问题时，员工关系管理更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成为挽救公司的最后防线，希望各家企业处理好员工关系，成为和谐企业的楷模!

篇7：论翻译与逻辑的关系

从语言与逻辑关系看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不同的语言影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有其独特性,从而使得以思维中的推理为研究对象的逻辑也要受到语言的`影响.汉字的特征造就了汉民族思维样式,形成独特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有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点,即注重形象说明,忽视抽象概括;逻辑理论的明晰度不强;以推类为主体;重问题研究,轻形式概括.

作 者：曾昭式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科研处,河南,信阳,464000 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2(4) 分类号：B81-092 关键词：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逻辑   逻辑  

篇8：论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材的关系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翻译文本的选择问题作为翻译活动首要面对的问题, 涉及多方面的因素, 如译者的翻译动机及立场、赞助人、社会语境等, 这些诸多因素又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 因此, 意识形态对翻译题材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有意识的翻译选材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意识形态的巩固和演变, 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冲击。简而言之,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材本质上是一种互动关系, 一方面意识形态操纵着翻译选材, 另一方面翻译选材又同时生产着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

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所形成的一种观念网络, 而翻译作为一种不同社会文化间交流的桥梁, 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一方面, 任何译者的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 必定要受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一整套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 译者的翻译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个人意识形态的制约, 因此在翻译选材的过程中无法保证绝对的中立和客观。在翻译选材的过程中, 译者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要可以概括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人意识形态。

(一)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和公众意识形态所组成。

1.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 对翻译的操控力是持久而强烈的。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力, 对意识形态的操控就成为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而社会的建构又离不开语言, 语言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翻译活动的对象是语言, 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必然引起对语言翻译的操控。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对翻译的选材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翻译选材一旦脱离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导向, 而纯粹成为译者的个人行为, 便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翻译选材就会良莠不齐, 产生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 不利于经典优秀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另一方面, 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过度操控会导致翻译选材的单一化, 不利于翻译的多元化发展, 阻碍了多元文化的传播, 翻译便沦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工具。例如, “文革”期间, 在当时极左意识形态的过度操控下, 翻译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译者的选材权几乎完全被剥夺, 致使很多观念落后、腐化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作品被译介。

2. 民族意识形态

翻译作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 任何民族、翻译活动的开展都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民族意识都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对民族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当统治阶级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时, 民族意识形态才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致。反之, 民族意识形态可能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18世纪欧洲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凭借科学技术进行殖民战争, 各殖民地面临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形势, 公众对于军事力量、先进科学技术的渴求, 对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渴望, 使各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者不仅要研究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 还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使更多的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激发了对科技文献、政治文化译介的高潮。

3. 公众意识形态

除了顺应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外, 公众意识形态也是译者考虑的因素之一, 它决定了译本是否顺应读者的阅读期待, 从而决定了译本的大众接受度, 进而影响其在图书市场的销量。

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21世纪, 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较好的满足, 但面对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和越发沉重的精神负担, 富裕而又忙碌的人们需要寻求轻松愉快的娱乐方式, 以求舒解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束缚。越来越多的译者为了满足这种大众审美需求, 使其译作畅销, 便将目光从传统的经典文学转向电影、科幻小说等通俗文学翻译。例如, 英国女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原著小说, 目前已被译成47种语言, 拥有近10亿的书迷。众多的译者选择译介哈利波特系列图书, 不仅在于其作品情节引人入胜, 最大的驱动性源于对公共意识形态的迎合。

(二) 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

1. 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

人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的动物, 尽管处于相同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作为独立的个体, 不同的译者由于教育程度、生活经历、个人性格、修养及审美品位等方面的不同, 都拥有自己一整套或有系统的社会文化信念和价值观, 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译者不可能超脱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 客观地、全无偏见地对翻译题材做出选择。例如, 梁启超倡导翻译泰西小说, 不是希望借由该书表达其政治思想, 而是因为梁启超当时亡命日本, 与原书作者有着相似的境遇, 原书中到处弥漫着悲伤的感情和凄凉的氛围, 极大地唤起了梁启超的共鸣, 这种共鸣才是他选择译介此作品的真正推动力。

2. 个人意识形态顺应主流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 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翻译活动的, 会受其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 译者在翻译选材前应当熟知当下主流意识形态, 若译者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即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统一, 译者便会自觉、主动地顺应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译介一些迎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顺应主流意识形态, 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例如, 抗日战争时期, 受时代需要的影响, 很多译者放弃了自我的审美追求, 融入主流意识形态, 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 译介了大量抗战所需的趋时性和实用性作品, 当时翻译的题材以反侵略、反法西斯为主。

3. 个人意识形态反叛主流意识形态

个人意识形态的形成虽然受到主流意识的影响, 但并非所有译者都认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有些富有远见卓识和革新精神的译者敢于与主流意识形态抗衡, 力图通过选择某种特定的翻译题材对当时迂腐陈旧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叛, 从而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多元化发展开辟道路。译者在拟译文本选择与翻译实践中所突出作者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对抗与对立, 从而宣扬和传播一种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理念的一面。而这恰恰是一切优秀译作进步与革命性的翻译活动的内在品质, 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意义之所在[1]。例如,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在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以巩固其统治, 对威胁其统治的、反动的文学和传媒进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 形成了许多反对国民党专政的文化团体, 作为其中一员, 梁实秋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 敢于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 译介了宣传思想自由的莎士比亚全集。

必须指出, 在翻译选材的过程中, 常常是几种不同意识形态同时发挥作用, 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居于主要地位。通常说来, 个人意识形态处于一个隐性的地位, 常常要服从于同时发挥作用的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2]。

二、翻译选材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翻译选材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同时又对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与冲击, 为旧意识形态的巩固, 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多元化奠定基础。

(一) 巩固作用

在各个国家的政治中, 翻译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翻译总是为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所利用, 某些译本可以巩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从而成为阶级的统治工具。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几乎每位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大量苏联无产阶级文化的介绍在翻译界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越来越多的译者选择各种有关无产阶级的书籍作为译本, 从而巩固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地位, 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

(二) 推动作用

译者对翻译原文本的选择摆脱不了其时代印记, 顺应历史潮流的翻译选材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不竭推动力。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介在新中国的成立及发展历史进程中, 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

俄国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些革命的先驱者译介了关于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觉醒, 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了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社会运动的主流。1920年,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 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该译本直接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传播, 最终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为广大工人群众所接受, 在当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 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过程中, 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 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经历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具规模、到建国后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体系的过程[3]。毫无疑问, 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最为直接、最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重塑作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若陈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无法满足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具有远见卓识的译者往往会冲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 译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进步的意识形态的题材作品, 这些通过翻译引进的新思想、新知识对本族文化中现行的意识形态造成了重大冲击甚至颠覆, 从而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多元化开辟了道路。

清末民初, 面对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 中国保守迂腐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变得不堪一击, 社会急需变革。面对亡国危难, 严复大量译介了宣扬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作品。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高喊译书救国论, 并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 以期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的目的。这些小说对当时的封建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冲击, 宣扬了反封建专制、争取国家自由、独立、富强的政治思想, 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翻译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这就决定了翻译的选材与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 意识形态操控和制约着翻译选材;另一方面, 翻译选材在某种程度上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起到巩固、推动和重塑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和世界沟通的桥梁, 翻译的作用愈发突出, 翻译的选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然而各种质量低下、品味低俗, 甚至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的译本也随之大量涌现。对意识形态和翻译选材关系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利用积极进步的意识形态规范翻译市场, 指导翻译选材, 译介一些符合时代精神, 社会发展需要, 推动社会进步, 符合人民大众审美的, 积极、健康向上的经典优秀作品, 从而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对优秀文化的译介和传播反过来对意识形态起到积极的塑造和推动作用, 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吕俊.意识形态与翻译批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2) .

[2]辛红娟.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J].求索, 2004, (4) .

篇9：浅论翻译与语言生态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生态；语言美学

一、翻译角色的新视角

如何定义翻译行为呢？普遍认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手段，M.Cronin提出翻译在维持语言生态平衡方面大有可为之处。翻译动态模型，如Nida、R. Warren等学者都有所涉猎，Cronin理论独具慧心之处在于，其模型强调翻译活动各环节之间以及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连接，“生态”表述突出了“语境”的动态变化以及系统内部整体感，无所不连接，动态、平衡是两大关键词，他将语种生态视角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他认为分解者蚯蚓维持生态循环与稳定，这样的角色诠释了当下翻译活动在全球视野中的位置。他对自身语言文化在翻译活动中遇到问题的反思，值得我们借鉴。“一种语言（弱势语言）能吸收什么，是什么促使它繁荣，什么导致它衰退，又是什么让它失去共时和历时的表达资源”。（胡志国，2009 ：20）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载体，然而在语言霸权影响下，一旦语言进入生存倒计时，易出现不可逆转的熵变倾向。放任这种变化，最终会是语言“绿色荒漠”这一矛盾体出现。世界文化生态依靠语言多样性这个支点支撑起来，这一多样性对抑制文化肌体的畸变有重要作用。

二、 翻译话语是感知的具体写照

同时，语言诗性依附于具体语言实体，即语言形式表面，却也高于“语言物质”存在。也就是说，语言诗性是人的诗性在精神界外延展的具象。“人类注定别无选择地只能生存和思维于语言当中， 无意识地让语言内化为自己的本质。”（金健人，许心宏，2010：83）Sapir和Whorf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结构的不同造就了感知世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语言的不同就决定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作为“载物之物”，决定其角色并不局限于传递信息的单一功能，读者在它本身寻找到文学或美学的归宿。“拿来”式地翻译实际上是与原语文本语义相背而驰，言语思维的模式差异无法让文本诗意自由地在两语言间自由观照，不达原意。“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成中英，1991：191）西方语言是声音符号与物象的契约表现，不受文字表象干扰；中文语言能够显示事态整体复杂的联系关系，本身独有的画面感，使得自身的语言美感，在于辞藻的品读赏玩之中，最终融成了一个“意境”。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体味语言的美感并表达？如何绕过翻译体的“语言义肢”陷阱？如何完成翻译“分解者”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实例体味Cronin理论在实践处的观照：

都德的文字不饰重彩，外省普通的田头乡下，在其“冲淡”笔调的演绎下，化身为具体个体心上的田园牧歌。如何利用语言自身的美感来渲染原文情景，传达同质的语言况味，对于译者翻译决策是一大考验：

“Par les soirées brumeuses， elles longent tristement les trottoirs， entassées dans leurs petites charrettes ambulantes， à la lueur sourde d’une lanterne en papier rouge Un cri monotone et grêle les escorte， perdu dans le roulement des voitures， le fracas des omnibus…”

“每当华灯初上，雾气迷蒙，橘子堆在小小的流动车上，凄凄惨惨布满了人行大道，依稀绰约在红纸灯笼暗淡光线的映照之下。小车辚辚，大车隆隆，在一片喧嚣市声中……”（柳鸣九译）

柳译版本中书卷气丰盈，文字洗练，没有滞涩之感，句子从容，透露出原文中市情的聪慧之态。我们看一下其他版本：“它们被一些红纸做成的灯笼的昏暗光线所笼罩”。现代汉语的被字结构，为人诟病，一个“被”字，在长句中变成阅读障碍。中文中有许多虚化“被”字梗阻的方式，如“给”、“见”……，西语中喜欢受动者做主语，强调客观、因果，反观中文，就更倾向于化解被动式的尴尬。“在小车轰响，大车纷杂的吵闹声里” 两相对照，柳版的“喧嚣市声”将车马声背景化，突出句子中的主语成分，并且使用拟声词，文字便多了画面感。，而“吵闹声”的版本却给人以声音的淹没感。

三、语言美学与文学翻译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从来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Fowler指出，文学“是对语言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和“对陈规旧习的抵抗”。（王东风，2001：44） 之所以“文学”名至实归，美学因素当然参与其中。Lefevere认为有双重因素制约着翻译文学，一是译者的意识形态， 二是当时目的语占支配地位的“诗学”。为人诟病的翻译体对翻译活动和语言生态提出双重挑战，为异质正名在学界也从未停止，如翻译学方面：Berman的“伦理”学说、Veunudi的 “抵抗”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美学方面，Flower抛出“陌生化”概念，认为 “异”的特性使得感知的厚度与长度膨胀，感知变得复杂，成为审美的目的。B.Brecht的“离间”理论与这种策略是相通的；接受者与作品间距离越远，对接受者的主动性要求越高，目的是将接受者参与作为创作要素纳入到作品的本体构建。

但是这种审美情趣却是有赏味期限的，并且期限之外的“变质”现象会持续影响语言机体。异质匆匆同化，仓促呆板的过程，造就扰乱“生态平衡”式的植入，这种“多元化尝试”也就背负着破坏性的诅咒。异质的引进只能滞留在通顺阶段，排异反应还是存在，因为异质并不能真正与语言的精神内质很好融合。无论对于译文，还是本土语境，语言共生的美学体验在翻译体带来的语言震荡中消解了。两种语言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注定这这场博弈不会平复，因为这不仅仅是语言的交锋，更是两个相对独立系统发生碰撞、磨合，再次找到平衡的机遇，也是挑战。纵观整个翻译活动的始末，自有一套机体系统在运作，我们称之为生态。通过了解它开放、动态、平衡、联系的性格，我们得以窥探中文视角下翻译决策的选择问题以及其后续的影响。

四、总结

Cronin的生态翻译观，虽然发展得并不深入，可以说为译界翻译方向与翻译策略的选择，编写了运作程序的参考范本。站在中立的位置，将整个翻译环境类比生态系统，认为翻译应当是动态变化的，它是完整的、联系的、开放的的体系，体系内各元素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就是解决问题的依据所在。可以说在他的启发之下，我国译论有了新视野的拓展，在生态翻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在“译者隐身”的理论基础上，让人们看到这只“看不见”的笔真正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胡志国.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再思考——兼评克朗宁《翻译与全球化》[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

[2]金健人，许心宏. 基于文字的中西思维差异新解[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40）.

[3]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思维方[A].《中国思维偏向》[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DQUDET， F. Lettres de mon moulin， 1869. http：//www.coolmicro.org/livre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