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举贤能的教化意蕴及其影响

论儒家举贤能的教化意蕴及其影响（精选3篇）

篇1：论儒家举贤能的教化意蕴及其影响

论儒家举贤能的教化意蕴及其影响

儒家举贤能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不仅具有选拔人才的政治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教化意蕴.传统儒家认为:贤能者善教,能够以德感人、以德服人、以德教人;举贤能本身具有导民德、正官德、养士德的.教化功能.察举制和科举制是儒家举贤能思想的制度化实施,教化的推行主要通过选举的标准、内容“导”化,选举的过程方法“感”化,选举的结果“诱”化三种途径.深刻认识举贤能的教化功能,有助于当前的政德、民德建设.

作 者：贾勤美 Jia Qinmei  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 “”(2) 分类号：B222 关键词：儒家   举贤能   教化   影响  

篇2：论儒家举贤能的教化意蕴及其影响

20世纪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就是对“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这一讨论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作为“精神性宗教”的儒家或儒学的特殊品格, 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儒家或儒学思想具有的“宗教性”意蕴。 (1) 这一讨论的实质性意义在于, 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 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 以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 西方式的宗教有严格的组织形式, 同时儒学关注的核心是“当下的人”而非“彼岸的神”。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宗教的, 然而不管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哲学代宗教”还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道德代宗教”, 无疑儒家蕴含了宗教的功能, 至少实际上起到了宗教的文化功能。人们在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安身立命之道”, 儒家的宗教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西方传统经典宗教的出世性也在逐渐的弱化, 随之而凸显的是宗教的人间性和人文性。在这种背景下, 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在超越之路, 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 获得了更多现代转化的生长点, 同时对西方传统的经典宗教也提供了诸多启示。因此, 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意蕴, 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而且也可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那么此处是在何种意义上的讲宗教性?从何种意义上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意蕴?以及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何种启示?

2 对儒家思想宗教性意蕴的考察

讨论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澄清的一个问题, 就是何为宗教性?韦氏大字典是这样定义宗教的:“宗教所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 它与哲学不同, 不是依靠理性, 而是仰赖信仰与直觉, 它一般相信一个单一的存有, 如上帝, 或者是群神灵,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创造了世界, 统治它, 控制其命运, 有时干预其历史之自然过程, 也相信人有了这样的信仰, 通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 遵守日用常行的规则, 如十诫, 乃会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2) 显然依照上述定义来讲, 儒学并非宗教,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儒学之具有宗教性。此处讲的宗教性是指宗教的某些特性, 它不是以宗教的外在形式作为判断标准, 而是凸显了精神方面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儒学的宗教性, 即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兴起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 认为人与这种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同创造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这种信仰是一种博大高明的宗教情操。这种宗教性的敬畏情操, 常常渗透到伦理生活、习俗及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儒学正是具有深厚的宗教感的一种思想传统。中国传统儒学关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强调内心体验, 相信人人可依凭内在的修养达到超越的境界。当然, 儒家走的是一条“天人合一”的道路, 打破了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较为妥善地处理了生命的有限性与终极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它要人既认同当下的我, 又认同超越的终极理想。显然, 儒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宗教, 但同样能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儒家学说透显出来的宗教性于此可见一斑。

首先作为儒学最高范畴的“天”或“命”, 实际上并未完全消解掉某种超越社会、个人之上的神秘性, 因而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客观必然性。如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 (《宪问》第三十六)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阳货》第十九)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 (《万章章句上》第六) 正是由于这一具有超越性的“天”或“命”的存在体现了儒学超越的“终极关怀”。所以孔子讲“畏天命”, 孟子讲“夭寿不二, 修身以俟”, 以及后来在宋明理学中, 程颐讲“涵养须用敬”, 朱熹讲“敬字功夫, 乃圣门第一义”, (《朱子语类》卷12) , 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对于最高本体———“天”或“命”———的敬畏情感。

然而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这一超越者的存在方面, 儒学却另辟蹊径, 即“内在而超越”。首先“天”作为超越性的本体, 同时内在于呈现于人与世界之中, 因此天是既超越又内在;另一方面, 人作为内在的层面可以扩充天命的性, 超越自身的限制, 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 从有限而可达至无限。 (3) 中国的传统中向来没有将超越与内在割裂。因此天和人并不是对立的超越与内在的两极, 而是天和人都同时具有超越与内在的双重特性。天人之间是合一的关系, 并不存在着分裂和鸿沟。

儒学一开始就通过道德实践的桥梁把这种外在的超越对象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孔子讲“知天命”, 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和“事天”, 程颢讲“一体之仁”, 朱熹讲“灭人欲”而“存天理”, 王阳明讲“致良知”和“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也无一不是儒学宗教性的体现。这就表明在儒家看来, 最高本体已不是仅供信仰的高高在上的外在对象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经验、知识积累来认识的。人与天之间是一种超越而内在的遥契和认同。《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进一步确认儒家最高的认识———知天命, 是在道德实践中才能达到的。到了宋明时期, 宋明理学家将这种内在超越之路推向了一个顶峰, “在天为命, 在义为理, 在人为性, 主于身为心, 其实一也”, (《程氏遗书》卷十八) 这样就更进一步将“天命”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自身。正因为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 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综上所述, 儒学在重视信仰对象的超越性上与西方的宗教是相同的, 但是儒学和其他宗教不同在于它突出了信仰对象的内在性和主体性, 把深刻的精神体证贯注于世俗的日用常行之中, 而不是将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彼岸, 这正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儒学的宗教性意蕴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首先, 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 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 把深刻的精神体证贯注于世俗的日用常行之中而不是将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彼岸, 这正是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鲜明特点。

其次, 儒学的宗教性所讲的信仰主体必然是一个“全整性”的人, 正如《大学》中的「三纲八目」, 强调个人自我生命的实践, 必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循序渐进, 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逐层推扩, 使个体性的人的生命意义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同时这也凸显了儒学宗教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带有很强的层次性和立体性,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给当下的人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模型。

3 儒家思想宗教性意蕴的现代意义

20世纪以来, 学界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不是无的放矢, 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都面临着一些困境, 都需要进行现代转化。那么儒学也不例外。因而儒学宗教性的讨论不仅仅在于问题本身, 也不仅仅在于儒学的现代转化, 甚至对整个东西方传统文化的面临的现代困境都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 那么对于人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他问题, 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讨论是否也能提供一些启示呢?

首先, 儒学的宗教性意蕴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的人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人, 由于面临各种社会压力, 人人自危, 精神无处安顿, 人人像游魂一样, 而儒家的这种宗教性意蕴 (即内在超越性) 是从天命或宇宙精神来关照人的个体生命, 使人在追求自我价值或精神修养时得到一个崇高目标的激励, 在这种宗教情怀的激励下, 人的内在修养一直能处在自我改进、止于至善的积极状态之中, 这也正是上文中提到的儒学的这种宗教性带有很强的信仰主体的主动性, 自我完善性。这也就类似于现代的人生远大理想的树立。另外, 儒家的宗教情怀还有一种积极价值, 即以超越的个性面对世俗的伦理价值, 有敦化社会风气的意义。

其次, 儒家思想的这种宗教性意蕴对于生态伦理的积极影响。就是《中庸》中讲的“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人性和宇宙万物之性都是有生命意义的, 只有充分尊重一切存在物的生命, 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这也就是程颢在《识仁篇》所说的“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儒家向来不断地彰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最高精神境界, 又讲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宇宙神秘的生命力的承载者, 破坏其他存在物的生命, 就是从道德方面背弃了天命。虽然儒学并没有直接说这是生态伦理理论, 但是这对于我们建构生态伦理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因为它蕴含着人对生态发展应有的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

最后, 传统中国是文史哲不分家, 因而儒学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负载是多元的, 那么发展到现代社会, 儒学的这种多元的文化负载显然是过于沉重的, 可以说儒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 那么这样对于儒学的现代转换无疑会造成困境, 使得儒学现代转换的脚步显得有些沉重, 今天我们发掘儒学的宗教性, 或者说讨论儒学的“宗教身份”, 为建构全新的“民族宗教” (4) 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或许传统儒学的多重身份的分离, 可以对儒学的现代转换起到积极作用。S

摘要：20世纪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 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 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那么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儒学之具有宗教性。这里的宗教性是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兴起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 认为人与这种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同创造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而我们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儒学宗教性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有诸多积极的启示意义, 同时也对儒学自身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关键词：宗教性,共同创造,内在超越,生态伦理,民族宗教

参考文献

[1]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反思[J].中国哲学史, 1999 (1) .

[2]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M].段德智, 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7.

[3]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4]段德智.从儒学的宗教性看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及其现时代意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3) .

[5]韩国茹.刘述先儒学宗教性思想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 (12) .

篇3：试论儒家教化思想

借用今天的科学分类方法,儒家的教育主要包括:伦理道德、学知智慧、审美艺术等方面。

首先,伦理道德教育主要是以理解并实践“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儒家以“仁”为总纲,对人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都指定了应遵守和实践的法则。比如,“仁者爱人”的命题,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应然标准,又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在父子、君臣、夫妻、朋友等关系中都有相应的道德标准来规范,如忠孝、孝悌、信义、诚信等都是不同情况下“仁”的具体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并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人际亲亲之爱的真性情的理解之上的。仁是对人与人之间由血缘亲情发出的人际亲爱和尊重关系的基本规定。所以,这种道德教育本身就存在于活生生的生活之中,既是生活实践又是理论原则,要求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去体认它、实践它。

其次,学知智慧教育。学知智慧的教育一方面是知识教育;另一方面是智慧的教育。前者主要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习。涉及伦理道德规范、历史传统,包括处理家庭、人际、政治事务的知识的学习,还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的知识技能与体能的培养。

在儒家关于学习的主张中,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观点、方法,思考方式的思维训练。比如,孔子讲多闻多见,学思结合。认为耳目闻见直接经验重要,感性认识重要。但还必须思考,上升为理性认识;孔子特别强调主动思考、灵活思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在理解“仁”的过程中,学生问及管仲是否“仁”,孔子回答,“如其仁”(《论语·宪问》)指出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应该以其建立的功绩来看,而不应根据一般的标准来看待。

启迪学生的智慧,更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点。从教育方法上看,儒家强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扣其两端的启发式教育,本身就是对学生智慧的训练。此外,儒家还特别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孔子自身就非常注重对三代历史的研究,孔子认为“温故而知新”下学而上达,只有深入地把握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规律性,才能有智慧的产生。

再次,审美艺术教育。儒家的审美艺术教育体现在诗教与乐教中。孔子十分重视诗教,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学《诗》、《书》可以培养人的德性,丰富历史知识,还可以培养良好的言谈举止。对于音乐艺术教育,儒家认为音乐艺术教育是陶冶心性,提高修养,美好风俗的重要手段。孔子本人就精通音乐,能区分舜的乐曲和武王的乐曲《武》之不同。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礼、乐三者都是君子仁人修身之本。孔子这种主张成为儒家关于审美艺术教育的重要传统。

以上三个方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分解地看,这些教育思想都可以化归为今天的德、智、体、美范围。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并不能体现儒家的教育精神的全貌,儒家教育的精神还体现在将这些因素视为一个整体,多向统一的整体,并置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化成”的意义,由“化”而“成”,最终成就理想人格。

2 儒家教化之“化”

首先,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有机整体。比如,关于智慧,儒家讲仁智统一。“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是道德与智慧的统一,要求人不仅要有知识有能力,还要有道德自律。又比如,关于音乐教育,儒家特别重视音乐中蕴涵的伦理道德价值。《论语·八佾》中,孔子评论舜受尧之禅让而得天下,所以,舜之“乐”——《韶》是尽善、尽美;而武王是靠伐纣征诛而取天下,所以,武王之乐——“武”是尽美,未尽善也。儒家关于德、智、体、美的各方面观点和认识都是密切联系的,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实现人之为人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儒家的教化主张就是将这些因素视为成就理想人格的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

其次,“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化成之意除了体现在个人“成人”的终身过程之中外,还体现在儒家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治理之中,看到社会控制中教化的作用。儒家认为,社会治理中,如果通过礼仪道德教化能够培养人民良好的道德素养,养成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就不需要用刑罚。只有礼义道德之“教”,“化之弗边,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孔子家语·刑政》)时,才用刑罚。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即使主张人性恶的荀子也不例外。荀子认为社会治理仅靠礼义道德是不行的,必须礼法并举,“隆礼”、“尊法”,运用法制的力量,但是,他仍然以礼义道德为基本原则,讲“师法之化”(《荀子·性恶》,要用君、师的榜样力量与法制的强制作用,来“化性起伪”,仍然是将礼义道德看作化解人性,成就理想人格的第一位的因素。

第三,儒家教化思想是将教育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待。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个人成就理想人格的过程,同时也是成为合乎社会规范,服务于社会治理需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始终强调主体的自觉性。强调接受教育的主体应该有一种自觉自愿的意识,具有朝着成就理想人格去努力的愿望。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儒家讲“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在学习方法上,儒家强调学思结合;强调知行统一;在教师和学生关系上,强调对话互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尊重学生的个性,启发其能动性;在社会治理中,讲“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讲焕发、尊重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第四,儒家教化思想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不是脱离人性情感需求的。从源头上看,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并不是后来变异的道德说教。儒家讲“仁”本身就是从人的血缘亲情出发饿。所以,围绕“仁”而发出的礼乐教化是与人性情感需要相一致的。道德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种“亲亲”之情,一种道德理性情感教育。

上述儒家教化思想对现代教育富含启示,一方面,可以将科技知识的教育与道德情感的培养结合起来,塑造德、智、体、美的理想人格,培养合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将人生观、价值观、爱国主义等思想教育与人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形成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如此,必将丰富教育的内涵与精神,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4.

[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4][汉]郑玄.周礼注疏(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