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

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共8篇）

篇1：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

分税制改革

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在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关键时期，财税改革再次成为研讨和推进配套改革的切入点。近些年因现实运行中所出现的诸如县乡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和以专项补助为代表的“跑部钱进”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将分税制的评判问题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分税制改革必须“全覆盖”

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性与基本实践模式。在举国“迎接三中全会”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来审视：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机制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主要定位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弥补市场失灵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权、财权主要定位在公共领域，“生产建设财政”须转型为“公共财政”，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变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规则，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税分级体制，让企业得以无壁垒地跨隶属关系、跨行政区域兼并重组升级优化而释放潜力活力，充分公平竞争。同时在政府间关系上，也遵循规范与效率原则，由各级政府规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将事权与财权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划分，配之以财力均衡机制即以资金“自上而下流动”为主的转移支付。

分税制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简称，其体制内容，包括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广义税基配置);按税种划分收入建立分级筹集资金与管理支出的财政预算;分级的产权管理和举债权管理问题，以及转移支付体系问题。分税制既适应了市场经济下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定位的内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级政府间规范化地、可预期地分工与合作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税制财政体制内洽于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全面配套改革，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动摇的。近些年来地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县乡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土地财政、“跑部钱进”等问题，绝非分税制所造成，恰恰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没有贯彻到位，特别是在省以下还并未成型所引致。还有一种看法，虽未在表述上全盘否定分税制方向，却从强调“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与省之间搞分税制、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非农区域搞分税制、农业区域不搞分税制”的主张。

这一设计思路看似以“实事求是”为取向，要害是未能领会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而脱离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基线和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属于一种使财政体制格局重回“条块分割”、“多种形式包干”的思维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问题”。一个统一市场所要求的各种要素无壁垒流动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够如此“因地制宜”而横纵皆为切割状态?如果说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那正是“94改革”以来我们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业已形成、为人诟病的现实状态。如果说“农业地区不搞分税制”，那么且不说实际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将我国具体划分各类大大小小、与非农地区仅一线之分的“农业地区”，只要试想一下，假如处在体制分隔、切割状态，各个区域中的企业如何形成我国目前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各地政府将如何处理各自辖区的企业所得税索取权?

因此，统一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必然要求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实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盖。分税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如此，与之相联系、相呼应的管理系统创新、信息系统创新，也必然都应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覆盖。

事权与财权相顺应

近期和未来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大思路，应是在明确政府改革中职能转变、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层级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与精简化，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和“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和地区间横向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事权与财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根据“94改革”以来分税制深化改革不尽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实问题，今后改革的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中积极、渐进推进省以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将我国原来的五个政府层级扁平化为中央、省、市县三个层级(不同地区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三层级事权划分，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启动由粗到细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经济案件司法审判权应集中于中央层级等。

第三，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以“从价征收”机制覆盖到煤炭为重头戏)和积极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积极推进“营改增”，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第五，结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级预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应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第六，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和“建设法治国家”、“强化公众知情与参与”多重约束条件和逻辑取向下，逐步而积极、理性地推进财税法制建设，掌握好服务全局大前提下“在创新、发展中规范”与“在规范中创新、发展”的权衡点，强化优化顶层规划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在经济社会转轨历史时期内，不断及时地把可以看准的稳定规则形成立法。

税种 现行情况

纳税人 计税依据 税率 税收归属

增值税 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增加值(小规为销售额)0、13%、17%(小规为3%)中央地方75：25;进口环节归中央

消费税 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部分商品销售额、销售数量 比例税率(1%-56%，共14档);定额税率 中央独享

营业税 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营业额或转让额、销售额 3%、5%和20%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企业所得税 境内的一切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额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归中央

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 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11项，扣除免征额 工资、薪金5%-45%九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5%-35%五级;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资源税 境内开采矿产品或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原油、天然气的销售额;煤炭、盐等5类矿产品数量 原油天然气销售额5%-10%;其余从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实用的土地面积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四类 地方独享

房产税 房屋产权所有人 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产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独享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 按城市级别分1%、5%和7%三档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占用耕地的面积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独享

土地增值税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 40%-60%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地方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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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

2011年12月27日 02:40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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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现行分税制可以说仍未“成年”。尽管通过分事权、分税收、分管理，打破了传统的“财政包干”模式，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使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走向规范，建立了政府间分权型财政模式。但地方税收体系至今没能成型，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比，分税制改革却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国财税体制仍是“一国两制”。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个百分点，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2009年全国地方政府性的非税收入达到了36855亿元，相当于地方税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层政府非税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好几倍。大量政府性非税收入游离在分税制之外，遂使分税制改革成了“半场改革”。省以上是分税制的“阳光世界”，省以下却是谁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带”。因为省以下迟迟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省以下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实情自主决定，而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下级政府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使财权划分极不规范，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向省、市级财政集中，县乡财政却日益困难的局面。财权层层向上集中，上级政府的拨款又被层层截留，造成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不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职能。

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但这些税种大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虽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较为稳定，但企业、个人所得税已划分为共享税，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目前仅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体税种的作用。在多数分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地方政府开征的理想税种及税基应具有非流动性，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共同点。但目前我国财产税系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遗产税等重要税种尚在研究之中，虽然财产税税种较多，但税额较小，远不足以保证地方支出需要。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能灵活独立地决定该级政府预算，是发挥地方政府职能的保证，而预算自主权则需要税收自治权来保证。但我国分税制改革避开了这一敏感话题，只单纯考虑税收收入的划分。我国税制微调政策措施几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个别税种或税目上具有有限的税额及税率的决定权，只有某些地方税的税收行政法规的部分制定权。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费财政”和“土地财政”。

可以说，我国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无法真正实现财政分权意义上的分税制。“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造成一定冲击。从地方层面入手优化税收配置，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对全国财政收入安全和经济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为此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建立“分税”与“分成”并存体制。在中央、省、市之间实行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可能按税种属性和属地原则划分各级收入，而在市与县之间实行“分成制”，通过市与县、乡财力的整合，达到共担风险、水涨船高。

其次，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种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财力规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寻求省级集中财力的最优规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在可见的将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无疑还应继续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另外考虑完善现有税种，改革财产税体系，逐步建立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加快推进增值税扩围的改革。

最后，实现税收管理权限的分割。鉴于权力与责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管理权，这不仅不会造成地方滥用税权，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运用权力的压力和动力，既能提高税收体制的运行效率，也能减少来自基层政府行为不当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一种约束和保护。

篇3：浅析我国分税制改革

我国在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关系, 同时调整了政府间资金上交、下拨的约束关系增强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自收自支、自求平衡的动力。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进一步承认和彰显, 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权已越来越大。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发展地方经济, 就必须取得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而以经济增长为考量的政绩评价指标的财政税收, 更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一、我国地方税制的特点

我国地方分税制的主要特点有:第一, 税种划分办法较为彻底, 对税收的归属和使用权有了明确的规定;第二, 进出口退税全部归中央政府承担;第三, 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 以保证中央经济调控的绝对权力, 包括中央返还地方的部分税收等, 地方政府只能执行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第四, 组织机构。我国1994年实行地方分税制之后, 由中央税务系统垂直管理省、市、县级国家税务机关, 地方税务系统垂直管理税收收入及支出经费, 负担地方税的征管。

二、我国分税制的优越性

(一) 有利于贯彻落实税收原则

分税制鼓励地方税收竞争, 政府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这一制度实行之后, 促使各个地方政府开展减税竞争, 降低税率, 从而平衡各地区税收负担。

(二) 有利于保障纳税人权利

我国的地方税制改革之后, 居居民对于税收的上缴和使用有了监管的权力, 例如居民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发表自己对于税收的意见和建议。这种改革不仅能够限制辖区政府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而且促使政府更好地了解辖区居民的偏好, 使得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政府服务。

(三) 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使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各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本辖区, 从而促进辖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要素的流动, 促使政府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三、我国分税制的发展现状

(一) 要素流动性制约我国争取横向税收竞争

要素流动性制约我国横向税收竞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虽然严格的户籍制度逐渐松缓, 但是相对于一部分高学历人群和或少数私人资本占有者, 普通居民享有的自由迁徙权利依旧很少;其次, 居民收入没有实现完全的货币化, 有一部分非货币收入仍然和原住辖区捆绑在一起;第三, 分散的社保体系和政府的重重阻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居民的自由流动;最后, 民主机制不健全、政府信息不透明等因素也阻碍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规范开展。

(二) 广泛的自由量裁权的运用

我国分税制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 并没有十分严格的限定各级政府的税收行为, 取而代之的是给地方政府足够大的弹性空间发挥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实际拥有的税收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比法律法规中所允许的要广泛得多, 这就导致经常出现“中央决定名义税率、地方决定实际税率”的不正常现象。

四、我国分税制的改革对策

(一)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法治政府

首先, 政府能够介入的范围应该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该大力调控有明显外部性和巨额固定成本的私营经济的竞争, 充分考虑其收入分配和国家利益;其次, 政府行为法治化。法律应该成为政府行为最终依据, 未经法律明确允许的行为, 应该要予以及时的禁止和惩罚。同时, 政府的决策也必须遵循法定程序, 唯有这样才能表现出真正的法律效力;第三, 政府收入规范化。政府的税收收入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预算, 坚决打击乱收费和违法收税的现象。

(二) 深化分税制改革,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

深化分税制改革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权制度太过高度集中, 地方政府拥有权限过小, 一方面不利于地方发挥接收的合理调节作用, 另一方面也导致地方滥权、越权。针对这种情况, 深化分税制改革应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利益关系,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其次, 依法稳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出台的财政分权方案应充分体现民主、公开、公平的原则, 进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边谈判, 严格遵守双方谈判订立的税费制度;第三, 推行省以下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改革省级以下政府的财税体系, 就要借鉴中央政府同省级财税系统之间的管理关系,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最后, 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了实现财政能力的横向公平, 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加强地方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尤其是省级政府要增加对市县政府的转移支付。

(三) 树立科学的税收观念, 改进税收管理制度

改进税收管理制度, 要靠科学的税收观念。我认为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第一, 任务服从税源, 增强税收能力估算。税收能力估算工作能有效的评价税源的质量和变动趋势、改进税收收入的管理办法, 提升管理水平, 充分挖掘税收收入的潜力, 为完善现行税制和建立规范的财税制度提供准确的数量依据。第二, 讲究科学方法, 准确预测税收收入。税收收入预测是指一定的经济理论指导下, 根据经济和税收统计资料,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定量方法, 对未来税收收入总量和结构等发展趋势所做出的分析、判断和推测。税收预测是税收管理的基础工作, 只有提高税收收入预测的科学性、精准性, 才能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税收预测和管理队伍, 以及税源信息管理库和税收预测模型。第三, 坚持依法治税, 弱化税收计划指令。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组织税收收入的关系, 是依法治税和组织收入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也是税收计划顺利完成的保障;最后, 采取有效措施, 提高税收努力程度。税收努力程度即征收率, 是实际入库数与税收能力的比值。征收率的高低是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和征管力度大小的直接表现, 它为评价税收征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综合评价标准。

(四) 规范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规范政府的税收竞争,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竞争规则。建立和完善税收竞争规则, 实质就是要对政府税收行为的规则进行界定和规范, 为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只有中央政府将竞争规则有效地固定下来, 才可以合理的指导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其次, 规范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就要推进民主决策。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机制, 提高居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监督程度, 例如扩大基层选举, 重大事物决策交由人大代表会议决定等手段和措施, 都能调动公民参与监督和管理的积极性;第三, 政府要努力的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 减少对居民流动的限制;消除资源流动的封闭政策, 鼓励地区间互通有无, 共同发展。

五、小结

通过分税制改革, 我国确立了地方税制的基本框架, 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 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现行地方税制也存在不少问题, 致使地方政府深陷财政困局, 因此我国的分税制改革迫在眉睫。但是税制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际形势, 对我国的税制进行合理的改革和控制, 争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步发展, 共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摘要：1994年, 我国确立了分税制改革框架, 这一措施在增加政府收入、强化中央政府管理能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改革也造成了县乡财政空虚、税收恶性竞争等现象, 因此, 增加县乡税收收入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在探讨我国地方税制特点和我国分税制优越性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分税制的发展现状, 然后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为背景, 提出几点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分税制,税收竞争,现状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姚凤民.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及其规范[J].决策与信息 (财经观察) , 2007 (11) [1]姚凤民.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及其规范[J].决策与信息 (财经观察) , 2007 (11)

[2]王峰娟.税务会计上海[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2]王峰娟.税务会计上海[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篇4：分税制再改革思辩

分税制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基本框架，在十余年的运行中发挥出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同时也逐渐积累和显露了一些问题。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县乡却叫苦不迭，由此引发出一些诘难和怀疑。

针对分税制的设计和未来的配套改革问题，八月初，《新理财》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分税制遭遇“切分难”

《新理财》：1994年后，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县乡却叫苦不迭，欠发达地区尤甚，一些人将出现的区域、层级间两极分化的现象归咎于分税制的运行，对此您有何评价?

贾康：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精神实质是增强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相互匹配，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也大体达到事权与财力的一致，但现实中却没有体现出来。

我认为，随着“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而来的基层困难和诸多问题，主要是分税制在省以下各级的体制过渡中，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替而代之的是“分成制”、“包干制”等五花八门、复杂易变的模式。以这些带有强烈的讨价还价特征的分成与包干的模式处理省以下四个层级的体制关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高端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空间增长，转移支付也做不实，最终苦了县乡基层。

《新理财》：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缓解这些困难，但不断增加的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特别显著的效果，其中症结何在?

贾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基层困难与中央层级转移支付力度一直在努力提高，但还是远远不够有关。

重要的是，在我国，把20多个税种在五个政府层级间按分税制要求切分，本身就是“无解”的。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框架，与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落实之间，存在不相容性。且不说欠发达地区，即使是在发达区域，省以下四级如何分税?按照现在的基本框架，是看不清方向和找不到摆脱“过渡态”路径的。因此，我认为形成合理的长效机制是目前消解基层财政困难的关键所在。

“投资热”错怪分税制

《新理财》：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扩张投资和粗放式发展一直颇受诟病，有人认为是分税财政体制导致了地方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您怎么看待?

贾康：事实上，为促使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在1993年设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时，就已经考虑要减少财政增收与地方投资和发展的关联程度。所以，将增值税的“大头”划归中央，消费税则100％归中央，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也遵循了这个思路。

这种制度设计和分配关系的改进，已经发挥了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正面效应，但仍然需要与各个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造形成更好的配套关系来扩大和巩固其效应。如果按某些指责把分税制财政体制说成是导致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既不能解释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既出现通胀又出现通缩的现象，也无法解释国外所有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无投资过热特征的经济现象。

的确，目前在我国的税制结构和分配格局中，地方财源中对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依赖程度仍然很高，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不规范程度也仍然较高，这些确实与地方政府热衷上项目、加大投资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但绝非分税制财政体制之过。

《新理财》：既然分税制“无罪”，那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的根源何在?如何解决?

贾康：可以说，现在仍然有不少地方投资是通过土地一级市场收入等预算外财力和政府出面的“招商引资”来得到支持，并在官员的政绩考核方面得到明显的正向回应，使之成为地方决策层面持续的兴奋点。在对地方官员实际上仍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消解地方政府增加投资和发展制造业的动机，与财政分配体制的改进之间，目前尚未能形成直接对应的因果关系。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实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行政决策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推动分税制在省以下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也就是，分税制的运行需要与各个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造形成更好的配套关系，由此，才能巩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正面效应。

“扁平化”助力分税制

《新理财》：在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中，如何化解基层困难并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化，在具体操作上，您有何建议?

贾康：我认为，应使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积极推行“扁平化”的改革试验，进而为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贯彻创造配套条件。

从短期到中期看，比较现实的可选择的举措：一是调整与完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出台县乡最低财政支出保障机制。合理确定县乡财政最低支出需要，并明确省级财政承担保障责任，加大对县乡等基层政府的支持力度，努力缩小省内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二是努力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明晰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争取由粗到细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明细单，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力保证机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上划下转。

从中长期看，需要特别把握好“治本为上”的要领，系统地完善省以下体制安排，并且应该推进财政体制“扁平化”的系统性改造，重点扩大推行“省管县”、“乡财县管”的试点范围。

如果我国在“省管县”和“乡财县管”这两项财政改革上“修成正果”，则有望进一步推进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减少行政层级”的要求，实现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三级架构将会有力地促进事权划分的清晰化、合理化，并据此构建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分级财税体制，明显降低行政体系的运行成本。

篇5：我国的分税制改革

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

(一)我国分税制的内容

我国分税制按照征收管理权和税款支配权标准划分，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属于中央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划归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税种，属于地方税；凡征收管理权、税款所有权由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方式分享的税种，属于共享税。

(二)我国分税制的特点

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

篇6：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问题

关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问题，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财政在全国总财政当中比重相当的低，1993年中央财政仅占总财政22%，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52%。中央财力状况得到显著提高，我国财政分配的制度也渐渐的统一起来，最终制度化。

楼部长在谈到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我非常的赞同。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国家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等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的因素。如果放任下去，国家肯定不稳定，那么谁会去调节，肯定是中央政府，那么调节必须要以雄厚的财政资金作为后盾。因此提升中央财力十分必要。在对新疆财政厅厅长的访谈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央财政对新疆发展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西部崛起中，中央财政起来不可磨灭的作用。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分税制改革以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1994年改革时没有说清楚的事权，都以一票否决的形式压着基层承担责任，比如社会治安、公共事业发展、“普九”等，出了问题政绩免谈。财力不够怎么办呢？只能逼着地方东挪西借，甚至借高利贷。另外，在这几年在资源制约条件下，不动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有关的对“土地财政”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很多讨论往往会归咎于财政的分税制，甚至激烈抨击财政体制是万恶之源，认为是由于分税制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把更多兴奋点放在办企业、搞建设项目、抬高地价增加土地批租收入等短期行为上。

税制改革后，税收已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此后，我们又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税制，特别是针对税收征管体制滞后于税制的状况，加快了税收征管改革步伐。一个健康有效的税制，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征管制度来保证实施。1998年以来，进一步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以“金税工程”为主要手段的税收征管信息网络的建设运用，建立海关缉私警察制度，这对于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各种偷逃骗税、走私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批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税收征管力度加强，保证了税收持续大幅度增长。2002年全国税收收入（此为国家统

计局统计口径，已冲减了出口退税部分）比1993年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长17.1％，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数基本同步，其中1994——1997年年均增收995亿元，1998——2002年年均增收1880亿元。税制的重大改革和不断完善，为持续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财政职能是财政区别于其他经济范畴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规范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说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 ,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 ,通过征税、举债以及收取各种规费、使用费等途径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 ,用以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

其次 ,财政职能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是与国家密切相连的 ,财政职能须依据政府职能来确定 ,研究财政职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

第三 ,实行公共财政模式的国家 ,财政职能有共性的一面 ,但又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 ,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第四 ,财政职能有其相对固定的内涵 ,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 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

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规范政府职能关键是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政府职能标准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纠正市场失灵。二是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划分政府间的事权，这是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政治保证。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是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也就是政企分开。

篇7：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一些国有企业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特别是体制的转换，劳动用工制度、分配方式、管理模式等的变化，这些势必对职工的工作、生活、家庭等造成影响，引起职工的思想发生变化，出现了职工队伍不稳定的现象。如何正确处理企业改革和职工思想发生变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处理得当改革平稳过渡，相反处理不当改革的阻力很大甚至失败。所以在当前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层要作为首要任务，企业的党务工作者要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通过对大多数企业，不同行业的职工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并进行了认真分析归纳总结，在当前企业改革过程中职工的思想动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待遇与岗位的挂钩引起分配上的差距。大部分企业在改革中进行机构调整，精减人员，出现了岗位少，人员多的现象，于是采取了提前退养、退休、分流、转岗等措施，而把上什么岗拿什么待遇相挂钩。许多职工正是家庭需要经济的时候，突然从岗位上走下来或被分流；再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基础较差的职工，经过培训后仍难以上岗，过去上岗好好的，现在成了被转岗的对象。这些职工从心理难以接受，所以思想情绪很大。

岗位竞争造成工作上的压力增大。上岗不容易，下岗就容易多了，许多企业都实行了竞争上岗制度，企业内部都有这样的标语“今天工作不努

1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在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而且对职工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严格，技术要过硬，业务要精，责任心要强，个别行业要求职工要全面掌握多个工种的业务技能。处在这个时代，技术革新日新月异，掌握要又快又好，真是有些难为职工了。所以在岗的职工从来就没有轻松过，处于高度集中紧张的状态，就这样还有总人人自危的感觉。

管理上的制度化、严格化引起考核力度的加大。企业在转形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管理上的变化，就是管理上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严格化。管理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奖惩力度的加大，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很不适应，过去考核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惩罚，或从思想上教育写检查就可以了。而现在就是与经济、岗位挂钩，有时上一个月的班别上，或因一个小失误就转岗、待岗了。职工从思想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没有准备好，难以适从，议论很多，抵触很大。

流动作业造成家庭不稳定的增多。许多企业职工是流动作业，再由于企业进行机构调整或合并，这部分职工是越来越多。在职工中流行说“家成了旅馆”，有些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有些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据统计在这些职工中离婚率较高，单身率也较高。职工回家上班问题，安家问题，子女上学问题，这些都成了大多数职工的后顾之忧。工作与家庭问题使职工处于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之中。

工作强度增加而工作环境的没有跟上。一些企业职工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八小时，而且还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无论是高温还是严寒的环境下照常作业，吃饭、睡觉没有规律，工作的环境、设备都没有跟上，有些工作场所是强辐射、污染严重，对职工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留

下很多的疾病。迫于生计照样要工作，职工的心情是无赖和压抑的，是带着情绪在上班。

除了上述反映出的职工思想动态外，还有因受其他行业、外部环境等影响引起职工思想不稳定的因素。企业在转轨转形的过程中，特别是对那些过去相对稳定的国有企业职工思想冲击很大，他们面临的是思想观念一次深刻的洗礼。他们的思想是既复杂又矛盾，有些情绪很大，甚至是抵触的心理。针对职工的这些思想状况，如何理清他们的情绪，化解他们心理的矛盾呢？根据调查一些企业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当前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解决企业职工对改革畏惧、不理解、矛盾、迷惑、甚至抵触的心理，营造全体职工对改革理解和支持的氛围。采取的方法是宣传引导、部分解释、个别沟通。

宣传引导就是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宣传工具，各级组织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把职工引入到改革的思路上来，明白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在宣传的过程中不能遮遮掩掩，要明明白白，要深入人心，做到人人皆知，个个清楚。宣传的过程就是解决职工思想上存在的种种顾虑和矛盾的过程，也是职工进行思想斗争和转化的过程。宣传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是否能得到职工理解和支持。这一阶段要争取大多数起码80%以上的职工理解和支持。对稳定职工队伍、关系改革是否能顺利进行和成败与否至关重要。

部分解释就是对宣传后一些仍在思想上不理解、迷惑、处于矛盾中而难以决定的职工做好解释工作。要走到职工中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了

解他们的担忧和困难。在做解释工作中要使职工明白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案。同时也要使职工明白企业的改革不但是为了发展也是为职工谋生存的空间，改革就是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在实施过程中可能损害部分职工的利益，要给职工讲清楚解决的方案，最大限度地减轻他们的困难。从而消除这部分职工的担忧，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个别沟通就是考虑改革可能损害其利益或不适应而产生抵触思想的职工需要进行沟通。采取谈心交流的方式，既要理解他们从大局出发，从集体和个人出发做出的牺牲和为改革做出的贡献，又要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切实为他们解决困难和后顾之忧，得到他们的谅解，理解，使他们能够接受改革的现实。

二是解决职工在改革过程中对存在困难准备不足的思想，营造全体干部职工勇敢面对困难，渡过难关，对改革充满信心的氛围。采取的方法是以身作则、组织作用、逐步解决。

以身作则就是干部党员首先要面对困难，承担困难，在职工中要率先垂范，树立职工对改革的信心，共渡难关，为改革共同出谋划则，甘愿奉献的精神。在改革过程中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要充分认识，要有思想准备。党员看干部，职工看党员和干部，干部要有吃苦耐劳、甘愿奉献的思想准备，一切为了职工着想，一切为了企业着想，一切为有利于改革着想。在困难面前，形成干部要带头，党员跟上，群众响应。只要职工就能正确理解改革中的困难，能面对改革中的困难，就能避免因为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引起职工的思想波动或矛盾激

化使之队伍的不稳定。

组织作用就是企业的各级党组织、行政、工会等要切实发挥作用，解决实际困难，关心有困难的职工。党组织充分利用宣传、解释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的作用，以支部带集体，党员带个人，深入职工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针对职工的思想动态采取多样的工作方法：比如对那些工作压力大，家庭不稳定的职工要做家访工作；对基础薄弱难以胜任工作的职工采取帮教办法；对抵触特别大的职工要实行包保办法。理顺情绪，化解在各种矛盾，保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改革中的问题。行政要力所能及地为职工解决问题和困难，凡是职工反映的问题都要诚恳对待，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认真给职工回复，能解决及时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要给出时间和解决办法，踏踏实实为职工办实事，让职工相信组织，相信企业的发展和他们的前途。工会要关心职工，比如职工生病了要打电话问候或上家里去看望；职工住院了要上医院去看望；特别是生活有困难的职工，要尽力给予必要的补助；有后顾之忧的职工想办法减少他们的担忧，比如子女上学问题出面给予解决；夏天深入一线送去防暑降温的药品和饮料，冬天要提供保暖设备；环境恶劣、生活枯燥工作的职工经常去慰问，开展文体活动等急职工之所急，想职工之所想。倾听职工的心声，并及时反映给党组织和行政，正确地提出解决的办法。解决困难，减轻担忧，让职工安心、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逐步解决就是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转换产生的用工方面、分配方面、制度、岗位、工作环境、设备等问题不能随着改革一步到位或满足

职工的心愿，而且还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这些只能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最终达到改革的结果和职工的要求。这些问题容易使职工产生误解，产生矛盾造成队伍的不稳定，所以要使职工明白这些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解决需要一定时间，也要使职工清楚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或利用改革的成果再逐步加以解决，现在的艰苦或损害的利益，是得到最终的回报。在改革中忌讳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以损害职工的利益为代价，要目标明确，循序渐进，合理推进。着力解决一线职工的工作环境，减少对职工身体的伤害；提高设备质量和技术革新，加强设备的用、管、修，提高生产效率，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加强职工的培训，以适应新技术和新岗位，缩小收入上的差距；解决职工安家、上班难的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先解决小问题，再解决大问题，特别是涉及职工利益的问题。这样才能把职工的思想统一到改革的思路上来，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凝聚成整体，顺利地推进改革，改革的步伐才快。

篇8：分税制改革政治过程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改革

在中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塑铸大学生理想信念方面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挑战是尖锐的。如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境界、水平的积极影响,使处在价值观念转型期的青年人,不为西方腐朽、反动思想所侵蚀,进而树立崇高、科学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已成为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重大时代命题。围绕这一时代命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相关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考核标准的改革, 即由卷面考核到全过程考核的考核方式的转变。

思想政治理论课全过程考核方式, 打破一考定学生学习状况的评价标准, 为学生学习效果过多元化评价标准的出场开辟道路。然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教学主管部门、部分教师对这一考核方式的理解出现了一定偏差, 这一考核过程在部分教学单位和教师中出现与预期目标相违背的倾向,挫伤部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影响部分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 如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贯彻落实过程性考核方式, 是一个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问题。为此,有必要对这一考核标准进行进一步解读。文章将从过程考核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理解过程考核两大层面对过程考核加以科学解读。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对过程考核的正确理解应该首先从这一考核方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入手,否则,改革就有可能失去方向。过程考核方式的出台所针对的问题是以一张考卷评定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以一张卷子评定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在中国考试史上可谓历史悠久。这种考核方式在封建时代的合理性源于能够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有利于下层社会民众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统治阶层,同时,也能够为统治阶层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己所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考核方式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让更多的人公平地站在同一平台上享有接受进一步接受有限的更高一级教育资源基础之上的。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资源相对于改革开放前,已经相当丰富。适龄人群接受教育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平问题,而是更高层次地发展、享受问题。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就是,有些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为了考取研究生或者是公务员的需要,有的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纯粹为了兴趣, 而有的学生认为这门课程根本没有用处,于是采取软对抗态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该怎样应对这一现实问题呢?

国内部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在没有把握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的情况下,进行了所谓的“过程考核方式”改革,这种改革强行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灌输, 出现了偏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倾向。这种改革针对的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本质问题,而是皮毛、表象问题,即学生“形式上的学”,教师“形式上的教”的问题。具体地表现为,教师通过设置种种考核名目, 将学生牢牢地束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配合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从本质上讲,这种“所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考核方式只不过是从简单地一卷评定学生的学习效果, 到全方位简单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形式上的考核方式变化,并没有抓住过程改革的实质性问题。其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陷入大量的简单而繁重的批改学生平时作业、简单的学生考勤记录、学生课堂表现记录工作当中;学生则为了应付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标准设置的重重指标,陷入各式各样的简单应付差事活动之中。这种考核方式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对任课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积极性造成严重挫伤。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考核方式改革必须回到所要解决的本质性问题上,否则,改革的结果会出现适得其反的可能倾向。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改革解读

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性考核方式变革所针对的本质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当下部分高校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性考核方式改革偏离正确方向, 原因在于对这种考核方式的理解存在一定误区。因此,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改革的正确解读显得尤为重要。

1.过程考核是多元评价标准的探索, 而不是多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推动考试方式从以一张卷子到过程考核方式转变的动因是教育资源的丰富与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层次的矛盾转化。因此,过程考核方式变革针对的问题是怎样适应在学生对教育需求层次多元化背景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现实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改革要适应这种新形势, 必须要求任课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采取多元评价标准。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多元的评价标准与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多元的评价标准,意味着任课教师在教学全过程中任何一个时间点、一件事情上都有对学生学习状况、水平、效果评价做出权威性、结论性评价的话语权,而不是只凭最后一张期末考试卷子评定学生的学习效果。当然,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即怎样保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水平、效果评价的公平性、公正性。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通过一张期末考试卷子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样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公正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课教师在这方面就没有约束,其约束来源于授课对象与教学管理部门。在这方面,每个教学单位都有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门管理机构, 在这里无需赘言。

国内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错误地将过程考核方式的变革理解为对学生的学习状况、水平、效果实施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监管。其结果是教学主管部门将学生和任课老师用一系列指标体系牢牢地束缚起来,任课教师和上课学生成了拼命应付指标体系的工具。更可笑的是,这种建构的结果是,不但学生的成绩有可能不及格, 即便是学生的成绩都合格,授课教师也有不合格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体系最终由授课教师完成,但还要受上级主管部门验收,验收的尺度就是有没有完成评价指标体系所规定的所有内容。对过程考核方式的指标体系理解与建构,本质是由对学生学习效果的一考定终身变成多考定终身。不但不能起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科学、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水平、效果的作用,相反,还加重老师和学生的负担,使他们陷入疲于应付,挫伤任课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违背改革的初衷,违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规律。

2.过程考核目的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而不是变相提高学生的成绩过关率。

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从规模上获得空前扩张。中国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在校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取向。在这一叙事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改革的出台,目的就是在适应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多元化需求过程中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 而不是通过多元的评价标准指标考核体系将学生牢牢地束缚在教学活动中。正是从这一层面讲,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改革并不是要推卸社会责任,缓解教学压力,变相提高学生的成绩过关率;而是要求任课教师通过运用多元的评价标准, 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达到促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想信念的终极目的。当然,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定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过关率, 但是为了提高学生过关率而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过关率的做法显然是头脚倒置。

3.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是 对处在学习过程中的学生的考核,而不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

“对处在学习过程中的学生的考核”与“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对处在学习过程中的学生的考核”是任课教师对学生因人而异的考核,体现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不同政治理论需求层次的学生的多元价值评价;“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是将学生的学习过程简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指标,教师全程控制学生学习行为的指标体系,体现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不同政治理论需求层次的学生的一元价值评价。

这虽然是一个思想方法层面的问题, 但错误的思想很难指导正确的行动。如果将过程考核仅仅理解为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考核,那么,无疑会陷入笔者所叙述的行为逻辑,即将学生牢牢地束缚在设定的“考核指标体系”中。这样不但不能起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 反而可能造成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逆反心理。同时,这也违背改革的初衷。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改革,不能脱离其逻辑前提,即在校大学生还是一个处在价值观念成长、成熟过程中的人。思想政治理论课过程考核方式变革就是引导这个群体, 以健康的方式成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