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精选4篇）

篇1：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先秦服饰——服装发展史上的发祥期，深入分析了先秦服饰的重要地位和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对中华民族服饰注重情与意的整合传达这一思想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其中的视觉符号和视觉意义，最后发掘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从而为我们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先秦服饰民族文化视觉文化教育技术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三分靠相，七分靠装，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证明服饰的重要性和穿戴存在美学的问题。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可见衣着打扮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状态。

先秦的服饰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以后的服装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参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我们通过研究其中的历史价值来发掘其当代的意义，从而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先秦的服饰文化，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视觉意义。

1、先秦——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饰进行装扮。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的骨针，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山顶洞人佩戴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服饰之礼是先秦时代重要的礼仪，这种建立在宗法礼制基础上的服饰之礼，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性。商周时，北方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丝织业的中心，已有了华美的提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其服装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奴隶主、王侯、贵族对服装面料和色彩的选择，以及衣服边缘部位(领口、袖口、襟、摆)的装饰上，即“衣作绣，锦为缘”。相比较而言，当时除了上衣、衤夸和下裳外，佩件装饰还不及后来春秋战国时代讲究，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男女同服。

先秦服饰是中国服饰历史的奠基阶段，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间逐步走向成熟。

据史书记载，黄帝尧舜时期已出现了衣裳，结束了史前的围披状态，人们按照这种衣裳式样穿着，有秩序的拜祖先，祭天地，从而实现天下治。《周礼》中“享先王则兖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有官任“司礼”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安排帝王穿着，说明自周朝起，冠服制度已经完备。

2、先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饰介绍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商周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战国中期的服饰有绢、罗、锦、纱、绦等各种衣着。从实物来看，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位均平直。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较为奇特，通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意。

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时间较早，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3、先秦服饰中渗透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西周时代，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包裹人类躯体的服饰已成了展现等级尊卑的物化符号，成了统治者惩治被统治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中华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各民族的服饰，风格款式迥然不同，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情趣，这可以从人们日常的穿戴和习俗禁忌中表现出来。

概括来说，汉族服饰细致中体现着传统礼教；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表现出浑厚质朴，威武粗犷；西北少数民族却奔放潇洒，凝重简约；西南少数民族则秀丽多姿，丰富多彩。每个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艺术传统等特点，无不体现在衣冠服饰上。

中国服饰可说是一套儒家的礼仪文化。儒教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儒教之礼讲究服饰要与其仪容、言谈、举止相一致。所以，古代服饰品位在礼仪活动中极其重要，不仅在上朝、大典、祭祀等活动中必须穿礼服，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也很讲究。

中国古代的服饰受礼教和封建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内服饰是守礼尊规的一种表现。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延续，他们没有刻意去设计，而是在继承中发展。

4、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

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

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

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

5、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视觉文化处于研究的中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桥梁和方法。

视觉文化、教育理论、技术支持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技术这一新的领域，教育技术领域包含视觉文化的内涵，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

虽然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和教育技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它们能够真正的融合还是要经过视觉文化的链接。

服饰通过艺术鉴赏提高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艺术品位，形成良好的视觉素养。

教育技术也通过自身的技术支持为服饰文化提供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促进服饰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巩固视觉文化素养。

研究服饰，不仅仅看到它的外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内涵，服饰不但代表了当时的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服饰追求情与意的完美表达，我们教育技术也是这样，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真正的将教育、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通过服饰文化的研究，将教育技术的艺术美进一步升华，特别是提高艺术素养；

通过教育技术的技术支持，多渠道、多方式的推进服饰文化的发展，发挥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服饰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雅俗文化书系 服饰文化

2、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3、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4、弘扬民族文化再现服饰辉煌——写在中国五千年服饰展开幕之前

5、先秦服饰之美的发展历程

6、先秦服饰之礼与审美

7、中国历代服饰的演变

篇2：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篇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 语文教材的历史更为悠久。我们今天编写语文教材, 固然需要“拿来主义”, 借鉴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母语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 更需要总结梳理我国百余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民国时期 (1912~ 1949) 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 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期。辛亥革命在国家制度层面为中国民众勾画了现代民主共和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 白话取代文言。清政府学部改为教育部后, 陆续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 准》《审定教科书图书规程》等, 从而为民国语文教材的繁荣奠定了时代、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基础。

近年来, 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视, 民国语文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热点之一。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课题被 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一大批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民国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 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然而, 民国语文教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哪些经验值得吸收, 哪些教训应引起吸取, 恐怕更应引起学界注意。

一.民国语文教材的基本情况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 语文单独设科, 设立编译图书局, 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材。整个民国时期, 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学术思想活跃, 带来教材文化的繁荣。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 统计, 民国时期, 仅中学国文教科书就达100余种。小学国语教材应当更多, 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就有100余种。从教材的编写出版体制来说, 民国时期基本上沿续清末的“审定制” (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趁机推行部分教材“国定制”) , 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参与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 只是编出来以后, 要由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审查, 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出版社和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从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来看, 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世界书局四大语文教材出版重 镇, 还有众多的书局、学社、书店从事教材编写, 如设在上海的民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新亚书店、中华编译社、中学生书局, 设在北平的立达书局、文化学社, 设在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 设在长沙的宏文图书社、湘鄂印刷公司, 等等。教材市场完全是放开的, 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从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来说, 有大学教授, 如编《中学国文读本》的林纾为京师大学堂教授, 编《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的刘宗向为湖南大学教授;有出版社编辑, 如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吴曾祺、编 《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许国英、编《基本教科书国文》均为商务印书馆编辑, 编《国语文类选》的朱文叔 (即朱毓魁) 为中华书局编辑 (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 编《创造国文读本》的徐蔚南为世界书局编辑;有学者, 如编《新制国文教本》的谢蒙 (字无量) , 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刘法曾、姚汉章, 刘是历史学家, 著有《外史蒙求》《清史纂要》, 姚汉章为姚文元祖父, 时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有中学国文教师, 如编《白话文范》的洪北平、何仲英均为南开学校国文教 师, 编《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孙俍工、沈仲九, 以及陈望道等都是浙江一师教师, 编《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的高语罕是安徽省立 第五中学教师。当然, 也有集教师、编辑、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家, 如叶圣陶、夏丏尊等。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

语文教材编写, 必须贯彻国家语文教育的方针, 落实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民国时期尽管教材编写环境较为宽松, 但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显的。

1. 语文教材要着眼于立德树人。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 语文教材在育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当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1927年,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 后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 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 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许国英、谢蒙等人强调“保存国粹”, 刘宗向等人主张进行“厉行明史”, 无不强调语文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1932年, 毁于“一·二八”战火的商务印书馆同人, 提出“为国难而牺牲, 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 傅东华编出《复兴初中国文》, 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 注重救国雪耻教育。陕甘宁边区编写的语文教材, 有些就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 既教语文, 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写供华侨学生用的语文教材, 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人民勤劳智慧, 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信念。

2.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是民国语文教材的又一重要特征。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 有意淡化文艺文, 增加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 就是这种编辑思想的反映。教育家黄炎培更明确指出:“读本材料, 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 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 (记物, 置实物于前为题, 或令写实景) , 尤多作书函 (正式书函, 便启, 通告书均备) , 或拟电报 (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 电报价目表等。旧时《宦乡要则》, 今之《官商快览》, 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 附载各种, 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资料) , 习写各种契据。书法注重行书。”“自社会困于生计, 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一般论者, 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 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他在《中国文之新教授法》 中说:“国文宜注意日常应用之文字。于教科书外, 随时宜利用新闻纸、广告、契据、书信、明信片等各种社会惯见之印刷品, 以广其应用, 但以合于儿童程度都为限。”

3. 注重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语文教材的读者对象是中小学生, 注重教材选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是教材编者必然要考虑的。民国初期白话文还不受重视, 语文教材以中国古代文章为主, 而且以文为正宗, 很少选诗词。罗庸在《我的中学国文老师》中回忆, 他上中学时的教材“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 商务版, 线装。第一册是清文, 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 最后是《战国策》和先秦诸子。选文 的主体自 然是归 (有光) 、方 (苞) 、姚 (鼐) 、曾 (国藩) 和唐宋八大家。钱基博《〈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 说明书》:“中国文学, 当然是文言文学, 这个理由很简单。……给学生精读的一种中国文学读本的选材, 当然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 翻译文更不必选。”徐蔚南在《关于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中指出, 语文教材应以培养阅读习惯和欣赏兴趣为主, “因为愈是高级的书报, 愈是严肃, 愈是不肯迁就人, 那就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愈是优良的文艺, 愈是高洁, 愈是淡远, 那就是愈难养成欣赏的兴趣。”所以, 他编的《创造国文读本》“重文艺, 多小品”。至于小学语文教材则以儿童文学为主, 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朱晸暘、俞子夷在《新小学教材研究》中说:“近年来国语读本中材料, 大多数是儿童文学。目标并举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

4.注重读写能力训练。

读写结合, 通过读古人的好文章, 使学生学会写作, 是培养读写能力的便捷途径。刘法曾、姚汉章《中华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 “中学校学生, 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意在使读者稍知古人之体裁门径。”王伯祥编的 《开明国文读本》 (1932) 也突出文章作法。”到叶圣陶、夏丏尊编的《国文百八课》, 以读写技能训练为宗旨, “每课为一单元, 有一定的目标, 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 各项打成一片”。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称赞。叶圣陶多次说过:“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 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

另外, 在一些中学名校, 一般还有自编的校本教材, 如北平崇慈女中、师大附中、苏州中学、复旦大学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南开中学等, 这些教材, 更是以扩大阅读视野、训练读写能力为主。高中多是给学生开书目, 如长沙明德中学给高一年级开的阅读书目有: 《常识文范》《青年修养录》《白话文 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国小说史略》 等17种, 要求高一上选读100万字, 高一下选读150万字。

三.民国语文教材的当代意义

民国语文教材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藏, 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研究民国语文教材, 当然不必追求所谓“民国范儿”, 更不是要“回到民国”, 而是要注重挖掘其当代意义, 鉴往知今, 作为今天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与启示。

1.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繁荣教材文化的基础和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 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 (引自《深蓝财经》2013年9月3日) 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学术文化研究, 离不开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主流价值观、舆论氛围、教育生态、教材编写出版机制及审查制度等是决定教材文化繁荣的基础和条件, 也是教材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语文学科与社会现实联系更加密切, 社会关注度高, 语文教材更是如此。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环境, 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2.语文教材编写需要大批一流学者加入。

民国语文教材之所以出现繁荣局面, 根本原因在于有一支庞大的高水平教材编写队伍。许多一流学者加入到语文教材编写队伍, 或编写, 或校订, 或审定, 或指导, 或撰文演讲, 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林纾、顾颉刚、周予同、陈望道、叶圣陶、黎锦熙、黎锦晖、何仲英等。朱文叔编 《初中国文读本》时, “特约多人, 按照初中程度, 分别撰述既富兴味, 又有内容之文字, 编入各册, 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所约之人, 除顾颉刚、闻一多、陆费逵、黎锦熙、刘复等人文学者外, 还有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中国医学的播种者”余云岫、气象学家竺可桢、动物学家陈兼善、物理学翻译家周昌 寿等。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 带动了重视基础教育与教材的社会风气。反观当今学术界, 中小学教育似乎是“小儿科”, 难登大雅之堂。研究型大学往往把精力放在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上, 师范类高校也力图“去师范化”, 比院士数量、比国家级课题与科研成果的规模。新课改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不少高校纷纷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机构, 众多大学教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材。但总的来看还远远不够, 与民国时期相比,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还有不小差距。

3.语文教材编写应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胡适主张要用“看书”代替“讲读”, 提倡整本书的阅读。他还给中学生开过一个“最低限度阅读书目”, 要求高中生最少精读、略读各8种名著, 而且要让学生“自己翻查字典, 自己加句 读 , 自己分章 、分节” (《中学国文的教授》) 。结果连他自己也承认“很像是完全失败了”, 但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相当的设备”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朱自清认为, “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 截止现在, 似乎还不多”。“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 只不过让学生另外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 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集》) 新课程实施以来, 不少高校教师亲身加入中小学语文教学, 或编教材, 或指导教学, 或发表文章, 大大改变了语文教育研究生态, 但也不得不承认, 确实存在着“居高而不能临下”, “可爱而不可行”的情况。

4.语文教材应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为主。

篇4：中秋节的历史流变及当代意义

后世中秋节的节俗主要是拜月、赏月和吃月饼。拜月本是天子专有的礼制,到明清时期,民间对月的祭拜非常普遍。月饼既是祭月供品,又是全家人欢度节日的食品,还作为赠送亲友的礼品,直至今日,依然风行各地。

中秋节最核心的文化内涵是祝愿社会和谐进步和家庭团圆幸福,所以不仅汉族过中秋节,壮、傣、黎等少数民族也欢度这个佳节,还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重视。中秋节是传统节日体系中的第二大节,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节俗丰富,贴近人民生活的本性,体现人与自然协调的理念,是全球华人共享的传统大节,是创造与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周期复现的形式,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同时中秋还是东亚多数国家共享的节日,中秋节日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2006年,中秋节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节日来自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人的节日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人们依据气候的变化和节日的流程安排一年的劳作。节日是人类调节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同时,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节日也是文化认同的主要象征。

中秋在传统的四大节日中,虽然成型较晚,但影响很大。部分原因是中秋节俗有久远源头,更重要的是中秋节俗贴近了民众生活的需要。从当代社会生活看,依然有着符合民众生活需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需要重点体现在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上。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主动地汲取西方优秀的先进文化,更不应该忘记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只有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维系所在。

中秋是亲人团聚的节日,亲人的团聚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家庭意识。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它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传统中秋节俗十分重视亲情的培育与表达,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传统节俗的优势,顺应民众的诉求,实现社会人事的和谐,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中秋节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服务与调节功能。因为它在中国民众生活中流传了近千年,跟中国人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传统节日中所传递的精神传统,将它视作当今民族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以建构更加适合民族性格、更贴近民众心理的民族新文化。同时在有选择地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节日新传统,以实现传统节日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协调,达到社会均衡发展的理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