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精选6篇）

篇1：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幽默语言特色

1、异常我们知道，异常、特别是反常会令人发笑。赵树理就是为了这种“出乎情理之外”的异常现象，但又使人在发笑的同时感到这些异常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感。也只有富有真实感的表现异常的作品，才能真正有幽默感，赵树理有风趣的语言描写了他的人物与客观现实不协调的异常行动、表情，外貌及语言等。二诸葛在久旱逢雨后竟念念有词地说“不宜栽种”，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误了农时，这种与周围人们完全不同的反常言行愚蠢可笑，他还善于描写人物的蠢话、假话。“传家宝”中落后守旧婆婆李成娘蠢话边篇，还自以为是，真是可笑至极。她笑媳妇走路不像女人家，力气太大，使水费，使油费„„当面撒谎，更使人感到荒谬绝伦：三仙姑装神弄鬼，口吐谎言说神非叫于福（小芹爹）“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李有才话》中描写得贵跟着恒元屁股转时引起发李有才的段快板：“„„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恒元说的是谎话、假话，得贵则谎上加谎，深刻地揭示了张得贵丧失贫农立于场，与坏人互通鼻息的劣根性。《小二黑结婚》中写二诸葛见儿子小二黑被抓后自己心中恐慌的一段话，搞笑至极：“二诸葛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堠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乌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

异常会产生幽默。异常有种种，有异常的表情，异常的动作，异常的语言等。异常的语言也可以叫异常说法，有时候人物的语言与身份、地位、文化程度不相协调，失去了常格。人们往往适应常态、不适应异常、反常，所以异常就法会引人发笑。如：

（1）他一见老杨同志，就满面陪笑道：“这位就是县农会主席吗？慢待、慢待！„„晌午我就听说你老人家来了，去公所望发好几次也没有遇面对面„„

（2）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小二黑结婚》）例（1）张得贵本来是穷人，一个大字不识，可是多年跟着地主恒元转，耳濡目染，学会了几句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让人听起来觉得好笑。例（2）“恩典恩典”是动词的重叠用法，是“给予恩惠”的意思，但是这种词并不经常使用，而动词用法，特别是重叠用法则更少见，令人发噱。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话虽然因异常而令人发笑，但这些说法又是协调的，合乎情理的，他们不就这样的话谁说！所以说异常会产生幽默，也只有“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异常，才能产生幽默。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也会产生幽默。比如“小黑结婚”中与区长问二诸葛收的童养媳几岁的时候，二诸葛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属猴的，十二岁了。”除了笃信属相的二诸葛，谁能说出这种话呢？所以这些都与二诸葛的人物性格是相符的。同时这些说法又是异常的，一般人不这样说，所以好笑。既不协调（异常）又协调，既协调又不协调，辨证统一于一体，幽默始生矣。

2、降用有不少语词，其基本义素相同，但在份量上却有轻重大小之别。利用这一因素“降级使用”（也就是“大词小用”）词语也是转移语义而求诙谐的好办法。“降用”在他的作中呼之欲出，俯拾皆是，可以说是赵树理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之一。

说孟祥英的婆婆找牛差差老婆商量对付媳妇的对策是“开个座谈会”；说《三里湾》中描写能不够教唆小俊与玉生闹，说“以上还只是她一些原则指示，后来的指示就更具体了。”中的“原则指示”，《“锻炼锻炼”》中写李宝珠长得好“论人才是‘争先社’数一数二的”。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包袱中的“包袱”；当描写到李宝珠对丈夫张信不满意，“只把他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丈夫，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付张信的“政策”中的“过渡时期”和“政策”。《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在区上遭嘲笑后，实在觉得不好意

思，”回去对照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中的“研究”等等词语就是采用“降用”手法，大词小用，庄词谐用，表面上看来好像用得不尽恰当，但仔细玩味，却是幽默有味，具有一种引人看下去或听下去的趣味和力量。

3、飞白所谓飞白就是“明知其错，故意仿效”。飞白可分为语音飞白、文字飞白、词语飞白、语法飞白和逻辑飞白。赵树理多采用词语飞白。例如：

（1）“地主刘石甫在太原混了几天，学了一套“官腔”，我们的中央军‘进行’到我们的‘原籍’来了。他们的共产党都被捉住了。我们国民党又都‘秩序’了。我们的吴参谋来给你们训话。大家要‘严肃’地听！越‘严重’吴参谋越喜欢。就是这个‘问题’！”（《灵泉洞》）

（2）“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调皮.”（《小二黑结婚》）

（3)“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要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就出来走了.”（《小二黑结婚》）

在赵树理的笔下，如例1“进发”、“家乡”、“恢复统治”和“严肃”，分别被飞白成“进行”、“原籍”、“秩序”和“严重”，极其有力地暴露了财主的贪“官”不化，无知可笑。例2中的引诱被飞白成“团结”，表现了三仙姑的心灵的丑陋。赵树理通过词语的飞白技巧,使一些平常的口语产生幽默的情境.4、绰号在赵树理的小说中，给人物起绰号是幽默讽刺常用的手段，也是他的一种幽默方式，这些绰号常常使人永志不忘，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老定额”，“牛差差”，“老驴”，“一只虎”，“杂毛狼”等等。这些实际上是作者用以揭露人物思想，刻画人物个性，漫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如《“锻炼锻炼”》中有段对“小腿疼”什么时候“腿疼”什么时候不疼的介绍，它诙谐地说明了和“吃不饱”其实吃得很饱一样，“小腿疼”其实腿也不疼，那些无非都是他们用来对付集体图谋私利的一种手段罢了。所以这些颇具幽默韵味的外号，不仅有助于显示人物的本相，而其中又是饱含着作者对落后行为的揶揄之情的。他把自己的爱憎鲜明的感情注入这些绰号。这种起绰号的形式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绰号往往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或突出特点的形象反映。中国人的姓名以三字格为多，赵树理的人物绰号也多是三字格，因而比人物的正名生命力强。它们增强了语言的幽默感和含蓄性：每个绰号能引出一段或几段有趣的故事，它吸引人们去看故事，去思考绰号的精妙之处；它诙谐风趣，引人发笑。

5、谐音赵树理喜欢唱戏，他的家乡戏——山西上党梆子，他几十年来未与之断绝关系。15岁学会了打上党戏的鼓板。鼓板是指挥乐器的，要掌握好全剧的节奏，才能指挥好整个乐队，因此往往要把唱词和对白完全背诵下来。他也喜欢曲艺，如快板、小曲等，有些曲艺内容也能背诵。他在《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作品中写了多段快板以及近似快板的其它韵文，除了内容的诙谐幽默外，音韵和谐的本身就显示出奇巧，使人觉得有趣。相同韵脚的回旋反复不但奇巧，而且通过声音的反复又使语势增强，从而引导人们在反复回荡的旋律中深深体味，使人感受道袍无限的情趣。例如《李有才板话》中有一段快板是讽刺刘广聚的：“刘广聚，假大头；一心要当人物头；抱粗腿，借势头，拜认恒元干老头。大小事，强出头，说起话来歪着头，从西头，到东头，放不下广聚这颗头。”这是谐音手法，“头”压韵，“头”的音同义各异，读来使人忍俊不禁。《“锻炼锻炼”》开头也写了两段快板，有助于引出矛盾，揭示人物性格，造成幽默讽刺的效果。有时候顶真与谐音或回环联用，更是趣味横生。例如《罗汉钱》就用这种手法介绍人物：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赵树理善于利用谐音来增强幽默感，而且这种幽默感总是拌着讽刺而生的。此外,赵树理还善于利用民间的“快板”形式来揭露矛盾,进行对比,显示实质,达到嘲讽的目的.例如《李

有才板话》中阎家村政策不纯,被坏人操纵,但反而被不明真相的上级封为“模范村”.对此,小说主人公李有才编了一首快板说道:“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东边吃烙饼,西边吃稀饭”.群众苦乐不均,则有怨言,这算哪门子“模范”?这首快板将农民的怨气巧妙的发泄出来,因而不胫而走.书中这样的快板还不少.它既揭露了矛盾,有增添了文章语言的幽默色彩.（二）赵树理小说语言幽默特色的修辞构成幽默作家在创造幽默作品的时候，都要使用一些修辞手法，但各有各所不同。有的擅长比喻，有的喜欢夸张，而赵树理在创造幽默小说时，则较多采用以下修辞手法：

1、比喻比喻就是打比方，比喻是语言艺术之花。人人喜欢用比喻，在文学写作中用得很多，创作离一开比喻。但并非所有的比喻都能造成幽默效果。从赵树理小说看，要使比喻产生幽默效果，应具备两个条件：其

一、事物（本体）自身有明显缺陷，比喻句式则仿佛是一具功率放大器，对其缺陷加以强化，发使丑因喻而显，因显而谐。如：（1）“干脆把耳朵贴在到纸窗上听李老师打电话，嘴张得像在皮球上挖了个窟窿。”（《卖烟叶》）

（2）“（阎家祥）这个人的象貌不大好看，脸象个葫芦瓢子，说一句话目夹十来次眼皮。”（《李有才板话》）

（3）“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象碾磨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孟祥英翻身》）这些比喻用得俏，常与讽刺相结合，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达到了幽默讽刺的效果。其二，事物（本体）原于尊贵的，崇高的，而故意地低级的卑俗的喻体描绘之。这样，比喻句就仿佛是一具传感器，崇高的本体因喻体的作用而鄙俗了。如：

（1）“他这几年才成了落窝鸡儿吧，从前还不是能飞能跳的来？”（《铁定额》）。

（2）“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福贵》）

此外，以不同语体色彩的形象来移植比喻通常也是诙谐的，尤其是以专业术语描写情感生活是时更是如此。

2、夸张夸张就是运用语言有意强调事物的某种特征，对其加以扩大或缩小。夸张的修辞效果主要是壮美的，从赵树理的小说看，要使夸张而改谐美者，应具备以下条件：其一，以夸张暴露人事、生活的缺陷，使得这种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缺陷变得非常明显。如：“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不是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上去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小二黑结婚》）

其二，把夸张和精细结合起来，也会产生喜剧效果。如：

（1）“小元说道：‘你这老汉见不得事，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铁定额》）

（2）“（李家详）眼一挤嘴一张，好象母猪打哼哼”（《李有才板话》）

其三，夸张不一定就是夸大，也可以缩小。缩小夸张的结果势心便表达对象的形象变得非常渺小，与此相对，审美主体的自我感觉也就比较容易得到顺利的舒展。因此，缩小夸张一般说来也都是诙谐有趣的。例如：

（1）袁天成说：“不行！满喜你也请回家歇歇吧！活儿我也不做了！三颗粮食，收不收有什么关系？”（《三里湾》）

（2）她的做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成糊糊粥让张信回来吃。（《“锻炼锻炼”》）

3、反复反复是一种强化矛盾的修辞手法，表现形式可以是同样的动作，表情的反复，也可以是同样的话的反复。赵树理的作品中多处运用了反复手法，有的反复描写了同一个动作。如《孟祥英翻身》中写孟祥英的婆婆，小女婿无法对付工作越来越积极的孟祥英时说：“梅妮（祥英的小女婿）没法，吸一吸嘴唇；婆婆也吸一吸嘴唇？”这里三次重复他们的尴尬动作，强化了他们的尴尬相，滑稽可笑。

有时故意反复某些话和与之相关的情态。如：听说四十军来了要先杀共产党的干部以后，孟祥英的婆婆，小女婿胆战心惊：“„„娘看看孩子，低声说：‘这回可在闯大祸！’孩子看看娘，低声说：‘这回可要闯大祸’”这段话又用“娘看看孩子”和“孩子看看娘”这一回环形式描写他们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更有助于强化矛盾，再加上多次强化，就使人感到幽默风趣。

另外，有些重复的词语很像是口头禅，被人反复地说，很可笑。有时则表示人或事物的某种缺憾。在一定语言环境中叙述人反复提到某些词语，或让人物自己多次重复某些词语，或让别人故意重复某人物的某些口头禅来“揭短”，就会在多次反复中表现出幽默感来。比如《“锻炼锻炼”》的篇名就是争先社主任王聚海的口头禅。这个主任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不讲原则，爱当和事佬，倚老卖老，看不起青年干部，凡事要讲究“性格”，对青年干部念念不忘“锻炼锻炼”。在一定语境中多次重复这些词语，强化了矛盾，收到了幽默讽刺效果。赵树理的反复手法还有一种独物的形式，我们索性叫作“故意啰嗦”。比如《传家宝》中有一段话：“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这种写法本身就新奇，再看内容，更生奇趣。前而交代三口人，不用“一个”去限定已很清楚，而且按常规，一般都必须是一个娘，一个老婆，既然三口人，那么当然一个就一定是“他自己”，这不是故意啰嗦吗？这种故意啰嗦的形式给语言增加了轻松幽默的情趣。

除以上修辞之外，赵树理也用比拟、顶真、借代、反语等来增强幽默效果，但是用得较少。他主要不是借助多种修辞方式来表现幽默讽刺的谐趣的，主要还是通过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简炼流畅，轻松幽默，含蓄俏皮的朴实语言自身显示出来的。这里要说的就是，有时你也说不出某些语言结构是哪种表现形式，但却十分有趣儿。赵树理是一位严肃而机智,质朴而幽默的作家.赵树理的幽默既是他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生活的提炼.赵树理小说的幽默特色,从根本上说,正是用幽默的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表现出来.赵树理的小说语言，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是大众化的模范，其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群众口头语言。他的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质朴无华，简洁明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为现代文学语言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生命。他的文学语言，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没有丝毫的粉饰、做作和卖弄，句句出自肺腑，渗透着作者深厚的感情，并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他对人物的行动和对话的描写特别简练、精当，有时即便是极短的一句话也能见其功力，含义深刻而隽永。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质朴自然，还表现在词语和句式的选用方面。他在词汇、语法以至语气方面都是口语化的。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运用，主要是针对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兴趣和爱好，即便是遣词造句、开头结尾的语言运用，也都是以农民看得懂听得懂为原则。他的创作是把农民的需要放在首位的。单就表达时间的词语，都是以农历节令等表示的。像“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二伏过后”、“从晌午睡到太阳落”等用法，都是农民所熟悉和欢迎的。再就文章的开头来看，也没有虚设的文字，一落笔就要触到所要表达的中心，三言两语就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特色就是顺口顺耳，活泼明快。他的小说作品，大部分是给农村中识字人读的，并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特别注意声律的和谐，节奏的匀称，贴近

口语又不拖沓。所以其小说语言很少有地区的局限性，各地的人都可以阅读，而且念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也有节奏感。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节奏感强，活泼明快地通过叠字壮声渲染气氛来表现。赵树理有时也常用词组和句子的反复来增强声音的节奏，达到节奏明快，活泼的效应。赵树理在作品中还故意运用语言上的同音手段，句式相同，而意义不同，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妙趣横生。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对节奏感也是很重视的，随处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优美的旋律与和谐的节奏，也正因此而吸引了更多读者。

三、赵树理小说的又一特色就是具体形象，幽默风趣。他的小说，无论写人叙事，写景抒情，总是有血有肉，散发着生活的体温，具体生动，使读者阅读时感到身临其境。为了使人物形象真实、可感，赵树理在其小说中经常用比喻的手法。这些比喻，具体形象，容易形成联想，让人一听就不会忘记，十分贴切、自然。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幽默风趣，有时会通过人物的主要言行的描写来表现，有时也会通过描写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来加以表现。像取绰号，就是作者常用的一种方法，像“常有理”、“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等等这些绰号，就把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音容笑貌跃于纸上，饶有风趣，形象鲜明，而且有很强的讽刺力，小说中还常出现诗歌、快板、顺口溜和歇后语、谚语等等，都足以使小说显得幽默诙谐，新颖别致，生意盎然。

总之，赵树理和劳动人民有至深至切的关系，他生活在农民中，工作在农民中，而且善于向农民学习，以自己的执着实现了他的大众化、民族化的主张，写出了一部部大众化、民族化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朴素自然、精确简练、饶有风趣的小说语言，尤为大家所喜爱。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出生于山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所以作品与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因此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外由于长期从事解放区文艺工作，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是赵树理1943年发表的，被誉为“文艺思想在创作 实践中的一个胜利”。小说以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为线索，围绕冲破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束缚以及暴露农村生活中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思想来反映新时期农村思想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这篇小说也集中体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一，问题小说，这是一篇典型揭露农村存在 的问题的问题小说；〈〈小二黑结婚〉〉中揭露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农民的愚昧。此外小说业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解放后解放区遗留下来的恶霸作风，和欺上瞒下的行为；也反映出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再有，文中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顾女儿的反对希望将其嫁给“插起招军旗，就有种粮人”的吴先生；还有二诸葛家养育的童养媳等等都可反映这些问题。

二，强烈的政治色彩，也由于过分注意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务，因此给赵树理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于具体问题和事件，伸展不开对人物的刻画时有简

单化的倾向；作品有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痕迹。有时会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于赵树理常年生活在农村，扎根于基层，凭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农村革命历程的深切体验以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创作态度也使得他的问题小说得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从〈小二黑结婚〉〉看，他把解决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婚姻以及解决金旺兄弟恶霸行为，还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诸葛思想得以开化的这些问题都交由区长一人负责，文中也是由于区长这个关键性人物使得这些矛盾迎刃而解。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为这样在表写和刻画各色人物时，岁鲜明富有个性，但却总觉得缺乏点什么。

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受“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表现相当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对封建意识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在文中，描写的三仙姑和二诸葛的神婆行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农民对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采取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也反映了农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欧按说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却又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假现实主义，然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如在小说中描写的解决各种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虚假，浮夸来说则不失针砭时弊的意义。而且他的小说没有那么咄咄饿理想化色彩，人物质朴如本色。

四，小说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构建作品，刻画人物；即他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坚定实践者。“五四”以来，“西化”

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一直是作家，批评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赵树理的方向很明确，从〈〈小二黑结婚〉〉中，他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述，刻画人物。而且采用故事体小说的叙述方式，既少采用“横截面”式的段篇结构，也不太用跳跃式的或组合式的长篇结构，而是继承了中国评话式小说的特点，努力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发展的时序叙述故事。而且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极少采用跳跃，省略的方式来叙述，即便是交代故事 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对牺牲对人物的刻画，来照顾读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体现这点。另外，小二黑与小芹爱情产生了问题最后也有了解决的方法，也体现了他小说的完整性，线索明确，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了。

五，叙事，写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性格，文中一出场就以讲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诸葛”两个人物的习惯难为，习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的性格特色，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也采用娓娓道来，并不惨杂太多的细节描写。但他的故事却头绪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悬念，有聚焦点。

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实，生动风趣；他的语言能使读者造成在场感，语言简洁，上口，合乎自然语流。多用短语，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饰语，如“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等等都可体现这点。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 色彩 和乡土风味，为了避免 采用文人书面语，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进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这类语言同山西的民情风俗融合在一起构成 赵树理小说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

总之，赵树理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形成了独特的“赵树理方向”。他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杰出代表。也深刻地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山药蛋派”。

篇2：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

“腔调”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指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如西皮、二黄等；第二种是指调子；第三种是指说话的声音、语气等。本文所论述的“腔调”有别于词典里的解释，是指赵树理小说有特点的语言运用，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的小说所体现的“腔调”是极具特点的，可以说是“通俗易懂，诙谐成趣，土而不僻，通而不俗”。

“语言的结构系统十分复杂，由各个分支系统或层次组成，如单位层次、词汇层次、语法层次。”各层次系统依靠语法或修辞手段进行组织衔接，常常以声音、语气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形成语言的特点，即“强调”。“强调”的表现常要借助语音、词汇、语法及修辞等手段表现出来。作为“山药蛋”派的代表，赵树理形成的与其它地区作家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也正是从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修辞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一、语音

（一）讲求语言的谐音押韵

“谐音是表达者利用词语的语音和谐，从某个词语引起暗示和联盟，由本体向谐音相关体及隐蔽谐音的词语转化，也就是讲能指意义转化为新的所指意义，从而达到符合语境要求的语言表达目的的修辞方法”赵树理在《李有才板画》、《锻炼锻炼》等作品中写了多段快板大的其他韵文，处理内容的诙谐幽默外，音韵谐和的本身，更显示出奇巧，使人觉得有趣。例如，在《李有才板画》中： 张德贵，真好汉（h a n）,跟着恒元舌转(z h u a n)

一只虎，阎喜富（fu），吃吃喝喝有来路（l u）

老恒元，真混账（z h a n g），抱住村长死不放（f a n g）

丈地的，真奇怪（g u a i），七个人，不一块（k u a i）

（二）重视句与句之间的节律美

“汉语语音节奏是由音长、音高、音强、音色四个要素构成的。由音长构成的节奏，主要表现在声音的长短、快慢和停顿的问题的间歇交替上形成的节奏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节拍。有音强构成的节奏，主要表现在重音和非重音的交替上，音量的强弱是形成节奏的最鲜明的因素；由高音构成的节奏，主要表现在平仄和语调上，即交替运用不同的声调和语调的高低升降变化，形成抑扬有致的节奏； 1

有音色构成的节奏，主要在双声、叠韵和押韵上，利用声韵对立来有规律的组合，给人一种回环往复、和谐悦耳的节奏感。”上一点已经对赵树理小说的谐音做了分析，除此之外，在音长、音高方面赵树理配合得也相当巧妙，使人读起来富有节奏感。例如：

他两个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拿？没有犯了法！‛·····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结婚》

上例中，“拿” “ 走” 停顿得当，小二黑和兴旺的言外之意分别是“我没犯法，凭什么捆我？” “想走，没门”。这样能使口语表达清晰度高，表现力强，丰富了小二黑血气方刚，兴旺的无赖秉性的感情色彩。

总之，对戏剧和曲艺的爱好，以及亲身的经历，使赵树理在语音协调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将这种艺术表现手段引入小说创作中使其小说在幽默诙谐的同时更能产生一种节律美，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

二、用词

赵树理的小说大量使用了的农民的口语，在语言伊苏上具有自己独特风格。赵树理是善于运用群众语言的语言大师，赵树理声称，自己写的小说，只注意让群众能听懂，看得懂。因此，在文字组织上只求一般是自的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一听就明白。

（一）熟语的大量运用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引入一些含义丰富，人人理解的“现成话”，能够使语言言简意赅，增强表达效果。在赵树理的小说中熟语的大量使用，使得他的小说通俗易懂，具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熟语又叫习用语，是人们常用的定型化了的固定短语，熟语具有精炼的内容与精炼的形式，极富有表现力。“熟语的主要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及俗语。”这些类别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均有体现。

（二）词语重叠形式的大量使用

重叠即是一种语言手段，又是一种修辞手法，能够使作品的语言产生音乐美感，重叠词语的运用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不但会产生幽默的效果，深刻揭示人物性格，更能调节语言的节拍，长造出音乐的美感。

三、句式

（一）短句的大量使用

“长句是指词语多，结构复杂的句子；短句则相反，是指词语少，结构简单的句子。”在赵树理的作品中，短句的大量使用尤为突出。例如：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和小芹说句话。小芹曲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就都去采‛；‚说道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作者仅用了几个短句和几个动词就把小二黑和小芹的美丽形象勾勒出来了。另外在其它作品中，短句的使用更是给小说增添了质朴自然的气氛。

（二）开篇句式的模式化

赵树理作品的素材大多采自民间，为了照顾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兴趣和爱好，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开篇结尾，都以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为原则。因此，小说的开头大多没有虚设的文字，一落笔就触到所要表达的中心，三言两语就可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三）反复句式的使用

赵树理有时也常用词组、句子的反复，是很平淡的词句富有新意。如：“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得嘴对我的耳朵，你的嘴有对他的耳朵，各哩咯嗒都嚷嚷着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登记》）这是张木匠娶小飞蛾时，村里年青人闹新房的一个细节描写。其中，“······的嘴对······的耳朵”的反复，加强了闹新房大的热烈气氛，“小飞蛾”的多次反复，点出了小飞蛾得名的由来，突出新媳妇的年轻和漂亮，为下文故事埋下伏笔。又比如：“注意！一会把这三个碗放到里边殿里，次序是这样：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李有才板话》）这是村选举大会上的一个场景，这是运用反复句式纯是为了加强音响效果，加深听者的印象，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种说话方式是符合群众习惯的，子让流畅。普通老百姓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

四、多种修饰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各种修辞手法与讽刺相结合，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收到了极好的幽默效果。

（一）比喻运用的独特性

为使所描写的事物具体形象，赵树理经常运用比喻的手法。如：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只可惜官粉凃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是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把“老来俏”三仙姑官粉凃不平的脸比喻成“驴粪蛋上下上了霜”，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精彩绝妙的比喻。

赵树理小说中运用的比喻，例如以上引例，多用明喻，喻体常为通俗常见，大众化的东西，并且都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如“驴粪蛋” “小耙子” “蚕蛾” “老鼠吃落花生”，都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抓住与人物体态特征相似的事物来“打比方”，形象生动，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

反复与排比的修辞手法在赵树理小说中也常常见到。

在《锻炼锻炼》中，描写“小腿疼”的“病因”是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将“小腿疼”不劳动，偷懒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就疼；他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有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排比是一种富于表现力的辞格，赵树理的小说用排比的目的就是在于增强语势，突出文章的重心，以提高表达效果。

总之，赵树理借助多种修辞方式来表现幽默讽刺的趣味，是大众化的语言更加简练流畅、轻松幽默和朴实自然。

篇3：赵树理小说创作对民间立场的疏离

为争取更多的农民支持,新政权机械性地规定了文学作品中,农民阶层在面对特定事物时的应有表现。限于此,作家无法秉承完全的现实主义,农民的种种思想状态和行为驱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想象”才得以完成,这势必对文学的感受力造成严重的束缚与伤害。赵树理作品中,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过多权重无可避免地使作品走向失衡:强大的意识形态将民间苦痛淡化甚至直接遮蔽,农民的斗争及痛楚被置于政治革命的陪衬地位,沦为虚架,失去了其意义。

长期以来三仙姑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1]”不幸的婚姻并没有扑灭她对爱的渴望,她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管粉揉得更匀,不由青年们跟着她转来转去。[1]”异性的欣赏和关注填补了新媳妇内心的缺口,让她虚空的生活中获得了暂时的心理安慰,这是一个旧式妇女身处男权压抑环境下的消极反抗,其追求自我人格的权力实属正当。可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一切都被强大的革命意识所遮蔽,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装神弄鬼、招蜂引蝶、妨碍女儿自由恋爱的丑恶一面。

对底层民众苦痛的遮蔽同样体现在《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过程上。作品由真实事件改编,在现实案件中,小二黑的原型人物岳冬至被村长活活打死。当时的解放区虽已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其中也明文规定:“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然而在现实中,普通民众根本还未树立法律意识。他们认为村长打人致死的行为虽有过激,但青年男女之间私定婚姻是不正当的,理应受到惩罚。赵树理此时一反常态,没有按照传统的民间认知来叙述事实,反而给了小二黑和小芹一个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这种处理方式起到了宣传新婚姻法的作用,却显然背离了农民的真实苦痛。

二、人物塑造的迷失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17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3]”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官僚地主、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差不多是那种“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3]”的漫画式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和“小腿疼”等,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表现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3]”,即凸显新政权力量的不可抗拒和绝对正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树理小说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品,他描写的农民不具有社会意义,只是对政治的转述。这类人物固然有容易被识别和记忆的好处,但过于凸显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也容易失去焦点,使人物失去内在性格的丰富性,以致人物形象符号意义大于其本身。

《孟祥英翻身》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想要塑造的孟祥英是勇敢无畏的劳动模范,为了突出和强调这一点,作者刻意淡化了对人物的“斗争”意识的描绘。但事实上,孟祥英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福的——在孟祥英的婆家,“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6]”在这种愚昧野蛮的传统思想支持之下,孟祥英遭受到婆婆百般的刁难和指责,婆婆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甚至指示儿子打自己的媳妇。遇到这样的情形,孟祥英“哭不得”也“死不了”,身心饱受折磨,理应对婆婆恨之入骨。奇怪的是,孟祥英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获得“翻身”机会后,却只是与婆婆分家,而对他们此前的恶意刁难与欺凌未予以丝毫的斥责,这本身极不符合常理。干部身份的孟祥英与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起联合,表示“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6]”这说明人物对长久以来的悲苦遭遇是有着强烈的宣泄需求的,只不过作者为了突出强调人物身上的“英雄”气质,刻意忽视掉了人物的旁支,强硬地支使人物改变原有的发展的方向,这就使人物塑造走向了迷失。

三、民间趣味的偏差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8]”是赵树理创作的追求,为实现此目的,消解掉小说与现实间的距离,给农民带来更直观的阅读体验,赵树理最大限度地避免采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力求以平常语调描述生活。这种不事渲染的叙述语调增强了文本阅读的流畅度,但同时也牵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小说真的成为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的反映,和现实生活一样平淡无味,那么小说本该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是否也将遭遇危机?

1955年,赵树理在《<三里湾>写作前后》的文章中直白地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了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只要提及几点特殊的东西,读者就用他们的回忆把未写到的给补充起来了,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9]”如此明确的功利追求,如此坚定的实用目的,如此没有保留地向农民靠拢,对作家来说要求却是极高。没有足够深的功力,写出的作品或许就十分平庸。赵树理小说故事简单、平铺直叙,这种处理方式的确保证了农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程度,但也不可避免地对小说的艺术价值造成了伤害。五十年代就有苏联作家批评俄文版的赵树理小说:“这是儿童故事嘛!”

与赵树理同时代的小说家中,大概没有一个人像他一般具有钢铁般牢固的读者意识,“处心积虑”地迁就着农村中的文盲和半文盲读者。然而,在同时代小说家中,赵树理是否是最受农民读者欢迎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就拿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来说,当时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都比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相比与赵树理为争取广大农民读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尽如人意。赵树理的失败在于,未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阅读动机。农民们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刺激,通过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获得心灵慰藉和阅读快感,没有人喜欢看自己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而赵树理的小说,充斥着枯燥琐事的描写,所叙述的,都是农村中婆婆妈妈、家常便饭的事,为农民所拒绝也属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2]参见赵树理.小二黑结婚[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4][5]参见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28,28.

[6][7]参见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6,62.

[8]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01,202.

[9]参见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4:34.

[10]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篇4：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

中国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即开始了文学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光辉历程。广大作家运用质朴生动的群众语言，表现农村劳动群众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劳动群众形象，创作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的大众化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出现了很多有成就文学作家，赵树理就是其中的一位。

赵树理——时代的产儿，“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他作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代表，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及时代精神，在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中，都直接取材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并以新鲜的朴实的民族形式，活泼、生动的群众语言，健康、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描绘了全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生活与斗争风貌，创造了新的民族化、大众化形式，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工农兵的热爱，也受到了中国著名的老作家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人的高度赞扬。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代表，被誉之为“人民作家”。

创作的题材基本是农村，他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基本上是从自己在群众中工作、生活所接触的大量素材中选取的，显示了他特有的文学创作风格。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他父亲的缩影，小二黑和小芹在农村生活当中也有原形；《李有才板话》中老字辈和小字辈的人物都是他生活中的邻里，而且好多还是他的朋友。赵树理在农村工作时发现有些干部工作不深入，不能识破像阎恒元那样狡猾的地主，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而老杨式的人少才着手写此作品的。作品着重描写的是阎家山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阎家山地主阎恒元利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章工作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百般抵制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腐蚀农民干部，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利用种种手段，维护他在阎家山的统治。同时也描写了李有才这个受苦的贫穷农民，带领农民斗争地主的经过。在创作的思想内容方面，他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的巨大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多作侧面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劳动场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上。他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生活的深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风貌及其前进的步伐。如《小二黑结婚》，作者在塑造小二黑和小芹这对新人的同时，也成功地描写了农民中的转变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展示了农村生活和斗争的复杂性。二诸葛和三仙姑的转变并不彻底，但毕竟不在用迷信去害人了，这也是进步。这种进步是时代逼出来的。新的社会，新的制度，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也必将把落后的人们改造成新人。《登记》发表于50年代的评书体小说，作品主要反映农村婚姻存在的问题，作品透过农村中不同人物对两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态度，进行深层分析，进一步揭露封建婚姻观念的虚伪性和残忍性。同时也显示了新社会、新政府婚姻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让人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旨在配合刚刚颁布的《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和执行。赵树理说：“我写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哪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开展，应该把他写出来”。以上三篇作品，都是取材于作者工作、生活的农村，所反映主题思想内容也基本相同，都深刻地显示了时代风貌及其前进的步伐，流露出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之情。

在《小二黑结婚》中，青年农民小二黑和美丽的农村姑娘小芹相好。但是，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却认为他俩“命不相合”，反对这门亲事；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贪财想卖掉女儿；村上的恶霸金旺妄想占有小芹，从中进行恶意的诬陷和破坏。二黑和小芹这一对农村新人，通过斗争，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结婚了。作品中写二诸葛和三仙姑的思想转变，表现了农村小生产者在社会变革中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了人民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人民政府判金旺十五年徒刑，表明政府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二黑和小芹反对父母、反对金旺的斗争，不仅仅是追求自由恋爱和个人幸福的斗争，它联系着社会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因此，他们的胜利，就是农村中民主思想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是个人争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的时代和新民主政府给他们创造了获得胜利的条件。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歌颂自由恋爱，而是通过恋爱故事，歌颂农民敢于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精神，歌颂农民中先进思想对愚昧、落后、迷信思想斗争，和农民群众对封建势力斗争的胜利。作者反映的是新题材，表达的是新主题。深刻显示中国革命斗争促进社会进步在20年间所迈出的巨大进步。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新政权，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长促进步。

赵树理创造了适宜农民接受而又雅俗共赏的新通俗文体，从而为新文学增添了新的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赵树理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不愧为“山药蛋派”的代表。他的文学作品，已被译成俄、英、法、德、日、印尼等文字，在国外广泛流传，因此，“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必将对中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篇5：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题目提纲、、、、、、、、、、、、、、、、、、、、、、、、、（1）内容提要、、、、、、、、、、、、、、、、、、、、、、、、、（2）摘要、、、、、、、、、、、、、、、、、、、、、、、、、、、（3）关键词、、、、、、、、、、、、、、、、、、、、、、、、、（3）引言、、、、、、、、、、、、、、、、、、、、、、、、、、、（3）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口语化的形成基础、、、、、、、、、、、、（3）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的表现、、、、、、、、、、（4）

1、通俗化、大众化、、、、、、、、、、、、、、、、、、、（4）

2、形象化、、、、、、、、、、、、、、、、、、、、、、、、（5）

3、深度化、、、、、、、、、、、、、、、、、、、、、、、、（6）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的政治和文学史上的影响、、（7）注解、、、、、、、、、、、、、、、、、、、、、、、、、、（7）参考文献、、、、、、、、、、、、、、、、、、、、、、、、（7）

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摘要：本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口语化特征的形成及特点(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深度化)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一些论述。

关键词：赵树理 语言 艺术

在现代文学语言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他特殊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的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由于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在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写的，被视为最能体现毛主席《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方向性”文学的代表，是“一位具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种“方向性”的文学是怎样在作品语言中体现的？本文就是赵树理小说语言艺术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形成的基础

一个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的形成非一朝一夕所就，它是作家长期从自身生活的语言环境中既潜移默化吸收，又不断弃旧图新、勇于探索、追求的结晶。

赵树理出生山西沁水县农村。1906年至1925年夏，一直在家乡务农，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农民打成一片。这使他既精通各种农村技艺，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的喜怒哀乐，更接受民间艺术与农民语言的熏陶，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农村生活基础。可以说，赵树理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农民保持着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他的根深植于农村，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思想气质都彻底农民化、农村化的。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阅读了大量鲁迅等前辈作家的作品，认识到现代文学脱离人民大众的特点，立志做一个与封建小唱本争夺阵地的“文摊文学家”，使新文学真正走向劳动人民。于是，赵树理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艰难的跋涉，成为一位把自己的全部创作都贡献给广大农民兄弟的“农民作家”，亦称“为农民代言的小说家”。②他的小说，语言风格清新，具有鲜明的山西乡土气息和社会风俗气息，并以他为代表，逐步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高尔基在论述文学语言时，曾引过一个民间谜语：“不是蜜，但是它可以粘住一切。”③赵树理同志的这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不正是“可以粘住一切”的“蜜”吗？这种“蜜”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写老百姓“喜闻见乐”的作品，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毛主席《讲话》要求与赵树理长期以实践中体验追求的方向、志趣完全吻合，他曾说，《讲话》更坚定了我为普通群众写读本的信心。④赵树理以此作为创作起点，锲而不舍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一条深深的足迹。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特色：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

总体说来，赵树理小说实践了他追求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具体体现在小说语言上，以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为特征，下面分别论述。

1、口语化，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语言从语体色彩分阶段口语和书面语。由于赵树理描写的对象---中国农村中普通的农民，加上他自己是农民出生，在他笔下，农民已不是30年代作家笔下模糊苍白的概念化形象，而是作为生活的真正主人和作家热情歌颂的对象，有鲜明的个性气质和真正可信的生活环境。这标志着赵树理对农民题材的描写，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程度，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样，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有了为自己说话的人，有了歌颂自己的感兴趣的作品。了让农民朋友们更好的读得懂，不识字的也读得懂，这就要求用口语化。赵树理切切实实的做到了这一点。赵树理的小说大都故事性很强，而朴素明快的口语，正是作家用来叙述故事的最得力的手段。一部故事性强的作品，按照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要求作家在叙述情节、描写环境时开门见山，时间、地点、人物交待得清清楚楚，一开始就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那种把叙述描写语言作为作者自由驰骋的天地，离开人物和事件，堆砌一大堆空洞华丽的词句，是不利于结构故事情节，同时也不符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人物对话和叙述描写，语言是完美统一的，不仅人物对话是口语化的，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真正口语化的。

《小二黑结婚》中写三仙姑“老来俏”的那段文字，“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直仍要绣花，裤腿上乃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全是群众的口语，十分生动，质朴无华，通俗晓畅，叫人过目不忘。

《登记》的开头是：“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零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身上。”这里既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也没有作家的议论，语言朴实无华，十分简洁明快，一句一个意思，把时间，地点，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交代的请清楚楚。读赵树理的作品，就像听农民群众诉说家常一样，娓娓动听。另外，《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湾里》都是这样的。

赵树理不仅从群众口头语言中吸取了宝贵的原料，而且也从民间口头文学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民间口头文学是群众口头语言的艺术化。反映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就使他的作品中的口语色彩更为鲜明，音调更为响亮，往往富有语言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被婆婆，丈夫折磨的吃不上饭，进不了家，“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的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呼啦的，院子里静静的，一天星头明明的，衣服湿湿的。”这种及其朴素的口语，有音响，有色彩，有情态，强烈地烘托出孟祥英的艰难处境和不幸遭遇。

赵树理的小说中，常常夹杂着许多诗歌，快板，顺口溜。这些来自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东西，使他的作品别具一格，更为生动幽默。大家熟悉的，《李有才板话》就是最突出的一篇。农民诗人李有才和他的伙伴们，编写的大量快板，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成为他们同地主及狗腿子斗争的武器。如“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用生动形象的对比，充分表现了农民群众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讽刺，嘲笑的语言技巧。

2、形象性，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另一特色。文艺创作必须运用形象思维塑造艺术形象，那么，作为构成艺术形象的语言，当然也应该是形象的。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象化，突出的表现在表情状物栩栩传神，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小黑结婚》的开头：“刘家郊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孔明也叫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年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遥遥摆摆装扮天神。”全然是白描手法，在他这自然，朴实，鲜明，准确地叙述故事的同时，我们从字里行间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塑造的人物的鲜明形象。《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三仙姑到区上出丑的那一段，就十分生动形象：“邻近的女人们都跑出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在这里，妇女们对三仙姑评头论足的热闹场面，三仙姑尴尬不安的窘态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作家没说三仙姑羞愧难当，而是说“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对人物性格特征和外貌的描绘，很少直接去写，往往是通过别人的口，眼，用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小二黑的漂亮，是以“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反映出来的。小芹的漂亮，是通过村里的小伙子的围着她转描绘出来的：“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生动的比喻往往增加语言的形象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在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是常见的，当然也反映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这里所用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一个头顶黑手帕，身穿镶边裤，脚登绣花鞋的‘老来俏’的形象跃然纸上。三仙姑年近半百又想打扮漂亮，作家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她那涂满白粉的脸，就象“驴粪上下了霜。”这个出自农民口语中的比喻十分形象，同时又为农民群众所熟悉。又如《锻炼锻炼》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特别是‘小腿疼’，‘吃不饱’，故事曲折有趣。作者用绰号来加强读者对人物的形象感，识别人物的性格特征。语言十分生动形象，富有丰富的想象力。

3、个性化，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总是十分生动鲜明，栩栩如生的。但是这种鲜明的性格，主要不是通过作家的介绍，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的。个性化的语言是赵树理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他能通过看来十分普通，平常的人物对话，表现出不同人物的特殊身份，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读者听其声便知其人。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一个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的阴阳先生。他开口动嘴，三句话不离本行，区长问他给小二黑找的童养媳几岁，他先说‘属猴的’，然后回答‘十二岁’。区长告他“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他说：“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这里的“官家”“恩典恩典”“命相不对”之类的词，只能出自二诸葛这种人嘴里，完全符合他落后迷信，又曾读过书，识过字的特殊身份和性格特征。三仙姑，小芹被金旺他们送到区上以后，交通员去传她，她一点不着急，反倒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然后打扮的妖里妖气，来到区上趴下就磕头，连声叫到：“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这些语言是个性化的，既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又极为幽默风趣，作者的褒贬和倾向也隐含其中，读了仿佛如见其人，令人感到意味无穷。

赵树理同志运用个性化的语言，不仅有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能够曲折尽意地描绘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登记》中的小飞蛾捡起女儿艾艾掉在地上的一枚罗汉钱，又拿出了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另一枚罗汉钱，叹了一口气说：“唉，算个甚？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两个罗汉钱代表着母女两代人的两个恋爱故事，“算个甚”三个字包含了小飞蛾对自己二十多年来酸甜苦辣经历的回忆和感慨，对女儿会不会走上自己的伤心路的关切和担心。一个短句蕴藏着多么丰富，复杂的感情啊。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是在广泛吸收基础上的创新

由以上可见，赵树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经过创作实践，赵树理首先实践了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这是他解决语言问题的出发点。他又说：“我在写一个作品之前，总要注意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读者对象问题，问一问这东西写给谁读，如何能使读者更多。”所以，他写给农村干部看的作品，就用农村干部能懂的语言，写给一般农民看的作品，就用一般农民能看懂的语言。在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中，通篇没有用过一个“然而”，“于是”这类字眼儿，他考虑到当时的农民听不懂，听不惯，所以不用。

为了让农村的读者能够读得懂，听得惯，赵树理同志主张写进作品的语言应尽量与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让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赵树理正是从写作应与说话一致出发，对于词汇选择，句子构造。以群众听得懂听得惯为前提，既不用那种结构复杂修饰过多的冗长的句子，更反对那种追求“古”一点，“洋”一点，“奇怪”一点的所谓“雅”，而主张字眼儿要顺当，句子要简短，使作品语言具有朴素，明快的口语化的特色。

赵树理同志主张写作要与口头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只要照搬口语就行了。他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吸取了大量有生命力的词汇，但同时摈弃了群众口语中不科学，不健康的成分。他从不为了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装饰自己的作品，而使用其他地方的读者所不懂的方言，土语，歇后语，十分注意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性。他说：“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从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所以他的小说语言，既有生动形象，朴素明快的群众语言的特色，又没有那种滥用方言，土语的偏狭，既口语话又艺术化，宛若一粒金刚石，那样纯朴，那样绚烂多彩。⑤所以，赵树理的作品，不仅为山西的读者所熟悉，而且为全国各地的农村读者所热爱。

赵树理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的一位语言巨匠，创造出十分出色的大众化的语言艺术，也是他长期扎根与群众生活之中，努力想群众学习语言的结果。在他从事文艺工作后，为了使文艺真正能够为群众服务，使自己的作品能为群众所接受，他更加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研究农民群众的语言习惯。他在群众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而又有所创新，所以写起来就能够运用自如。结语

综上所述，赵树理用厚重的作品实践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解决了从五四开始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确定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就是提倡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在文学语言上仍拖泥带水，没有做到“喜闻乐见”和“平民化”。“左联”时期又推行过文艺大众化运动，这“大众”就比较具体了，指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所写作品在通俗化上有了长足之处，但真正体现在作品中的并不多。抗战期间，曾提过“文章之乡，文章入伍”口号，但多是通俗快板，朗诵诗，话报剧之类。直至毛主席讲话后，赵树理作品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它变成了现实。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正是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并由此界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注释：

①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② 《20世纪名家名作新论》一书（395页）③ 《山西文学评论选》（309页）④ 《赵树理谈创作》（《作家谈创作》一书）⑤ 《20世纪名家名作新论》（394页）

参考书目：

篇6：赵树理小说的思想特色

一、地方文艺熏陶和父母的影响

赵树理的家乡是山西省晋南地区沁水县尉迟村在解放前是一个地势偏僻且贫困的山村,但这里的民间文艺却很繁荣,“海谈——讲民间故事、传说,说俏皮话,演奏八音会,唱地方小戏,盲艺人说书等,应有尽有。”1除了当地传统文艺环境的天然优势之外,家庭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方面。赵树理的父母非常热衷民间文艺,他的母亲“一生中别无嗜好,唯爱念佛和看戏,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地背诵杨家将、岳家军的连台本戏”。2赵树理从小喜欢听故事,经常让她的母亲给他讲杨家将的故事,“讲述”这种形式后来对他的小说叙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赵树理的父亲赵和青是村里知名的说书圣手,还是村里八音会里的主力成员,对赵树理产生的影响更大。赵树理经常跟随父亲参加乡村的文艺汇演,观看民间艺人的演奏,参与乡亲们的聚众讲故事等活动,此类天然的民间文艺文艺的润泽和家庭艺术环境的影响,让赵树理对地方曲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9岁就掌握了上党戏的梆子技巧,13岁对对地方戏曲、曲艺样式有了广泛接触,16岁就能熟练地打上党戏的鼓板。赵树理在观看和民间的文艺演出的同时,喜欢关注当地百姓谈论和感兴趣的话题,感受民间文艺的力量和农民语言表达独特的艺术魅力,亲历最鲜活的艺术传播方式,他称家乡的艺术发生场域是自己“初级的语言学校”。

二、文艺大众化的追求和“文摊作家”的理想

家乡民间文艺的熏陶和父母辈喜好的耳濡目染为赵树理小说风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让赵树理最终确立了“文摊作家”的理想。1925年,赵树理在山西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读了许多书籍,涉猎广泛,并开始早期的小说创作。赵树理的早期创作从叙述方式、句法、描写手法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五四新文学的风气,他想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将科学民主的新理念传播给家乡的农民。假期里他念《阿Q正传》给父亲听,并想通过擅长说书的父亲把这个故事讲给当地不识字的农民听,让民主、启蒙的思想得以传播,但赵树理的父亲对新文艺丝毫不感兴趣。赵树理早起开始小说创作时,1933年夏,赵树理把自己很满意的作品《金字》念给当地农民听,小说中的倒序插叙手法让农民们觉得别扭,第一人称更是让他们搞不清楚“我”和说书人的关系。1931年起,鲁迅撰文强调“连环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并提出了“要启蒙必须能懂”,而“懂的标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3

1934年,赵树理在《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强调“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由大众的东西”。同年,赵树理确立了“文摊作家”的理想,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作家,就是我的志愿。”4赵树理说“我愿意努力向曲艺学习。这不是我偏爱它,而是它有用,对工农大众有用。”5

三、赵树理与曲艺紧密相连的多重身份

(一)作为曲艺作家的赵树理

赵树理曲艺作品主要集中在两段时间:“一个是他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以后到一九四三年,一个是解放后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六三年。”61936年10月,《太原日报》的《开展》文学专刊问世,1936年12月赵树理创作了有韵小剧《打倒汉奸》发表在《开展》文学专刊上,并在晋东南农村演出。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写了许多曲艺作品用于抗日宣传,作品在沁水、阳城等地得到广泛传播,1941年,赵树理主编《抗战生活》《中国人》,期间创作了《庞如林》《茂林恨》《闹元宵》等曲艺作品。1943年,赵树理的小说成名作发表,《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成为了其代表著作,但他的曲艺创作并没有中断,1944年后陆续创作了《战斗与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汉奸阎锡山》《缴械》等曲艺新作,。1950年1月20日,改编的鼓词《石不烂赶车》载《说说唱唱》创刊号,1958年,又写了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和《谷子好》,30多年的创作时间中,赵树理的曲艺作品总字数达25万多字。

(二)作为曲艺活动者的赵树理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在曲艺事业的建设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1949年7月22日,赵树理被选为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常务委员,同年十月,开始担任文化部喜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次年1月,担任《说说唱唱》主编;3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51年11月赵树理继续任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诗歌曲艺部部长;1953年9月赵树理任曲艺研究副主席;1957年《曲艺》杂志创刊,赵树理任主编。1958年8月,赵树理任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大会主席团成员;8月当选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7月至8月,在中国曲协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树理作了题为《曲艺沿着工农兵方向继续前进》的致辞。1964年2月,赵树理主持了曲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积极参与曲艺活动,在作为曲艺事业领导者和曲艺刊物编辑期间,为繁荣曲艺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作为曲艺评论者的赵树理

赵树理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曲艺的论述,最早的是写于1940年的《怎样利用鼓词》,其他大部分相关论述发表于1956年以后,主要有《谈曲艺创作》等17篇,内容涵盖了曲艺的艺术特色、民间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曲艺艺术手法等诸多方面。在这些评论文章中赵树理充分肯定了曲艺的艺术价值,表达了其对曲艺的热爱,对如何在小说的创作中合理利用曲艺的艺术手法提出了建议,并多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汲取曲艺的营养为创作所用。

通过对赵树理的成长环境的考察,分析曲艺与赵树理实现小说大众化的关联,并对赵树理一生与曲艺多重关系的梳理,不仅让我们找到了曲艺对赵树理小说艺术风格产生影响的原因,也为分析赵树理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找到了坚实的依据。

注释

11.张余.赵树理的创作与民间文艺[J].民间文艺论坛,1985(1):60.

22 .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16.

3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

44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78.

55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M].工人出版社,198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