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读后感

赵树理小说读后感（共8篇）

篇1：赵树理小说读后感

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有感

于乐源 11级 建筑学20115570

问题：小说中人物软英形象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找出描写文字。并且进一步思考软英为什么这么变？赵树理通过软英形象的变化表达了什么？

软英作为主要形象贯穿了整篇小说。其变化是：软弱，无力争取幸福，等待封建制度中命运的宰割→开始想为自己争取幸福但是缺乏理智→有心计地为自己争取幸福→爆发，痛斥小旦，争取到了幸福

P225：“妗妗！你快坐下！你看我长了十七岁了，落了个什么结果？”

P227：“马上撅了撅嘴嘟噜着说：‘没甚就没甚吧！我爷爷不是逃荒来的？’” P233：“小宝问软英要说什么，软英说„„唱着唱着，眼泪骨碌碌就流下来了。” 这些表明软英对命运的安排是十分不满的，但是她还是个十七岁的姑娘，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智慧，只能对这桩婚事愤怒和喟叹。所有对话的前提是软英无奈地接受了这次的安排。在这里，软英是软弱无能，任命宰割的。

P239：“软英说：‘捶死就捶死吧！反正总要死一回啦！捶死总比嫁给刘忠强！’” P241：“二姨劝软英：‘软英！„„’„„软英说完了，二姨觉得这话越发句句有理。”

在这一阶段软英仍背负着封建残余强加给自己的枷锁，但是她有了主见，算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虽有哭哭啼啼，却是为争取而哭号，而不是为无奈而哭号。自己开始为自己争取幸福，并且理直气壮。但是由于智慧的欠缺，软英只能用强攻，对父亲采取哭闹的方式争取。

P251：“软英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于是已经有点拿得稳了，„„接着把自己那套注意告诉小宝，并且告他说：‘你到外面，要故意骂我丧良心才好！’” P258“小宝站起来说：‘我说！’软英跟着也站起来说：‘我说！’”

第一段对软英的语言，动作，心理都有浓墨重彩的细致描写。她在这时候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内心变得成熟稳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幸福，会用计谋拖住敌人，自己慢慢运筹帷幄，甚至安排小宝为自己放下口风。这里是软英变化的结点，是软英爆发的铺垫。

第二段一个“跟着”表明了软英的迫不及待和准备充分，是爆发的前奏。

P258“软英站起来说：‘高工作员在这里唱给我们讲„„’„„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他小旦天天哄人啦，也上我一回当吧！”

P261“大家正站起来要走，软英说：‘慢点！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别人干涉不着”

软英爆发了。她慷慨陈词一通，痛斥小旦，陈述了自己不嫁给小贵的理由和自己对付小旦、小昌的计谋，整个是激昂但是条理的。说明软英有力量和智慧抗衡强加给自己的不公平了。她不是那个无奈的小姑娘了，也不是那个只会用哭闹的方

式争取的女孩子了。软英成熟了。

至于变化的原因，我认为无非是这几个方面：

一是软英本人年龄的增长。年龄大些，心理要成熟些。能够承受得起外界的压力和突发变化。

二是软英在婚姻**中经历的挣扎使她成长起来。软英亲口说：“哪天不想？哪时不想？不知道想过几千遍了！”软英在这件事上翻来覆去地考虑，加重了她对这桩倒霉婚事的痛苦，也坚定了嫁小宝，争幸福的决心。痛苦使她成熟。

三是大时代背景的变化，这也是最重要的。八路军赶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下河村。下河村本来是封建社会统治的礼俗社会，无法可讲，地主刘锡元一手遮天，子女唯父命是从，软英无力反抗。八路军的到来为下河村注入了理法的新鲜空气。软英开始讲“婚姻自主”，有此意识是软英反抗的前提。文章最后元孩提到了“代表政府”、“登记”、“合法”等在封建社会不会出现的词。这也是软英反抗的依据。正是大时代的潮流滚滚而下，风气焕然一新，才使得青年男女们敢于争取自己的幸福啊。

赵树理通过软英的变化表达了：

八路的到来破除了封建，进一步的土改破除了封建残余。焕然一新的风气使得年轻人观念改变，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篇2：赵树理小说读后感

阴暗的社会里，黑黑的天透出煞人的空气、腐败，里面的人在挣扎，但沸腾的水声淹没了他们的呼喊……――题记

爸爸的回忆

小时候，有阳光、有枣树、有伙伴、有慈祥的婆婆，有你和我…晚上，走路到镇上泥泞的小路也挡不住向往的心情，黑白的影片开始了，三五成群的朋友拥在一起，门票只要五角，看完了就沿着小路抹黑走，也不怕因为有一半多的村里人都去看了。他小时候丰衣足食，以前因为爷爷的`能干不愁吃穿，一群大杂院里的小朋友嬉戏打闹，吵架和好，一切美好至极，就是社会对爸爸是愉快的。小说中有贪污、有报复、有迷信的人给他一个自己有这样的时光感到庆幸、满足与快乐。

妈妈的回忆

女孩子总有不同的新玩法，踢毽子、扔石块、编辫子……学校里女生就像稀有宝贝因为大人一般都是好几胎，男的特别多，女的就没怎么吃饱过，因为奶奶生的少，只有两个，所以爸爸吃得饱，穿得暖，而妈妈虽然是最小的，但四个孩子不疑给有正当工作的外公，大大的负担，体力较好的外公浪费的机会，因为外公以前是村中稀有的、不易的军人，虽引得家人的骄傲，但吃穿还是要担心的，工资不够养活人…社会的黑暗体现在有品德的人的人身上，有贡献的人深刻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和不可抗拒性，展示了合作化的农村在经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内容简介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是建国前赵树理小说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描写的是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束缚，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是年轻的进步力量的代表，他们争取婚姻的斗争，展示了新生事物一定要战胜旧事物的历史大趋势。《小二黑结婚》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巨大力量，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重大变化，积极地扶持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

我的感悟

篇3：赵树理小说创作对民间立场的疏离

为争取更多的农民支持,新政权机械性地规定了文学作品中,农民阶层在面对特定事物时的应有表现。限于此,作家无法秉承完全的现实主义,农民的种种思想状态和行为驱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想象”才得以完成,这势必对文学的感受力造成严重的束缚与伤害。赵树理作品中,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过多权重无可避免地使作品走向失衡:强大的意识形态将民间苦痛淡化甚至直接遮蔽,农民的斗争及痛楚被置于政治革命的陪衬地位,沦为虚架,失去了其意义。

长期以来三仙姑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1]”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扑灭她对爱的渴望,她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管粉揉得更匀,不由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1]”异性的欣赏和关注填补了新媳妇内心的缺口,让她虚空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这是一个旧式妇女身处男权压抑环境下的消极反抗,其追求自我人格的权力实属正当。可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强大的革命意识所遮蔽,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装神弄鬼、招蜂引蝶、妨碍女儿自由恋爱的丑恶一面。

对底层民众苦痛的遮蔽同样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上。作品由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案件中,小二黑的原型人物岳冬至被村长活活打死。当时的解放区虽已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其中也明文规定:“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而在现实中,普通民众根本还未树立法律意识。他们认为村长打人致死的行为虽有过激,但青年男女之间私定婚姻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惩罚。赵树理此时一反常态,没有按照传统的民间认知来叙述事实,反而给了小二黑和小芹一个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种处理方式起到了宣传新婚姻法的作用,却显然背离了农民的真实苦痛。

二、人物塑造的迷失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3]”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僚地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差不多是那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3]”的漫画式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和“小腿疼”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3]”,即凸显新政权力量的不可抗拒和绝对正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树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他描写的农民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对政治的转述。这类人物固然有容易被识别和记忆的好处,但过于凸显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也容易失去焦点,使人物失去内在性格的丰富性,以致人物形象符号意义大于其本身。

《孟祥英翻身》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想要塑造的孟祥英是勇敢无畏的劳动模范,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一点,作者刻意淡化了对人物的“斗争”意识的描绘。但事实上,孟祥英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福的——在孟祥英的婆家,“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6]”在这种愚昧野蛮的传统思想支持之下,孟祥英遭受到婆婆百般的刁难和指责,婆婆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甚至指示儿子打自己的媳妇。遇到这样的情形,孟祥英“哭不得”也“死不了”,身心饱受折磨,理应对婆婆恨之入骨。奇怪的是,孟祥英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获得“翻身”机会后,却只是与婆婆分家,而对他们此前的恶意刁难与欺凌未予以丝毫的斥责,这本身极不符合常理。干部身份的孟祥英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联合,表示“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6]”这说明人物对长久以来的悲苦遭遇是有着强烈的宣泄需求的,只不过作者为了突出强调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质,刻意忽视掉了人物的旁支,强硬地支使人物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人物塑造走向了迷失。

三、民间趣味的偏差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是赵树理创作的追求,为实现此目的,消解掉小说与现实间的距离,给农民带来更直观的阅读体验,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力求以平常语调描述生活。这种不事渲染的叙述语调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同时也牵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小说真的成为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的反映,和现实生活一样平淡无味,那么小说本该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是否也将遭遇危机?

1955年,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的文章中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了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9]”如此明确的功利追求,如此坚定的实用目的,如此没有保留地向农民靠拢,对作家来说要求却是极高。没有足够深的功力,写出的作品或许就十分平庸。赵树理小说故事简单、平铺直叙,这种处理方式的确保证了农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的艺术价值造成了伤害。五十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小说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一般具有钢铁般牢固的读者意识,“处心积虑”地迁就着农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读者。然而,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赵树理是否是最受农民读者欢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来说,当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都比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相比与赵树理为争取广大农民读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赵树理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阅读动机。农民们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刺激,通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获得心灵慰藉和阅读快感,没有人喜欢看自己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而赵树理的小说,充斥着枯燥琐事的描写,所叙述的,都是农村中婆婆妈妈、家常便饭的事,为农民所拒绝也属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2]参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4][5]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28,28.

[6][7]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6,62.

[8]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01,202.

[9]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4:34.

[10]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篇4：赵树理短篇小说的艺术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短篇小说；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1-157-02

赵树理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把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同传统文学，特别是话本说唱文学的长处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所革新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群众性。这一成就的取得，既离不开作家的自身条件和时代的因素，也与赵树理为农民而写作的自觉性和艺术实践密切相关。赵树理认为，他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去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去听，所以在写作内容上尽量贴近农村实际生活，语言上尽量靠近农民说话方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人们在生活经常看见的人物的缩影。

赵树理短篇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富于个性特色的农民形象。每个人物形象都具有浓郁乡土气息，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思想特征和风貌，我们可以大致把它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1）新时代青年形象。赵树理作品中的小二黑和小芹，艾艾和小进等都是新时代新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们是农村新政权建立初期涌现出来的，敢于同旧传统决裂，不畏强暴，具有崭新精神面貌的青年人。他们敢说敢做、敢于同封建残余思想做斗争，不仅是作品中青年人的偶像，也是当时现实生活中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更是历经几十年，仍使人们念念不忘的的人物形象。小二黑和小芹是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热情，纯朴、活泼、乐观，具有斗争的勇气。小二黑是特等射手，英俊、聪明、识字，在同父亲二诸葛的封建包办婚姻作斗争时态度坚决，不管二诸葛怎么说收童养媳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就是一口咬定“不要”。尤其面对刘家峧的两只虎金旺兄弟的打击迫害，他理直气壮地针锋相对，至死不屈。小芹同母亲三仙姑的风流作风不同，她朴实正派，出污泥而不染，为争取自由婚姻不受利诱，不畏强暴。比如她不信那套“前世姻缘由天定”的鬼话，把退职旅长送来的财礼扔了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和小二黑性格如出一辙。如小二黑对父亲收童养媳不认账，说“你愿意就养着，反正我不要！”他们都强调一个“我”字，体现了他们坚决反抗这种带有愚昧思想的尊长的约束。

（2）落后人物形象：在众多的农民形象中，最突出的还是那些各具特色的落后人物（或称“转变”人物）。

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田寡妇看瓜》中的田寡妇，《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的婆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他们背负沉重的封建因袭的精神负担，于是在新事物面前，在同新人物之间的关系上显得格格不入，出现种种不合时宜的可笑行为。但在时代进步声中他们的灵魂深处也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语言、行为及心理状态的描写，把这些人物形象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中的两们“神仙”——二诸葛和三仙姑，塑造得最为成功。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两家的父母一辈加以典型化，以致二诸葛、三仙姑成为旧中国农村某类人物的代名词，为愚昧、落后、迷信的农村风习竖起一面富有嘲讽意味的镜子。二诸葛的真名叫刘修德，他“做过生意”，后来成了贫苦农民。由于生活上饱经忧患，使他笃信迷信，甚至“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小说通过“不宜栽种”和“恩典恩典”的两个场面，绘声绘色地表现二诸葛在数不清的“征兆”面前所产生的忧虑和“禁忌”。但生活却又无情地嘲弄了他的迷信。当他搬用历史上的禁忌，忠实执行起“不宜栽种”时，却导致了坐失久旱逢雨的播种良机，受到自然客观法则的惩罚。但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仍然继续奉行许许多多的“禁忌”。当小二黑被金旺捆绑，要送到区上法办时，他竟按自己奇妙的迷信逻辑，归咎于一清早“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冲了运气”；“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所以“躲也躲不过”这倒霉的时运。他还特地又卜了一卦，不料，竟是一个凶卦“，吓得他面如土色。”迷信和自卑使二诸葛跪在兴旺面前哀求“请诸位高高手”。同样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也顽固地坚守封建迷信和旧的传统观念。他认为：“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命相不对，加之二诸葛对三仙姑“名声不好”有看法，所以坚持反对这门亲事。另一方面，他经“掐算”生辰八字，为二黑收留了八九岁的一个童养媳，强要二黑应允。而且，当事情闹到区上，他还顽强地认为“千里姻缘一线牵”，要求区长“恩典恩典”，让二黑同童养媳完婚。这些都显示了二诸葛对封建迷信的虔诚，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地步。但二诸葛的迷信思想及其表现出来的迂腐性格中，也包蕴着他对儿子命运的关注和深沉的父爱，他其实是一位善良的农民，慈爱的父亲。然而问题又恰恰在于二诸葛越是对儿子爱得深沉，又越显出他的迂腐可笑，越与新的时代环境的不协调。作家用他幽默细致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和否定了他那荒谬的父爱形式。

三仙姑虽然也是一位“神仙”，但她跟二诸葛不同，她不是真迷信，她是假借装神弄鬼来遮盖她那放荡的行为。小说通过“米烂了”的幽默小故事，对她“下神”的骗局，作了有力的暴露。三仙姑是个“俊俏媳妇”，但她嫁的丈夫于福却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显然，三仙姑是因为对于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后生活的不满，才以“圣像”勾引男人，逐步走上一条堕落的可耻道路的。即使人老珠黄，“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时，她还要当个“老来俏”，不知量力地以为自己还能有“团结”青年小伙子的“本领”。更有甚者她竟嫉妒起自己的女儿来，怀着争风吃醋的念头，要把小芹趁早“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因而完全失掉作母亲的光采。作家用了远比对待二诸葛尖刻得多的笔墨，有力地嘲讽了三仙姑的心理病态，及其同新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行为。在“看看仙姑”一节中，这种讽刺达到了喜剧性的高潮。

（3）代表封建恶势力的人物形象：在对这类人物形象的描写中，当属金旺、兴旺两个人物最为形象。作者通过对金旺兄弟调戏小芹进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的行为的描述，再现了农村新政权建立初期时，恶势力的为非作歹，兴风作浪的行为活动。读之，不仅使读者对这两个人物，也对封建势力恨之入骨，展现了文学的魅力。

赵树理所创作的人物形象都是人们在掩卷数年后依然难以忘怀的，这正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独具匠心的选材所在。

篇5：浅谈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风格

内容摘要：赵树理小说描写手法平实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他在作品中把行动描写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让各类人物自己出来充分表演，行动的描写来反映出人物个性；作品叙述语言客观化、口语化。

关键词：赵树理

群众语言

人物性格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被称作是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和“圣手”。他自幼生活在农民中间，酷爱民间艺术，决心为农民写作，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先后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田寡妇看瓜》、《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等作品。从创作初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致力于文艺大众化，使他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尤其在语言方面，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我认为大致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只通过行动和对话去写人

他的小说描写手法很是平实朴素，但是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作者曾经说过：“我就不着重去描写扮相和穿戴。只通过行动和对话去写人”。

人物的行为动作是人物性格的具体表现。能准确地描写人物的行为动作是人物就一定能表现出人物的思想品质，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赵树理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行动描写作为塑造的主要手段之一。

准确地描写人物的行为和动作就能够表现出人物的思想品质，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赵树理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行动描写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

一、让各类人物自己出来充分表演

首先他总是让各类人物自己出来充分表演。如《李有才板话》就着重写出阎恒山、广聚、老秦、老杨、章工作员等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物在改选村政权与减租斗争中的各种行为，又如《求雨》就写作了面临着旱灾威胁，党支部书记于天水开渠引水，而于天佑老头们却向龙王求雨。作家就是这样的，用人物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人物性格。

作家不仅具体写作出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行动，而且还细致描写出同一类型的人物不同的行动。如《小二黑结婚》开篇就写了二诸葛和三仙姑的行动，他们都很相信迷信，都是“神仙”。有一年春天，别人家乘着“下了四指雨”的第二天抢着种地，二诸葛却看了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天不宜栽种”，过来两天地干了，虽然勉强种上了，但是苗出不齐，结果是害了自己。相信迷信十分的虔诚，多么的迂腐可笑。而三仙姑就不同了。当金旺爹去她那里去问病时，她坐在香案后，小芹好奇而忘记了捞饭。三仙姑趁着金旺爹出去小便的机会吩咐小芹“快去捞饭！米都烂了”！这证明了她这个“仙姑”是心不在焉，是假装的、是骗人的，这就表现了她不老实的性格。

赵树理的小说中的人物所作所为，一举一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就在“做什么”作家还具体地描写出人物是“怎样做”的写出了差别，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李有才板话》中的章工作员和老杨同是

县里的干部，同样被派到阎家山来工作的，但是章工作员一来就和恒元们打得热闹，随意改用变通的选择方法，当阎家村丈量土地时，他不动手只跟着去参观，并认为广聚讲的方法很细致，说是丈量土地的模范。隔了两天，他便带来了县里的公事。阎家村就称为模范村了。作风不深入，主观臆断、官僚主义。而老杨就不同了。他首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同吃同住。他在阎家村最穷苦的老秦家吃饭，第一碗饭吃完，不等老秦看见，就走到大锅边，舀起了山药蛋西瓜。这就反映了老杨和群众的亲密无间，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子。老杨想先在群众中调查一下农会的工作，他扛起木仟扫帚跟着老秦和小福子到场里去，不只给老秦扬，也给那几家扬了。老杨他很有农村的工作经验密切联系群众，不愧为穷苦人的“自己人”。《求雨》写于天佑等人庙里踮香求雨挺有趣的。庙里跪香的人又少了，气得于天佑拼命的敲钟。一天过去了跪香的人偷跑了三分之二。两天过去了，原来的八个老头也少了三个。当群众见接过水了大声欢呼的声音传来时，一个老头便爬起来跑出去，其余四个也都侧着耳朵听，后来都走出去了。最后只剩下于天佑还给龙王磕了个头，爬起来跟着别的老头往外走。跪香的人越来越少了，离开庙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反映了人们在事实面前相信了求龙王是不灵的，歌颂了共产党的感召力量，真是“水到渠成”。于天佑临走前还给龙王爷磕了个头，这一个动作说明了他既相信迷信，同时又面对现实的矛盾心理。先走后走说明了各人的认识程度。同样写“走”，有层次，有特点。有爬起来跑出去的，有一道出去的，有磕了头后跟着别人往外走的。性格不同，走法不一样。赵树理小说中许多象这样的同一类型的人物，做同样的一件事，各人的做法不同，各有特点。

二、行动的描写来反映出人物个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还通过对同一个人统一行动的描写来反映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如小二黑被抓，二诸葛求情，在兴旺和区长面前表现就不同：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因为他深知兴旺、金旺的厉害，要想放人，只得跪着哀求，以得到同情。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凳上指手就骂，敢和区长句句对答。这是由于他事先听了大黑的回报，心理有了底，无需哀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二诸葛性格除了迂腐外还有商量诚实的一面。这样使人物立体化了。

赵树理小说中人物一举一动，性格突出，而人物对话更是个性鲜明。《李有才板话》中小福子见家里有个人，便问道；“爹！这是哪村的客？”老秦道；“县里的先生！”老杨同志道；“不要这样称呼吧！哪里是什么‘先生’？我姓杨！是农救会的！你们叫我个‘杨同志或‘老杨’都好！”从这一对话中就可看出这三个人的年龄、身份、个性。小福子是老秦的儿子，问话客气，老秦老沉，老杨随和、平易近人。又如《小二黑结婚》中，区长问二诸葛的童养媳多大。他首先说是属猴的，然后才告诉是十二岁。我们不可忽视这些答话，这完全可以说明他的习惯。

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说话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的，不仅能表现出人物的性格，而且还能反映出人物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如广聚请示恒元如何安排老杨同志吃饭问题时，恒元他不耐烦了，发话道：“这么一点事也寻我？那有什么难办？他要那么执拗，就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象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不再找你想办法啦？”广聚道：“老槐树底那些人跟咱们都不对，不怕他说坏话？”恒元道：“你就不看人？老秦见了生人敢放个屁？每次吃了饭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么事？“广聚说话唯唯诺诺可怜巴巴，而恒元反问连串，盛气凌人。这位村长广聚和西头老户主这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从这些对话中昭然若揭了吗？

原来，广聚是前台的木偶，牵线人就是老奸巨滑的阎恒元。

赵树理还注意写好人物对话时不同的腔调，表现出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情绪。老秦虽说胆小怕事，但对老婆孩子却凶神恶煞。他老婆要和老杨谈起押地时，他先向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张嘴该说什么！可憋不死你！你还记得啥？还记得啥？”咄咄逼人。当小女孩念着顺口溜，他劈头打了小女孩一掌骂道：“可哑不了你！”骂声不绝。在老秦看来，老杨是官，自古以来。“官官相互”，老杨一来到他家，他就毕恭毕敬，怕有些话传到村公所，自己受罪，所以就来了急躁情绪。这与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是互为表里的。

什么样的人物，往往会有什么样的常用词汇。赵树里写人物对话就注意运用独特的常用的词汇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二诸葛的常用词汇是“恩典恩典”。到了区上他先后说：“请区长恩典、恩典”，反复念叨，带有封建文人的习气。这是因为他常看历书，迷信阴阳八卦，而形成了个这个词汇。而三仙姑一到区长房子里就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这是在喊冤，与她平时会哼哼表演是分不开的，又说明了他的刁赖。再职章工作员一开会讲话就是一大响，总是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价值”啦。这说明他一有机会总要炫耀自己，有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这些常用 词汇在老杨嘴里是不会说出来的，真是非他莫属。

赵树里小说中还有不少对话是人物处在客观情势逼迫之下说出来的，也就更闪烁着性格的火花。当恶霸斗争小芹、二黑时，小二黑反问兴旺：“无故捆人犯不犯法？”小芹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讲理了？”严词责问，性格倔强。当二诸葛收养童养媳时，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许亲的时候，小芹敢于和她妈顶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态度鲜明，大胆泼辣，这也是新时代给他们的影响。

我们只要仔细地阅读几篇赵树理的小说，就会发现作家在设计人物对话时很少以作者的身份出面作人物身份、状态、心理、个性等等说明。我上面举的几个例子即可证明。鲁迅曾说巴尔扎克“并不描写人物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赵树理的小说就是这样，不仅让读者看出人物的身份、年龄、职业习惯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的心理情绪等等，更重要的是看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赵树理小说中也找不到大段的肖像描写，而较多的是通过别人的言行来写另一人物。《小二黑结婚》没有直接写小芹长的漂亮，而是通过村上小伙子们的行动来写的：“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写小二黑漂亮，说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而写一仙姑的肖像则是通过群众语言的描绘：“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这也照应了在第二节里对三仙姑的肖像的几笔勾勒：“小鞋上仍要绣花，裤上仍要镶边”。《李有才话板》中的老杨的肖像也是这样写的：广聚跟小元招头一看，见他头上箍着块白毛巾，白小布衫深兰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也有二斤重。“一身土气，象个送信的。老杨朴实可近的形象就显现出来了。

着重通过行动、对话来刻划人物，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常用的人物描写的手法。赵树理深得其奥妙，运用得非常娴熟，并有所继承和发展。我们不否认所谓意识流，但我们更知道人物是行不离谱，言为心声。让我们学习赵树理描写人物的艺术、注重行动、对话描写，使作品中的人物立起来，活起来！其次，叙述语言客观化、口语化。

赵树理的２６篇小说中，有２０篇运用了第三人称客观叙述方式，客观叙述即叙述者不参与故事。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方式是中国小说传统的一个基本模式。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中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只是故事的传达者。他不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仅仅起呈现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品没有创作的倾向性，只是这种倾向性由叙述结构的其他组成部分（情节、人物对比）和文本设计表现出来。一般来说，虚构性的叙述文本中的叙述者只是一个隐含作者，不一定等同于真实作者，但通过对赵树理小说的阅读，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是同一的。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信念、感情是统一的。而且，赵树理在不同的作品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对于大众的人文关怀。赵树理的小说隐含读者与真实读者却并不相同。正如赵树理所言：“写作品的人在动手写每一个作品之前，就先得想到给哪些人读，然后再确定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这也就是说，赵树理小说的隐含读者是识字或不识字的农民。但他小说的实际读者却既有知识分子，又有工人以及其他的阅读人群。如此可知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说话人便是他本人，而受话人则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阅读者。由于说话人与受话人的规定性，用以阅读的符号形式——文本便是具有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特性。如《李有才板话》，是对古老的民间讲史演义、平话的借鉴熔铸而成的。文中的１３段快板是讽刺阎恒元一伙的武器，体现着作者的创作倾向，人文关怀。

赵树理在叙述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在艺术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描情状的，绘影传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

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如写老秦怕老婆说出地押给了谁，赶忙向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张疯嘴该说什么！可憋不死你！你还记得啥？还记得啥？”一方面是责骂、恐吓老婆，制止她再吐露实情；另一方面暗示老杨，意思是她的话是因为老糊涂了一时胡乱说出来的，她再不记得什么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现了老秦胆小怕事的性格。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具有口语化的鲜明特点，在赵树理的小说文本中，农民读者听到了自己钟爱的纯正的“乡音”，亲切之情，油然而生。

赵树理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带着浑厚的土腥味儿。

赵树理的小说完全没有“五四”以后一些小说的欧化句式和“学生腔”，又不用未经加工的方言土语，注重对群众口语的加工提炼，使其语言既通俗化、大众化，又不粗俗、简陋，是富有表现力的、有韵味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切合农民口味，也让读者有别开生面之感。

参考文献

1、《赵树理小说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篇6：赵树理小说读后感

常说老师是园丁，所以初次看到《让生命开花》这个题目时，就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你是不是也曾了解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和蔼亲切或者教学有方的老师，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学生们，让他们在一夜之间长大，给了他们许多正面影响，甚至彻底改变、矫正了一个孩子的命运。虽然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可是我再次读来还是十分有亲切感。

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会说：“我要做科学家!”而上学之后，许多人，尤其是小女孩们的梦想就变成了成为一名教师。

因为初入学堂的他们，发现总有那么几个老师，他们英姿飒爽地讲课，和蔼可亲地与学生们对话……教师的形象上升到心中的制高点，一时间甚至超越了父母。

我也想成为一名教师。我梦想着哪一天我可以站在讲台上，用清朗的.声音给学生们上一节节生动翔实的课。那时的我，应该穿着干净整洁的套装，鼻梁上架着一副干脆利落眼镜，嘴角拥有严慈并济的弧度。想象那时，教室里回响着琅琅书声和清爽的翻页声，该是多么美妙悦耳。

教师这个称谓，是神圣而庄严的，因为这可能承载着无数个孩子的命运。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一点儿也不为过。好的老师可以给孩子带来光明的前进道路，可以培养孩子的人生信念。反之，在孩子心中留下永远的阴影的也确实存在。

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身为一名人民教师，不仅要教给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更要教会孩子们如何明辨是非、善恶与美丑，要让他们在这个人生的黄金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要把国家、民族的优良品德、优良精神传承给他们，传承给祖国的下一代。还要让他们早早地定下自己的目标与人生计划，因为，有明确的前进方向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篇7：赵树理《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锻炼锻炼》中有“吃不饱”“小腿疼”两个落后农妇。在干部和群众思维框架下展开的叙述，一边是干部利用大字报、批斗会等体现政治权力的手段对待一般农民，一边是竭力躲避权力制约的人物“吃不饱”和“小腿疼”。这两个人都成了斗争目标，成了以领袖、法院、乡政府名义威胁的对象。“小腿疼”这样的客观上与社会主义中心运动不一致的人物与写英雄人物的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主任王聚海是个老中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好给人和解争端，人们常说他是个会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个人的“性格”，主张按性格用人；他给人平息事端，主张“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为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办事的人就还得“锻炼锻炼”。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既没有写英雄人物，也没有写出阶级敌人的破坏及与之斗争的过程。这样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谓“中间人物”的特征，有人称之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篇8：赵树理小说读后感

一、地方文艺熏陶和父母的影响

赵树理的家乡是山西省晋南地区沁水县尉迟村在解放前是一个地势偏僻且贫困的山村,但这里的民间文艺却很繁荣,“海谈——讲民间故事、传说,说俏皮话,演奏八音会,唱地方小戏,盲艺人说书等,应有尽有。”1除了当地传统文艺环境的天然优势之外,家庭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赵树理的父母非常热衷民间文艺,他的母亲“一生中别无嗜好,唯爱念佛和看戏,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地背诵杨家将、岳家军的连台本戏”。2赵树理从小喜欢听故事,经常让她的母亲给他讲杨家将的故事,“讲述”这种形式后来对他的小说叙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赵树理的父亲赵和青是村里知名的说书圣手,还是村里八音会里的主力成员,对赵树理产生的影响更大。赵树理经常跟随父亲参加乡村的文艺汇演,观看民间艺人的演奏,参与乡亲们的聚众讲故事等活动,此类天然的民间文艺文艺的润泽和家庭艺术环境的影响,让赵树理对地方曲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9岁就掌握了上党戏的梆子技巧,13岁对对地方戏曲、曲艺样式有了广泛接触,16岁就能熟练地打上党戏的鼓板。赵树理在观看和民间的文艺演出的同时,喜欢关注当地百姓谈论和感兴趣的话题,感受民间文艺的力量和农民语言表达独特的艺术魅力,亲历最鲜活的艺术传播方式,他称家乡的艺术发生场域是自己“初级的语言学校”。

二、文艺大众化的追求和“文摊作家”的理想

家乡民间文艺的熏陶和父母辈喜好的耳濡目染为赵树理小说风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让赵树理最终确立了“文摊作家”的理想。1925年,赵树理在山西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读了许多书籍,涉猎广泛,并开始早期的小说创作。赵树理的早期创作从叙述方式、句法、描写手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五四新文学的风气,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将科学民主的新理念传播给家乡的农民。假期里他念《阿Q正传》给父亲听,并想通过擅长说书的父亲把这个故事讲给当地不识字的农民听,让民主、启蒙的思想得以传播,但赵树理的父亲对新文艺丝毫不感兴趣。赵树理早起开始小说创作时,1933年夏,赵树理把自己很满意的作品《金字》念给当地农民听,小说中的倒序插叙手法让农民们觉得别扭,第一人称更是让他们搞不清楚“我”和说书人的关系。1931年起,鲁迅撰文强调“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并提出了“要启蒙必须能懂”,而“懂的标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3

1934年,赵树理在《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强调“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由大众的东西”。同年,赵树理确立了“文摊作家”的理想,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作家,就是我的志愿。”4赵树理说“我愿意努力向曲艺学习。这不是我偏爱它,而是它有用,对工农大众有用。”5

三、赵树理与曲艺紧密相连的多重身份

(一)作为曲艺作家的赵树理

赵树理曲艺作品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个是他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以后到一九四三年,一个是解放后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六三年。”61936年10月,《太原日报》的《开展》文学专刊问世,1936年12月赵树理创作了有韵小剧《打倒汉奸》发表在《开展》文学专刊上,并在晋东南农村演出。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写了许多曲艺作品用于抗日宣传,作品在沁水、阳城等地得到广泛传播,1941年,赵树理主编《抗战生活》《中国人》,期间创作了《庞如林》《茂林恨》《闹元宵》等曲艺作品。1943年,赵树理的小说成名作发表,《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成为了其代表著作,但他的曲艺创作并没有中断,1944年后陆续创作了《战斗与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汉奸阎锡山》《缴械》等曲艺新作,。1950年1月20日,改编的鼓词《石不烂赶车》载《说说唱唱》创刊号,1958年,又写了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和《谷子好》,30多年的创作时间中,赵树理的曲艺作品总字数达25万多字。

(二)作为曲艺活动者的赵树理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在曲艺事业的建设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1949年7月22日,赵树理被选为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常务委员,同年十月,开始担任文化部喜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次年1月,担任《说说唱唱》主编;3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51年11月赵树理继续任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诗歌曲艺部部长;1953年9月赵树理任曲艺研究副主席;1957年《曲艺》杂志创刊,赵树理任主编。1958年8月,赵树理任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主席团成员;8月当选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7月至8月,在中国曲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树理作了题为《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的致辞。1964年2月,赵树理主持了曲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积极参与曲艺活动,在作为曲艺事业领导者和曲艺刊物编辑期间,为繁荣曲艺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作为曲艺评论者的赵树理

赵树理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曲艺的论述,最早的是写于1940年的《怎样利用鼓词》,其他大部分相关论述发表于1956年以后,主要有《谈曲艺创作》等17篇,内容涵盖了曲艺的艺术特色、民间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曲艺艺术手法等诸多方面。在这些评论文章中赵树理充分肯定了曲艺的艺术价值,表达了其对曲艺的热爱,对如何在小说的创作中合理利用曲艺的艺术手法提出了建议,并多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汲取曲艺的营养为创作所用。

通过对赵树理的成长环境的考察,分析曲艺与赵树理实现小说大众化的关联,并对赵树理一生与曲艺多重关系的梳理,不仅让我们找到了曲艺对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产生影响的原因,也为分析赵树理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找到了坚实的依据。

注释

11.张余.赵树理的创作与民间文艺[J].民间文艺论坛,1985(1):60.

22 .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6.

3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

44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78.

55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M].工人出版社,198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