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共12篇）

篇1：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申 请 报 告

界岭村委会：

具报告人界岭村

组村民

，我全家

人，因

造成家庭仍然特别困难，申请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批复！

特此报告

申请人： 年

月

日

关于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申 请 报 告

界岭村委会：

具报告人界岭村

组村民

，我全家

人生活，因

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批复！

特此报告

申请人： 年

月

日

篇2：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unjs网为您带来失业人员方面的内容。

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12条的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后，符合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可以按照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失业人员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享受什么待遇?]

篇3：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124号文的主要内容

(一)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需审批的情况

非居民需享受和股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财产收益相关的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审批申请。

非居民可在首次办理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审批后的3个公历年度内免予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同一项所得重复提出申请。该项申请豁免仅适用于下述所得项目:

1.持有在同一企业的同一项权益性投资所得到的股息;

2.持有同一债务人的同一项债权所取得的利息;

3.向同一人许可同一项权利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

(二)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需备案的情况

非居民需享受以下税收协定条款规定的税收协定待遇的,应在发生纳税义务之前或者申报相关纳税义务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1.税收协定常设机构以及营业利润;

2.税收协定独立个人劳务;

3.税收协定非独立个人劳务;

4.除上述所列税收协定条款以及和股利、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财产收益相关的条款以外的其他税收协定条款。

(三)提供资料的要求

除需要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申请表格、服务合同、协议和付款凭证等资料外,非居民还需提供由税收协定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124号文强调,该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必须是在上一公历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

(四)三年追补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非居民可享受但未曾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且因此而多缴税款的,可自结算缴纳该多缴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追补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在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非居民可以获得退税,但不予退还利息。

·本刊建议

鉴于享受某些税收协定待遇必须事先审批的要求,我们建议非居民纳税人提前筹划。因此,非居民在申请享受协定待遇前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1.取得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非居民应确保直接持有中国投资的境外控股公司具备境外管辖地税收居民的资格,并获得税收协定缔约对方主管机关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2.确保相关安排的商业实质。作为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非居民纳税人应当重新审视目前在中国投资的股权架构,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保证控股公司的设置具有足够的商业实质(如从事积极的经营活动,召开董事会会议,保存账簿和记录等),将有助于应对税务机关的可能的质疑与调查。非居民纳税人也应对目前的商业安排,以及与中国境内关联方的内部交易进行诊断审查,已制定适当的方案,应对可能出现的相关风险;

篇4：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十里铺乡民政办：

兹有本乡袁江村村民陆小英，女，现年77岁，住在安庆市大观区袁东路123，家庭人口1人。

我是从事专业渔民，无工作单位，年龄已高身体又经常生病。不能从事渔业生产，一直休养在家。大儿子陆五十，59岁，在市内打零工。二儿子陆顺五，53岁，系专业渔民，小儿子陆顺友，45岁，专业渔民。大女儿陆黄英，55岁，已出嫁，在市内打零工。二女儿陆顺花，已出嫁，51岁，专业渔民。小女儿陆顺女，49岁，已出嫁，在打零工。由于长江渔业资源减少，子女们生活也很困难。现在仅靠子女每月100元生活费，除此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因此生活很困难，达不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特申请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我对自己申报的家庭情况真实性负责，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履行申请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履行村安排的公益性劳动。

如虚报、瞒报，冒领低保金，愿意承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处罚，同时自愿退出低保。

报告人：陆小英

篇5：关于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报告

尊敬的萍乡市开发区三田管理处领导：

本人系XXX市开发区三田管理处美斯岭29号居民XXX。因以前事故导致右手残疾，现已结婚，育有两女，家中父母现已年迈，父亲患有肝炎和严重的腰椎盘突出，无法劳作，需长期吃药。母亲也体弱多病，两个小孩免疫力差，经常生病住院，妻子也无固定工作，现在家中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靠本人用三轮拉货维持，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根本就无法维持生活，现在家中徒墙四壁，无法可想，现谨呈书，盼请管理处领导考虑到本人实际的生活困难，能让本人享受低保待遇，解燃眉之急，感激不尽。

篇6：强烈要求享受正常退休待遇的报告

尊敬的领导：

我们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茶陵县公司的老保险员，现在都是年过花甲甚至超古稀的老人，在保险公司奔波几十年，到灯油耗尽时连起码的养老钱都没有，请领导据情依法为我们解决必需的养老金，以安度晚年！

198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发展人身保险业务，到各乡镇招聘保险业务员，每个乡镇限招一名，我们在当地政府各有各的管理职责，经党委政府推荐，保险公司考核，我们就成了首批为保险公司打天下的专职保险业务员。当时尽管工资待遇很低，社会又不认可，人们的保险意识一片空白，为了不负党和政府的重托，为了民族保险事业的发展，我们根本不计个人得失，凭着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个人信誉，硬是把茶陵县人寿保险做得红红火火，做成了全省的典范！

我们全身心地扑在保险事业上时，又常常被保险公司愚弄。其表现在：第一，到政府招聘我们时，领导们信誓旦旦地说，保险公司如何如何好，你与我们一样是公司员工。当发现疑点自1992年开始，我们曾数十次以书面形式向各级领导反映，要求为我们解除后顾之忧。各级领导的回答都是“正在研究，一定解决”。第二，1996年人民保险公司产寿险分家时，人民公司为我们专职保险员划拨了一笔安置费，当时如果搞社保一次性交清，我们的退休生活完全有保障。可人寿公司的领导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给我们搞商业保险。待我们退休了，公司象打发叫花子一样分别给我们每月40—140元不等的所谓养老金（实为业务奖励）。第三，公司改制时没有对我们这些专职保险员履行告知义务，更没有妥善安置。

尊敬的领导，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尊严，保险公司把我们这些为其打江山的人只当敲门砖，这有损世界500强的尊严。我们是中国人寿县域市场的拓荒者和奠基人，1990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专职保险代理管理办法》指出：“公司应逐步为专职代理员办理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以解除后顾之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基层机构负责人，我们当年也是政府的七站八所之一。我们叫专职保险员，与股改后的保险代理人有本质区别，到2003年我们还只能做直销业务。中国人寿双500强有我们的血水、汗水和泪水，到头来我们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保险公司的老板们为了“钱图”不顾我们的活路，这实在绝情！今年3月份到省公司上访，省公司说一个礼拜处理，市公司说马上处理，县里说正在处理。几个月来我们不断地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向省、市公司领导要求尽快处理，可五个月来仍然是泥牛入海无音讯———谁也不想处理。中央反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生存，我们恳请政府督促保险公司替我们这些为其打天下的老人解决必需的养老金，最起码对我们在国家公司这十余年有个公正回应！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无力与保险公司持久消耗，迫于无奈，我们只有找上级领导为我们这些老人作主，我们在这里静候领导的佳音。

篇7：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简称农村低保, 是指政府对于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家庭, 以户为单位, 实行差额救助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 我国对于农村的社会救济一直是采用传统的对五保户和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的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定期、定量的制度化救济和乡镇统筹的困难补助经费, 这是我国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改革, 也为随后制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了启发。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试点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就开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工作。1992年和1994年先后在山西省左云县和上海市进行农村低保制度的试点工作。1996年民政部制定了《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 明确提出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概念, 并颁布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在同年召开的民政部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经验交流会上, 通过对山东烟台、河北平泉、四川彭州、甘肃永昌等试点地区的研究, 对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种不同类型的试点市县的制度建设经验交流, 总结了阳泉模式、烟台模式和平泉模式。阳泉模式并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保障标准, 而是着眼于制度本身的建设;烟台模式的特点在于执法的力度大, 各项保障项目较为齐全;平泉模式则侧重于党政结合, 以量力而为为宗旨。

(二) 停滞阶段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国企改革过程中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出现, 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中心开始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 对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也由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为转变为地方政府的自治行为, 制度的执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因此在这一时期, 执行这一制度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各个省会城市所在地, 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 重建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的提出, 使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重新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基于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 如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7月《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8年《全国基层低保规范化建设暂行评估标准》、2009年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等, 都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做出了规制。特别是2009年4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中规定:“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制定工作, 规范农村最低保障标准、对象审核、分类分档救助等环节, 实现应保尽保,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走上制度化和法律化开始的标志。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时间, 在这20年中这项制度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截止2010年2月,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4840.4万人, 户数达2328万户, 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1409.4万人, 1109.3万户,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向着应保尽保的目标迈进, 数以万计的农民也从这项制度之中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有些甚至迈入了小康的队伍之中。虽然农村低保制度取得了一些好的成果, 但是仍然不能掩盖其一些弊端的存在, 只有解决好其中的不足之处, 才能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功能。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 法律法规缺失, 现有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宪法》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增加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即宪法明确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33条增加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即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人权, 也就当然地保护物质帮助权和最低生活保障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法律这一效力位阶之上,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规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专门法律, 在行政法规方面也尚无专门规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法规出台。这一制度在现阶段还是主要以政策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例如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民政部《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等等。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成果最多见于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而且在31个已经颁布的省级人民政府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中, 以地方政府规章形式立法的也只有8件, 其他均是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同时, 全国大部分的市、县一级的人民政府也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 出台了相关的具体实施办法, 如大连、武汉、无锡、苏州、哈尔滨、合肥等。

目前, 就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情况来说, 在城市居民方面已经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法规 (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但是却没有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占我们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例, 使得农村贫困居民因为制度上的不健全和法律上的模糊而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我国现阶段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有颁布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 对于这一制度的建设主要是以地方政府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 立法层次较低, 法律效力不高, 随意性较大, 规范性不强, 这一立法状况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法律支撑的缺失, 保障的强制性与权威性难以体现。同时, 由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有全国统一的立法, 表现出以省、市、县为单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 各地分散的立法不利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统一构建。

(二) 城乡分野的立法现状, 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建上, 绝大多数的省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体制, 目前只有浙江和广东两省实行的是城乡统筹的立法模式。所谓城乡二元, 就是对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按照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进行分别立法, 不在一部法律法规中对其进行规制。而城乡统筹仅有的两个省份浙江与广东就在《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与《广东省城乡居 (村) 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中对于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不作区分, 统一规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于1997年, 发展至今已经相对完善、成熟, 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 与传统的救济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只是同一制度针对不同公民的施行。虽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不完善, 但是终究会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合二为一。现今实行的二元体制, 不仅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问题。例如, 城市的建设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并长期在城市定居, 但依然是农业户口, 就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同样由于长期不在农村生活, 也无法申请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这就使得这部分公民无法行使宪法规定的获得物质帮助权。

(三) 地域失衡的低保标准, 无法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民

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实施情况来看, 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 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越高, 保障水平与保障标准也越高, 反之越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乃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一方面, 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 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则明显滞后甚至缺失;另一方面, 保障的水平和标准也是东高西低, 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保障水平和标准的较大差别。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其贫困人口越少, 保障水平越高;而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 其贫困人口越多, 保障水平越低。这种地域不平衡现象无疑是有悖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要求, 也同样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四) “应保不保, 不应保却保”

“应保不保”主要表现为对部分特殊对象的收入认定上, 将一部分没有收入的人视为有收入, 从而排除了一部分应该享受低保的对象。在一些地区, 为了防止“养懒汉”现象的出现, 将那些在就业年龄之内并且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视为达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线, 排除在低保对象之外。“不应保却保”主要表现为照顾亲友的现象, 有些家庭的实际收入明显高于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线, 但由于与低保工作人员存在亲友关系, 而被认定为低保户。

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应保不保, 不应保却保”的现象, 主要原因是在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体系不健全, 缺乏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低保资金的功用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 由于资金和机构设置的限制, 缺乏专业的低保工作人员。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只要是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 现今部分城市已经设立了专门的低保管理机构,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 主要还是由乡、镇、村这些基层政府负责, 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优亲厚友”的现象。

(五) “只保进不保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申请审批阶段会进行相对严格的调查, 但是一旦被纳入到低保体系之后即缺乏事后的监管和跟踪调查, 让部分家庭在家庭收入已经高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仍旧领取低保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所以收入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往往不愿意退保。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没有完善退出机制, 对于低保家庭不能做到动态管理, 定期审核, 大部分情况下仅仅依靠低保家庭的自愿退出, 显然是不太实际的。由于没有一个完备的低保退出体制, 使得仅有的低保资金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用于真正困难、真正需要低保支援的家庭身上, 就使得低保资金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其功效, 低保制度也就不可能做成一张完完全全没有漏洞的“安全网”。

(六) 与其他相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不完善

在我国农村, 除了低保制度之外, 还存在着五保供养制度、退耕农补制度、灾害救助制度等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与低保制度相比, 这些制度是属于专项救助, 其主要功能在于解决一些特定对象眼前的困境, 而不是从长远角度考虑脱贫。这些专项救助大多是暂时的, 或是一次性的, 与低保制度的长远性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低保制度与这些专项救助之间却存在着不和谐的一面。一方面, 存在着重复救助的现象, 造成了社会保障资金的浪费,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部分人获得了超出其应得部分的利益。另一方面, 有可能存在救助上的“真空地带”, 让真正需要救助的公民无处得救, 没能真正发挥社会救助的功能。五保供养制度与低保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的地方将五保户纳入低保对象, 同时享受五保待遇和低保待遇, 而有些地方以五保户已经享有五保待遇为由, 拒绝将其纳入低保范畴。

(七) 司法制度的不健全

最低生活保障权就是这一物质帮助权在当今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其实际上就是维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帮助权, 而这种物质帮助权时宪法明文规定给每个公民的。所以, 对于公民来说这是一项权利, 而对于国家来说这则是一项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生相伴的, 公民在享受这一物质帮助权时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如保证不虚报、伪造、隐瞒的义务、及时退保的义务、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义务等;同样的, 国家最直接的就是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在为公民提供这种物质帮助权的同时, 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如审查审批的权利、低保户违反相关规定时撤销其低保资格的权利、要求低保户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权利、发现低保户不符合低保条件要求其退保的权利等。

虽然公民和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都有其应尽的义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违反义务的行为却比比皆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涉及在内, 但是无论在三大诉讼法还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关规定中都是比较苍白的, 并没有一个相对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责任体系规范。无论是公民还是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违反义务时, 都有可能因为某种情况法律的不涉及, 使得出现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现象发生。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现实中最常出现的, 就是农村居民对于各级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机构做出的不批准申请, 或者减发、停发低保时, 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是行政诉讼还是行政复议, 还是“复议前置”。再者, 由于农村居民受文化程度、信息闭塞等因素所限, 即使有相关的维权渠道也不能真正保障其权益, 如何来进行低保维权宣传也是制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分析

(一) 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 提高现有规范的法律效力

目前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立法, 现有的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地方性法规级别、地方性规章级别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级别, 其中又以效力等级最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最为详细。

基于此种情况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是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 在统一的《社会救助法》出台之前, 可以仿照现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制订适用于农村居民的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 采用行政法规的形式, 待到《社会救济法》颁布之时, 再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这两部分的条例一并纳入这一法律予以规范。其次, 针对现有的现有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较低的问题, 可以由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解决, 至于法规在一些具体环节上规定比较笼统等缺陷, 可以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来解决。

另外, 应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在社会救助方面的城乡差别由来已久,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国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之下, 社会救助制度应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化得局面, 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社会救助体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主体内容, 在城市已经普遍建立并基本成型,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在全面推广和探索完善之中。

在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之中, 由于原有的城乡二元体系根深蒂固, 我们可以先制定单独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暂时二元并立, 独立运行, 待时机成熟之后, 再制定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法》。

(三) 制定科学的低保标准, 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我国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较大, 畸高畸低的现象极为严重, 如果这些状况不加以改变, 必然会对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产生重大影响。由于现有的低保标准,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存在着很大差距, 有些省份甚至存在着数十倍、数百倍的距离, 这些已经突破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心理防线, 长期发展下去, 部分人可能会产生仇富心理, 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出现。

当然, 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 要制定一个全国完全统一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 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应当统筹安排,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不改变其现有的保障标准, 而是加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以及政策方面的倾斜, 提高其现有的保障标准, 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使得全体公民都可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四) 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运行机制, 加强管理和监督

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 可以借鉴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 以“政事分离”为指导思想, 建立一家或者多家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门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事业机构, 类似于社会保险中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由受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工作者才承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 仅仅充当一个政策制定者、出资承担者和监督管理者的角色, 而不涉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工作。同时,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要实现规范化的管理和监督, 对整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全过程都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事, 杜绝“优亲厚友”等不正常现象的发生。

(五) 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退出机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制度, 不是申请一旦获得批准之后就可以永远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待遇, 对于困难程度缓解并且收入水平已经在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线之上的家庭应当及时退保, 停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要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退出机制, 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入手:一是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相关辅助制度, 例如低保家庭主动申报退保制度、群众举报制度、管理机构主动监督制度、张榜公布制度等。二是要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政策结合起来, 对于一些有能力自我脱贫的家庭要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 做到“既救急又救穷”。三是要加强低保政策的宣传力度, 使得广大的农民群众可以理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 在符合退出条件时自觉自愿地退保。

(六) 理清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关系

农村低保制度具有长期性、一贯性,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 而专项救助时由于一时的突发事件而引起的生活上的暂时困难, 或者是某些对象基于自身特殊原因引起的贫困, 不具有普遍性。政府既要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也要完善各项行之有效的专项救助制度, 更重要的是理清和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充分发挥其所肩负的社会功效。首先, 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基础性制度;其次, 对于在享受低保制度之后, 由于自然灾害、疾病等特殊原因仍然不能解决最低生活的特殊群体, 在通过专项救济制度予以解决。最终建立起一个包括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老救灾救济等制度在内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七) 明晰法律责任的承担

在公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者违反规定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一问题上, 解决方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者的相关违法行为, 可以通过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方式予以解决;第二, 对于低保户的虚报、隐瞒、伪造等行为, 可以由有关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警告, 情节恶劣的予以一定金额的罚款;第三, 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中发生的纠纷, 公民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 对于行政复议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改善广大农民生活、逐步实现农村发展的重要一步, 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这几个方面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以完善, 才能够发挥其最底线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功效, 真正做到保障农民生存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参考文献

[1].王伟奇.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2].左菁.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3].欧阳仁根, 赵新龙.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杨华.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5].王齐彦.中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6].陈俊.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想[J].博士论坛, 2009, (3) :13-16.

[7].周伟, 杨凤, 张志胜.城乡统筹下的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6) :24-25.

篇8：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报告

＿＿＿社区（村）委会：

我是＿＿＿＿社区（村）居民因＿＿＿＿＿＿＿＿＿＿＿＿＿＿＿＿＿＿＿＿＿＿＿＿的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我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将现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家庭基本情况（户籍所在地、家庭现住址、人口等）： ＿＿＿＿＿＿＿＿＿＿＿＿＿＿＿＿＿＿＿＿＿＿＿＿＿＿＿＿＿＿＿＿＿＿＿＿＿＿＿＿＿＿＿＿＿＿＿＿＿＿

二、家庭成员身体、就业、求学状况：

＿＿＿＿＿＿＿＿＿＿＿＿＿＿＿＿＿＿＿＿＿＿＿＿＿＿＿＿＿＿＿＿＿＿＿＿＿＿＿＿＿＿＿＿＿＿＿＿＿＿

三、家庭实际收入情况：

＿＿＿＿＿＿＿＿＿＿＿＿＿＿＿＿＿＿＿＿＿＿＿＿＿＿＿＿＿

四、家庭赡养抚养情况：

＿＿＿＿＿＿＿＿＿＿＿＿＿＿＿＿＿＿＿＿＿＿＿＿＿＿＿＿＿

五、其他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

＿＿＿＿＿＿＿＿＿＿＿＿＿＿＿＿＿＿＿＿＿＿＿＿＿＿＿本人反映的情况真是、可靠，愿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通讯联系方式：＿＿＿＿＿＿＿＿

篇9：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书

XX县XX镇XX村委：

我叫XXX，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妻子XXX，女，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现均住XX县XX镇XX村XX组。我们夫妻俩膝下无子，只有四个女儿。现在四个女儿虽然都已经出嫁成家，但她们家庭收入勉强只够维持各家生计，生活也都比较清贫，经济十分拮据。因我们夫妻二人积劳成疾，尤其是我年老多病，多年的高血压和关节炎，尤其是相当严重的肩周炎使我丧失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已经不能再下田地干活了。致使家庭经济异常困难，年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生活十分拮据。我两个老人生活过得真是捉襟见肘，特别艰苦.幸好，我两个老人听说中央对特别困难的农民有政策照顾，可以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我异常高兴之余，相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人民政府会给我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我的生活危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为此，我们夫妻二人特向政府申请领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让我们能安度晚年！望政府、村委及各级领导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X村XX组XXX

篇10：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查报告及处理建议

近日，部分离休老干部向市委主要领导要求解决落实生活福利待遇，市委书记王雄同志和市长曾益民同志先后作了批示。根据书记、市长指示，桂良同志立即召集人事局、老干局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上级有关政策文件及涟源的实际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及处理建议报告如下：

一、根据国发〔1980〕253号文件第五条规定：“干部离休后，原标准工资（含保留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其他各项生活待遇，都与所在地区同级在职干部一样对待，并切实给予保证” 的具体精神，离休人员要求落实水电气的福利补贴符合政策规定，其要求是合理的。

二、2008年全市离退休人员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两个特殊群体统一发放了6000元/人〃年的津补贴，其中离休人员按85%发放，退休人员按78%发放。但市直机关和乡镇办事处在职人员没有实施规范发放津补贴，部分单位发放了水电液化气补助。此项经费由各单位自筹。

三、按照中央、省有关文件、政策规定，非生产性福利待遇离休、退休人员同样可以享受。因此，如果离休人员的水电气补

贴可以另行补发的话，那么退休人员的水电气补贴也要补发，必然要引起连锁反应，可能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

四、建议：市委、市政府尽快制定规范津补贴方案并予以实施，使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津补贴发放均能按市里规定的文件统一执行。

篇11：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一、关于最低工资争论的文献综述

反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工具,价格管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特别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如果对所有部门实行劳动力价格管制,虽有可能提高员工工资,但同时劳动力需求下降,市场均衡被打破,造成失业增加。(Stigler,1964)。第二,低收入工人处境恶化。实际劳动市场中的劳动者存在差异,最低工资制度对非熟练、技术较低的工人影响较大,特别在青年中的表现更为明显(Neumark et al,2004)。第三,反贫困效果作用微弱。最低工资会对人力资本产生负效应。雇主会减少在职培训的费用支出,或者削减雇员后续教育的时间。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增加,势必增加在激烈竞争中择业和再就业的难度。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并没有改变家庭总体收入分配或减少贫困。

支持最低工资制度的观点:首先,最低工资能够增加就业。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存在一定雇主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上,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劳动力雇用量应达到劳动力边际收益等于劳动力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实施恰当的最低工资不但不会减少雇用量,反而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就业。第二,存在冲击效应。最低工资的提高将冲击厂商,使其从雇用低工资的劳动力转到提高管理水平,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或者更有效地利用资本(坎贝尔,2004)。第三,激励效应。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将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来促使工人尽职尽责,增加雇员怠工的机会成本,最低工资造成的短期失业上升能有效抑制整个经济中低工资工人的怠工状况,从长期来看能减少总失业水平。

国内关于最低工资的争论也很激烈。张五常(2006)、平新乔(2005)、蔡昉(2005)等认为最低工资阻碍就业。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是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促成的。任何削弱这竞争力的政策都不应该考虑。如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会提高民营企业用工的实际成本与违约成本,客观上削弱城镇就业量,不利于城市化进程。罗小兰(2007)、王梅(2008)等则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并不必然减少就业,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对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的提升有正面作用。

二、我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的现实基础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决定需要对劳动力的价格进行合理的干预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自发形成均衡价格,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提升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实现这一最终结果的前提是:交易双方必须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否则,合理的交易价格就不可能产生。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十分特殊。首先,我国凭借经济持续增长及低成本优势,全球资本不断流入、从中套利,而劳动力却受到诸如地域、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缺失的约束,迁移成本较高,导致流动受阻。我国拥有庞大的非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价格变动极不敏感,压低工人出售劳动时的议价能力。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与流动受限、绝对过剩的劳动力形成鲜明对比,资方和劳方地位不等,均衡价格无法形成。第二,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结构。一是报酬丰厚、稳定性较高、工作条件好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供给者主要是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其次是工资低廉、流动性高、工作环境差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供给者主要是下岗人员、农民工及其他弱势群体。这两个市场互相分割,最低工资制度主要是对二级市场起作用。因此,我国最低工资保障的对象和目标与部分西方国家相比有一定差异,还未达到提升失业者生活质量的高度,仅仅是助贫解困,满足其最基本生活需要的低层次目标

金融危机下国内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遭遇重大冲击,劳动力需求迅速萎缩,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均衡工资水平之下。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现有工资水平W1低于均衡工资W0,供求缺口为GH(郭继强,2005)。由于供大于求,促使工资进一步下降到W2,且会无限制地向右下方持续发散下去,远离均衡点。若在W2与W0之间设定最低工资Wm,则会终止发散。虽然与W2相比,劳动力需求减少了,却远远小于劳动供给量的减少。换言之,最低工资制度不仅使劳动者收入增加,而且还降低了失业率,充分发挥了其减少贫困、调节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强势资本与弱势劳力之间的矛盾尖锐,最低工资制度能提升社会福利

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工业国,长期以来,依靠低成本、低福利政策实现国家资本的快速积累。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巨大资金缺口,招商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政府给予投资者许多优惠和保护政策,投资者的地位是相对强势的。相反,对劳动者的利益却鲜有关注,资方和劳方地位悬殊,矛盾日益尖锐,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劳动者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上占有份额太少。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2 000美元,但从工资变动情况来看,在过去11年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近1/3,工资水平的升幅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增幅(郑明桥,2009)。职工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被资本所有者占有,个人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较低,劳资双方在分配上的巨大悬殊,加重了社会不平等。

2. 工资增长速度低于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小。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公报数据,2004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大幅上升,2004-2007年增速分别高达43.09%、17.4%、31%和36.7%,远远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职工工资的增长水平,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份中的20个市(区)、1 000个多种所有制企业及10 000名职工的问卷调查,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只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还有12.7%的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次调查还发现,港澳台地区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0。表明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下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相当低廉,具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3. 工资水平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要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水平是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之一。丁守海(2006)研究了农民工工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工工资与农业收入差距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1993-1998年是低水平的稳定阶段,经历了1999-2002年较大幅度的比例攀升,2003年开始回落,2004年跌入了15年来的新低点,与1990年的水平大致相同。农民工数量的变化也呈现相同趋势。2004年之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浪潮,表明在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与农村劳动力剩余并存的悖论(李月,200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若干年快速转移,造成农业产出连续下滑,已威胁到农业正常生产,客观上需要城市部门给予更多补偿;由前面阐述的原因,剩余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都逐渐加大,特别是当下年轻而富有权利意识的农民工二代,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对一定的社会保障已经有了需求,对恶劣的用工环境不再屈从,因此城市部门只有支付更多的报酬才能够保证劳动力的转移。

(三)维持最低工资制度刚性有助于行业升级和产业的转型,走出“低技术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走低工资战略,成为国际性出口加工制造业基地。然而正是劳动成本低廉造成行业进入门槛过低,低端行业供给过剩。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使利润日益微薄,不愿意在技术更新、提高员工素质方面加大投入,宁愿多雇一些廉价工人,少用先进设备,缺乏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随着资源成本不断上升和行业竞争加剧,单靠压低工人工资已难以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急需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但进展较为缓慢。在宏观经济面较好的情况下,通过低水平大规模扩张,也可保证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缺乏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完成产业升级需要较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暂时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在鼓励技术创新、引进新兴产业、培育朝阳产业方面要投入大量资源,财政收入短期内会有所减少。这些负面影响导致地方政府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因此,在经济平稳运行过程中进行产业升级并不是恰当的时机。这次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机遇。在经济危机中,政府通过确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维持适度的最低工资标准,成为一种间接的“外力”迫使企业抛开对劳动力低成本战略的依赖,引导其走出“低技术陷阱”,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将“危”转化为“机”。通过产业调整,将一些已经过剩的产业或优化、转型,或外迁、倒闭,打破原有低价竞销策略的恶性循环,促进市场良性竞争的形成,从而推动出口加工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最低工资制度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转轨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习惯依赖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忽视或压低某些特殊资源(如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的合理价格。生产实际成本与真实成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市场价格信号发生扭曲,导致大量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步伐缓慢,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影响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到宏观调控的综合绩效。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也比较突出。因此,要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宏观调控除了要解决就业、通胀、国际收支等问题,还需在优化产业结构、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升民生福利方面有所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应停留在传统项目上,还要着力完善要素价格体系,通过相机调整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正确传递市场信号。最低工资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尤为必要。最低工资制度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健全劳动力价格调整机制,让低收入者维持适当的购买力,扩大内需,引领经济走出危机。

三、完善最低工资保障的政策建议

尽管目前对于劳动力市场是否需要进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还存在争议,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和目前的实践来看,在该领域还没有达到不需要管制或者完全取消管制的阶段,关键在于如何将两者观点有机结合,通过设计更适宜的制度框架将最低工资制度正效应最大化、负效应最小化,而不是将两种理论视为完全的对立。

(一)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客观条件

1. 健全立法。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自上而下地进行,立法是政府意志的最高体现。当前最低工资制度仅在《劳动法》中以法律的形式提出,具体实施则主要通过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的政策性文件或者通知来指导,属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对企业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名大于实,民众对最低工资保障的共识度不高,因此需要加快法制化进程。

2. 促建劳资双方协商机制。随着近年来对劳动权益的广泛宣传,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步加强。劳资双方协商机制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将公平正义的理念引入劳动市场,对劳资双方均有受益,还可弥补既有劳动法规的不足。政府在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应力推劳资双方协商机制的建立,提高劳动群体的谈判地位,让劳资双方在相互平衡和制约之中共渡时艰,获得双赢。

3. 加强管理和监督。在执行最低工资的过程中,部分企业采取相应策略来规避政策的实施。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的监察与惩处,处于“民不举官不究,不告不理”的被动状态。政府应该建立严格、高效的监察体系,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让违纪企业及时曝光,增加其违规成本,充分调动多方力量,让个人、社会团体和媒体发挥各自优势,多渠道对企业进行监督。

4. 公共财政的支持。在经济危机中,为了保障低技能人员的正当权益,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可以对雇佣低技能人员、自觉执行最低工资保障的企业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进行适度补贴,政府在招工、工商税务等政策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和奖励,激励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对于个别确实因生产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等原因,无法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企业,政府可设立工资支付保障基金机制,给予应急解决。

(二)适度增加最低工资标准适用的灵活性

我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具体执行标准是由不同省、地区根据实际经济收入情况各自制定,但在同一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涵盖全体行业、全体人员的。笔者认为,由于每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弹性不一致,对工资标准高低的反应不相同,这种全行业全体员工适用同一标准显得过于单一、宽泛。

不同行业存在不同的劳动力需求弹性,对价格的敏感程度不一。对于劳动力需求弹性较低的部门,实行较为严格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对于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的部门,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一般而言,制造业由于固定成本投入比例较高,从管理人员到普通术工人一般均要有一定的培训投入,因此劳动力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较低,即劳动力的价格需求弹性较低;而服务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价格需求弹性较高,因此可以增加服务行业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适当放宽劳动力价格的管制。

(三)探索最低工资实施的新模式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但使用不当也会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理论界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可以回避这两个极端,开辟“第三条道路”,探索一个折衷的新模式。现行最低工资制度的最大不足在于它只针对个人为单位的收入保障,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考虑以人口数目为基础的“家庭最低收入”保障来替代。在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对劳动力价格的直接干预可以适度放松,增加个人市场工资的自由度,政府重点保证不同人口家庭的最低收入。通过市场规则激励职工在危机中奋进,通过政府干预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折衷方式可实现社会安全网范围的更加扩大。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4).

[3]郭继强.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力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4]坎贝尔.R.迈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M].刘文,赵成美.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5]罗小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就业效应分析——对全国、地区及行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7,33(11).

[6]李月.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成因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7,(11).

[7]平新乔.关注民企劳资关系[J].中国改革,2005,(4).

[8]王梅.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J].开放导报,2008,(2).

[9]张五常.没有必要实行最低工资制[J].商界,2006,(10).

篇12：关于要求继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畜牧兽医局、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等单位根据相关政策由事业单位调整为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我们工作人员也通过考核从事业身份过渡到参照公务员管理简称“参公”但“参公”后我们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却遭不公待遇极大地伤害了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特此恳请丽水市组织人事部门尽快调整参公政策使我们参公高级职称专业人员工资待遇能按主任科员套改。理由是

一、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是根据法制建设需要从上到下一条线施行参照公务员管理是组织行为而不是我们个人行为。我们具有高级职称的人为了顾全大局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参照公务员管理。

二、目前我市参公政策不够全面。丽水各县市在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办法中均只有中级职称可以套副主任科员的规定但对高级职称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参公也只能跟中级职称人员一样按副主任科员套改这种做法造成参公之前具副处级工资待遇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在参公后却只有副主任科员的待遇。

2三、兄弟市县实施实例。杭州市在2002年就出台了杭人薪200266号文件明确规定“95年5月11日及以后取得中、高级职称的可分别对应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模拟确定其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基数”。杭州、义乌、舟山等地都实行副高职称直接按主任科员级以上级别套改定级杭州本级按副处级别套改。如杭州市淳安县对工作年限满15年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就直接确定为主任科员。余姚、义乌等地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是按主任科员套改执行“老人老办法”的政策工资就高不就低。

四、政策依据。《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中组发200820号第四条考核合格的新录用公务员按以下规定任职定级二其他新录用的公务员„„其他具有工作经历的可根据其资历和工龄比照本机关同等条件人员确定职务与级别。《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第九条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新录用人员的任职定级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五、目前我市公务员队伍中属于工人编制的工勤人员他们可以按技工等级来确定工资而我们这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却只能确定为副主任科员工资水平远远低于高级工的工勤人员单位身份转换了但我们工作环境没变、工作内容没变、工作要求没变工资待遇却大幅下降这显然有悖于《丽水市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尊重劳3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之精神。