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

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精选4篇）

篇1：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

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伦理道德的.影响.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儒家“仁礼”思想对习武者的人伦教化;加强武术伦理文化研究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武术的世界推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林志刚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50014,济南 刊 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年，卷(期)： 21(2) 分类号：B2 关键词： 

篇2：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

一是循环往复。道以及由道产生的天地万物都表现出循环往复的特点。老子认为, 道本身不断地在一逝一返中周行不殆, 作圆周运动。武当武术追求生生不息、永不殆尽的养生效果, 自然也要采取循环往复这一优化模式。武当武术中的太极、形意和八卦, 均以圆弧为本, 其他各种拳法在功力的蓄放上, 也均以圆弧运动的轨迹作为基础。太极拳以太极图为图徽, 在太极图的指导下, 其运动方式和路线也成为曲线、弧线和圆线。八卦掌以圆为法, 运行轨迹是大圆套小圆, 小圆练成无圆, 即使是无圆, 也是外无圆而内有圆———意念中的圆。总之, 无论是走转蹚泥, 还是运掌翻飞;无论是起腿、走步、摆足、扣步, 还是运用意念炼气, 都离不开一个圆 (或弧线) , 故有人称八卦掌是圆圈连环掌。形意拳中有三圆歌诀云:“胸膊要圆气下沉, 脊背要圆是猴形;虎口要圆如三角, 三圆齐出是真形。”胸圆、背圆和虎口撑圆是形意拳基本桩式———三体式的规范要求, 充分体现了道反之循环往复的特点。

二是相互转化。天地万物皆由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 两个对立面在对立运动中不断地相互消长, 彼此转化。《老子·二十章》曰:“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老子·五十八章》又曰:“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有无、难易、刚柔、胜败、祸福与进退的运动, 莫不相互转化。武当武术秉承这种世界观, 极端重视“精气神”的修炼, 坚信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 尤为注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从而使神凝而不散。武当武术也用相互转化的观点看待对抗中的大小、快慢、强弱, “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攻其所不攻”, 其“动中求静, 静中求动”, “柔中有刚, 刚而不僵”等战术特点, 无不体现出变化性。采取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运动方式和虚实转化的手段, 体现了事物运动变化、相互转化的本质。武当武术中的太极拳与太极推手等等, 也都是循道反之理而成。正如《太极拳使用法》所说:“阴阳相生, 刚柔相济, 千变万化, 太极拳即由此而生也。”

一、“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 亦是老子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阴阳学说认为, 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面, 而且两者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制约, 从而推动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中。包括武当派在内的道教, 则将这一理论用于人体, 认为人体的阴阳相互平衡是指阴阳协调的生理现象。阴阳平衡时, 人体就无病无恙;如若阴阳失调, 人体即会出现病理状态。老子还认为, 阴阳是“道”、“无”、“一”等宇宙本原得以化生出万物的“中介”。《老子·四十二章》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这个“二”便是阴阳———两个相互对立的气体, 天地万物就是通过它们化合而成的。老子根据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 提出了许多属于矛盾范畴具体形象与表现, 诸如长短、有无、动静、虚实、生死、祸福等等, 并认为这些矛盾是对立统一的, 而又可相互转化。他虽然承认矛盾双方的对立与斗争、包含与排斥, 但却十分强调矛盾之间的统一和协调, 此即《老子·四十二章》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他认为, “和”是事物保持稳定的根本要求, 生命保持内部的稳定需要“和”, 求和是养生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首先, 人与自然要协调, 亦即“道法自然”;其次, 人与人应和睦相处, 即《老子·四十九章》所指出的“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道教正是根据《易经》和阴阳五行中的阴阳调和理论, 演绎出宇宙生成图示《太极图》的。在这种生成图示的指导下, 武当武术从理论和技术上都极力推崇阴阳平衡。如在拳技上, 武当拳功的一招一式都是以阴阳协调为根本的。沙国政在《八卦转掌歌》中说:“八卦转掌论阴阳, 五行合和内中藏”, “内讲气功分三节, 外有手法分阴阳”。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也说:“太极者, 无极而生, 动静之机, 阴阳之母也”。也就是说, 太极拳与八卦掌等武当拳功的每一个动作, 诸如开合、动静、刚柔、隐显、虚实、缓急等等, 都是基于阴阳相互协调这一根本法则而变化的。

二、开放的武当道教融合了诸子学说, 殷实了武当武术的思想理念

(1) 武当武术中隐含的儒家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文化理念

细究中国历史,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 儒学的盛败, 往往与道学的兴衰息息相关。儒学的昌盛, 一般会抑制道学的发展, 儒学的衰落又往往能促使道学的繁衍。在这种你消我长、此起彼伏的运动中, 中间的操纵者都是“士”这个阶层。因此, 在儒学与道学之间, 慢慢地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一般说来, 仁爱之心和中庸之道是儒家养生理论的重要原则, 但儒家不同时期的养生理论, 均直接或间接地被融入道学的养生学说之中, 武当武术亦同样如此。例如《老子》一书的言论就吸纳了《诗》、《书》、《易》等儒学思想精髓。而在儒学经典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聃的记叙。孔子问道多涉及养生延命方面的知识, 尤其注重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据《庄子·知北游》记载,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 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 疏瀹而心, 澡雪而精神, 掊击而知……’”。由此可知, 孔子请教的“道”, 主要是健身养生知识。其实, 孔子对于养生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智者动, 仁者静;智者乐, 仁者寿。”意思是说, 仁者时刻要克制自己的私欲, 陶冶情操, 修身养性, 心静如水, 如此才得以长寿。孔子主张的静, 与老子提出的“致虚极, 守静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 孔子还经常带着弟子登山、游泳、歌舞, 他本人更是一个驾驭、射箭的高手。可见, 孔子养生注重动静结合, 并身体力行, 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重要来源。

(2) 武当武术也讲究动静的辩证运用, 主张外动内静, 动静结合。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就强调“动之则分, 静之则合”。由此可见, “以静制动”是武当武术修炼与搏击的指导原则, 而这一原则与孔子的主张如出一辙, 不能说二者毫无瓜葛。

相传, 曾子撰著的《大学》, 和子思著述的《中庸》, 发展了孔子的养生学说, 提出了许多有关炼养的理论。《大学》在讲修身的重要性时说:“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于格物。”《中庸》也说:“诚之则明, 明则诚矣。”综观《大学》与《中庸》所言可知, 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心”、“诚意”, 而要做到“正心”、“诚意”, 就必须“格物”, 即排除来自体内外环境的干扰, 如此才能使人的思想进入纯净的境界, 这正是炼丹必需的具体步骤。《中庸》的“率性、修道、致中和”, 亦是炼丹修炼的纲领。儒学大师们认为, 只有正确对待喜、怒、哀、乐 (即所谓的“率性”) , 以适合自然之道 (即“修道”) , 才能使体内的阴阳二气达到“中和”, 从而消除疾病, 保持身心健康, 寿命永享。

自汉末魏伯阳首撰丹书《参同契》, 把儒学周易卦象引入道教内外丹学中, 周易卦象与《易传》性命之说便成为内外丹学理论中的重要成分。南宋著名道士陈抟精通易理丹道。《宋史·陈抟传》曰:“抟好读《易》, 手不释卷”, 撰有《无极图》和《太极图》。陈抟之学影响到了周敦颐、邵雍及二程。周敦颐撰《太极图说》, 理学由此兴起。元以后, 内丹书亦多引用宋理学理论, 如俞琰《易外别传》引邵雍、朱熹等人的学说阐述内丹, 而引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者则更为普遍。《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太极图说》则曰:“太极动而生阳, 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受此影响, 武当武术格外注重阴阳。张伯端的《悟真篇》对内丹的修炼, 就十分突出“阴阳”二字, 诸如“调停火候托阴阳”、“阴阳得内归交感”, “报言学道诸君子, 不识阴阳莫乱为”, “阴阳通数自通神”, 如此等等, 比比皆是。而太极拳就是借引《周易》系辞“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之说, 和《太极图说》等等而得名, 其变化之理深得易学理学之要旨。

(3) “天之所覆, 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 莫不尊亲”, 表明儒家对孝道推崇备至。

在道教教派中, 受孝道影响最深的, 当数对武当道教有重大影响的全真教派。王重阳是全真教派的创立者。全真教以三教圆融为指导思想, 其中不乏“尊亲”、“养亲”的内容,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孝道对武当武术思想的影响。首先, 王重阳将儒学的《孝经》作为入教和传道的必修经书, 对那些“不孝”、“不敬”、“不善”之人, 拒不传教, 并以“忠君王, 事父母”为修炼内丹的前提, 把尽孝与成仙融为一体;其次, 王重阳强调为善慈悲, 取儒家忠孝仁慈之说并有所发展;除此之外, 王重阳还把道教师徒关系纳入儒家宗法关系之中, 以师代父, 保证了孝的实践与全真教规不悖, 增强了教团内部的凝聚力。王重阳援儒入道的实践, 为后来的道教及其武术提倡“全仙道, 先全人道”的主张,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武当道教及其武术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并不断地发扬光大, 在很大程度上都同它吸收了儒学的宗教伦理有很大的关系。

总体说来, 儒学对于武当武术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 诸如忠孝、仁爱、中庸与宽恕等等, 一言以蔽之, 即“道德”是也。儒学的中庸、忍让、仁爱与忠孝所蕴含的人格力量, 对武当武术的影响渐远渐深, 从而形成了一种谦虚礼让、博大宽容而又奋发进取、不屈不挠的武当武术文化及其心理结构。

三、武当武术中隐含的佛学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的文化理念

佛学的中国化过程, 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 其中亦包含与道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佛学对道学的吸收, 始于汉魏之际, 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主动迎合, 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大胆吸收, 使得佛学出现方术灵神化的倾向。魏晋时期, 佛学进而借助老庄的玄思和魏晋玄学的名相概念来阐发佛理, 佛教般若学派的“六家七宗”的出现, 就是玄学影响的结果。

道学对佛学的吸收也是与其自身发展紧密相连的。道教在魏晋时期能有较大的发展而渐趋成熟, 从经书的制定、行为的规范, 到道观的建设, 无不是吸收仿效佛教体制的结果。而在唐宋文化嬗递的过程中, 道教不断地从佛学的哲理中 (主要是禅宗) 吸取养分, 以发展自身的清净空寂的成分, 这在武当武术内丹思想中已见端倪。

著名史学家、武术家、清人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说:“自外家至少林, 其术精矣。张三丰既精于少林, 复从而翻之, 是名内家, 得其一二者, 已足胜少林。”按黄百家之意, 张三丰“精于少林”, 当包括外家功夫在内。武当内家与少林外家之说, 最早见于明清之际, 即朴学大师黄宗羲的《南雷文集·王征南墓志铭》。事实上, 外家功夫与早期佛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它的武术技击训练法跟佛学理论不属同一体系, 并不代表佛门原始拳法, 只是古代中国实用武术的一个汇集提炼。尽管如此, 黄百家在此处还是点出了少林对武当的影响, 也就是佛学对武当武术的影响。张三丰能“从而翻之”, 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外家功夫, 才有了发生质变的前提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是他精于佛学禅理, 并能援佛入道, 如此才能对道教内丹理论予以提升, 使武当武术产生质变的动力。有必要说明的是, 中国化的佛学, 对武当武术的影响, 不只是在外家功夫上, 其禅宗哲理也对道教内丹思想的发展有深深的浸淫, 这在张三丰之前就是如此, 武当武术的内丹思想只不过继承了以前的道教内丹思想罢了。自明以来, 武当武术即发生了质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武当道派众多, 从而衍生出多种武术流派, 诸如隐修派、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乌龙派以及综合派等等, 但总体上可分为正一派 (或符箓派) 和全真派。龙门派、华山派和榔梅派属全真教派, 尚内丹修炼;乌龙派属正一派, 主事符箓法令之术, 为顺应时世, 也习内丹;综合派, 二者兼而习之;隐修派是武当传统教派, 自宋元以来即从事内丹修炼。可以说, 武当武术之所以能在明代发生质的变化, 主要在于内丹学说的日渐成熟而促其变化, 而谈内丹就不可忽略佛学对其产生的影响。

道教内丹学说兴起于唐末五代, 至两宋趋于成熟, 几乎成为取代内丹以外的一切道教传统的炼养方式。持内丹学说的教派主要是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及兴起于金朝的全真派 (即内丹的南北二派) 。虽说这些内丹派系皆自称可追溯至钟离权、吕洞宾一系, 但对这些派系影响最深的当数钟吕第四代传人陈抟。陈抟淹通三教, 自成一家, 在内丹学以及道家易学上建树颇丰, 为宋元内丹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当张三丰“隐仙”一派, 自称源出陈抟, 如其睡功“蛰龙法”就与陈抟丹法有一定关系。

陈抟丹法, 虽本于《老子》、《周易参同契》, 但亦承袭了唐末引禅入道之遗风, 吸收了佛教的“空观”理论。唐宋之际, 道教内丹术引禅宗之以“空”论“道”, 援天台宗之以“观”援“法”。陈抟还给空观赋予了新的内容, 从而完善了道教, 同时又有创新。他的《观空篇》中有“顽空”、“性空”、“法空”、“真空”和“不空”等五空, 而五空之说源出佛门。他在《广慈禅院修瑞像记》中还直接引用了“十地”、“因空”、“无相”、“圆明”、“心印”、“五蕴”、“法相”、“三昧”、“法轮”、“非法”、“非名”等佛家术语。张三丰《金丹诗·十》有“三昧初从离下发, 一符始自坎中浮”之说。“三昧”为佛教习用术语, 是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 意思是使心神平静, 杂念止息。这里是指三昧真火, 即上昧君火, 生于心, 心外阳内阴, 象征离卦;中昧臣火, 生于肾;下昧民火, 生于膀胱。此三昧火首从君火而发, 以心神凝聚丹田, 故称“三昧初从离下发”。

陈抟以下, 其弟子从张无梦、刘海蟾, 到张伯端、王重阳, 乃至内丹派南宗北宗的形成, 其理论都与陈抟丹法相同, 他们继续以三教合一理论指导实践, 注重从佛教吸取营养, 张伯端和王重阳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张伯端, 号紫阳, 为内丹南宗创始人, 其代表作《悟真篇》乃《周易参同契》以来最重要的内丹专著, 武当山南岩洞藏的《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 就是武当道教将《黄庭经》、《周易参同契》及《悟真篇》熔为一炉的作品。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自称:“仆幼亲善教, 涉猎三教经书”。当他仕进绝途时, 遂向往宗教, 由儒入道, 由道及佛。概观张伯端内丹学, “大略以禅道结合、先命后性为特征, 主张从传统内丹修命入手, 修命时强调须用先天精气为药物, 炼精气须用元神所生真神为主人, 末后则以上求禅宗所求无生空寂、神通妙用之境为究竟归宿。一言以蔽之, 可谓由道入禅。”

道学极为重视性命之说, 钟吕派内丹就以性命双修为宗, 但养神修性, 道教则稍逊一筹。儒学经典虽隐含性命之指, 却没有丹诀传授, 故儒学应本不知性命。因此而向佛教取经, 是内丹家极为自然的事。但佛教“以性宗立教, 故详言性而略言命”。张伯端高唱三教归一, 认为“性命本不相离, 道释实无二致, 彼释迦生于西土, 亦得金丹之道, 性命兼修, 是为最上乘法”。如此说来, 道教确应讲究“性命”, 且性与命要“兼修”。《悟真篇》七绝第一首就评价“禅宗”说:“饶君了悟真如性, 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以更兼修大药, 顿超无漏作真人。”此处的“兼”是指性命要兼顾, “大药”则指的是金丹。张伯端吸收佛教之言“性”, 却认为佛教中最高深的禅宗亦不高明, 有单修性命之嫌。但从《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中又不难看出武当武术对含有佛学养神修性内容的《悟真篇》的尊崇。

北宗全真教王重阳更是不断地从佛教吸取素养以完善道教内丹学说。正如他在《全真集》中所说, “三教搜来作一家”, “道释儒, 理最深”。他除了把《道德经》、《孝经》、《清静经》作为传道或授徒的必读经书外, 还十分重视佛教的《般若心经》。般若本是梵文Praj?ā的音译, 为“智慧”的意思, 它是佛学特指的能观悟万法性空、觉悟成佛的一种智慧。《般若心经》是唐宋时流传的《大般若经》的节本, 它宣扬“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得真心兮无挂碍, 无挂碍兮能自在”, 特别强调要在思想上无任何执著, 哪怕是执著于“空”, 也不符合“空观”的要求。他还把佛教心性说融入内丹体系中, 主张识心见性, “顿悟而渐修”。“空”的思想在武当内丹思想中也有体现, 张三丰《金丹诗·十九》中即有“他房气血浑忘却, 宝鼎金炉不用看”之类的说教, 总使修炼处于大定大静之中, 一任天地自然造化主宰, 死心入定, 可谓“真空”。《金丹诗·九》又云:“玄机不许庸人说, 大药须令志士尝。”意思是说, 大道至易至简, 人人皆可修道成仙, “山野愚夫, 得之立登仙位”, 道不远人。但庸愚之人, 纵使将理说得万分明白, 他也未必能懂得其中真谛。修道一事, 既要勤学苦练, 耐得清静寂寞, 还要有悟性, 明白其中真义。注重悟性, 是佛教禅宗的典型特征。显然, 武当武术在这方面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武当拳功中的形意、太极、八卦及诸多拳种中的招式, 及其攻防进退, 是可以传授, 可以观摩和学习的。然而, 武当拳功各类拳种的不同意境、神韵和内在的气质, 则必须先意会, 用直觉去领悟, 然后在反复的实践中去感受和加深理解, 这就是武当武术所遵循的无法———感悟———有法这一无穷变化的过程。

篇3：谈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篇4：儒家仁礼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及其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家思想为正宗, 影响和指导了几千年, 在社会管理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 对此, 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大师均作过深刻的阐述。尤其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 而《大学》又集中体现在“三纲八条目”上。“三纲八条目”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 通过“修身 (身修) 和“齐家、治国平天下” (外治) 两条途径具体实施的。

首先是“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 没有“修身”, “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这里主要是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修养。此外, 结合“三纲”和孔孟等儒家大师这方面的有关论述, “修身”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其一, 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二, 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其三, 强调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其次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大学》视家为国之根本, 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它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长也, 慈者所以事使众也”。

第三是“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 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 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 赞赏性格内向、城府深, 反对旗帜鲜明, 态度明朗, 言辞锋利。“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 也就是均衡, 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 就成为人们评价管理和参与管理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儒家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 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 以中国为发源地, 以日本为直射点, 以东亚为辐射面。、

首先, 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 属于不同的国家, 但同处儒家文化圈,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 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六条宪法》, 就明确把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在“二战”以后, 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经营管理思想, 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 还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反映, 都不同程度地蕴函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 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新加坡由一个亚州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 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分析, 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价值核心观”。

第三, 儒家管理对中国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 儒家文化对经营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 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 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则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 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后期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 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着惊人的类似, 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的多, 但二者有相似的出发点, 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由于受中庸思想的影响, 中国经营管理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管理的协和观。这种协和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 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 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

三、正确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极其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 是理论界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怎样待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第一, 辩证地看待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 体现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但是, 对企业管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儒家宣传的“重商轻农”思想,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言义不言利”思想不利于调动广大企业职工的内在驱动力等等。

第二, 儒家管理思想是传统的还是转型的。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东亚和中国的经济管理怎样产生影响的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任何一种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 都有“源”和“原”两方面的综合因素, “原”决定“源”。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管理中发生影响的儒家管理思想 (源) 是经过各地的社会存在 (原) 的检验和筛选而发生作用的。它是“转型”的而不是传统的。否则, 无法解释同处儒家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有的为什么至今仍未经济崛起;无法解释在“五四”运动中遭受猛烈批判的儒家文化在今天构建中国文化时为什么会受到青睐。所以儒家管理思想能否给予经营管理以积极的作用, 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企业发展的需要, 成为“时代的精神”才能完成这一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