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寓言艺术构思方式与中国历史白话小说的雏形

2022-09-12

吴组缃老先生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中认为, 我国小说来源复杂, 有神话故事、寓言、笔记、传奇和话本等等, 这是很实际的判断的;文章归纳了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规律:其中“其一是: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 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另外的“还有一条规律就是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无疑都是极为精妙的见解, 但笔者认为, 对于文中提到的“就是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来说, 还应进一步精确定位, 深入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能从构思方式的角度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那对于这个“影响”就会显得感性得多, 明确得多了。这要追溯到先秦散文创作, 特别是韩非散文中的寓言创作。

对于先秦诸子散文对笔记小说及中国历史白话小说产生的重要影响,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抱有肯定的态度。杨子坚在他的《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中说:“先秦寓言故事虽然还不是小说, 但它作为与小说相近的一种叙事文学, 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艺术经验,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 它虚构人物, 故事, 情节的艺术方法, 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就有很大的启发。先秦寓言想象丰富, 往往在虚构故事中寓含深刻的意义。正如刘熙载所说:‘寓真于诞, 寓实于玄, 于此见寓言之妙。’ (《艺概文概》) , 寓言的虚构很巧妙, 有时用拟人的方法赋予动植物、非生物以人的性格、语言;有时运用夸张手法, 突出了对象的畸形;有时是局部地夸张或拟人, 有时又全部都夸张或拟人。作者灵活地运用这些方法, 从而取得生动形象、鞭辟入里的艺术效果。后世的小说, 特别是‘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中的讽刺作品, 明显地直接吸取了这样一些艺术手段。其次, 有些寓言故事着意刻画人物, 描写故事, 粗具小说的规模, 说明它也在向小说方面发展。试看《韩非子?棘刺母猴》一则……;这篇寓言意味不浓,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 人物语言颇见个性, 可以看作是一篇雏形的短篇小说。”[4] (P9) 吴礼权在他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说:“至于先秦时代的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 它们与中国笔记小说的渊源关系就更密切了。汉代即已开始出现的各种历史琐闻类的轶事笔记小说, 便是直接导源于他们的。如诸子散文《墨子》中‘周宣王杀其臣杜伯’、‘公输’, 《庄子》中‘吴王浮于江’、‘盗跖’, 《孟子》中‘齐人一妻一妾’, 《韩非子》中‘守株待兔’、‘师旷奏乐’, 《吕氏春秋》中‘亡铁疑邻’、‘秦缪公失马’等许多历史琐闻与历史故事, 皆善于描写人物, 系事于人, 不仅人物栩栩如生, 而且故事娓娓动人。……, 虽然它们都不可视作笔记小说, 但是我们从先秦时代的这些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的叙事、文笔等特点上,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投射于汉代及以后的中国历代历史轶事类笔记小说作品上的影子, 不难找出中国笔记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之间的亲缘关系。”[6]苗壮在其《笔记小说史》中说:“直接促成小说产生的是先秦诸子与历史散文, 其中具有相当的小说成份, 有的可称其为准小说, 只是尚未形成独立的文体。诸子散文 (特别是其中的寓言) 和历史散文在选材剪裁和记叙方法等方面, 也对后来的小说产生很大的影响, 故可说先秦是笔记小说的孕育时期。”[7]

在我国寓言发展史上, 《韩非子》中寓言不但为我国寓言文体的独立作出具有里程碑式贡献, 而且, 从文学创造的角度考察, 《韩非子》寓言独特的构思方式, 具有明显的艺术个性, 为后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 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历史白话小说创作的雏形。韩非的才智在其寓言创造的过程中, 留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韩非最具文学色彩的寓言, 主要集中在《十过》[8]这篇文章的1 0个寓言之中。其中以第五过的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篇最能体现韩非独有的寓言构思方式。下面我们将对该寓言作具体分析, 原文如下:

昔者智伯率瑶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 灭之, 反归, 休兵数年, 因令人请地于韩, 韩康子欲勿与。……知伯军救水而乱, 韩、魏翼而击之, 襄子将卒犯其前, 大败知伯之军而擒知伯。知伯身死军破, 国分为三, 为天下笑。[1] (《韩非子.十过》这篇寓言, 全文1590多字, 是韩非单篇寓言中最长的一篇。按照现在的评判标准, 我们不得不承认, 该篇寓言“简直像一篇历史小说” (《先秦散文艺术新探》) 。为了便于更好地以该篇为例, 将韩非寓言的构思方式之特征作更好的说明, 我们将这篇寓言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相比照, 就可以得到明晰的答案。

我们先看《战国策.赵策一》的相关记载:

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灭之。休数年, 使人请地于韩, 韩康子欲勿与, 段规谏曰:“不可!夫知伯之为人也, 好利而鸷愎, 来请地, 不与, 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 彼狃, 又将请地于他国, 他国不听, 必乡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 知伯说。

……

张孟谈闻之, 入见襄子, 曰:“臣遇知过于辕门之外, 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知伯, 出更其姓。今暮不击, 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 至于期日之夜, 杀守堤之吏, 而决水灌知伯军, 知伯军救水而乱, 韩魏翼而击之, 襄子将卒犯其前, 大败知伯军, 而禽知伯。[3]

再看, 《战国策.魏策一》的记载:

知伯索地于魏桓子, 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无故索地, 故弗予。”任章曰:“无故索地, 邻国必恐;重欲无厌, 天下必惧;君予之地, 知伯必憍;憍而轻敌, 邻国惧而相亲, 以相亲之兵, 待轻敌之国, 知氏之命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 必姑辅之;将欲取之, 必姑与之。”君不如与之以骄知伯!君何释以天下图知氏而独以吾国为知氏质乎?”君曰:“善。”乃与之万家之邑一。知伯大说, 因索蔡、皋梁于赵, 赵弗与, 因围晋阳。韩、魏反于外, 赵氏应之于内, 知氏遂亡。[3]

还有其它的史料记载的, 如《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襄子立四年, 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 告齐、鲁, 欲以伐四卿。四卿恐, 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 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 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 韩魏与之。请地赵, 赵不与, 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 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 乃奔保晋阳。三国攻晋阳, 岁余, 引汾水灌其城, 城不浸者三版。志中悬釜而炊, 易子而食。群皆有外心, 礼益慢, 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 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 以三月戌, 三国灭知氏, 三分其地。[2]

如《史记卷四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 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伯, 分其地。[2]

如《史记卷四十三.韩世家第十五》的记载:

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其败知伯, 分其地, 地益大, 大于诸侯。[2]

从以上的5份史料的相互印证中, 我们可作如下推断:这5份史料或详或略, 都记载有“三国 (赵、魏、韩) 灭知氏, 三分其地”的事件。说明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除《战国策·赵策一》之外, 其余4份史料记录都较为简略, 如《史记卷四十三·魏世家第十四》和《史记卷四十三·韩世家第十五》记录只有寥寥二十几个字, 这是其一。其二,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与韩非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篇相比,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约1 3 0 0字;韩非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篇幅约1600字, 二者相差约300字。《战国策·赵策一》记载与韩非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主要不同之处有:第一,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里没有“君至,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 城郭不治, 仓无积粟, 府无储钱, 库无甲兵, 邑无守具, 襄子惧, 乃召张孟谈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 皆不备具, 吾将何以应敌?”张孟谈曰:“臣闻圣人之治, 藏于臣不藏于府库, 务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遗三年之食, 有余者入之仓, 遗三年之用, 有余钱者入之府, 遗, 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缮。”君夕出令, 明日, 仓不容粟, 府无积钱, 库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 守备已具”这一节文字, 而且, 这段文字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 均无记载;, 应该是作者根据寓言故事需要所改编的文字;第二, 在《战国策·赵策一》记载中说:“张孟谈因朝知伯而出, 遇知过辕门之外, 知过入见知伯曰:“二主殆将有变。……”这说明张孟谈与知过和知伯是见过面的, 而在韩非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篇中则说:“二君以约遣张孟谈, 因朝知伯而出, 遇智过于辕门之外, 智过怪其色, 因入见知伯曰:“二君貌将有变。……”说的是“二君”遣张孟谈之后, “二君”因朝知伯而出, 并且与知过相遇于“辕门之外”, 张孟谈本人并没有能和知过和知伯相见。第三,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与韩非寓言“智伯率韩、魏伐晋阳”篇对赵、魏二王与张孟谈期约方式也不尽相同, 人物的对话也有多处变更。

以上是寓言与史料对比的分析。现在我们把思维收回到寓言创作及其构思方式的层面来考查就会发现:第一, 韩非这篇寓言取材于史料文献;第二, 韩非并不“照搬”史料文献, 而是根据寓言主题的需要, 对史料文献加入了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 进行了小说化“加工”, 即进行了再创作。所以, 谭家健先生说:“《韩非子》历史寓言故事的情节, 往往和其他的先秦古籍龃龉。这固然是由于可能有不同的记录传闻,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韩非的改造。韩非是思想家, 而不是历史家, 他并不谋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而只要有力地阐明既定观点。”[5]这话说得极为精要, 其所说的“经过韩非的改造”就是再创作的过程。尔后, 他还说:“须知韩非不是写历史, 而是编寓言, 他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5]。这里“编寓言”也就是再创作的另一种说法。

其实, 在韩非寓言中, 像这样经过韩非“改造”和“编”过的历史寓言故事很多。比如《十过》篇中第七过中的历史寓言故事“田成子游于海”的真实性, 历来学界就有多种争议。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案语中说:

田成子当依《说苑·正谏》篇作齐景公;下同。《晏子春秋·外篇》, 《韩诗外传 (九) 》皆云:“颜涿聚为景公主鸟”, 则颜涿聚乃齐景公臣。《吕氏春秋·尊师》篇:“颜涿聚, 梁父之大盗, 学于孔子, 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 《淮南子·氾论训》:“颜喙 (当作‘啄’) 聚, 梁父之大盗也, 而为齐忠臣。”据此, 则下方所云:“颜涿聚甚忠于田成子”, 与《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称皆不合。又据《左传》知颜涿聚死于哀公二十三年 (公元前四七二) 犂丘之役, 而田氏纂齐为田成子之曾孙田和 (公元前三七九) , 则颜涿聚死时齐尚有国, 不能谓田成子遂有齐国。且此时田成子职为大夫, 不能自称寡人, 游于海又不能诸大夫皆从, 即使田成子势强而大夫有陪行者, 然不能以人君态度号令诸大夫:“言归者死。”……, 故此事当为齐景公无疑。王氏 (王先慎) 谓《说林上》鸱夷子皮事田成子事当即此, 谬甚。[1]

所以说, 韩非创作寓言, 有时为了突显主题的需要, 在改编史料的真实性, 重新组合史料和重新安排故事情节等方面, 具有相当高的虚构程度。以至于被陈奇猷先生认为与史实相比, 甚至和王氏的看法一样, 达到了“谬甚”的程度。但正是因为如此, 这才使韩非寓言在构思方式上与相关的历史记录本身有着本质的区别。除此之外, 根据《韩非子集释》的注解, 单在《十过》篇中, 第九过的寓言和第十过的寓言与相关的史实记载相异也甚多。这说明, 韩非寓言的这种构思方式的运用, 绝不是偶尔为之之举, 他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是一种自觉的创作构思方式。

另外, 即使是使用类似的史料, 韩非也会根据具体的需要, 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和再创作。比如:同是描述“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郑”这个事件, 在《十过》中他这样写:

昔者晋公子重耳出亡过于曹, 曹君袒裼而观之, 釐负羁侍于前, 釐负羁谓曹君曰:“臣观晋公子非常人也, 君遇之无礼, 彼若有时反国而起兵, 即恐为曹伤, 不如杀之。”曹君弗听。……此礼之所用也。故曹, 郑小国也, 而迫于晋、楚之间, 其君之危犹累卵也, 而以无礼蒞之, 此所以绝世也。故曰:国小无礼, 不用谏臣, 则绝之势也。[1]

而在《喻老第二十一》中, 他又是这样写: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 郑君不礼, 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 君厚待之, 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 不若杀之, 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 舉兵伐郑, 大破之, 取八城焉。[1]

很明显, 作者根据寓言主题的不同需要, 对史料文献作了详略有别的加工取舍, 以至两篇寓言篇幅相差悬殊, 各得其所;因此, 以上可以说明, 韩非在寓言构思方式的运用上, 收放自如, 详略有度, 已经相当娴熟。

行文到此, 我们就可以将韩非寓言构思方式归纳为两个基本特征:一, 以史料为第一素材;二, 在这类素材基础上进行虚构再创作。作者根据寓言寓意的需要而增删或改编素材中的故事情节, 改动素材中的人物、事件过程、发生时代、发生地点等, 具有虚构因素的创作活动。

我明代是历史白话小说创最辉煌的时代, 以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为标志, 以合称中国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编著为代表, 首次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重要的地位。明代的这几篇长篇小说, 特别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重要著作, 我们都能从史料中找到其中的历史素材。它们无不是在史料的基础上, 经过漫长的民间流传虚构, 最终由名家综合提炼创作而成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 韩非寓独特的寓言构思方式这正是符合了我国历史白话小说创作的一般构思方式。因而, 我们从韩非寓言独特的构思方式看, 可以看到了中国历史白话小说创作的雏形。

摘要：谭家健先生说:“ (韩非) 他所生活的战国晚期, ……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 使他能够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学说, 充分吸取前人成果, 从而集其大成, 创造自己的独立体系。韩非的思想得益于此, 其文章亦然。” (《先秦散文艺术新探》) ;清人章学诚说:“诸子争鸣,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9] (《文史通义.诗教上》) 。韩非子之散文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具有集诸家之大成的特征, 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考查, 他的寓言创作对后世的历史白话小说创作确实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韩非寓言,艺术构思方式,历史白话小说,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