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精选8篇）

篇1：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王晔

[摘要]香港NGO的繁荣发展与其历史文化渊源及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其深远的公益慈善理念、健全的法律体系、专业的服务社会模式、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方式、灵活的培育管理措施等均值得学习借鉴。从目前的培育管理制度看，香港NGO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缺乏长期规划和有效延续、NGO专业人才流动性较大、董事会选举存在“有限民主”、财政“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弊端显著等。因此，在学习借鉴共性原理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内地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性，从自身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扬长避短，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本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

[关键词] 香港；NGO；服务管理

香港具有历史悠久的公益慈善文化，在本土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薪火相传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的催生培育下，逐步形成了蓬勃的志愿服务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益慈善及社会服务向专业化发展，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应运而生，目前已成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重要主体。据统计，全港超过90%的社会福利服务由NGO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010万人，每年动员志愿者（义工）服务时数超过8700万小时，全职工作人员超过60300名（包括注册社工8996人）。从相关公益志愿组织考察实际看，香港NGO具有其独特的服务管理模式，对于内地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工作也颇有启迪。

一、完善的法律框架及简单灵活的注册制度

香港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慈善服务团体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本地传统的慈善组织，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和街坊会等；二是教会及传教士支持的服务组织，如明爱和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等；三是由专业人士（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组成的服务特殊团体的组织，如服务青少年、家庭、残障人士、吸毒人员的协会等。从这些组织的登记形式看，香港NGO的认定主要侧重其服务性质而非登记模式，所有NGO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成立并取得法律地位：一种是按照“社团条例”在香港警务处登记注册为非营利社团（注册手续比较简单，成功率高达98.5%）；另一

种则是按照“公司条例”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大多数NGO为避免承担无限责任，都会选择注册为有限公司，再向税务部门申请成为“慈善团体”，取得免税资格。税务部门则根据“税务条例”、“印花税条例”、“遗产税条例”和“商业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从事救助贫困、促进教育、推广宗教和其他有益于社会而具慈善性质的团体进行税务豁免资格的认定，被认定为“慈善团体”的组织将享受经营收入免税、专款捐赠扣税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二、健全的政社合作机制与购买服务制度

（一）明确的政社分工

香港特区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与发展模式，政府与NGO分工明确。在社会服务提供方面，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路向、提供资金支持、监察NGO服务表现、提供一小部分社会福利服务（如集中社会保障及紧急救济）等；而NGO作为90%以上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者，需按照既定政策向市民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维持社区照顾等社会网络，并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及策划服务、向政府反映服务需求及服务使用者的意见等。

（二）不断变革的资金扶持和购买服务制度

香港政府和志愿服务组织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建立伙伴关系。六七十年代，政府开始以“酌情津贴”的方式资助志愿机构，弥补机构资金来源的不足。80年代，政府财政资金充裕，对志愿服务组织实行实报实销的“标准成本资助制度”，也就是说，NGO的服务项目如要接受政府资助，其人员编制、工资薪水、单项服务投入都必须严格按照社会福利署的规范、标准来做，NGO专职社工的薪酬与社会福利署公务员编制的社工挂钩。

2000年后，随着香港社会服务的日益完善，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政府对NGO的资助模式也发生重大改革，开始实行“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即政府向机构每年的拨款以员工的中位数计算，如有盈余，机构可以保留，但同时机构亦要负担可能出现的亏损，政府不作“包底”。政府所有新的服务都需以公开投标的方式决定服务提供者，每一项受资助的服务都需由社会福利署（拨款者）与NGO（服务承办者）签订“津贴及服务协议”，而政府对NGO的人员编制、薪酬水平不再作严格要求，只对其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和考核。“整笔拨款资助计划”给予NGO更大的发展自由，有利于提升服务效率和灵活调配资金，也为NGO带来较大的筹

资压力。但从总体上看，政府资助始终是香港NGO生存发展的最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香港社会服务团体主要收入来源中来自社会福利署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占47%；2011—2012年，政府对NGO的补助达90亿元；2012—2013年，政府对NGO合约服务的津贴达113.6亿元，占整体社会福利开支的26%。

（三）完善的评估监察制度

为确保公众获得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加强福利服务的问责性，社会福利署和受资助机构从1999至2000年度起，分三年逐步推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一是签订津贴及服务协议，列明双方责任、津贴基础、服务质量标准和成效标准等内容。二是制定基本服务规定和16项服务质素标准（SQS），列明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的质素水平。每项服务质素标准均有一套“准则”及“评估指标”说明，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要求，以合适的方法应用于个别服务类别或服务单位中，以符合所有服务质素标准的要求。三是开展服务表现评估，根据基本服务规定和服务质素标准，服务机构每年向社会福利署提交自我评估报告，社会福利署根据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定期检查、突击检查、面谈、实地探访、向服务使用者调查等形式，对服务机构进行评估探访或实地评估。

三、权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

NGO良好运作和规范发展的关键在于权责明晰、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由上述可见，社会福利署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资金扶持、操守引导和分析评价等方面，较少直接干预其运作及服务的提供，因此，NGO的自律自治显得更加重要。从共性角度看，香港NGO的内部治理架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最高层为董事会（董事局或理事会），主要由会员于周年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为非受薪、非执行的独立人士，多为专业人士、公众代表或其他服务代表（如律师、商界、学者、具备筹款技能人才等），旨在有效监察及督导机构运作。受薪的管理层可以列席会议，但通常没有投票权。董事会对NGO的日常运作的参与相对较少，对管理层赋予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其主要职能包括审批年度计划、制定长远目标及策略；审批财政预算、与管理层一同进行筹款；对管理层提出的建议作最后决定；招聘总干事或行政总裁等。

中间层为管理层，主要由总干事（行政总裁）领导的专职管理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年度工作目标、策略及报告；编制财政预算及报告、监察财政支出；草拟计划书、建议书；发展新服务、监督服务质素；招聘员工、督导员工表

现等。

基层为专职行政人员，包括专业社工和行政服务人员，主要职责是根据年度工作目标完成具体项目任务，组织义工或直接面向服务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等。

从个性角度看，不同类型的NGO，其治理结构也有差异。如有些NGO根据需要设置了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董事会、管理层、基层员工、志愿者、社区或受益人中的代表组成，职能与董事会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起到沟通与桥梁作用。不少NGO还设有内部监管系统，如收支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志愿者管理系统等，以管理机构的日常运作，并通过培训提升机构的管治水平。这种治理结构层次鲜明，分工有序，同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内部制衡具有显著作用。

四、启示与思考

从学习考察情况看，香港NGO的繁荣发展与其历史文化渊源及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与当地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价值理念的深入人心相辅相成，也是公民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与象征，其深远的公益慈善理念、健全的法律体系、专业的服务社会模式、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方式、灵活的培育管理措施等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目前的培育管理制度看，香港NGO的发展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不少问题与桎梏，比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缺乏长期规划和有效延续、NGO专业人才流动性较大、董事会选举存在“有限民主”、财政“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弊端显著等，因此，在学习借鉴共性原理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内地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性，从自身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扬长避短，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本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

篇2：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王娟金小红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在香港的亲身经历，介绍了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情况，并参考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标准，论述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在青少年服务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社会工作价值观非政府组织

今年8月份，笔者受香港有关机构的赞助，在香港考察了一个月，主要了解香港社会工作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在各个地方的体现，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引发了我们众多的思考。

一、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根据 1996 年 NASW（National Associationg of Social Workers）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在 1999 年经过修订，国际社工界认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如下。

（一）服务（Service）

为他人服务胜过于自己的利益。社会工作者使用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和技巧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指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也被鼓励自愿贡献专业技巧而不要求显著的物质回报。

（二）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变迁，尤其要代表那些弱势和受压迫的群体和个人。社会工作者主要关注于贫穷、失业、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以期提升社会对文化种族差异、压迫等方面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努力让需要的人能获得相关信息、服务和资源，达成机会的均等，在为全民的决策中富有建树。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person）

社会工作者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个体，注意个人差异以及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社会工作者促进案主自我决策，加强案主的能力和机会去改变或意识自己的需要，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自己对案主以及更广阔社会的双重责任，当案主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要肩负社会责任感，在坚持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的前提下寻求解决途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社会工作者知道人际关系是改善事物的关键。社会工作者将案主视为帮助过程中的搭档，努力去加强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巩固、维持和加强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福利。

（五）诚实（Integrity）

社会工作者注重专业的使命、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并以实际行动坚持之。社会工作者诚实、负责，并遵守工作机构的操守。

（六）胜任（Competence）

社会工作者不断地改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将之用于实践，孜孜不倦地为此职业的知识储备作贡献。

二、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简介

接待我们的机构有两个：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康乐体育事工部，以及协青社。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是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下面的康乐体育事工部是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通过举办舞蹈、游泳、球类、健身等各项休闲体育活动以及营地活动，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虽然YMCA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是康体部却是要营利的（其盈利在支付了运作成本后也会去支付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由于康体部的价位适中，光顾的人士主要是中产阶层的家庭。

第二个机构是协青社，协青社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它以夜不归宿的边缘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社会工作者的跟进辅导，为青少年提供治疗、预防等服务。协青社为边青提供服务的部门主要有三个：深宵外展、蒲吧、男女危机中心。深宵外展是指社会工组者从晚上十一点巡街到翌日凌晨五点，主动接触那些夜不归宿、在街上游荡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如果青少年愿意，他们会将青少年接回协青社大楼。蒲吧看上去是一个游乐场所，有电脑，电视、室内篮球场、台球室等等。而男女危机中心则是可以同时住二十人的集体大家庭。那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深宵外展犹如一辆救护车，将病危的病人接回协青社；蒲吧犹如急诊室，被接回来的青少年会在蒲吧选择他们喜欢的游戏尽情玩耍，当然，这里的玩是有玄机的——在蒲吧有两种工作人员，SW（社会工作者）和PA（改良的青年自愿者，曾是协青社帮助的对象），青少年蒲吧在玩的时候，SW和PA会装作很随意地样子和他们搭讪，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发现情况严重的，比如家庭虐待、有严重不良行为或心理问题等，他们会将之安排到“病房”，即男女危机中心，让他们在那里免费住宿（最长期限两个月），并有专门的社工跟进，以解决他们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协青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福利署的津贴，以及其他社会基金的支持。香港青少年服务，不同于内地，不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包办，而是大量地依托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政府仅扮演协调和督导的角色。从组织文化上看，这些民间组织，有的起源于宗教教会，带有较浓厚宗教色彩，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世俗化了，不同程度地将神学与世俗、教义与经营融合一体。这种特征，是近现代以来宗教世俗化的体现，更是少有宗教信仰、价值观多元化的青少年群体作为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从财政支持上看，大部分机构拥有政府每年拨发的资金（比如协青社），有些机构有教会的财物支持，同时，大多数机构都会自己想办法创收，尽管创收数额的多少各不相同。（需要注明的是，这些机构搞创收不等于是以赢利为目的）。当然，也有部分机构具有一定商业性质，自负盈亏（比如 YMCA 的康体部）。从人员结构上看，从事青少年服务的工作人员，有注册社工，也有来自其他专业、从事各种管理和后勤等工作的工作者。从服务范畴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服务中心（大多是社区性的，驻扎于某一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综合性服务中心会提供托管、假期辅导等青少年服务；还有一类是专门的青少年服务机构，但这些机构也有侧重的服务人群和服务项目。比如，YMCA的康体部侧重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发展性服务，协青社侧重为下层家庭的子女提供治疗性辅导服务。

由此可见，香港从事青少年服务的机构是性质不一，各式各样的，这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也是适应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结果。当然，不得不提的是，社会工作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主导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工作者占所有工作者的比重较大，还表现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在机构中的推行。

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那么，香港青少年服务在落实社会工作价值观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一）服务

这条价值观在许多社会工作机构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协青社，他们主要为边缘青少年服务。他们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食宿，提供安全的游玩场所，最重要的是，提供有效的心理辅导和个案跟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冲突、矫正个人偏差行为、适应个人小生境（directsocialenvironment）。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只要青少年步入协青社大楼，社工就会为他服务，甚至还会以深宵外展的方式去巡街，主动接触夜不归宿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落实得很好，除了社工理念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外，香港拥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服机构都提供免费的服务，有些机构会根据财政支持和服务质量收取不同服务费用。比如，虽然香港 YMCA 的宗旨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YMCA 的社会福利部门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庇护服务是免费的（有香港政府的财政

支持），但是康体部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的服务却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一个 8 岁小孩参加历时十五天的日营活动（从早上9：30 到下午 6：30），其报名费是 1180 元港币。

笔者认为，让各种性质的服务并存，是合理的。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是高尚的，是值得推崇的，但是这不表示说所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和非社会工作机构）都应该提供免费或低价服务。毕竟，社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有成本的，只是在社会工作机构中，这个成本没有让顾主承担，而是政府或其他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或个人承担了。

（二）社会公正

在青少年服务机构，呼吁社会公正的氛围可能不如那些专注扶贫、与弱势群体打交道的机构明显和强烈。但是，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公正这一价值观的内化和坚持的。在协青社，没有社工因为这些青少年是边青、“小混混”而对他们有歧视，反而是为他们筑起温暖安全的家，让他们重回正途。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协青社的结业典礼上，机构的主任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物——小动物手工挂件。初看上去，这些小动物都非常可爱，在他的提醒下，我们才发现每个小动物都有一两处是破损的。他解释说，这些小动物手工挂件是一个生产商朋友作为次品、废品打算丢弃时被协青社要回来的，然后经过协青社员工的改装、清洗，送给结业的实习生做纪念。主任进一步说，这些小动物就代表着协青社的青少年，他们或有一些残损、污点，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似乎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也是有价值的。每个“小动物”都是独特的，都是有价值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建立工作者与案主的良好互动关系，让案主信任社会工作者，是辅导工作成功的基础。在青少年服务中，和青少年建立亲切信任的关系尤其重要。我们发现，从事青少年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显得特别年轻，不仅心态年轻，着装上也比较休闲自由（当然保持着端庄）。青少年可能反感老师、警察，但是一般都不会抗拒社工（一位夜展社工的话）。因为他们知道社工不会“强人所难”，不会去告密，不会斥责他。同时，社工都是易亲近的，社工掌握着如何与人接近的技巧，比如夸赞青少年的服饰、特技，或是和青少年一起玩他们喜爱的活动。这样，拉近了与青少年的距离，在随后的交往中，青少年会越来越对社工敞开自己的心扉。

（五）诚实

在香港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所接触的社会工作者的人品有过怀疑。社会工作者在香港的口碑很好，足以可见，社会工作者在落实这项价值观上是做得很好的。

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是有宗教信仰的，“七尺有神明”，对于教徒来讲，自己的言行始终是有神明看着在，必然会做到诚实（用integrity 可能更好表达“完整、一致”的境界）。另外，外在的职业操守和监督制度也为诚信提供了客观的制度保障。

（六）胜任

这条价值观是行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香港的青少年服务，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工作机构不断革新，工作者不断改进方法，提供优质服务。

另外，香港的注册社工制度和成人继续教育的繁荣，为“胜任”这一价值观的达成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注册制度，首先就在门槛这里通过筛选，确定了整个社工群体的质量。在我们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当中，他们对注册社工和非社工工作人员划分的非常清楚，并非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人员就是注册社会工作者。

四、结语

篇3：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公共服务广电 (也叫公共广电) 是世界上主要的广电机构形式之一, 该组织形式下的广播、电视等相关媒体由公共经费支持。公共经费通常来自受众支付的视听费、政府税收或其他国家基金。对于相当一部分公共服务广电来说, 公共经费往往不足以覆盖运营所需的全部费用, 因此, 这些机构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 包括个人或企业赞助、开辟商业广告时间等以补充经费。

与商业广电不同的是, 公共服务广电旨在通过广播节目服务公众、提高社会质量, 而非制作节目吸引受众以获取利润。麦彻斯尼 (McChesney, 2003) 将公共服务广电定义为“为全国的民众提供教育、娱乐和公共事务等全方位的广播服务, 其性质为非营利、非商业性, 其节目直接与公共需求相关而不是收播率。”芮斯 (Reith, 1924) 指出编辑自主和经济独立是公共服务广电的两项主要指标。公共服务广电的特点通常还包括:传播范围覆盖所有受众;提供多元的内容, 节目需考虑少数群体的需求, 比如少数民族、残疾人、儿童或老年人群体;节目充分反映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机构应保持所有权独立和出版自由, 以及与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和广告商保持距离, 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广电业的放松管制潮流带来了行业内不同程度的商业竞争压力, 大多数的公共服务广电机构因此都面临相同的困境:如何平衡公共资源和商业竞争的压力以保持其内容的公共性。面对行业竞争和技术革新, 相当一部分的公共服务广电机构进行了产权改组和内容调整。然而这些适应生存的变化又带来公众对其“公共性”的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广电“公”与“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Artz, 2003;Attallah, 2000) , 并非所有的公共广电都完全失去或具有公共性。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各国的公共服务广电发展出各不相同的运营模式, 它们大多处于商业性和公共性两极中间, 位置不等。香港电台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公共服务广电的价值运作。然而, 过去十几年的政治文化变迁以及技术革新促使机构本身以及公众重新审视香港电台的角色:对于香港电台运营模式和公共性的再思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监管制度、市场竞争、以及公共资源等因素的探讨。

二、香港电台的服务

(资料来源:香港电台2009/10年度计划)

香港电台成立于1928年, 1954年从政府新闻处脱离, 成为独立的广播部门, 下分五个部门:广播、公共电视、教育电视、制作服务以及行政部。香港电台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广播、公共电视台、教育电视台等, 包括粤语、英语以及普通话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全香港地区。

香港电台的广播节目共七个频道, 从FM92.6到106.8 (MHz) , 以及AM567到1584 (kHz) 。其内容覆盖了粤语、普通话以及英文的各类综合节目 (见表1) 。

根据尼尔森公司于2004年所作的一项调研, 9岁以上的香港人口中, 香港电台的听众占69%, 人们平均每天的收听时间为3.69小时。在所有的七个广播频道中, 第一台和第二台的收听率和满意度最高, 而其余频道则主要服务于少数群体的需求 (Legislative Council, 2004) 。

除了广播节目以外, 香港电台每年还制作上千个公共电视节目, 通常经由商业电视台如香港亚洲卫视以及无线电视台, 也可以通过香港电台网站、有线电视、香港宽带电视以及一些3G手机服务播出。香港电台制作的公共电视节目题材广泛, 包括教育节目、纪录片、戏曲、文化艺术以及政治和公共事务。2009年, 香港电台制作了旨在培养国民意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特辑, 有关香港历史和土地发展的节目系列“香港历史系列”和“老土正传”, 帮助舒缓上班族压力的情景喜剧, 描述老年人的戏曲“流金颂”, 以及推动香港本地创意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音乐艺术节目 (AnnualPlan, 2009) 。

香港电台为香港中小学校制作相关学科类节目, 用以补充课本教材。这些内容在上学期间每日晨间8点至下午4点播出, 并增设网络互动频道, 以供不同师生的学习和交流使用。此外, 教育电视部制作“科学探索”、“语言在线”等非学科类节目, 帮助学生扩充课外知识, 并且通过“教讯”节目, 报道教育界的目前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进度。2009年全年, 教育电视部制作了超过134部节目 (Performance Pledge, 2009) 。

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提供所有新闻、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同步播放及12个月内的节目重温。此外, 还提供24小时的即时新闻、原创新媒体节目以及各类网上频道, 包括在线学习、文化互联、经典重温、中华文化、年轻势力等。目前, 网上原创节目内容占新媒体服务的35%, 每日到访次数达3400万 (Performance Pledge, 2009) 。

三、香港电台的市场和编辑自主

香港广播电视市场仅有七百万人的规模, 却同时容纳了2个本地免费、3个本地付费、13个非本地广播电视机构以及2个广播机构。就广播来说, 商业电台有两个双语频道, 而新城广播公司则运营两个中文台、一个英文台。从节目内容来看, 香港电台作为公共服务广播并不直接与这两个商业服务广播竞争, 而是为商业性流行内容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满足了少数族群的需求, 比如古典音乐、中国戏曲以及环境保护等等。就电视来说, 香港电台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 而是通过购买香港电视广播公司、亚洲电视以及有线电视的播出时间来播放自己的节目。并且, 香港电台的大部分电视节目并不像商业电视公司的节目迎合大众口味, 而是以信息和教育为重点。

香港电台的编辑自主是在其多年发展中逐步确立的。虽然电台早在五十年代就成立独立部门, 但其编辑的自主直到1973年香港广播电台设立新闻部才得以确立。此前的新闻采写一直由政府新闻处负责。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编辑自主的理念和操作逐渐成熟, 具体表现在:第一, 香港电台于1993年和政府签订了编辑运作“架构协议”, 明确编辑权力归属电台广播处;第二, 1995年与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答成备忘录, 表明香港电台和其他香港商业电台一样服从于广电业务准则。也即香港电台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管;第三, 效仿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做法, 香港电台于1998年制定专业守则, 明确编辑人员的职业规范 (朱培庆, 2002) 。香港电台将编辑自主列为首要的价值:“确保新闻及资讯不会沦为任何团体的专利品, 也不会被包装成只顾煽情、偏重娱乐性和避重就轻的商品。确保新闻编采及节目策划的决定, 纯以新闻专业的固有准则和专业判断为依归。务使编辑制度能令节目制作与编排达到持平及均衡, 秉承高水平的道德标准, 对公众则采取开放及问责的态度。” (香港电台使命)

从服务内容来看, 香港电台多年来一直以公共服务广电的价值运作, 而经费来源则完全依靠政府资助。一方面, 该运营模式可以避开市场的商业竞争, 以提供信息和教育公众为核心价值, 确保少数族群的需求。另一方面, 其内容独立和编辑自主又被质疑为政治宣传所影响。比如, 2005年关于停止播出赛马的决定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问题。早在港台广播处长宣布决定之前, 行政长官和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就曾公开表明其立场, 因此有公众认为港台的决定受到了政府压力的影响, 质疑其公共性受到动摇。

四、运营模式和公共性

关于公共服务广电的运营模式选择争议主要有两种理论框架:市场模式和公共领域模式。市场模式表明社会需求获得满足的最佳途径是基于供求关系的自由交换 (Croteau&Hoyne s, 2006) 。该框架认为媒介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内容质量。而公共领域模式则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够完全满足公共需求, 政府调控对于满足被市场忽略的重要社会需求重要且必要。“市场模式中, 广电机构制作节目来赚钱;而公共领域模式中, 广电机构争取筹钱来制作节目 (Tracey, 2002) 。”

对于市场模式的支持者来说, 该模式的优点包括了高效率, 高回报, 灵活性, 创新性和媒体产品交付。其反对者则指出该模式的缺点包括破坏民主, 再生产不平等, 非道德倾向, 以及无法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公共领域的模式刚好可以纠正市场模式的缺陷。在媒介研究和批评领域, “公共”一词经常被用作形容词, 与“私有”相对, “公”指向一种全民皆可访问和参与的服务和空间, 而“私”则指向一种目的性特权和限制性访问 (Artz, 2003) 。

在现实中, 各国的公共服务广电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发展出了不同的运营模式, 这些模式处在公共领域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 各有利弊。比如, 英国广播公司和日本放送协会偏向公共领域导向一端;而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和英国第四台则更接近于市场导向 (见表2) 。

日本放送协会 (NHK) 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模式比较理想地表现了公共利益。一方面, 机构通过收取视听费被公众集体所有, 并接受其监督。另一方面, 日本的战后政府和英国皇家宪章皆通过法律法规制定了机构的公共所有性质并明确其服务不受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仅对公众负责。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NHK常常被认为有政府背景, 事实上, NHK和BBC的运作和组织结构均具很大的独立性, 并具备很强的专业准则。尤其BBC在2007年机构改革以后, 成立了BBC信托基金, 一改以前富有争议的理事会监管方式, 更好地代表视听人的利益。

美国公共广播服务 (PBS) 和英国第四台 (Channel 4) 代表了倾向于市场的模式。PBS的各种营销策略帮助机构拓展了充足的商业资源, 并且其节目质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可能得益于部分政府资金的支持。尽管如此, 很多观众仍然抱怨正常节目常常被筹款策略节目打断。Channel 4则完全依靠商业活动获得资源。要同时保证充足的商业资源和高质量节目并兼顾少数族群的需求并非易事。当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广告时, 公共广电往往会舍社会使命而就生存要务。此外, 公共广电机构竞争商业资源也不具备绝对优势, 目前, Channel 4不仅有身份认同的旧绪, 又添筹款不足的新愁。2009年英国媒体监管机构Ofcom的审核报告建议Channe l 4“或和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或合资合并以保证足够的规模以提供公共服务” (Ofcom, 2009) 。

香港的广电市场长期由商业竞争主导, 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市场集中度高、不同机构的节目差异小。这种情况下, 采用市场模式无法保障少数族群的需求, 公共利益得不到最大体现。加之香港市场规模小, 香港电台相较Channel 4更加难以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获得充足的资源保证社会责任性和服务质量。采用公共领域模式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使机构能够不计盈亏考虑节目的创新和多样性。事实上, 香港电台自港英政府时期开始一直效仿BBC的运作模式, 然而, 作为香港政府的一个特殊部门, 香港电台的全部经费来自于香港政府, 不可避免地依赖政府。可以看到, 公共性在NHK和BBC模式中集中表现为:多元化和高质量的节目最大程度地代表公民社会的利益, 公众因此获得更好的信息、教育和文化。而这样的公共性和机构独立、视听费和专业问责制密不可分。

但是, 香港电台没有自己的频道, 并且出售播出时段的香港无线和亚洲卫视皆有免费频道, 因此, 香港电台很难通过视听费来拓展公共资源。并且, 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服务的融合, 以及手机等多媒体平台的开放使得公共信息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而视听费这种传统的公共资源变得越来越有争议, 这无疑给公共服务广电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了更好地保持公共性原则, 香港电台除了专业价值和问责框架之外, 仍待转型为更加独立的公共广电法人, 改变单一的政府供给, 在数字技术发展和受众文化变化的背景下寻求联合制作、特殊基金、慈善捐助等新的公共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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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Tracey, M. (2002)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篇4：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本质上，农村资源与社区资源类似，但是又有区别：社区资源的大部分都是消费者；而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城里人需要的商品他们也需要，农作物既可以在集市上直接供给终端消费者，又可以卖给商家。

农村的产业升级及城镇化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互联网化，还包含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及农村稳定等问题，这正好是“三农”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农村电商更应该研究“三农”，农村电商也就成了“互联网+三农”的问题。这就要求，农村电商较之当前的主流电商，应该有更多的内涵在里面，更应该成为一个对“三农”的整体解决方案，“三农”所研究的问题及关系都应该有所考虑，至少，“互联网+三农”下的互联网平台应该有58同城或者赶集网这样的本地生活服务功能。

城镇化现状：

农民走向城市 资源趋向整合

研究“三农”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 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前些年的农村社区化，其实走的是整合资源的路线：一方面是几个村合并成社区，等于是把几个村的劳动力资源都整合起来；另一方面，合并以后的农田也统一起来，建立生态种植基地或者招商引资建立养殖场或者其他工厂，附近村落的农民都进入这些工厂工作、挣钱、养家。由于一些的原因这个政策没有继续推行，却可能是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农村传统的分散式作业过于落后，不利于农作物产能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把农田或者养殖业整合成种植及养殖基地，整体上更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提高及再利用。

事实上，随着很多的农村孩子进城买房，以及更多农民工长期外地城市务工，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已经不适合种植更多的农田，以及养殖更多的牲畜。农村的自然发展状态下，一部分农民已经跟随子女搬迁到了城里。这样，便出现了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以及农田种植数量几十上百亩的农户。

“互联网+三农”

农村电商应该怎么做？

产值的大幅度提升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销售的问题。淘宝、京东、苏宁都在下乡，这些电商虽然在村里刷了很多的墙，但是他们无法将供应及需求链下沉，他们无法让没有互联网常识的农人去团队化运营。农民必须要把自己的东西卖到外面去吗？农村本地服务就有足够大的市场。所以，农人们不仅要思考如何上淘宝把东西卖到外地去，更需要一个能够着眼本地解决当地农产品及生产资料再分配的平台。在这个前提下，近来诞生了村村乐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农村电商平台。

按照村村乐创始人胡伟的说法，村村乐要做的是帮“本地的企业做本地产品服务本地的民众”。这要求村村乐这一类的网站模式既不是淘宝类网店那种一个卖家对应无限泛众化买家的模式，也不是同城网那种服务于个人生活便利需求的模式，而是一个以村为单位、以乡镇县为拓展源、以生意匹配为策动点的——力求实现商务公益全兼容的运营平台。

电商的运营思路，物流是重中之重。农村的互联网环境差，也诞生不了高大上的物流体系，如何解决电商物流的问题？等到顺丰以及“四通一达”之类的物流“下乡”，时间是个问题，能不能做到也是个问题。其实对于农村电商而言，完全可以换一个思路。譬如村村乐要做的是：让邻里四舍准备出手的10头猪很快找到就近的买主；让农作物农产品经纪人一目了然地看到本村本镇所有供应者的信息；让村里的小卖部兼具多种职能。真能够实现这样的模式，将不再需要物流的介入，买家或者卖家协商如何取货就可以了。村村乐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为乡村四邻各种生产生活需求提供供应源和嫁接者的角色。

农村城镇化及产业升级

需要更多的“村村乐”

农、林、牧、渔业都诞生在农村，当前农村涉及的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有生鲜电商、农产品电商、农资电商等，每一种商业模式都有一定的产业链以及产业族群。农村资源是所有涉农电商类型的产业链上游，商家无论是产品直采还是收购供给，全都需要与农村的种植基地有紧密的联系。

不要小看这些产业，2014年来农村电商的交易额达到2000亿，这2000亿的交易大部分都出自淘宝、京东、苏宁之类的电商平台，像村村乐这样的平台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一方面是他们的规模还不够大，另一方面是人们的认知还不够。村村乐目前有1000万会员和30万村官，这个比例还是太小，农村人口数量多，需求大，需要有更多的“村村乐”才能满足正在发展的农村产业。

农村电商及本地服务的蓝海，不只是在于农民的购物需求，更在于农民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农村既是农村电商的需求产业链下游，又是最原始的供应产业链上游。这是一种双向的商业供需模式。当前电商平台做农村电商，所需的供应链链条太长，不容易下沉，这就更需要有本地化电商及服务平台与其对接，同时“村村乐”这样的平台还可以为当地的农村人提供各种电商服务。

农村的商业生态有着极为复杂的一面，但又有其足够的魅力与发展潜力，这也是各大电商平台竞相追逐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无论电商们如何将渠道下沉到农村，还是像村村乐的下一步发展目标一样“将全国66万个村进行标签式的标注”，无疑这些都会让农村商业生态更为丰富，农村人也更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

篇5：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一、《指引》强调控制事前风险, 完善纳税服务

2009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指引》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大企业的事前税务管理, 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引导大企业合理控制税务风险而制定的, 具体工作就是要引导企业建立全方位的税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 引导企业进行自我管理。

《指引》从组织机构建设、风险识别、风险应对、信息沟通、监督改进5个方面建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完整构架, 以参与企业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前介入企业纳税管理环节, 实现税务管理环节的前移。《指引》辅导企业提前防范税务风险, 变发现型控制为预防型控制, 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实现自我遵从。可以看出, 《指引》倡导的税务管理从事后转向事前, 从管理转向服务。

二、税务风险控制需要全方位纳税服务

《指引》要求企业实现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并使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对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及其他税务管理事项等都能符合税法规定。如果在事前对以上税务工作事项都能够妥善处理和控制, 这样将能够最大限度避免“用法过度”现象发生。在税务总局对企业的纳税服务方面, 表现为事前服务与引导, 协助企业完成纳税申报缴纳以规避税务风险。

从申报缴纳税款的准确性角度, 企业税务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企业少缴税, 可称为“用法过度”, 即税务人员对税法理解错误造成少缴税款, 甚至偷税、漏税等, 此类风险涉及到要补缴税款, 加收罚款、滞纳金等, 严重者可能触及刑罚;二是企业多缴税, 可称为“用法不足”, 即税务人员对税收政策理解偏差而多缴税款, 税务人员过度谨慎而对税收优惠运用不足等。此类问题从性质上不属于触犯法律, 但却使企业的经济利益无端流出。因此, 从纳税服务角度, 税务机关应当提供相应服务以避免企业“用法过度”的频繁发生和“用法不足”的大量出现。

三、摸索中的《指引》仍有不足

《指引》的颁布, 为企业提供了税务风险管理服务, 体现了税务总局对于大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视和管理趋势, 也从自我管理方面为大企业提供了风险管理的规范或者参照, 也是大企业风险管理的一种创新和尝试。但是, 在纳税服务的“用法不足”方面, 《指引》仍有部分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 事前引导有待加强

由于税收属地管理、企业过于庞大等原因, 目前多数大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尚未实现完全统一、集中管理, 税务机关也未对企业进行统一指导, 主要参与的是事后检查, 导致大企业不能全面了解税收法规的立法本意、执行细节, 也难以有效进行税企沟通;税收政策出台频繁, 有时法规条例的修改幅度较大, 而相关部门对于政策的解释未及时到位, 导致企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解偏差。这些都不利于企业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 稳妥的企业就会少用法律政策避免税收争议。

(二) 信息不对称影响工作进展

大企业税收管理工作是针对大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和服务的新方式, 需要大企业全力配合才能更好地开展并达到预期效果。大企业司在建立初始由于人员有限、基层管理职责尚未步入正轨等原因, 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方式正处于摸索阶段, 税务管理工作需要逐步推进。各企业在原有征管方式不变的情况下, 还需完成大企业管理机构的工作要求, 尽管大企业管理部门设立目的是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 但现阶段税务局仍需不断进行宣传并逐步推进服务工作, 税企之间亟待建立互相了解、互相信赖的关系, 否则将影响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的开展和企业利益。

(三) 政策执行标准不一

由于税收属地管理因素, 主管税务机关成为税务征管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许多政策的执行都以主管税务机关的判断为准。同时, 由于个人对政策理解的角度不同, 部分有争议的政策问题难以得到一致解决, 这也从纳税征管方面阻挠了一部分大企业期望建立税收集中管理制度, 不利于大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 不利于税收政策的执行和税务风险的全面控制。

(四) 政策制定过程参与性不足、不够透明

大企业作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策的出台或者修订将直接影响大企业的重要利益。但是, 目前大企业一般都只能根据出台后的政策进行学习研究并遵照执行, 很少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策制定后的效果难以控制, 这样将导致政策制定目的和结果脱节的可能性。

四、税企共同改进

针对以上不足,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在以下4个方面改进, 从而能更好地为大企业完善纳税服务。

(一) 加强税企研讨、事前引导

可以考虑加强对企业的税收政策辅导, 尤其是对大企业定期进行集中辅导或研讨, 再由大企业对各自成员企业分头进行内部辅导。此种方式可以减轻税务机关政策辅导的工作量, 同时有利于企业准确理解税收政策;考虑加强政策的超前辅导, 特别是在法规出台前或刚出台时, 及时与大企业进行沟通和辅导, 尤其是全新实施的或者大幅修订的法规条例, 提前铺垫有利于法规的准确执行和良好实施。

(二) 提供有效纳税服务, 牢固建立税企互信

税企互信的建立需要长期过程, 尤其像大企业司这样新建立的部门, 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才能让大企业了解该部门定位、部门职责。大企业只有全面了解与企业利益息息相关的事项, 才能更好地配合大企业管理工作, 更好地为履行依法纳税义务铺平道路。

(三) 妥善处理争议

对于因理解不同而导致对政策执行结果不同时, 特别是重大问题, 税务局应开通有效的问题反馈渠道。尽量将争议解决在纳税申报之前, 避免税金缴纳入库退库的反复, 同时, 补充制定税务争议解决办法, 完善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体系, 确保企业合法权利得以行使, 这也是企业用足税收优惠的法律保障。

(四) 有计划安排企业参与政策制定、修改

大企业是税收政策执行的最前沿, 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或者办税人员对于政策的执行有着最直观的理解, 在检验政策制定效果、政策适用与否等方面也最有发言权。因此, 安排大企业相关人员参与到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分析中十分必要, 一方面有利于大企业了解政策的征管办法, 另一方面有利于税务机关准确分析政策的执行效果。这些工作开展成熟之后, 可以考虑让大企业的相关人员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逐步引导大企业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完善税收征管制定, 发挥好税法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 搞活宏观、微观经济的重要作用。

篇6：从日本阪神地震看NGO作用

在日本，中央共同募金会是其用于社会救灾和社会福利的民间组织，每年开展一次全国统一的募捐活动，捐款范围落实到户。阪神大地震之后，日本全国的社会捐款额达1800亿日元，全部交给地方的共同募金会，用于对死亡者或下落不明者亲属的慰问费、对震灾造成房屋全部损毁或半损毁家庭的慰问费、受灾儿童教育补助金、住房补助金等。在经费使用上，要求出具活动证明、收據，然后由拨款委员会核查决定支援资金额。

此外，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难民救助的著名国际NGO——SVA（和平国际志愿者）组织，在阪神大地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SVA在地震后24小时内便做出了开展紧急救援的决定，并于次日向灾区派出了调查团，向相关大学发出呼吁并通过媒体招募志愿者，在灾区设立了紧急救助本部并派出了第一批志愿者；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救援体制，开展了针对当地居民的深入的入户调查；积极参与棚户区的社区建设、街区重建等公益活动；积极培育当地NGO的发育成长，努力建构与各类NGO的合作关系；致力于在灾区和全国搭建经常性互动网络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自然学校“Whole Earth”在阪神地震中诞生并成长。除了环境教育以外，自然学校还设立了危机管理室，积极开展灾害教育，参与救灾活动。阪神地震发生后，学校相关人员当天便赶赴神户，并开始了救援活动。他们为赈灾建立了救援队，为确保灾民有安全场所避难，保证食物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日本还没有专门为救灾设立的“志愿者中心”，而自然学校的“救援中心”实质上承担了志愿者中心的角色。大批的个人和团体从全国各地赶向灾区，其中有NPO，也有大中学生，以及普通的公司职员。零散的人员形成了一个个的团队，救援中心负责志愿者协调工作。各团队都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项，协同作战，成为日本救灾活动的骨干力量。

篇7：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调查抽样

研究从上海市10个郊区(县)中,抽取宝山、嘉定、闵行、松江、青浦、南汇、奉贤、崇明8个郊区(县),按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样本乡镇和样本村,具体见本刊2009年第9期《上海市乡村医生服务及其模式改革研究背景和主要结果简介》一文。

1.2 调查对象与内容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的组织体系,分别从郊区(县)、乡镇、村三个级别,确定乡村医生服务的管理者、组织者和服务提供者作为本次的调查对象。

郊区(县)级:调查卫生局长和分管乡村医生服务的副局长、预防保健科和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相关职能部门所有人员;乡镇级:调查乡镇政府分管卫生工作的镇长、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和分管院长;村级:调查村主任和村卫生室所有乡村医生。

通过设计调查表对调查对象进行意向调查和访谈,围绕着乡村医生现有服务模式、服务内容和乡村医生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设、发展方向等内容,了解卫生服务管理者、组织者和提供者的意见和建议。

1.3 统计分析方法

所得资料经逻辑校错和手工校对后,定性资料经过Word录入、汇总和整理,定量资料通过Excel 2003建立数据库,录入、整理并使用SPSS 12.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一般情况

本次实际调查了上海市8个郊区(县)24个乡镇72个村,意向调查卫生服务的组织者和提供者312人,其中局长/分管局长15人(占总调查人群的4.8%,下同),镇长/分管镇长25人(8.0%),预防保健科和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32人(10.3%),乡镇卫生院院长/副院长42人(13.5%),村主任61人(19.6%),乡村医生137人(43.9%),见表1。

2.2 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替代的意向分析

2.2.1 75.7%的被调查者认为,

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替代是不可行的。312名农村居民中,305名回答该问题,应答率为97.8%。被调查的305位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中,75.7%的人认为“村医岗位完全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社区护士或全科医士替代”是不可行的,24.3%的人则认为替代是可行的。经统计学检验,不同类型人员的意向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χ2=8.491,P=0.131>0.05),见表2。可以看出,不管是卫生服务组织者,还是提供者,均一致对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社区护士或全科医士替代存在疑虑和担心,不管被调查者级别和类型如何,即使是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或副院长(认为不可行比例达90.2%)也均一致认为此举不可行。

注:χ2=8.491,P=0.131>0.05

研究通过对231名认为不可行被调查者的深入访谈,了解到231名被访谈者提出了299条不可行的具体原因。通过归纳、总结和对提及比例计算后,发现:第一位的原因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少,目前以自由村为主,住宅偏僻,面对人口较多,服务半径较大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替代乡村医生,很难做到24小时随叫随到,提及比例达到了25.1%;第二位的原因是,如果不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服务必然带来农村居民就医的不便(提及比例为18.1%);第三,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对农村社区的环境、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不熟悉,不利于“六位一体”工作的开展(提及比例12.7%)。

此外,其他如村民距离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较远,看病不方便,现有乡镇卫生院的人财物投入无法保障服务的到位等也成为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担心之处。当然,还有1.7%的认为不可行只是替代的时机未到,需要一个过程或有一个过渡期,才能完成乡村医生的完全替代。原因解释见表3。

2.2.2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替代乡村医生后提供服务时间模式意向分析。

假设完全替代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来提供乡村医生提供的服务内容。如《上海市乡村医生上门服务现状分析》一文中所述,8个郊区(县)平均每天每个村卫生室上门服务1.3次,每天每名乡村医生上门服务0.6次,及时上门服务农村社区居民成为乡村医生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如果实行替代,那么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是否要继续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方式呢?特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发现,70.1%的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认为如果实行替代,毫无疑问,仍然需要继续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不同类型被调查人员中,镇长和分管镇长认可程度最高,达到了100.0%,其次是预防保健科和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相关职能部门的科长(或副科长)和乡镇卫生院院长(或副院长),认可程度均达到了80.0%以上,最低的是乡村医生和郊区(县)卫生局局长,但认可程度也达到了60.0%以上。经统计学检验,不同类型人员的意向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差异(χ2=0.104,P=0.072>0.05),也就是说,不管是卫生服务组织者,还是提供者,不管他们的级别和类型如何,70.0%以上的人具有共同的意向,如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全替代乡村医生,其应该继续承担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

然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63.3%的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认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具有24小时电话预约、随叫随到的服务能力。经统计学检验,不同类型人员的意向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差异(χ2=10.904,P=0.053),见表4、表5。通过深入访谈,发现63.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具有的主要原因是:(1)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人口数量多,服务半径大,无法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提及比例56.1%;(2)在政府不加大投入力度的前提下,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力、财力等无法保障,提及比例56.1%;(3)乡村地形不熟悉,如遇急诊病人和夜间出诊电话,找不到病家,不能及时救治,提及比例4.1%;(4)因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身没有出诊制度,有病床,值班医生有病人,可能会离不开,提及比例2.8%,见表6。

2.3 对乡村医生实施培训使之正规化,没有必要替代的意向分析

2.3.1 98.3%的被调查者认为,

对于乡村医生实施培训使之正规化,没有必要进行替代。鉴于上述完全替代存在诸多不可行的因素所在,98.3%的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认为,随着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可通过正规化培训,以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而没有必要进行替代,相反应该保留和稳定乡村医生队伍,见表7。

2.3.2 保留并稳定现有乡村医生队伍的理想模式改革意向。如果对乡村医生实施培训使之正规化,

继续保留和稳定现有乡村医生队伍,立足上海市现有实情的条件下,理想的模式是什么?研究通过对被调查对象的深入访谈和归纳总结,发现:改革现有乡村医生的管理体制、明确乡村医生的性质和地位、加强乡村医生的培训等均成为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心目中理想的改革方向。具体如下:

第一,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14.9%的组织者和提供者提出,应适当加大投入,区、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预防保健经费加大投入,把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历有关,绩效工资与服务效果、考核挂钩,由区镇考核后,给予补助,完善激励机制;年功工资与绩效工资由社区卫生服务收费与药品利润给予解决。使村医的收入水平与其实际工作数量、质量等相挂钩,提高工作积极性。

妥善解决乡村医生的养老。在职的,按镇保政策执行,统一参加镇保。缴费由镇、村、个人共同承担,对经济较为困难的由市、区财政给予适当的补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村居民就业途径的一项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规,建立完善相关政策,纳入卫生系统基层卫生队伍系列规范管理。39.3%的农村卫生组织者和提供者提出:改变现有管理体制,实行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明确乡村医生应以预防保健工作作为工作重点而不是以诊疗收入为重点,乡村医生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工作经费、运行经费由区、镇两级政府共同承担。村卫生室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延伸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或仍然以村卫生室的形式保留,继续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5.8%的农村卫生组织者和提供者提出,政府应加大管理力度,制定上海乡村医生聘用管理办法,明确村医的工作职责,资格准入、定期培训和业务考核等;以及级村医生竞争上岗,实行择优录用聘用制和年度考核淘汰制,逐步自然退休更新。乡医空缺的地方,由中心派员,或由中心直接向社会招聘乡医,逐步吸收正规医学教育和培训的人员进入村卫生室。同时,培养新生代人员为中心职工,到卫生室工作,待乡医退休,逐步实现新老更替。

第二,明确乡村医生的性质和地位,增加乡村医生的收入,提高乡村医生的保障水平。35.5%的农村卫生组织者和提供者提出,将乡村医生性质界定为乡镇事业单位编制,并纳入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制,作为社区卫生服务团队的组成之一,由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管理;社会保障纳入镇保,乡村医生报酬应由政府承担,彻底与药品收入、三费收入脱钩。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乡村医生最低工资标准线,其薪酬由基本工资、地区补助、绩效工资,年功工资构成。基本工资作为承担预防保健公共卫生工作由政府给予补助的部分,不低于卫生行业最低工资线;地区补助与当地经济水平挂钩,可由镇、村根据财力自主决定;年功工资与工作年限和职称、学助。已退休的建立乡村医生养老基金,按最低生活保障线,根据工作年限给予一定的补助,养老基金可区、镇、村筹集。

第三,加强乡村医生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43.8%的农村卫生组织者和提供者提出,针对现有乡村医生的人员短缺、老龄化现象,加快乡村医生队伍的培养,推荐具有高中文凭,热爱卫生工作,人品好的有志青年,经过三四年完成大专学历培训。对于现有乡村医生,有执业资格者,建立系列培训制度,全面培训使其能适应“六位一体”功能的转变。

3 讨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上海市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的意向调查分析结果证明,上海市乡村医生队伍还是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基本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对不少研究者和工作实践者提出的现有乡村医生服务跟不上农村居民的需求,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取而代之,持否定态度。

上海当前环境下,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对乡村医生实施培训使之正规化,没有必要替代(98.3%的被调查者认可),而通过增加政府重视和政策保障、实行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以社区卫生服务站形式保留,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服务、乡村医生实行聘用制,择优录用,竞争上岗,完善乡村医生的评估和考核机制等改革现有乡村医生的管理体制的举措,同时明确乡村医生性质和地位,增加乡村医生收入,提高乡村医生保障水平,以及加强乡村医生培训等,成为保留和稳定这一队伍的改革动向,也是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心目中理想的改革模式。当然,也应该成为上海市乡村医生服务模式发展的方向。

摘要：目的从农村卫生服务管理者、组织者和提供者入手,分析其对现行乡村医生队伍走向、服务模式改革的举措及其可行性等方面的意向。为上海市乡村医生服务模式实践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原则,调查并分析上海市8个郊区(县)24个乡镇72个村312名农村卫生服务组织者和提供者的意向。结果和讨论如果乡镇卫生院对乡村医生队伍进行替代,乡镇卫生院需要继续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服务(70.1%的认可率),而乡镇卫生院不具有24小时电话预约、随叫随到的服务能力(63.3%的认可率)。乡村医生由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替代是不可行的(75.7%的认可率)。相反,应通过增加政府重视和政策保障,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实行乡村医生聘用制,择优录用,竞争上岗,完善评估和考核机制等,明确乡村医生性质和地位,增加乡村医生收入,加强乡村医生培训等,保留和稳定这一队伍以适应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98.3%的认可率)。

篇8：组织化的志愿行动与NGO的命运

许多朋友经常把志愿者当作外来物，以为是一个新东西，1997年当我作为研究者开始观察九十年代政府发动的志愿者运动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么认为，并努力从西方知识中寻找理论。直到今年，应美中关系委员会的邀请，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美国东部跑到西部，考察和学习当地的志愿者管理，在此过程中，我才慢慢体会到其实志愿者和志愿服务是一种全世界普遍的现象，美国志愿运动的先驱阿琳娜在她太阳城的家里告诉我们，她曾经在混乱的俄罗斯居住，在她住的楼里，环境似乎一塌糊涂，墙壁上都是涂鸦，地上都是垃圾，但是阿琳娜相信在这个楼里一定有志愿者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她于是开始招募志愿者。半年之后这个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涂鸦被抹掉，地上也干净了。“这怎么可能?”我不假思索地反问，在我眼中，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应该和市场变迁中的中国人一样，大部分会对自己的社区漠不关心，“难道你问他们愿意做志愿者吗?”

“不，我只是在电梯里问年轻人，你愿意帮助我吗?”阿琳娜笑着说。

我那个时候好像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是一个多么普通又多么温暖的事情啊。如果人们自愿地互相帮助，而不为了寻求报酬，这难道不就是志愿精神的体现吗?中国人的邻里守望、解危济困、行侠仗义，有多少行为，虽然没有冠上志愿者的帽子，但是却广泛地传颂于民间，其实志愿服务基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互惠关系，人们彼此平等交换，以共同受惠，这种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远远比市场的交换要悠久得多。

看来组织化的志愿行动，是我在美国体会最深的。

这个城市不是政府的，而是我们自己的

在美国，志愿者普遍地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做公园的导游，博物馆的咨询，音乐会的领位……在医院、学校、社区，甚至是警察局、消防局都能见到志愿者。但是这些志愿者不是单个地去做，他们常常自己组织起来，或者自发地成立社区性社团，或者由各种非营利机构组织他们，为他们提供志愿服务岗位，甚至还有专门的志愿服务中心，来专门将志愿者和NGO连接起来。可以说和中国很大的不同是，中国很多时候依靠政府来动员志愿者，而在美国动员志愿者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例如，在阿琳娜居住的太阳城就是一个由志愿者来治理的小城市。太阳城位于美国中西部亚利桑那州，距离首府凤凰城开车约40分钟。这个城市住了48000人，医院、商场、学校、娱乐设施、饭店一应俱全。但是在这个小城里没有政府管理机构，这里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都是由志愿者负责的。

例如“太阳城骄傲”就是负责这个城市公共区域清洁和绿化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共有400名志愿者。他们选举成立理事会和总干事，分配各个居民的绿化工作。城市的绿化工作全部都是“太阳城骄傲”的志愿者在做，志愿者会有计划地对公共区域进行绿化，他们自己动手搬掉大石头，整理土壤，甚至租来机器，买来合适生长的树木进行种植。

我们去的季节，正赶上路边橘子树上的橘子成熟了，没人摘，全部掉在了地上。“太阳城骄傲”的志愿者中就有人在网上发信息，召集大家来收集。过了两天，我就看到志愿者开始组织收集橘子了，他们把橘子收集起来，捐给一些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组织。

阿琳娜担任过这个组织两届的总干事，对她这位著名的公民社会人士来说，这一没有报酬却又繁忙的工作对她来说却如此自然，“和你们不同，我们认为这个城市不是政府的，而是我们自己的，从美国开国开始，我们就明白我们不能依靠政府，我们必须要靠自己。”

在这个城市，甚至警察都是由志愿者组成，它的英文名是“The Sheriff’s Posse of SunCity”，翻译过来应该是太阳城警卫队，它执行着警察的功能，包括维护治安，处理交通事故、盗窃事件等。它完全由166名志愿者组成，有部分是退休后的警官。当居民拨打报警电话911时，接警台会直接把电话转到这里。这些志愿者有专门的警服、警车，如果要佩枪，只要通过考试即可。警卫队里的设施，和警察局的一模一样，墙上有居民捐赠的各种枪支，以及和世界各地交换的各种警徽，这里和警察局工作的布置和安排很相似，他们每年民主选举司令官(Commander)负责组织志愿者。司令官需要每天工作四到五个小时，而其他的人每个星期工作二十个小时以上。我们在前台还碰到了一位80多岁的志愿者，在这里从事接听电话的前台工作。谈到这项志愿工作，她非常自豪。

在美国的社区，志愿者不仅仅被看作是服务的提供者，它甚至被看作社区的本身的载体，如果没有人们在社区内的互帮互助，就不存在社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志愿服务牢牢嵌入到美国的日常生活中去。

美国：整个社会都在推动志愿运动

不仅如此，美国的NGO在志愿服务中也扮演关键的推动角色。和国内的很多草根NGO相似的是，NGO最初就是志愿者们为了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者实现一个公益目标而成立起来的，所以志愿精神被看作这些NGO的基础。在我参观的NGO中，志愿者受到很高的尊重，我在俄亥俄州参加一个州的志愿者大会，很多NGO都推出自己的以志愿者为主体的项目，而在NGO的实习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这些志愿者似乎很容易把这个组织当作自己的组织，并有着深深的骄傲。我和亚利桑那动物园的志愿者交流的时候，发现这些志愿者不但很认同他们所在的组织，而且他们在这个非营利机构下成立自己的志愿者委员会，讨论和管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并可以向NGO提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最基础的，在美国，NGO的理事都是自然的志愿者，不取分文，还要经常挤出时间和精力来参加会议。

在美国，志愿者不仅和NGO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参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过程。不但一些城市的市长和市政会成员都是志愿者，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在举行大型活动，以及协助公民填写税单等都吸纳志愿者参与。美国政府，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似乎都不忘记支持志愿精神，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企业义工也在美国开始流行起来，企业把职员送去当义工，不但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而且也是对职员的一种培训。更深层次的，这也是建立企业公民的形象，来赢得社会的尊敬。

不仅如此，美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志愿中心机构，专门负责将志愿者和各种服务点连接起来，让他们“速配”，这极大地方便了志愿者来选择服务。在美国有两套这样的网络，一套是志愿中心网络，另一套是hands-on网络，都是民间自发产生。其中hands-on已登陆到中国的上海。

中国NGO的希望在志愿者身上

总的来说，在美国，从政府到社区，从企业到NGO，似乎整个社会都在推动志愿运动。与

此相对立的是，在美国仍然有许多人并不参与志愿行为，仍然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仍然有社区冷漠和贫富对立，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组织在努力推动志愿运动的原因。在这个个人主义极度盛行的国度，正是这种持续的组织化的志愿运动促进美国的凝聚和联结，防止美国社会的分裂和瓦解。

反观中国，在我这些年参加志愿服务的体会中，我感觉到政府对于志愿服务，政策上应该说是大力支持的，中国也不缺少希望做志愿者的大量的个人，中国甚至一点也不缺少志愿服务的历史传统，但是志愿服务之所以仍然很难产生更强大的动力和影响力，我的体会是志愿服务还远远没有被志愿者，被民间有效地组织起来。志愿服务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更应该看作是一种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以新的方式传递社会服务，而且它更应该真正推动社区的自治，实现人们的公共参与。

中国正在成长的草根NGO本应该是推动组织化的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很多草根NGO本身就是志愿者创立起来的，应该和志愿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不能不令人忧虑地看到，很多草根NGO在依托国际基金项目以后，迅速地让自己职业化和项目化，志愿者很快被这些NGO看作只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而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而志愿精神在这个NGO的治理中根本看不到。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这些NGO虽然还是婴儿期，却已经在自掘坟墓。

我们常常批评中国的很多NGO缺乏民意，扎不下根来，他们活跃于各种国际和国内会议，在各种媒体的舞台上表演，忙碌于各种基金会的申请过程中，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发展太快，这使得很多NGO所应该具有的公民社会的文化都没有能够来得及沉淀下来，就迅速地被新的概念所取代。我想这些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内涵的NGO是不可能构成公民社会的，它们只是NGO泡沫而已。泡沫，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征，本不能对NGO苛求，但是如果一些NGO真的想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真的想要因为它们的存在，而使得社会有一个变化，那么NGO就需要沉下心来，去做耗力费时却又默默无闻的扎根过程，这个扎根，我以为最关键的是，将人们的志愿精神唤醒，并组织起他们，一起来改变我们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志愿精神应该逐步成为NGO的灵魂。

有很多时候，朋友忧心忡忡地问我，“中国的NGO还有希望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体会是，如果NGO还有希望，那希望将在那些志愿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