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精选8篇）

篇1：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先秦服饰——服装发展史上的发祥期，深入分析了先秦服饰的重要地位和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对中华民族服饰注重情与意的整合传达这一思想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其中的视觉符号和视觉意义，最后发掘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从而为我们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先秦服饰民族文化视觉文化教育技术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三分靠相，七分靠装，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证明服饰的重要性和穿戴存在美学的问题。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可见衣着打扮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状态。

先秦的服饰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以后的服装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参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我们通过研究其中的历史价值来发掘其当代的意义，从而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先秦的服饰文化，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视觉意义。

1、先秦——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饰进行装扮。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的骨针，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山顶洞人佩戴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服饰之礼是先秦时代重要的礼仪，这种建立在宗法礼制基础上的服饰之礼，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性。商周时，北方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丝织业的中心，已有了华美的提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其服装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奴隶主、王侯、贵族对服装面料和色彩的选择，以及衣服边缘部位(领口、袖口、襟、摆)的装饰上，即“衣作绣，锦为缘”。相比较而言，当时除了上衣、衤夸和下裳外，佩件装饰还不及后来春秋战国时代讲究，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男女同服。

先秦服饰是中国服饰历史的奠基阶段，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间逐步走向成熟。

据史书记载，黄帝尧舜时期已出现了衣裳，结束了史前的围披状态，人们按照这种衣裳式样穿着，有秩序的拜祖先，祭天地，从而实现天下治。《周礼》中“享先王则兖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有官任“司礼”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安排帝王穿着，说明自周朝起，冠服制度已经完备。

2、先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饰介绍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商周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战国中期的服饰有绢、罗、锦、纱、绦等各种衣着。从实物来看，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位均平直。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较为奇特，通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意。

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时间较早，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3、先秦服饰中渗透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西周时代，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包裹人类躯体的服饰已成了展现等级尊卑的物化符号，成了统治者惩治被统治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中华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各民族的服饰，风格款式迥然不同，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情趣，这可以从人们日常的穿戴和习俗禁忌中表现出来。

概括来说，汉族服饰细致中体现着传统礼教；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表现出浑厚质朴，威武粗犷；西北少数民族却奔放潇洒，凝重简约；西南少数民族则秀丽多姿，丰富多彩。每个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艺术传统等特点，无不体现在衣冠服饰上。

中国服饰可说是一套儒家的礼仪文化。儒教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儒教之礼讲究服饰要与其仪容、言谈、举止相一致。所以，古代服饰品位在礼仪活动中极其重要，不仅在上朝、大典、祭祀等活动中必须穿礼服，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也很讲究。

中国古代的服饰受礼教和封建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内服饰是守礼尊规的一种表现。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延续，他们没有刻意去设计，而是在继承中发展。

4、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

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

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

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

5、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视觉文化处于研究的中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桥梁和方法。

视觉文化、教育理论、技术支持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技术这一新的领域，教育技术领域包含视觉文化的内涵，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

虽然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和教育技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它们能够真正的融合还是要经过视觉文化的链接。

服饰通过艺术鉴赏提高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艺术品位，形成良好的视觉素养。

教育技术也通过自身的技术支持为服饰文化提供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促进服饰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巩固视觉文化素养。

研究服饰，不仅仅看到它的外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内涵，服饰不但代表了当时的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服饰追求情与意的完美表达，我们教育技术也是这样，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真正的将教育、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通过服饰文化的研究，将教育技术的艺术美进一步升华，特别是提高艺术素养；

通过教育技术的技术支持，多渠道、多方式的推进服饰文化的发展，发挥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服饰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雅俗文化书系 服饰文化

2、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3、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4、弘扬民族文化再现服饰辉煌——写在中国五千年服饰展开幕之前

5、先秦服饰之美的发展历程

6、先秦服饰之礼与审美

7、中国历代服饰的演变

篇2：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篇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 语文教材的历史更为悠久。我们今天编写语文教材, 固然需要“拿来主义”, 借鉴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母语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 更需要总结梳理我国百余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民国时期 (1912~ 1949) 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 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期。辛亥革命在国家制度层面为中国民众勾画了现代民主共和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 白话取代文言。清政府学部改为教育部后, 陆续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 准》《审定教科书图书规程》等, 从而为民国语文教材的繁荣奠定了时代、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基础。

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视, 民国语文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热点之一。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课题被 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一大批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民国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 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然而, 民国语文教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哪些经验值得吸收, 哪些教训应引起吸取, 恐怕更应引起学界注意。

一.民国语文教材的基本情况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 语文单独设科, 设立编译图书局, 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材。整个民国时期, 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学术思想活跃, 带来教材文化的繁荣。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 统计, 民国时期, 仅中学国文教科书就达100余种。小学国语教材应当更多, 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就有100余种。从教材的编写出版体制来说, 民国时期基本上沿续清末的“审定制”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趁机推行部分教材“国定制”) , 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参与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 只是编出来以后, 要由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审查, 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出版社和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从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来看, 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世界书局四大语文教材出版重 镇, 还有众多的书局、学社、书店从事教材编写, 如设在上海的民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新亚书店、中华编译社、中学生书局, 设在北平的立达书局、文化学社, 设在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 设在长沙的宏文图书社、湘鄂印刷公司, 等等。教材市场完全是放开的, 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从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来说, 有大学教授, 如编《中学国文读本》的林纾为京师大学堂教授, 编《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的刘宗向为湖南大学教授;有出版社编辑, 如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吴曾祺、编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许国英、编《基本教科书国文》均为商务印书馆编辑, 编《国语文类选》的朱文叔 (即朱毓魁) 为中华书局编辑 (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 编《创造国文读本》的徐蔚南为世界书局编辑;有学者, 如编《新制国文教本》的谢蒙 (字无量) , 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刘法曾、姚汉章, 刘是历史学家, 著有《外史蒙求》《清史纂要》, 姚汉章为姚文元祖父, 时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有中学国文教师, 如编《白话文范》的洪北平、何仲英均为南开学校国文教 师, 编《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孙俍工、沈仲九, 以及陈望道等都是浙江一师教师, 编《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的高语罕是安徽省立 第五中学教师。当然, 也有集教师、编辑、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家, 如叶圣陶、夏丏尊等。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

语文教材编写, 必须贯彻国家语文教育的方针, 落实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民国时期尽管教材编写环境较为宽松, 但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显的。

1. 语文教材要着眼于立德树人。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 语文教材在育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当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1927年,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 后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 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 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许国英、谢蒙等人强调“保存国粹”, 刘宗向等人主张进行“厉行明史”, 无不强调语文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1932年, 毁于“一·二八”战火的商务印书馆同人, 提出“为国难而牺牲, 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 傅东华编出《复兴初中国文》, 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 注重救国雪耻教育。陕甘宁边区编写的语文教材, 有些就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 既教语文, 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写供华侨学生用的语文教材, 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人民勤劳智慧, 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信念。

2.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是民国语文教材的又一重要特征。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 有意淡化文艺文, 增加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 就是这种编辑思想的反映。教育家黄炎培更明确指出:“读本材料, 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 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 (记物, 置实物于前为题, 或令写实景) , 尤多作书函 (正式书函, 便启, 通告书均备) , 或拟电报 (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 电报价目表等。旧时《宦乡要则》, 今之《官商快览》, 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 附载各种, 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资料) , 习写各种契据。书法注重行书。”“自社会困于生计, 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一般论者, 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 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他在《中国文之新教授法》 中说:“国文宜注意日常应用之文字。于教科书外, 随时宜利用新闻纸、广告、契据、书信、明信片等各种社会惯见之印刷品, 以广其应用, 但以合于儿童程度都为限。”

3. 注重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语文教材的读者对象是中小学生, 注重教材选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是教材编者必然要考虑的。民国初期白话文还不受重视, 语文教材以中国古代文章为主, 而且以文为正宗, 很少选诗词。罗庸在《我的中学国文老师》中回忆, 他上中学时的教材“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 商务版, 线装。第一册是清文, 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 最后是《战国策》和先秦诸子。选文 的主体自 然是归 (有光) 、方 (苞) 、姚 (鼐) 、曾 (国藩) 和唐宋八大家。钱基博《〈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 说明书》:“中国文学, 当然是文言文学, 这个理由很简单。……给学生精读的一种中国文学读本的选材, 当然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 翻译文更不必选。”徐蔚南在《关于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中指出, 语文教材应以培养阅读习惯和欣赏兴趣为主, “因为愈是高级的书报, 愈是严肃, 愈是不肯迁就人, 那就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愈是优良的文艺, 愈是高洁, 愈是淡远, 那就是愈难养成欣赏的兴趣。”所以, 他编的《创造国文读本》“重文艺, 多小品”。至于小学语文教材则以儿童文学为主, 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朱晸暘、俞子夷在《新小学教材研究》中说:“近年来国语读本中材料, 大多数是儿童文学。目标并举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

4.注重读写能力训练。

读写结合, 通过读古人的好文章, 使学生学会写作, 是培养读写能力的便捷途径。刘法曾、姚汉章《中华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 “中学校学生, 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意在使读者稍知古人之体裁门径。”王伯祥编的 《开明国文读本》 (1932) 也突出文章作法。”到叶圣陶、夏丏尊编的《国文百八课》, 以读写技能训练为宗旨, “每课为一单元, 有一定的目标, 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 各项打成一片”。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称赞。叶圣陶多次说过:“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 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

另外, 在一些中学名校, 一般还有自编的校本教材, 如北平崇慈女中、师大附中、苏州中学、复旦大学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南开中学等, 这些教材, 更是以扩大阅读视野、训练读写能力为主。高中多是给学生开书目, 如长沙明德中学给高一年级开的阅读书目有: 《常识文范》《青年修养录》《白话文 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国小说史略》 等17种, 要求高一上选读100万字, 高一下选读150万字。

三.民国语文教材的当代意义

民国语文教材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藏, 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研究民国语文教材, 当然不必追求所谓“民国范儿”, 更不是要“回到民国”, 而是要注重挖掘其当代意义, 鉴往知今, 作为今天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与启示。

1.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繁荣教材文化的基础和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 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 (引自《深蓝财经》2013年9月3日) 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学术文化研究, 离不开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主流价值观、舆论氛围、教育生态、教材编写出版机制及审查制度等是决定教材文化繁荣的基础和条件, 也是教材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语文学科与社会现实联系更加密切, 社会关注度高, 语文教材更是如此。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环境, 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2.语文教材编写需要大批一流学者加入。

民国语文教材之所以出现繁荣局面, 根本原因在于有一支庞大的高水平教材编写队伍。许多一流学者加入到语文教材编写队伍, 或编写, 或校订, 或审定, 或指导, 或撰文演讲, 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林纾、顾颉刚、周予同、陈望道、叶圣陶、黎锦熙、黎锦晖、何仲英等。朱文叔编 《初中国文读本》时, “特约多人, 按照初中程度, 分别撰述既富兴味, 又有内容之文字, 编入各册, 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所约之人, 除顾颉刚、闻一多、陆费逵、黎锦熙、刘复等人文学者外, 还有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中国医学的播种者”余云岫、气象学家竺可桢、动物学家陈兼善、物理学翻译家周昌 寿等。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 带动了重视基础教育与教材的社会风气。反观当今学术界, 中小学教育似乎是“小儿科”, 难登大雅之堂。研究型大学往往把精力放在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上, 师范类高校也力图“去师范化”, 比院士数量、比国家级课题与科研成果的规模。新课改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不少高校纷纷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机构, 众多大学教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材。但总的来看还远远不够, 与民国时期相比,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还有不小差距。

3.语文教材编写应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胡适主张要用“看书”代替“讲读”, 提倡整本书的阅读。他还给中学生开过一个“最低限度阅读书目”, 要求高中生最少精读、略读各8种名著, 而且要让学生“自己翻查字典, 自己加句 读 , 自己分章 、分节” (《中学国文的教授》) 。结果连他自己也承认“很像是完全失败了”, 但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相当的设备”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朱自清认为, “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 截止现在, 似乎还不多”。“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 只不过让学生另外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 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集》) 新课程实施以来, 不少高校教师亲身加入中小学语文教学, 或编教材, 或指导教学, 或发表文章, 大大改变了语文教育研究生态, 但也不得不承认, 确实存在着“居高而不能临下”, “可爱而不可行”的情况。

4.语文教材应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为主。

篇4：中秋节的历史流变及当代意义

后世中秋节的节俗主要是拜月、赏月和吃月饼。拜月本是天子专有的礼制,到明清时期,民间对月的祭拜非常普遍。月饼既是祭月供品,又是全家人欢度节日的食品,还作为赠送亲友的礼品,直至今日,依然风行各地。

中秋节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祝愿社会和谐进步和家庭团圆幸福,所以不仅汉族过中秋节,壮、傣、黎等少数民族也欢度这个佳节,还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重视。中秋节是传统节日体系中的第二大节,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节俗丰富,贴近人民生活的本性,体现人与自然协调的理念,是全球华人共享的传统大节,是创造与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周期复现的形式,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同时中秋还是东亚多数国家共享的节日,中秋节日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2006年,中秋节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节日来自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人的节日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人们依据气候的变化和节日的流程安排一年的劳作。节日是人类调节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节日也是文化认同的主要象征。

中秋在传统的四大节日中,虽然成型较晚,但影响很大。部分原因是中秋节俗有久远源头,更重要的是中秋节俗贴近了民众生活的需要。从当代社会生活看,依然有着符合民众生活需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需要重点体现在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上。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主动地汲取西方优秀的先进文化,更不应该忘记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只有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维系所在。

中秋是亲人团聚的节日,亲人的团聚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家庭意识。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它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传统中秋节俗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传统节俗的优势,顺应民众的诉求,实现社会人事的和谐,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中秋节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服务与调节功能。因为它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流传了近千年,跟中国人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传统节日中所传递的精神传统,将它视作当今民族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以建构更加适合民族性格、更贴近民众心理的民族新文化。同时在有选择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节日新传统,以实现传统节日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协调,达到社会均衡发展的理性状态。

篇5：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渭河,古称为渭水,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是孕育三秦大地民众的母亲河。尤其是对于关中地区的咸阳来说,从古至今渭水之于咸阳的意义等同于黄河之于中国的意义,故而当今我们对于渭河的开发应该建立在保护河道及两岸环境的基础之上。古时渭河与咸阳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经济贸易、环境景观等的发展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年来,渭河两岸空间大规模进行开发,应在满足现代人对于滨河空间各项功能需求之时,尽量达到重塑古渭河滨河景观的目的。现代渭河对于咸阳地区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古代咸阳与渭河之间的关联性

古代咸阳在城市规划与风景营建的过程中已经充分将该地区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融入其中,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山水城市。秦中八水,咸阳有四,即渭、泾、沣、潦(现为涝)四条河,而泾、沣、涝三水均为渭水支流。

1、“咸阳”命名与渭水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的市县中,其得名与水有关的占很大一部分,例如湖州、渭南、吴川等,而关中地区的咸阳“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因“山南曰阳,水北亦谓之阳”,从清咸阳县志中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可观,“县在九嵕山南,渭河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故而即便是咸阳的得名,也与渭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古渭水所带来的的交通枢纽作用

咸阳曾为秦汉都城,渭河自古就是关中地区唯一的航运道路,航路东至黄河,西至周至。民国之前,商船往来众多,常彻夜不息。其渭河渡口即咸阳古渡,也称为渭阳古渡,自古就是交通要塞,南来北往之人都需在此度过渭河,水位低时利用古桥通行,水位高时利用舟船通行。过古渡西可通甘肃、南可通巴蜀,往来之客人络绎不绝。伟大的“路上丝绸之路”的南北线也均是由长安向北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后沿着渭河北岸西去,而咸阳古渡也可称之为是丝绸之路上的桥头堡,具备了港口性质和运输及传播的便捷性。地理志中也有“水陆绾毂食货通衢,自昔以来,颇称殷胜”的形容。当然,有利于古代咸阳城池建设及经济、文化、贸易发展的渭河渡口地理位置也是曾经古城选址所考虑的因素之一。

3、渭水及周边的景致为古咸阳人居环境带来的意义

咸阳自古因渭河存在而形成的景观也美不胜收,渭水如镜,加之渭河堤岸上的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能够形成多幅俊美的画面。鲤与鲂游荡于碧水之中,常有邑人以悬钓于渭水为乐,同时享受河岸景致。且渭河在古时也已经成为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作赋、寄托情丝之处。

沣水作为渭河的一条支流,古有“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文王武王因得作邑于旁地。”从古括地志可看出古沣水至咸阳东入渭水,水温润而清澈,湛蓝而多姿,除此之外也寄托着古咸阳的历史文化底蕴。故有丰水碧波之景致。城东南的堤岸曾经植于万柳,因防渭水泱刷堤于此上,正因如此,又形成渭河岸上清风扶细柳的独特景致。除此之外,在古诗文中也不乏有描述渭水美景的诗句,如“县城背倚北原坡,南面通津古渭河。两岸夕阳青草渡,半篙春水白鸥波。”而当万里晴空之日,渭水清而静时,则有“涵万象於影中,渡牵牛於波上”之景致。这些都是历代文人对于咸阳渭水的赞美之语,同时也赋予了咸阳独特的文化内涵。

正因渭河及两岸优美的景观,故而在城池或楼台的修建中,登高远眺渭水景致都会成为建设和修缮的目的之一,正有“万户楼台临渭水”的诗文表达。例如在《重修咸阳城碑记中》,知县修筑旧垣增建奎楼以补文星的同时,认为在建成之日,雉堞更加齐整,登高登城四眺时,渭水环流、楼台林立、山屏水带的景致就能尽收眼底。

4、渭水捍卫城池之作用

渭河的存在自古就成为了咸阳地区天然的护卫屏障。古咸阳城临渭河旧址,跨渭岸屈曲不方,以象斗杓,渭水向东流看似无边无际,咸阳有“南临渭水、北倚九嵕,左挟崤函,右控陇蜀”的形胜。在渭水之南侧,是人类聚居、生产、生活之处,这些聚落绵延数十里之长,居民长期处于较为安宁的社会环境当中。因咸阳地区背山带河,能够有利于抵御外敌而护卫城池,古时将咸阳形容成为“金城汤池”,有“金汤甲他邑”之说,从此可以看出咸阳城池险固,易守难攻,县境它处也同样受到山水的保护,咸阳地处古雍州沃野平原之,县境跨百里,然而历代无割裂。这样自然环境之一的渭河所具备的护卫作用同时也成为咸阳城池选址的目的之一。

5、相关水利工程的建设

渭水曾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带给古咸阳诸多利益,致使古咸阳人对于渭水的依赖与敬仰已达到了不可估量的程度。但渭水同样会带来水患灾害,在夏秋雨季时支流的水均会汇入渭河,有时会引起河水泛滥,此时要度过水面是极为艰难的。所以古咸阳人对于修堤筑渠非常在意,尽量避免城池受到水灾。例如漆渠,曾在咸阳南十五里,最早因修筑阿旁宫而开凿,之后每当渭水大涨时,都可以由此渠而引出。渭水周边另一些水渠的建设除了避免水灾之外,也常作灌溉之用,而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例如郑国渠曾引渭河支流泾河之水进行良田灌溉,后来民国十七年的民生渠也曾引支流沣水以作为灌溉之用。

三、当代渭河两岸治理的历史经验借鉴

如今,渭河依然作为咸阳地区的主干河流,渭河两岸功能性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点。在对于渭河河道本身进行整治时需要考虑讯期安全过洪、水体受流工业走廊污染、水面缩减等问题。而对于渭河两岸及周边的功能性研究则应更多地从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学科进行研究,保证其土地利用、城市功能布局的合理性,除此之外,应更加注重将渭河作为城市主要的城市景观轴线,传承城市文化,延续古代渭河两岸悠久的历史记忆。

古代的渭河在运输、捍卫城池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现代的过城段两岸建设应更加注重其娱乐及教育功能的体现,对于如果塑造新渭河滨河景区的风景可以借鉴古代渭河滨河景观的自然性,对滨河景观构筑物的选址及营造更应吸取古代渭河两岸楼台的营建方式和营建意义。

参考文献

[1]臧应桐.清道光16年《咸阳县志》

[2]刘安国.民国21年《重修咸阳县志》

[3]郑强羽.咸阳古城风景营造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借鉴研究[D]

篇6：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视，民国语文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热点之一。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课题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一大批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民国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然而，民国语文教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哪些经验值得吸收，哪些教训应引起吸取，恐怕更应引起学界注意。

一.民国语文教材的基本情况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语文单独设科，设立编译图书局，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材。整个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学术思想活跃，带来教材文化的繁荣。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统计，民国时期，仅中学国文教科书就达100余种。小学国语教材应当更多，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就有100余种。从教材的编写出版体制来说，民国时期基本上沿续清末的“审定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趁机推行部分教材“国定制”），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参与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只是编出来以后，要由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审查，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出版社和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从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来看，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世界书局四大语文教材出版重镇，还有众多的书局、学社、书店从事教材编写，如设在上海的民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新亚书店、中华编译社、中学生书局，设在北平的立达书局、文化学社，设在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设在长沙的宏文图书社、湘鄂印刷公司，等等。教材市场完全是放开的，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从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来说，有大学教授，如编《中学国文读本》的林纾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编《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的刘宗向为湖南大学教授；有出版社编辑，如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吴曾祺、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许国英、编《基本教科书国文》均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国语文类选》的朱文叔（即朱毓魁）为中华书局编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创造国文读本》的徐蔚南为世界书局编辑；有学者，如编《新制国文教本》的谢蒙（字无量），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刘法曾、姚汉章，刘是历史学家，著有《外史蒙求》《清史纂要》，姚汉章为姚文元祖父，时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有中学国文教师，如编《白话文范》的洪北平、何仲英均为南开学校国文教师，编《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孙俍工、沈仲九，以及陈望道等都是浙江一师教师，编《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的高语罕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教师。当然，也有集教师、编辑、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家，如叶圣陶、夏丏尊等。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

语文教材编写，必须贯彻国家语文教育的方针，落实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民国时期尽管教材编写环境较为宽松，但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显的。

1.语文教材要着眼于立德树人。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语文教材在育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当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后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许国英、谢蒙等人强调“保存国粹”，刘宗向等人主张进行“厉行明史”，无不强调语文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1932年，毁于“一·二八”战火的商务印书馆同人，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傅东华编出《复兴初中国文》，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注重救国雪耻教育。陕甘宁边区编写的语文教材，有些就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既教语文，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写供华侨学生用的语文教材，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勤劳智慧，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信念。

2.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是民国语文教材的又一重要特征。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有意淡化文艺文，增加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就是这种编辑思想的反映。教育家黄炎培更明确指出：“读本材料，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记物，置实物于前为题，或令写实景），尤多作书函（正式书函，便启，通告书均备），或拟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旧时《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资料），习写各种契据。书法注重行书。”“自社会困于生计，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一般论者，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他在《中国文之新教授法》中说：“国文宜注意日常应用之文字。于教科书外，随时宜利用新闻纸、广告、契据、书信、明信片等各种社会惯见之印刷品，以广其应用，但以合于儿童程度都为限。”

3.注重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语文教材的读者对象是中小学生，注重教材选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是教材编者必然要考虑的。民国初期白话文还不受重视，语文教材以中国古代文章为主，而且以文为正宗，很少选诗词。罗庸在《我的中学国文老师》中回忆，他上中学时的教材“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商务版，线装。第一册是清文，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最后是《战国策》和先秦诸子。选文的主体自然是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和唐宋八大家。钱基博《〈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中国文学，当然是文言文学，这个理由很简单。……给学生精读的一种中国文学读本的选材，当然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翻译文更不必选。”徐蔚南在《关于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中指出，语文教材应以培养阅读习惯和欣赏兴趣为主，“因为愈是高级的书报，愈是严肃，愈是不肯迁就人，那就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愈是优良的文艺，愈是高洁，愈是淡远，那就是愈难养成欣赏的兴趣。”所以，他编的《创造国文读本》“重文艺，多小品”。至于小学语文教材则以儿童文学为主，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朱晸暘、俞子夷在《新小学教材研究》中说：“近年来国语读本中材料，大多数是儿童文学。目标并举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

4.注重读写能力训练。

读写结合，通过读古人的好文章，使学生学会写作，是培养读写能力的便捷途径。刘法曾、姚汉章《中华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意在使读者稍知古人之体裁门径。”王伯祥编的《开明国文读本》（1932）也突出文章作法。”到叶圣陶、夏丏尊编的《国文百八课》，以读写技能训练为宗旨，“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称赞。叶圣陶多次说过：“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

另外，在一些中学名校，一般还有自编的校本教材，如北平崇慈女中、师大附中、苏州中学、复旦大学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南开中学等，这些教材，更是以扩大阅读视野、训练读写能力为主。高中多是给学生开书目，如长沙明德中学给高一年级开的阅读书目有：《常识文范》《青年修养录》《白话文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国小说史略》等17种，要求高一上选读100万字，高一下选读150万字。

三.民国语文教材的当代意义

民国语文教材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藏，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研究民国语文教材，当然不必追求所谓“民国范儿”，更不是要“回到民国”，而是要注重挖掘其当代意义，鉴往知今，作为今天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与启示。

1.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繁荣教材文化的基础和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引自《深蓝财经》2013年9月3日）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学术文化研究，离不开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主流价值观、舆论氛围、教育生态、教材编写出版机制及审查制度等是决定教材文化繁荣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教材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语文学科与社会现实联系更加密切，社会关注度高，语文教材更是如此。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环境，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2.语文教材编写需要大批一流学者加入。

民国语文教材之所以出现繁荣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有一支庞大的高水平教材编写队伍。许多一流学者加入到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或编写，或校订，或审定，或指导，或撰文演讲，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林纾、顾颉刚、周予同、陈望道、叶圣陶、黎锦熙、黎锦晖、何仲英等。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时，“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所约之人，除顾颉刚、闻一多、陆费逵、黎锦熙、刘复等人文学者外，还有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中国医学的播种者”余云岫、气象学家竺可桢、动物学家陈兼善、物理学翻译家周昌寿等。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带动了重视基础教育与教材的社会风气。反观当今学术界，中小学教育似乎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研究型大学往往把精力放在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上，师范类高校也力图“去师范化”，比院士数量、比国家级课题与科研成果的规模。新课改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不少高校纷纷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机构，众多大学教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材。但总的来看还远远不够，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还有不小差距。

3.语文教材编写应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胡适主张要用“看书”代替“讲读”，提倡整本书的阅读。他还给中学生开过一个“最低限度阅读书目”，要求高中生最少精读、略读各8种名著，而且要让学生“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中学国文的教授》）。结果连他自己也承认“很像是完全失败了”，但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相当的设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朱自清认为，“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截止现在，似乎还不多”。“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只不过让学生另外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集》）新课程实施以来，不少高校教师亲身加入中小学语文教学，或编教材，或指导教学，或发表文章，大大改变了语文教育研究生态，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居高而不能临下”，“可爱而不可行”的情况。

4.语文教材应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为主。

民国语文教材在价值取向上，曾有过不同模式的探索。有保存国粹、厉行明史、古文作法的编法，有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学教材，也有文章体制、文学源流甚至党化教育教材，但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最后还是以叶圣陶等人倡导的以阅读与写作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教材观最为人们所称道，以至“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今天语编写语文教材的主流，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篇7：赵树理小说创作对民间立场的疏离

为争取更多的农民支持,新政权机械性地规定了文学作品中,农民阶层在面对特定事物时的应有表现。限于此,作家无法秉承完全的现实主义,农民的种种思想状态和行为驱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想象”才得以完成,这势必对文学的感受力造成严重的束缚与伤害。赵树理作品中,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过多权重无可避免地使作品走向失衡:强大的意识形态将民间苦痛淡化甚至直接遮蔽,农民的斗争及痛楚被置于政治革命的陪衬地位,沦为虚架,失去了其意义。

长期以来三仙姑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1]”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扑灭她对爱的渴望,她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管粉揉得更匀,不由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1]”异性的欣赏和关注填补了新媳妇内心的缺口,让她虚空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这是一个旧式妇女身处男权压抑环境下的消极反抗,其追求自我人格的权力实属正当。可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强大的革命意识所遮蔽,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装神弄鬼、招蜂引蝶、妨碍女儿自由恋爱的丑恶一面。

对底层民众苦痛的遮蔽同样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上。作品由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案件中,小二黑的原型人物岳冬至被村长活活打死。当时的解放区虽已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其中也明文规定:“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而在现实中,普通民众根本还未树立法律意识。他们认为村长打人致死的行为虽有过激,但青年男女之间私定婚姻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惩罚。赵树理此时一反常态,没有按照传统的民间认知来叙述事实,反而给了小二黑和小芹一个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种处理方式起到了宣传新婚姻法的作用,却显然背离了农民的真实苦痛。

二、人物塑造的迷失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3]”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僚地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差不多是那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3]”的漫画式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和“小腿疼”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3]”,即凸显新政权力量的不可抗拒和绝对正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树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他描写的农民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对政治的转述。这类人物固然有容易被识别和记忆的好处,但过于凸显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也容易失去焦点,使人物失去内在性格的丰富性,以致人物形象符号意义大于其本身。

《孟祥英翻身》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想要塑造的孟祥英是勇敢无畏的劳动模范,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一点,作者刻意淡化了对人物的“斗争”意识的描绘。但事实上,孟祥英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福的——在孟祥英的婆家,“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6]”在这种愚昧野蛮的传统思想支持之下,孟祥英遭受到婆婆百般的刁难和指责,婆婆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甚至指示儿子打自己的媳妇。遇到这样的情形,孟祥英“哭不得”也“死不了”,身心饱受折磨,理应对婆婆恨之入骨。奇怪的是,孟祥英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获得“翻身”机会后,却只是与婆婆分家,而对他们此前的恶意刁难与欺凌未予以丝毫的斥责,这本身极不符合常理。干部身份的孟祥英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联合,表示“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6]”这说明人物对长久以来的悲苦遭遇是有着强烈的宣泄需求的,只不过作者为了突出强调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质,刻意忽视掉了人物的旁支,强硬地支使人物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人物塑造走向了迷失。

三、民间趣味的偏差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是赵树理创作的追求,为实现此目的,消解掉小说与现实间的距离,给农民带来更直观的阅读体验,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力求以平常语调描述生活。这种不事渲染的叙述语调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同时也牵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小说真的成为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的反映,和现实生活一样平淡无味,那么小说本该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是否也将遭遇危机?

1955年,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的文章中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了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9]”如此明确的功利追求,如此坚定的实用目的,如此没有保留地向农民靠拢,对作家来说要求却是极高。没有足够深的功力,写出的作品或许就十分平庸。赵树理小说故事简单、平铺直叙,这种处理方式的确保证了农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的艺术价值造成了伤害。五十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小说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一般具有钢铁般牢固的读者意识,“处心积虑”地迁就着农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读者。然而,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赵树理是否是最受农民读者欢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来说,当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都比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相比与赵树理为争取广大农民读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赵树理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阅读动机。农民们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刺激,通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获得心灵慰藉和阅读快感,没有人喜欢看自己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而赵树理的小说,充斥着枯燥琐事的描写,所叙述的,都是农村中婆婆妈妈、家常便饭的事,为农民所拒绝也属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2]参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4][5]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28,28.

[6][7]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6,62.

[8]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01,202.

[9]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4:34.

[10]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篇8：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历史地位；当代价值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地位

（一）“两个必然”的提出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等运用唯物辩证的理论以及历史唯物的理论中的观点以及方法得到了“两个必然”的核心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揭露了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即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首先，《共产党宣言》利用剩余价值理论向人们揭示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利益高于一切的阶级，它将束缚在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羁绊无情的切断了，从而使得人与人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人们也永远不会故步自封，但如果只是像资产阶级这样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获取价值利益，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恶劣的两级分化，从而使得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的突出。其次就是马克思等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引导下所出现的经济危机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由于社会所具备的生产力是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变化的，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的生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当资产阶级体制制约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时，旧社会就会被完全取代。这也是指导无产阶级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产物，是社会进程中最先进的阶级，他们联合在一起就是要声讨资产阶级的一切政治诉求以及经济诉求，，他们想要夺得政治主权、走向独立，从而形成历史政治舞台上一股独立的力量。而无产阶级在当时缺乏足够的斗争经验，因此在很多运动中都没能取得成功。但是这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则变成了下一次运动的催化良药。这些运动使得社会主义科学不再是单单的理论，而是付之于实践的真正的革命。同时无产阶级在当时也没有摆脱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并且还遭遇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和诋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宣言》 的问世就如同一盏明灯，为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指引了光明的方向，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加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从而使得无产阶级的信念也更加的坚定不移。另外无产阶级在实践中也将自己的革命力量蓄积的更多，并且还清晰的意识到只有建立强大的武装斗争才能获得独立的政治主权。《共产党宣言》从此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并一直支撑着无产阶级将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革命持续进行到底。

二、《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物质一直是保证一切事物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共产党宣言》中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做出了重要强调，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要尽一切努力来快速提升社会生产的总量。但是由于苏东剧变，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却背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思想主线，因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逐渐将工作的中心放到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上，同时以建设和发展经济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光明道路。三十余年过去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并且在军队建设以及国防建设上都获得了卓越成就，国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大幅提升。

（二）发展全球化经济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这一经济概念的提出，它不仅帮助许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打开了国际市场，同时还帮助其扩展了对外来的贸易，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快速进入了工业化经济发展时期。《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这一经济发展的观点，对于我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近些年，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并且也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及亚太组织等，这也表明了我国已经进入到了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中，加入国际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在面对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必须积极主动，并采用正确的经济发展决策，这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发展全面自由的人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发展全面自由的人一直是共产党人保持积极性的重要支撑，并且人们只要不断的努力，就能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文明和谐、繁荣富足的社会。这种共产主义尽管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完全达到，但发展全面自由的人仍然是我国实施一切发展方案的重要目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自由人的程度与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相互促进的情况下，人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且又能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样每一个进步都是由于朝着发展全面自由的人的目标所迈进的。另外还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勇敢迎接时代赋予的挑战，这样才能更快的促进现代化社会发展和进步。因此必须树立牢固的思想信念，必须加快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使人们的信念能够根深蒂固，举止言行都能受到正确的指引和约束，这样才能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建设发展的更好。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共产党宣言》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其当代价值也不容忽视。《共产党宣言》中的指导思想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让人们认识到了马克思等人思想品格的崇高与伟大；同时《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与思想品格非常的与时俱进，因而人们在理解和应用的过程中不能随意的照搬照抄，必须将其理解透彻，并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来加以运用，才能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1]郭春生. 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06：50-54.

[2]艾跃进.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D].南开大学，2012.

[3]王梓，魏敏.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背景和当代价值[J]. 学园，2014，16：182-183.

[4]张舒. 《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J]. 学理论，2016，0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